小河法院事件

⑵ 律师和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

律师和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他们分歧的缘由何在？到底会有哪些分歧？我们能否通过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减少或趋无？面对程序违法的庭审，律师是配合审判还是控告违法？面对司法甘受权力染指，律师是举报还是容忍？面对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主旨，律师只能痛心疾首还是奋起反抗？面对……..可以说，在任何一起律师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难免触碰权力的身影。或许在当下中国的司法生态中，权力已经左右了任何影响性案件的审判，但是，任何一起影响性案件的背后，虽说实为权力指导结果，但总会披上司法的外衣，毕竟，这还是一个将“依法治国”停留在口号阶段的国度，司法多多少少会在形式上掩盖权力染指的内幕。而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评析，也丝毫不会将此案简单定为司法主导的错案之一，而只能将其定性为权力指导背后的司法冤案典型。

关于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是对话还是对抗？是交流还是交恶？是举报还是容忍？是配合审判还是守护法律？是甘受权力指导还是勇于揭露司法内幕？是坚决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还是牺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换取罪轻刑罚？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一再视而不见还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径勇于举报？这是摆在很多律师面前的难题，也是令很多律师困惑的问题，更是让诸多律师难以招架的课题。

在2012年1月10日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审判中，先后有四位律师遭遇法官驱逐，且有十多位律师接连遭遇法官训诫，瞬间，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冲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按说，律师和法官本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上双向互动的法律主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应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实，案件得以公正处理。而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着检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梁山的。于此，开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师配合法院审判，以便“圆满”完成这场审判活动。但是，为什么会有法官认为律师应当配合法院？在黎案中，这是因为法官认为自己审判案件宣告被告无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罪行轻重上律师应该有所作为，不应“纠缠”于无罪辩护。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师认为不构成犯罪，法官又不会判处无罪。这样，便在律师和法官之间产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么法官本应追求公正审判，以程序正义追求实体公正，但小河区法院却一再固执地认为律师认为黎案做无罪辩护是“捣乱”，这样，庭审期间的各类控诉和驳回控诉就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趋火热化，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按说，法官本应感谢律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质疑和质证，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实，以此作做公正判决，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检方的选择性控诉而蒙蔽，由此导致冤假错案的酿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检两家同处一室，都在联合对付律师。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做出判决的职责丧失了，成了和公、检两家一样的追诉犯罪。这样，法官势必会认为律师控诉庭审程序违法是在捣乱，由此便对律师产生后天的厌恶，那么，惩戒和驱逐律师的恶性事件就势必发生。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探讨，律师和法官本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定位？法官审判案件要求律师配合有无法理依据？律师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惩戒或是驱逐律师？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律师的作用应该是什么？两者之间在案件审判上有无严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案件律师做无罪辩护是无理取闹？律师是否认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连控诉程序违法？这些问题，都是厘清律师和法官之间分歧四起必须面对和回应的焦点。

而在我们的认知中，法官的职责在于庭审的两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在未裁决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于任何一方，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审判案件不得甘受权力染指，独立公正审判案件，凭借法律和良知对案件作出裁决。而法官的尊严也体现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结果上，并非在权力的干涉中案件结果被他人定夺，自己充当权力靶子。法官审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那么当然不能要求律师配合法院审判，而应该要求律师依法办案即可。

而律师的作用在于依法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以便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针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法提出质证和对质，以便法官在控诉和辩方的对质中逐渐厘清案件事实，一步步接近事实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决。律师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质疑者，是防止法官办错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师认为法官枉法裁判，理应提出控告，虽然控告不一定会得到回复，但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却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的期望，律师都应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辩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无法左右庭审程序的公正审判，当程序正义无从保障时，律师能否控诉法官偏袒控方，并以此为由拒绝辩护？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情况。以黎庆洪案为例，众律师质疑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级违法，此案不应当由小河区法院审理，而应当由贵阳市中院审理，于此，律师和法官之间便产生了第一个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义的先决条件，未有审级合法，何谈实体公正，据此，众律师纷纷控诉，但法官就是不予理会，因此，法官还给了几位律师以惩戒。这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便是，法官违法之后如何还让律师尊重法庭程序，一个违法的庭审谈何力求实体的公正裁决。因为，法官首先应该以自己的职权保障庭审的程序公正，然后才能要求律师尊重庭审秩序，如果庭审的程序违法在先，律师的控诉便在于保障程序正义，而不是无理取闹。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审的辩论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审不受关注，自己能安心审判，而律师认为违法的庭审应该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违法的庭审继续下去，这是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个分歧。此分歧表面在于理解法条的偏差，实为听从权力还是依据法律办案。按照公开审判的原则，连同记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审的案件，缘何律师不能向外播发信息呢？如果，律师播发的信息有夸大或是误导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惩戒，但是，律师微博“直播”的庭审信息只是记录庭审概况，完全可以等同于庭审见闻，据此，本不应被限制，但小河区法院却依然采取限制举措。这样的分歧产生，不是因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于权力之后，总后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师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个别是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来，更多集结于司法受制于权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本旨导致的“体制性羞辱”。由此，律师对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于权力的司法不公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多。而何以平息和调解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分歧，恰当之处在于，司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案件结果可由法官决定，外界无从或是不得插手过问案件，那种“领导过问案件很正常”的说辞完全是司法甘受权力染指的罪证。当律师面对公正的司法审判时，何以会无端或是无故控告司法不公呢？当然，我们亦不排除个别律师主动通过关系疏通而寻找案子解决之道的其他途径，但在多少律师看来，能遇见一位讲法律、懂情理、会办案的好法官，实乃办案之幸。

最后，我们分析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寄望于在调和两者之间分歧的同时，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职业追求。他们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线上，一方主导案件结果，一方帮助当事人处理法律纷争。其共同目的在于将案件事实查清，还当事人以公正结果。法官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实体公正，律师通过程序性事务处理协助当事人达至案件公正结果。在两造构架中，律师依法办案，不得作出有悖于律师职业道德和纪律之事，并充分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以此努力力促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审判案件，不得偏向于任何一方，对每一方都本着公正之心，充分保证每一位当事人之合法权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义，并达至实体公正。这，才是正常的律师和法官关系之形态，虽有理想化之嫌，但却是我们应予努力的方向；虽有超然之意，但却是我们应予追求的理想形态之巅。

⑶ 巧家县小河法庭地震过后现在能接案子吗

能接案子，现在一个地震，只要不是大震，不会阻止任何的办公的没有问题

⑷ 向全国最有名的律师咨询,"小河案"对于法治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微博上律师都在刷屏这个话题

2010年7月12日，贵州省抄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关于黎庆洪案的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撤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6日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检察机关撤诉后，依法应该释放黎庆洪等被告人，公安机关虽然有权继续侦查，但是通常应当先放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等。但是，公安机关并未放人，而是对黎庆洪等人启动了“重新侦查”程序。案件再次到检察院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所谓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犯罪嫌疑人，从原来的17名，增加到了近70名；目前，本案已进入审判阶段，起诉书所列被告人达到了57名之多，出场参加辩护的律师则高达88名，为建国以来人数纪录之最。
小河案，或者将中国法制车轮推进1公里，走出刑讯逼供、律师配合法官庭审和谐、违法管辖和裁判的泥塘；因为中国最需要良心与道德感的正是法官，如果中国法官在本案如此好的背景下仍坐失提升司法为国家第一权威的良机。

⑸ 不服贵阳市小河法庭的终审判决该怎么做

你的案子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实行一审终审，因该判决属于终审判决，自送达时即生效，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不可以上诉。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对于小额诉讼案件，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小额诉讼判决不服的，仍然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望采纳！

⑹ 孝昌县小河镇铁岗村杀人案什么时候开庭

开庭时间，判决时间，案件进展等等。
当事人到法院一问变知。

⑺ “收钱后判送钱者输”的辽宁高院法官被免，事件的始末有何细节

引言：一直以来觉得法官和法院都是让人十分尊敬的地方，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一些受害者申冤，能够让他们获得自己应有的赔偿，可是里面还是存在着一些毒瘤，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声誉。就比如说这一次辽宁高院法官他收了钱，结果却没有办成事，这件事情就显得格外的讽刺。

三、判案法官记反了对象。

然后那个法官就表示拿点钱之后就会发判决书将钱放在了后备箱里。并且这个送钱的过程也被距离10米外的贾某所看到，当时就认为这个事情办成功了。不过大家知道吗，送到钱之后的三天里面，判决书上面还是维持原判。这个就让他有一点不太了解，为什么还要继续要钱？结果大家知道吗，这个法官竟然说是记反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事情，小编认为已经处在这个职位上，那么就要做对得起自己职位的事情，不能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损害大众的利益。

⑻ 小河人民法院可以写离婚起诉书吗

起诉离婚的，原告方自己写好或委托他人写好离婚起诉书就可以递交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并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缴纳案件受理费。

⑼ 南川区小河镇,土垭村李朝刚有案子吗

答:南川区小河镇人民法院，土垭村李朝事实应该是刚有案子。

⑽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如何操作

您好，最高法院领导曾在修改后刑诉法培训讲话中指出：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当庭对证据合法性作出裁判，确定是否为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进而决定是否对该证据依法进行举证、质证。如果当庭难以确认的，可以休庭进行评议、研究，休庭后必须对是否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给出决定意见。检察机关和律师方面通常也希望法院这样做。但这个意见并未完全反映在配套司法解释中。
最高法院《刑诉法适用解释》第10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司法解释仅规定“告知调查结论”，并未明确何时及如何告知结论，更没有要求必须在调查程序结束后当庭告知结论。这意味着，司法解释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有所调整，第33 条规定：“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正确理解本条规定，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原则上应当当庭作出决定。这是因为，只有首先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才能确定有关证据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实践中，一些法院不愿或者不敢当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作出决定，是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能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
第二，“当庭裁判”不等于“当即裁判”。特殊情形下可以休庭后作出决定。有的案件，由于案情疑难、重大、复杂，加之争议证据又是案件的关键证据，合议庭短时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进行评议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开庭时宣布决定。通过这种原则与例外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既能确保按照法律规定和诉讼原理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争议当庭作出处理，又能确保特殊案件的处理符合司法实际的需要。实际上，证据合法性认定是一个重要、复杂的问题，按照现行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依照审判流程及程序作出处理，符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际。
第三，如果一味强调对证据合法性问题立即当庭裁判，可能诱发司法风险。一旦法庭囿于各种客观原因不能当庭作出结论，容易引起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不满，进而影响到法庭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贵阳小河案”就是典型的案例。所以，对证据合法性问题采取灵活的裁判方式，既不违背法律规定，且较为稳妥可行。
第四，无论是当庭还是休庭后作出决定，在法庭作出相关决定之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这就避免了一些学者担心的“如果法庭对证据合法性问题不及时告知结论，会影响到法庭调查程序以及控辩双方发表意见”的问题。
第五，关于法庭作出决定的方式。鉴于刑事诉讼法未对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处理结果单独规定救济途径，因此，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可以采用口头决定方式当庭作出处理，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当事人对法庭有关该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在上诉程序中一并提出。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