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法院司法改革

❶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❷ 小额诉讼程序是再审申请是原级别还是上一级

小额诉讼程序再审申请，应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六条 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

当事人以不应按小额诉讼案件审理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成合议庭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2)河南法院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案例：

河南修武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一起民事案件

人民网郑州2月8日电 （石国庆 通讯员 王艳华）修武法院周庄法庭在民诉法解释出台当日，即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审结了一起涉及劳务合同的民事案件。

该案原告在2013年9月份雇佣原告去山西省沁水县干活，后承诺2013年年底给付工资2540元，并于2014年1月19日给原告出具欠条一份，但后来迟迟未兑现承诺。周庄法庭受理后，快速启动小额诉讼程序，现场给当事人办理了立案手续，并由专人错时送达了传票，确保案件及时开庭。

被告经依法传唤后未到庭，周庄法庭依法缺席审理了此案，并及时下达了判决书。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从当日起实施。该解释的一大看点即是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程序转换、裁判文书简化等内容作了明确细化规定。

2014年，修武法院对小额诉讼程序在实务中的运用就进行了不少探索：改革了立案流程，对于符合小额诉讼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排位按照小额诉讼案件立案，并在立案同时向当事人发放小额诉讼须知；

创新了送达方式，专门在法庭成立了直接送达小组，实行错时送达，提高了送达效率；

简化了庭审方式，灵活组织庭审，大部分小额诉讼案件，经过简单的庭审即能结案，大大节省了审理时间；

简化了法律文书，实行“要素式”裁判，提高了审理效率,全年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122起。

❸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基层法院

龙亭区位于开封市中北部，1956年建区，2005年进行区划调整，因著名古建筑“龙亭”而得名。现辖2乡（北郊乡、柳园口乡）、4办事处（北书店办事处、午朝门办事处、大兴办事处、北道门办事处），共有44个行政村、13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91.51平方公里，人口16.6万。
龙亭区人民法院的前身是开封市人民法院第四区分庭，建立于1953年8月，1954年6月第四区分庭撤销，1957年11月建立龙亭区人民法庭。1960年8月龙亭、鼓楼两区合并，龙亭区人民法庭撤销，1961年6月龙亭、鼓楼两区重新分开，恢复龙亭区人民法庭建制。1968年1月并入龙亭区军管组法院组，1973年3月市军管会撤销后，恢复开封市人民法院，同年6月建立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龙亭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建院初期，内部未设庭室，1976年10月以来，根据审判工作和法院建设的需要，建立了相应的机构。现有机构：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一庭、民事审判二庭、行政审判庭、立案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法警大队、办公室、政治处、研究室、纪检组、监察室。
主要荣誉：
2004年被授予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2005年被龙亭区委、区政府授予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先进集体、优秀投资环境贡献奖2006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市级文明单位标兵；
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市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院党支部被龙亭区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院党组被区委授予统一战线先进集体；
民一庭被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
刑庭被区委、区政府授予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先进集体2007年被市委授予开封市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被区委、区政府授予信访工作先进单位；执行局被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
民二庭被市中院授予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
法警队被市中院授予全市法院司法警察速射射击比赛第二名、全市法院司法警察队列比赛第三名；
2008年被区委、区政府授予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平安建设先进成员单位；被区委、区政府通令嘉奖一次；执行局被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
法警大队被市委政法委授予政法系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刑庭被区委、区政府授予政法系统先进庭；
历任院长：
刘梦珠、高润才、庞树田、李良民、宋航林、冯宪宽
历任副院长：
刘梦珠、付明聪、高润才、朱天广、冯宪宽、赵研明、王峰岚、张忠、王巧凤、李宝金、刘建庄、胡平、谷景良、郑永强、焦世峰、李利华、程向辉
现任院领导班子成员：
党组书记、院长 赵 洪党组副书记、政治处主任 刘 兵党组成员、副院长 郑永强党组成员、副院长 李利华党组成员、副院长 程向辉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霍建国党组成员 刘建庄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栗庆平 尉氏县地处豫东平原，淮河的一大支流贾鲁河从境内穿过，辖区6镇11乡，辖区面积1257平方公里，人口85万人，尉氏县城居于开封南45公里，城内有风景优美的东湖、曹魏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啸台和与秋瑾齐名的辛亥革命女志士刘青霞故居，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尉氏县人民法院成立于1952年，现有在编干警102人，建院以来，全院干警以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全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各项职责，大力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和其他改革，全院的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3年，洧川人民法庭被最高院授予“全国指导基层民事调解工作先进集体”，2005年张市人民法庭被最高院评为“全国优秀基层人民法庭”并荣立集体一等功 ，刑事审判庭等7个部门先后8次荣立集体二等功，该院的新闻宣传、司法行政、公文处理、信息、调研等多项工作多次被省高院评为先进集体。2007年尉氏县人民法院被评为全市优秀基层法院。尉氏县人民法院设二级机构22个：
机构负责人：
政治处 仝新华
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 马丽梅
执行局 周火才
民事审判第一庭 吴延岭
办公室 蔡燕峰
民事审判第二庭 崔志强
司法行政科 赵 年
民事审判第三庭 朱凯峰
研究室 黄 超
行政审判庭 段根喜
监察室 吴艳丽
张市人民法庭 王志伟
纪检组 李帅华
水坡人民法庭 杨铁池
司法技术科 王晓明
大马人民法庭 陈占喜
立案庭 李向东
洧川人民法庭 戚振岭
审判监督庭 马占国
蔡庄人民法庭 李国卿
刑事审判庭 范开尉
司法警察大队 张瑞喜
院领导班子：
刘世亮：男 汉族 1965年11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历任杞县人民法院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委会委员、副院长、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纪检组副组长，2006年5月至今任尉氏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东风：男 汉族 1958年12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仝新华：男 汉族 1967年4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党组副书记 政治处主任卢现庄：男 汉族 1965年6月出生 法律研究生学历
副院长杜芳： 女 汉族 1961年1月出生 法律大专学历
副院长张振奎：男 汉族 1969年11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副院长耿福彦：男 汉族 1963年6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副院长王震峰：男 汉族 1963年10月出生 法律研究生学历
副院长宋国君：男 汉族 1966年4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纪检组组长周火才：男 汉族 1967年7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王明贺：男 汉族 1969年9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党组成员曹新民：男 汉族 1971年4月出生 法律本科学历 党组成员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原开封市人民法院郊区人民法院)始建于1975年12月,办公地址在区政府院南100米，与公安局、检察院同院，当时内设刑事、民事两庭及办公室。1989年，区人民法院下设10庭、1室、和4个人民法庭，编制48人。2002年3月办公地址迁至区文教局南邻。2002年10月机构改革，撤消告申庭，合并立案庭审监庭。至2007年，其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政治处、纪检组、监察室、司法技术行政科、法警大队、党总支、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一庭、民事审判二庭、民事审判第三庭、巡回法庭、行政审判庭、执行局、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编制74人，实有74人。
各部门负责人：刑庭庭长董征、民一庭庭长邢允波、民二庭庭长徐昆、民三庭庭长徐跃、巡回法庭庭长朱广兵、行政庭庭长黄卫勇、立案庭庭长张永林、审监庭庭长卞亚峰、办公室主任高卫东、监察室主任陈登贤、法警大队大队长张学刚、行政科科长任文玲。1989年1月～2005年9月期间，开封市郊区人民法院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点，以审判工作为中心,以确保司法公正为主线,以深化司法改革为动力,以提高队伍素质为组织保证，全面推进各项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同时，区法院与区检察院、公安分局密切协作，在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同时，致力于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为加快全区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这些年来，共受理各类案件27361件，审结26973件，结案率为98.58%。
主要荣誉
2006年3月被最高人民法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权益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等，涌现出全省十大杰出法官、一等功获得者李桂芝等一批优秀法官队伍。
历任院长:
于光荣 1989.1～1990.4肖合钧 1990.4～1993.7曹德安 1993.7～1995.4庞树田 1995.4～1997.12李冉斋 1998.3～1998.8闫国顺 1999.3～2003.1王文涛 2003.1～2006.5常风臣 2006.5至今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东连商丘，西接开封，是通往鲁西南的重要门户，辖11个乡、5个镇，总人口 76万人，总面积111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95万亩。这里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并为之献身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
兰考县人民法院的前身是兰封和考城两县设立的司法科，新中国成立后两县分别成立人民法院，1954年6月兰封县和考城县合并成为兰考县，法院也相应合并为兰考县人民法院。兰考县人民法院成立以来，历任共有22任科长（法院前身为司法科）、院长。
现任院长、党组书记为孔令营。兰考县人民法院现有在职人员114人，其中法官64人，法警7人，其他干部34人，工人9人。四高法官9名，一级法官32名。副科级以上干部45名。兰考县人民法院机构有21个，分别是：民一庭、民二庭、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行政庭、执行局、固阳法庭、红庙法庭、坝头法庭、张君墓法庭、立案庭、审监庭、法警大队、司法技术科、办公室、行政科、基建科、通讯科、政治处、研究室、监察室
1990年来，兰考法院荣获的省级以上荣誉有：
1990年12月被省高院授予“两庭建设先进单位”。
1992年3月被省高院授予“集体二等功”，
1992年12月被省高院授予“信息调研先进单位”。
1995年被国家经贸委工商管理局技术监督局授予“打假先进单位”。
1998年12月被省高院授予“司法统计先进单位”。
1999年1月被省高院授予“法制宣传先进单位”，1999年4月被省高院授予“‘四最’先进单位”、同时被授予“集体二等功”。
2000年，被最高院、团中央评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2001年被授予省级“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
2002年被省高院评为“司法统计先进单位”。
2004年先后被省高院授予“两庭建设先进单位”、“纪检监察先进单位”、“思想宣传工作先进单位”，2004年12月被省爱卫会授予“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2005年先后被省高院授予“信访工作先进集体”、“集体一等功”。
2005年被最高院授予“全国优秀少年法庭”。
2006年固阳法庭被省高院授予“集体二等功”、“2005年度涉诉信访工作先进集体”，2006年1月少刑庭被十九部委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贡献奖”。
2007年，固阳人民法庭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授予“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刑事庭获得“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同时被省高院记集体一等功；兰考法院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被省委政法委、省高院评为清理执行积案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民二庭被授予“全省民商事审判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于被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河南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院领导班子成员:
孔令营，男，1968年4月出生，河南通许人，汉族，党员，法学硕士，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在中南政法学院学习1989年7月至2004年8月，在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办公室主任、副院长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在华东政法学院读研究生2004年8月至2006年5月，在开封市政法委工作2006年5月至今，在兰考县人民法院工作
孙汐，男，1968年10月出生，河南省兰考县人，汉族，党员，法学学士，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刑事庭、青少年综合审判庭、行政科、基建科和通讯科工作。1983年8月至1986年6月，在开封市第二师范学校学习1986年7月至1988年8月，在兰考县坝头乡初中任教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在中南政法学院学习1992年8月至今，在兰考县人民法院工作
孔维君，男，1961年1月出生，河南省兰考县人，汉族，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执行局、法警队工作。1981年9月至1984年7月，在郑州牧专学习1984年8月至1984年12月，在兰考县农牧机要局工作1985年1月至2004年8月，在兰考县检察院工作2004年8月至今，在兰考县人民法院工作
陈志力，男，1967年8月出生，河南省兰考县人，汉族，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行政审判、立案信访、审判监督工作。1987年9月至1991年7月，在郑州大学学习1991年7月至今，在兰考法院工作
张建民，男，1966年2月出生，河南省兰考县人，汉族，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司法技术室，主抓工、青、妇工作。1985年12月至今，在兰考县人民法院工作
庄著立，男，1965年12月出生，河南省兰考县人，汉族，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分管政治处、研究室。1985年9月至1987年9月，在河南省司法学校学习1987年9月至今，在兰考法院工作
陈剑光，1974年6月出生，河南省兰考县人，汉族，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兰考县人民法院纪检组长，主管纪检、办公室工作，协管司法能力考评、信息、宣传、调研工作。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在河南省司法学校学习1994年7月至今，在兰考法院工作 开封县位于豫东平原，北依黄河，三面环抱古都开封，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辖区15个乡镇，面积1302平方公里，总人口67万人。
开封县人民法院位于县城县府西街38号，在编干警98人。开封县人民法院1951年12月正式成立，自1955年10月12日开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至今。
历任院长分别是：张锋、朱兵胜、王文轩、杜绪忠、李春观、付智广、顾宪良、曹德安、赵延明和李佩生。
现任院长李佩生。
开封县人民法院设置二级机构20个，分别是政治处、办公室、研究室、纪检组（监察室）、立案庭、刑事审判庭、少年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第二庭、民事审判第三庭、行政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司法警察大队、司法鉴定技术科和陈留法庭、杜良法庭、范村法庭、八里湾法庭、朱仙镇法庭。
各部门负责人
政治处主任李运新
办公室主任仇政法
研究室主任赵根喜
监察室主任张贵山
立案庭庭长耿士毅
刑事审判庭庭长杨友才
少年刑事审判庭庭长郭庆霞
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文彬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叶素琴
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王培德
行政审判庭庭长焦志强
审判监督庭庭长段耀礼
执行局副局长（负责人）崔建民
司法警察大队长鲁健
司法鉴定技术科科长马国光
陈留法庭庭长秦晓歌
杜良法庭副庭长（负责人）王忠贵
范村法庭庭长曹自强
八里湾法庭庭长何晓梅
朱仙镇法庭庭长李冰。
开封县人民法院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在各个历史时期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行使审判权，维护生产、教学、科研、人民群众生活秩序，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近年来，院党组提出了整体工作创一流，单项工作争第一的奋斗目标，狠抓管理管理和队伍建设，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受到群众欢迎，得到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的肯定推广。
开封县人民法院先后被命名为全省优秀基层法院，全省法院思想作风整顿先进集体，新闻宣传、两庭建设、司法行政、公文处理、信息、调研等多项工作被省高院评为先进单位，2007年被省高级法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开封县人民法院院长及班子成员简介
1、李佩生，1965年 2 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省法学会会员，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1985年7月到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2002年调至开封县法院任党组书记、代院长、院长。
2、王连山，1959年6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3、薛冰，1966年5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4、王秉坤，1963年11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5、陈广伟，1958年9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6、魏国成，1970年5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7、李安伟，1971年5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8、李伟，1965年12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9、仇政法，1973年11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0、刘琦，1981年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11、李运新，1967年1月出生，汉族，法律本科文化，现任开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组建于1973年5月，其前身是开封市人民法院顺河区人民法庭。该院现辖两个乡、六个办事处，辖区面积86.73平方公里，辖区人口24.11万。
三十多年来，该法院经历了恢复组建和曲折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该院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 在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创出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在队伍建设上， 他们坚持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强化专业素质教育， 认真做好增编补员工作，队伍不断发展状大，到2007年底，该院在编干警由组建时的不足10人增加到69人，其中本科以上毕业55人。
近年来，他们结合法院工作实际，狠抓法院队伍建设，充分运用审判职能作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各项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该院曾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2002年2月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院领导简介
现任院长许新启，汉族，1962年1月出生，研究生毕业，中共党员，1997年11月任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02年12月任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06年5月任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副院长：李昂，汉族，1967年6月出生，本科毕业，中共党员，2003年7月任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副院长：肖兵，汉族，1967年11月出生，本科毕业，中共党员，2004年8月任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副院长：凌敏，汉族，1968年6月出生，本科毕业，中共党员，2004年8月任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副院长：张武捷，汉族，1967年9月出生，本科毕业，2004年8月任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翟渊涛，汉族，1961年12月出生，本科毕业，2004年8月任开封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处主任：赵芳，回族，1968年1月出生，本科毕业，2007年6月任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历任院长：
1973年5月---1979年3月 张保臣
1979年3月---1984年3月 海金生
1984年3月---1992年12月 崔茂森
1992年12月---2002年12月 冯宪宽
2002年12月---2006年5月 宋航林
2006年5月至今许新启
主要荣誉：
2004年被授予省级卫生先进单位。2005年被龙亭区委、区政府授予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先进集体、优秀投资环境贡献奖2006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市级文明单位标兵；被区委、区政府授予市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院党支部被龙亭区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院党组被区委授予统一战线先进集体；民一庭被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刑庭被区委、区政府授予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先进集体2007年被市委授予开封市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被区委、区政府授予信访工作先进单位；执行局被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民二庭被市中院授予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法警队被市中院授予全市法院司法警察速射射击比赛第二名、全市法院司法警察队列比赛第三名；2008年被区委、区政府授予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平安建设先进成员单位；被区委、区政府通令嘉奖一次；执行局被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法警大队被市委政法委授予政法系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集体；刑庭被区委、区政府授予政法系统先进庭；
历任院长：
刘梦珠、高润才、庞树田、李良民、宋航林、冯宪宽
历任副院长：
刘梦珠、付明聪、高润才、朱天广、冯宪宽、赵研明、王峰岚、张忠、王巧凤、李宝金、刘建庄、胡平、谷景良、郑永强、焦世峰、李利华、程向辉
现任院领导班子成员：
党组书记、院长 赵 洪
党组副书记、政治处主任 刘 兵
党组成员、副院长 郑永强
党组成员、副院长 李利华
党组成员、副院长 程向辉
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霍建国
党组成员 刘建庄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 栗庆平

❹ 司法考试政策放宽地区是怎么回事

司法考试政策放宽地区的原因为：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在艰苦边远地区和民版族地区适当降低司法权考试门槛有关精神。

根据地方法律实务部门申请，经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将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林区的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纳入放宽条件地方。这37个县级区划内的考生。

报考学历条件放宽至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司法考试放宽地区范围有所扩大，将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林区的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纳入放宽条件地方。

(4)河南法院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司法考试政策放宽地区介绍如下：

司法考试放宽地区有以下省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得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即可，不论是否为法学专业，也不论是否为全日制学历，也不要求具有三年法律工作经历，都可报考。

❺ 全国高院巡回法庭怎么划的

最高人民抄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2015年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巡回法庭，管辖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有关案件；在辽宁省沈阳市设立第二巡回法庭，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有关案件。今年11月份，经中央批准，又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增设4个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设在江苏省南京市，管辖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5省市有关案件；第四巡回法庭设在河南省郑州市，管辖河南、山西、湖北、安徽4省有关案件；第五巡回法庭设在重庆市，管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5省区市有关案件；第六巡回法庭设在陕西省西安市，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有关案件。

同时，第一巡回法庭增加管辖湖南省有关案件，第二巡回法庭管辖区域不变。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直接管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内蒙古5省区市有关案件。

通过以上布局，实现了管辖范围全覆盖。

❻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网络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❼ 秉公执法形容哪些人物

秉公执法指持心公正无私地执行法律法规可以用来形容司法工作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
司法工作人员：是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四条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的范围。）
侦查：负有侦查职责的人员。这些人员包括各级公安、国家安全、检察等依法行使侦查权的机关中负责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进行侦查、讯问职责的人员。

检察：负有检察职责的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中担任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进行法律监督的人员。
审判：负有审判职责的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中担任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审判工作的人员，包括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书记员。
监管：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员。包括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监狱劳教和社区矫正部门中担任监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和劳教人员职责的工作人员。
行政执法人员，是下列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
行政执法部门主要包括： 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事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城市管理局、卫生局、卫生监督局、建设局、交通局、信息产业局、水利局、农业局、畜牧水产局、林业局、商务局、文化局、体育局、审计局、统计局、中小企业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园林局、档案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社保局、气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民族宗教局、城乡规划局、房产管理和住房保障局、物价局、环境卫生局、粮食局、旅游局、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科技局 此外，还有一些办公室和委员会： 外事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计生委等部门。

❽ I的作文单词

快 乐

快乐，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
我喜欢看书，在书海洋里享受快乐。在书的海洋里，我增长了知识，这就是我的快乐。在书中我读了许多童话故事、散文、小说集、诗集，这是快乐。
我喜欢帮助别人，在公交车上，我为老人和比我小的小朋友让坐。有人摔倒了，我把他扶起来。帮助别人也是快乐的。
院子里有一个老奶奶，每天提着沉重的东西，一拐一拐的向前走，我每天放了学都帮着老奶奶拿东西，老奶奶因此特别喜欢我，而且还送过我书本呢，不过我什么都没要，但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大家都夸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感到非常快乐。
朋友，不要为找不到快乐而烦恼，快乐是无处不在的，只要你愿意去助人、学习、看书，都可以找到快乐

❾ 怎样才能避免类似赵作海冤案的再次发生

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张立勇院长向新闻界表示，造成这起错案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责任，并誓言“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说，现在可以认定，此案存在刑讯逼供。
记得在多年之前参加上海召开的一个有关湖北“佘祥林冤案”的研讨会上，我曾提出：我相信，如果我们严格执行当时那些被许多人认为并不完善的法律规则，这起冤案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还说：如果我们现行司法运作的机制不改变，严格依法司法的理念不确立，可能促成司法违法的机制因素不消除，哪怕今后的法律再完善，类似佘祥林那样的冤案还会不断发生。
人们虽然十分关心和同情冤案当事人赵作海的处境，也急切地想知道他在那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九次有罪供述”的细节及缘由。不过，大家其实早已心知肚明，具体案件的情节虽然千差万别，但冤案形成的机理大体如一，那就是：虽然我们的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早在1996年就进行了修改，但不少司法工作者的法治观念却并无与法同行、与时俱进，刑事司法的运作机制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的甚至依然故我。所以，在关注赵作海等这样一些冤案当事人惨痛命运的同时，如何使司法者乃至整个政法系统真正确立起现代法治理念，如何从制度层面上彻底革除旧有的司法运作模式，又如何使我们的刑事司法真正步入符合司法规律的良性轨道，才是法律工作者和司法改革的设计者、决策层应该着力反省和深思的问题。
我们的司法机关近年来不断力求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达到统一。但“社会效果”似乎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甚至常常被庸俗化。如果把被害人家属的“强烈要求”等都不加分析地视作应当追求的社会效果，就非常容易造成误判，使执法陷入困境，甚至使非法律因素介入司法变得更加便捷和有机可乘。在刑事诉讼的控辩审三者关系上，应当形成合理的“等边三角形”诉讼结构，法院必须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辩护一方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难以形成对控方的有效制衡，同样需要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创新。
应当看到，冤假错案的形成是一个法律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个方面去进行评判或修正，都不能从各局部关联性的整体视角上去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现在最为迫切的，还是应当从加强依法司法的观念，消除可能促成司法违法的机制因素入手。所谓法官办案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实就是要从遵守法律的程序和证据规范开始。经不起现行法律评判的案件，又怎么能够成为“铁案”并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呢？过去的“佘祥林案”和如今的“赵作海案”，其实都是背离了当时法律基本要求的错误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