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小布什
不怕司法不公正，因为有九个大法官。
另一个阵营是奥巴马任命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和索尼亚·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任命了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 Ginsberg）和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金斯伯格已经83岁，但他拒绝退休。结果，斯卡利亚的去世在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建立了平衡。法院大法官如何根据其意识形态公开投票？看看法院的一些裁决。首先是2000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出任总统的裁决，随后是影响枪支管制法律的裁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裁决以及关于劳工权利的裁决，从左到右有明显的渐变。
㈡ 小布什上任前是干嘛的
得克萨斯州州长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习称小布什）1946年7月6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幼年移居得克萨斯州，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和休斯敦长大。他的祖父是华尔街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曾是共和党参议员。其父为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他1968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士学位，1968年至1973年在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空军担任战斗机飞行员，1975年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5年至1986年，布什在得克萨斯经营一家从事石油开采的公司。1989年至1994年，他是得克萨斯“牧人” 棒球队主要合伙人。
布什1994年至2000年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他2001 年1月就任第43任（第54届）美国总统，2004年11月3日竞选连任获胜，并于2005年1月20日就任第55届美国总统。他是继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之后第二位踏着父亲的足印入主白宫的总统。
㈢ 布什和戈尔竟选总统时得到的选票各是多少
小布什赢了154张选票。那一年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和民主党的戈尔。他们实力非常接近，杀的难解难分。很多州选票十分接近，差距很小。尤其是关键的佛罗里达，六百多万张选票统计下来，最小差距时，小布什才赢了154张选票、甚至有还有过58张选票的不完全统计。
(3)美国最高法院小布什扩展阅读
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非常独特，并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各州根据选举结果派出的“选举人”投票选出总统。美国各州根据人口多少分派不同的选举人票。比如，人口众多的加利福尼亚州有55票，人口稀少的阿拉斯加才一票。如果一个候选人在某个州获胜，他就获得了这个州全部的选举人票，即所谓的“赢者通吃”。
现在美国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只要获得270张就可以当选美国总统。这种独特的选举制度可能会造成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简单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却输掉选举的结果。但它比简单多数的方法更能保护小州的利益。否则，候选人会只在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州争夺，根本不管小州的选情。这是美国的开国者们设计出的一种精巧的制度。
佛罗里达是个大票仓，共有25张选举人票。这一年，其他州的选情都已经揭晓，唯独佛罗里达成了关键。谁能拿下佛罗里达，谁就是美国总统。由于“赢者通吃”的规则，这一百多张选票就决定了佛罗里达全州25张选举人票的去向，也就决定了谁是下届国总统。对于一个有一亿多选民的国家来说，一百多张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㈣ 为什么要说布什是“小布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于1924年6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密尔顿。1942年菲利普斯学院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海军当飞行员。退伍后到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48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业。1951年与人创办布什－奥弗比石油开发公司。1953年至1959年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1956年至1964年是休斯敦扎帕塔近海石油公司总经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布什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66年至1970年任国会众议员，曾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委员。1971年至1973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73年至1974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任赖斯大学副教授，并在得克萨斯州经商。还是达拉斯、伦敦、休斯敦等地第一国际银行和一些公司的董事，也是哈特基金会会长。1980年11月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84年11月连任副总统。1988年大选中战胜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入主白宫。1989年1月年至1993年1月任美国第51届总统.这个是老布什.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习称小布什）1946年7月6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和休斯敦长大。他的祖父是华尔街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曾是共和党参议员。其父为美国第51届总统乔治·布什。中学毕业后，18岁的布什进入耶鲁大学主修历史学。毕业后，布什进入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空军，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直到1973年离开空军。此后，布什又在哈佛商学院求学两年。 1994年，他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并获得成功。1998年他竞选连任，成为该州历史上首位得以连任的州长。
2000年8月，布什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同年11月7日，布什参加了美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总统选举。最后，由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什成为美国第54届（43任）总统，并于200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正式入主白宫。他是继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之后第二位踏着父亲的足印入主白宫的总统。
2003年5月16日，布什正式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竞选连任。2004年9月1日，美国共和党在纽约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布什为该党总统候选人。11月，布什赢得大选，再次当选美国总统，2005年1月宣誓就职。 这是小布什.因为父子俩都当过总统,所以大家为了区分他俩,习惯上称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为老布什,把乔治·沃克·布什称为小布什.
㈤ 小布什是美国第几任总统
43 美国第55届总统
㈥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一手发动两场战争，退休12年过得如何
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美国的政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闻名古今的总统，而谈到父子总统，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必定是老布什和小布什，除此以外便是亚当斯父子。
在2008年的时候，老布什悄然逝去，如今出生于1946年的小布什已经74岁。身为美国前总统，目前的他已经度过了12年的退休时光，虽然外界对他的评论各有千秋，但他并不在乎，仍然过得十分惬意。
在世界人民的印象当中，他曾经一手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扎入中东泥潭中而无法自拔。虽然子承父业，但是他在任期间所立下的功劳却并未像父亲那般伟大。如今已经退休12年，他现在的生活又过得怎么样呢？
小结
伟大变为可笑，只有一步，但再走一步，可笑又会变为伟大——佩思
从2001年到2008年，小布什政府全力反恐，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他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颜色革命也使得他受尽非议，再加上总统的不作为，他一时成为民众的笑柄。
但他并未因此变得踌躇不前，退休后的小布什没有闲下来，反倒把生活过得其乐无穷，无论是商业赚钱，还是培养爱好，他的退休生涯令世人羡慕。
正是因为他走了一步又一步，心态也强大而坚定，所以身处外界争议下的他仍然气定神闲，将所有的可笑之语抛于脑后，回望他潇洒自信的一生，如此伟大而又豁达的内心令人敬佩不已。
㈦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谁最高法官共有9位吗职务以及分别都是谁提名的
约翰保罗斯地文 (出生：4月20日, 1920)当前是最资深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陪审法官. 他加入了法院并且是法院的最老和最长的服务新任成员。1975年共和党总统 杰拉尔德R。 福特任命。 安东尼斯卡拉 (出生：3月11日, 1936)。美国法学家，次资深法官，1986年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 安东尼肯尼迪 (出生 7月23日, 1936)。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1988年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 克拉伦斯汤姆斯 (出生 6月23日, 1948)。美国黑人法学家，最高法院陪审法官。1991年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任命。 露丝金斯伯格 (出生 6月23日, 1948，女)。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1993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任命。 斯蒂芬杰拉尔德 (出生： 8月15日, 1938)。美国律师, 政治人物和法学家，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1994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任命。 约翰Glover罗伯特 (出生：1月27日, 1955）。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 2005年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小布什）任命 。 赛缪尔安东尼 (出生4月1日, 1950)。美国的最高法院陪审法官。2006年 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小布什）任命。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 (出生6月25日, 1954。女。拉丁裔)。美国的最高法院陪审法官。2009年民主党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任命。
㈧ 小布什为什么能当上美国总统，是靠老布什关系当上的吗
㈨ 谁是当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小约翰·罗伯茨，1955年1月27日出生。罗伯茨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文学士(1976年)和法学博士学位(1979年)。毕内业后容先是担任第二上诉巡回法院的亨利·肯尼迪法官的书记官，1980年又担任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伦奎斯特的书记官。1981-1982年，曾担任里根政府司法部长的特别助理。1982-1986年，担任里根政府的白宫法律顾问。1986-1989年，在华盛顿特区当律师执业。1989-1993年，出任司法部副部长。1993-2003年，重执律师业达10年。2003年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2005年经布什总统提名，并获参议院高票通过，于9月29日就任美国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
补充你的问题:John Glover Roberts
㈩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