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责任制改革
A. 什么是司法责任制改革
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的内容：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试点。
1、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充分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健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机制，防止案件“带病”起诉，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2、深化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探索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3、扎实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深入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
4、研究建立行政违法行为法律监督制度，完善和规范检察建议的提出、受理、办理、反馈机制，完善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范围和程序。抓好各项改革落实，巩固改革成果。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实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改革之路。要遵循司法规律，紧紧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要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把解决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贯穿司法体制改革始终。要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广大群众和政法干警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改革共识。
排除非法干预、保证公正司法，首先要从司法机关内部做起，从司法领导干部做起。这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与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制度相互衔接配套，共同构筑起抵御干扰公正司法的制度防火墙。中央政法各单位都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办法，切实将这项制度落实好。
B. 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 经济 之间存在诸多 问题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从而导致我国司法权的地方化;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体制不 科学 ;法官素质不理想;审判方式陈旧落后，审判流程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现象；“人情案”、“关系案”，甚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况普遍存在，个别司法裁判不公，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 ，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问题进行了 分析 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对策：一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 中国 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 影响 的司法体系,二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 规律 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六要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 政治 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试 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 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一） 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C. 如何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
根据院长授权，庭长可以协助院长、副院长对延长审限等程序性事项和逮捕、拘留等强制措施进行把关。但是，可能影响案件实体裁判的程序性决定，应当由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作出，如延长举证期限、调查取证等。除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审判职责外，庭长应当从宏观上指导本庭审判工作，研究制定各合议庭和审判团队之间、内部成员之间的职责分工，负责随机分案后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分案的事宜，定期对本庭审判质量情况进行监督，以及履行其他必要的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
答: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一方面要确保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坚持放权到位。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改变传统裁判文书签署机制，院庭长对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文书，同时，不能以旁听合议、文书送阅、口头指示等方式实施变相审批。另一方面要坚持监督到位，规范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权，实现审判监督的内容、方式从微观的一般个案审批、文书签发，转向宏观的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审判质效监管，做到放权又放心。为此，一是要建立审判监督权力清单制度，明确院庭长在程序事项审批、审判工作综合指导、裁判标准统一、审判质效监管、排除案外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工作职责以及不得从事的监督管理行为。二是要建立以信息化手段为辅助的常态化监督机制，实现对审判流程自动化记录跟踪、提示催办、预警冻结，强化院庭长对审判流程、审判态势的智能化监管以及监督管理行为全程留痕。三是要推进司法工作标准化建设，完善各类人员、各类案件的权责配置标准、诉讼服务标准、审判流程标准、司法裁量标准、辅助工作标准、案件质量标准和办案业绩评价标准等，对所有司法活动形成规范化操作指引、可量化评价标准。健全完善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分案机制。四是要完善特定类型个案的监督，建立系统自动识别与人工判断相结合的特定类型个案甄别机制，院庭长主要采取听取案件进展、评议结果、提交法官会议和审委会讨论等方式进行监督。五是要大力推进案件质量评查，保障案件质量。积极利用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类案参考、裁判指引和大数据分析，统一法律适用。六是要健全干预过问与独立办案之间的阻断机制，防止监督管理越位。建设符合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特点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D. 如何完善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责任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专题的决定》15日发布，属指出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E. 怎样把法官终身责任制落到实处
如果是指狭义的法，则无法可依；如果是指广义的法，则中央有要求。
一、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意见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顾名思义，就是法官对自己审理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出现问题后不能因为时间、岗位和职务变化而免责。
其实在中央政法委对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提出明确要求前，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在一些法院颇具雏形，如2008年云南省高院出台的《关于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颁布实施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中规定案件责任终身制适用于各自省属范围内的法院系统。
二、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制，责任制就是一句空话。
目前的现状是：法官若独立办案，很可能被调离职位。
法官独立办案的前提是法院独立审判。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即便法官可以终身，总涉及升迁调岗加薪等很多具体问题，法院对法官显然还是有很大的左右能力。而法院的财务人事都由地方决定，所以，要实现法官独立办案，单纯围绕法官职位考虑显然不够，需要在更广、更高的层面整体设计才行。
现实中，法官难以独立公正办案原因很多，有权力的不当干预，有人情金钱的滋扰，也有法官自身法律和业务素养不足的问题。法官终身制表面上可以解决一些权力不当干扰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其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权力结构没有变化，即便实行法官终身制，一些部门和官员仍然可以影响甚至主导法官办案。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中多数国家并没有终身制一说。法官终身制最典型的如英美法系的美国，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均终身任职，但其他法官也不是终身制。其实，终不终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法治状况。一个法治走入正轨的国家，法官只会依法办案，否则必受制裁。法治之下，即便不是终身制，法官也有充分的安全感，因为只要依法办案就是安全的；同时法官又会有压力感，因为违法办案无异于走钢丝。反过来看，如果法治不彰，制度形同儿戏，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法官终身制反倒会有害。所以，法官终身制对于独立办案，既治不了本也治不了标。一点一滴地推进法治建设，才是有意义的
F. 什么是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试点；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充分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健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机制，防止案件“带病”起诉，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深化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探索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扎实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深入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
研究建立行政违法行为法律监督制度，完善和规范检察建议的提出、受理、办理、反馈机制，完善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范围和程序。抓好各项改革落实，巩固改革成果；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实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改革之路。要遵循司法规律，紧紧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要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把解决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贯穿司法体制改革始终。要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广大群众和政法干警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改革共识；
排除非法干预、保证公正司法，首先要从司法机关内部做起，从司法领导干部做起。这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与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制度相互衔接配套，共同构筑起抵御干扰公正司法的制度防火墙。中央政法各单位都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办法，切实将这项制度落实好。
G. 什么是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
司法体复制改革中，司法责任制、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今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上海召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明确试点要求。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中央政法单位，及时出台关于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及配套工资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编制管理等方面改革意见，明确改革方向和政策导向。
H. 完善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最新相关信息
抄2014年10月底，十八届四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目前各地正在改革试点，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各地正在总结实践经验，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逐步完善这项制度。
1、主任检察官并不是行政领导，其主要职能体现在执法办案上。改革的最终方向应当是实现每个检察官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独立办案、独立负责。因此，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应着重考虑去官僚化，实现行政岗和业务岗分类管理。
2、构建检察长领导和主任检察官独立决定相协调统一的机制。原则上主任检察官应当执行检察长的决定，同时当双方意见不一致时，主任检察官可以建议把问题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主任检察官对决议须无条件执行。
I. 法官责任制：宋代提刑司是如何通过法官责任制保障执法公允的
宋代作为我国古代尊文抑武达到极致的朝代。文官系统高度发达，宋代从制度上抑制官员擅权和集权的行为。行政架构复杂而平行，各级官员互相制衡，皇帝权威大大巩固。宋虽然在抵御外侮上乏善可陈，行政的技巧，法律的完善，文官系统的成熟却大大超越了先前的朝代。而司法权就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这里的法官和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定义并不相同，他指的是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司法官员。《宋刑统》作为宋代法律纲领性的文件，对宋司法官员的管辖权，断案的期限，亲友的回避，现场调查的要求甚至在自己衙门里的会客，以及和其他官员的交往都做了详尽而严厉的要求。提刑司是其中重要的监督单位，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
一．法官责任制的前提，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宋朝通过加强对于司法受理主体的明确，和刑狱管理制度改革，为法官责任制提供了基础
1．受理成司法基础
对于司法来讲，管辖权是最基本的权限。熟知美剧的人都知道。FBI和美国地方警局经常在案件的主导权上发生纠纷。这就是司法管辖权的争执了，早在八百年前，宋代就对所有的地方中央的司法管辖有了明确的界定。
宋刑统中，对于不该受理而受理的案件做了严格的界定。这里最普遍的情况是，县级官员受理了刑事案件，规定指出，只有州级官员才可以接刑事案件，县级官员只有接民事案件的权力。
同时地方官员只能接本州县的案件，无论何种情况，干涉临近州县的案件都是越权的行为，类似的协调必须由专门的监司来执行。同时，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必须在同族亲友的陪伴下才可以接受诉讼。无宗族庇护的老人，经过反复核实情况属实后，才可以接受案件。
对于推卸责任，应该受理的案件装聋作哑拒绝受理者。州县长官直接追究主管责任，下级吏员接受杖责的体罚。
2．刑狱管理改革
监狱管理是司法部门重要的职权所在，宋代司法审判前的证人和嫌疑犯都是被拘押的。具体对于犯人来说，杖责是宋代重要的惩戒手段，也是刑狱的分水岭。杖责罪以上的罪犯强制拘押，杖责罪以下的罪犯则不能轻易拘押。
同时杖责罪以上的罪犯，只要案情明晰，可以结案的，也迅速流配和接受其他惩戒。官府不鼓励长期拘押。而对于不是嫌疑人的证人，只要不是案情需要和恶意不作证。州县也不鼓励拘押。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州县拘押的人数，使底层吏员可以借官司发财的心思稍稍收敛，也减少了政府的司法运营成本。
3．刑讯规定创新
体罚和拷打当然是古代司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也是最容易招致诟病的所在。宋代对拷打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简单的讲，他将司法官员完全的隔离在了其他行政体系外，确保司法的独立性，这样的确保是在对官员生活交往的限定下做出的，官吏在司法判定中远离人群，确保案情不被泄露，人情贿赂远离官司。
这样极端的不近人情的规定，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却给官吏正常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宋代将司法官员的独立性提高到了这样的高度，也体现了顶层对司法公正的渴望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3．回避制度的确立
宋代的司法回避继承了唐代的一些惯例，本身也有大大的发展。亲属回避是首先被确立的，他包括了司法官员上下级之间亲戚关系的回避，司法官员和嫌疑人证人之间亲戚关系的回避。由专人监督。
籍贯回避则让地方官不在自己的出身地和长期居住地为官，确保了判罚最大程度不被客观因素所影响。在同一件案件多次审理时，前任和后任主审官必须没有血缘或者姻亲上的联系。
由于当时官场同年也是很大的关系网，这方面也做了规定和要求，即司法官员上下级间和官员与犯人间，没有读书时候的同学关系，批捕的人，审判的人，抓人的人之间必须毫无联系。司法的各个环节被细化，自审自判的行为从根源上被杜绝。
J.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