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贯彻落实民法典

『壹』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网络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贰』 最高法第一批发布了什么民法典司法解释

你好，民法典尚未正式施行，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发布。

『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78、
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
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
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

『肆』 放高利贷的哭了！最高法发布新规：利率红线从24%降到15.4%

民间借贷迎来划时代巨变！

8月20日下午3点，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新闻发布会的召开，金融科技圈、民间金融圈沸腾了。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规：民间借贷利率受保护的上限，锚定为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而今日公布的1年期LPR为3.85%，4倍即为15.4%。

图片来源：央行官网

此外，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来看看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具体有哪些大变化。

巨变1 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

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0年8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利率较上期未变，仍为3.85%。

而2015年8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是这样规定的：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巨变2 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不得放贷营利

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

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四条第三项：

“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上述修改的依据是国务院1998年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修订）第四条，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的活动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依法应当取缔的范畴。

巨变3 严格限制高利转贷行为

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高利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高利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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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些变化也很重大

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原则精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

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即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业内：对众多民间借贷机构会产生较大冲击

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消费金融机构的产品利率都均超过了15%。

根据捷赢2019年第三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证券化信托受托机构的月度报告，资产证券化信托生效日为2019年8月27日，计息方式为30/365天，该项产品有23.1%的资产笔数的贷款利率在16%以下；76.83%的资产笔数的贷款利率在21%。

根据其入池资产利率特征来看，在报告期期末，加权平均贷款利率达到20.48%，最高贷款利率达到21%。

此外，根据《安逸花2020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证券化信托服务机构报告》，这一期产品显示，入池资产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为12.42%，最高贷款利率为24%。

从存续期基础资产持续购买分布的信息来看，贷款利率分布在0%～10%区间的资产笔数共计113675笔，占比为29.48%，

贷款利率在10%～20%区间的（不包括10%）的资产笔数共计215116笔，占比55.79%，贷款利率分布在20%到24%（不包括20%）的资产笔数共计56792笔，占比为14.73%。但值得一提的是，内部收益率在20%～24%（不包括20%）的资产笔数占比最高，达到89.92%，在该区间的本金余额占比达到67.75%。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认为，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一旦设为LPR的4倍，对于众多的民间借贷机构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现行的情况下，大多数民间借贷的利率基本上都是在24%~36%之间，一旦该政策实施，可能会有大批的民间借贷机构退出这个行业。

在黄大智看来，该项政策也会对金融机构产生较大的冲击，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贷款利率是由风险成本、资金成本、获客成本来决定的。在风险成本和获客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只有尽量控制资金成本。但资金成本又由货币政策等因素决定，短期内下跌的空间很小，因此该政策一旦实施，对于消费金融公司来说，其盈利情况和经营情况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不过，黄大智也预测，监管也会给这些机构留有一个缓冲期。而对于利率在24%～36%之间的新增产品，则可能会因此停发。

在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看来，虽然民间借贷保护利率上限进行下调，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它们还是要求助于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属于一种市场化行为，也不会因为被保护空间下调就主动降低利率，反而会引发一些潜在的争议问题。

对于该政策对借贷市场有何影响，沈萌认为，借钱的成本取决于借贷双方的谈判，而不在于法律的规定，贷出方对利率的设定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并不是最高法规定不保护就下调的，毕竟民间融资市场，中小企业或贷款人并不具备谈判优势。

有业内人士坦言，一旦实施政策，对于机构来说业务体量可能会受到限制，各家机构只能向更高的资产类别进行获客，对于一些相辅相成的机构来说，如银行的资金成本也要进行相应的下调，机构的风控也会受到相应的改变。

律师：可能会影响网络购物消费贷，尤其放贷主体是网络小贷等

对于民间借贷新规，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律师表示：

最终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年化15.X%，则非法放贷的利率标准就是前述15.X%，若放贷主体为“职业放贷人”（2年内10次）则涉嫌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

换句话说，以前超过年化36%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2019年10月21日之后）被定为非法经营罪；而新司法保护上限一变，对刑事入罪的标准也就同时变低，直接影响本罪的构成要件里的核心要点。

对于是否影响网络购物消费贷？

肖飒律师认为，有可能，若电商的消费贷放款主体是网络小贷公司、传统小贷公司，则受到本次利率上限调整的影响，利润空间大幅压缩，甚至有些商业模式基本跑不通，面临巨大挑战。

若提供资金的是消费金融公司，则基本没有类似问题，因为消费金融公司是银监会批准的持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放贷早在几年前就放开了利率限制，形成了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

记者|易望奇 易启江 谢婧

『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内试容行）》

178、
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
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
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

『陆』 新旧司法解释适用问题

法律分析：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时间效力规定》应当适用民法典的，同时列明民法典的具体条文和《时间效力规定》的相关条文。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引用法律、司法解释时，不必引用《时间效力规定》的相关条文。

法律依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

第二条 准备把握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新旧衔接适用：各级人民法院要把系统观念落实到贯彻实施工作各方面，全面准确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要准确把握民法典施行后的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规定》）等7件新制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以下简称《废止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等5个修改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的基本精神，在审判中准确把握适用民法典的时间效力问题，既彰显民法典的制度价值，又不背离当事人基于原有法律所形成的合理预期，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

第三条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

第五条 正确适用《时间效力规定》，处理好新旧法律、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问题。坚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时间效力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包括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规定废止的法律，根据《废止决定》废止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修改决定》所涉及的修改前的司法解释。

『柒』 最高法发布民法典实施配套司法解释有哪些

法律分析：目前关于民法典实施配套司法解释有：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一条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所称的“虐待”。

第二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捌』 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

法律分析：最高人民法院举行贯彻实施民法典全面完成司法解释清理和首批司法解释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统一规划、分批制定，急用先行、重点推进”原则，最高法制定了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7件新的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解释在其中。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条 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民法典施行前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租赁期限在民法典施行后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立有公证遗嘱，民法典施行后又立有新遗嘱，其死亡后，因该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玖』 最高法出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是什么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
为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好民法典，充分发挥总则编在民法典中统领全局的作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总则编司法解释），由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全体会议通过，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总则编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实施民法典，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的重要规范性文件。这部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相关案件、统一裁判标准、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实现高质量司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总则编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始自2020年6月开展的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工作中对《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等司法解释条文的逐一梳理。起草过程中，先后召开20余次调研论证会，系统征求了全国各高院、有关中央单位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意见，3次书面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得到了有力指导和帮助。
总则编司法解释的起草，严格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的要求，始终坚持广泛听取意见，确保条文内容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经得起检验。一是紧扣立法本意。充分尊重、全部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二是突出强基导向、实践导向。7次法院系统研讨会有5次是在中、基层人民法院召开，听取200余名一线审判业务专家意见。三是注重吸收学术成果。4次专家论证会涵盖老中青三代民法学者代表，累计200余人次参与论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有关专家参加起草论证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起草总则编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确保民法典与旧法的有序衔接。民法典施行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废止，最高人民法院相应废止了《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等司法解释。但这些司法解释中仍有不少条文与民法典一致，在审判实践中仍有重要指导价值，有必要予以保留并梳理整合，以免出现法律衔接适用空档，影响民法典实施。二是系统梳理人民法院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积累的经验智慧。民法典采取编纂式立法技术，大多数条文是对原有法律的承继。人民法院在适用这些法律规定处理民事纠纷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有必要将此一并纳入，以更好地实现统一裁判尺度的目的。比如，关于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作了细化规定，历经十余年的审判实践检验，有必要吸收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中。基于同样考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一些规定精神也被吸收到这部司法解释中。三是回应《民法总则》施行后亟待明确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总则编的绝大多数规定源自《民法总则》，已实施了四年多。其间，人民法院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也发现了一些亟待统一规范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特别是，民法典总则编凝练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严谨逻辑体系中“总”的特点和规律，这就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体系化思维，准确把握民法典总则编与各分编、民法典与其他民商事法律、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间的适用逻辑关系。上述三个方面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统一民事案件裁判尺度，更好地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民法典权威。
总则编司法解释共39条，分为一般规定、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附则9个部分。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理念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细化习惯的适用规则、监护制度、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制度规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彰显民法典强调公平正义、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特别是细化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见义勇为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在“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问题上亮明态度，坚决防止“和稀泥”，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二是内容上突出强调权利保护。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自然人的权利保护置于中心位置，从保护未成年人、胎儿利益，规范权利的行使，平衡失踪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司法立场。
三是形式上体现小而精的起草思路。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审判执行需求为出发点、以准确理解和适用民法典为原则，不追求大而全的体系，不追求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聚焦总则编适用中审判实践亟待解决、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基础，且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问题明确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2月24日
法释〔2022〕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事案件，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牋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就同一民事关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规定属于对民法典相应规定的细化的，应当适用该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典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适用该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
第二条牋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
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
适用习惯，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条牋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等有关规定处理。
二、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条牋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五条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
三、监护
第六条牋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财产状况等因素确定。
第七条牋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护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第八条牋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该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三十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九条牋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参考以下因素：
（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
（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
（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
（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第十条牋有关当事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指定，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认为指定不当，依法判决撤销指定并另行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后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变更监护关系处理。
第十一条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他人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订立书面协议事先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后，协议的任何一方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牋监护人、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就监护人是否有民法典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应当终止监护关系的情形发生争议，申请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作出裁判。
第十三条牋监护人因患病、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将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当事人主张受托人因此成为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十四条牋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案件时，下列人员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
（三）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但是不申请宣告失踪不影响其权利行使、义务履行的除外。
第十五条牋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原告。
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财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
第十六条牋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死亡案件时，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申请人的其他近亲属，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均已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二）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
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民事主体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但是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七条牋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适用民法典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五、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八条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但是实施的行为本身表明已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采用其他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九条牋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
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重大误解，并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
第二十条牋行为人以其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人转达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适用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牋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第二十二条牋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权益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
第二十三条牋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牋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应当认定未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依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六、代理
第二十五条牋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擅自行使代理权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牋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紧急情况。
第二十七条牋无权代理行为未被追认，相对人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的，由行为人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的，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相对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行为人能够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牋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