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法院死刑

『壹』 天长一90后女子为逼丈夫回家过情人节，竟放火烧家晒朋友圈。你怎么看

网络新闻的“刺激”,她的丈夫回家陪她情人节,用打火机在沙发上的毯子点燃烧,也会放火烧视频发送到朋友圈,最后被告李某因为违反刑法,天长城市人民法院判处三年监狱依法宣布缓刑五年。

情侣们怎样庆祝情人节？情人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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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天长陆云坤判多久

4月10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天长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陆云坤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敲诈勒索，被告人张国喜等人寻衅滋事上诉案。
2017年9月12日，天长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被告人陆云坤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追缴其敲诈勒索违法所得306.8万元。同案的张国喜、王玉陈等1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一年零十个月至三年零两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审宣判后，陆云坤等9名原审被告人提起上诉，滁州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法庭依序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二审庭审重点围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及各方提交的新证据等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期间，检察员、上诉人、辩护人均发表了意见。
因案情复杂，该案将择期宣判。
资料拓展：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可以知道，如果行为人开设赌场并提供场所和用具，供他人在里面进行赌博，从而谋取利益的，就构成了开设赌场罪。除此以外，如果犯罪嫌疑人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也属于开设赌场罪。这个罪主要有下面三个量刑幅度： 第一，基本刑为管制、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如果犯罪情节严重的，依法判处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如果有下面几种情节之一的，需要依法从重处罚：1、犯罪嫌疑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2、组织国家工作人员赴境外赌博的；3、开设赌场吸引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或者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

『叁』 崔钦天长法院：天长法院一审为什么没有记录胡，朱某二人真实证言对实施为什么断章取义其中胡证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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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毒赌黄、贪污腐败、浪费污染、恶霸横行是哪个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

网络上的
【个人档案】
姓名：包拯
字：希仁
外号：包青天；包家；黄河清；包公；包龙图；包黑炭。
籍贯：安徽合肥
特征：额头上有个月形记号，而且脸比较黑。（此特征为小说杜撰，并非真实）
生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属相：猪
生日：夏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元4月11日）
卒年：嘉佑七年（1062）
享年：64岁
谥号：孝肃包青天
父亲：包令仪，追赠刑部尚书
母亲：张氏
配偶：张氏（原配，早亡）；董氏（续娶）；孙氏（媵）
子孙：
·包繶（长子）、崔氏（长儿媳）
·包绶（少子）、文氏（少儿媳）
·包文辅（长孙，夭折）、包永年
中举：天圣五年（1027）29岁
出仕：景佑四年（1037），39岁
初仕：天长县知县
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
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佑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在民间信仰中，包公是阴间的审判官之一。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包拯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鸣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已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开封府衙铡刀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传说中的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生下来就是个“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儿，被父母遗弃。幸蒙兄嫂怜爱，将其抚养成人，并聘请恩师，教悔他一举成名。这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时代，深受父母恩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所以史书上说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正因为他孝顺父母，故在他29岁中进士后，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终，并且守制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过粗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负担。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在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
包拯的廉洁无私、受到人们的赞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这虽没有多大实权，但包拯能够尽职尽责，对宋朝的内政外交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三年后，包拯调任三司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掌管全国户口和税务。他曾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财政、监察事务，工作干得很出色，故两年后又升为户部副使。
确实见于历史记载的、有关包拯的断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长县任知县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无赖，将一个农民告到县衙，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杀了，自己留一点吃，其余拿到市场上去卖。”按当时宋朝的法律规定，民间私杀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县老爷的许可，那位农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杀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杀牛的农民，反而将这告状的人扣押起来，怒问道：“你为什么把人家牛的舌头割了？”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追问弄得惊慌失措，只得如实招供。这个无赖再也没有想到，这是包拯使了个“引蛇出洞”之计。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报案后，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这个农民。
如果让那个农民把牛杀了，就触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会进一步告发。所以包拯叫那农民回家把牛杀了，借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此计果然很灵。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机智。
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包拯生平简介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佑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历史上记载的包公是怎么死的
从相关记载可知，包拯从发病到亡故仅有13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还服用了“上遣使赐良药”。由于包拯生前敢于谏诤，不畏权贵，执法不徇私情，受到贪官污吏的仇视，又这样突发性地去世，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关注，即包拯究竟是病死？还是服药后被毒死的？最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安徽省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利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产生的同步辐射，对包拯遗骨进行了研究。发现包拯遗骨中钙、铁、汞元素比现代人骨中的含量高，而砷和铅的含量均比现代人骨中的含量低或相近。
众所周知，古代的毒药主要有砒霜（砷）、朱砂（汞）等，它们都具有“剧毒”的性质，包拯遗骨中砷含量较现代人低，可以初步排除包拯生病时服用大量含有砒霜药物的可能性，至于包拯遗骨中汞含量较现代人高，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古人为保存尸体（防腐），在棺木中放入朱砂，由于朱砂对骨头的侵蚀和污染引起汞含量增高；另一种可能是包拯生前曾服用小剂量含汞药和食品。同步辐射的研究结果，排除了包拯生前服用大量含有砒霜药物的可能性，但不排除服用小剂量含汞药物或食品的可能性。分析结果支持包拯属正常死亡的结论。
希望采纳

『伍』 蚌埠第一看守所怎么样要不要干活呢是不是好多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在看守所，需要做适当的体力劳动，一般是几个人住一个屋子里。

《看守所条例》
第二十五条人犯给养费主要包括伙食、炊餐具、被服、卫生医疗、日用品、取暖、降温、押解、学习以及其他必需开支的项目的费用。
人犯给养费的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财政厅、局根据物价等情况商定。
第二十六条人犯伙食要与干警食堂分开，单独设灶。应当在规定的标准内，力求调剂改善。食品要清洁卫生，开水要充分供给。伙食帐目每月结算一次。
患病的人犯、外国籍人犯，可视情适当提高伙食费标准。
第二十七条人犯居住的监室面积平均每人不得少于二平方米。
第二十八条看守所的人犯给养费和修缮费，必须全部转入看守所帐户，由看守所直接管理，严禁截留、挪用。使用经费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开支，严格审批手续。除人犯伙食费以外，一次使用经费二百元以内的，由看守所所长批准;超过二百元的，由主管局、处长批准。
看守所的行政和业务经费，按正常渠道列支。
第二十九条看守所对于人犯的日常生活要建立管理制度。
第三十条看守所应当有供人犯沐浴的设施、设备。
看守所应当依据季节变化和实际需要，规定人犯洗澡、理发、洗晒被服的次数和时间。
经常保持监室内外的清洁卫生，注意美化环境。每天打扫监室，定期消毒，并要做好人犯的夏季防署降温、冬季防寒保暖工作。
第三十一条对患病的人犯要及时治疗。人犯服药，看守干警要在场监视。发现人犯患有传染病要立即隔离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住院治疗;如办案机关决定变更强制措施时，依照规定办理。
人犯患病出现死亡危险时，要边积极抢救边告知办案机关。
人犯需要住院治疗的，须经看守所所长批准，并派看守干警值班看管，严防发生人犯脱逃、自杀等意外情况。不准使用人犯或者雇人看护住院的病犯。
第四十三条为了促进人犯的思想改造，增强人犯体质，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侦查、起诉、审判的前提下，看守所可以在所内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
第四十四条组织人犯劳动，必须量力而行，患病的人犯、死刑犯不得参加。严禁私自使用人犯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干活。

『陆』 杭州保姆纵火案罪犯被判死刑，如何找到靠谱的家政人员

杭州保姆纵火案罪犯被判死刑，如何找到靠谱的家政人员呢？

最后，宁缺毋滥。实在找不到合适、靠谱的家政人员，宁可自己暂时辛苦一点，不要以为财大气粗可以省力。有时候，不仅劳民伤财，还惹祸上身。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倘若不择手段来套近乎、捞好处的，千万得高度警惕！

『柒』 魏清安的主要事迹

1983年1月25日,正值春节前夕,中原大地寒气袭人。
那天下午,邻居魏天续(音)家正在盖房子,从本村请了很多人帮忙,魏清安也在其中,他与几个年轻人轮班拉土。
由于妻子临盆在即,魏清安不放心,趁拉土换班的间隙,不断地来回跑。下午5点,魏清安又一次回到家,他看了看妻子,便躺在床上睡着了。大约20分钟左右,村里兽医魏玉民来家里给猪打针,魏有捞叫儿子起来帮忙。魏玉民打完针离开时,太阳已经下山。
就在下午5点左右,与干沟村相邻的西南岭村发生了一起拦路强奸、抢劫案,女青年刘某被一名20多岁的陌生男子强暴,并被抢走了手表和手提包。
案件很快在附近村里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作出各种猜测。
案发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干沟村的所有年轻人被通知去开会。魏有捞说,当时村里干部只是说年轻人都去开会,具体开什么会不知道。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开会,其实是警方为了让被害人辨认作案者而故意安排的。
魏清安也被通知去“开会”。他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家,留下一个刚满月的女儿,再也没有回来 被害人刘某看了一眼魏清安,对现场的警察说:“看长相像是他,个子好像低了点。”
审讯时,魏清安不止一次地申辩说:“肯定认错人了,我脸上有一块疤,还有一个红痣,案发那天我的左手受伤了,包着纱布,当时喉咙疼得厉害,说话的声音不一样 ”
魏清安的所有辩解都是徒劳的。至于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承认强奸、抢劫刘某的,至今仍不为人知。唯一的线索是,魏清安被处决后,家人从看守所取回他盖的被子,拆洗时,发现被子里面缝了一个魏清安手写的纸条:“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作案,他们非让我交代,打得受不了,我只好按照他们的要求说 ”
魏有捞还记得,当时有好几个警察到家里搜查,最后搜到一个提包,说作案时抢走的就是这个包。“我跟他们说,这是我开会发的奖品,上面印的还有字,怎么成了抢来的包呢”?
魏清安被抓走后,魏有捞去找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我跟他们说,绝对不可能是清安做的,他当天一直都在给邻居盖房子拉土,很多人都可以证明,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作案!”
案件到了法院,魏有捞从邻近的偃师县请了律师,但法院不让参加辩护。魏有捞没办法见到身陷囹圄的儿子,只好反复向审判长交涉:“这可是人命关天哪,不能随便判,能不能判个死缓,人不杀,先挂着,如果确实是他做的,我连尸体都不收,俺一家人丢不起这个脸。”
魏清安到底是怎么判决的,家人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且从未看到判决书。
《法治周末》记者经过调查获悉,魏清安强奸、抢劫一案,由河南省巩县(现为巩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巩县法院以强奸、抢劫罪,一审判处魏清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1984年5月3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魏清安当日被执行枪决。
据有关人士证实,判决书下达后,魏清安拒绝签字,要求法院出示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等证据。在当天行刑时,魏清安大声喊冤:“这个案子天长地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
魏清安在刑场喊冤后,现场负责人下令暂停执行,紧急请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管领导。这位领导提出,从被害人阴道内提取的分泌物,经化验与魏清安血型一致,说明判决不可能错误。
最终,时年23岁的魏清安被处决。魏有捞被通知去收尸时,才知道儿子已经被处决了。
真凶在一个多月后落网
魏清安临刑前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 1984年6月,洛阳市公安局抓获了一名叫田玉修的盗窃犯(当时的法律尚无嫌疑人称谓),在被判处死刑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死刑复核,眼看就要拉去刑场了,田玉修向洛阳市公安局主动供述了他强奸、抢劫刘某的犯罪事实。
当洛阳市公安局向案发地巩县公安机关查证时,两地警方不禁大吃一惊 强奸、抢劫刘某的罪犯魏清安已经在半年前被处决,现在突然冒出一个田玉修,难道魏清安被冤杀?
案件迅速上报到河南省公、检、法高层,省委有关领导获悉此事后感到极度震惊,省委政法委决定成立由省检察院牵头,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派人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魏清安一案进行复查。
现已退休的王绳祖首先接受了《法治周末》的采访。当年,他是河南省检察院刑事检察处处长,案件的复查工作基本上由他负责。除此外,当时的调查组成员还包括:时任省检察院检察员王连珠、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刘怀珍、省公安厅处长葛中玉等。
对于调查组来说,深入此案的第一道关口是对魏清安和田玉修两人口供的甄别。在几乎所有的关于作案过程的审讯笔录中,魏清安的供述很详细,甚至连细节的描述都与案发现场完全吻合;而田玉修的供述却显得很粗,有些地方与受害人的说法不一致。
到底相信谁的供述呢?在一个口供还是主要证据,且口供处于案件的核心地位的刑事司法年代,要想排除口供是非常困难的。
河南省高院有关领导据此提出质疑,如果不是魏清安作案,为什么他交代的作案情节能够如此细致,与现场完全吻合?如果是田玉修作案,为什么他交代的作案过程含糊不清,不少细节与现场存在出入?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省检察院主要领导和参与调查的王绳祖、王连珠两位检察官在事前阅卷时已经发现,魏清安的供述表面上看起来很详细,与受害人的证言和现场勘查高度一致,但魏清安的供述极不稳定,在11次审讯中,五次作了有罪供述,另外六次又推翻了供述。其中,有三次笔录记载,魏清安从审讯一开始就拒不承认,最后两次则完全不承认作案,要求公安机关拿出他犯罪的证据。
作为检察官,他们从内心里隐约作出判断,这可能是案件侦查机关逼供、诱供、指供的结果。但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这种主观推测只会引起更加尖锐的矛盾。所以,他们必须寻找证据。
从关键物证上打开突破口
案件发生在傍晚时分。受害人刘某正骑着自行车往家走,冷不防被一个同样骑自行车的陌生男子撞倒在地,自行车受损,两人争执起来。男子表示帮她修理自行车。恰在此时,过来一位外村人问路。
待那人走远后,男子凶相毕露,将刘某拖至附近一间废弃的水泵房强奸,然后抢走了她的手表和手提包等物,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
时任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赵文隆与王绳祖等人一起,先后两次来到案发地点实地察看,发现水泵房位于野外,是一间没有门窗、四面透风的破房子。赵文隆提出,重点查找罪犯作案时所骑的自行车、所穿的大衣、皮鞋的下落、被抢手表的去向、魏清安有没有作案时间等事实。同时要查清魏清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环境下供述的,是否存在刑讯逼供。
调查组发现,在自行车、大衣、皮鞋、手表的来历和去向上,魏、田两人的供述差异较大。于是,调查组决定从本案的几个关键物证上打开突破口,对魏清案和田玉修分别供述的物证下落逐一追查,以判断两人供述的真假。
第一个物证:自行车。魏清安供述说,他当天作案时所骑的自行车是从邻居李秀荣家借来的,后来又说是从另一个邻居魏田胥那里借来的,是魏田胥的亲戚放在他家的自行车。而自行车到底是什么牌子,魏清安表示记不得了。
调查组找到了李秀荣和魏田胥,两人均证实,魏清安没有向他们借过自行车,以前的办案人员未向他们了解这一细节。
调查组提审田玉修,他供述说,作案那天骑的是一辆“双喜牌”28型自行车,该车是他作案前不久从洛阳市郊区铁路护路队偷来的。当天强奸、抢劫刘某后,他骑着这辆车逃到附近的偃师县城,顺手丢弃在一个理发店的外墙边。
理发店的员工向调查组证实,当时确实有一辆被丢弃的自行车,被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送到了公安局。调查组带着田玉修,在公安局院内的一大堆自行车中辨认,他当即认出了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双喜牌”28型自行车。
为了进一步确认田玉修口供的真实性,调查组将当初现场勘验提取的自行车车胎痕迹证据与该车花纹比较,二者完全一致,证明案发现场遗留的自行车痕迹就是田玉修所骑的这辆自行车。而魏清安关于此车的来历等口供系编造。
第二个物证:手表。魏清案供述:他将刘某强奸后,又抢走了她佩戴的手表,然后将其卖到洛阳,至于卖给了什么人,已经记不清楚。
田玉修的供述则非常详细。在实施强奸行为后,田玉修将刘某的手表抢走,一直戴在手上。田玉修乃吃喝嫖赌、杀人越货之徒,罪恶累累,他一路流窜到郑州,又去嫖娼,最后却没钱“埋单”,被卖淫女扭送到郑州市大同路治保会,那块抢来的手表被治保会没收。
调查组循线找到治保会工作人员,追查手表的下落,从治保会一路追到派出所,再到辖区公安分局,发现这里有很多收缴来的赃物手表。调查组带着受害人前往辨认。
受害人刘某说,手表是几年前姐姐结婚时姐夫送给她的礼物,“广州”牌,曾到镇上一家修表店维修过。面对公安分局库房内历次办案收来的各种牌子的手表,刘某认出了她的“广州”牌手表。
带着手表,调查组在刘某的引导下,找到了那家手表维修店。修表师傅拿过手表说,他有个习惯,凡是他维修过的手表,都要在手表后盖内部做一个三角形记号。师傅将手表后盖打开后,发现果然有个三角形记号。
上述情节表明,魏清安供述查无实据,而田玉修所言完全真实
第三个物证:大衣。受害人刘某证实,当时强奸她的男子身穿大衣。魏清安的口供称,那天他去自家田里浇水,由于天气很冷,他从邻居魏镇豹那里借了一件大衣,作案时穿的就是那件大衣。
调查组来到魏镇豹家里,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供述,因为魏镇豹根本没有借给魏清安大衣,况且案发那天魏清安在帮邻居拉土盖房子,怎么会去自家田里浇水呢 这个细节表明,原办案人员是多么的轻率,否则,稍加核实就能发现问题。
对于大衣的来历,田玉修的供述就像讲故事一样生动 田本是洛阳偃师县人,平时住在巩县回郭镇柏玉村,与魏清安所在的干沟村相邻。有一天,他路过附近的一个村,两个农民正在打架,其中的许某将大衣脱下来,让田玉修给他拿着。就在两个农民打得不可开交时,品行卑劣的田玉修趁机带着大衣跑了。在郑州嫖娼时,大衣和手表一样,都被大同路派出所暂扣。
好在时间不久,调查组让大衣的原主人许某从大同路派出所收缴的一批大衣中辨认,他很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大衣;再让田玉修辨认,他确认这件大衣就是当时作案时所穿的大衣。
第四个物证:皮鞋。由于案发现场是庄稼地,遗留的足迹表明,作案者脚穿皮鞋,且鞋底钉有铁掌。魏清安供称,他作案时穿的是一双三接头的皮鞋,鞋底钉了四个铁掌。同时,魏清安还画了一副鞋底花纹图,与案发现场提取的足迹花纹一模一样。
但是，经过认真调查，魏清安家从来没有三接头皮鞋，更没有在鞋底钉过铁掌。既然如此，魏清安为什么能够熟练地画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鞋底花纹呢？
检察长赵文隆在一次有“两高”人员参加的讨论会上说：“这实际上是逼、诱、骗的结果，根本不可信。据我们调查，魏清安被关押期间，办案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对他进行罚跪、捆打、电警棍捅、车轮战、不让他睡觉等手段。更令人气愤的是，趁家人给魏清安送饭之际，在馒头内夹纸条，以魏清安爱人的口气说：‘局长叫你承认，你就按他们的意思说，承认就没事了’。”
“至于作案现场鞋底花纹的痕迹，巩县公安局派了一个‘耳目’叫杨某，为获取证据，公安民警刘某将皮鞋痕画好后交杨某诱使魏清安照画，甚至在审讯时魏清安画不圆，还是刘某提笔代画的，这就是问题的真相。”赵文隆说，“如果没有事前准备，在座的各位谁能准确地画出自己的鞋痕花纹呢？因此说，画得越准确，可信程度就越低。”
再看田玉修的交代。他在作案后，将当天穿的皮鞋与他哥哥的作了对换。调查组几经查找，终于在山西的一个煤矿找到了田玉修的哥哥，证实田玉修交代属实，兄弟俩人对皮鞋外观的描述与现场相吻合。
至此，魏清安被冤杀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剩下的只是通过司法程序予以纠正、有关部门进行善后赔偿的问题。
案件复查遭遇重重阻力
调查组历时八个月，基本查清了整个案件，确认魏清安强奸、抢劫一案系冤案，应当通过司法程序予以纠正。 王绳祖说，当初立案调查时，虽然从上到下都表示支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所谓“依法办事，严肃查处”之类的表态，更多的是一种官腔。在案件调查过程中，阻力重重，特别是魏清安一案的原办案机关，不仅不配合，反而有意刁难，为案件的复查制造了许多障碍。
以时任刑检处处长王绳祖为主的调查组起草了关于魏清安一案的复查报告，在省、市、县三级政法委和公、检、法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案情通报会上，原办案机关首先发难，纠缠一些枝节问题，试图否定调查结论。
王绳祖怒不可遏，要求与魏清安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单位予以回避，“既然是省检察院牵头，那我们就要一查到底！”
无可奈何之下，时任检察院检察长的赵文隆只好进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请求协助，获得支持。
1986年3月26日，河南省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魏清安一案的复查报告。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调卷审查，并会同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此案的问题。
大约在1986年七八月份，中央政法委和“两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河南对魏清安案件进行最后复查。
调查组首先听取了赵文隆等人的汇报，对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的陈燕麟提出，魏清安当初是由受害人秘密辨认出来的，为什么会发生错误呢？
赵文隆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辨认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而只是公安机关的一种侦查手段。
即便如此，本案中的辨认环节也显得太草率。案件发生于1983年1月25日，辨认是在3月5日，相隔40来天，辨认的准确性值得怀疑；魏清安脸上有个疤痕，还长着一个红色的痣，当时左手受伤，被纱布包着。这些非常明显的外貌特征，受害人从未提到，这是不正常的。
判决书认定，刘某被强奸的时间发生于1月25日下午5点5分。此时，一整天在为邻居魏天续拉土盖房的魏清安刚回家，躺下休息一会，正巧村里兽医魏玉民来家里给猪打针，他与父亲一起，给魏玉民帮忙。魏玉民提供的处方上记载的时间是下午5点21分。
从魏清安家到案发地相距4公里，步行约需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大约25分钟。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魏清安都没有作案时间。这些事实有很多人可以作证，但原办案人员既没有实地调查，也不听魏清安的辩解，凭主观臆断，草草定案。
而另一个在理论上很可靠的技术性问题，却出现了低级错误———刘某报案后，法医提取了精斑，经检验，精斑为“O”型分泌型，与魏清安血型一致。由于这项技术鉴定的支持，办案人员确认魏清安就是作案者。
河南省高级法院在进行死刑复核时，除了魏清安的口供外，认为本案最为核心的证据，一是受害人的辨认，二是精斑的血型化验，是刑事科学鉴定，既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坏人。
在魏清安临刑前喊冤时，执行人员紧急报告省高院分管领导，这位领导就是以“这个鉴定不会错”为理由，最终下令执行。
但是，从侦查到判决，显然忽视了一个常识性问题。因为血型鉴定不同于DNA，后者可以达到99.99%以上的准确率，其鉴定结果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但血型鉴定不同，因为人的血型只有A型、B型、AB型、O型以及部分特殊类型，每一种血型都有巨大的群体。
魏清安一案的办案人员和审判机关的某些人开始还在狡辩，认为血型鉴定证明作案者就是魏清安。
直到抓获田玉修，田的血型也是O型，使得一部分人在证据面前，终于意识到此前对魏清安一案血型鉴定的常识性错误。
终于获得平反
在重重阻力下，魏清安冤案的再审程序拖延了将近三年。 1987年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魏清安案件的批复：你们汇报请示的魏清安一案，经我们共同阅卷和核查，认为原以强奸、抢劫罪判处魏清安死刑，实属冤杀，应予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
据此，河南省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魏清安无罪。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巩县法院(83)刑一字第98号判决和郑州市中级法院(83)刑二字第177号判决，宣告魏清安无罪。
有关部门就善后赔偿等问题征求魏清安父亲魏有捞的意见时，他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我当年就跟他们说，你们看着办吧，孩子也没有了，咱总不能拿孩子换钱。”魏有捞提出了30000元赔偿要求，最后给了他25000元。同时，有关部门给魏清安的妻子、女儿以及他的一个弟弟共3人解决了农转非户口。
善后工作结束后，时任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赵文隆主持本院、郑州市、巩县三级检察院负责人会议，总结魏清安冤案的教训，决定对造成此案的相关责任人立案查处。（法治周末记者 郭国松）

『捌』 天长赵昌义判刑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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