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被精神病

❶ 患有精神病可否不予起诉

无论是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都不会因为行为人患有精神病就免于起诉。因为是否患病是医学标准，但是否承担责任是法学标准，二者其实并不一致。
刑事责任方面，就算是医学上确定行为人的确患有精神病，但法官在裁判的时候，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行为人在进行犯罪行为的时候是否有能力承担刑事责任。法学上对于刑事责任能力，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三种标准。如果平时是患有精神病，但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并不是发病期，行为人是在可以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去犯罪的，这也是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患有精神病并不能因此就免于起诉。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需要在法庭上通过法官进行法学衡量来最终确定。
至于民事责任，行为人不能承担责任，可以由行为人的监护人承担么，所以对于原告该起诉还是会起诉的。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你，满意的话还请采纳。

❷ 请问一下,如果法官用神灵打人,怎么办

总之法官遇到精神病原被告也是麻烦事，法官只审案子不需要用神灵打人也会被精神病说打了

❸ 无人生还结局谁是凶手

《无人生还》中，整个案件的凶手是老法官-瓦格雷夫。

众人正在惶恐之际，来宾之一忽然死亡，噩梦由此开始了。

餐桌上有十个小瓷像。从第一天晚上开始的几天时间里，每天都有人按着儿歌里述说的方式死去，每死一个人，餐桌上的瓷瓶就会少掉一个。一时之间，人人自危，都希望能找出一个办法拯救自己的生命。可是海上起了大风浪，不可能寻得救援或者逃出生天。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找出凶手。

谁是凶手呢？荒岛已经被他们搜寻数遍，不可能有容身之处，所以凶手必然在他们中间。幸存着的人们彼此怀疑，彼此试探，可是一切的警戒，一切的提防，还是没有能阻止那最后一刻的到来。风浪停息了，岛上的明争暗斗也停息了，只留下了十具尸体……无人生还。

❹ 寻求法律援助 精神病患者的证言、证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何种情况可能被法官采纳

如果是完全精神病人或者是发病期间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其所说的证言、证词都是不具有法律回效力的，非发病期答间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只要证明当时精神状态是清醒的，其证言证词是可以被采纳的。

《民法》第十三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❺ 法官审判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不需要了解

不是的
不能作原告但是可以让其他人代为起诉。根据患者病情不同而不同。精神疾病的种类很多，从病因及临床表现看，精神疾病大致可分为4大类：① 重性精神病,简称精神病;② 神经官能症;③ 精神发育不全;④ 变态人格，又称病态人格。

❻ 被精神病的民间报告

2010年10月10日，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共同发布了该报告，这是我国首部从法律视角对精神病收治制度进行分析的民间报告。
该报告揭示了当前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以及资源配置错位对公众的威胁，指出了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建立有效异议机制等建议。
报告执笔人黄雪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此报告还寄送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期为正在进行中的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10月11日下午，黄雪涛律师收到了短信通知：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已经签收了该报告。
东南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补充说：“法律必须保护每一个人的权益，只有能保护‘他’，才能保护‘你’和‘我’。”
确认患者诉权是关键
报告认为，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求权利，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核心建议是建立有效异议审查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并认为这是保护精神病患者权益，纠正错误收治行为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
报告称，长远的发展目标应当是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查制度，即非自愿住院，都应当获得司法授权。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
报告还称，在常规的个案司法审查制度建立以前，应充分发挥现有制度框架下法院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异议审查功能，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
对于法律代表制度，短期而言，有能力自己委托律师的，医院不能否定“病人”委托律师的权利；长远而言，全国的法律援助中心，应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和残疾人保障法把法援范围扩展到所有的住院精神病人。
报告还建议对“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收治，决定权由公安机关改为法院行使。同时赋予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直接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
1985年，卫生部最先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同时还在成都成立了精神病学专家组成的精神卫生法草案起草小组，从而拉开了我国精神卫生立法漫长的序幕。
“历时25年的精神卫生法未出台，在于草案过多地关注医疗技术问题，而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实质规定，甚少改善。”黄雪涛认为，“草案很糟糕，基本上是确认现行的做法。”
知名律师丁锡奎则强调：“精神卫生立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一方面要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这个必须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
据了解，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直到2010年为止仅有中国、老挝和马绍尔群岛没有专门的精神健康法律。
在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直到2010年为止；上海、天津、武汉、石家庄、黑龙江等地制定了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收治的地方法规。
这些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条例加大了对精神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国精神卫生领域资源匮乏的困难。然而，由于这些条例几乎是对现行制度的确认，精神病收治制度中存在的精神医学滥用现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收治混乱
在黄雪涛的研究中，我国精神病收治的混乱局面分为两个方面，“该收治的不收治”与“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该收治的不收治”，主要问题在于家庭监护责任过重，社会救助严重不足、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凸显法律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即所谓的“被精神病”，这也是报告的重点。
按照报告的研究，“被精神病”陷入了一个十足的怪圈：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出院时却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
出院后，司法救济失灵。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诉权被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即使经过多年抗争，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这是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面临的一个万劫不复的“制度性怪圈”，朱金红就是一个典型注脚。
据媒体报道，2010年3月8日，朱金红是被自己的母亲唐美兰带人将其绑到江苏省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
然而，除了个人讲述，唐美兰几乎没有其他论据来证明女儿有病。根据媒体记者所掌握的线索，第四人民医院并未出示过任何可以证明朱金红有病的有力证据。在一份入院诊断书上，一些诸如影像学、实验室检测、心理量表测评之类的硬性数据全部缺失，唯一的依据就是唐美兰提供的“4年精神病史”。
2010年9月12日，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张兵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朱金红不能出院最大的障碍就是其母亲唐美兰不愿接女儿出院，导致朱金红只能继续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样的“死结”，都源于一个“行规”，那就是只有监护人可以将精神病患者接出院。
被送入医院的朱金红心急如焚，她在院中找机会向朋友、同学求救，她在医院的求救信引起社会关注，某媒体对此作了采访报道，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热心人士呼吁医院放人，有关部门就如何放人问题多次召开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
但这么多机构的努力，都输给了精神病院的行业规则：“谁送来，谁接走。”就连其他人能否去医院探视朱金红，都“必须得到朱金红监护人的同意”。因此，医院坚持只要唐美兰不同意，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能接朱金红出院，也无权探视。
2010年9月14日，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医院向唐美兰发出律师函，要求她“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和义务，尽快来为朱金红办理出院手续”。唐美兰拒收律师函。医院称将把律师函陆续投向朱金红的父亲、两个姐姐，并称如果亲属都拒绝履行职责，朱金红所在的街道办将成为她的“监护人”。
正当大家都对朱金红短时间内出院不抱希望时，唐美兰突然同意接朱出院。14日下午，朱金红出院。此后，朱金红被软禁在家中，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都被唐美兰控制，一直到后来被网友救出。
朱金红逃离医院后还未走到诉讼这一步，但是更多走到诉讼的人却遭到了惨败。
江津的姑娘小玫起诉曾强制收治她的医院，奔波两年都无法立案，该案被媒体报道后才被法院受理。
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于2006年向广州市荔湾区法院起诉广州脑科医院，到2013年为止案件围绕着“被送治时何锦荣究竟有没有精神病”展开，拖延至今，仍未结案。
八大缺陷
黄雪涛和她的工作组研究认为，陷入这样的怪圈，主要因为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
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司法救济失灵；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对于造成制度缺陷的原因，报告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现实特点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立法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
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
报告同时指出了造成精神病收治制度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
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
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
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❼ 被精神病了咋办

一，你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疾病。如果有的话，就要积极治疗，这对自己也是很有利的事。
二，如果实在是被精神病的话，你可以找你的老师、亲人、长辈、朋友们谈一谈，特别是找有见识的人谈谈你的遭遇。
三，在中国，《被精神病法》已经出台，如果你有冤情，你可以找法官、律师，谈谈你的事。至少先咨询一下。

❽ 被精神病吴春霞详细档案

吴春霞（河南省被精神病的上访农妇）

1998年，吴春霞与一个卖水泥的小伙认识。这个小伙叫李振红，与吴春霞同年不同月。

1遭家暴上访惹出祸

2“被精神病者”大受鼓舞

3“最终还是胜诉了”

1遭家暴上访惹出祸编辑

1999年4月，二人结了婚，一年后有了儿子。结婚后，吴春霞去城里送纯净水，丈夫李振红不卖水泥了，也进城做了保安。因为是自由恋爱，在儿子3岁之前，这个小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2003年，家庭的幸福生活因为李振红的出轨而终结。这年的一天，吴春霞送水回来，因为言语不和，遭到李振红的殴打。后来，李振红从对吴春霞打骂、砸东西，直到夺走孩子，将她赶出家门。李振红甚至当着政府官员的面放出话来说，“她进家我就打”。直到丈夫起诉到法院，要离婚，吴春霞才知道，丈夫有了外遇。乡妇联调解未果，只能让吴春霞出去躲避。此后，吴春霞从村委会一路告到省妇联，但都没有结果。

吴春霞决定到北京向全国妇联求助。这是她第一次进京上访。她住到了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听说她去北京了，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蔬菜乡派出所的人到北京拦访。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吴春霞发现了拦访的人，赶紧躲进一辆出租车。刚上出租车，一位民警拦住出租车，把她从车里拽了出来，随后，吴春霞被架到北京陶然亭桥附近的一家宾馆。这个拦车的民警叫张晓东，时任蔬菜乡派出所指导员，与吴春霞夫家熟识。

2004年，家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小桥街道办事处高庄社区的吴春霞因“家务和村务纠纷”上访，后被当地作为“维稳对象”，先后被拘留、劳教，劳教开始时又被送精神病院“治疗”了132天。

2007年春天，在她起诉丈夫虐待罪的官司中，张晓东的大伯张恒斌涉嫌给法庭作伪证，吴春霞去讨说法，却被他打伤。

2008年7月16日，是吴春霞与丈夫李振红因离婚又一次对簿公堂的日子。她直接从法庭上被抓走了，从此陷入更阴暗的生活中。

据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沙北法庭的法官蔡羽中回忆，当时吴春霞正因儿子的抚养权与李振红争执不下，法庭的大门被撞开了，冲进来了几名男子，领头的问，谁是吴春霞？吴春霞应了一声，就被架出了法庭。“我从没有见过有人敢在法庭上绑架，太无法无天了！”蔡羽中说。他记下车牌号，忙打110报警。很快，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一名副局长回电，告诉蔡羽中，抓吴春霞的是公安局的人。这让蔡羽中颇为疑惑与生气。等吴春霞反应过来时，她已经被带到了熟悉的周口市蔬菜乡派出所，这里有她的“老熟人”——派出所指导员张晓东。

2008年12月，吴春霞被早已有严重家庭矛盾，利益冲突的婆嫂一行，送入精神病院，病情主诉“乱跑，告状三年”。

2009年迄今，吴春霞不断申诉，此前拘留、劳教的决定终被撤销。

2012年6月，吴春霞打赢了民事诉讼官司，获得河南省精神病院、周口市川汇区小桥街道办事处共同赔偿的145336.7元。

2012年6月，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法院在判决书里明确认为，河南省精神病院未按相关规章制度对送吴春霞到医院治病的监护人或司法机关人员的身份进行查验，也没有对吴春霞是否患有精神病进行确诊，就直接将吴春霞按精神病人收住入院治疗， 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赔偿还包括精神抚慰金10万元。据败诉的精神病院医务科向媒体透露，这是该院建院61年来，第一起因“被精神病”治疗纠纷而败诉的案件。

此后，吴春霞又继续进行了行政诉讼，将周口市公安局告上法庭。

2013年5月6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将吴春霞送往精神病院违法。

判决送达后，周口市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7月18日下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进行了审理，未当庭宣判。[1]

2“被精神病者”大受鼓舞编辑

吴春霞的胜诉，迅速让诸多“被精神病者”感到振奋。

北京女工程师陈丹（化名）在今年6 月也有一次“被精神病”的经历。“那是6月5日，常年生活在老家的父母，因反对我的恋爱关系，在事先未与我进行过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来到北京我的住所，雇佣在医院结识的四名男医托，撬门压锁强行闯入，通过暴力手段将我劫持到北京回龙观医院”。陈丹在医院待了近72 个小时，后经三级专家会诊后批准出院。

9月5日， 陈丹状告精神病院的案子已获法院立案。

10月9日，陈丹与其他三名有类似经历的“被精神病者”，给全国数百家精神病院和法院寄了一封信，并将吴春霞案的判决书作为附件一起寄出。他们在致法院领导的信中提到，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使很多跟我有一样遭遇的人备受鼓舞。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法官意识到，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精神科治疗也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予以规范。”在给精神病院领导的信中，亲历者这样说道： “假如精神病医院继续实践这种潜规则，可以想象，随着《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越来越多的精神病院将会被告上法院。由于医院没有对精神病收治环节对监护人资格进行审查，遭遇败诉的精神病院也会越来越多。”

学者认为有助遏制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卫生部印发《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培训管理办法》， 明确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设立精神疾病防治培训区域指导中心，并公布了首批108 名精神疾病防治培训国家级师资人员名单， 这份名单中的人员也将会收到亲历者寄出的信。陈丹认为，“如果这108位专家能在培训中重点提出‘审查送治人监护人资格’这一点，规范精神病院的医疗行为，将能大大改善乱收治的现状”。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刘瑞爽教授在评价吴春霞案时指出：“长期以来，精神医学界对于监护人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 吴春霞案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即由医院将强行送医的‘亲属’ 自动推定为监护人。本案的判决有助于对该现象的遏制。”[1]

3“最终还是胜诉了”编辑

2014年05月20日终于等来了二审判决：周口公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吴春霞胜诉了！一个农妇，靠着一股拗劲，告赢了公安。

“最终还是胜诉了。”昨日，拿到省高院二审判决书后，周口农妇吴春霞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六年前，吴春霞曾因上访被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简称“第六分局”）的民警带走，将其拘留十日后送进了精神病院，时间竟长达132天。[2]

【控告】 告赢精神病医院 又告公安

出院后，吴春霞决心为“被精神病”讨个说法。

2009年，她将精神病院和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简称“小桥办事处”）告上法庭。2012年6月，周口市中院做出终审判决：小桥办事处及精神病院侵犯吴春霞人格权和身体健康权，赔偿15万元。

2012年10月9日，吴春霞又将第六分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将她强送精神病院的行为违法。

2013年5月6日，一审法院——周口市中院判决第六分局参与将吴春霞送往精神病院的行为存在过错，认定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同年5月17日，第六分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省高院。

2013年7月18日下午，省高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未当庭宣判。[2]

【进展】 周口公安上诉至省高院

第六分局的上诉理由有三：一是他们没有实施送医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是送医行为发生在2008年7月，吴春霞2012年10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2年的诉讼期限；三是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送医行为是小桥办事处实施的民事行为，并根据过错程度确定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否定送医行为的性质并再次进行评价不妥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吴春霞称，2008年7月26日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时仍处于劳动教养约束中，只有公安才有条件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关于诉讼时效，2008年12月5日吴春霞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于2009年10月向川汇区法院提起诉讼，但一直没有结果，无奈才诉至周口市中院，并没有超过诉讼期限。

对于上诉的第三条理由，吴春霞称，民事判决确定小桥办事处承担非法侵权责任，精神病院承担非法治疗责任，并没有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结果】 吴春霞“最终还是胜诉了”

省高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省高院认为，综合目前证据，第六分局主张未实施送医的行为不能成立。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将吴春霞送往精神病院，没有相应的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充分，因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违法。

据此，5月20日，省高院二审驳回第六分局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最终还是胜诉了。”经过10个月的等待后，昨日上午，吴春霞终于拿到了这份二审判决书，而在去年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天，吴春霞就告诉东方今报记者，她“对胜诉很有把握”。[2]

❾ 精神病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从受害者的角度而言，的确如你所说。
其实客观地来讲，民法上，因为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回为能答力人，其作出任何侵权行为都有其监护人为其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没有所谓的无敌，你总能找得到赔偿对象。而从刑事责任上，若精神病人因为监护人或者医院的过失出来犯罪，有过失的医院或者监护人也需要承担物质损害赔偿，而精神病人很有可能被强制医疗。

❿ 《一级恐惧》 为何法官阻止心理学家证明被告是精神病

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的原因，她已经认可了对方的一种说法，但她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