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座法官

❶ 朴蒂埃法学家

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不同于文学、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法学家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学说远离现实，但从客观上来看，法学家的不少主张离实际操作过远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用法学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来解释，而就联系我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法学家的出身经历，作更广泛的考察。
从法学教育体制来看，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教授都有过担任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经历，他们把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一道传授给了学生。而我们中国法学院院长、教授中有过官员、法官、律师、检察官经历的实在为数不多。他们大都是从高中进大学，然后留校任教，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实际，不可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要他们的学说贴近实际(不是盲从、附随实际)也多少有点勉为其难，要他们立场公正、持论公允，也非举手之劳。
浏览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学家，他们大都有担任过官员、法官等经历。根据何勤华主编的《外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统计，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法学家有四个：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查士丁尼，除盖尤斯出身不详外，帕比尼安曾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近卫都督(相当于副皇帝)等。乌尔比安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查士丁尼是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
法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居亚斯和朴蒂埃两位，居亚斯虽未当过官，但其师从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则在奥尔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职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家有萨维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萨维尼担任过普鲁士枢密院议员、柏林上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顾问等，祁克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律师、见习司法官、军官等。近代以来的著名法学家有科克、布莱克斯通、边沁、奥斯丁、梅因等五位，这五位都有过官员或律师的经历。科克做过律师，担任过诺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伦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国副总检察长、国会下议院议长、英国检察总长、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枢密院成员等。布莱克斯通做过律师，大学校长、法院陪席法官、国会议员、王室法律顾问、王室副总检察长、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边沁做过律师，虽然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但为了自己的学说能紧密联系实际，他走出书斋，曾经草拟了宪法、民法、刑法以及议会改革的要点，给俄国沙皇编制法律。奥斯丁当过陆军军官，做过律师，被大法官布劳汉任命为第一刑法委员会的委员，担任过皇家刑法和诉讼委员会的成员。
美国近代以来著名的法学家有霍姆斯、卡多佐、庞德等三位。霍姆斯做过律师，担任过马萨诸赛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过律师，担任过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纽约上诉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庞德做过律师，担任过内布拉斯加州高级法院上诉受理专员和州最高上诉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顾问和教育部顾问等。
经济学家中也有类似情况。作为首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从年轻时起就投向仕途，在荷兰中央政府任职15年。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1962年就任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来成为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1941年受聘到美国资源计划局工作，194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1953年在美国预算局任职，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二战期间被美国政府委任为华盛顿战时生产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过克林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因此，从事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的学者们，如欲把学问做得扎实、有价值，就要勇于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让自己的学说接受国情的检验，或者贴近现实，或者改造现实。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于法学家投向仕途和社会实践的制度，促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制度化。

❷ 英国高等法院中的王座庭与大法官庭分别负责什么样的法律

英国法院的审级基本上划分为基层法院、最高法院和上...

下设3庭:①王座庭,主要任版务为初审权重大的民事案件,.

..②大法官庭,负责审理有关房地产、委托、遗
他也是英国内阁的阁臣之一,依据法律,理论上他...

在昔日,大法官负责主持上议院的会议,同时是英格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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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各分庭庭长的职位,则通常

❸ 什么是原始契约，它在英国史上有何重要作用及意义

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导言中写到：“新社会契约从两个重要的意义上讲也是社会性的。它包含了其内部的社会关系，它在西方国家和发达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工具。”由此可见，麦克尼尔强调关系契约内部关系的社会性和关系契约本身的社会功能。

一、关系契约与社会关系

在麦克尼尔看来，关系性契约与社会关系的勾连在于两个方面——包括原始契约关系和现代契约关系。关系性契约是相对于个别性关系而言的，个别性契约是当事人之间除了物品交换外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契约。麦克尼尔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个别性契约与原始契约关系、个别性契约与现代契约关系、以及原始契约关系与现代契约关系的联系和差别。他写到：“如果说，我们处在一个新的身份和死亡契约的世界，那也不是亨利梅因所指的身份或格兰特 吉尔摩的侵权行为，而是与两者完全不同的现象”。[①] 很显然，原始契约关系是与原始社会的状态和特点相适应的，现代契约关系是与现代社会的状况和特征相联系的。因此，我们所处的新的身份的世界，决不是梅因所称的与古代社会相适应的身份的世界，而只能是与现代社会的状况和特征相适应的关系的世界。一些学者简单地从概念到概念地认为麦克尼尔所指的新社会契约回归到了梅因所说的身份社会，并运用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结论反过来批评麦克尼尔。这样的观点和批评恰恰遮蔽了麦克尼尔的知识贡献？

那么麦克尼尔的知识贡献究竟有多大?在本文看来，麦克尼尔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直面吉尔摩所提出的“契约的死亡”问题，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吉尔摩用侵权行为取代和吞并契约的进路的一种新进路。在麦克尼尔看来，契约本身并没有死亡，死亡的只是古典微观经济学个别性契约的进路，契约将以关系契约这一包裹着“有机的团结”的新形象重新登上时代的舞台。

二、新范畴和新理论的限定

提出一个新的范畴的一个关键在于对这一新的范畴进行限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的关键在于界定这一新的理论的边界。具体到麦克尼尔所指的关系契约和新社会契约论来说，如果他不对关系契约进行限定，那么我们可能会问——既然关系契约无所不包，为什么还要叫契约呢？如果他不打算界定新社会契约论的边界，那么我们可能会追问——提出新社会契约论仅仅为了解决“契约的死亡”问题么？

在麦克尼尔看来，关系契约是一种契约，根源于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选择性和未来意识。尽管原始契约关系与现代契约关系似乎具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在根源上具有共同的特征。于是，麦克尼尔巧妙地限定了关系契约这一新的范畴，“新社会契约也是一种契约，如果从契约这个词的初始根源对它界定的话。”[②]

对于新社会契约理论这一新的理论的限定，本文仅仅从麦克尼尔打算处理的一些现代问题角度讨论其理论的限度。麦克尼尔试图在《新社会契约论》第三章中应用新社会契约理论反思一些社会问题。这一探讨新社会契约理论应用问题涉及关系契约的社会功能问题。

三、关系契约的社会功能

在麦克尼尔看来，关系契约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使交换保持不破裂，也就是契约团结和权力。他写到：“权力和团结属于现代世界的社会问题领域，并且在不确定的将来仍会如此”。[③]

麦克尼尔不同意杜尔克姆（又译为迪尔凯姆、涂尔干）的这样两个结论，也就是（1）个人的精神气质不能为公共的良心提供超越个人主义自身的基础，因此，不能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契约团结提供道德基础；（2）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公共良心减弱为只不过是个人的精神气质了。然而，在麦克尼尔看来，就自利来说，其催化剂就是社会戒律，并且人们中常常在现实生活发现他人的自利正是信念的所有基础中最可依赖的一种。例如，契约法全凭绝对的约束力将自利的个人集合在一起，同时将他们的自利转化成有机团结的一种主要原因。换言之，个人的精神气质恰恰可以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契约团结提供道德基础。

对于杜尔克姆的第二个结论，麦克尼尔从足够强有力地维护团结信念的道德根源出发，坚持现代社会的公共良心的根源，除去个人精神气质之外，至少还有高度的技术和资本决定论、产生于劳动分工本身的规范、自我牺牲的道德、畏惧等四种重要的来源。在麦克尼尔看来，劳动分工远未排除相对规模的公共良心，它不仅绝对有赖于那样一种社会共识，而且还会产生这种共识。于是，麦克尼尔驳倒了杜尔克姆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公共良心减弱为只不过是跟人的精神气质的结论。

四、关系契约的社会前景

麦克尼尔所指的关系契约，并非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实体。这种关系契约只是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可以确定理论边界的概念。这种关系契约一定要放在社会整体中进行衡量和考察。就当下中国和美国来说，依据新社会契约论它们需要建构的关系契约法必定是不同的。未来社会下应然的关系契约法和当代社会下应然的关系契约法也肯定是相异的。

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末尾展望了后技术社会以及其中的契约团结的情景。如果我们说吉尔摩的“契约死亡论”是在法律领域内部以侵权行为代替契约，那么我们可以说麦克尼尔是从法律领域外部即从广阔社会角度考察关系契约的社会前景。

❹ 爱德华·柯克的生平

柯克生于诺富克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早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接受教育，1578年成为律师。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他开始拥有权力和财富，并当选为下议院发言人，1592年40岁刚过就被任命为伦敦市的副检察长和记录法官，1594年又被任命为总检察长。1606年被任命为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这时他还是王权的护卫者，但自1606年被任命为民事法庭首席法官以后，一连串的矛盾引起了他的司法生涯的中断，他曾不怕触怒詹姆斯一世，主张普通法是最高法律，国王以本人的身分不能裁断任何案件。1610年他再度在王室会议宣布国王不能变更普通法的任何部分，也不能宣告以前的无罪为有罪。柯克立场坚定，不腐化，受人尊重。詹姆斯为了收买他，曾任命他为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并任命他为枢密院顾问。但他在王座法院任内，仍继续维护普通法对一切人的最高权力，只有议会可以除外。尽管1615年他受到一些挫折和怀疑，但他仍勇敢的不屈服于国王所发出的指令。1616年英国枢密院在弗朗西斯·培根的策画下对柯克提出控诉，他终于于1616年11月被解职。后来通过女儿的关系又逐渐回到政界。1617年重现回枢密院和星法院。1620年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理论上他是国王的支持者，但实际上是大众党的领导人，由于他反对查理亲王的婚事，参加对培根的控诉，又为国会的自由权利进行辩护，结果被监禁达九个月。但他所提倡的自由权利法案却于1628年最终成为「权利请愿书」。这是他的最高荣誉。之后他退休了。柯克的性格有点咄咄逼人，也有点狭隘，但他的法律意识超群，在捍卫普通法，反对教会和反对王室特权方面功勋显著。着作有《英国法总论》（共四卷，1628～1644） 。

❺ 英国没有最高法院

有上诉法院 ，同时上议院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高法院

英国的法院制度
现代英国法院
1873年《司法法》统一了一系列法规，1925年重新起草为《最高法院司法（统一）法》，推翻了整个传统的英国法院结构。当代英格兰有一个含有两个部门的上诉法院，一个部门管辖民事案件，一个部门管辖刑事案件，常常是由同一个法官主持审判。
英格兰在诺曼征服（1066年）以后，皇权逐渐延伸至封建领主，到13世纪初期，尽管完全意义上的地方法院还未废除，但是从御前会议演变来的中央法院----即财政法院(the Court of Exchequer)、普通诉讼法院(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和王座法院(Kings Bench)的至上地位已经得到确立。普通诉讼法院审理涉及普通臣民间的案件，而王座法院审理涉及高爵位的人之间的案件并充当上诉法院。不久皇家巡回法院(itinerant royal courts)设立，以节省民事诉讼当事人去首都威斯敏斯特的人力财力并审判在被刑事起诉关押在郡监狱的人。到14世纪，中央法院的首要职能就是听审来自巡回法院的上诉案件。16世纪，作为一个由大法官执行的与众不同的一套法律体系的衡平法的出现，至少是暂时地打破了法院的统一。
管辖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着，直到1875年， 《1873年司法法》开始实施才告终止，这一法令规定了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和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的审判权。纯粹出于管理目的，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管辖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分为三个部分：衡平法官法庭（Chancery）、家事法庭（Family）和王（女王）座法庭（Kings Bench）。从上诉法院有时可上诉到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枢密院司法委员会(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审判来自英国殖民地及英联邦国家的上诉案件。
1873-75年的《司法法》保证了普通法的规则和衡平法的原则在同样的法院都被执行。现在1981年《最高法院法》已取代了先前的立法。
A）民事法院处理私人间的纠纷，其目标不是惩罚而是尽可能恢复当事人双方以前的状态。民事法院包括：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诉法院，高等法院，郡法院the county courts和治安法院the Magistrates Courts。
B）刑事法院处理被指控犯罪的人，并决定他们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再决定犯罪分子应承担的后果。英格兰和威尔士当前的法院系统的建立几乎全部都依靠过去一百年来通过的法律：1873-75年的《司法法》;1971年的《法院法》。
刑事法院的结构从低到高的级别如下：
治安法院the Magistrates Courts
刑事法院the Crown Court
王座法院分院Divisional Court of the Queens Bench Division
上诉法院：刑事分院
上议院
大部分刑事案件由治安法官审理，因此没有陪审团。判刑的程序和审判的程序必须分开，判决有罪是陪审团的程序（证明责任必须让人满意），判刑则交给了法官。
治安法官是由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以女王的名义任命，一个治安法院有三个作用。首先，它是一个审判法庭。治安法院是一个行使简易审判权的法院，它在无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审理和判决案件。它们审理不重要的简易罪（轻微盗窃、酗酒、交通肇事），大多是判6个月监禁和/或2000英镑罚款。其次，它是一个预备调查法院地。一个被控可诉罪（译者注：由大陪审团起诉）的人在没有被治安法官审查之前是不能被刑事法院审判的。这个阶段就是广为人知的委托程序。第三，某些治安法官得审理儿童（14岁以下）犯罪和青少年（14岁至17岁）犯罪。
刑事法院the Crown Court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于1972年，受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直接领导，它分为六个巡回区，高等法院法官由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推荐由女王任命。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城市定期开庭。它包括高等法院的王座分区法官、巡回法官和记录法官recorders(兼职法官)。他们在陪审团参与下开庭。中央刑事法院the criminal court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奥贝利”，只审理伦敦市区和郊区或在公海上发生的可诉的刑事案件。
有三种类型的法官在刑事法院开庭。高等法院法官、巡回法官和记录法官。在刑事法院可诉罪按审理目标分为四类，所有的这些案件只要有无罪辩护的提出，则法官必须在由12位市民组成的陪审团的协助下决定。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创立于1834年，即人们所知道的“奥贝利”。从刑事法院来的上诉案件由上诉法院刑事分院决定。
王座法院分部是一个审理对刑事法院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的案件（刑事上诉法，1968年）它包括英格兰皇家首席大法官the Lord Chief Justice of England，上诉法院法官the Lords Justices of Appeal和一定数量的由御前大臣the Lord Chancellor任命的王座法院分院的法官。由三个法官共同审理一个上诉案件。
对上诉法院的判决可再次上诉到上议院。上议院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高法院。1876年的《上诉管辖权法》组建了一群终身薪水制的上院议员----普通上诉贵族the Lords of Ordinary或法律贵族Law Lords。五个普通上诉贵族组成上议院的刑事审判权。上诉必须至少由三个普通上诉贵族共同审理。每一个贵族发表独自的意见，但判决采纳多数人的意见。
C）上诉法院检查初审法院的工作并纠正其错误。

❻ 衡平法的发展历史

英国衡平法的产生与发展：
自1066年法国诺曼人威廉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改革诉讼程序，宣布废除明裁判制度，建立巡回法官，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对有关国王财政、土地所有权和国王安宁秩序方面的案件进行主动追究，并监督地方的司法活动，而且容许骑士、平民和自由农民可以越过地方法院直接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英国的普通法在全英国得到广泛的适用和发展。
随着英国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人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普通法所没有规定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当时现有的普通法以土地为中心的解释农业经济的产物，无论就其内容来看、还是就其诉讼方式来看，都过于保守、陈旧和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需要。
首先，普通法诉讼程序方面过于僵硬和残缺不全；如根据普通法的规定，当事人要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先向大法官领取开审令状，王室法院才能开始审判。开审令状是大法官以国王名义发出的一种诉讼文书，责令被告人履行令状中所明示的要求，否则即应出庭答辩。因此，不同的诉讼请求就有不同类型的开审令状，分别规定着不同的诉讼方式（到十二世纪来有各种令状75种，十三世纪末发展有上百种）。原告提起诉讼必须精心考虑适用哪一种令状。如果选错了。法院将拒绝接受受理他的控告，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就得不到保证。其次，普通法内容也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如普通法规定：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其抵押品全都归债权人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抵押品的价值比所欠债款高多少，债权人都可以永久取得全部抵押品的所有权等等。再次，有些案件当事人的败诉，往往仅只由于技术上的错误，或因为证人受贿、诉讼程序的捉弄，及对手的个人政治影响和干涉，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这些案件判决生效后得到执行，必然会产生新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素。于是，按照英格兰自古臣民有直接请求国王保护权利的习惯。早在14世纪，由于以上原因在皇家法院败诉的当事人，就向国王提出请求，请求国王命令对方根据道德和良心的要求行事。国王常常把这种请求委托他的最高行政官员（即大法官）代为处理，因为大法官负责签发令状。他通晓普通法及其救济手段，并且作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大法官被认为最适合确定特殊案件的请愿者是否应获得所期望的“上帝之爱”和仁慈的恩典。
大法官（僧侣担任）处理这类案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既不受普通法诉讼程序的约束，也不遵循普通法的成例，而只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的“公平”“正义”原则独立处理，无须陪审团参加，这样在普通法体系之外，就又产生了以大法官判例为法律规则的衡平法。不过初期的衡平法很不稳定，标准也不统一。如俗语所说，如大法官之足，其长短因人而异，大法官某种程度是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案件，裁决结果带有当时担任此职的僧侣的很强的个人倾向性。自从1529年托马斯·莫尔作为第一任世俗大法官担任此职后，衡平法院审判逐渐仿照普通法，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规则和学说；当类似的事实情节出现，大法官便求助于这些规则和学说去处理案件。这些规则和学说发展到16世纪末，大法官的判决开始定期公布，这样大法官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司法的性质，他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独立的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院）。
最初，大法官是独任法官，但从1730年开始，他便由他的直接下属，即衡平法院“案卷主事官”相辅助。到18世纪，经过大法官们和法学家的不断总结、整理、编纂，衡平法也像普通法一样，采取了遵循先例主义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也逐渐实现了规范化和条理化，从而将衡平法变成了英国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形式。这样，在英国法中，就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规则。两种法院和两种诉讼程序并存的法律体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院。当大法官发出的一个“禁令”，禁止某个当事人在普通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或者停止执行当事人已经获得的普通法法院作出的升效判决时，就必然导致衡平法和普通法在适用上冲突，这就出现了（在17世纪）大法官埃尔斯米尔与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的激烈冲突。柯克法官认为，大法官无权粗暴地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管辖诉讼的继续进行、或禁止执行普通法院依合法方式作出的判决，借此对普通法法院的审判进行干预。埃尔斯米尔则答到：“如果普通法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是依靠压迫、错误和昧着良心取得的，大法官就要挫败它，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样做不是由于判决中的任何错误或缺陷，而是由于当事人一方昧着良心。”
当这场争论提交给国王詹姆斯二世进行仲裁时，他作出了有利于大法官的裁决。那时起，当衡平法与普通法发生冲突时，前者优于后者并使其成为定制。这样，在17世纪确定了衡平法效力优先原则。1852年和1858年英国国会制定《衡平法法院诉讼条例》和《衡平法修正条例》，从而使衡平法与普通法的诉讼程序趋于融合；直到18世纪末，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一起纳入“最高法院”二者的对立和冲突始告结束。所谓“衡平法”是指大法官通过判决发展起来的一套独立于“普通法”之外特别规则。衡平法规则并不与普通法规则相对抗。也不旨在废除或取代普通法规则，相反，衡平法是普通法的拾遗，注释和补充；衡平法规则极为重要，它有时起到了有效地缓解普通法规则过于严苛的作用，从而克服普通法的保守僵化，弥补普通法的空缺陈旧。两者是法典与法典补充条款之间的关系，正文与注释之间的关系。“衡平法不是一种自立的制度——而是一些补充性规则的集合。普通法是一种完整的制度，如果衡平法法院的衡平审判权被撤销，仍有法律适用于每个案件，尽管这种法律可能有些粗糙，它不能完全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但我们对每个案件毕竟有法律可适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特兰语）。与此相反，如果废除了普通法，衡平法必定不复存在。因为它在每一点上都以庞大的普通法本体的存在为前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衡平法促进了使普通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起着完备英国的法律制度的作用。衡平法最早始于英国，当时它是由衡平法法院所实施的法律体系，与普通法相对。它作为和严厉的普通法规则选择使用。衡平法根据特定情况下的公平、正义、合理 ( 公道 ) ，有它自己的系统规则和原则，或者说衡平法的作用是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弥补普通法不足之处。依靠衡平法系统，某人可以在法庭上寻求法律救济措施，而不是根据普通法。“衡平法”一词说明它的精神和习惯是公平、正义、公理；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行为。衡平法是现代英美法系的重要组成，和普通法、制定法并称为三大法律渊源，它成为与普通法制度并列的第二大法律体系。 衡平法有自己的一套法院裁判规程和管辖规定。它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与普通法不一样。衡平法可用这样一句格言来总结，“公正不会让在没有救济的情况下蒙受一种冤屈”。英国衡平法在其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种法律形态： 早期衡平法发展形态：
12~14 世纪，这一阶段基本属于形成时期。衡平法的适用，是以被告的良心为基础。这成了典型的衡平法所具有的特殊观念，其实质是“自然正义”。衡平法为了弥补普通法之不足，而由大法官根据公平及正义的原则，在 12~14 世纪发展形成法律体系。此期间，普通法已显得保守、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于是，当事人只能请求国王裁判。到14 世纪20 年代，由于国王无法处理日益增多的案件，便交由枢密院和大法官审理。大约从1400 年起，法律承认甚至扩大了大法官和枢密院的管辖权。普通法法官最初显得愿意与大法官和枢密院合作，后来普通法院里也出现了许多具有衡平法特征的规则。这种新式法庭并没有完全创造出衡平法，但至少以不同的方法发展了国王公平正义原则中固有的衡平法。衡平法逐渐发展起来弥补普通法的不足和纠正普通法不公平之处。其权利和救济手段主要有：用益权 (uses) 、禁止令 (injunction) 、特定履行令 (specific performance) 。在英国，枢密院是指以前由一批被任命的显贵人物组成的就政府事务向王室提供建议的组织。此刻，它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的司法委员会，即听取并裁决来自某些自治领和附属国以及来自英国国内某些法院和某些由国家授予司法权的专门组织的上述案件的最高法院。 近代衡平法发展形态：
15~18 世纪，该时期是衡平法独立、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衡平法由衡平法院专门适用，并加以发展。 为了应付大量的案件，王座法院院长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庭，即大法官法院 ( 亦叫衡平法院 ) 。大法官审理这些案件，并不受普通法的约束，而是根据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发展自己的法律，即“衡平法”。15~16 世纪，衡平法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进步，很大程度取决于普通法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端。从当时的发展状况看，通行全国的普通法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内容不全面，对某些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规定；规范性不足，条文本身含糊不清；适应机制不强，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在内容上作相应的变更。16 世纪初，圣·热尔曼·克里斯托弗 (St.Germain,Ch ristopher(1460~1540)) 的著作《神学博士与学生对话录》 (Doctor and Student) 从道德角度提出了衡平法的基本理论，对衡平法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实际上，16 世纪时，各地普通法院常常采用衡平法的某些原则。 16 世纪末，大法官法院按衡平原则审理了大量案件，衡平法最初的任意性特征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1616 年詹姆斯一世 (1566~1625 ，英王，在位期于（1603~1625 ），并于（1567~1603 为苏格兰王 ，称作詹姆斯六世) 亲自确认了大法官权利，保证了英联邦下衡平法没有被废除，保 存了人们认为能够给予公平救济的法院。其掌玺大臣和大法官埃杰顿·托马斯爵士 (Ege rto,Sir Thomas(1540~1617)) 主张衡平法是法而不是任意决定，其后任弗兰西斯·培 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帮助恢复了衡平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协调，处理了积压的案件，制定了大法官法院诉讼法典，这部法典使用了两个世纪之久。后来的掌玺大臣和大法官诺丁汉伯爵(Nottingham,Earl of 1621~1682) 系统地整理衡平法院活动原则，衡平法开始呈现出它的确定形式。他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使衡平法规则融成一个规范的法律制度，传统上，他被称之为现代衡平法 之父。17 世纪后期大法官实际上已经不再执行含糊不清的衡平法，而是明显地倾向于系统地阐述那些以此为基础给予救济的原则，明确其范围，并使衡平法形成体系。至此，衡平法管辖范围 包括：执行信托，干预抵押，行使对未成年人的管辖权，监督账目和遗产管理，对欺诈、意外事故、过错、威胁手段等造成的损害给予公平的救济和制订家庭财产协定等。衡平法逐渐变成了有其特点的稳定的规范体系。衡平法案例汇编开始于 16 世纪后期，但直到 18 世纪才得以持续发表。衡平法的发展表明衡平法的原则一直在实施。
18 世纪衡平法与普通法关系是融合的，双方在内容上相互渗透。默里威廉爵士、曼斯菲尔德伯爵(Murray,Sir William,Lord Mansfield(1705 ~1793)) 作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曾试图把某些衡平原则引入普通法，但没有成功。18 世纪最杰出的大法官是约克·菲利蒲·哈德威克第一伯爵 (Yorke,Philip,lst Earl o f Hardnicke(1690 ~1764)) 。他的伟大成就是以近代形式确定了许多衡平法原则，统一 与系统化了衡平法自诺丁汉伯爵以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的发展，因而使衡平法发展成为一 个确定的但仍有灵活性与成长和适应能力的原则与规则体系。他坚定地确立了这样一条基本规则，衡平法官应该遵循从大量判例中形成的原则，而不是单个的判例。衡平法的最终结果是经过大法官斯克特·约翰·埃尔登勋爵 (Scott,John,Lord Eldon(1751 ~1838)) 的努力而确立的，他对衡平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设法确立衡平法的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与普通法一样确定，他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诺丁汉伯爵和哈德威克伯爵的工作。并且确定了衡平法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这样，衡平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衡平法成为有明确范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将遵循判例原则。最终发展的结果，衡平法在 信托、已婚妇女财产分割等方面经常享有专属管辖权；在合同强制履行、欺诈、过错和意外事故等方面享有与普通法的共同管辖权；另外，特别是在发布禁令、指定管理人上享有辅助管辖权。1873~1875 年司法制度法撤销了大法官法院，实现了普通法与衡平法管辖权的融合。但是又规定，除专门对冲突情况下作出的规定以外，在所有事务中衡平规则应优于普通法规则。即衡平法不属于普通法体系的一部分，当两套原则发生冲突时，衡平法处于优势。 19 世纪~此刻，《1873 年司法制度法》虽然通过将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并入新的最高法院，而统一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管辖权，使高等法院的各个法庭都可以作出相应的不论是普通法的，还是衡平法的任何补偿判决。但它没有规定在权利、财产及收益等方面衡平法与普通法处理原则的归并和统一，根据《 1925 年财产法》规定，普通法与衡平法在处理原则上仍然不一样。
现代法律中衡平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的处分原则的认可和强制执行：
(1) 衡平法上的财产利益，特别是信托、抵押人在衡平法上的赎回权；衡平法上的抵押和负担；动产与合同中衡平法上的利益；产生于衡平法上的土地利益的限制条款和衡平法上的转 让。
(2) 衡平法上的有关财产原则，如变更原则、选择原则、清偿与撤销原则、履行原则、调配原则、财产与负担合一原则和替代权原则。
(3) 对于依照处罚与没收以及双方信托关系的衡平法上的救济。
(4) 衡平法上的保护，如衡平法上的相抵、解除与放弃、默认与疏忽等。
现代衡平法的内含与外延有着不同往日的新的动态及发展趋势。根据《 1925 年财产法》，衡平法之财产和利益的概念被扩展到以前由普通法加以认可的某些财产利益上去。在衡平法上的请求与辩护方面，《 1873 年司法制度法》以后，某人在任何法院都可以提出衡平法上的或普通法上的请求与辩护，并且可以获得普通法上的或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已往的衡平法上的专属管辖权、共同管辖权和辅助管辖权此刻变为“三位一体”，即扩大的共同管辖权。在现代实践中，高等法院既可以行使普通法上的管辖权，也行使衡平法上的管辖权，并授予当事人以在他看来是正当的、任何形式的补救，而不论是普通法上的，还是衡平法上的。
现代衡平法所审理的案件，仍旧是民事初审和上诉审，其诉讼程序许多方面与普通法诉讼程序相近，但在审判活动的原则和方式上仍然是以书面的、审问式的方式进行审判，陪审团只起顾问性的作用。 现代衡平法对社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17 ~18 世纪某些重要的衡平法领域，在制定法的配合下，许多已成为现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都有了新的发展，甚至有某些部门，已独当一面了，如信托法、公司法等。它的理论和救济手段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用途更为广泛，且已深入公法领域，如在契约法中广泛使用的特别履行、部分履行的救济手段，不当压迫、对未得到通知的已给付价格的善良购买人的衡平理论，“重意图而轻形式”、 “平等”的衡平原则，“不把时间条款作为契约的要素”等。在现代侵权法中，大量运用各种衡平禁止令，涉及社会公益、无形财产、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侵权案件。此外，衡平法上的抵押在现代社会也广为利用，并发展成为一种“留置权”理论。现代衡平法还发展了一种 “夫妻财产分别制”理论，旨在保护已婚妇女的财产，维护男女平等的财产观念。现代衡平法依旧建筑在司法判例原则的基础上，由司法解释和法定原则的适用所组成。衡平法通过规定新的权利和救济方法以及软化普通法中过于呆板之处来补充普通法，在信托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方面，对普通法起着重要作用。
英国现代衡平法的新特征是：
(1) 确立了“同等权能”和“衡平法优先”原则，“遵循先例”原则伴随现代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也最后确立和巩固，它们是现代衡平法适用上的特征，也是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则。
(2) 现代衡平法观念已由中世纪的“自然主义”、近代的“个人主义”过渡到现代的“社会主义”。
(3) 以前衡平法和普通法时有冲突，此刻基本上和平共处、相互融合渗透。
(4) 在现代法庭，法官以衡平法审理案件的权力正日益扩大，法官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衡平法不完全固守自己单一的传统救济措施，往往交叉使用某些彼此有联系的、穿插的、混合调整方式。
英国衡平法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表现为吸收、分离、组合的过程：
(1) 吸收过程：主要表现在衡平法对罗马法、教会法、普通法和商法的吸收，衡平法是在全面、广泛吸收其他法律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的。
(2) 分离过程：主要表现为衡平法院与行政权力的分离；衡平法与普通法分离；衡平法与宗教、伦理的分离。时代的发展使衡平法进步，表现为新的形式和新的充分内容。分离使衡平 法得以发展，从而具备纯法律特征，成为与普通法制度并列的第二大法律体系。
(3) 组合过程：首先，主要表现自我组合上。衡平法在司法组织上有专门法院，即衡平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形成了一套与普通法诉讼程序相区别的独特的诉讼法，在实体内容上，进行 案例报告、汇编，形成体系，力求原则、理论和规则上的制度化。其次，表现在混杂组合上。一是将来源不一的法律渊源组合在一起；二是通过立法进行改革，同国家其他的司法组织 在行政管理上和司法管辖权上的合并，使其在诉讼程度上趋于一致，以及在实体原则、规则上相互渗透，合二为一。
虽然英国的衡平法院在19 世纪后半叶已被撤销，取而代之以高等法院中设立的大法官分院， 但衡平法的许多原则，却被保留下来，沿用至今。

❼ Tombot是什么意思啊

特许协议是指东道国政府或代表政府的授权机构与私人投资者签订的关于政府授权许可投资者在特许期内建造经营专属于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契约文件或合同。它是BOT项目的基础合同，规定了政府与投资者的权利义务，不仅是处理合同双方关系的依据，也是投资者签订其他合同的依据。 然而，我国关于特许协议的各方面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就特许协议是国内契约还是国际协议，特许协议是民事合同、行政合同还是经济合同，特许协议中的政府保证与一般的保证合同有何不同，特许协议中的政府保证是否为法律所允许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笔者也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BOT特许协议是国内契约 关于BOT特许协议是国内契约还是国际协议，学者的争议一直很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国际协议。认为BOT特许协议往往约定投资争议由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方式解决，排除东道国管辖，而东道国也会因为违约而承担国际不法责任。 2、国内契约。认为特许协议的投资方、与政府相对的一方无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投资者是基于东道国政府出让大型项目的经营权才取得签约资格。 3、混和契约。认为BOT特许协议兼具以上两者特征。我国理论界有学者认为:“特许协议不是国际协议，而是国内法契约。特许协议都是东道国根据东道国的立法，如石油法、矿业法等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具体内容，并经东道国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查批准而成立的。协议的一方虽为东道国政府，他方为外国私人投资者，但凡不是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均不属国际协议或条约，不受国际法支配，而受国内法支配。” 实践中，由于发达国家多为资本输出国，因而其主张多为国际协定，认为对BOT争端应适用普遍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原则。其理由为:东道国将专属于国家的对资源的开发权利暂时让渡于外国投资者，东道国此时是站在主权者角度与投资者签约，足以说明双方签订的是国际协定。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签约的目的只是在于获得项目的资金、技术。虽然东道国将专属于自己的对资源、项目的开发权暂时交由外国投资者行使，其目的也只是为公共目的，获得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而根本不关心外国公司属于哪一国家，更谈不上将承认此外国公司的国际法主体资格。这个时候，东道国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与其他有实力的本国公司的合作并无不同。 其次，从实在法角度看，目前普遍承认的获得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只有国家、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是基于有多数国家的主权让渡，而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东道国签订BOT协定本身并没有将主权转让的目的，而且单一国家的承认也并不会使某外国公司、跨国公司获得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国际法主体资格具有固定的要素，只有达到法律规定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 再次，BOT协定中约定的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或依国际法规则并不能说明BOT协定本身就是国际协定。在BOT协定中，为吸引外资、让国外投资者放心，可能约定将来的争议不由国内法院管辖，提交国际仲裁，这只是基于合同约定，合同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准据法。而BOT协定由于投资金额大、耗费时间长，体现东道国对外国投资公司的保证，规定可以提交国际仲裁或依国际法规定判决。事实上，双方也经常约定由国内法院管辖。 二、BOT特许协议是民事合同 对BOT特许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行政合同还是经济合同，各国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法国有行政契约，将其视为政府执行经济计划的一种方式，并发展了一套关于行政合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而在英国，政府契约与私人契约一样，适用普通法上的私法规则。但由于政府契约本身的特殊性，英国又通过1921年高等法院王座法庭法官罗拉特(Rowlatt)审理的安非特莱特一案创造了“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判例，实践中还未对其法律定性。在同属普通法系的美国，学者则更习惯于将政府与私人签订的契约视为“特许权”，原则上适用普通契约法的规定。 在国内，对BOT特许协议属于何种性质的合同，有以下两种观点: 1、行政合同。认为特许协议的标的具有特殊性，政府签订协议的目的具有公益性，而且双方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公法契约在我国还没有确切的法律定义，而法国行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归纳出识别行政合同的如下标准: (1)合同当事人中需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2)合同以执行公务为目的; (3)超越私法规则的合同。认为我国的BOT项目特许权协议与这三个标准是相符合的，因此将它视为一种类似于法国行政合同的公法契约是适合的。 2、民事合同。认为合同当事人旨在产生、变更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虽为国家，双方的地位也并非不平等。BOT投资方式是国家通过契约利用私人资本与技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国家目前将这种行为视为私法上的商业性行为，而非公法上的统治权行为。 笔者认为， BOT特许协议应属于民事合同，受私法调整。原因有三： 首先，从特许协议的目的上看， BOT协议是政府将特定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定年限内的建设和经营收益权与特许经营者的资金、先进技术进行交易的行为，不同于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管理、执行公务，也不同于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就有限资源、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虽然也可设立行政许可，但此行政许可合同与BOT特许协议有着质的区别。行政许可是对相对人的活动进行控制的手段，维护公共利益，而BOT特许协议是对资金、先进技术的有偿利用。特许协议中的外国投资者更不会耗费大量资金、技术与东道国签订行政合同，还让东道国控制、管理自己。目前大多数国家将这种行为视为私法上的商业性行为，而非公法上的统治行为。 其次，从合同双方的地位上看，虽然合同一方为东道国政府，但是政府在法律关系中并非一直充当管理者的角色，只有在政府执行公务行为的时候才是管理者。政府行使经济职能时，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参加法律关系，与其他民事关系的主体并无不同。而且政府各部门职权不同，管理部门与订约部门往往分离。作为特许协议的当事人，政府往往以“双重身份”出现，即“所有权人”和“行政机关”。作为特许协议当事人的政府具有民事主体身份。政府为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损害，而有权变更或解除合同或采取强制措施时，是以行政机关的形象出现，不是特许协议当事人。就如政府可以对其他两个主体之间签订的有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作为第三人采取强制措施一样。在BOT特许协议中，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政府并没有优益权。 再次，从纠纷解决方式看，民事合同当事人才能自由地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因为民事合同当事人处生的歧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其制定的《通过BOT项目发展基础设施指南》中采用了BOT项目协议名称。于平等地位。而行政纠纷应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排除了调解、仲裁适用的可能性。BOT特许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一般为协商、仲裁、诉讼等，如我国的交通、发电厂和给水的BOT项目特许协议示范文本，就规定了定期讨论、和解和仲裁三种措施。这些商事合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明显不同于行政合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为便于与行政许可相区分，有学者建议将BOT特许协议(Concession Agreement)改称为BOT项目协议(ProjectAgreement)。这样， BOT特许协议的民事合同性质十分明显，从而避免了因名称而产生的歧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其制定的《通过BOT项目发展基础设施指南》中采用了BOT项目协议名称。 因此，BOT特许协议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事合同，同时，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笔者认为，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最突出的体现即在于，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政府，享有超越对方当事人的许多权利，如监督执行的权利以及合同解除权等，都超越了普通民事合同的规则，使得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有不平等的嫌疑。然而，笔者认为，从项目协议的本身来看，它属于民事合同无疑，但由于BOT项目涉及的标的通常是公共基础设施等牵涉公共利益的项目，因此，在履行这个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必须拥有一些超越普通民事合同所赋予的权利来确保合同的全面履行。因此，可以认为是BOT特许协议是以民事合同为内容，辅以行政合同的一些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既然BOT特许协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就不能仅仅依靠普通的合同法来对其调整。

❽ 海瑞与柯克：为民请命，得罪君主，为何命运迥异

提起海瑞与柯克，两人虽然都是清官，但命运却大为不同。这其实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结果。

两人都是大胆进言的臣子，为何一人差点被处死？另外一人却被升职了呢？这其实还要从中西两国的文化背景方面去探讨，中国的文化中讲究的是礼，臣子要绝对的爱戴，推崇和服从君主。而在西方的文化中，讲究的则是法。正是因为大环境背景不同，才造就了海瑞和柯克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命运。

❾ 爱德华·柯克的介绍

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2.1-1634.9.30）英国法学家和政治人物。1613年被任命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后，又常被称作柯克大法官。柯克身上有许多光环：普通法的福音， 活着的普通法， 法学之源， 而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与詹姆士一世的那场争执，以及作为1628年权利请愿书的一名起草者。

❿ 这是美国法庭，法官背后墙上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出处在哪里有什么典故。

Reason is the life of the law; nay, the common law itself is nothing else but reason. ---Coke

法律的生命是推理，不仅如此，而且普通法本身除了推理外别无他物。――科克

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9.3)，英国16、17世纪著名普通法学家。他主要讨论的法律问题并不是一般性的法律问题，这与霍布斯、菲尔默、洛克、哈林顿等人不同，而只是英国法律问题。同时也只讨论英国法律问题中的一部分，即普通法（主要适用于国王法庭）。
法学观点
对于适用于其他英国法庭的法律，他也不怎么关注。他对这些法律也熟悉，但认为他们是"外来法"（foreign law）。英格兰法（english law）──"the law of the land"一般只指英国普通法，而不是如其论敌正确地添加的"the law of the Chancery, the Ecclesiastical law, the law of the Admiralty … the law of the Merchants, the Martial Law, and the Law of State."他还不仅仅认为普通法庭的法律是"the law of the land"，而且致力于使其系统化，他认为英格兰法律是自足的。所以他才采用了君士坦丁的"institutes"名称。他提出普通法高于其他法律。这一点与詹姆斯正好相悖。被任命为王座法庭大法官后，他坚持自称为"英格兰的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england）──这令詹姆斯十分不悦。他认为普通法是延绵不断的。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把普通法看成是英格兰的"基本法"，是其未成文的宪法（constitution）。事实上，科克并未提出新理论，他接受詹姆斯的前提，只是把法学的重点从一般性的法律转到英国法，且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它。对于这一点，詹姆斯也没有办法，因为詹姆斯也强调法律的延续性，他需要给君主的合法性找到一个历史基础。
后人评价
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职，干一行爱一行。做为attorney general，完全忠于国王；做为普通法法官，完全忠于普通法；做为议员，坚决支持议会的独立。在内寺十分受欢迎，在其职业生涯很早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