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的法官

A. 法官出庭为何要戴假发、穿黑色长袍

相信喜欢看港剧的朋友都知道，港剧里面的法官出庭的时候都是带假发和穿黑色长袍。我当初以为他们带这个是为了好看和装X的呢，不过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戴假发和穿黑色长袍，不过我听过几种说法。

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个传统并不是我们国家传下来的。是由英国当初在香港留下的。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回归后，司法制度仍然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和律师的假发套也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那为什么英国会有这样的传统呢？
我们先普及假发的起源，外国人戴假发的习俗可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在埃及木乃伊的头上就发现过假发。据考证，在古埃及，不论男女都剪去头发，以求清洁凉爽；但为了好看，又经常戴上假发。假发用人发、棕榈树叶纤维或羊毛制成。
第一种说法，中世纪，英国地区的司法人员们因过度劳累，头发掉得厉害，秃头很常见。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律师和法官约定俗成在法庭上都统一带上白色假发套。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大。
第二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强化法庭和审判者的威严和权势，让法官和律师不受主观影响，保持公正的态度，于是法官和律师之间就用发套和法袍营造一种“非人化”的氛围。
简单来说就是要神秘化自己，增加自己的权威。
第三种说法，英王查理二世流亡法国一段时间后，在1660年回国重新执政时，就把这种男装假发传入英语系国家。当时英国刚刚结束内战，内战时议会派“roundhead"留短发，保皇派”beatles"留长发，法官带上假发可以避免显示自己的政治倾向，以示公正。这种长度及肩或稍长于肩假发成为1620年代以来欧洲男子的时尚，便成为传统流行于英国的法庭。
迄今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个人觉得是因为那对于香港是一个耻辱，很多人都不愿提及。

B. 45岁湖南高院法官被杀害，此事为何引起了无数网友的愤怒

45岁湖南高院法官被杀害，被杀原因是同乡人因事向法院提起诉讼，想通过高院法官为其打招呼行方便，但被拒后产生怨愤进行报复行凶，引起无数网友的愤怒。

45岁的湖南高院法官周某出生在一普通家庭，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对法律的热爱，从基层一直做到高院法官，周某因工作表现优异多次获得奖项，判案期间无一超审限、无一上访闹访、无一因过错被发回和改判。但就因同乡人向某自身有事向法院提起诉讼，想通过同乡人周某以法官的身份为自己托关系行方便，但遭到周某的严厉拒绝，之后怀恨在心对周某进行报复行凶，最终导致周某抢救无效，定格在45岁这个年纪。

C. 南京彭宇案的那个狗屁法官现在咋样了

2007年1月4日，66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致其受伤为由，索赔13.6万余元。这起民事诉讼的一审经过了3次庭审，分别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对于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如此频繁的开庭并不多见。

2007年9月4日下午4点半，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认为本次事故的双方徐寿兰和彭宇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彭宇对受害人徐寿兰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主审法官判决彭宇给付徐寿兰损失的 40% ，共45876.6元。判决结束后，彭宇表示不服判决。

当时这起轰动全国的民事诉讼案一审判决后引起极大争议，有人对主审法官王浩的判决表现出了极度不满。

就在众人期待彭宇上诉后能看到公正的终审判决时 ，2008年3月15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度披露该案双方已庭外和解。至此，为时1年多的彭宇案画上了结案句号。

“不管如何，彭宇案本身对法官王浩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江苏省某法院一名法官事后向本报记者称。

之前，记者联系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谈及彭宇案时，一名法官向记者称，“(王浩)人调走了，我不清楚这事”。

9月25日，该法院一法官向记者证实，彭宇案的主审法官王浩确实是调走了，而调走之前王浩在该院的知识产权庭任职。

调离法院，王浩被安排在了离法院10公里之遥的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彭宇案，王浩不可能被调走。事实上，调到街道办的王浩并没有坐在街道办的办公室里。街道办的一名负责人称，王浩到街道办后被安排在了挹江门司法所。

司法所位于南京市镇江路4号的斜对面，这里离街道办的办公场所还有3公里之遥，司法所在一个破旧的居民生活区的弄堂里，看上去有些破落，以至于连一些住在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还有个司法所存在。

D. 南京法官王浩不死!中国道德就死!

颠覆了建立已久的道德，他是千古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 强烈呼吁绞死呼市中级法院的宫静、胡尔查，以告慰冤魂。

杀死玩忽职守、不公正判案的北京三中院法官王黎，杀死当今还活着的呼市中院法官胡尔查、宫静，还等什么，快速取之人头祭奠他们错杀的呼格吉勒图！然后公告天下！以警示在职法官敬业公正执法。

F. 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是谁，为我国做出了哪些贡献

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是谁，为我国做出了哪些贡献？

东京大审判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的东京对二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当时的法庭由11个国家的11名法官组成。在审判中，中国代表团受到了种种的困难和挫折，然而，整个法庭上不赞成对这些战犯处以死刑的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们在面对其他各国法官们的偏见和刁难的时候，他们斗智斗勇，克服了对美国法律了解等种种的不利因素，终于在庭审辩论上取得了上风。这次审判持续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最终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

G. 法院的法官都经常去外地出差吗 下面是我现实遇到的。（我的案件从受理到现在已经三个多...

将与你有雇佣关系的老板作为被告是合理的.办理案件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法院延期是违反程序法的,你可提起行政诉讼.

H. 谭彦现在怎么样了

谭彦最后的岁月

老铁，人民的兵，执法的一架天平；

老铁，坚强的人，我们的一盏明灯；

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司法的公正，

你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老铁，拓荒的牛，铁骨铮铮；

老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对人民满怀深情，对党一片赤诚，

你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

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老铁之歌》

2004年11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北京结核病医院。在与病魔进行了十几年的搏斗之后，在亲人和同事悲痛的呼唤声中，一颗顽强的心脏结束了最后的跳动。带着对生命的眷恋，带着对亲人、同事和朋友的爱恋，带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和感激，谭彦永远地告别人世，告别他至死不渝的审判事业。

对他的离去，医生、亲人、同事和朋友都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人们还是不愿他就此永别。大汗淋漓的医护人员第8次启动心脏起搏器，希望能再次为他驱走死神。但这一次，谭彦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所有当班的医护人员都围过来，默默地为他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她们早已见惯了死亡，此刻还是忍不住热泪。多年来，这位病人身上强大的人格力量感染着她们。一位年轻的护士凑近他耳旁说：“谭彦，您走好。谭彦，我们永远忘不了您！”

一个普通法官的病逝，却牵动千千万万个人。八宝山殡仪馆里，人们为这位普通法官举行了庄严的遗体告别仪式。当他的骨灰运送到辽宁省大连市后，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到车站迎接，几十辆汽车一起跟随着，缓缓护送他的灵柩，许多出租司机免费搭载送别的人。网络上，一个个帖子表达人们心底的敬意和哀悼：“好法官自然受到人民的爱戴！”“谭彦，愿您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天堂里还有法槌敲响吗？”“谭彦，您一路走好�”

有的人死了，他却依然活着。44岁的人生过于短暂，却给这个世界写下一首不朽的赞歌，歌唱高尚无私的品格，歌唱正直善良的人性。44岁的人生过于短暂，却给这个时代矗起一座灿烂的丰碑，留下一道永恒的光芒。

1996年之后，谭彦因病不得不离开审判岗位，但却没有淡离人们的视线。许多读者都想了解谭彦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的一切。怀着悲哀和崇敬的心情，我们走访他的亲人和战友，收集他留下的笔迹。点点滴滴看似平凡的小事，却展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依然牵挂着神圣的审判事业。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渴望回报党和人民的关爱。铁法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在最后的岁月里依然熠熠生辉。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党的忠实信仰和感恩情怀成为他与病魔抗争的精神动力。真诚善良的心灵流露于一言一行，都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品德和光辉的人性。

（一）

2004年11月21日，谭彦燃烧的生命只剩最后的余火，随时都将熄灭。医护人员奋力抢救，使他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与病魔奋战了十几个年头之后，此刻他听到死神重重的敲门声。他有太多的心里话要说，但气管已被切开，几个月来都发不出声音。他让守候在身旁的爱人拿来写字板，干瘦无力的手颤抖着，提起笔来似有千斤，豆大的汗珠刷刷地滚落，每一个字都拼尽心力：“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基层法官，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许多的荣誉，心里时常不安。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关怀，下辈子我也要跟党走。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将大好年华献给党的伟大事业，只叹身患重病，壮志难酬……”写到这儿，他浑身大汗淋漓，又昏迷过去了。

几个小时后，他一醒来，又坚强地提起笔。心痛的妻子劝他不要写了，但他执意要写：“作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执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耻辱！”经过又一次昏迷之后，谭彦又提起笔来： “我此生有三大遗憾：一是为党做的贡献太少；二是给亲人的关心太少；三是没有读完研究生。”

11月25日，去世前三天。看着心力交瘁的妻子和泪水涟涟的儿子，谭彦满含深情地写道：“感谢中央首长和各级党政领导，感谢肖扬院长和各位法院领导。是党和组织给了我多次生命。”

临终之前，谭彦让爱人找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分别在扉页上写下赠言，送给作为共产党员的妻子和共青团员的儿子。他给妻子的赠言是：“热爱党，忠于党，与丽娜共勉。”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熟悉谭彦的人知道，他拼尽心力写下的这些话，正是他的肺腑之言。多年来，对党的忠实信仰和感恩情怀，成为他与病魔抗争的精神支柱。还在岗位上时，他就多次表示：“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活着就要为党工作。”离开岗位后，他更有一种强烈的心愿：一定要努力康复，才能回到岗位上，才能报答党的恩情。

（二）

1996年7月，中央各主要媒体集中宣传谭彦的事迹，“铁法官”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谭彦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全国十杰青年卫士。面对荣誉，谭彦没有居功自傲，而是为不能在岗位上回报党和人民的关怀而愧疚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宣传和回报，只是想过得充实一点，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如今却因为身患重病而无以回报，心里非常不安和愧疚。”“面对这么多荣誉，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骄傲自满，要有一颗平常心。我所做的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法官应该做的，与焦裕禄、孔繁森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获得许多荣誉以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低调做人。曾有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只是说：“咱是老百姓的孩子，就应该做对得起老百姓的事。”他多次受到中央和有关领导的接见，但他家的墙上，没有挂任何与领导的合影。

1997年，谭彦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满怀激情和喜悦出席了盛会。他克服病痛，一边加大药量，一边坚持参加会议。每当工作人员劝他休息时，谭彦总是摆摆手：“我很好，我能坚持。”他认真地听取会议报告，积极参加小组讨论和各种会议活动。每天晚上，疲劳不堪的他又坚持写日记和心得。大会开幕那天晚上，他写下长达2000多字的笔记，抒发内心的激动和感想。

1996年下半年，组织上为他安排了良好的医疗条件，要求他安心养病。对此，谭彦深感不安。他总是尽可能不给单位和组织上增加麻烦。在临终的最后时刻，已经说不出话的谭彦，一次又一次在写字板上嘱咐家人：不要给单位添麻烦。不要老打电话打扰李院长（大连开发区法院院长李辰章）。车放回去，不然费用太高（谭彦病危期间，法院派一辆车守候在医院）。老家的人来，费用我们自己出（谭彦病危时，其老家亲属来北京看望）。买菜不要买高档的，普通的就行（谭彦最后几个月，只能喝蔬菜汁和水果汁）。买东西一定要自己花钱，不要花公家的钱。

直到临终的最后时刻，他都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人民法官，只能给党做出奉献，而不能有任何奢求。法院为他准备后事，打算把他安葬在环境优美的大连名人园。弥留的谭彦得知后，坚决嘱托妻子贾丽娜：“那里费用太贵，千万不要。已经让国家花了许多钱了。咱是老百姓的孩子，不算名人。”贾丽娜遵从他的遗愿，为他选了个普通的墓地。她说，谭彦就喜欢跟普通百姓在一起，让谭彦长眠在这里，他会更踏实和安心的。

（三）

无私奉献是谭彦精神中最感人的一面。在病床上的岁月里，谭彦最大的渴望依然是尽己所能回报社会。

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谭彦时刻关注着灾情。他不顾天气炎热，亲自到开发区管委会大楼，捐上了寄托着一片深情的2000元钱；1996年12月，大连开发区一家企业怀着敬意向他捐献了2万元钱，希望他用这笔钱买点营养品。正在北京住院的谭彦得知后，当即打电话给妻子，语重心长地嘱托：“公司的心意我领了，但这笔钱还是转赠给开发区一中，这笔钱可以给家庭贫困的学生解决一点困难。”大连开发区妇联代表全区妇女给他捐了1000元，他提笔写信感谢：“请用这一千元为少年宫的孩子们买些书刊，让开发区的孩子们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1998年他当选为大连市十大名人，当场就把1万元奖金捐给普兰店市的一所希望小学。

小周超是大连市春德小学的学生，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1998年秋天，谭彦得知小周超的境况后，决定与他结成助学对子，一下子为他交齐了6年的学习费用。他不顾病体，带着一大堆学习用品，在爱人的搀扶下到小周超家里慰问。他抚摸着小周超的头说：“你母亲很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我还活着，一定会尽力供你读书。”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着小周超的成长。直到临终之前，他还嘱咐爱人贾丽娜回大连后马上去看看小周超。

（四）

谭彦在同学、同事和朋友中人缘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的正直、高尚，也是因为他的无私、善良。他心里装满浓浓的爱：爱党、爱法院、爱家人、爱同事、爱朋友，爱每一个人。谭彦去世后，许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回想他的为人，忍不住怆然泪下：“谭彦真的是个好人！”他性格内向，并不轻易表白自我，但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对关心帮助过他的人更是充满着感激。人们从许多细节里，都能看到他那颗透明的心。

2003年底，病危的谭彦被切开气管，说不出话来。但他很快学会用手机发信息，时常通过信息答谢同事和朋友的关心。他念念不忘那些曾经关心他帮助他的人。中组部的吴红同志为谭彦的精神和为人所感动，一直像关心弟弟一样关心着他的病情。在临终前三天，谭彦还一直念着吴红，他在写字板上深情地写道：“吴红大姐，您外出还想着我，给我买药，关心我的病情，经常给我打电话。真的谢谢！”最高法院办公厅的周德伟同志受最高法院领导委托，负责与谭彦的联络，经常去看望他。谭彦一直对他充满感激，临终之前他三次写到周德伟的名字，称之为恩人。

谭彦临终之前，许多领导、同事、朋友、亲人都到医院看望。看见他们，谭彦总是非常高兴、激动。11月28日上午，他临终前一个小时，看到前来探望的同事夏明宇，几个月都说不出话来的谭彦突然喊出声来：“明宇！”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非常激动。——他多希望这些爱他的人能永远守在他身边！但每次他都示意：病房里空气不好，不要呆太久。大连开发区法院派司机在医院守候，他在写字板上告诉妻子：“师傅家里有老人小孩，让他早点回去。”11月19日，临终前9天，他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题为《牛蛙皮治青光眼》的文章，想起退休的老同事李永春的儿子患青光眼失明多年，特地把文章剪下来让贾丽娜转交给老李。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谭彦对始终守护自己的家人充满爱和歉疚。贾丽娜从20多岁起守着病中的爱人，整整17年。之所以能一直保持对谭彦深深的爱情，是因为他强大的人格力量。她说，谭彦总是那么坦荡、那么善良。谭彦在生活上不能尽丈夫的职责，但在精神上却成了贾丽娜的支柱。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夫妻俩的爱情却缠绵得如同初恋，让许多目睹者潸然泪下。在临终前的字条上，他一再表达对爱人的感激和关心。看贾丽娜脸色不好，他写道：“你不要太累了。”贾丽娜难过了，他劝慰：“我一定会渡过难关。”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谭彦依然牵挂着他热爱的审判事业，依然刻苦学习审判业务。他的心依然随着人民法院的改革和发展而脉动。

（一）

同学们说起谭彦，都说他天生就是做法官的好材料：人品高尚、心地善良、勤奋敬业、乐于奉献、甘于寂寞。从大学时代起，他就立下此生的志向：做一个铁骨铮铮的好法官。同事们都能感到他身上那种献身事业的劲头。在媒体宣传他之前，他在院里就有“老铁”的雅号，这是因为他的铁面无私和钢铁意志。同事们还给他谱了首《老铁之歌》。

谭彦去世的时候，没有合上双眼。他的亲人和同事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他心愿未了：他多么渴望身着庄严的法官袍，重返神圣的审判台，多么希望为人民法院再立新功。他总觉得自己以前的贡献还太少，只有继续奉献才能回报党和人民给他的崇高荣誉和无限关怀。

1996年5月，谭彦的病情又一次发作，咳嗽、气喘，持续高烧十几天。6月5日，大连开发区法院院长张晓明为了让他安心治疗，命令撤掉他的办公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安心治疗，不要老想着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谭彦才离开了无比热爱的审判岗位。

1998年初，经过一年多的专心治疗，谭彦的病情明显好转。他非常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回到岗位了。从医院出来后，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立即回到法院上班。法院没有电梯，身体虚弱的他每走一步楼梯都气喘吁吁。好心的同事们争着要背他上楼，但倔强的他坚持要自己走。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经不起反复，坚决要求他继续休养，他只好放弃每天准时上班的念头，但心却一直系着审判工作，隔三岔五总要到法院看看。一到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案子，他总是尽可能参加。几年来，病魔一直伴随着他，因为长期服药，他又患上双肾结石。但他只要觉得身体好转，便向领导要求上班。他实在是太渴望回到审判岗位了。

谭彦再也回不到他魂牵梦萦的审判台了。临终前他希望妻子和儿子继承自己的遗志：希望妻子努力工作，做一位秉公执法的好法官；希望儿子好好学习，考上自己的母校吉林大学法学院，以后也做一名无私奉献的好法官。

（二）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谭彦的床头总是堆放着两样东西，一是药物，一是书籍。他常常让爱人到书店去买法律书籍。他去世后，记者翻看他家里的藏书，发现许多书里都有他留下的一道一道记号。

尽管不在审判岗位上，但谭彦每次见到同事，话题总是离不开案子。每个人来看他，他总是问起最近办些什么案子，怎么判的？几年没有亲自审理案件，他特别担心自己落伍。他知道几年来审判工作发展很快，对法官的要求更高了，他急切地想熟悉新的审判方式。同事谭家戎说，每次与他交流审判业务，他总是如饥似渴，两眼放光。

病中的谭彦一直保持着通过媒体了解国家大事和学习法律知识的习惯。同事们看望他时，常常惊讶于他对时事的了解。《人民日报》、《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是他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联播》、《今日说法》、《法制天地》是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2002年10月，在《人民法院报》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他写了题为《高奏时代的强音》的文章表示庆贺：“人民法院报不但是我的挚友，更是我的良师。通过阅读其中的新闻，我及时地了解人民法院的发展状况、发展方向。先进法院经验和模范法官事迹让我很受感染和激励。理论版更使我增强法学功底、增长法律知识。副刊上的作品特别是法官们创作的作品，让我在病榻上身临其境，或品味，或沉思。”

在ICV（重症监护室）里，谭彦不能看电视了，但他坚持用收音机收听新闻和法制节目。尽管读书很吃力，但他还是离不开心爱的书籍。临终前几个月，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任长霞的事迹，便让贾丽娜买来《任长霞》一书，认真地阅读，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向任长霞学习，忠于事业，公正司法。”记者在几份党员学习材料上看到他留下的字迹：“岳父：捎来的材料我已学习了，反复看了几遍。”

谭彦临终遗嘱中说自己此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是没有读完研究生。1998年初，身体好转的谭彦听说母校吉林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在大连合办研究生班，非常高兴地报名参加。三年时间里，尽管病魔缠身，他始终坚持读完所有的课程。因为每次陪读，贾丽娜也跟着读完研究生的课程，法律知识大有长进。然而，没等到写完毕业论文，谭彦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谭彦以坚强的意志和超凡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殊死的搏斗。在病魔面前，铁法官的英雄本色闪闪发光。

（一）

1989年3月，长期超负荷工作的谭彦，连续高烧十几天。就在儿子出生的当天，谭彦再也支撑不住了，被同事们送进医院。诊断结果是“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这是肺结核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几乎就是不治之症。面对凶狠的病魔，谭彦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坚强意志始终不垮。

离开岗位之前，他照样从容镇定地上班、办案。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是他病情最严重的日子。560个工作日，他出勤竟多达512天。离开岗位之后，他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努力让家庭里没有病魔的阴影。他常常坐在轮椅上陪爱人、孩子散步，一家三口有说有笑。他喜欢与岳父下棋，陪老人海阔天空地谈论时事。他喜欢看足球，一个精彩的射门会使他像孩子一样又喊又叫。只要在家里，他每天都会给儿子辅导功课。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还会亲自下橱，炒上几道好菜。颇有喜剧细胞的他，一高兴了还会给家人来段小品，儿子最喜欢看他模仿赵本山扮演老大娘。他喜欢听音乐，临终前几个月还让朋友用MP3下载一些民族音乐，在ICV里，他时常沉浸在这些乐观向上的旋律里。

谭彦有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澄澈、明亮、沉静、执著。透过这双眼睛，他坦荡、善良的心灵让人一览无余。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之后，这双眼睛更显得又大又亮。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双眼睛始终那么明亮、坚定、沉着，没有绝望，没有哀怨，透着刚强不屈的光芒。直到临终前一个小时，同事还看到他眼睛闪着亮光。

1996年下半年，组织上把他送进全国最好的结核病医院，给他提供最好的治疗条件。在他的极力配合下，疗效显著。至2003年初，他的痰菌培育检查结果呈阴性，医生宣布，他的病已临床治愈。奇迹果然在他身上发生。2003年底，正在跃跃欲试准备上班的谭彦，因为一次意外，病情急转直下，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二）

2003年12月29日深夜，病魔凶狠地扑向谭彦，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单位开始为他准备后事，闻讯的同事、朋友、亲人纷纷赶到医院，想见他最后一面。医护人员奋力抢救，切开他的气管以维持他的呼吸。与谭彦同期被送进ICV的病人，都相继去世了，惟有谭彦坚持了11个月。医生们惊叹：从没见过生命力这么顽强的病人。

在ICV里，谭彦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以超凡的毅力，与病魔进行最后的抗争。切开气管后，他只能从鼻孔进食。进食的过程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他知道，只有继续吸收营养，才能维持生命，便坚持进食。两个月以后，他的病情有所减轻，居然能从口腔进食了。于是他每天坚持喝蔬菜水果汁，喝小米粥。每次昏迷醒来后，他就主动要求进食。气管切开后，他一直戴着呼吸机。他知道只有摘掉呼吸机，靠自己呼吸，才有可能好转起来。于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摘掉呼吸机一直成为他努力的目标。

生命已如游丝，但他还是没有绝望。从昏迷中苏醒不久，面对前来看望的同事，他写道：“感谢领导，感谢战友，工作特忙，千里来看我。无论什么难关，我永远是有信心的。”1月17日，同事赵秋实、谭家戎来看望，他百感交集地写道：“差一点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千疮百孔，深咳重喘，九死一生，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生活是多么美好。但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受不了的罪。”2月8日，他在纸上与爱人聊天：“咱俩自费旅游的愿望能实现吗？”3月1日，看着从吉林老家来的亲人，他忍不住难过，亲人走后他悄悄流泪。之后，他擦去眼泪抄写两段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看着他临终前写下的只言片语，记者总是忍不住热泪盈眶。那以往娟秀的字迹已经变的虚弱、模糊，但其中展现的是铁法官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对生命、对事业深深的眷恋。

有的人死了，他却依然活着。

谭彦，您走了，但《老铁之歌》还在回荡：你无私奉献，燃烧着生命，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忘不了您纯净、刚毅的眼睛，忘不了您颀长清瘦的身影，忘不了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忘不了您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您是人民法官的骄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

谭彦，您没有死。“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谭彦精神永垂不朽！

I. 想知道中国出席京东大审判的法官梅汝傲的信息

是：梅汝敖，不是骄傲的“傲”。

梅汝璈，1904年生，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苏、加、新、荷、印、菲等十国法官参加的设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至 1948年 11月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而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就是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梅汝敖。

在梅汝璈去世的10年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B]“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B]

2003年春，我们意外发现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是全程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这本从未公开过的日记描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审判，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

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展开了那段岁月无法湮没的历史记忆。

逮捕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当30多名美国宪兵包围东条英机的住所时，屋里传出一声枪声。不过，由于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自杀时没打到心脏。

美军宪兵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美国士兵还主动献血。因为作为恶果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另两人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须活着接受公开审判。

此时，日本统治集团人人自危，最紧张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为国际上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成了摆在同盟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30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不过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裕仁逃过被逮捕的命运。

3个月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关到东京最大监狱巢鸭监狱候审。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美国人约瑟夫·季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中国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战犯的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第二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自杀；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内。

然而，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中国检察官带来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证据。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工作人员多次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撰写起诉书。经过争议，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1946年4月29日，季南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法官座次争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进行了最后一次隆重彩排。彩排中，一场尖锐冲突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冲突由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

法官的席位原本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但庭长卫勃却想让和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坚持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

法官们争执不下，卫勃始终没有表态。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卫勃还补充道：“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梅汝璈表示：“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气愤地脱下法袍。

看到梅汝璈已经准备离开，卫勃急忙拦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议。很快，卫勃回来了，他表示照原来的安排彩排，正式开庭的安排再讨论。对此，梅汝璈表示坚决拒绝。当再去商量的卫勃第3次来到梅汝敖面前时，他盯着梅汝璈说：“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大川装疯逃脱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宣读起诉书。一个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作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东条苦笑了一下。而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过东条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开庭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做精神鉴定，但被驳回。

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

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梅汝璈对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审判风波再起

5月6日，当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时，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以庭长卫勃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为由要他回避。这是日本战犯辩护团早有预谋的蓄意攻击，法庭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卫勃宣布休庭，然后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法官们经过开会裁决，卫勃重新回到庭长座位。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了。

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卖到800日元一张，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

“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无罪。

随后，被告辩护团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序幕就此结束。

揭开9·18真相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而对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继续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真相也随之揭开。

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出庭作证

8月，国际检察局亮出一张王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当季南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不堪设想。

艰难寻找证据

审判中，一些极其重要的战犯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七三一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日本政府为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寻找证据十分困难。中国检察官倪徵燠等人于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

舌战侵华元凶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

中国检察官倪徵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智斗侵华先锋

接下来中国检察官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

四郎。1931年，板垣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1938年，板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

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徵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倪徵燠没忘记土肥原。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

由倪徵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南京屠杀真相

在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

1946年9月，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幸存者的证词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对影像内容，日本记者连用三个“惨”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惨剧震惊世界

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

研究者认为，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鼓励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恶魔。

南京陷落的第4天，松井石根进入尸陈遍地、到处是纵火痕迹的南京城。而在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为他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其辩护律师甚至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松井石根极力为自己开脱，说他派了宪兵维持秩序，而事实证明，仅有17人的宪兵队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后来，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实际在南京遭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执行枪决。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在南京各屠杀中国100余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

二战罪魁东条

随着太平洋阶段审理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东条英机成为这次大战中仅存的最高责任者，也是惟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

1947年12月26日，法庭开始审理东条英机。日俄战争爆发后，东条随日军第15师团侵入中国东北，1928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课长。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参加日军秘密法西斯组织“一夕会”。

26日，东条的辩护人清濑一郎作开头陈述，他完全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东条开始朗读长达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1947年的最后一天，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

季南把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日本人为和美国人周旋，制定了两套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内容是：日军有条件地从中国华南地区撤军，但至少25年内不会从中国华北、内蒙古以及海南岛撤军；日本坚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乙案》作为替代方案，只允诺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

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拒绝甲案。6天后，日本递交乙案，同样遭美国拒绝。但为取得偷袭的最佳效果，谈判仍旧继续进行。

东条袒护裕仁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但他11月5日发出的电报等铁证证明东条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认为，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对此检察官进行反击：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20分钟以后。而且，偷袭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人们疑惑的是，东条有这么大的力量发动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1月7日，卫勃亲自讯问东条。他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还有谁？东条说出两个人，但均是死无对证。然而，卫勃讯问东条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对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诉。至于上一晚发生了什么，迄今仍是个谜。

东条英机一直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天皇，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府一开始就确定的最高辩护方针。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东条是战争主谋之一。

严惩战争罪犯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着：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

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

而此前各国法官之间的争论也达到高潮。庭长卫勃主张把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岛上；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中国法官梅汝璈则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经过斗争，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优势判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然而，风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反对之声铺天盖地。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

丧钟在1948年圣诞前夕，终于为战犯鸣响，7名战犯被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行中，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

J. 有谁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3个人，性格不同，有的嗜酒，还有一个性格特好，但是结局确是性格不好的

美国有一个学校的一个班级，26个所有的人都有过不光彩的历史，有人吸毒，有人进过少年管教所，有一个女孩子甚至在一年之内堕过三次胎。家长拿他们没有办法，老师和学校也几乎放弃了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菲拉的女教师接了这个班。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菲拉没有像以前的老师那样整顿纪律，先给孩子们一个下马威，而是出了一道选择题：
有三个候选人，他们分别是：
A、笃信巫医，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酒如命；
B、曾经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约一公升的白兰地，而且曾经有过吸食鸦片的记录；
C、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的习惯，不吸烟，偶尔喝点酒，但大都只是喝一点啤酒，年轻时从未做过违法的事。
菲拉要求大家从中选出一位在后来能够造福人类的人。无庸置疑，孩子们都选择了C。然而菲拉的答案却令人大吃一惊：“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一定都认为只有最后一个才是最能造福人类的人，然而你们错了。这三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是二战时期的著名人物：A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身残志坚连任四届美国总统。B是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C的名字大家也很熟悉，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夺去了几千万无辜生命的法西斯恶魔。”孩子们都呆呆地瞅着菲拉，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孩子们，”菲拉接着说，“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过去的荣誉和耻辱都只能代表过去，真正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是他的现在和将来的所作所为。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吧，从现在开始，努力做自己一生中做想做的事情，你们都将成为了不起的人才……”正是菲拉的这番话，改变了26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如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其中的许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骄人的成绩，有的做了心理医生，有的做的法官，有的做了飞机驾驶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个个子最矮的也最爱捣乱的学生罗伯特•哈里森，今天已经成为华尔街上最年轻的基金经理人。
因此，我们的老师要知道，我们的学生，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们要走的路还很远，他们在学校的发展，远远不能决定他们以后的发展。我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发展，要相信每一个学生。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准则，我会和学生讲：“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每一个都是好样的”，“做不一定成功，但不做肯定不成功”，“花有存在的道理，小草也有存在的道理”。处理学生的事情我是对事不对人，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有许多原来我们看不中的学生后来发展很好。我在见到我以前的学生时，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就是学生启发我回忆起他：“他就是原来怎么调皮的，怎么样差的”，每一次，我都会一再向学生道歉，因为我在平时的工作中伤害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