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法院

Ⅰ 如何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给点建议

中国的法制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然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崇尚法治大于人治和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态的符合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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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组成，以宪法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其他部门法律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建设法治国家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离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还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方面无法可依或恶法难依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宪法配套法律法规。各部门法的规定不尽完善，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的情况突出。许多部门法律制度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和影响，不能很好地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甚至宪法本身还亟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还缺乏实施保障的系统规定，离法治国家标准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适应法治国家的需要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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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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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还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现代政治民主形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要推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实体法，而且要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须体现民主原则，注重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和监督。行政法制改革还要求实现行政公平。还要加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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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还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错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公正执法。在这方面，要继续将审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把勤政廉政建纳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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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宣传，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重点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观念。

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做到哪些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5）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Ⅲ 法治中国的司法建设

人民法院是中国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审判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中国建立健全了审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审判体系，形成了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公开审判制度。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依法公开、及时公开的原则。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其他的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外，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律公开进行。对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预先公告，允许公民和新闻媒体记者旁听审理过程。人民法院还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案件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审判，在法定时限内快速完整地公开与保护当事人权利有关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各重要环节的有效信息。
合议制度。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审理社会影响较大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与合议庭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并共同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辩护制度。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确保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诉讼代理制度。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相互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参加诉讼活动，实现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回避制度。案件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如果是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或者认为自己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必须回避。
司法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根据自愿、合法、民主的要求，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采取调解的方式，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解决民事权益的争议。2006年全国民事一审案件的调解撤诉率约为56%。
司法救助制度。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实行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
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当事人不上诉的，法定期满即发生法律效力。对上诉、抗诉的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除死刑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外，都是终审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判决和裁定。
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复核制度是独立于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以外的、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的重要制度。死刑除了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统一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严格规范死刑复核程序，确保死刑案件的慎重与公正。从2006年下半年起，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
中国检察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人民检察院的职责是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依法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或支持公诉等。法律还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狱的执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中国制定了《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了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等制度。
《仲裁法》规定，根据自愿原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中国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除非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当事人不能就同一纠纷再次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律师法》规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必须拥护宪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才能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律师可以接受聘请担任法律顾问，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可以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13000多个，执业律师130000多人。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可以由律师合伙或者个人设立，也可以由国家出资设立。
《公证法》规定，担任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证文书具有法定的效力，主要包括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法律行为要件效力、公示及对抗第三人效力、不可撤销效力等。全国公证机构年办证量均在1000万件左右，其中涉外公证300多万件，发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公证机构3000多家，执业公证员近12000人。
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对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各级政府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了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

Ⅳ 法治中国的内涵与总体布局

内涵 “法治中国”的内涵
目前对“法治中国”的内涵主要有五种不同层面和角度的阐释与解读：一是从国家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三大重点板块的层面和角度；二是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法治四环节的层面和角度；三是从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制约权力、尊重人权、保障公正的法治五要素的层面和角度；四是从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层面和角度；五是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统一的层面和角度，等等。应该说这五种观点各有各的理论优势，但也各有其局限性。含义：
1.法治国家。即与“警察国家”相对称，要求国家权力必须法治化。其主要标志，一是人权保障，尊重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二是良法之治，即“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三是人民主权，依宪确立分权与制约的国家权力关系，依法执政；四是民权保证，切实保护公民的各项权益，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五是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
依法执政是法治中国的关键环节。要推进执政党依法执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保障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依法明确党与人民代表机关、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确保党的决策、执政行为公开透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依法追究党内腐败和滥用权力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法治政府。即政府依法行政，将决策、执行及监督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其基本特征，一是有限政府，政府权力是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其边界是确定、明晰的；二是责任政府，政府权力与责任是统一的，政府违反法律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诚信政府，政府必须履行其对公众承诺的责任，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四是服务政府，政府“以人为本”，明确并履行好其服务的职责；五是阳光政府，全面、准确、及时公开政府信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依法行政是法治中国的重点环节。要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就必须控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边界，健全行政权力行使的组织、程序、法制监督和问责机制；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以及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推进政府廉政、勤政建设。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真正实现，逐步扩大票决民主并发展协商民主。
3.法治社会。即相对于国家和政府，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甚至包括市场经济组织）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其基本要求，一是法律信仰，社会公众对法律均有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二是守法自觉，社会成员自觉履行法定权利和义务；三是社会自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自我管理自治体的公共事务；四是社会监督，公民、社团、舆论自下而上地维护法律秩序、捍卫民主法治权威；五是社会安定，社会呈现运转有序、解纷机制健全、人民安居乐业的状态。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的基础工程。要实现法治社会，就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依法推进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做到不越俎代庖、不干预、不包揽取代；要制定社团法，依法保护和规范社会组织、团体，确保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培植和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机制；要建立健全激励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体制、机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总体布局：建设法治中国的总布局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坚持”。
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这三方面要共同推进，其中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和关键。
二是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国家是主体，主要是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法治政府是重点，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最多的是政府；法治社会是基础，全民都要守法、依法办事。只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建成了，我们才能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全面建成了法治中国。

Ⅳ 如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坚持科学立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领域、新情况、新特点，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及时制定、修改、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二、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法治国家对政府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深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正确使用相关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三是要求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尽可能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是要求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六是要求权责统一。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规定和配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保持责任与权力的对应;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切实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三、坚持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发挥着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要坚持司法公正。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理性地权衡案件所关涉的各种社会利益，妥善把握和处理好案件所关涉的各种关系，对各类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对各种纠纷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实现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不断完善司法程序，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全面提升司法活动的效率，有效应对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
要树立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切实做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会要依照宪法的规定，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尊重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决。
四、坚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社会成员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社会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法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运用法律规定或法律允许的方式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五、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社会主义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权之治”。要从法律上构建起“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以保证执政党的权力和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权力的设置和行使始终不偏离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要围绕权力运行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完善各种权力的配置，统筹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以及行政机关自我约束与监督的作用，扩大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有序参与，强化人民群众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泛监督，同时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从法律上规范各种监督行为，不断提升监督的科学性、合理性，建设性和实效性。

Ⅵ 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个体系是什么

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个体系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快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1、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一些法律规范不协调、不一致、体系性差等问题依然存在。

2、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突出、更加紧迫的要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重点难点，加强法治实施能力建设，以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提升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

3、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效制约和监督，才能确保公权力的行使永远体现党和人民意志，始终为人民服务。近年来，我们党坚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构建结实的制度笼子，努力使权力运行处于阳光之下，一套集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于一体，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监督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4、加快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没有法治保障体系作为动力和规范，全面依法治国的“火车头”就开不动、跑不快甚至跑偏、脱轨。需要看到，构建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亟须对各种制约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和逐一解决。例如，强化体制机制保障，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确保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5、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规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与保障。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是党和人民意志的反映，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Ⅶ 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措施有哪些

（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5）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Ⅷ 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院怎样做

老赖不还钱，怎么办？法院成了老赖保护伞。哭了百姓，笑了老赖。法院有猫腻？我去高级法院可以把刑事改判民事，可赵县法院不接受。内部可能接受了老赖的贿赂？怎么办？依法治国别空谈！

Ⅸ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Ⅹ 对法治中国建设献言献策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他对法治的注解是：“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应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成文的和良好的。”也就是说，法在全社会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的治理应该遵从良好的法律。托马斯·潘恩曾精辟地论述：“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的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依法行政的含义是，由法律给行政机关的权力划出严格的边界，任何行政机关和行政官员都不得越过这个边界。如果越过法律划定的边界，就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就须受到相应的追究和惩处。
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如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首先是依宪行政。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位阶的法律，是万法之母。温 总 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学习讲座时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各级政府都要把宪法作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依法行政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决不允许以权谋私，与民争利。否则的话，就应受到法律和法制的惩处。
依法行政需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涉及全国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依法行政要求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严格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
落实依法行政要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尤其要大力加强公民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媒体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法院监督。同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的统一。
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才可能是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