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智勇法院

Ⅰ 聂树斌案的始末

2005年，王书金在一次治安排查中被警方带走。他交代自己犯了2起强奸案、4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一桩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桩奸杀案发生于1994年，20岁的聂树斌被怀疑是嫌疑人，1995年就被执行了死刑。

郑成月押着王书金回到石家庄的那片玉米地指认现场，有人说，凶手不是10年前就枪毙了，怎么又来一个？


王书金

据红星新闻报道，王书金并不认识聂树斌。他第一次从代理律师朱爱民口中得知，是这个小伙被执行死刑的时候，特别惊讶："既然是我干的事，为什么有人替我死了呢？"

后来朱爱民和王书金多次谈起西郊奸杀案，王书金讲述的细节大多都能和当年案件的笔录、证词吻合。他每次见到朱爱民，都在询问这起案件的进展，聂树斌什么时候能平反。

有人觉得王书金急着揽罪，是为了能多活两年。王书金反驳称自己多活是在多受罪。

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王书金如释重负，但也时常觉得对不起聂家：要是他没做这个事，聂树斌也不会死了。

为了孩子，没有早点自首

王书金是农村孩子，家里6个孩子，他是老四。哥哥对他的管教就是打骂，生活里也没有什么关爱，小学二年级都没念完。

15岁的时候，王书金强奸了一个小女孩，获刑3年，从此成了村子里的"异类"。通过姐姐换亲的方式，他娶了媳妇，但婚姻并不和谐。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王书金开始将单身行走的女性视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害怕被告发，他杀害了自己强奸的对象们

Ⅱ 为什么国家要在建国70周年将大赦呢

这个重大的日子，非常的有意义，所以特赦一些罪犯，其他的不符合要求的罪犯就不能放。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无疑是一项展示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营造节日祥和喜庆氛围的重大政治决定和法治举措。

2019年6月29日，一声春雷，普降甘霖。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特赦决定，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据了解，这是继2015年我国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后又一次进行特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此事一经报道，随即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多位法学专家、政法战线人士、法律服务工作者、知名网络大V以及市民群众等纷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是我国又一次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具有重大时代意义与价值。

(2)罗智勇法院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罗智勇告诉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在举行一系列重大庆祝活动的同时，对部分罪犯实施特赦，由人民法院承担特赦案件的审理任务，作为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我们深感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次重大的国家活动，一项重大的法治实践，一种重大的人道关怀。”罗智勇说，“人民法院一定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决定的精神。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审理好全部特赦案件，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特赦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依照宪法实施特赦，彰显了法治精神，有利于服刑罪犯及其亲属进一步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在目前我国经济政治形势下，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有助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是一件好事。”

Ⅲ 最高法院罗智勇是哪里人

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人

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庭副庭长罗智勇是哪里人

这个应该是湖南汨罗的人，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简历。

Ⅳ 揭秘，什么样的人能入选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员额法官

1.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或曾任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按要求审查后，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入额。

2. 对审判员采取考核方式，择优入额。

3. 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业绩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择优入额。

Ⅵ 刑事能附带民事诉讼吗 急

争 鸣

罗智勇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在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各种法律条款犹如经线和纬线一样地交织在人们生活之中的今天，某些犯罪行为在触犯刑事法律的同时又兼具民事侵权的性质，从而形成刑事与民事两

种法律责任的竞合，已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为了解决这种因同一主体的同一行为依不同的实体法律规范而产生的不同法律评价及实体法律责任，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判定形式并不完全一致。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对因犯罪行为而引发的赔偿的处理，基本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以日本为代表的“平行式”，以法、德为典范的“附带式”以及以英、美为表率的“兼采式”。我国与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采用第二种模式，即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被害人所提出的赔偿要求。

然而，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存在价值提出质疑，甚至主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取消该项制度，将民事赔偿完全从刑事程序中分离出来以另行起诉的方式来取代。

笔者认为，虽然上述对于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并不构成对该种诉讼形式存续基础的有力撼动。

首先，作为一种兼具刑事与民事内容的特殊的诉讼形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然不同于单一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两种不同的实体责任也并未要求以相同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一并作出，两种责任的诉求与处置存在一定的差异乃情理之中，这也正是这种诉讼形式的特殊所在。

其次，虽然这种诉讼形式以刑事诉求为前提，但并不意味着处理上必然要“先刑后民”、“刑优于民”，相反，司法实践显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民后刑”。至于诉求范围的不尽合理乃至诉讼时效、缺席判决等程序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立法，以及对该程序进行一些特别的设计和处理来得到解决。

再次，虽然专门机关在侦查、起诉中一般不会将民事赔偿作为其主要目标来收集证据，但不排除在赔偿要求提出受理机关后专门针对有关赔偿问题收集证据，况且有关证明犯罪与刑罚处置的证据，不仅在查明事实方面具有相通性，而且甚至可以成为民事诉求的证据基础。至于特殊情况下的“刑事先行”，并不影响该种诉讼形式在将两个不同的诉讼置于同一程序之中来进行处理以避免诉讼程序的重复启动，从而在诉讼经济与诉讼效率方面发挥其不可否定的优势作用。不仅如此，由同一审判组织就同一主体的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置，可以关注到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处理结果具有其应有的内在协调统一性，避免因审判组织的不同而对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最后，更为需要强调且不可否定的是，这种诉讼形式的存在为受害者民事诉求的实现提供了较之另行起诉更具保障性的程序基础。

因为：一是该种诉讼形式弥补了受害人诉讼能力的相对不足。在国家追诉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刑事诉讼中，强调犯罪本质上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侵犯，公诉成为刑事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公诉案件的侦查和起诉都由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并以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作为基础和保障，在查明案件情况，充分获取证据方面有着被害人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天然的优越性。正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受害人和国家追诉机关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使得受害人能以国家专门机关的侦查、起诉为依托，借助国家专门机关通过有效的侦查手段所查明的案情与收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民事赔偿诉求，从而使其民事赔偿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如果这一切完全由本来已经在精神上甚至身体上遭受伤害的被害人本人孤军奋战，凭借其自身的微薄之力来完成的话，成功率必然要低得多。

二是刑事审判程序中判处刑罚的威慑力也能对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动性产生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必须使这种局面得到改变，具体措施除了不同的国家权力之间应当相互制衡外，提升公民个人的权利以对权力形成制约已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成功经验。在刑事诉讼中，一方面必须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另一方面，必须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那种以为加强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就会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之间存在冲突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误解。实际上，以往二者都受到压抑，其保护都很不到位，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不是由于某一方面的加强而使另一方面遭到了贬损。正因为如此，世界不少国家又重新开始重视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意愿的尊重，并将对被害人的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来予以考虑。此种背景之下，与“恢复性司法”存在联系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成为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序性途径，而且实际上也为被告人获得有利的量刑情节提供了机会。大部分被告人都会选择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被害人的损失予以赔偿以换取刑罚处罚上的减轻。这显然是单纯民事诉讼所望尘莫及的。

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在目前我国这种大部分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能力与自觉性尚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的内在合理性和价值基础，继续保留该项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借助刑诉法再修改的契机从立法上对该项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完善：第一、应在刑诉法中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及被告人的范围、提起与受理期限、审理原则、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等问题作出详细与明确的规定。第二、不仅应赋予被害方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选择权，而且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效可以与刑事追诉时效等同，但选择提起独立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可限制在生效刑事裁判作出后2年之内。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潜逃而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中止达6个月的，被害人及其他权利人也可提前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第三、将精神赔偿亦纳入赔偿请求范围内，使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能得以全面保护。第四、对于有共同侵权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同案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一同参加诉讼，对于在逃的同案犯罪嫌疑人，也可以对其就共同赔偿责任缺席进行判决。第五、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后，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者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宣告无罪时，附带民事部分可以作为独立民事诉讼依法进行审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决。第六、作为对被告人主动赔偿的一种鼓励，增加规定被告人在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前已经赔偿被害人或其他权利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法定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因为正义的实现不仅仅表现为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刑罚处罚，而且被害人得到了应有的抚慰补偿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对于被害人而言，获得应有的物质补偿往往比对被告人判处更加严厉的刑罚处罚更能产生心理上的慰籍，更能萌生案件已经得到了公正处理的心理认同。而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就应该具有如此的效果。

Ⅶ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
这是金融领域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赖小民之所以因贪腐而被处以极刑，判决书中四个醒目的“特别”给出了答案：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从2008至2018十年时间里，赖小民收受、索取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是迄今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
赖小民不但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等多项依法从重情节，赖小民的绝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赖小民违背国家政策，参与一些明令禁止国有金融机构涉足的项目，最终导致一些巨额投资放债业务出现问题，资金难以收回，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法院认为，赖小民到案后，虽然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赖小民的四个“特别”，使其具有的“重大立功表现”情节不足以从宽处罚。赖小民提起上诉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1年1月29日上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巨贪伏法、罚当其罪。
二、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
中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双方协定，悍然越线挑衅。陆军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带领几名官兵据理交涉，遭到了对方的暴力攻击。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祁发宝和战友们与对方展开殊死搏斗，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祁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以及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英勇牺牲、以身殉国。

2021年2月，5位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首次被公开，“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他们张开双臂把胸膛迎向外军的一幕令无数国人感动落泪，烈士陈祥榕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引发了全社会的情感共鸣。

然而，2月19日上午，一个微博名为“辣笔小球”的博主先后发布了两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诋毁贬损卫国戍边官兵的爱国精神。“辣笔小球”这两条“辣眼睛”的微博在网络上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引发公众强烈愤慨。
2月20日，网名“辣笔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对于此类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标志着我国在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级的规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笔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设立后的全国首案。

2021年5月31日，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仇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判后，仇子明未提出上诉。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杨浩：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人民群众对于这个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可谓是群情激愤，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犯罪构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
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冒充客服退货退款、或冒充公检法人员威吓哄骗、一次“中奖”带来了一连串陷阱、甜言蜜语背后暗藏着凶险的“杀猪盘”，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屡打不绝。电诈“毒瘤”、民之公敌；铲除公害，民之所盼。

打防管控，以“打”为先，各级政法机关以法为剑，全链条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21年4月，“10·18”特大系列电信诈骗案在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一起作案手法隐蔽、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跨境诈骗犯罪。法院查明，2019年3月，主犯苏某某等人在菲律宾设立电信网络诈骗窝点，雇佣被告人朱某某、董某等100余人，利用交友软件推荐虚假赌博网站，诱骗1500余名被害人充值参赌，涉案金额共计1.04亿余元。2021年6月16日，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集中公开宣判，涉案的98名被告人分别因犯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十二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判处五年以上刑期的35人，重刑率达40%，98名被告人被判处罚金共计2400余万元。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10.18”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审判长 徐翔：坚持刑事打击、经济打击双管齐下，用足、用尽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法律手段，形成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
猛药去疴、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审判的从严从重、依法严惩，有力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彰显了司法为民、除“骗”务尽的立场与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这是一起让人不忍重提却又难以释怀的侵害未成年人凶案。广西钦州灵山县小学生杨晓燕，遇害时年仅10岁，人们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晓燕独自在家附近售卖百香果，正当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住了晓燕。

同村村民29岁的杨光毅，当看见晓燕独自一人在售卖百香果，顿时产生了邪念，将晓燕劫持到了附近的山上，晓燕大声呼救，杨光毅掐紧晓燕的脖子，导致女童当场昏迷，随后，杨光毅使用折叠刀、蛇皮袋等作案工具，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段将10岁女童奸杀。
案发第二天，面对警方的询问，杨光毅拒不承认自己作案。案发两天后，杨光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钦州中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光毅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广西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据是杨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发公众热议，如果恶魔可以因为自首而被法律宽恕，那如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杨家共有五个孩子，晓燕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因见义勇为离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亲打零工勉强支撑，丧女之痛与改判结果，让晓燕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委托律师向广西高院提起申诉。

被害女童的母亲：太无辜了，这世上有这样的公道吗？
正义不可缺席，罪刑终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杨光毅强奸一案调卷审查，经过近6个月的依法审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2020年12月15日，杨光毅一案在灵山县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2020年12月28日，广西高院公开宣判，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既违国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虽有自首情节，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罗智勇：严厉惩处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一贯立场。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历来持零容忍的态度。
五、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药业货币资金造假的文章出现在网上，康美药业股票当天盘中触及跌停，之后连续三天跌停，市值腰斩，数万名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证监会立案调查显示：康美药业2016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25.8亿元；2017年年报虚增货币资金299.4亿元；2018年半年报虚增货币资金361.9亿元。这是A股市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财务造假，造假数额之大、手段之恶，震惊市场。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的一颗“毒瘤”，严重伤害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发展。此前，对于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处以几十万的顶格罚款，如此恶劣的造假，违法成本却极低。
但公正不会一直缺席，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财务造假者自己终于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0年3月1日，我国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引入了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将依法启动集体诉讼，集体诉讼降低了维权成本，提高了违法成本，这起上市公司最大规模造假案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集体诉讼首案，涉案投资者人数超过5万人，绝大多数为中小股民。如果胜诉，5.2万名原告将创下我国司法领域获赔人数之最，5.2万名原告的诉讼，将如何开庭审理呢？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院院长 李曙光：证券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条款，这一次增加了，就是要搞中国特色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那么只要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发起的话，它就是覆盖所有的中小投资者。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陈舒舒：因为我们这个集体诉讼是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方式来进行的，投资者他只要知道有这个集体诉讼在进行，一不花钱，二不花时间，三也不需要本人来亲身参与整个开庭宣判的过程。
2021年11月12日，随着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敲响，长达近三年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当庭宣判，康美药业等相关被告承担投资者损失总金额约24.59亿元，赔偿金额之高创下了国内A股市场同类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险”适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当时70岁的宋某与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园内进行羽毛球三对三比赛，激烈较量当中，周某杀球进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举拍，防守未果，当场被羽毛球击中了右眼。

事发后，宋某三次去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右眼外伤性人工晶状体脱位，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0.05，接近失明，并支出医疗费7170.73元。对此，宋某认为周某明知道他年龄大、反应慢，眼睛曾受过伤，但仍然选择大力扣球，虽不存在故意，但存在重大过失，于是将周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2021年1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实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这是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首次在庭审实践中应用，成了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应认定为“自甘风险”的行为，当庭判决，驳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民法典实施一年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走进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规范与行为准则，腹中的胎儿是否有继承权、高空抛物受害者如何维权、见义勇为是否会被讹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彰显了民法典“民”字当头，以民为本，正在成为“百姓生活的网络全书”。
七、“人脸识别”第一案
“扫码”与“刷脸”现在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费1360元，购买了一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畅游365天”的双人卡，并确定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游览。同年10月，园方将指纹识别升级为“刷脸”入园，并要求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将无法入园。“刷脸”认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对着手机点点头、眨眨眼的事儿，但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野生动物世界无权采集，不接受人脸识别，要求园方退卡。园方则认为，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是为了提高效率。双方协商无果，郭兵一纸诉状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原告 郭兵：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还感叹我说这家公司收集这个敏感个人信息越来越过分了，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侵犯我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我说所有的年卡用户包括一些可能要去办年卡的用户，他其实都会受到影响。

2020年11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当事人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1038元，驳回了郭兵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于判决结果，郭兵与野生动物世界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这起因为“刷脸”而“刷”出的诉讼，成为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人脸识别纠纷第一案”，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2021年4月9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二审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以及指纹识别信息；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杭州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韩圣超：法院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经营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且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八、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2020年4月1日是吴春红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从开始被羁押服刑到重获自由之身，已经过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两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伤，同村村民吴春红被认定为凶手。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开庭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从此，吴春红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诉的漫漫长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让公平正义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落地有声，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让一起起冤错案件相继依法得到纠正。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吴春红案，2020年2月24日，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宣告吴春红无罪。

吴春红：终于盼来了，判了无罪，当庭释放，我心里蛮激动。
沉冤昭雪，无罪归来，尽管无妄的牢狱之灾已经结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个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为了吴春红难以愈合的创伤。2020年6月，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8万元，并向吴春红赔礼道歉。
吴春红认为赔偿金额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复议书。在冤错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伤害来自精神损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现会为前路标注下鲜明的路标。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将原来的6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提高至120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红：吴春红他由于刑事案件的错判执行，导致他遭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的痛苦，他的身体患了多种疾病，也影响到他的生产生活了，赔偿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可以说对于司法解释将来的适用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九、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党总书记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金粳818”水稻品种是由天津市水稻研究所研发的植物新品种，江苏金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享有独占实施许可权。江苏亲耕田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经许可，通过微信群寻找潜在的交易者，收取会员费后提供“金粳818”种子交易信息，根据买家的需求安排送货。
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向法院诉请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亲耕田公司称其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 818”稻种。

一审法院认为，亲耕田公司为达成涉案种子交易提供帮助，构成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支持金地公司全部诉请。
亲耕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应认定亲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组织者、决策者，构成销售侵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助侵权予以纠正。亲耕田公司未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销售“白皮袋”种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一审法院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故判令驳回上诉

Ⅷ 累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吗

累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只要符合我们国家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就可以了，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由于有一些严重的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情况可以进行暂予监外执行。还有哺乳自己的婴儿妇女也可以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