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说案保险关系纠纷案例
❶ 保险学案例
好多呀~~~~~
1.合同生效2年后自杀为何遭拒赔？
王某为自己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单，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时间为1997年3月1日。因王某未履行按期交纳续期保费的义务，此保险合同的效力遂于1998年5月2日中止。1999年5月1日，王某补交了其所拖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经保险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此合同效力恢复。1999年10月10日，王某自杀身亡，其受益人便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而保险公司则认为“复效日”应为合同效力的起算日，于是便以合同效力不足两年为理由予以拒赔。王某的受益人遂向法院提起公诉。
分析：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原理来分析，合同效力的”中止”不同于”终止"，"中止"仅仅是合同效力的暂时中断而非永久性失去效力。当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协议并补交了保费及利息后，合同效力恢复，所有原条款包括自杀条款在内，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效力应该回溯到原始状态(即合同成立之日)，因此将自杀条款的效力起算日延后是不合理和显失公平的。
本案中保险合同的自杀条款效力应该从合同成立日算起，并且已满两年期限，保险公司应按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与王某保险金受益人。
2.免责条款有“瑕疵” 中人寿被判赔偿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结了胡某（11岁）状告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人寿保险公司支付胡某保险金7千余元。
胡某是怀柔区杨宋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杨宋镇小学）在校学生，该小学于1999年9月17日至2002年9月18日，连续为该校的学生集体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险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胡某为被保险人之一，并交纳了相应的保险费用。
2001年6月25日，胡某被确诊为“左肾母细胞瘤”并住院治疗，同年7月19日出院。后又于11月6日，再次入院治疗，于12月8日出院。人寿保险公司根据胡某的理赔申请就两次住院发生的费用进行了理赔。去年9月15日，杨宋镇小学再次为该校学生通过北京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在人寿保险公司为该校学生投保了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及附加险。胡棋仍在被保险人之列，并交纳了保险费用50元，保险期限为2003年9月15日0时起至2004年9月14日24时止。2004年1月和2月，胡某又两次住院治疗，但人寿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故胡某将人寿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并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理赔9250.46元。
人寿保险公司则辩称，其免责条款约定：“被保险人投保前所未治愈患疾病，”，“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故不同意理赔。
分析：
经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根据人寿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凭单背面条款所载免责情形的第十条的规定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前所患未治愈疾病导致死亡或残疾，或已有疾病及残疾的治疗和康复”，故法院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因人寿保险公司确认胡某首次投保时间为1999年9月，在此之前胡棋并未患有“左肾母细胞瘤”，也并不存在所患“左肾母细胞瘤”尚未治愈的情形。胡某在连续投保的保险期间所患的同一疾病，不属于人寿保险公司免责条款范围之内，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即赔偿胡某住院医疗保险金7650.47元。人寿保险公司以其出具的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六项中规定：“被保险人投保前所患未治愈疾病及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作为拒赔理由，因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其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了上述条款的相关证据，故该条款记载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约束双方的合同依据应为人寿保险公司交付给胡某保险凭证。故人寿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3.凶手能成为受益人吗？
1999年2月长春市某厂职工郑某因其子考试不及格而对儿子进行殴打。殴打中，其子头部正中一棒当即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外力致颅伤而死。不久，郑某被刑事拘留。郑子，14岁，生前由所在学校投保了学生健康平安保险。案发后，郑之妻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分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凶手能否成为受益人。《保险法》第27、64条分别对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条款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只有在“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郑某的行为已认定是“过失”而非“故意”，所以郑某未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第二种意见正是以这一点为主要依据得出结论的。因此，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郑某完全有权成为受益人。
4.小孩投保平安险 失踪半年能否获赔
去年张先生为自己十四岁的儿子投保了学生平安险，保险金额为六千元，保险期限为一年。当年期末考试后，其子因成绩较差而被学校做留级处理，当天返家后即遭其父的责骂和毒打。第二天张先生下班归家发现其子失踪，离家出走，便和亲属四处寻找，至今半年仍音信全无。无奈之下，张先生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并持法院的失踪证明请求给付保险金。
分析：保险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不承担扮演社会慈善或救济机构角色的责任，故须依法经营。若被保险人失踪满四年，经其父母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才能按宣告死亡给付保险金。但若给付后被保险人又重新出现，则张先生仍负有返还保险金义务。
因张先生所持的只是失踪证明，而保险公司只能在宣告死亡的情况下，才给付保险金，所以，保险公司不给付死亡保险金。
5.交通事故后被害者自杀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在交通事故中被害者负伤后，由于无法忍受伤痛而自杀的情况下，该交通事故和被害者自杀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日本引起了一场诉讼。因为，这涉及到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在交通事故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事实概要 诉外A（被害者）乘坐X1（原告，被害者的丈夫）驾驶的私家轿车去商场，坐在助手席上，当车辆在商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引导下，打开转向灯，准备进入商场的停车场时，突然被从前面疾驶而来的Y1（被告，加害者）所驾驶的卡车撞击，致使乘坐在助手席上的A头部负外伤，颈椎和背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由于头部的外伤引起视神经也受到损伤。 根据交通警察的现场勘察，认定X在驾驶过程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这起事故完全是Y1的过错。因此，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险公司）向A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以及精神抚慰费。 A在遭遇到交通事故而受伤以后，无法忍受头部外伤的疼痛，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交通事故发生1年后，在居所悬梁自尽。 X1和X2（被害者A的儿子）向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险公司）请求对A的死亡进行损害赔偿。Y1和Y2以A的自杀同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X1和X2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定A的自杀同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判Y1和Y2承担赔偿A死亡所带来的损失。
分析：案情中可以得知，Y1的过失是100％，正由于Y1的过失导致了A的负伤，并在积极治疗以后，仍然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A为病痛所折磨，并且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使得A在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后，走上不归之路。从导致A自杀这一结果来看，其原因是双重的，就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产生这双重痛苦的直接原因为本案中所涉及的交通事故。为此，根据案情所列举的事实，可以推断出该自杀与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根据日本的《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障法》的规定，凡是机动车辆必须加入“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它是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Y1自己拥有卡车，所以也不例外，他在事故发生之前已经加入了上述保险。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勘察，Y1驾驶该车肇事，在该交通事故中应当负全部责任。地方法院在对交通事故与A的自杀之间做出了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根据“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的损害补偿原则的规定，本应由Y1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应当由保险公司来填补。对此，笔者完全赞同法院的判决
6.一起典型的保险案例
1999年4月20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下文批准赔付阜阳市蒙城县被保险人卢鑫子女20万元，为该案圆满划上了句号。
1997年11月27日，中国人寿保险蒙城支公司业务员江某到县城宝塔公司西侧找到家电经营户卢鑫劝其投保，而卢却很不情愿地投保了“为了明天终身保险”和“夕阳红递增养老保险”，保额各10万元，但1．3万元的保费却未交。业务员江某为了促成这份保单，同时也为了卢某的利益，就为卢某代付了保费，直到第二年春天，江某才从卢某的家电门市部提走家电充抵保费。保险公司既然签了单，则合同有效，后卢某出现意外伤亡，保险公司按合同赔付，可谓一诺千金。
分析：无
7.体检时死亡保险公司该赔付吗？
黄某于2002年4月11日为颜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平安鸿盛”保险金额档次1万元，同时预交了首期保险费1181元。保险公司开了“人身险暂收收据”给原告。由于颜某超龄，保险公司于2002年4月25日向投保人发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的新契约通知书。4月26日，业务员带领被保人颜某到医院体检。颜某在体检开始之前疾病发作，当时办理了住院。经诊断为（1）肺部感染性休克；（2）风心病；（3）心衰，住院至4月29日死亡。原告黄某于2002年10月2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后双方达成和解：保险公司退给原告保险费1181元；同时按照保险责任一年内疾病身故支付1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30元；共计2411元。原告同意放弃诉讼请求及保险责任等一切权力。协议履行之后，原告又于2002年12月20日再次起诉，要求被报告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某，被保险人颜某与保险公司签了人寿险投保书并交了首期保险费，由于颜某超龄需要体检，待体检合格才能正式签订合同。所以原、被告并未正式签订保险合同。原告诉讼请求是被保险人意外死亡赔偿，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且被告已依据双方协议向原告退回首期保费1181元和基于人道主义补给原告1000元共计2181元。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提交的投保书是要约。保险公司发出的新契约通知书未明确表示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因此，不是承诺，而是一份新要约。投保人若同意通知书的内容，按保险公司的要求进行体检并提供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的体检报告给保险公司后，就完成了对保险公司该份新要约的承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才成立。本案中，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虽然同意进行体检，但被保险人在进行体检时发病死亡，尚未完成体检，也未提供被保险人的体检报告，因此保险合同未成立。故上诉人以双方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为由，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另外，在人身险暂收收据中，虽然注明在收取首期保险费至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期间，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身故或者按照投保人申请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将按照投保人所申请的意外身故责任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或按照所申请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承担相应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保险金。本案中，被保险人因为肺部感染性休克、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死亡。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进行包括物理检查、尿常规、心电图等内容的体检，被保险人也同意。因此，被保险人的死亡不是意外事故身故，也不属于免 体检额的疾病身故。上诉人于2002年10月21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双方已经就争议事项达成协议并已履行。上诉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分析：7. 本案却揭示了一个保险合同纠纷中常见的问题：在保险费预交的情况下，人身保险合同何时成立？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订立需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从《保险法》第十三条 “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 的规定看。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即订立保险合同之要约，而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即承诺。当该过程完成之后，保险合同成立。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同样需经历要约、承诺的过程。以个人人身险保险合同为例，依据当前国内的销售模式，合同的订立一般要经历：业务员通过向潜在的投保人进行宣传及保障规划等发出保险销售信息（展业）、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的要求，在业务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文件并提交相应资料以提出保险要求（投保）、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情况进行审核并作出审核决定、审核决定经投保人确认后保险人印制保单并交付投保人（承保）。从法律的角度看，此过程可以归结为要约邀请（展业）、要约（投保）、承诺（承保）三个过阶段。该过程中，保险人的审核决定依保险标的风险状况不同而不同。根据审核决定种类的不同，承诺的时间落点及承诺的主体亦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合同成立时间上的差别：
1、对于延期承保的决定而言，实质是对合同订立时间进行了更改，属于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的新要约。其目的在于向投保人表明在将来的某一时间再订立合同。如果投保人无异议，双方即达成一个预约（合同）。这种情况下，不涉及本次合同成立的问题。
2、对于附加条件承保（即加费承保或者增加特别约定除外承保），因保险人对投保人要约的对价条款或者保险责任条款进行了更改，性质上构成新要约。该新要约仅针对本次保险合同的订立而言。根据合同法，要约发出后，若未被有效撤销，要约发出人应受其所发出要约内容的约束，一旦要约被对方接受，即构成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承诺的主体为投保人，合同于投保人接受该附加承保条件时起成立。
3、对于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齐投保材料、接受体检或者重新指定受益人等情况，由于其实质仅在于要求要约人完善要约内容，并未构成要约内容之改变，故不构成新要约。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何时成立在保险人审核决定作出后，以上述规则确定。
本案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过对投保书进行审核，发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的新契约通知书。从内容上看，该通知书并未写明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投保人进一步提供体检及健康状况的资料。因此该通知书既非同意承保的承诺，也非新的要约。因此投保人签收通知书并根据通知书的要求进行体检的行为并不表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
另一方面，由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为疾病死亡，并不符合保险条款中“意外死亡”的定义，同时被保险人的情况也不属于暂收收据中所约定的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因此，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的体检过程中死亡，也自然不可能依据“暂收收据”的约定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❷ 保险法的一个案例（越详细越好）
保险法案例
涉及到保险法，虽说法律是统一的，执法者却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保险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看法，也会不一样。在保险案件的审理中，同样的案件经不同法官审理，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一个案例的判决正确与否，99名法官，或者99名律师，都会有不同意见，看法相左。
如果因为偷窃一件对于社会十分不重要的东西，例如，偷了丈夫与情人合影的像册，因为偷电意外触电身亡，保险公司赔不赔？
如果法院认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才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偷窃丈夫与情人合影的像册，是轻微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法院就会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比如，酒后开车是常有的事情。如果酒后驾车，车毁人亡，可能因其行为违法而不赔偿。如果法院判定酒后驾车造成损失可以不赔，那么，开车时候打手机造成事故，也可以不赔么？穿拖鞋驾车造成车祸，也可以不赔么？
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保险可能会失去人们的信任。人们谁还会相信保险公司呢？
2002年12月，“非常事故损失特约险”经过中国保监会备案，并且被批准。也就是酒后驾车肇事，致使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受到损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酒后驾车，在某些保险公司也可以上保险了。人们对此看法也是不一致的。
有的人认为：这个险种，存在道德风险，纵容人酒后驾车。另外还有人认为：保障第三方利益不违法。比如，盗窃险也是保障第三方利益。
因此，有时候，法院的判决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从10个方面讨论。它们是：
一、保险法基本原则。
二、保险合同之订立。
三、保险合同之主体。
四、保险合同之解释。
五、保险合同之履行。
六、保险合同之内容。
七、保险合同之转让与抵押。
八、保险合同之效力，无效，变更，解除。
九、保险合同之索赔理赔。
十、保险合同之欺诈。
关于保险法有几个基本原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仅仅想通过几个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因出几个实际的问题，结合保险法，作一些讨论。
（一）保险利益原则。
（二）损失补偿原则。
（三）分摊原则。
（四）最大诚信原则。
（五）保险近因原则。
（六）保险代位原则。
保险利益原则，是一项重要原则。如何认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在实践中，存在着分歧，也引起一些诉讼。如果没有保险利益，但是，确实存在着经济利益，就可以投保。
❸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险公司如何抗辩免责条款无效的辩点
［内容提要］合同义务是否履行的举证责任由履行方来承担，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属保险人之义务，所以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应由保险人承担。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范围及举证程序应如何准确、合理的界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问题，是司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免责条款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有所助益。［关键词］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一、免责条款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或限制将来责任的条款。这种条款通过分解风险，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交易的成就。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对保险人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做出限制，明确保险人不承保的风险及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免责条款往往被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所利用，以逃避自身责任、扩大合同对方的义务或限制对方的权利，从而损害了交易关系中弱者方的合法利益。正因为如此，法律对免责条款的适用较为审慎、严格，免责条款受益方须在签订合同时提请对方注意并解释说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否则该条款不发生免责效力。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我国《保险法》第18条对此更是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显然，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如果保险人违反此义务，该免责条款便会归于无效。《保险法》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是因为保险合同一般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合同条款中包含大量的保险术语，导致投保人在理解时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保险公司在诉讼中负有举证的责任，应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否则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二、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公众的保险意识在不断增强，但保险业竞争也在迅速加剧，尤其是入世后外国同行将抢滩国内保险市场，给国内保险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往只重规模扩张不重利润的各保险公司的许多问题日益突现，特别是在业务营销领域。实践中，围绕免责条款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免责条款用词用语不明确、含义不清楚，容易导致歧义和误解。如本案就存在这种情况。《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只要存在这种问题，保险公司就面临着要承担原本不必承担的风险和损失的可能。2、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常因未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导致纠纷增加，信誉下降。保险公司除了自身工作人员外，还有一大批保险代理人。这些保险代理人总体业务素质不高，而流动性却很强，且常常唯利是图，难免会违规展业。有时为了说服客户购买保险产品，往往不主动向客户提到免责事项。客户一旦出险，如果属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引用免责条款拒赔时势必与客户的心理期待相去甚远，造成客户心理落差太大，于是引出投诉与诉讼。如果免责条款含义非常明确，则法官很可能会以客户在投保单上的签名推定其对免责条款事项已明知而判其败诉。但最终受害的其实是保险公司自身，因为这样做会失去信誉、失去客户。3、在许多案例中，保险公司因难以证明已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而败诉。由于有些免责条款语义不清。晦涩难懂，有的因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超出了普通的理解能力，因此保险公司若适用此类条款免责将极易引起纠纷。碰到此类索赔案件对保险公司是非常不利的，除非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已在客户投保时向其解释说明过这些免责条款。但保险公司事实上很难举证，即使有工作人员证言也会因有利害关系而不被法院采信。造成举证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保险代理人流动性大给保险公司举证造成了不便等等，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保险公司风险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只重前期展业不重后期管理，只重初期保费收入不重日后诉讼隐患。手续不规范、程序不到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更别谈日后诉讼证据的收集和保管了。三、保险合同中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的认定标准关于免责条款之具体表现形式，即如何认定一个保险合同条款属于免责条款的问题，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有观点认为，只有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部分才能被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有观点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亦属于免责条款；有观点认为，免赔率或者免赔额以及合同约定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时，保险人全部或者部分免责的条款应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有观点认为，保险单的特别约定栏中有关保险人免责的内容即属于免责条款。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明确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或“免责条款”或“除外责任”部分的条款，毫无疑问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实践中争议较大也是较具有迷惑性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条款。这类条款本身未被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而是隐含在其他保险条款或者在保单正面以特别约定的形式出现，但其本身确实起到了免除保险人部分或全部理赔责任的效果。要确认某一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范畴，关键不在于该条款是否有免除责任的内容，而在于这种免除责任的约定是否超出了通常情况下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范围及法律的基本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是指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仅承担某项责任范围的条款。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契约条款，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是免除或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它是当事人事先约定或制定的，在责任发生前订立并于责任发生后才生效的条款。第三，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旨在免除或限制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保险事故所产生的保险责任，具有免除责任或限制责任的功能，这是保险免责条款最主要的特征。四、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裁量标准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保险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对保险人而言，对部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还有更多的模糊问题需要解决。诸如：履行的方式，提示的程度等。(一)提示义务的履行形式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于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提示应具有“显示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同时，免责条款的字体可以采取加大、加黑、加粗、斜体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印制，以达到保险法要求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我国现行法对如何把握对于明确说明的内涵未作规定。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1、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保险人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的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作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程度，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目前通说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审判实践中也基本采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批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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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保险法案例（四）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应当先向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索赔，如获得索赔的，则保险公司免予赔偿责任。如保险公司不知情情况下给予赔偿的，保险公司有权要求返还。
因此，本案中，张某应当返还保险公司5000元。理由是他已经从第三人那索赔的部分，无权再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张某主张自己的全部损失不止8000元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在保险公司核损时，他并没有说明第三人已经赔偿部分损失的事实，核损也是按全部损失来订核的。
❺ 保险案例纠纷问题
晕了~ ~ ~
这么多题目、这么多问题放在一个里面，让人难答啊，说不定正在打答案时就有人回答了啊：）
简答一下（你题目太多了，没办法详答了，嘿嘿嘿。。。）：
1、未如实告知。因为他投保时虽然不知道患癌症的事实，但其也没有告知住院的事实，其确实违反了告知义务。
2、赔。一般意外伤害险对死亡并不存在补偿原则或第三者责任免赔。
3、赔，但追回所欠保险费。因为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不可以用诉讼的方法追缴保险费，也就是说财产保险可以用诉讼的方法追缴保险费，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交费不足拒赔，投保人交了部分费用，保险公司也给了保险凭证，保险公司应该承担保险责任。至于保险公司管理不规范造成的后果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其可以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
❻ 保险法案例(一)
保险法案例分析及答案
1. 2001年3月,某厂45岁的机关干部龚某因患胃癌(亲属因怕其情绪波动,未将真实病情告诉本人)住院治疗手术后出院,并正常参加工作.8月24日,龚某经吴某推荐,与之一同到保险公司投保了简易人身险,办妥有关手续.填写投保单时没有申报身患癌症的事实.
2002年5月,龚某旧病复发,经医治无效死亡.龚某的妻子以指定受益人的身份,到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在审查提交有关的证明时,发现龚某的病史上,载明其曾患癌症并动过手术,于是拒绝给付保险金.龚妻以丈夫不知自己患何种病,未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抗辩,双方因此发生纠纷. 保险公司应如何处理
答：在本案中,龚某不知自己已患有胃癌.仅从其没有声明自己患胃癌的角度看,并不算违反告知义务.但是,龚某对自己几个月前住过院,动过手术的事实(这一事实对保险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他却没有加以说明,问题的关键恰恰在这里.
因为根据保险法的一般理论,告知义务要求告知内容是对事实的陈述,而非准确地阐明观点.它并不苛刻地要求投保人的告知完全准确无误,只要在投保人认知范围内他尽最大可能地履行了这项义务即可.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确不清楚自己到底患何种病的情况下,倘若他对病情作了感知性陈述,尽管这种陈述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如患有胃癌,家属等善意地告诉他得的是胃病,他申报患过胃病)他在义务履行上是绝无瑕疵的,但是如果他隐瞒或虚假陈述了就医或治疗等方面的事实,则犯有未适当告知重要事实的过错,应当承担违反告知义务的不利后果. 保险人是有正当理由拒绝赔偿的.保险人因此获得抗辩权,拒绝给付保险金
2.衡阳市某公司职工熊某,通过保险公司业务员陈某为其59岁母亲王某投保8份重大疾病终身险.陈某未对王某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就填写了保单.事后陈某也未要求王某做身体检查.2002年7月,王某不幸病逝,熊某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因"帕金森综合症"住院治疗的事实为由,拒绝理赔.熊某遂上诉法院,要求给付保险金24万元. 判决结果如何
答：根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但同样是该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分析上述条文可以认为:如实告知并不是主动告知.本案中业务员陈某未对被保险人,投保人进行任何询问,就填写了保单中有关被保险人病史内容.事后陈某也未要求被保险人王某做身体检查.不能认定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以保险公司应予赔付.
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关系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决定.尽管本案中保险公司最后赔付了保险金,但对广大投保人来讲,投保时,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应尽量如实告知.当然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询问,也没有必要主动告知.
3.某年春节,李某为其刚满8岁的儿子买了价值200元的烟花爆竹.某日,李某与其妻出门访客.其子独自在家感觉无聊,遂将李某藏的烟花爆竹翻出,在屋内玩耍,不慎引起火灾,造成衣服,被褥,家点,家具等均有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损失约为30000元.所幸,李某投保了家财险,遂向保险公司索赔. 保险公司是否赔付
对于这样一起火灾,保险公司认为,火灾是李某之子故意行为造成的,而根据家庭财产保险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引起的财产损失,属于除外责任.保险公司不应赔付.而李某认为,其子并非故意纵火,不应视为被保险人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保险公司应该赔付. 本案的争论焦点在于对"故意行为"的认定.
根据法理解释,"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一定的损害结果,仍然希望该结果发生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显然,故意总是与行为人的"明知"和"有意"有关.
本案中行为人是刚8岁的儿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不满10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8岁的儿童应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谈不上故意或非故意的问题,对其行为后果不负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民事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李某及其妻在出门之前将烟花爆竹藏起来,说明他已尽了责任,但将未成年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将有可能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对此,李某及其妻应该想到,但却因疏忽而未想到.即便如此,也只能说李某及妻子有过错,但决不是"故意".结论:既然本案的财产损失不是被保险人及其家属的故意行为造成的,保险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2003年4月,某乡政府为该乡农户向当地保险公司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保险费为每户7.5元,保额为每户2500元,并且保险双方特别约定:保费分两次交付,11月份交清.保险公司遂向乡政府签发了保单并加盖了公章.后来,保险公司曾多次向乡政府催讨保费未果.当年7月,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冲垮了该乡的防洪大堤,淹没了全乡的农田和房屋,农户损失惨重.灾情发生后,乡政府迅速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保险公司则以该乡未交保费为由予以拒赔.由于事关重大,乡政府上诉到法院,法院最终该如何判决.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投保人按约定交纳保费是否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财险合同属于承诺性合同,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但如果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合同有特别约定的,则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的特别约定执行.在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一经订立,合同双方就产生了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投保人负有支付保费的义务,保险人负有承担保险标的遭受损害补偿的义务.《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纳保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本案中,保险公司向乡政府签发了保单,保险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应受法律保护,乡政府应按约定交纳保费,对投保人拖欠保费的,保险人可通过索讨或诉讼的方式追讨.但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对合同何时生效,即保险人何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作出特别约定,只是在保单中注明,保费分两次交付,11月份交清.故乡政府是否按约定交付保费不是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除非在保单上特别约定:"保单自交费之日起生效".这样,即使投保人分文未交,保险人也必须承担保险责任.因此,本案保险合同成立时,应视为合同签订时开始生效,保险人便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例 田某为其妻子钱某投保了一份人寿保险，保险金额为10万元，田某为受益人。半年后田某与妻子离婚，离婚次日钱某意外死亡，死亡前未变更受益人。对保险公司给付的10万元保险金，钱某的父母提出，田某已与钱某离婚而不再具有保险利益，因此保险金应该由他们以继承人的身份作为遗产领取。您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吗？为什么？
答:①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投保利益，而发生保险事故时，或发生保险事故给付时，则不追究具有保险利益。原因在于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生命和身体，同时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②保险金应为受益人田某。
❼ 需要一个有关保险近因原则的案例。。
论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
[ 黄奕新 ]——(2005-8-29) / 已阅21182次
论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
黄奕新
近因原则是英国海上保险法最早确立的用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基本原则，经过长期实践的总结和发展，现已为许多国家保险法所采用。我国各保险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也经常以非近因致损为由，拒绝赔付。但由于我国保险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对这一舶来品普遍陌生，法官不会或不敢在裁判文书中适用，造成了一些保险纠纷案件的疑难或说理不清。为完善我国保险立法，与国际保险实践相接轨，我国应当尽快在立法和司法上确认近因原则。本文试着作一阐述，以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涵义
“近因”，英文为 Proximate Cause，其中Proximate意为“(时间、场所或、次序上)最接近的、近似的、前后紧接的”，中文难找与之完全相对应的词，如译成“直接原因”（对应的是Direct Cause）不能完整涵盖其内涵，故现在干脆直译成“近因”。引进这个舶来品，不仅仅是赶时髦，跟它一起来的，还将是英美法那一整套调整因果关系的成熟的法律规则体系。而“近因原则”，简言之，即指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和海商法均未规定有关因果关系原则,但在涉外关系如海上保险中遵循国际惯例，普遍适用近因原则，最高法院2003年12月公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也已经采用了这一概念。该征求意见稿第 1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保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支持。”
近因原则源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Marine Insurance Act,1906)。该法第55条（1）款规定：“依照本法规定，且除保险单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对于以承保危险为近因所致的损失，负有责任，但对于非由以承保危险为近因所致的损失，不负责任。”⑴ 这是由于海上保险合同是一种较为严格的“限定性赔偿合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能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原因危险 (即所谓“承保风险”)造成的某些损失（即所谓“承保损失”）。因此，在海上保险理赔中，应适用特别的因果关系原则，即普通法中所谓的“近因原则”。该原则要求保险人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具有符合海上保险法的因果关系。这一原则，逐渐地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和学者引伸到整个保险法乃至侵权行为法（甚至部分合同法）领域。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大都将近因原则确定下来，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①
但由于英美法系重个案分析而轻抽象归纳 ,故近因的含义迄今也未全然明确。如美国著名侵权法教授Prosser认为 ,Proximate一词 ,系谓时间与空间上最近。而《布莱克法学词典》认为 :“这里所谓的最近 ,不必是时间或空间上的最近 ,而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最近。损害的近因是主因或动因或有效原因。”尽管如此 ,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 ,两大法系法官通过判例与学说对近因的判定确立了三项基本规则 :第一、最近原因是造成损害结果的实质性的 ,重大的并且积极的因素；第二、这一因素自然地连续地发生作用 ,其中未介入影响结果发生、造成因果关系中断的其它因素 ；第三、基于公平正义观念和政策进行分析。② 此次，最高法院在保险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 )第19条第2款，也对近因作出定义：“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但其中“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显然过于模糊 ,缺乏可操作性，仍有待司法实践以判例的形式予以个案化和具体化。
二、近因的具体认定
在保险实践中，产生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危险，也可能是除外危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危险。在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危险，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如果是除外危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危险，则无需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
（一）多因连续发生
两个以上原因危险连续发生造成损害，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以前因为近因。在此，前因与后因之间，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后因在前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起到中介或媒介的作用，但其对结局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危险，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危险，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前因不是承保危险，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如果后因也是承保危险，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自不当言。
在著名的艾思宁顿诉意外保险公司案中，被保险人打猎时不慎从树上掉下来，受伤后的被保险人爬到公路边等待救援，因夜间天冷又染上肺炎死亡。肺炎是意外险保单中的除外责任，但法院认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近因是意外事故－--从树上掉下来，因此保险公司应给付赔偿金。相反，前因不属于承保风险的，即使后因属于承保风险，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偿责任。英国十九世纪有类似案例，被保险人患癫痫病，一次发作时溺水身亡，意外险保险人拒赔的主张得到法庭的支持。又如，船舶遭炮火袭击受损，船体进水沉没。船体进水是战争行为的直接后果，一张战争引起的损失除外的保单项下，被保险人无法凭承保的海上风险获赔。③
（二）多因间断发生
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该新介入的原因即作为近因。此时，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或者说，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前因仍为近因。
典型的案例是，投保人只是投保了火灾险而没有投保盗窃险，当发生了火灾时，有的财产被抢救出来放在露天又被盗走。该案中，虽然是事出火灾，但保险标的被放在露天，不是火灾的必然结果，即使放在露天，如果加强监管，也不必然会被盗走，可见火灾与盗窃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盗窃行为介入了火灾，而独立地导致保险标的的灭失。故保险人不必承担火灾险的赔偿责任。①
要注意区别“多因间断”与“多因连续”。例如，为逃避敌船的追捕，一艘船舶进入了一个既不是港口又没有锚泊地的海湾，由于无法驶出而搁浅，这里追捕与搁浅构成多因连续，追捕是近因，因而保险人可以引用敌对行为除外的规定不赔；但假设被追船舶进入了一个如前的海湾，却在离开该海湾继续自己的航程时，遇上了暴风雨而灭失。虽然是追捕行为使船舶处于非正常境地，但近因仍应认定是暴风雨，这属多因间断。又如，一个港口有两个航道可以进入，但其中之一布满了军事防御用的鱼雷。对此并不知情的船舶进入了该布满鱼雷的航道而遭灭失。那么近因自然属于除外责任范围内，保险人不赔；但假设船长已知布雷的情况而选择了另一航道进入港口，但却由于导航失误而搁浅，由此而致的损失的近因将不再是敌对行为了。
（三）多因并存发生
所谓并存，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多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在时间上，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但只要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则足矣。关键是要考查，后因与前因之间，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如果不是，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也仍成立并存关系，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独立开来，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举例说明，如某轮船在河中与一沉船相撞，撞出一个洞，经临时补漏后经海路被拖往修理港。途中，水从漏洞涌入，最终弃船。此案中，碰撞与海水涌入本身之间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但共同作用于船舶，共同导致船舶灭失，均成立近因。又如某工厂发生火灾，部分原因是雇员疏忽，部分原因是设备缺陷，此时，雇员疏忽与设备缺陷均成立近因。
要注意区别“多因并存”与“多因间断”。例如，人身意外险的被保险人患心脏病多年，因车祸入院，急救过程中因心肌梗塞死亡。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的死亡结果并非由意外伤害――车祸所造成，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车祸虽使被保险人处于非正常境地，但其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关系关系，被介入的心肌梗塞因素所中断，而这一因素对死亡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作用，故成立多因间断。但在另一类似案件中，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有结核病史，且动过手术，体内存留有结核杆菌，某日不慎跌倒致使上臂肌肉破裂，后伤口感染，导致右肩关节结核扩散至颅内及肾，医治无效死亡。该案中，介入的结核杆菌不是独立原因，它的出现并没有使摔伤这一起因停止发挥作用、割断伤口与死亡之间的直接联系。被保险人是在两种原因共同、持续作用下死亡的，单纯体内存留结核杆菌或摔伤都不会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故两种原因同为并存的近因。
在并存的近因下，既有承保近因又有非承保近因的，如何确定保险人的责任？一般来说，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则保险人只负责由承保近因所造成的损失。在不可分时，则存在争议。有的认为保险人概不负责，有的认为保险人全盘负责。通说认为，一般由法官酌情按比例分配为宜。对此，有人进一步提出，还要区分非承保近因是保险单未提及危险还是除外危险。① 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观点，因为既然损失不可分，还要进行分配，如何拿捏这个比例的合理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非承保近因仅是保单未提及的且而未明确除外危险的，保险公司应负全部责任。如，一艘名为Miss Jay Jay的船投保了定期保险，在保险期内的一次航行中受损，保险公司因为该船存在设计缺陷不适航，拒绝赔付。法院认定损失由不适航和恶劣天气共同造成，因此损失的近因有两个。恶劣天气是承保风险，设计缺陷造成的不适航在被保险人非明知的情况下不是定期保单的除外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应予赔付。而如果非承保近因是保单明确除外危险的，保险人全部免除责任。该原则在英国1973年韦恩罐泵公司诉责任保险公司一案中得以确定。原告在生产塑料制品的别人工厂里设计并安装用于储藏和运输化工原料的设备。原告有投保公众责任险，承保意外事故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保单的除外条款中规定，保险人对因被保险人装运的货物的性质引起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保险期内，设备试车前夜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下运行，引起火灾，烧毁了工厂。原告赔偿了工厂损失后向保险公司索赔。法院认为，货物(化工原料)的自身易燃性并非损失的单一近因，承保范围内的人工操作不当与货物的自身性质共同相互作用才导致损失。但货物的自身易燃性是除外近因，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③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效力优先规则，即除外责任优于承保责任，而承保责任优于未提及责任。当多个近因中，有属除外责任的，优先适用除外责任并及于所有损失结果，保险人全不负责；当多个近因中，无属除外责任而有属承保责任的，优先适用承保责任并及于所有损失结果，保险人全部负责。当然，具体到个案，如果多个近因对损害结果的作用力相差悬殊，最好还要基于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衡平。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
如上所述，近因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原因危险与损害结果之间、多个原因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的证明,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一般应由原告承担,对此毫无争议。但原告的证明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方认为举证责任完成 ,则不无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要求对因果关系之存在进行充分的证明 ,以完全揭示出原因现象与结果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④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及优势证据规则后，这一观点已失去其实在法基础。
首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负责对因果关系的初步或者表面举证责任。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该条规定中，保险事故的“原因”即包括近因原则下的各因果关系。根据该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显然负有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保险人负有反证责任。如前保险人所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举证并不被“要求对因果关系之存在进行充分的证明 ,以完全揭示出原因现象与结果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限于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仍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此时举证责任将倒置给保险人。但何谓“所能提供”，现行保险法并未明确细化。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意识到这点，在其《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第十六条（提供资料的范围）中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明和资料包括：保险协议、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已支付保险费凭证、保险财产证明、被保险人身份的证明、保险事故证明、保险标的损失程度证明或人身伤残程度证明、索赔请求书。合同另有约定，依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提供前款规定的或者合同约定的文件，保险人应当通知其补充。┅┅。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前款规定的文件或者合同约定的文件，确有困难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这里，“保险事故证明”即包括近因原则下的各因果关系的证明；而对“所能提供”，则从反面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确有困难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从“所能提供”到“确有困难”，实际上严格了举证倒置的条件，加大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举证责任。当然，何谓“确有困难”，仍是个刺手的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行使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如果认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尚未具备，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原因危险与保险事故损害结果之间、多个原因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判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担不利后果，否则，举证责任倒置，令保险人承担反证责任。当然，即使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完成了举证责任，保险人也可以主动行使反证权利。
第三，对双方的举证与反证，依照优势证据规则进行认定。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完成举证责任后，保险人提出相反证据，但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此时，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举例说明，2000年4月,上海市沈某商品房抵押贷款后，与保险公司签订住房保险合同。2001年11月,经保监委批准,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发布公告,自即日起统一在原有住房保险上增加还贷保证保险,规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所致死亡或伤残,未履行还贷责任的,由保险人承担,并明确原抵押住房保险保单自动适用该扩展条款。公告下登载的会员公司包括被告,但被告未通知沈某。2002年1月,沈某因跌倒送医,急诊病历记载病人陈述“骑车跌倒后突发头痛、呕吐 1小时余……”,诊断“脑出血”。入院，确诊“脑出血”，不久死亡,死亡诊断仍为“脑出血”。沈某亡故后,其家属未通知保险公司,尸体亦火化。2002年3月,沈某家人知悉保险同业公会公告后要求理赔，被告查明沈某跌倒前曾做过核磁共振检查，医院诊断意见“右颞叶脑内血肿,考虑为血管畸形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区域”，遂以沈某系脑出血病理死亡为由拒绝。⑵ ⑤ 显然，本案属多因连续的情形，但，是“跌倒后头痛”还是“头痛后跌倒”呢？如是前者，跌倒为近因，属承保危险，保险公司则应理赔。反之，如果沈某本身具有特殊体质如血管畸形，保险公司如能证明是疾病发作致“头痛后跌倒”，则可不负责。该案中, 沈某尸体火化后，现有证据仅为原告提供的病历,记载病人陈述“摔倒后头痛”，致脑出血死亡。原告火化尸体，系在原住房抵押保险合同内容经公告拓展后,被告未尽通知义务导致其不知情下，过错责任在被告，故应认定原告已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证明，且进一步提供“确有困难”，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给被告。被告虽提供了生前核磁共振检查诊断意见作为相反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否定原告提供的沈某出事后的急诊病历，且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相当，故按照优势证据规则，应当判令负有倒置举证责任的被告承担不利后果。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❽ 保险案例分析
1、第三种意见应该更合理。高压锅的爆炸应该纯属意外，对于一颗绿豆堵塞导气孔而导致压力过大，并非产品设计缺陷，或者人为操作失误导致该次事故（除非经过鉴定，确认该锅设计确会导致该情况，或者人为故意用绿豆堵塞导气孔）。对于本次爆炸所直接导致的财产损失均应进行赔偿。至于老人的医疗，则具体要看家财险投保的同时是否附加了人身意外险，否则从法理上不构成赔偿责任。2、根据保险法规定，在订立保险合同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三德公司的理由不成立。保险保的就是不确定风险，确定风险是不予承保的，三德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并不确定是否会发生风险，并且拖欠保费，事后又以无事故无赔偿作为拒付保费的理由，显然不合理。3、如果从法理上说，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规，在道路施工时，必须设置明显标记以供行人或车辆识别避让，该行人发生意外的近因是因为施工人员违反操作流程或法规直接导致，明显是除外责任，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赔。但根据我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法院往往会偏袒被保险人一方，这也是保险法所允许的，至于偏袒程度如何，则要看法官具体的判决。
❾ 保险法案例分析
本案向A保险公司投保，约定保险金额为280万美元，实际上这是个不定值的保险。在目前法院判决中，保险公司均胜诉。
一、首先要知道保险金额不等于保险价值，只有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价值为280万美元，才能获得全额赔付。否则只能按实际保险价值50万美元赔偿。
对于不具有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对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的理解并无区别，绝大多数都认为，保险金额即保险价值，投保人按多大的保险金额投保并交纳保险费，保险标的出险时即应赔偿多少。
根据一项对除保险公司以外的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等各个社会层次的人作过部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6%的被调查人分不清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区别，均认为保险金额即保险价值。
二、保险价值又称保险价额，是指保险标的所有保险利益的金钱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保险价值的确定有两种：一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约定，这称为定值保险，发生保险事故时，不论损失的财产实际价值多少，都按照约定的保险价值赔付，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问题。
现行法律中，对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的规定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9条。该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也可以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确定保险价值的方式是按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这称为不定值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价值的问题。财产保险的保险人的赔付责任以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最多不会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因此，保险人赔偿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不应该超过保险价值。如果允许按照高于保险价值的保险金额进行索赔，则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因取得的赔偿金额大于实际损失而获利，从而会诱发道德风险。
三、实践中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保险标的，不进行核实，而只管收保险费，更有甚者，在利益驱动下，促使部分保险公司业务员鼓动投保人往高处定保险金额，并收取相应的保险费。如发生了双方约定的或者法定的保险事故，则按实际价值予以赔偿，对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以无效为由返还多收的保险费。如果该保险金额定少了，按比例赔付保险金。两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均稳赚不赔。因此极易导致保险人或者其业务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投保人进行虚假宣传，鼓动投保人超额投保获得超额利益。
法律应理顺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以及实际价值的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而产生的纠纷，各方的合法权益就能够得到最大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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