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法官
Ⅰ 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长久处于卑贱的地位，贫穷的境地，反而讥讽富贵，厌恶禄利，以自托于无为来自我安慰和解脱，不过是无能而已，决非志士应有的情怀。
Ⅱ 汉承秦制，但为甚么秦国的法官制度，没有被汉朝承袭
汉承秦制主要承袭的还是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度等大的方面，当然汉朝的专律法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于秦属朝的。
至于法官制度为什么没有被承袭么……这个只能算是有所损益中被“损”的部分了，秦朝毕竟是崇尚法家，以吏为师，而汉朝起先是黄老，这个讲究的是无为，后来又是儒家。这两个思想流派对于“讼”都是想消除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法律诉讼是持不赞成态度的，能够消除是最好的，处理诉讼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孔子就说过，处理诉讼的能力他和其他人差不多，但是他要做的是消除诉讼。老子如此崇尚自然而反对人工造作，并且完全“反智”的人自然也不会赞同诉讼，他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的世外桃源啊……所以我想汉朝的主流思想是对废黜这个制度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Ⅲ 面对胡搅蛮缠的人应该怎么办！
想来想去，似乎有三种办法可以得到解决。 第一种办法是跟他胡搅蛮缠，比他更无赖，逼得他服输，以后再也不敢冒犯你。让他知道，如果以后再冲你胡搅蛮缠，你会折腾死他。这种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会很有效，也能把这种无赖整治倒。可不利的方面有两点：一是自己会有把柄被抓住，甚至有可能发生冲突乃至各种危险；二是违背做人原则，久而久之，自己也会变成这种低素质的人。 第二种办法是通过所谓的正当途径来解决，比如法律途径等等。这种途径若能走通，当然很好，能迫使无赖在法律面前低头。他在法律面前低头了，在你面前他也就低头了。可这个办法也有不利的两个方面：一是打官司牵扯精力，往往两败俱伤；二是现在的法官不值得老百姓信任。一旦败诉，局面将会很尴尬。 第三种办法是采取冷战策略，对此人冷面相对，这表现在：用蔑视的目光看他，看得他毛骨悚然；用游移的措辞跟他说话，让他惶恐不安；用无为应付他的有为，让他行为尴尬，不知所措。通过上述冷战策略，让此无赖在反省中明白你的厉害，以后再也不敢冲撞你。这样的话，你本人也维护了尊严与面子。这种办法的不利之处就是，你要有忍耐精神，要在苦恼中不断安慰自己，直到将无赖打败为至。 思前想后，第三种办法是最好的办法，既能把无赖打败，又能维护尊严与面子，但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承受委屈与苦恼，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如此了。
Ⅳ 如何维护法官的中立性
法官中立性在实践中的体现
所谓“法官中立”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不偏不倚，不倾向于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对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存有偏见，而应当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11条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法官调解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并注意言行审慎，避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的怀疑。”这条规定完全与审判程序公正的中立性要求相吻合的。可见，法官中立既是一种诉讼理念，一种司法观念，也是一项法定职责和义务，其内涵包括：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一切从案件情况出发；追求司法公正；注重程序公正；坚持依法回避。法官中立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具体要求：一是法官必须同案件事实或结果之间没有关联性。二是法官不得对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存有支持或反对的偏见。法官所形成的偏见和预断有可能会妨碍纠纷的公平处理。因此，在诉讼中，对有关问题的裁断者或处理者只有保持中立、无私的地位，与诉讼主体没有利害关系或不持有偏见，案件才有可能得到公正处理。
从人民法院工作职能看，其主要承担案件立案、审理、执行的职责，法官中立在这三项职能中也有所体现。
一、立案中的中立性。立案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组成部分，它与审判权和执行权一样，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在立案工作中强化司法公正意识，坚持依法公正的立案，是保证案件公正的判决和执行的源头。由于在立案阶段不发生事实和法律的任何判断，所以立案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表明其对案件事实或性质的立场，其行为一定是中立的。立案人员的任何意见和立场，都必然构成对立场中立和审判独立的干扰和破坏。因此，法官在立案中要保持中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法官在立案中坚持“不告不理”原则。中立原则要求法官在利益上与案件无涉，对当事人不具有好恶偏见。中立从根本上决定法官在程序中的被动和消极地位。司法权的最大特点也在于其被动性，通俗地讲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法官在当事人行使诉权时应秉持消极性，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不能越俎代庖，影响其公正性。如果法官积极动员促使当事人成诉或教导当事人如何诉讼，必然令对方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性及程序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甚至不信任，而破坏法院的形象。其次，根据意思自治法律规则，法官的职权应受当事人处分原则的拘束。法官应当被动地按照当事人的主张审查立案，当事人愿意告谁、喜欢怎么告是当事人的权利，只要符合起诉条件都应予受理立案。而不宜借“指导”为名行干预之实，避免给予当事人以“门难进、案难立”之嫌。第三，对任何与法官自己利益有关的涉讼，立案阶段同样都应当回避。法律上的回避制度应不仅仅限定于对案件的审判方面，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司法的凝聚力。
二、审判中的中立性。法官审判中的中立是法官独立的一种特殊表现。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除作为国家法律的代言人、适用者外，并不充当任何其他国家机关的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公民与社会组织个体利益的代表。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中立性分别表现为消极状态和积极状态，而消极性中立才是的诉讼结构的技术、文化内涵的特质。总的来看，法官一旦不保持中立或使各方不能平等参与，就可能在认定事实和评定证据方面产生预断，形成偏执，以至于作出错误的裁判。即使没有导致裁判的错误，没有损害参与者的实体权益，没有产生不公正的结果，但是在程序进行中地位不等和权利失衡，也对当事人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要保持中立，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歧视和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尤其是对弱势一方当事人要考虑到给予充分的司法救助与人为关怀，以避免和防止当事人对法官的公正性、中立性产生怀疑。法官审判中立性具体体现为：第一，法官不得与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利害关系，既然法官作为独立的“第三者”，就不应与诉讼双方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否则审判中立和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这要求法官本身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对一方当事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应自觉回避。因为，另一方当事人往往难以发现和证明法官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法官不自觉回避，本身说明存有私心和存在偏袒不公的可能。第二，法官应当中立地的主持庭审。庭审中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对等的机会陈述事实和理由，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行使诉讼权利，不因当事人的地位不同有不同的对待，对弱势一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给予充分的保障。“兼听则明”，才能准确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准确把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才能够全面审查并分析当事人的证据，发现疑点把握本质，并通过自己冷静的深思熟虑作出客观的评断，真正体现人民法院对法官审判中立性的高度重视。第三，法官应当准确适用法律理性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受一己的偏激和外界的不当干预的影响，独立作出裁判。法官的职责在于将静的法条通过活动变成制约社会现实的鲜活的规范。这既要求法官对法条有理性的理解和见解，又需要对社会现实有理性的分析，并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联系，找准切入点。裁判文书不仅要体现国家的法律，还要反映社会正义的理念，论理不仅要充分，还要有充分的认证过程。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的应当说明理由，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予确认的更要进行充分的说明，使规范落到实处，从而确保最终裁判结果并公之于众的法院裁判文书能够充分体现法官审判中立和公正性。
三、执行中的中立性。执行法官中立是当事人对司法信任的精神支柱，也是执行法官应当在那些利益处于冲突的状态下诉讼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要实现司法公正，执行法官必须保持中立。中立的规则包括：执行法官不得有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利益和偏见；执行法官应当在法律文书执行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性；执行法官不得与当事者任何一方进行单方面接触。因此，执行法官要树立“中立”理念，确保公正执法，必须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执行法官要从“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权”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认为执行工作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债权，没有实现债权执行工作就没有完成，这是片面的。执行工作应当追求执行程序、执行方法、执行措施等在内的程序公正价值和实现债权的目标价值并存的观念。其次，执行法官应当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建立客观公正的意识，必须在中立的状态下履行执行职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同等距离，绝不能亲一个疏一个，对案件执行工作抱不偏不倚的态度。即使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权利依然是平等的，法官在释明时应与当事人保持等距离，不能厚此薄彼，带有偏见，否则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当事人纷争的旋涡中。第三，要做到执行穷尽原则。执行穷尽是指法院依据债权人请求实现之特定的内容，采用各种执行方法、措施和途径后，均不能使案件得以有效执行，而债权人也不能提供能够证明尚有可能执行的财产，就应当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债权人在提起诉讼前就考虑到债权能否实现的风险意识增强。不能把未能实现债权的责任归罪于法院，更不能使承办执行法官背黑锅。执行法官是否尽到法定职责，不是以债务人是否履行义务为标准，而要求执行法官按照执行程序，穷尽执行措施为追求的目标。正因如此，执行法官才有可能扮好这个角色。
综上所述，法官中立既是实现案件实体公正的基础，也是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法官居中而断，在双方当事人与裁判者三方中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结构，确保当事人地位平等，这既是诉讼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当事人的自然要求，不但有利于体现程序公正，也有助于达到实体公正的目的，从而树立起审判权威，增强司法公信力。
Ⅳ 急急急，好心人士快来！
雷锋简介
雷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简家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见下图）
难忘的伤疤
雷锋在不满七岁时就成了孤儿。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他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雷锋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见了，这个地主婆指着雷锋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和建设中国。
立志参军 参加儿童团
一九五零年，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进行了土地改革，雷锋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当了儿童团长，站岗，放哨．巡逻，防止敌人破坏，他还学会了说快板，搞宣传。
一九五零年夏天，乡政府保送孤儿雷锋免费读书。一九五六年夏天，从荷叶坝小学毕业，几年里，雷锋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受到师生的的一致好评。他帮助落后的同学，爱护集体的粮食，并与坏份子做斗争，受到学校老师、同学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在毕业典礼上，他上台发言，毅然要求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一九五六年九月，雷锋在乡政府做通信员，十一月，年满十六岁的雷锋被推荐到望成县委做公务员。一九五七年，雷锋光荣地年经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
一九五八年春天,雷锋来到困山湖农场当了一个拖拉机手。一九五八年九月,雷锋来到鞍钢做了一名C－80推土机手。一九五九年八月,雷锋来到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第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辽阳日报>>报道了雷锋抢救水泥的事，赞扬他舍己为人的事迹。雷锋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了一年零二个月,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被评为标兵，十八次被评为红旗手,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
参 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
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
后来居上
新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当汽车兵,"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是雷锋向组织上表明的态度.
雷锋性格开朗,平时很活跃,教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行,上级领导安排他参加战士演出队,他就起早贪黑地背台词,后来考虑到雷锋的湖南口音与大家的普通话不协调,影响演出效果,他就主动提出换下自己,而集中精力为演出做好后勤工作,大家虽没有看到雷锋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包含着雷锋的辛勤劳动,和他那处处关心集体,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精神.
雷锋回到运输连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驾驶技术之中去,针对缺少教练车的现状,他带领大家做了一个汽车驾驶台.雷锋废寝忘食地学习技术,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技术学习小组长.五月份,雷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给一台13号车上了建设工地.
钉子精神
施工任务中,他整天驾驶汽车东奔西跑,很难抽出时间学习,雷锋就把书装在挎包里,随身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书。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 善于挤和钻。
一次义务劳动
一九六零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雷锋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辆小车，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锋被一群工人围住了,面对大家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光发一份光吧!"这天下午,打听到雷锋名字及部队驻地的市二建公司组织工人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锋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个特殊的星期天。
可敬的"傻子"
一九六零年八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雷锋忍着刚刚参加救火被烧伤的手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被记了一次二等功。
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侍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已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
入 党
团党委树立雷锋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标兵后，雷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出身贫苦,爱憎分明,好学上进,阶级觉悟高，入党动机正确，根据一贯表现，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雷锋的入党申请。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雷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零年底,雷锋事迹被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在报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各地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他以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告诉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激励人们在建设祖国中团结一致，更坚定地去战胜困难。应广大人民的要求，连里把雷锋事迹搞了一个展览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来人收集雷锋的事迹……
团结友爱
雷锋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供大家学习，被人们称为“小小的雷锋图书馆“。他帮助同志学习知识，同班战友乔安山文化程度低，雷锋就手把手地教他认字，学算术。同班战友小周父亲得了重病雷锋知道后以小周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信又寄去10元钱。战友小韩在夜里的出车中棉裤被硫酸水烧了几个洞，雷锋值班回来发现后，把自己的帽子拆下来一针一针地为小韩补好裤了，轻轻地盖在他身上。知道这个情况的乔安山说:“为了给你补裤子,雷锋半宿都没睡!”
人民的勤务员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搞些各种文娱活动.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人帮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了.
雷锋就是选择永不停息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难怪人们一见到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就想起雷锋.
孩子们的知心人
一九六零年十月以后，雷锋先后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即现在的雷锋小学）和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
雷锋平时工作．学习都很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或风雨天不能出车的日子请假到学校去找教师，同学谈心,或进行其他辅导活动。他善于团结小朋友,启发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雷锋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辛勤培养下一代茁壮成长。共表团抚顺市委为表彰雷锋的事迹,曾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发奖状,上面写着:“奖给优秀辅导员雷锋同志,保持光荣，继续前进”。
模范班长
一九六一年九月，全团上下一致推举雷锋为抚顺市人大代表。
雷锋参加完人代会回到连里就担任了二排四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四班成了“四好班“，雷锋也成了全连的四好班长。
一天傍晚，天下起大雨，雷锋见公路上一位妇女怀里抱着小孩，手里还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哗哗的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探亲归来，要去十几里外的樟子沟去，她着急地说：“同志啊，今天雨都把我浇迷糊了，这还有孩子，我哭也哭不到家啊！”雷锋把雨衣披在大嫂身上，抱起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冒雨朝樟子沟走去，宁可自己淋得透湿，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
谦虚谨慎
雷锋入伍以来，多次立功受奖，他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出席过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他的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广泛的宣传，雷锋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热情赞扬他的来信，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 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不够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林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战友们立即用担架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各级首长立即赶到了医院，同时以最快速度把沈阳的医疗专家接到雷锋床前。由于颅骨损伤，导致脑机能障碍，雷锋这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年仅22岁，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八月十七日，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近十万人护送雷锋的灵柩向烈士陵园走去。
一九六三年一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共青团追任雷锋为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继发出关于学习雷锋的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雷锋事迹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首都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的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必将在我们青少年一代身上不断发扬光大，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Ⅵ 关于“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亦反映了“礼法合治”的人伦精神，这不仅是对人情伦理的关怀，对维护当时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
“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目前现有文献可知，最早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有罪的记载是在《国语•周语》：“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最早提出父子应该相互容隐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间有着最亲的血缘关系，是天性之爱，相隐是理所当然的，符合人情伦理，从此容隐首先在理论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导。
亚圣孟子在孔子父子相隐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兄弟之间也应该容隐，《孟子•尽心上》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己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此时亲属相容隐还只是一种道德观念而没有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最早在法律中规定容隐制度的是《秦律》，其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但秦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亲亲相为隐制度，只能说容隐的思想在律法中有一定的体现。
（二）两汉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确定
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之下，汉朝“孝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行。在这种注重“孝悌”的社会氛围中，汉初所制定的“首匿相坐”的法律规定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格格不入，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国情，改革势在必行。与此同时，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财力和物力，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的“无为”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儒家思想的地位日渐提升，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接受，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一些儒生根据儒家的伦理观念对“首匿相坐”的规定予以抨击。汉宣帝时桓宽在《盐铁论》中表明了自己主张父子相隐，反对父子间首匿相坐的立场：“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
汉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诏书中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宣帝的诏书不但在法律上承认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而且具体确定了“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1）家属三代以内，即祖孙、父子、夫妻之间；（2）凡卑幼隐匿尊长（即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祖父母），不承担任何法律上之责任；（3）凡尊长隐匿卑幼（即父母匿子、夫匿妻、祖父母匿孙），一般情况下不负法律责任，但如所犯为死罪，则须上报中央最高司法长官廷尉酌情议定，一般也能较常人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曲折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朝代更迭，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使“亲亲相隐”制度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许多儒家对这一时期违反“亲亲相隐”原则，株连亲属的法律规定与做法予以抨击。汉末魏初之时，高柔、卢毓等人对“军征士亡，考（拷）竟其妻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东晋人卫展反对当时“考（拷）子证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做法。北朝魏人崔纂反对审讯中“令同气（兄弟姊妹）相证”，其理由都是这样做将会严重损害伦常，蔡廓就认为强迫亲属间互相证罪的方法“亏教求情，莫此为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的迅速变化而使“亲属相隐”这一注重维护社会家庭稳定的制度受到影响。但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进程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儒家大族司马氏统一全国后建立的西晋政权使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结合更加深入，这一时期，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亲属之间相犯“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正式入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进一步结合。南陈时“官当”的制定，北齐时“重罪十条”的出现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的加剧最终必将使代表儒家思想的“亲亲相隐”制度得到承认和发展，隋唐时期这一制度的成熟和完备证明了这点。
（四）隋唐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成熟与完备阶段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发展的巅峰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度。代表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亲亲相隐”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和完善。以唐律中的规定为例，首先在《名例律》中确立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并将亲属相隐的范围由亲属间扩大至“同居相为隐”，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者的开明和“亲亲相隐”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裨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以此规定而言，所有居住在一起的亲属（不论服制）均可相隐，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亦可以相隐，小功以下亲属相隐也可以根据服制的远近减等处罚。为了落实该总则性规定，唐律作出了10种具体规定：（1）不仅藏匿上述犯罪亲属不罚，及匿得相容隐者之侣（亲属的同案犯）亦不坐。（2）通报捕摄消息令亲属脱逃者不罚。（3）审问官不得逼亲属作证，违者有罪。（4）不得告发尊亲属。告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告其他有服尊亲属亦有罪。被告发的尊亲属视同自首减免处罚。期亲以下尊卑“相侵犯”者可以告发。（5）不得告发卑亲属。“告绍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但父祖告子孙即使诬告亦不坐。（6）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后不得因惧罚复捕得送官。（7）不得捕缚与自己共同犯罪的亲属赴官自首。（8）在审讯中不得已附带吐露亲属之犯罪者，不视为告发。（9）捉奸时因捕捉与亲属行奸的外人而牵露亲属之奸罪者不视为告发。（10）谋叛以上国事重罪不得相隐，必须告发。
综观唐律对于“亲亲相隐”的这些规定，我们发现唐律中对于这一制度的设计非常合理和周密。在体例上而言，唐律在名律例中对此有总括性的规定，并在后面篇目中具体加以规定。从内容上看，这些法规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将“亲亲相隐”的原则性规定扩充为内容详尽、便于施行的一系列系统化的法律条文。“亲亲相隐”在这个时期已经成熟和完备了。
（五）宋至明清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略有变化
唐之后各朝代的“亲亲相隐”规定均以唐律的规定为基础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略加增减而成。其中继唐而起的宋对唐律的继承最为忠实，《宋刑统》中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几乎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由游牧文明建立的元朝也继续保留容隐制。《大元通制》首次使用“干名犯义”罪名，即“诸子证其父，奴评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站者，并禁止之。”明清容隐制大体同唐宋，但控告得相容隐亲属，其罪行一般轻于唐律，容隐范围包括妻亲和女婿。《大明律》规定“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裨不得告主”，“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碑不证主”等。《大清新刑律》第180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者可免除或减轻刑罚。
唐宋元明清的法律甚至明文规定，根据法律应当相隐的亲属都不得规定其作证，官吏如有违反要处杖刑。这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家庭亲情及其伦理纲常的维护。
清末改制后，只有亲属容隐制得以保留。清末明初，亲属容隐制度继续得到沿袭。这一时期的法律都有关于庇护亲属不罚、放纵和便利亲属脱逃减轻处罚、亲属间有权拒绝证明彼此有罪等规定。由此可见，容隐制度已经成为一项个人权利，并且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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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翻译：
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宗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孔子说：「如果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但是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经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时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离开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来博取尊宠。后来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逐渐的衰微的；这就是那些邪僻的儒着所留下来的祸患啊。
道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史官。他们连续记载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古今的道理。然后知道秉持要点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这想法）符合于尧的能够谦让，易经上所说的谦虚，一种谦虚可以得到四种好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狂放无守的人来实行道家学术，那么就断绝了礼仪，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用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阴阳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天文的官职。他们恭敬的顺从上天，用历象来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的教导人民按照天时祭祀、耕种；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固执的人来实行阴阳家的学术，就被禁忌所牵制，拘泥于占卜问卦的小技术，舍弃了人事而迷信鬼神。
法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法官。他们奖赏很有信用处罚必然施行，来辅助礼仪制度的推展。易经上说：「先王用很严明的刑罚来整饬法律。」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来实行法家的学术，那么就不要教化，舍去了仁爱，专门用刑法，而想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至于残害了最亲近的人，伤害恩义刻薄了应该亲厚的人。
名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掌礼仪的官职。古代名号品位不一样，所用的礼节也就异等。孔子说：「一定要来端正名分啊！名分不端正，那么所说的话就不顺当；所说的话不顺当，那么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喜欢攻击别人阴私的人来实行名家的学术，那么就只会卖弄一些屈曲破碎、支离错杂的言辞罢了。
墨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宗庙的官职。他们住在茅草盖顶，以采木为椽的房子里，所以注重节俭；奉养年老更事致仕的人，所以主张兼爱；以大射礼选拔人才，所以崇尚贤人；尊崇鬼神尊敬祖先，所以崇敬鬼神；顺从四时做事，所以不相信命运；以孝道宣示天下，所以崇尚同心同德；这就是他们长处。等到眼光浅短的人来实行墨家学术，只看到节俭的好处，因此就反对礼节；推广兼爱的旨意，而不知道分别亲疏远近。
从横家这个流派，大概是的出于古代的外交官。孔子说：「读了诗经三百篇，派他出使到国外去，不能独当一面应对进退，虽然学了很多又有何用呢？」孔子又称赞蘧伯玉的使者说：「好使者呀！好使者呀！」这就是说一个使者应该权衡事情的利害得失做适当的处置，只接受出使的命令而不接受应对的言辞，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恶的人来实行从横家的学术，那么就崇尚欺诈，而背弃了应该遵守的诚信。
杂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议政之官。他们兼容儒家、墨家，综合了名家和法家，他们知道治理国家的体要必须有这些派的主张，他们也看出来王道政治必须百家贯通，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来实行杂家的学术，就散漫杂乱而没有中心目标。
农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农业的官职。他们劝导人民耕田种桑来使衣食充足。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八件政事，第一就是吃饭的问题，第二就是货物的问题。孔子说：「要重视人民吃饭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实行农家的学术，认为用不着圣明的君王，想要使君民一起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次序。
小说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小官。（这一派）是大街小巷的谈论，马路上传说的人所造成的。孔子说：「虽然是小的技巧也一定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但想要推行久远恐怕滞泥不通，所以君子是不学的。」但是它也不会消灭。（小说家）是乡里有小智慧的人所写的东西，也要把它编辑保存起来而不要忘记了；假如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来采用，这也就如同古代樵夫、狂放的人他们的议论一样（有参考的价值）。
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观赏的不过九家而已，都是起于王道政治已经衰微以后，诸侯以武力相征伐，当时的国君，喜好厌恶的不一样，所以九家的学术纷纷兴起。各自引用他们的一种学说，推崇他们学说的好处，用这学说来奔走游说，迎合诸侯的心理。他们的言论虽然不一样，就譬如水火，是互相消灭也是互相生长的；就像仁与义，敬与和，虽然性质相反却又是互相生成的。易经上说：「天下（学问）的途径虽然不一样但是归趋是相同的，思虑虽然很繁杂但是目标一致。」现在各家的学者，各自推崇他们学说的长处，用尽了智慧和思虑，来阐明他们学说的要旨。虽然各自有偏见短处，但是综合他们的主要归趋，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六经分支出来的。假使让他们遭遇到圣明的君王，能折中采用他们的主张，他们都可以成为辅佐的人才啊。孔子说过：「礼仪散失了要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离圣人的时代很久远了，圣人的道术残缺废弃，没有地方再去加以追求了，采用他们九家的学术不是胜过去乡野找来得好吗？如果能修明六经的学说，观察参考这九家言论，舍弃短处取用长处，就可以通达治理国家的各种方法了！
Ⅷ 情商与智商有何区别
EQ是情商，IQ是智商E与I的区别EQ是情商，IQ是智商一个是E+Q 一个是I+QEQ是情商，I...其次，智商和情商的形成基础有所不同。情商和智商虽然都与遗传 因素、环境因素有关。
（1）智商是一个智力商数，表示一个人智力水平的高低；情商是感情商数，反映一个人感情品质的差异。（2）智商反映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计算能力、律动能力等，即是理性思维、判断、推理、决策的能力，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情商主要反映人的感受、理解、运用、表达、控制、调节自我和他人情感的能力，既是非理性的能力，是大脑右半球的功能。（3）理性能力是意思表层的认知模式，是在思维中枢对刺激进行“登记”后，然后经过思索、考虑、反省，最后作出反应；情绪则是比理智快捷的反应，有时会不合逻辑，表现为冲突性，往往把思考中枢的深思熟虑、分析推理拒之九霄云外。（4）智商更大的取决于遗传因素，即先天因素的影响大于后天因素；情商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也有先天因素，但后天的社会环境对人的情感影响更大，这也就说明情商较智商而言有更大的改变可能，教育对情感智力有更大的可塑性。
情商和智商是各自独立的，但并非完全对立，他们之间既存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我们常常把人的聪明和情感敏锐相提并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纯粹的高智商型，几乎是一种夸大可笑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在知识方面博学多才，而在生活方面却无所适从，犹如幼儿，可谓是知识上的巨人，生活上的白痴。（2）反之，高情商的人，他们多半社交能力极佳，性格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和忧虑之中；对人对事容易投入，富有同情心；情感生活通常较丰富，但不逾轨；自处和处人都能怡然自得。但是这种单纯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型人在生活中是很少的，也可以说是没有的。（3）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表现的是智商和情商的不同组合，且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说智商高的人，情商不会很低；情商高的人智商也不会很差。
智力优越者都具有四种共同的非智力因素：①为取得成功的坚持力；②为实现目标不断积累成果的能力；③自信心；④克服自卑感的能力。这说明卓越的智力成就所需要的决不只是智力因素本身，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在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两个都很重要。
Ⅸ 刑法的四大基本原则
我国1997年及2012年修订的刑法典规定了四个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1、罪行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该条规定体现了罪行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行法定原则决定了刑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并派出了习惯法的做法；禁止类推和不定期的刑，需要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适用刑罚。
2、罪行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该条规定体现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其含义是指犯罪的轻重与所受的刑罚相称，轻罪轻判，重罪重判。
3、适用刑法平等原则
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条规定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含义是指任何人没有地位、职务、出身等因素的区别，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享有特权。
4、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我国《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了这一原则。罪刑相适应，是适应人民朴素的公平意识的一种法律思想，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
(9)无为法官扩展阅读：
罪刑法定原则从字面意义上看，“正当法律程序”，似乎仅仅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即在刑事案件中遵守某些程序或者禁止适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实际上它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即从实质上限制政府的权力。在刑事诉讼中，正当程序这种实质性限制，不仅要求在实体刑法中的犯罪行为，从内容到形式上加以明确规定，而且要求立法机关在宣布某种行为是犯罪时，要具有适当的和明确的限制。
如果某种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立法机关就不能通过法律程序将其认定为犯罪，使之犯罪化。甚至在存在某种危害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也常常以特定的理由。
即缺乏刑事犯罪的传统构成要件为由，而宣布某项刑事法律违宪，以此体现正当法律程序对刑事立法的实质性限制。
Ⅹ 王常松的介绍
王常松，男，汉族，1962年7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共吉林省第十届省委委员，吉林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7月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