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内心确认

⑴ 法官凭内心确信当事人的父亲生前处理了房产合法吗

法官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
法官的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在诉讼中，通过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审阅卷宗、查找法律规范依据等活动，并运用既有的法律知识，按照一定的诉讼规则，对争议标的的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裁判调整等问题，在内心形成某种确定且坚信的结论性意见，产生成竹在胸的感觉。
法官的内心确信，是法官对案件问题的确定的理性判断，不是飘浮的感性认识，是法官对案件的个别或全部问题的观念定型。在没发现新的证据及其有力的说服理由，或者在没发现新的法律规定及其不同角度的法律解释之前，法官不会轻易动摇已经固定的看法。故而法官内心确信是法官尚未物化、形成书面文字的判定。
现阶段，我国法官的内心确信，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审理中的隐秘性。法官对争议的程序或实体问题，在内心形成确定性的意见以后、公开宣判以前，总是秘而不宣的；
二是公开的一次性。法官只能借助宣布最后裁判结果的唯一机会，一次性公开吐露对案件审理的全部看法。
三是公开后的终结性。法官的内心确信，一经口头或书面公开宣布，则意味着某种诉讼程序的结束，具有不可逆转性和不容争辩性。法官公开宣布裁判后，就某一程序问题或整个案件的审理程序终止，非依审判监督程序，其裁判结论不得肆意再审或更改，当事人没有就裁判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和原审法官进行争辩的任何可能，只能通过上诉或申诉程序，另觅救济途径。

⑵ 在证据法中，什么是“内心确信”

内心确信概念 法官的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在诉讼中，通过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审阅卷宗、查找法律规范依据等活动，并运用既有的法律知识，按照一定的诉讼规则，对争议标的的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裁判调整等问题，在内心形成某种确定且坚信的结论性意见，产生成竹在胸的感觉。 解释 法官的内心确信，是法官对案件问题的确定的理性判断，不是飘浮的感性认识，是法官对案件的个别或全部问题的观念定型。在没发现新的证据及其有力的说服理由，或者在没发现新的法律规定及其不同角度的法律解释之前，法官不会轻易动摇已经固定的看法。故而法官内心确信是法官尚未物化、形成书面文字的判定。 特点 现阶段，我国法官的内心确信，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审理中的隐秘性。法官对争议的程序或实体问题，在内心形成确定性的意见以后、公开宣判以前，总是秘而不宣的；二是公开的一次性。法官只能借助宣布最后裁判结果的唯一机会，一次性公开吐露对案件审理的全部看法。三是公开后的终结性。法官的内心确信，一经口头或书面公开宣布，则意味着某种诉讼程序的结束，具有不可逆转性和不容争辩性。法官公开宣布裁判后，就某一程序问题或整个案件的审理程序终止，非依审判监督程序，其裁判结论不得肆意再审或更改，当事人没有就裁判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和原审法官进行争辩的任何可能，只能通过上诉或申诉程序，另觅救济途径。 浅议 我国法官内心确信的上述特点，真切的现实写照是，法官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总是表情木然，被动听审，视内心确信为不可泄漏的天机。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一般无法现场得知法官对案件问题的实质意见。如果剔除法官对庭审指导性的语言和案件释明性的问话以外，法官审理案件，有如“无声审判”，而判决则成了法官给予当事人的“无言的结局”。法官宣判前的裁判活动，可以说是法官单纯隐秘的内心活动的代名词，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民事证据若干规定》掀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 2002年4月1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法官要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无疑应当说明理由，而说明理由，就必须公开法官对案件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的内心确信。法官在庭审中，就案件的某一争点问题，可以而且必须公开作出判定，这在该《规定》出台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该条规定对民事诉讼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给人的鼓舞是，法官的内心确信是可以公开的，发人深思。 通过对《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所假定的情势和处理意见的抽象分析，可以窥探其背后蕴涵的法理。1、如果法官不公开内心确信，必然使得判决的认定及其观点，未经法庭辩论而出乎当事人的意外，使判决构成对当事人的不意打击，有失司法信义。未经法庭辩论的观点作为判决的理由，正如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一样，因有违正当程序而难以接受；2、如果法官不公开内心确信，当事人就有可能因程序主张的错误而承担不利后果，就有可能失去包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重新举证、提出和解、申请撤诉在内的其它救济方式或者变换诉讼策略的机会，无法实现实体公正；3、如果法官不公开内心确信，当事人的质证、辩论等庭审活动，就会因为偏离主题而流于形式，或者因为庭审的关键问题正误不明，使庭审活动无法得以持续有效的深入进行，从而事实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同时也不符合诉讼的“两便原则”；4、在案件的争点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权，而当事人的主张与法官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有公开内心确信的义务，与之对应的是，当事人有要求法官公开内心确信的权利。依照规定后面的旨趣，反思法官的民事审判经验，可以断言，法官需要公开内心确信的场合，绝不只规定所列的两种情况。比如，在法官的判决结果与当事人的诉请将有本质的差别时。例在损害赔偿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主张赔偿全部损失，对方当事人主张不应进行任何赔偿，而法官确信应当进行部分赔偿。在法官不公开自己的内心确信而迳行判决的情况下，实际上就剥夺了当事人就部分赔偿问题，进行可能的辩论和救济的机会。正象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时，不可能辩称自己具有从轻或减轻的情节一样，围绕是否应当赔偿全部损失进行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不可能就部分赔偿的事实、法律以及赔偿的比例问题进行辩论。再如，对于涉及案件胜败的关键证据的效力和争点的性质，如果法官拒不及时公开自己的内心确信，当事人就会失去对其它问题进行争辩的兴趣，甚至认为继续的诉讼程序毫无必要。如诉讼中关于时效问题的争论，法官不当庭作出判定，不便于当事人的诉讼是可想而知的。 《民事证据若干规定》，虽然只是掀开了罩在法官裁判活动之上的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无疑同时给了我们掀开全部面纱的勇气和暗示。 二、公开法官的内心确信，符合司法权的本质特征 司法权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民主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司法本质上就是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各类纠纷所进行的居中裁判，此种裁判对争议的双方具有拘束力。所以司法的固有权限就是裁判权。”［1］司法裁判权，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特殊的判断权。“司法判断针对真与假、是与非、曲与直等问题，根据特定的证据（事实）与既定的规则（法律），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认识。”［2］司法权的行使，亦即法官的裁判活动，就是法官对纠纷形成确定性的认识，并作出具有拘束力裁判的过程。司法权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救济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实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私力救济方式，社会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秩序一片混乱。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国家禁止冲突主体以自身的报复性手段解决争议，禁止用私人暴力杀戮的方式子息冲突。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代替了私人的报复和复仇。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用和平的、合法的的途径而不是暴力的、任意的方式来解决纷争，不仅使各类冲突和矛盾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社会秩序得以维护，受害人获得必要的补救，而且通过诉讼定纷止争，使人类的行为也得到规范。”［3］可见，司法是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通过对私力解决纠纷的否定而对公民救济权的垄断。公民提起诉讼，也就具有了借助国家司法权实现对自己私权救济的真义。因此，司法权首先体现为公民的一种救济权，其行使的方式不应偏离、甚至阻碍公民实现救济的目的。法庭作为公民进行诉讼的场所，不仅仅是公民提交纷争的地方，更是公民通过积极的庭审活动影响法官裁判的讲坛。但是法官不分原则地一味隐藏内心确信，截断了当事人和法官进行必要的合法沟通、进而直接合理地影响裁判的渠道，当事人只能在“无知之幕”下，无奈无助地听任法官的最后裁判，这显然不利于公民行使充分的公力救济权。[1]

⑶ 学校扶助证明到法院有用吗

有用。
如果诉讼当事人需要申请法律援助的，那么就必须要向人民法院提供贫困证明，通过审核之后人民法院就会为当事人办理法律援助。
对当事人提交的经济困难证明，法院一定会审核。只要案件承办法官内心确认困难证明是真实的，法官就会采纳。
贫困证明申请条件: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扶养人的居民；2、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3、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以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4、其他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⑷ 谁指教一下；法官什么情况下，可以自由心证断案

“自由心证”是办案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得出的一种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内是基于法官的良容知、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优良的法律素质等因素所形成的。法官不应只是一味教条适用证据规则，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加以运用。我们之所以强调开庭审理，强调当事人和证人到庭，强调庭审质证，就是试图通过法官对当事人、证人的直接接触，通过法官的直接感觉来判断；虽然感觉有时是靠不住的，但却是我们理性认识的基础，而且有时法官的感觉还要胜过冷静的理性判断。在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中，自由心证往往对判决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⑸ 内心确信的解释

法官的内心确信，是法官对案件问题的确定的理性判断，不是飘浮的感性认识，是法官对案件的个别或全部问题的观念定型。在没发现新的证据及其有力的说服理由，或者在没发现新的法律规定及其不同角度的法律解释之前，法官不会轻易动摇已经固定的看法。故而法官内心确信是法官尚未物化、形成书面文字的判定。

⑹ 人证在法律上能成为证据吗

法律分析：这个要具体分析的，一般仅仅是证人证词，不容易被采信。民事案件中，要求证据的证明力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即事实只要法官内心确认，双方谁的证据证明力大即可做出有利的判决。证人证言也是证据的一种，只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 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⑺ 法官不能自由心证怎么办

所谓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是当今实行法治的国家普遍采用的关于判断证据，认定案件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诉讼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也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一种将主张与证据之间相联系的认定，证据本身证据力的判断，证据和事实之间关联性的认识，证据充足程度的分析等都完全委任于法官的理性和良知的证据制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由心证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职权主义为背景的大陆型自由心证制度，即内心确信制度，另一种是以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为背景的英美型自由心证制度，即排除合理性怀疑制度。要全面、深入把握自由心证制度，必须首先对法定证据制度作一概要了解。所谓法定证据制度，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各君主专制国家所普遍推行的一种证据制度。其特征是，每一个证据的证明价值和意义都由法律条文预先加以规定，法官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定方法去计算证据的证明力，决定其取舍，并据此认定事实。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法定证据制度比奴隶社会盛行的神示证据制度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因其无视法官和陪审员主观上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活动，而企图象运用数学公式一样，用法律规定的简单公式去刻板地和绝对地解决复杂的证据判断问题，因而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其结果至多只能达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真实”，而与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实质真实”相距甚远。因为单纯追求形式其实是无从谈到判断上的准确性的。而且，在形式的法定证据制度下，为了满足某些证据数量上的要求，人们还常常采用威逼手段，甚至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显然，法定证据制度是与自由、人权相违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⑻ 内心确信的浅议

我国法官内心确信的上述特点，真切的现实写照是，法官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总是表情木然，被动听审，视内心确信为不可泄漏的天机。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一般无法现场得知法官对案件问题的实质意见。如果剔除法官对庭审指导性的语言和案件释明性的问话以外，法官审理案件，有如“无声审判”，而判决则成了法官给予当事人的“无言的结局”。法官宣判前的裁判活动，可以说是法官单纯隐秘的内心活动的代名词，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民事证据若干规定》掀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
2002年4月1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法官要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无疑应当说明理由，而说明理由，就必须公开法官对案件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的内心确信。法官在庭审中，就案件的某一争点问题，可以而且必须公开作出判定，这在该《规定》出台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该条规定对民事诉讼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给人的鼓舞是，法官的内心确信是可以公开的，发人深思。
通过对《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所假定的情势和处理意见的抽象分析，可以窥探其背后蕴涵的法理。1、如果法官不公开内心确信，必然使得判决的认定及其观点，未经法庭辩论而出乎当事人的意外，使判决构成对当事人的不意打击，有失司法信义。未经法庭辩论的观点作为判决的理由，正如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一样，因有违正当程序而难以接受；2、如果法官不公开内心确信，当事人就有可能因程序主张的错误而承担不利后果，就有可能失去包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重新举证、提出和解、申请撤诉在内的其它救济方式或者变换诉讼策略的机会，无法实现实体公正；3、如果法官不公开内心确信，当事人的质证、辩论等庭审活动，就会因为偏离主题而流于形式，或者因为庭审的关键问题正误不明，使庭审活动无法得以持续有效的深入进行，从而事实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同时也不符合诉讼的“两便原则”；4、在案件的争点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权，而当事人的主张与法官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有公开内心确信的义务，与之对应的是，当事人有要求法官公开内心确信的权利。依照规定后面的旨趣，反思法官的民事审判经验，可以断言，法官需要公开内心确信的场合，绝不只规定所列的两种情况。比如，在法官的判决结果与当事人的诉请将有本质的差别时。例在损害赔偿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主张赔偿全部损失，对方当事人主张不应进行任何赔偿，而法官确信应当进行部分赔偿。在法官不公开自己的内心确信而迳行判决的情况下，实际上就剥夺了当事人就部分赔偿问题，进行可能的辩论和救济的机会。正象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时，不可能辩称自己具有从轻或减轻的情节一样，围绕是否应当赔偿全部损失进行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不可能就部分赔偿的事实、法律以及赔偿的比例问题进行辩论。再如，对于涉及案件胜败的关键证据的效力和争点的性质，如果法官拒不及时公开自己的内心确信，当事人就会失去对其它问题进行争辩的兴趣，甚至认为继续的诉讼程序毫无必要。如诉讼中关于时效问题的争论，法官不当庭作出判定，不便于当事人的诉讼是可想而知的。
《民事证据若干规定》，虽然只是掀开了罩在法官裁判活动之上的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无疑同时给了我们掀开全部面纱的勇气和暗示。
二、公开法官的内心确信，符合司法权的本质特征
司法权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民主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司法本质上就是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各类纠纷所进行的居中裁判，此种裁判对争议的双方具有拘束力。所以司法的固有权限就是裁判权。”[1]司法裁判权，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特殊的判断权。“司法判断针对真与假、是与非、曲与直等问题，根据特定的证据（事实）与既定的规则（法律），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认识。”[2]司法权的行使，亦即法官的裁判活动，就是法官对纠纷形成确定性的认识，并作出具有拘束力裁判的过程。司法权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救济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实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私力救济方式，社会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秩序一片混乱。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国家禁止冲突主体以自身的报复性手段解决争议，禁止用私人暴力杀戮的方式子息冲突。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代替了私人的报复和复仇。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用和平的、合法的的途径而不是暴力的、任意的方式来解决纷争，不仅使各类冲突和矛盾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社会秩序得以维护，受害人获得必要的补救，而且通过诉讼定纷止争，使人类的行为也得到规范。”[3]可见，司法是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通过对私力解决纠纷的否定而对公民救济权的垄断。公民提起诉讼，也就具有了借助国家司法权实现对自己私权救济的真义。因此，司法权首先体现为公民的一种救济权，其行使的方式不应偏离、甚至阻碍公民实现救济的目的。法庭作为公民进行诉讼的场所，不仅仅是公民提交纷争的地方，更是公民通过积极的庭审活动影响法官裁判的讲坛。但是法官不分原则地一味隐藏内心确信，截断了当事人和法官进行必要的合法沟通、进而直接合理地影响裁判的渠道，当事人只能在“无知之幕”下，无奈无助地听任法官的最后裁判，这显然不利于公民行使充分的公力救济权。

⑼ 自由心证与内心确认有何不同

在学术上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确认）具有同一性。
自由心证又称为“内心确信”,自由心证的核心就是法官要形成内心确信。

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对于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法律不预设规定，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由此形成内心确信,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法官通过证据判断形成的内心信念，称为“心证”。心证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称为“确信”。
所谓"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内心对于案件事实形成确信,即法官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下，法官获得内心确信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只要达到盖然性的“优势证明”程度即可下判，而在大陆法系中，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盖然性程度才可下判。
有关盖然性标准的问题请参考夏敏的《论民事证明盖然性标准的诉讼制度基础》

⑽ 法官如何认定证据和事实

（18） 田成有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权时，必须重证据，重事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用证据和事实说话，离开了必要的证据和事实，就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证据和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审判工作中，由于受职权主义和过分强调判决追求绝对真实等观念影响，在审理过程中我们希望法官穷极一切证据，认真调查取证，要把每一个案件的事实查清，证据搞准。从理论上讲，法官应当努力追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要尽可能地发现或揭示客观事实，这种要求和期望本身是不错的。但问题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任何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是对已经产生争议或纷争的事实进行事后认定。法官所面临的案件事实已经“成为过去”，这些发生在过去的具体事件不可能完全再现或复原，且该具体事件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证明。这一事实只有亲历者和目击者知晓，而亲历者和目击者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由于受各种利害关系以及自身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往往也不一定就能如实地、客观地陈述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甚至出于某种利益考虑，会对这些事实进行违心的陈述或故意歪曲。作为法官而言，既不在现场，也无法将时光倒转得知当时的客观真实情况，法官无法将昨天情景重现。因此，法官所认定的事实，就只能是运用基本的因果关系、辨证关系和逻辑推理等方法，以及依靠法官自身的社会经验，对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那些静态的、凌乱的、孤立的和不完整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基本的逻辑推理规律进行综合，并根据内心确认为有效的证据，进行头脑思维加工，最后建构起一个基本上“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定逻辑发展轨迹的法律事实。法官的基本职责和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使构建出来的法律真实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以期大致重现客观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证据是决定客观事实真伪的基础，没有证据证实的事实是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法官采用的证据必须是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也可以这么说，证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石，证据的严谨性、逻辑性、关联性成了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作为法官，我们只能从已有的证据中发现事实，只能考虑从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考虑这些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官最后提交的也应该是一份层次清楚，论述严密，说理充分，准确无误的判决书，应该是充分反映了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全过程，并对每一项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及其依据，援引的法律条文准确、清楚的判决书，离开了证据来谈事实，等于在建造空中楼阁。所以，实际发生的事实往往不被等同于法律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被法庭上的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是通过法律认定后得出的法律事实，它也许是真实的事实再现，也许是不能真实反映客观真实的假象。在我看来，法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其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把握要比其他人的要求要更高一些、更准一些。这个高和准就表现在：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应该是质疑的，要保证我的质疑得到认定，要确认有这种事实存在，必须靠证据说话，用证据来验证。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必须是最佳的、最具权威的，这种权威性表现在法官必须能够吸收或反驳其他一切人的判断，他人的判断可能是片面的、或只涉及了一些事实片段，而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必须是全面的、能形成一个事实体系。所以，法官考虑的事实只能是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是这个事实在法律上具有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