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最高法院判例

① 简述德国的法院组织

（一）司法系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罗马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在理论上承认“议会主权”，并至今坚持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认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种源泉，那么大陆法——包括德国法——则认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传统理论认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订法律，而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甚至连法官是否应该“解释法律”都有争议，因为创造性的“解释”无异于制订法律。但在实际上，大陆法系的法院制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别。尤其是对于措辞笼统、含义广泛和历史悠久的典章，无论在何种法治国家，法院必须不时赋予典章的条文以时代含义，来弥补立法机构未能及时跟上社会需要之不足。(27) 当然，法院并不是形成司法决定的仅有机构。尤其在欧洲大陆，学者对司法规则的归纳、总结与形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所谓的法院制法，事实上是法院与法学界合作努力之结果。
与立法至上理论相联系，大陆法在理论上不承认先例规则。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条文与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决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各级法院的贯彻执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论是基层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样受立法精神所支配，并独立地按照自己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来决定案件。因此，大陆法在理论上既不承认先例的严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最高法院决定对下级法院的绝对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销下级法院决定，但下级法院无须遵照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因为其最高忠诚在于成文立法，而非上级决定。然而在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决定和先例规则极少受到违背。在这方面，就和法院制法一样，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实质差异。
和美国相比，德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分散化与专门化的显著特点。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通常无权审理仅涉及州法的案件；虽然各州法院可以审理多数涉及联邦宪法或法律的争议，但最高联邦法院是联邦宪法与法律的最终阐释者。不论在联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辖权都是集中与统一的：普通法院有权审理涉及宪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类型的所有案件。相对而言，德国的司法权力在横向和纵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横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国不存在统一的司法管辖权以处理全部领域的法律问题。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与独立的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审理民法与刑事案件，四种特别法院分别处理行政、社会、劳动、与财政争议。通过在横向实行司法管辖分工，这些法院对其本专业的法律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在纵向上，每个系统又根据等级，分成联邦、各州与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审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诉法院，联邦法院则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规定：“[1] 对于普通、行政、财政、劳动、和社会领域之管辖权，联邦应建立联邦正义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以分别作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权能的联邦部长，以及由具有权能的各州部长和同样人数的众议院选举成员所组成的法官选择委员会，应联合选择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联邦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诉法院。
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纳粹经历之重现，《基本法》第97章第二节为法官的人事、职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独立性：“除非基于法律提供的理由与形式，并通过司法决定，受到终身任命的专职法官，不得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受到撤职、永久或暂时中止职位、给予不同职位或在职务限期终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对终身任命的法官规定退休年龄之限制。当法院结构或地区发生变化时，法官可被转移到另一个法院或调离职位，但他们必须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玛时期的教训说明，在保障司法独立性的同时，民主机构必须具有适当的法律机制，以防止法院滥用其司法权力。因此，第98章第二节规定：“如果联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违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宪政秩序原则，那么在众议院的提请下，联邦宪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数，去决定该法官被给予不同职位或退休；并在故意违反的情形下，可决定将他撤职”。
（二）宪政法院的组织结构
如果美国几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权按照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那么德国的专门化法制系统，则要求成立特殊的宪政法院来处理宪政问题。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传统的立法至上原则，在通常的司法系统之上，建立了独立的宪政法院系统来专门处理宪政争议。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政法院，以处理涉及本州事务的宪政审查与司法审查。联邦宪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诉法院，并和政府的立法与执法机构同样享有宪法地位。联邦宪政法院的院长职位，仅次于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和联邦参众两院院长。《基本法》第94章第一节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及其组成：“联邦宪政法院应由联邦法官和其它成员组成。联邦宪政法院的一半成员应由联邦众议院选举，另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他们不得是联邦众议院、参议院、联邦内阁成员，或任何相应的各州政府机构成员”。
由于《基本法》只提供了一个结构轮廓，对组织与人事上具体细节之确定，被留待“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28) 1951年的组织法正式成立了联邦宪政法院。它详细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的双庭结构及各自的管辖范围、联席庭(29)的权力、法官资格、司法选择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换的条件。宪政法院分为两个庭，并各自具有独立的成员与管辖。如下详述，第一庭(First Senate)专门处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政申诉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政争议；第二庭(Second Senate)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法律审查。由于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占据全部宪政争议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过分集中，因而后来一部分司法审查案件被转移到第二庭。如果两庭之间发生管辖冲突，或一庭将偏离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时，那就由联席庭来决定两庭之间的争议。
宪政法院的法官必须至少40岁，并具有被选为联邦众议员的资格。和通常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法官并非必须全部是职业法官。事实上，在每个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联邦法院的职业法官。但近来法官资格要求宪政法官必须通过两次全国法律考试。法官的来源主要是联邦法官、高级公务官员、联邦议员和大学教授。一旦被选为宪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为大学教授之外，法官们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它专门职务。也和通常法官不同，宪政法官并非终身制。1970年的职务任期法规定，宪政法院的法官每届任期12年，不得连任。且即使任期未满，达到68岁的法官亦必须退休。强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单届任期则有助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30)
1962年之后，两庭的法官数量固定为16名，每庭八名。组织法规定两庭的法官皆由联邦两院联合选择；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选择每个庭的四名法官，并且两院交替选择每个庭的庭长。在参议院，四名法官由全体参议员选出；在众议院，四名法官则由12名众议员组成的司法选择委员会(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选择。两个机构必须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复任命。通常众议院的人选多为联邦法官或议会会员，而参议院人选则多为高级公务员。(31) 由于在两院，选择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社民党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对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选。因此，宪政法官的选择必须是两党联合努力的结果。另外，自民党通过政治妥协，也能够在两庭中各获一个席位。经由政党妥协过程，两院的通常能赞同素质优越的法官人选。
宪政法院的审理程序以书面为主。法院决定分为允许口头辩论的“判决”(Judgment)和仅基于书面辩论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国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口头辩论并无时间限制，以允许双方充分表达见解；但绝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宪政申诉——都只有书面程序。法院讨论秘密进行。通常根据法官之专长，每个案件都被分给一位主要负责法官，他对该案件提出报告意见(Votum)，供所在庭的全体法官讨论。作为大陆法传统的一部分，法官必须效忠于司法机构，因而反对多数结论的意见为数极少。尽管1970年的组织法修正允许了反对意见之存在，超过90%的法院决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体法官赞同的一致意见。
《基本法》和组织法力图切实保障宪政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具有丰厚的职业收入以保障其经济独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预算上，司法部长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在1960年，宪政法院取得完全独立，以自行处理所有内部事务。1968年，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而非同寻常地承认：即使在战备状态下，联邦宪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独立地位和职能。第115g章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维持法院的运行能力，且联邦宪政法院持同样意见，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不得被联合委员会通过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订这类法律的过程中，联邦宪政法院可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法院落实工作之能力。联邦宪政法院对于本章第二与第三句的任何决定，皆应要求在场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数[之同意]”。

② 我的诉状里的事实和理由写这样可以吗尤其是最后是不是根据这2种法律请求法院判决谢谢！

这样写并无不妥。

最后一句写“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之诉请”即可。

③ 被称作“欧洲民法双璧”的德法民法典，有什么特殊魅力

一、欧陆法律的经典：法、德两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从19世纪末期开始研究编纂，最终于1900年1月1日确定施行的民法法典。该法典还与我们熟知的《法国民法典》一道被称为“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两部法典”。德国民法既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同时又结合了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法典。

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投票选举的民众

文史君说：

法、德两国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对后世形成的《日本民法典》和《中华民国民法》等一些国家的民法立法都有着充足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民法典》还是欧洲首部保护犹太人平等权利的法律。同样，即便在后来经历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淬炼和纳粹统治时期的扭曲。《德国民法典》也一直顺利延续到了今日。两部法典内容和风格之干散流畅，条文术语之详略得当，可以说处处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④ 法律书籍购买， 提供有《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形式判例汇编》的中译本

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编》吧...当当网上有《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汇编集》但是没有你要的...估计够呛...

⑤ 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增订版）

本书密切关注德国民法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欧盟指令以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等对德国民法的影响，例如欧盟消费者货物买卖指令等在本书中均有体现。 本书是对德国民法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点的高度概括，几乎每个概念和知识点都有相关案例作导入，通过抽象的概括和贴近生活的案例，使复杂的民法规则既体系又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带着案例中的问题阅读，读者会更容易理解复杂的民法理论和民法概念，并且印象深刻。 本书不仅仅适于民法初学者可帮助他们面对博大精深的民法制度和理论时不至于迷失方向，也适于高年级的学生、对德国民法有兴趣的研究者有利于他们加深对民法基本概念和制度的理解，并成为有裨益的辅助读物。另外，本书也可作为教学参考资料辅助民法教学实践。 密切关注德国民法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欧盟指令以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等对德国民法的影响，例如欧盟消费者货物买卖指令等在本书中均有体现。

⑥ 有关国家赔偿法 的文献，本人高分悬赏

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2005.7
2、《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
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
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
6、《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
7、《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
8、《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
9、《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10、《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
11、《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P.S: 其实03年之前还有一些《国家赔偿法》方面的教程，鉴于你要04年以后出版，就不再罗列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95年就开始实施了，其实在基础方面作为文献参考也不用过于拘泥于出版时间，关于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祝一切顺利。

⑦ 《今日说法》案例 急用 谢谢

你是湖工的？~、~“
我也在找，帮帮你吧~~

第一案 最具创意的判决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东省某市中学生齐某参加中专考试，被一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齐某所在的中学既未将考试成绩通知齐，也未将录取通知书送给齐某本人，却送给了与齐某同一届的另一名学生陈某。陈某即以齐某的名义读完中专，被分配到金融单位工作，其在人事档案中也一直使用齐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东窗事发。1999年1月29日，齐某以陈某和她的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数家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指出：“陈××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这起民事案件给司法机关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民法通则》规定了姓名权的民法保护，但受教育权却没有规定。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然而它是不是一个民事权利，值得研究。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一般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指出，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作出民事判决。

点评：这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的规定，直接作出民事判决。

我认为，这是一个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典型案例，对于保护自然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当适用部门基本法得到保护。而受教育权这种公民权利受到损害，损害的是民事权益，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方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不会落实。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宪法和民法之间出现衔接不当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国外对于这种情况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国在战后，修订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德国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在一个被称作“记者投书案”的案件中，援引宪法的这一规定，作出了判决，用民法的手段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并将此案件作为判例，指导德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运用司法解释的手段，规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出民事判决，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有些具体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不能否认这一极为重要的判例的意义。因此，我把它列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声背后的道理

——“同居者”请求实现遗赠案

案情：蒋某与丈夫黄某于1963年结婚，婚后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黄某认识了张某，并与张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某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某当众拿出黄某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某是朋友，黄某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某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某控制了全部遗产。张某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她有权获得黄某遗赠的财产。张某请求法庭判令蒋给付她的财产6万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某临终前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部分财产赠与原告，并经公证机关公证。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按有关政策规定，该遗嘱处分了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等属于死者配偶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蒋某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同时，公证机关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进行公证，违背了有关法律规定，后又变更了遗赠人的真实意思，应根据有关规定撤销其违法部分的公证。且黄在认识原告之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蒋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黄某病危仍悉心照顾，黄的行为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故该院依法作出驳回原告获得遗赠财产6万元诉讼请求的决定。

据报道，该案件宣判后，1500余人的旁听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点评：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这就是这个案件给人们的启示。

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赠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也是要析产的呀！），对公共秩序究竟有什么违反呢？违反什么法律呢？这完全是对自己的私权的处理，完全是对自己所有财产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丝毫不具有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也丝毫不违反法律——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至于在这个行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违道德的问题，这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决貌似公正，但是实际上却在违背法律，这就是破坏了民法的秩序，损害了财产所有权的威信，置《继承法》的规定于不顾。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尊严。

掌声就能说明问题吗？不然！这就是掌声背后的道理。

第三案 平等的生育权利

——“死刑犯”及其妻请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妇女郑某的新婚丈夫罗某供职于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琐事与公司副经理王某发生争执，王某先打了罗某一耳光，并用榔头打了罗某一下，之后，罗某与王某进行厮打，将王经理打死。检察院将罗某起诉后，8月7日，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某死刑。一审判决宣判的第二天，罗某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而罗妻郑某则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当即以此做法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罗某杀人案已进入终审程序。高级法院尚未对郑某主张生育权的请求作出答复。

点评：应当说明，这个案件还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因为郑某的请求没有通过正式的诉讼渠道提出。但是这个案件的意义比一个真正的民事诉讼案件还有价值。

本案见诸报端以后，媒体普遍认为，罗妻郑某的请求已经闯入了国内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是立法上和实际操作中还没有明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权该不该受到保障？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障？

对此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基本的观点不外两种。其一，认为无论“死刑犯”还是一般公众，都享有生育权，都有权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应当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其二，认为“死刑犯”虽然享有生育权，但是其丧失了行使这个权利的条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工授精的问题，但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况且也没有先例，因而这种请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种意见。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生育也确实是一个权利，无论国家的现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规定，都是如此。在计划生育的范围内，任何人的生育权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对一个人的生育权进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剥夺，那不仅仅是剥夺了人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机会。“死刑犯”及其配偶也有生育权。这就是，他们是人，是我们这些高等动物中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享有的权利，他们都享有。且不说其配偶，她（或他）并没有犯罪，她（或他）理所当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对他（或她）判罪的判决生效之前，他（或她）还是一个被告，而不是罪犯。在这个时候，他（或她）的权利是完备的。即使是有罪判决确定，在没有被剥夺生命权之前，也就是没有实际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或她）的权利也还存在，剥夺的也只是政治权利终身，民事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如果有行使权利的条件，还是应当保证其权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权有一定的障碍，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无法以自己的行为来行使这一权利，不可能再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来繁衍后代。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行使这一权利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完全可以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为“死刑犯”的妻子实行人工授精，圆其做母亲的心愿，也实现了“死刑犯”的生育权，完成了其繁衍后代的愿望。

第四案 应当保护的权利

——因强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岁的王某参加了深圳某单位英语俱乐部举办的英语口语对话活动，并结识了美籍华人李某。当天下午，李某带着王某来到他的住处，将王某强奸。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随后，王某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美元，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起诉理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王某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物质损失，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王某上诉后，高级法院指出，王某的这种诉讼请求“应循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起诉”。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认为被告李某侵犯其贞操权，要求法院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45万元人民币。受审法院认定：被告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终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导致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对原告上述方面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时间持续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的结果严重，因此判决被告赔偿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点评：贞操权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论，在实践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案件的判决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贞操权是一个人格权。反对这个权利的，最主要的还是认为它的名称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叫贞操权。很多人认为，规定贞操权，就是歧视妇女。这其实完全是误解。贞操权就是人的性的尊严的权利，性行为和性利益支配的权利。规定这样的权利，怎么会是对妇女的歧视呢？这恰恰是保护人的尊严的，男女都同样进行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对妇女更为侧重保护的权利。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对贞操权的保护，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进行，没有进行民法的保护。这是很大的欠缺。试想，侵害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等，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侵害贞操权，造成受害人极大痛苦的这种行为，受害人却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法院可以认定侵害贞操权的行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判决援引这个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在大概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意见，那就是，总在说要保护人的权利，总在说对人的权利保护不够，但是真正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时候，却又要说三道四。面对这样的意见，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第五案 评丑就是侵害名誉权

——网上评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网蛙公司在其“三九网蛙音乐网”举行“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将臧某列为候选人之一，同时还有其他歌星共30人。评选活动同时在网易网站音乐频道进行互动链接。11月13日，评选结果在上述两家网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当选“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认为，这两家公司未经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并加文字介绍，将自己列为候选人，并在文中出现“要嫁就嫁臧某，但怎么也没看出来广大适龄未婚女青年有什么重大举措”等调侃内容，并在评选期间遭到网民的随意攻击，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给自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影响了自己的声誉，构成侵权行为，故提出索赔经济损失65万元、律师费10万元、精神损失20万元及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网蛙公司与网易公司均认为，照片是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文中出现的文字内容也是事实，网民的评论与网蛙公司、网易公司无关，此次活动也没有对臧某的声誉与形像进行贬低，“丑星”是个广泛的称谓并非就是贬义，因此没有对臧某构成侵权。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网蛙公司和网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并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列为“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的候选人，在“评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调侃性文字，并最终给臧某冠以国内歌坛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称谓，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严；同时对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构成对臧某肖像权的侵害。法院判决，两家公司赔礼道歉；共同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万元。

点评：“丑“是什么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说，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丑陋、不好看，叫人厌恶或瞧不起，坏、不好；其三是戏剧角色行当，扮演滑稽人物。在这三个含义中，除了第一个含义之外，其余的都是贬义词，或者具有贬义的成分，都不是对人的歌颂和赞扬。“丑星”虽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还是具有贬义。

这就是了。虽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词是“丑”。说一个人是“丑星”，这就具有对人格的贬损。再加上大张旗鼓的进行评选，再加上在评选中的各种“调侃”和评论，这就构成了侵权，侵害的就是名誉权。当然，这个案件对原告的肖像权也构成侵权，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原告认为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太低，我认为这倒不是大的问题，关键的是要确定这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网上的行为也要负责

——网上发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张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网名“红颜静”，主持管理了e龙网站社区站点里的一个文学版块。被告俞某以“大跃进”为网名，在e龙网站上网活动。去年11月某日，张、俞等网友在南京聚会交流，并打牌娱乐到深夜。回家之后，张某打开电脑，发现刚刚还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跃进”的网名在公开版块上发出侮辱她的帖子，称“红颜静”是网上的“交际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语，内容极为低下。张某当即回帖要求对方不要乱写，侮辱他人。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大跃进”毫无收敛之心，在西祠胡同网站的“交叉线”等公开版块发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红颜静”，声称“我和‘红颜静’有一腿”。同时“大跃进”还以另一网名“华容道”的名义发帖，对“红颜静”进行侮辱和诽谤。法庭查证被告的身份和行为属实，经过合议认定，被告在明知对方网名和真实身份的前提下，在网站的公开版块发帖，对原告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故侵权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网站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元。

点评：我作为一个网络法律人，支持法院的这一判决。诚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享有更为充分的自由，可以与网友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但是，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而且在网络社会活动的网民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并不存在绝对虚拟的网络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网民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活动，也必须遵守现实社会的法律，在现实社会中违反法律的行为，在网络社会中实施同样构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网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第七案 政府更应当守信

——某公安机关悬赏广告案

案情：某日，江苏省某县的一个镇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该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汤某率队到安徽省某村布控，并向该村村长李某通报了案情，说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们村出现，报案的给5000元，抓到人的给10000元。”李某后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县公安局只给李发了1000元奖金，没有兑现给10000元的承诺。李某于2001年2月9日起诉，将该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悬赏承诺。该公安局否认其实施悬赏行为，汤某则认为他的悬赏只是一种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说法给付奖金。因而，该公安局拒绝履行悬赏的承诺。

点评：对于这个案件中刑警大队大队长的行为，有的认为是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民事行为；有的认为应当兑现承诺，有的认为不应当兑现承诺。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赞成按照悬赏广告的意见处理，公安局应当兑现其承诺。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队长的这种行为是职务行为。第二，大队长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大队长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性质符合悬赏广告的基本特征，其性质应当是悬赏广告。那么，对于本案就应当按照悬赏广告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就是了。原告已经实施了悬赏的行为，他就有权请求兑现承诺的奖赏。公安局已经得到了悬赏的行为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呢？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畅通。今天公安局因为不兑现承诺悬赏的9000元，那就失信于民，下回你再说什么，百姓还信你的吗？不信，就不会再按照你的意见办，就不再拥护你。这样，损失的是9000元大呢？还是百姓不再拥护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选贼”活动

——班级选小偷案

案情：某学校某班级的一位同学丢了10元钱，有人怀疑是本班同学所为。在班长的建议下，由班主任组织，在班上进行了一场荒唐的选举，通过投票决定谁是偷钱的“贼”。经过“选举”，将“贼”选出来了，这就是被怀疑偷钱的那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辩驳自己没有偷钱，副校长竟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没有拿同学的钱呢？

对于这个严重侵害学生名誉权的案件，经过该县教育局处理，对在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老师给予了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副校长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校长也给予了警告处分，同时将此事的处理结果通报全县教育系统。

点评：这件案件没有经过诉讼程序，还不能就说是一个民事案件，但是，从法律上，选举某人作“贼”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两位同学的名誉权。法律保护名誉权，就是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不使社会对自己的这种客观评价因为他人的行为而降低。两名同学本不是偷钱的“贼”，而是一个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学生，他们有权保护自己的这种社会评价的“值”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由于“选贼”的行为，使他们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因被误认作“贼”，而使稳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誉受到了损害。这种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由于发生在学校，又是有组织进行的，其性质更为恶劣，损害结果更为严重。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当然，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都是权利人自己的权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人不能干涉。两位同学是不是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追究哪个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完全在他们自己决定。法律给了他们这种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名誉，保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因此，两名同学可以自己决定，究竟应当怎样办。

第九案 网站有权缩减免费邮箱的容量

——新浪邮箱缩水案

案情：原告来某在新浪网站免费邮箱自愿明确接受网站服务条款后，与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间缔结了电子邮箱服务合同，免费使用新浪网站邮箱服务业务。后来，新浪网在网站上公开声明之后，变更了服务条款，将50M邮箱容量调整为5M。来某认为新浪网站的行为违背了网站服务条款的承诺，属于违约行为，起诉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新浪网服务条款作为双方缔结的电子邮箱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为新浪网北京站的运营管理者，已经事先通过新浪网北京站服务条款，明确而清晰地告知原告获得了免费电子邮箱服务，在变更服务条款之前进行了声明，履行了服务条款中变更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义务，是正当合理地行使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对合同内容加以变更的权利，缩减邮箱容量不属于违约行为。法院判定原告有关确认四通利方公司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为违约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的支撑，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在网站邮箱使用问题上，应当认定为合同关系，受到合同法的调整。新浪网站对原告申请注册新会员的要约行为作出了承诺，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成立合同关系。至于免费邮箱是否“免费”问题，尽管原告认为网站免费邮箱实质上属于有偿合同，但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原告在使用网站邮箱的时候确实是不交费的，因而应当认定免费邮箱服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在一个合同中，判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无偿和有偿，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有偿合同中，接受报酬的一方应当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在无偿合同中，无偿提供服务的一方承担的注意义务相对较轻。按照服务协议的条款，新浪网站有权变更合同的内容。新浪网站依据该约定，对邮箱容量进行缩减，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属于正当行使合同变更权，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因此，法院的判决是应当支持的。

第十案 还能造出什么“权”来？

——伤嘴侵害“亲吻权”案

案情：2001年6月1日晚10时许，被告吴某驾驶的一辆奥拓汽车将陶女士撞伤。事发后吴某既没有对现场进行保护，也没有对她进行抢救。经群众报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车祸造成上嘴唇裂伤，全身软组织挫伤、门牙折，脑震荡。”当月14日，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为：吴某系酒后驾车，对事故负全责。陶某后经省法医学鉴定中心评定为十级伤残。车祸后，陶某经常出现短暂失忆，思维判断出错；两颗门牙折断既影响身体的完整性，又损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于嘴唇的原因，她再与丈夫亲吻时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严重阻碍了她与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认为，作为妻子，不能与丈夫感受亲吻时醉人的甜蜜，作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满足女儿的“索吻”。在律师的帮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某赔偿其身体权、亲吻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损失人民币3．9万元人民币。

点评：一个“亲吻权”概念，令法学界为之惊诧，学者无不检讨自己的“无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权利存在！

按照常识，任何一个权利，尤其是作为绝对权的人格权，总是要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一个准备新创造的，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人格权的权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资格”，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为现实的权利。这就是，确定人格权也要讲究“规格”。不符合规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格权。

确认一个具体的人格权，要解决的是一个权利所“主管”的范围，就是这个权利所调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围。受害人的嘴受到伤害，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健康权，就是人体的各部位功能协调一致的发挥受到损害。一个侵害健康权，就什么都齐了，还要增加那些“亲吻权”之类的“劳什子”干什么？

“亲吻权”的问题就出在了“因事设权”上面。难道嘴有什么功能，人就享有什么权利吗？嘴还有吃饭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个“吃饭权”呢？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泛权利论”在作怪。在当前，确实有一种偏向，就是什么什么都叫“权利”。主张或者创造“泛权利论”者，如果都是为当事人着想，也就罢了；如果还有另外的什么意图，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专家，不懂什么是权利，什么应当是权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识应当懂得。

⑧ 德国 上告审

在德国司法制度中，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度。

所谓上告，一般是针对州高等法院在控诉审专中所作的终局判决向属联邦最高法院申明不服。上告审即“第三审”。

不过在特殊情况下，针对州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的判决，也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飞跃上告”。与控诉程序不同的是，当事人在上告程序中只能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

德国民诉法对于上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仅当诉讼涉及财产请求权并且价额超过6万马克时，当事人才可以不经州高等法院许可提起上告；如果诉讼不涉及财产请求权或虽涉及财产请求权但价额低于6万马克，只有经州高等法院许可才能提起上告。

通常仅在案件有原则性法律意义或州高等法院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与联邦法院过去的裁判相抵触时，州高等法院才会作出上述许可。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当关于财产请求权的诉讼价额低于6万马克时，通常不会获得州高等法踪的上告许可。

⑨ 什么是惩罚性判决

惩罚性判决：
惩罚性判决是损害赔偿的基本性质在于补偿，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一种类型，已为一些国家的法律所采纳。这些国家的立法者希望通过损害赔偿的补偿性与惩罚性功能有机结合，实现对受害人的补偿和对违法行为人的经济制裁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则反对赋予损害赔偿以惩罚性，除了本国法院拒绝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救济之外，也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目前着手制定的《民商事管辖权与判决承认、执行公约》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就成为各国争执不下的焦点之一。由于美国法律中有关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主要围绕美国法律，同时结合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就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适用问题，也即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概念：

惩罚性损害赔偿，又称惩戒性损害赔偿，是指除开补偿性或名义性损害赔偿之外判给的金钱，通常是因为被告实施了特别加重的不法行为。此类损害赔偿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按照该法典的规定，如果某人从寺庙偷了一头牲畜，他就必须以三十倍偿还寺庙。《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则规定，如果某人偷了一头牛或一只羊，并将其杀死或出售，他就应当偿还五头牛或四只羊。此外，巴比伦的法律、印度的《摩奴法典》以及古希腊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最初用于惩罚和制止某些行为，而不是维护一方当事人的契约交易。因此，只有当一方当事人的不法行为出于故意或心怀恶意时，才能作出损害赔偿判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目的得以扩展，涵盖了另外四项功能：制止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不鼓励受害人采取自助救济；补偿受害人以其它方式无法得到补偿的损失；以及返还原告所无法追索的诉讼费用。

⑩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技术

德国民法典在立法技术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是脍炙人口的。这种成就表现在：在大的方面，整个法典的体系十分合理，逻辑性强；在规定方法上，采取适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语方面，名目做到精确一致。以下就这三点加以说明，然后指出其优越之处。 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是五编制，前面已论述了五编分立的理论问题。现在说说逻辑方面的问题。这五编的排列是演绎式的，就是由抽象的概括的原则出发，逐步走向具体。先是总则，这里面都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而后债、物权、亲属、继承，都是较为具体的法律关系。在编以下分章、由章而节，也是由一般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譬如债编，先由债的普通原则（债的内容）起，最后到各种债务关系。物权编也是一样，由各种物权都具有的占有始，而后规定各种物权。亲属编由亲属关系的基础，即婚姻始，继之以亲属和监护。各节也是一样。每节的第一条差不多都是该节所规定的法律关系的总说明，以下再分别规定各种具体事项。在“买卖及互易”（第2编第7章第1节）、“侵权行为”（同上第25节）各节里，这种规定方法最为典型。
这种规定方法不仅条理清楚，而且避免重复。例如关于契约的成立，在第2编第2章里规定了，到规定各种债务关系时，就不再逐一规定。
要在德国民法典中查找某一种事项的规定，只要掌握了这种体系的要领，就很方便。例如关于物的买卖的债的关系，我们应该按着买卖（第2编第7章第1节）、双务契约（第2编第2章第2节）、契约的一般规定、债的一般规定的顺序去查，最后直到总则编。看惯了德国民法典的人去看美国统一商法典，会感到不习惯，就是由于这两个法典在立法技术上很不相同。 德国民法典在规定某种法律关系或某一事项时，用的是适度概括的方法，而不用罗列的方法。罗列的方法，可以法国民法典第524条、第533条、第534条为例，将法律所欲规定的事物逐一罗列。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无待解释，但其缺点是不易罗列齐全，有挂一漏万之虑，又无法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新事物，还有条文冗长等缺点．德国民法典没有这样的条文；德国民法典常常用“等”、“其他”字样，例如第823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受害客体，在列举了“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之后，接着规定“或其他权利”。这种规定为以后法官运用该条留下可以发展的余地。
在英、美的法律中，常有很长的“定义条文”，德国民法典在这方面用了些巧妙的方式，如第83条中的“以身后处分（即因死亡而发生效力的处分）”，第194条中的“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实际上都是定义。又如第854条第1款的规定：“取得物之占有，是由于取得对于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力”，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定义。德国民法典用“适用”（第342条）、“准用”（第27条）、“不适用”（第173条），等字样，以表明各个条文间的关系，避免条文的重复，而又尽量不使出现漏洞。 德国民法典以概念的细密精确，用语严格准确著称。每个概念用一个词去表达，反转来，每个词只表达一个概念，不同的词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德国民法典不仅在一些很专门的用语上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一些普通的用语，也是如此。例如在条文中常常有“视为”（gilt als）、“有疑义时”（im Zweifel）、“但……不在此限”（es sei denn，dass……）等，也都用得很严格，不会让人曲解，也不会使人误解。
德国民法典有时也使用一些概括好、抽象的用语去表达一些无法确定的概念，例如“重大事由”（第626条）、“重大过失”（第521条）、“公平的方法”（第315、317条）、“不公平”（第319条）等，不过也都用得恰如其分。
总之，在立法技术方面，德国民法典是“可与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匹敌的。”[32] 当然，在立法技术方面，对德国民法典持批评态度的也不是没有。一方面，法典的严格性使法律的硬性规定过多，僵硬的框框使法律失去灵活性；甚至陷于僵化。另一方面，法典的精确性使法律很深难懂。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联系德国的法学水平与司法制度来看。德国在民事诉讼中采用强制律师主义，德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都足以使德国人民不太重视这部民法典在这方面的缺点。正因如此，在《瑞士民法典》公布之后，这些缺点与瑞士民法典相比之下更形突出，有人甚至要废除德国民法典[33]，但实际上，这种过分偏激的意见，并未能动摇德国民法典的地位。
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的优越性在今天看来已完全可以肯定。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以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期间，德国经历了几次极其深刻的社会震荡，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面目大改，而民法典，除亲属法经过大的修改外，其他几编都没有大的修改。为什么一个保守的、守旧的法典，会适用百年之久，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呢?这就要从这部法典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去找原因，如果法典本身不具备一定的可以维持它的生命力的优点，它是无法长久延续下去的。有一些与德国民法典同时存在甚至在它之后的民法典在临到社会变革时都不存在了。这种情况除了许多外部原因和条件外，只有法典本身可以解释。
一百年来，德国在民事法方面，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立法，包括修改民法典和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一是法院的判例。前一种办法，通常只在后一种办法无能为力时才采用。而在情况可能时或在问题初发生时，常常只采用后一种办法。本文只讨论后一种办法。
通过判例以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在大陆法国家，特别在德国，法官本来没有“造法”的权力，德国民法典也没有如同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那样赋予法官在必要时“立法”的规定，因而德国法院的法官要这样做，就必须在民法典中求得一点“基础”。恰巧德国民法典就为法官备下了这种基础。这就是德国民法典通过立法技术而备下的。
这种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德国民法典的概括性的规定。这种规定为“发展”留下了余地。例如第823条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中，判例利用“其他权利”，使工商经营权（Gewerbebetrieh）及一般人格权也得到保护。又如关于一般契约条款，民法典中并无规定，但随着垄断性企业的发达，法院认为有对之加以管制的必要。判例先是以民法第826条为判决基础，后来改用第242条，后来改用第315条[34]。这些例说明德国民法典在其概括性规定中包含有法官可以据以发展这种规定的余地。这就是立法技术的优越处。
另一种基础是民法典中的一般条款，这是较之前一种更使法官驰骋余地的一种规范。这里特别应提及第242条，即诚实与信用原则。德国有许多对民法典加以发展的判例都是以这一条为判决基础的。最著名的是解决了第一次大战后由于德国马克贬值而引发的债务纠纷案件。此外，德国判例还利用这一条发展了一些新的原则，如“交易基础消灭”、“滥用权利”等，“从而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第242条的一般条款已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35]
上述两种基础显然是当初民法典的制定者所安排的。它们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种安排在后世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重大的法典，其立法精神当然重要，立法技术也是重要的。后者有时甚至可以对前者发挥很大的影响。德国民法典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