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家河法院

㈠ 广州一员工发朋友圈骂老板被老板告，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定的

法院认为聂某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冯某所发的朋友圈是指向的自己，因此驳回了聂某的诉讼请求。冯某是聂某公司的一名职员，在2020年3月时，因为疫情等原因，公司不得不进行裁员，而冯某也是被裁员中的一员，冯某被裁的原因是因为她多次迟到。但冯某称公司开除员工时却没有支付员工相应的加班费，于是她才在朋友圈里说自己本想退一步，却没想对方说自己触及了底线，还对对方所说的兄弟姐妹和核心成员等内容表示了质疑，称自己表示非常心寒。

一个好的老板不仅要有商业头脑，还要有容人之量，如果整天揪着员工的言论不放的话，反而会给人一种小家子气。而老板平时所说的什么大家都是一家人这种话，作为员工听听就算了，不要太当真，因为一般这种话都是老板为了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才说出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自己的公司。当然，这名员工也有不对，她如果对老板有怨言，可以在发布朋友圈的时候将老板给屏蔽了，这样老板也不会知道。

㈡ 聂树斌案原公安局办案的犯法的公安怎么处理

没有追责。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在获得国家赔偿后，张焕枝于2017年8月曾向最高检、最高法分别寄去一份“关于敦促启动聂树斌冤案追责程序的申请”。

截止2019年，聂案平反已过去两年，相关方面仍未公开追责结果。而与聂案相似的呼格吉勒图案，内蒙古司法系统纠正错案一年多后即公布了追责信息。

在谈到错案问题时，最高法院再审聂树斌案的审判长胡云腾曾表示，对错案必须追责，这个态度必须明确，绝不能只纠正错案了事；同时，如何纠正错案的责任，则必须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2)聂家河法院扩展阅读

2016年12月2日上午10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合议庭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室开庭，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宣判的前一天，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通知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和律师李树亭前往沈阳。

听到无罪的宣判，张焕枝走出第二巡回法庭对记者表示，满意再审的判决，回家最想做的，是到儿子坟上告诉他“妈妈的努力，法律的公平，已经宣布了你无罪”。张焕枝表示，这20年的努力值了，接下来就国家赔偿问题会和法院一起努力，而追责的问题也一定会继续，不会放弃。

㈢ 聂树斌，王书金，到底谁是杀人真凶

一案两凶，究竟谁是真凶？1994年，河北石家庄发生一起奸杀案，聂树斌被认定是凶手，1995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抓到了一个名叫王书金的逃犯，他主动交代出在石家庄奸杀康某的基本事实，而这个案子此前的作案者却是聂树斌。一案两凶，究竟谁是真凶？从获知王书金被抓的那一刻起，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便开始了为儿申冤的上访之路，而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则由于受不了儿子是“强奸杀人犯”被执行死刑的打击，偷偷吃了一瓶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又因为偏瘫，治愈后行动不便，退休在家。公诉方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举出大量新证据，指证“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非王书金所为。辩方律师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对证据来源和合法性提出质疑。

㈣ 证据如何裁判 ·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解读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最高法认为，原判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河北高院则表示，向聂树斌的父母及其亲属表达歉意。河北高院将根据聂树斌父母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并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及时调查。因故意杀人、强奸被执死刑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块玉米地里，一名女子被奸杀。随后，当时20岁的鹿泉县下聂庄村青年聂树斌被认定是这起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的凶手。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对聂树斌提起公诉，石家庄中院1995年3月15日作出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以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决定执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撤销对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刑，改判有期徒刑15年，决定执行死刑。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无罪案发10年后爆出“一案两凶”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后该案爆出“一案两凶”。2005年1月18日，犯下多宗强奸杀人案的河北广平县人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王书金主动供述1994年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案是他所为。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2014年12月4日，根据河北高院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复查。山东高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该案。2016年6月6日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该案由第二巡回法庭审理。最高法再审撤销原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鉴于聂树斌已经被执行死刑，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最高法认为，本案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据悉，该案后续的国家赔偿、司法救助、追责等工作将依法启动。河北高院向聂树斌父母致歉昨天，聂树斌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后，河北高院表示，最高法院公布了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其无罪的处理结果，河北高院坚决服从并执行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向聂树斌的父母及其亲属表达诚挚的歉意。河北高院将根据聂树斌父母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并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依法作出赔偿决定。河北高院表示，将汲取此案的深刻教训，并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及时调查。讲述“等了21年总算还了儿子的清白”庄严的法庭里，一位老人因儿子平反昭雪而泣不成声。旁听席上，许多人在悄悄拭泪。“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子再怎样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聂母张焕枝说。旁人很难想象，为给儿子讨回清白，老人在21年间经历的种种波折和四处碰壁的辛酸。“我知道我儿子没有犯过这些罪，这个信念让我这么多年坚持了下来。原审里有那么多重大疑问，我始终坚信，这个案子会澄清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她说，司法制度在进步，法治环境在完善，从本案的再审过程中，她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张焕枝的代理律师李树亭同样难掩脸上的激动之情：“过去我们多次申请阅卷而不得，但在最高法指令异地复查此案后，不但此前的20多本卷宗允许我们查阅，山东省高院复查阶段形成的18本卷宗和最高法再审合议庭调查取证形成的卷宗也让我们充分查阅了。在此次再审过程中，检察机关和再审合议庭都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认为最后的判决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都给出了一个公正的结果。”李树亭表示，他接受张焕枝的委托代理本案至今已经11年了，但直到2014年底最高法启动复查聂树斌案后，他才从张焕枝老人脸上看到了笑容。“之前的种种波折都在今天翻篇了，此案的判决充分说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判决中对原审所收集、引用、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逐一进行了认真的复核和审查，进行了公正评判，在这个基础上确认了一系列的存疑之处，本着疑罪从无的理念宣判聂树斌无罪，这样的判决体现了程序正义。”旁听了宣判的辽宁省律师协会会长杨兴权说。宣判后，该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胡云腾当面向张焕枝介绍，根据相关法律，张焕枝一家可在2年之内向河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聘请律师的费用还能申请法律援助。“这个案子是历史形成的，能够改判是因为国家司法的进步。”他对张焕枝说，“生活还要继续，你们要多多保重向前看。”解读判决全文当天公布法官详解改判原因昨天最高法对聂树斌改判无罪后，最高法第一时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该案的再审刑事判决书。在判决书中，该案法官详细解析了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无罪的9大原因。原因一：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没有证据或线索指向他与康某被害案存在关联最高法认为，原审卷宗内没有群众反映聂树斌涉嫌实施本案犯罪的证据或线索。聂树斌被抓获仅因他是疑似群众反映的男青年，并非因群众反映他涉嫌实施本案犯罪。聂树斌被抓获之前，案机关没有掌握他实施犯罪的任何证据或线索。原因二：讯问笔录缺失严重影响在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18时许被抓获，到9月28日卷内出现第一份有罪供述笔录，共有5天时间，原审卷宗内没有这5天的讯问笔录。聂树斌在该5天内，既有有罪供述，也有无罪辩解。对原审卷宗内缺失该5天讯问笔录，原案人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讯问笔录缺失，导致聂树斌讯问笔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原因三：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原审卷宗显示，自1994年9月28日出现第一份供述至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聂树斌共有13份供述，最高法认为，聂树斌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关于作案时间，先后有多种说法；关于作案动机、被害人年龄和所穿连衣裙特征等事实和情节，聂树斌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聂树斌一方面始终认罪，另一方面又供不清楚作案的基本事实。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原因四：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最高法认为，原案人员对案发之后前50天内相关证人证言缺失原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就原审卷宗内为何没有这50天的证人证言，询问了多名原案人员，他们作出了两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对于询问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证人，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案规范和惯常做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证言全部缺失不合常理，且关键证人侯某某后来对证言作出重大改变，导致在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受到严重影响。原因五：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最高法认为，有证据证明考勤表确实存在且已被公安机关调取。复查期间，证人葛某某证实，聂树斌出事后，案机关找他问了聂树斌的出勤情况，并拿走了这份考勤表，他曾经让案人员用后归还，但案机关没有退还。本案再审期间，原案人员也承认，当年曾对葛某某调查走访，见到并应当提取了考勤表。考勤表对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具有重要证明价值。原案人员对考勤表未入卷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考勤表的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原始书证支持。原因六：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最高法认为，聂树斌的供述不能证实他是1994年8月5日作案。聂树斌在卷的13次有罪供述中，共有9次供及作案时间。聂树斌到案初期，无法供出作案具体日期，数月之后反而能够明确、稳定供述，聂树斌为何能从记忆不清到记忆清晰，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作出重大改变，导致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产生重大疑问。原因七：原审认定作案工具存重大疑问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最高法认为，聂树斌供述偷取一件破旧短小的女式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花上衣的来源不清。据聂树斌供述，该花上衣是其从石家庄市郊区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取。经查，收废品人梁某的证言与聂树斌供述明显不符，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矛盾，该花上衣究竟来源何处，缺乏证据证实。原因八：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原审认定被害人康某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在下班途中被聂树斌强奸后勒颈致死。最高法认为，尸体检验报告对康某死亡时间没有作出推断。在案证言不能证实康某死亡时间。尸体检验报告关于康某死亡原因的意见不具有确定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咨询法医学专家，专家对康某死亡原因均未作出确定性结论，只是认为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性较大或者是不能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原因九：原案程序存在明显缺陷影响相关证据证明力最高法认为，对聂树斌监视居住违反规定。案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就将其抓获，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违反了有关规定。现场勘查无见证人违反规定。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且勘查笔录除记录人外，其他参加勘验、检查人员本人均未签名，违反了有关规定。辨认、指认不规范，致使辨认、指认笔录证明力明显不足。文/本报记者李铁柱聂树斌案回顾●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块玉米地里，一名女子被奸杀。聂树斌因被认定是这起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的凶手被判处死刑，很快便被执行死刑。●2005年1月，犯下多宗强奸杀人案的河北广平县人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当时任河北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郑成月携干警赴河南，将逃亡十年的王书金押解回广平。在逐一核实王书金涉嫌的命案时，郑成月得知了聂树斌案。●2005年，时任《河南商报(微博)》总顾问的马云龙刊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首次将聂树斌案报道出来，引发巨大的关注。●2014年12月，在被执行死刑19年后，聂树斌案终于迎来实质性进展，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此案。山东高院经复查建议最高法重审聂树斌案。●2016年6月6日，最高法决定对聂案进行提审，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正式接手聂案再审。●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庭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无罪。

㈤ 自从2007年11月后聂树斌案件一直都在“审查之中”带现在为止4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案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程序的裁判者必须与程序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 解决聂树斌案的难题，关键在于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原则，摒弃让被监督者“监督”自己的“中国式监督”，以树立起裁判者超然、公正的地位。 我是非常用心回答的，请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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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原审结中，聂树斌犯什么罪

原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以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决定执行死刑。

事件：

1994年8月10日上午，康某某父亲康孟东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康某某被聂树斌强奸杀害。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以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决定执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2017年3月30日，聂树斌家属获268万余元国家赔偿，聂母表示不申诉。

㈦ 聂案平反，最应该感谢的人到底是谁

有人说最应该感谢律师。打官司离不开律师。不错，没有律师的努力，聂案平反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聂案十年申诉中，聂家先后委托了7名律师，大家熟知的就有杨金柱、刘博今、陈光武、李树亭等人。李树亭是聂家最早一批的律师之一，从2005年开始，到2010年解除委托，后来又参加了聂案复查。另外，特别是在杨金柱、陈光武于2013年7月1日接受聂家委托以前，几年时间里只有刘博今律师一个人在为聂家孤军奋战。可以说，没有聂案几任律师20多年的接力，聂案的平反几乎难以想象，当然要感谢了。
除了律师，有人说还得感谢一个人：郑成月。是的，原河北广平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郑成月，是他在负责调查王书金案涉嫌的命案时，发现了聂树斌案的“破绽”，从而成为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然而，就因为这个披露，2009年才49岁的他被要求提前离岗，不再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一职。可以说，没有他的意外“发现”，聂案的平反依然“长夜漫漫”。

㈧ 聂书斌案是指哪个案子

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1995年，因被怀疑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聂树斌，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人，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1994年，聂树斌因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民警怀疑为犯罪嫌疑人而被抓，1995年被判处死刑。据公安机关记录已在1995年被枪决。2005年，王书金供述曾强奸杀害聂树斌案的被害人。此后，河北政法部门启动对聂树斌案核查，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

㈨ 聂树斌案有进展吗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程序的裁判者必须与程序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

解决聂树斌案的难题，关键在于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原则，摒弃让被监督者“监督”自己的“中国式监督”，以树立起裁判者超然、公正的地位。

㈩ 谁能把.塘桥中学有人与外校人打架，结果受重伤的文章内容给我

没有细节，只能贴我的学习资料了，一般构成故意伤害罪。所有的资料和法条、司法解释，如果你看的下的话，呵呵，建议你还是详细一点再问，就算我给你全部资料也不一定能帮助你，因为，还有刑事责任年龄、从轻减轻情节、司法实践等问题，就算学了4年法学本科、2年研究生，也会有一些盲点。。。。。。。你真的认为，自己能自学成才？？呵呵

故意伤害罪

一、概念
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权，所谓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
应注意的是，本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因此，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一般不认为是犯罪。只有当自伤行为是为了损害社会利益而触犯有关刑法规范时，才构成犯罪。例如，军人战时自伤，以逃避履行军事义务的，应按本法第434条追究刑事责任。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1、要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亦可以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前者如拳打脚踢、刀砍枪击、棒打石砸、火烧水烫等；后者则如负有保护幼儿责任的保姆不负责任，见幼儿拿刀往身上乱戳仍然不管，结果幼儿将自己眼睛刺瞎的行为，就可构成本罪。既可以由自己实施，又可以利用他人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实施，还可以利用驯养的动物如毒蛇、狼犬等实施。既可以针对人身的外表，造成外部组织的残缺或容貌的毁坏，又可以针对人体的内部，造成内部组织、器官的破坏，妨碍其正常的功能活动。总之，无论是直接由本人实施还是间接实施，亦无论是针对何种部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出于故意，能造成他人的人身健康伤害，即可构成本罪。
2、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非法进行的
如果某种致伤行为为法律所允许，就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正当防卫造成伤害而未过当的，医生对病人截肢治病等。经被害人同意的伤害，是否合法，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被害人的同意是为了达到危害社会的目的，这种同意不能排除伤害行为的非法性；如果这种同意是为了有益于社会的目的、则可以排除他人伤害行为的非法性。对于具有激烈对抗性体育运动项日中发生的伤害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应作具体分析。如果这种致伤动作本身为该项运动项目的规则所允许，这种伤害一般不能认为具有刑法上的非法性。如在足球比赛时，依据“合理冲撞规则”所实施而引起伤害的动作，一般不认为是伤害罪：如果比赛中动作粗鲁，明显违反规则要求，具有伤害他人身体故意的，也应按故意伤害罪论处。
3、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已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才能构成本罪
只是一般性的拳打脚踢、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本罪论处。伤害结果其表现可多种多样，有的是破坏了他人组织的完整性，如咬去鼻子、砍断手脚；有的是损害了他人器官的正常功能，如听觉、视觉、味觉丧失，精神失常等。但就结果的严重程度而言，则有3种形态，即轻伤、重伤或死亡。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如没有达到伤害等级或虽达到等级却属轻微伤，则不能以本罪论处。
所谓轻伤，是指由于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部分功能障碍，尚未构成重伤又不属于轻微伤害的损伤。鉴定应当以外界因素对人体直接造成的原发性损害及后果包括损伤当时的伤情、损伤后引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等全面分析、综合评定。
所谓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丧失听、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以及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损害的伤害。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其中，已满14周岁末满16周岁的自然人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事先对于自己的伤害行为能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和追求。无论造成何种程度的结果都在其主观犯意之内，所以，一般可按实际伤害结果来确定是故意轻伤还是故意重伤。故意轻伤的犯罪还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对重伤意图非常明显，例如企图严重毁容，并已着手实施的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即使未造成任何实际伤害，也应按故意重伤罪（未遂）定罪量刑。
在故意伤害致死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混合罪过形式，即同时具有伤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这是区别故意伤害致死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同过失致人死亡的主要标志。 三、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
故意伤害罪与非罪的界限，重点应把握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故意伤害，是指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一种是对人体器官机能的损害。而一般的殴打行为，通常只造成人体暂时性的疼痛或神经轻微刺激，并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当然，殴打行为不伤及人体的健康并非绝对，而只能是相对而言的。

例如，朝人鼻子打一拳，有可能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用手撕一下，也可能造成表皮损伤。但这种行为都不属于犯罪，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而只能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
需要指出，有时殴打行为与伤害行为在外表形式及后果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拳打脚踢，有时只造成轻微疼痛或一点表皮损伤、皮下出血，有时则可能造成伤害甚至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甄别行为人的行为的性质呢?

不能仅以后果为标准，则不能简单地认为，造成伤害他人身体甚至死亡结果的就是故意伤害罪，而没有造成伤害的就是一般殴打行为。而应符合全案情况，考察主观客观各方面的因素，看行为人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是有意伤害他人，还是只出于一般殴打的意图而意外致人伤害或死亡。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不能把凡是打一拳、踢一脚造成后果的行为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2、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区分标准
区分故意伤害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还应注意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界限。故意伤害罪的构成，除未遂形态外，都必须以造成被害人伤害为前提。本条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只在第2款明确规定了“重伤”的一种情形，第1款实际上指的是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情形，有些人认为，损伤程度凡是未达到本法第95条规定的重伤标准的就是轻伤；有伤害没有造成重伤的，就是造成轻伤的故意伤害罪，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对人体的损伤除了重伤害外，还包括轻伤和轻微伤害两种情况。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并不包括轻微伤害在内，在一般情说下，对被害人造成的损伤是轻伤还是轻微伤，决定了对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应否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因此，区分轻伤害与轻微伤害的界限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区分轻伤害和轻微伤害主要应根据以下原则来进行：凡是损伤伴有轻度器官功能障碍，受伤当时或治疗过程中对生命均无危险，或治疗后只使劳动能力有轻度下降的，都属于轻伤；凡是损伤仅仅引起机体暂时和轻微的反应，基本不影响器官功能，一般均能自行修复的，就属于轻微伤害（表皮擦伤、剥脱、小范围的皮下血肿以及一些极轻微的骨折等），轻伤害与轻微伤害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能否由行修复。一般说来，轻微伤害不需要专门的手术治疗，人体通过自身的代偿功能便能使其复原，或者仅采取简单的医疗手段和护理就能使伤势很快痊愈。而轻伤害在通常情况下都必须进行专门的治疗，有时还需要特殊护理。否则伤势就有可能恶化、感染或引起其他严重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二）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故意伤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故意杀人罪一般较易区分，侵害的是他人生命权。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区别就比较困难：一是故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既遂。二者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且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二是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二者在主观上也同属故意犯罪，但客观上都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区别故意杀人罪同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就在于两罪犯罪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内容只是要损害他人身体，并不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伤害行为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也往往是由于行为时出现未曾料到的原因而致打击方向出现偏差，或因伤势过重等情况而引起。行为人对这种死亡后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完全是出于过失。

因此，不能将故意伤害致死同故意杀人等同。同样，也不能将杀人未遂同故意伤害混为一谈。对于故意杀人未遂来说，没有将人杀死，并非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愿作为，而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作为。被害人没有死亡是出于意料之外，完全违背其主观意愿的。而在故意伤害情况下，被害人没有死亡，完全是在行为人的意料之中。
判断犯罪人主观故意内容、不能单凭口供，或仅根据某事实就下结论，而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全面分析案情。根据发案原因、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行凶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行凶情节、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犯罪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致人死亡或未死亡的原因、犯罪分子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对于那些目无法纪、逞胜好强、动辄行凶、不计后果一类的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尽管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没有利害关系，犯罪人主观上也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和日的，但行为人在行凶时，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抱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应按行为客观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性质来确定危害行为的性质。致人死亡的，就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损害他人身体的，就构成故意伤害罪。
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既遂、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未遂的界限，关键是要查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行为人明知是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应定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即使由于伤势过重，出乎其意外地导致死亡的应定故意伤害罪。

故意内容问题属于主观思维意识范畴。主观意识支配、制约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意识、检验主观意识。因此，要正确判定故意的具体内容，必须全面综合、分析案件的各种事实情况。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一事实做结论。
（三）故意伤害致死与过失致死罪的界限
二者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均出于过失，区分关键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无伤害的故意。过失致死时，行为人主观上既无杀人故意，也无伤害故意。

故意伤害致死显然以具有伤害的故意为前提。过失造成的死亡结果，则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故意”殴打致人死亡的案件，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

殴打不等于伤害，一般生活上的“故意”不等于刑法上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只具有一般殴打的意图，并无伤害的故意，出于某种原因或条件引起死亡结果，就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具有过失，就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要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过失致人死亡，就必须弄清“伤害”与“故意”在刑法上的意义。 四、处罚
1、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4、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里是指实施其他故意犯罪，而其行为又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具体说来，即在本法条文标有“致人重伤”、“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等字样的犯罪，应当按照本法各该条的规定，定罪量刑，不再适用本条的规定。

例如，放火、决水、爆炸、投毒致人重伤的，按本法第115条定罪量刑；强奸妇女或者奸淫幼女致使被害人重伤的，按本法第236条定罪量刑；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按本法第238条定罪量刑；抢劫致人重伤的，按本法第263条定罪量刑。 五、法条及司法解释
[刑法条文]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三十三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198•12•10）
二、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立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199•12•31法释〔1997〕11号）
根据刑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情节恶劣、罪行严重的，也可以依法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10．20法释〔1999〕18号）
第四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对于邪教组织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非法聚敛的财物，用于犯罪的工具、宣传品等，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99．10。27法〔19991217号〕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参照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工伤标准”），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残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身体器官大部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残疾程度可以分为一般残疾（十至七级）、严重残疾（六至三级）、特别严重残疾（二至一级），六级以上视为。严重残疾”。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就判处死刑，还要根据伤害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决定刑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虽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11．15法释〔2000〕33号）
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一、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拘禁、暴力致人伤残，从重。（《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
二、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致人伤残，从重。（《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
三、监管人员殴打体罚被监管人员致伤残，从重。（《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

案例与论点

《张建平体罚学生故意伤害案》
雷文
[案情]被告人张建平，男，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化学教师。2002年6月3日下午，被告人张建平在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三（六）班讲解化学试卷时，发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没有听讲和拿出试卷，并与同桌的同学讲话。张看了乐几眼，以示警示，但乐仍我行我素，被告人张建平便走到乐绪龙的课桌旁，用脚踢向乐绪龙的左腰部，又打了乐的左脸部一巴掌。被告人继续讲了一会儿课，发现乐绪龙伏在课桌上呈痛苦状，便让同学吴爽扶乐回寝室休息。被告人张建平不放心。接着赶去寝室观察，发现乐情况不对，急忙派学生请来医生为其诊治。后情况进一步严重，被告人张建平又派学生复请医生诊断：可能脾脏受伤。被告人感到事态严重，即向本校校长报告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当晚九时许，乐结龙的伤情不见好转，被告人张建平便护送乐去宜都市一医院抢救治疗。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入院后脾脏破裂经手术摘除，住院治疗23天。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乐伤势等级为九级，伤残程度为重伤。另，被告人张建平的故意伤害行为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9408元、伤残补助费13140元（9元/天×20%×20年）、住院生活补助费345元（15元/天×23天）、护理费690元（15元/天×23天×2人）、交通费300元，合计23883元。[审判]宜都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建平犯故意伤害罪向宜都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乐绪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张建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连带赔偿医疗费、伤残抚恤金、精神损失费等经济损失106371.99元。被告人张建平及其辩护人辩称其行为是为提醒学生上课时注意听讲，没有伤害的故意，是过失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案发后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请求适用缓刑。对民事赔偿部分，表示依法尽力给予赔偿，但提出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来计算赔偿项目及标准，同时请求驳回有关伤残抚恤金、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辩称其在此次事件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宜都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建平体罚学生，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张建平犯罪系间接故意的行为，主观恶性较小，且被告人张建平参与抢救、治疗并积极赔偿，认罪态度较好，应对被告人张建平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张建平向校领导如实反映了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此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本身不是企业职工，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关标准进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负有对教师的选任、监督和管理责任。被告人张建平在履行职务中伤害他人应由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于2002年9月29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建平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各项经济损失23883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付清（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承担民事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人张建平进行内部经济责任追究）。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张建平未提出上诉，同级人民检察院亦未提出抗诉，原审判决刑事部分在上诉、抗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乐绪龙、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对判决的附带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乐绪龙上诉称，原判不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认定伤残等级并确定赔偿标准，要求以法医鉴定结论（五级伤残）为标准，按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作为判赔依据，改判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18286元。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上诉称，上诉人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过错，张建平的行为系个人违法行为，与职务无关，请求法院参照适用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并主持调解，上诉人乐绪龙、上诉人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与原审被告人张建平就本案附带民事部分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由张建平、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共同赔偿乐绪龙经济损失28592元。其中张建平应支付18592元，宜都市聂家河镇初级中学应支付10000元。上述款项应于2002年11月15日前付清。该院于2002年11月7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该调解书已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具有法律效力。原审（2002）都刑初字第1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附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