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主审法官

⑴ 崔卓兰的成长历程

老师1953年9月12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其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均在困苦与动荡时期度过，正是长期的磨难练就了她仁厚达观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在其后来的学术历程中一展无余。
老师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宪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自1976年一直任教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至今已执教30年整。在这30年里，老师在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领域默默地钻研着，以其女性独有的敏感和洞察力选择着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从不盲目跟风。1987年至1988年，老师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美利坚大学进修行政法学，回国后于1990年将《美国行政法与行政程序》译为中文，旋即发表了与行政程序相关的诸篇文章，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主张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对行政主体加以程序约束尚属罕见，这部译著与其后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导中国更多的行政法学人对行政程序的关注。由于学术成果显著，老师于1991年——这个职称评定极为严格的年代，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至1993年，老师再次奔赴美国，至路易斯克拉克学院研修行政法学。第二次回国后，老师在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保护、非强制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规章等方面又有建树。为此，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崔卓兰老师所作出的突出成绩为其赢来了多项荣誉，分别于1991年、1992年、1999年被评为吉林大学“先进工作者”；于1998年被评为“吉林大学跨世纪人才”；于1999年、2001年、2003年获得“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于2004年被评为“吉林省第八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于2005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评为“吉林省高级专家”。
作为在行政法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中青年行政法学家，崔卓兰老师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此外还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宪法与行政法学会总干事，长春市社联委员，吉林省政协社会法制宗教委员会特邀委员，长春市妇联巾帼法律顾伺团副团长以及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法学学科规划专家组成员，并且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基地担任兼职研究员，在长春理工大学及吉林省法官进修学院担任兼职教授。 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对于其中核心问题之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配置缺乏系统梳理。崔卓兰教授经过长期的学术思考，以“权利本位”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为出发点，从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关系、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规章三个角度为构建行政相对方权利保护体系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关系的研究
崔卓兰教授对于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关系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侧重方面。第一阶段，侧重于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这一时期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沿至90年代初。三权分立学说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鸠说过，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于行政权而言，其本身即蕴涵着某种可能的侵犯性与扩张性。老师深谙此理，为此早在1982年于《法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简介》 (1982年第3期)的文章，将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介绍到中国，这篇于1982年宪法颁布之前写就的短文在刚刚经历过文革风暴的中国实属难得，对于国门初开之际中国法学学人学术视野的开阔大有裨益，直至当下，将违宪审查制度引入中国以制约行政权仍是我国诸多学者为之力争之事业。老师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 《论行政处罚及由其引起的诉讼》(《法学杂志》1987年第3期)； 《公民本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法学》1989年第3期)以及《论对行政的司法监督》(《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其中，《公民本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一文发表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当时，学者们对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诉讼法》之立法目的的认识迥然有异，大体上有三种代表观点，其一，认为行政诉讼法应以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审理行政案件为主要目的；其二，认为行政诉讼法应将监督和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权置于首位；其三，认为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才是行政诉讼法的初衷。这三种观点虽不冲突，但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思路与指导思想，也将影响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老师在文章中立场鲜明地选择了第三种观点——以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维护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宗旨与基点，并极有创设性地提出“公民本位”概念，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彻于其学术理念与成果当中，至今不曾改变。此后，崔卓兰教授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对行政的司法监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老师又与众不同地大胆提出，行政相对方不应被动等待救济，而应成为主动“启动”司法机关监督“装置”的主体，应当将司法监督视为司法机关的权力监督和一般公民的权利监督融为一体的“合力”监督，只有这样，公民权方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二阶段，侧重于在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对行政相对方权益的积极保护，这一阶段主要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是紧密相连的，也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不对行政权的行使予以规制而仅仅给予行政相对方权利单纯的保护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崔老师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来消极制约行政权的滥用、维护公民权利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老师则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梳理着手，主张在二者大体平衡的基础上适度增加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即“平衡中适度倾斜”。在此理念指导下，老师写就多篇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论文，主要有： 《论行政法权利保障功能的发挥》(《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论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论市场经济下政府角色和行为的转变》(《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1期)以及《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与时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教授共同撰写的《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一文。该文发表之后即屡被转载，引证率极高，并获得长春社会科学协会社科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政府奖)。罗豪才教授于90年代初曾针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平衡论”，此次与老师合作的文章中最为突出的亮点是在坚持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终极平衡的原则下，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在官本位、权力至上等传统观念尚未彻底摒弃的中国，要真正实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并不可行，而应当对行政相对方之权利予以适当延伸与拓宽，同时对行政权给予约束，具体而言：凡是法律、法规所不禁止的行为，行政相对方均有权去作，概之“法不规定即自由”；行政管理所涉及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所有未被法律、法规所明确划定为行政职权管理范围的事务，一律可作为“剩余权利”划归行政相对方自由行使；行政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之各项义务，也可被推定为行政相对方之权利，谓之“推定权利”。当行政相对方为法律所不禁止、行使其“剩余权利”或“推定权利”时，不受行政权的规制，不得对之加以限制、取消、制裁，甚至也不宜进行法律评价。行政权则截然相反，对之任何缺乏法律根据的内容、范围方面的扩大解释，均不被允许。故针对行政权行使者：凡法律、法规未明文规定即授权的，都不得去作，否则将构成违法、越权，必须恪守“公民权利为政府权力天然界限”之基本原则，不得没有法律根据而介入私权领域，对个人生活之必要干预也应止于最低限度；不允许借助于手中的行政权参与市场竞争；在以普通机关法人身份进行民事活动之际，不得利用行政权作为“后盾”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为防止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侵害，必须对行政权进行“显性”界定。
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指出，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职权与市场主体权利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的延伸，两者之良性互动、同步加强，意味着社会中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均获维护，公平与效率得到兼顾，标志行政民主与法治化的真正实现。强调公民权利的适度增加只是手段，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和谐才是终极目标。这一观点不但启发了当时中国行政法学界诸多学者进行深层次思考，且因应了我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崭新的治国理念。
第三阶段，侧重于通过对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倡导实现行政相对方主体地位的提升，这一阶段的工作从20世纪末延续至今。在1993年修宪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将我国的经济体制以根本法形式确定为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法观念与模式受到了挑战，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基于以平等、协商及合意为特征的契约精神而建立，但当下行政行为仍然是单方的、强制的和不可协商的。市场经济要求政治与行政模式的回应，要求契约精神的注入，要求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在不存在强制性背景下的协商与合作。崔卓兰老师在此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为我国行政法学人所公认，其早在1995年即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行政法观念更新试论》一文，主张我国的行政法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以“管理”为目的转换为以“服务”为宗旨；从注重“权力”行使转为注重“权利”保障；从依靠“命令”转向依靠“协商”。此后，崔老师又在《非强制行政行为初探》(《行政与法》1998年第3期)一文中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以及行政协调等具体行政行为人手，抽象出其共同性——非强制性，进而在国内首次提出“非强制行政行为”这一创新性概念。“非强制行政行为”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法学院杨海坤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崔卓兰教授把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调解称之为‘非强制行政行为’，很有新意。”
在提出“非强制行政行为”概念以后，崔老师随后撰写多篇文章对之加以逐步论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论非强制行政行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非强制行政行为——现代行政法学的新范畴》(《行政法论丛》第4卷，2002年《中国行政法学精萃》全文收录)；《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法学研究》2002年第8期，2003年《中国行政法学精萃》全文收录)以及《契约、服务与诚信——非强制行政之精神理念》(《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4期)等。
“非强制行政”理念的形成是崔卓兰老师公民权利本位思想的延续，非强制行政行为将成为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紧张关系的润滑剂，更为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与和谐提供助力。原因在于，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契约、承诺等而产生、变更或消灭，因此具有服务与自愿履行的特点，较之以强制、高压为特点的强制行为而言更易为相对方所接受与配合，更有益于提升相对方的主体地位，也更有益于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行政程序研究
崔卓兰老师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可以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1987年至1988年，崔卓兰老师到美利坚大学进修时即注意到了行政程序法在规范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益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回国后发表了《论程序化行政》(《当代法学》1989年第4期)一文，而在当时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撰文论述的学者还极为少见。此后，其申报并完成了国家级课题、中华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1990年，老师将美国学者欧内斯特·盖尔洪和鲍叶合著的《美国行政法与行政程序》译为中文，将著名的美国行政程序法介绍到中国，旋即又发表了《立法程序化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3期)；《论行政权与行政程序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以及《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等多篇文章，并于1996年独著了《行政程序要论》一书，对行政程序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崔卓兰老师是我国最早关注行政程序的学者之一，其早期的文章与著述对学界同行颇有启发，写在《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程序法之重要性予以肯定那句“所谓的依法行政，是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离开行政程序法无以言依法行政”已成为被多方引证的“经典格言”。而且，于其之后，对行政程序加以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的行政法学人急剧增加，至199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行政程序学术研究的高潮，行政程序的法典化成为当时呼声最高的议题，由此引起了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当前，《行政程序法》草案尚在论证过程中，但其以法典形式出台指日可待。
根据对行政程序的长期研究和行政程序法草案的制定，崔卓兰老师修订了10年之前写就的《行政程序法要论》一书，并于2005年发表了《行政程序的价值与功能》(《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2005年第6期)与《论民主与效率的协调兼顾——现代行政程序的双重价值辨析》(《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二文，继续对行政程序进行着深层次研究与探索，力图为制定一部以规范行政主体行为、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的行政程序法典提供有理有力的学理支持。
行政规章研究
崔卓兰老师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及对社会实践的关注下意识到了在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中行政权对公众权利的隐性损害。原因很明显，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当行政机关作出有损于行政相对方之行为时，仅针对一个或几个数量有限的主体，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方有权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规章而言，其具有法之普遍性、强制性及不可诉性等特征，行政规章制定权的滥用将会令数量众多的相对方利益受损，且因其不可诉而“告状无门”。为此，崔卓兰老师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论行政规章及其制定程序》(1992年第4期)一文，试图以程序规范规章制定权的行使，减少权力滥用，防止法繁扰民。此后，又主持申报并完成了两项国家级课题：其一为1996年的国家教委人文社科项目——“违法行政规章及其对策研究”，此间发表了《行政规章可诉性探讨》(《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法学会成果二等奖、全国第二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瑕疵行政规章形态与成因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4期)、《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其二是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规章研究”。对于这一课题，崔卓兰老师与于立深老师在发表了《论行政规章监督的法学机理和机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论制定行政规章思维模式的转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以及《行政规章的性质解析与裁量权模式》(《吉林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之后，于2002年合著了《行政规章研究》一书作为结题成果，该书从对行政规章予以概念界定和性质解析人手，对规章制定权、裁量权模式、程序设置、监督机理与机制以及规章管制的功能加以递进式梳理与分析，是我国首部对行政规章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反响热烈，获得了同仁的广泛好评，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引证率极高，并于2004年获第六次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政府奖)。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周汉华研究员与浙江大学法学院宋华琳博士在《2002年行政法学研究综述》中对《行政规章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2002年本领域最为瞩目的成果之一”。
由于崔老师长期从事地方立法的论证工作，作为行政规章研究的延伸，老师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地方立法研究，正承担着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地方立法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方立法实证研究》两项课题，已形成初步成果，发表了《论地方立法的目的转换》(《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3期)一文，该文于2005年为《中国行政法学精萃》收录，另外在台湾省的《法令月刊》(2004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大陆地方立法的走势》一文，积极促进了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的有益交流。此外，针对地方立法的膨胀发表了《地方立法膨胀趋向的实证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地方立法膨胀现象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无论在任何国家，人们可以终其一生不受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诸多法律的调整，但不可能不受行政法的制约、不与行政机关打交道。从出生时的注册户口到死亡时的注销户口，从适龄时入学到结婚时登记，从依法交纳税金到接受社会保障等等，行政权均将作用于此。面对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大，行政事务的逐渐增多，如何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损害处于弱势地位之相对方的权益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崔卓兰老师钻研行政法学的几十年里，执著地坚持“民权至上”原则，多角度、多方位地围绕着行政相对方权利的维护进行着不懈的理论探索，其著述中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赫然可见。
不觉之间，老师在行政法学领域已耕耘30载，教诲几代人，取得了许多学界同行无法望其项背的卓越成绩。但她却不容许自己有片刻停歇，依然为那须臾不曾改变的信念行走在学术之路上。2005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次面向全国进行招标，此次招投标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性、政策性与导向性，其主要支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课题。以崔卓兰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所申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保障”课题，经过受理投标、资格审查、会议初评、复评答辩、审核批准五个阶段，在四个竞标单位中以多数票通过，成为吉林省唯一获准立项的课题。在以后的两年里，老师将再次投入到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攀登又一学术高峰。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行政法更是如此。崔卓兰老师深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时更愿借此机会将其所倡导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从抽象的学理研究付诸实践。因此，老师虽承担繁重的科研工作，但却并未推脱一个学者应尽的社会使命与责任，其长年担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长春市政府立法咨询委员、吉林省检察院专家咨询组成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兼职。
老师常教导我等，学者必须有学术良心，要乐于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选择了学习行政法就要选择保卫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老师一直用行动诠释着这样的理念。作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咨询委员和顾问，当国家机关与公民在不同领域交锋时，她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维护公民权益的立场。在对省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法论证时，她主张人性化立法、程序化立法、授益性立法；在为人民政府作顾问时，她倡导政府依法行政、诚信行政、阳光行政；在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作咨询时，她鼓励司法机关摆脱行政机关的影响公正审判、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所幸的是，服务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的各类国家机关对于学者的建议十分重视，老师的观点得以充分采纳。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即曾在一份材料中写到： “崔卓兰教授自受聘担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以来，多次应邀为省政府行政立法提供咨询。她提供的立法咨询意见有理论深度，依据可靠，内容具体详尽，符合现实行政管理实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我省的多项立法项目中吸纳了她提出的咨询意见。崔卓兰教授承担省政府立法论证项目最多，为我省立法作出突出贡献，曾受到省政府领导的称赞和肯定。”
老师的“社会”兼职工作不仅体现为在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中担任咨询委员与法律顾问，还表现在需要经常性地处理各地百姓寄来的请求给予法律援助的信件。面对众多的个案，为了让更多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趋利避害、防患未然”，在遇到问题时“知己知彼、保护权益”，老师带领学生们编写了一套《百姓维权丛书》，在医疗服务、房屋拆迁、物业管理、进城打工等诸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为百姓提供法律指导，这套丛书已陆续出版，而这项维权事业也还将持续下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传授法律之人，更应传道于先。跟随老师多年，耳濡目染的不仅是为学之法，更有做人之道。
老师是平实低调的。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为我们讲授政治学的是年逾古稀的李放教授，李老先生曾是崔老师学生时代的老师，在崔老师的诚邀下回到学校为我们授课。老先生的家距离学校很远，上课时又正值严冬时节，每次来去都极为不便。老先生在讲授学期最后一课时告诉我们，他退休之后从未接受任何学校的聘请，而只在法学院为宪法与行政法学的研究生上课，原因之一即出于对崔老师正直谦逊、与世无争之人品的钦佩。老师的淡泊名利可谓“远近闻名”，于远，老师在行政法学界以创新而闻名，但由于老师不喜宣传，不愿张扬，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多见其文，罕见其人；于近，作为法学院元老级教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第一位女博导，她有令人羡慕的骄傲资本，但却从不见她恃才傲物、争名夺利，反而无欲无求、安之若素。从教30年来，老师只是在努力尽到自己教师和学者的本分，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认认真真地钻研学问。
老师是宽容仁厚的。对于年青的同事，老师从不以长辈自居，给予更多的是扶持而非压制，是帮助而非排挤。对待学生，在学术研究上，老师包容多于苛责，启发多于灌输，她一向注重培养我们的开阔性思维，绝不将学生的思想囿于其所研究的领域及所主张的观点之中。在平常生活中，老师细心关注着每个同学的成长，当我们面对抉择时指点迷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倾力相助。我和爱人双双辞去工作拜于老师门下求学，逢年过节每每欲到老师家里拜访时，老师总是在电话里告之：心意已领，无需登门。后来同学若干一起聊天时谈及此事，方知被“拒之门外”者远不止我们二人。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老师依然恪守师德、为人师表，不但慎独己身，且为我辈树立仿效之典范。
老师是乐观坚强的。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面试当日。三五成群的同学站在考场门外等待老师们的到来，因不识老师容貌，我等皆关注着眼前走过的每位神似教师之人，老师也正是这时走人我们的视野。此前，我以为老师乃近知天命之年，长期钻研学术之人必面色苍白，神情凝滞，不想站在我们眼前的却是着一袭蓝色牛仔装，笑意盈盈，神采奕奕的中年女性。此后见到的老师总是温和而微笑着的，对工作和生活从无抱怨。但事实上，老师身上的负担并不轻松。老师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更多的照顾；孩子年幼时身体孱弱，是在她的呵护下在家中学完的小学、中学课程，现已通过了法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全部课程，为此，吉林大学于2004年在“文明家庭”评比活动中授予老师“杰出母亲”的荣誉称号。虽然工作依然繁重，虽然生活并不轻松，但这些都无法削弱老师的坚强，无法阻碍老师乐观而积极地面对生活。
老师如深谷之幽兰，不炫耀、不逐流、不矫揉、不媚俗，暗发芬芳而不张扬；老师若舒缓之流水，守拙、执著、坚忍、包容，虽利万物而不与争。其虽低调而不消极，虽执著而不顽固。以纳川之胸，忧国、忧民、忧天下；将无欲之心，对人、对事、对生活。

⑵ 法官员额制是哪年开始的

现在搞司法改革，以前法院里面包括行政部门人员都有被任命法官等级，但是这些人实际不办案。现在改革之后，一个法院最多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以进入员额，重新被任命法官等级，这些员额制法官才有办案资格，也必须亲自办案。其他没有进入员额的法院工作人员要么做法官助理，给员额制法官打杂，要么去行政部门做司法行政人员。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表示，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一、法官员额制：
【拓展资料】
所谓“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检察院在编制内根据办案数量、辖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的法院的法官、检察官的人员限额。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由于该项制度涉及面较广，在社会各界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相对突出的争议点就是 “员额制”下法官人员减少，可能导致“案多人少”的状况。针对这一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院、检察院办案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真正存在着案多人少的法院和检察院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我们国家大部分法院和检察院中约有40%的法官、检察官在非业务部门工作，而真正在一线办案的人并不多，因而造成“法官人员数量减少后无法适应”的假象。如果通过员额制改革，把有效的、积极的办案力量吸引到一线去，办案效率相应就会提高，案多人少的相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谢鹏程说：“这就意味着员额制将使司法的生产力得到解放。”
二、没有进入员额的法官有何待遇：
1、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诸多困惑，一部分法官将无法入额是必须面对的现状。
海南省原有法官1540人，改革后，法官人数减至1100多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全院有法官资格的人员62人，现选任主审法官29名，未入额法官33名，占53.23%。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原有法官53人，第一批入额18人，未入额法官35人，占原有法官人数的66.03%。
2、员额有余地，转岗有安排：
①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要严格执行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和相关政策，不仅不能突破，在第一轮遴选时还要留有余地，为优秀人才留下入额空间。
各地试点的实际操作中，也一直按此进行。海南省第一批遴选留有10%的余地。贵州省采取以案定员、一步到位原则，根据案件数量及特点、法官承办案件能力等综合因素，计算出各试点法院的法官员额，法官员额一次性控制在39%以内，并为未来留有足够空间。花溪、汇川、贵定、榕江四个试点法院法官员额，分别为29%、30.7%、24%和30.8%。
已完成试点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目前78名具备审判职称的入额32名，尚有9个名额空缺。空缺的名额，设计是根据案件的增长来增补法官，同时也给年轻人留出一个奋斗的目标。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53名法官有18名入额，同时为今后青年法官入额选任预留了9个名额。
②除了留下入额的希望，转岗和分流也尽量做到妥善安排。
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过渡期内出现缺额，先从表现好的法官助理中选任。即使过渡期满了，只要有真本事，还可参加全省遴选，仍有做法官的机会。

⑶ 杨波久——法学家

杨波久（1952——）
杨波久 1952年7月生，辽宁凤城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7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法学本科学历。现任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省版权局处长。中国版权协会理事、中国版权协会反盗版委员会委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辽宁省版权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辽宁省反盗版联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辽宁省发行协会常务副会长，辽宁省法学会、经济法行政法研究会、政策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音像等协会理事、常务理事。
1969年1月——1986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文书，1974年提干后担任保密员、政治干事、赤峰守备区和辽宁省军区军事法院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1986年7月转业——1994年8月，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助理法官、法官；在部队军事法院和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审理了大量各类有影响的重大案件，写出了对审判工作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报告等。1994年8月至今，在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省版权局任副处长、处长，主持开展了版权、新闻出版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参加编写多本著作，在国家级及省级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知识产权论文、版权论文数十篇。荣获“辽宁省社会科学成果奖”、“辽宁省知识产权优秀论文一等奖”、“辽宁省经济法、行政法优秀论文奖”、“辽宁省省直党建优秀作品奖”、“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被评为“全国知识产权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版权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新闻出版法制工作先进个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优秀公务员”、“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优秀党务工作者”、“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优秀党员”等。
1995年5月担任辽宁省出版代表团副团长赴韩国参加汉城国际图书博览会；1999年4月担任中国版权代表团副团长赴德国、法国访问；2002年5月担任辽宁省版权、出版代表团秘书长赴台湾参加图书博览会、并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台湾与大陆图书出版交流会”上，以“著作权法律保护与打击盗版”为题，作了学术讲演报告；2003年3月担任中国版权代表团主谈赴日本访问；2004年10月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2007年5月参加美国纽约国际图书博览会等，以上均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1994年以来，多次参加在我国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召开的各类国际知识产权和版权方面的研讨会。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版权组织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研讨会，多次以法律专家身份被省政府和省人大特请参加立法和修改法律的研讨会，所提意见、建议受到有关领导及各方面的重视和赞赏，大多被采纳。1997年以来，多次参加辽宁省与美国知识产权代表团和美国贸易代表团进行的知识产权会谈，参加省直有关部门组织的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驻中国大使馆官员的会谈，得到了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肯定。兼任辽宁省新闻出版培训中心教授，为各类培训班讲授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制课程。
1991年以来，多次被聘为省农业厅、省科委、省知识产权局、省交通厅、沈阳市科委及外省等省、市单位各类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报刊社社长、总编培训班讲授法律、知识产权、版权和出版产业发展等课程。2003年以来，被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特聘为授课教师，为全省报刊业新闻采编人员讲授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制课程，均得到好评。

⑷ 员额法官是什么意思

法官员额制，目的就在于使得这些法官的工作仅限于审理案件，而其他的工作交由行政部门以及法官助理人员去进行。
关于法官员额制，你又了解多少呢？

最高法首批367名员额法官出炉

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最高法首批员额法官宣誓

最高法首批员额法官宣誓

这场隆重的宣誓活动

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入额工作顺利完成

那什么是法官员额制？

怎么样的人可以做员额法官？

法官员额制至今有什么成效？

未入额的法官怎么办？

......

面对这些问题

不少读者可能会有疑问

今天，小编为你一一揭秘。

什么是法官员额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试点正式拉开帷幕。其中，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被认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大“重头戏”。

所谓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就是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各类别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所，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法官员额制改革。

因为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对法院工作人员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涉及每一位干警的切身利益，是一场动自己“奶酪”的硬仗，因此，被视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各高级法院在坚持“以案定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审级、不同地区法院案件类型和数量、人员配置以及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辖区面积等因素，实行法官员额省内统一调配。

截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实现了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

目前，全国219家试点法院正按照试点方案要求积极开展试点。

最高法选出的首批员额法官是什么来头？

最高法首批员额法官宣誓

这是一支正规化队伍：除审判委员会委员、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外，刑事岗位151人，民事岗位99人，行政赔偿岗位19人。

这是一支专业化队伍：博士研究生119人，硕士研究生205人，大学学历43人。其中博士学历占32.43%，硕士学历占55.86%。

这是一支职业化队伍：平均年龄47岁，平均法律工作经历22年，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审判员成为员额法官的主流。

未入额的法官，怎么办？

在改革之前，全国法官人数21万多人，这次入额12万，那没有入额的法官如何安置？

目前，实践中大体有四种渠道进行安置分流：

一是转任为法官助理，继续在审判业务部门协助员额法官办案；

二是转任司法行政人员，到综合部门工作；

三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法官从事案件评查、诉前调解等工作；四是交流到其他党政部门。

改革过程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改革后地方法院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98%以上，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普遍较改革前大幅下降。

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编办联合印发《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就科学设置审判业务机构，有效整合非审判业务机构，严格控制机构规模提出明确要求。

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就院庭长的办案数量、建立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工作机制以及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等进行了明确。

《意见》下发后，各地法院普遍制定了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的具体方案，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例如北京法院院庭长去年办案13.8万件，同比上升52%。广东法院入额院庭长2016年共办结各类案件48.92万件。

动图

改革成效

经过四年的改革探索，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司法人力资源回归办案本位，优秀专业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显，85%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办案质效稳步提升，各地法院人均结案数量普遍提升20%以上；

在全国法院立案数年均增长20%左右、法院总编制未增加的情况下，结案率不降反升；

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提高，一些试点法院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30%左右。

⑸ 法院判决书下来，原告申请执行，法院的执行程序是什么

既然二审判决生效，那么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于法院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首先，法院会先向被告下达履行判决通知书，通知被告在多少日内履行判决书上的义务，逾期不履行将采取强制措施。

其次，如果在通知书期满后被告不自动履行，那么根据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条件，根据不同的情况法院采取不同的办法。

如果是金钱给付，那么法院会查询被告人的银行账户，看是否有存款。可以要求被告人所在单位不得支付其工资，要向法院支付工资；可以向被告人的债务人要求其向法院履行还款义务等。

如果是行为，并且是可以代为执行的话，那么法院可以采取代执行的方式，代替被告履行，然后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如果是不得代替的行为，那么法院会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比如，向房产部门要求不得为其办理买卖手续等。

不过，这仅是公平情况下法院会采取的一些办法。如果被告比较有势力，他至少会拖，在拖的时间内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转移走，让法院无法查找。

(5)吉林主审法官扩展阅读：

（一）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需要向法院依法缴纳以下标准的费用：

按照一般规定，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无需预先缴纳申请执行费，但是人民法院在执行到位的首批执行款中会扣除人民法院依法应收取的执行费。

1、一般的缴费标准是：

（1）执行金额或价额在1万元以下的，每件交纳50元；

（2）一万元至50万元的，按执行金额或价额的千分之五交纳；

（3）50万元以上的，按执行金额或价额的千分之一再加2000元交纳；

2、除了应交的执行费，申请人还需负担以下几项的费用：

根据具体的规定，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收取执行中产生的实际支出费用，如交通、住宿等费用也需要申请人负担。

一般地，法院执行立案后，法院将会在6个月内采取执行措施。

要是法院不按规定期限采取强制措施的，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提级执行。

⑹ 吉林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校友

吉林大学法学院数十年来为中国法学界、司法实务界、政界乃至商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中坚作用。 何鹏 在我国首开系统研究外国刑法之先河，是新中国最早以以比较刑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刘楠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刘文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经济法学科创始人之一（吉大本科），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张文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法学组召集人），中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哲学博士，博导；原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吉大本硕博），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郑成良 上海交通大学原副校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刑法学博士，博导；国家法官学院原院长（吉大本硕博）
徐显明 山东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宪法行政法学博士，博导；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吉大本硕，与上交大原副校长郑成良为同班同学）
注：张、郑、徐三人被誉为“吉大法学三剑客”（北海道大学法学院院长语），硕士同出王子琳教授师门。
徐祥民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博导，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
杨泉明 四川大学党委书记（列入中央管理，副部长级）
石少侠 国家检察官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车丕照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法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硕）
申卫星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院长（吉大本硕）
傅廷中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吉大硕士）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硕），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高鸿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现任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科）
韩世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吉大本硕）
刘瑞复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组组长（吉大本科）
张 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执行所长，兼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吉大本科）
吴振兴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硕博）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吉大本科），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龙翼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科），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王 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导，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吉大硕士）
王 牧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吉大本科）
王传丽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原院长（吉大硕士）
莫世键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现任院长（吉大本科）
许 清 中国政法大学宪法教研室主任、教授 （已退，吉大本科）
信春鹰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副部长级）（吉大本硕，并且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法学硕士），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霍存福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钱弘道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曾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比较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科）
孙世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国际法室主任（吉大本硕）
王刚义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冰人、CCTV体坛风云人物（硕博）
杜青林 中央统战部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海南省和四川省的省委书记
奚晓明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本）
高憬宏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本硕博）
孙 谦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本硕博），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戴玉忠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副部级），二级大检察官（本）
张 军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本）
姜建初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硕）
胡可明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本）
梁国庆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本）
赵登举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本）
谢安山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本）
郝赤勇 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政治部主任（本）
白景富 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本）
李 熙 中纪委委员，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卫生部党组成员（本）
何晔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本）
桂敏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本）
汪永清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本）
王晓晖 中宣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本硕）
孟祥锋 国家保密局局长（本博）
刘 飏 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正部级），曾任司法部副部长（本）
陈 杰 全国台联副会长
李忠信 公安部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公安部法制局局长（本）
童兆洪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孙万胜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陈凤超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韩起祥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本）
敬大力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本）
周玉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本）
王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吕岩峰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教授，博导
韩 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吴兰 中共辽源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本硕博）
滕刚 中共孝感市委副书记、市长（博）
程龙 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本硕博）
法进衍 山东省国家安全厅长
张建国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布小林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王国栋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向武 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鹤松 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罗黔生 贵州黔西南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胡成全 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
王腊生 江苏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何访拔 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庆祥 原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中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庚香 河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言静 政协海南省第五届委员会秘书长、省政协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硕） 杨广生 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
沈春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王俊峰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2006——2008连续三年被亚洲法律事务评为年度中国律师事务所，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被公认为是中国top3的律所）创始合伙人，管委会主席
赵大华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主任 (本硕)
岳 成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王 丽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任主任 （本硕博）
李贵方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副主任 （本硕博）
王英哲 北京奋迅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合伙人 （本）
陈瑛明 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合伙人 （本） 修涞贵 修正药业集团董事长，全国劳动模范

⑺ 有谁知道中国首位进入WTO的法官张月娇的一些故事啊

张月姣出生于1944年10月，是吉林省人。2007年11月27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正式任命张月姣为上诉机构成员（大法官），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世贸组织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张月娇曾留学法国、美国，通晓英、法两种外语。她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四度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中国“起火”，甚至对中国发起了“特殊301调查”。最终，张月娇和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一起同美方“过招”，将此事平息。

张月娇在日内瓦工作的8年多时间，已经让她习惯了终日忙碌。她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她确确实实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在做上诉法官的事情。“所有的周末都在办公室度过。”一如她周围的同事们对她的一个评价:刻苦、敬业。

(7)吉林主审法官扩展阅读

人物履历

张月姣，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省人，生于1944年10月，

张月姣在“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后被派赴法国留学。

1968年获法国汉纳大学学士学位。

1978年起，张月姣律师在中国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中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参与了起草中外合资企业法、经济特区条例等。

1981-1982年赴美国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2-1984为世界银行法律部法律顾问；

1984-1990年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条约法律司任副处长、处长，经济法副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委员，中国司法部批准律师资格；

1990-1998年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条约法律司任副司长、司长，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代表，中国入关谈判法律总顾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国际发展法学院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

1997-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完成JSD博士课程。

1998-2004 年任亚洲开发银行 助理法律总顾问、东亚局副局长、嵋公地区局副局长、亚洲开发银行上诉委员会主席、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局长；

2007年11月27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正式任命张月姣为上诉机构成员（大法官）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世贸组织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⑻ 谭彦的相关介绍

在贾丽娜的书柜里，《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她特别珍视的，打开这本章程，在扉页上是谭彦写给妻子的赠言：“热爱党，忠于党，与丽娜共勉。”
1996年6月7日，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法官谭彦身患绝症七年坚持秉公执法为民办案》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次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作了重要批示，建议认真总结宣传谭彦同志的先进事迹，树立人民法官的高大形象，倡导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对党的忠实信仰和感恩情怀，成为谭彦与病魔抗争的精神支柱。还在岗位上时，他就多次表示：“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活着就要为党工作。”离开岗位后，他更有一种强烈的心愿：一定要努力康复，回到岗位上，报答党的恩情。
2004年11月21日，谭彦燃烧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由于气管被切开几个月来都发不出声音。他让守候身旁的贾丽娜拿来写字板，干瘦无力的手颤抖着，豆大的汗珠刷刷地滚落，每一个字都拼尽心力：“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关怀，下辈子我也要跟党走……”几个小时后，他醒来写道：“作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执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耻辱！”经过又一次昏迷后，谭彦再次提起笔来： “我此生有三大遗憾：一是为党作的贡献太少；二是给亲人的关心太少；三是没有读完研究生。”11月25日，去世前三天，眼望妻儿，谭彦满含深情地写道：“感谢中央首长和各级党政领导，是党和组织给了我多次生命。”
“我是一名普通法官，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心中时常不安。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将青春年华献给党的事业，只叹身患重病，壮志难酬……”这就是谭彦的遗言，这就是“铁法官”的心声。44年的人生固然短暂，但谭彦却用自己的高风亮节谱写了一曲不朽的生命赞歌，它是如此的绚烂，如此的静美，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 虽身患重病，却仍然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顽强地工作着……谭彦生前系大连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中共十五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法院模范、十大中国杰出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
谭彦的妻子贾丽娜日前回忆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谭彦依然忘不了他所热爱的法官事业。在病重期间，他用颤抖的手写道：“作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执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耻辱……我是一名普通党员、普通法官，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心中时常不安。我的生命是有限的，矢志将青春年华献给党的伟大事业，只叹身患重病，壮志难酬……”
谭彦1960年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县（现集安市）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从小学到中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和学雷锋先进分子，1981年谭彦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从那时起，当一名人民的好法官成了他最大的理想。
1985年7月大学毕业后，谭彦主动放弃市区优裕的生活环境，志愿到刚刚起步、条件比较艰苦的大连开发区工作。1989年，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身患重病，面对医生“必须长期全休治疗，否则最多能活5年”的忠告，他义无反顾，以惊人的毅力与生命争夺时间，用更加忘我的工作来实践自己“活着就要工作，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誓言。
1990年3月16日，谭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中郑重地写道：“我是一名司法工作者，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依法办事，刚直不阿，做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司法战士！”
1993年和1994年，他的病情再度加重，但是在这两年间他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疾病折磨，审结案件105件，高出全院法官平均结案数的49%，而且无一发回改判。
谭彦具有坚强的党性，无论是面对创业时的艰辛，还是身处繁华环境，都能经受住考验，做到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秉公执法，被誉为“铁”法官。1996年7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钢铁之躯托起神圣的天平——记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铁”法官谭彦》，全面介绍了谭彦的先进事迹，谭彦成为全国政法战线学习的楷模。
2004年11月28日10时45分，在与病魔顽强地抗争了十几年后，年仅44岁的谭彦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恋，对审判事业的无限热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尽管谭彦去世已经7年，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同事们没有忘记他，在大连开发区人民法院荣誉室的醒目位置，镶嵌着有关谭彦的多幅照片，谭彦成为法官们学习的楷模。

⑼ 女子送男友40万礼物被法官灵魂拷问，最后调解的结果如何

女子送男友40万礼物被法官灵魂拷问，最后法官判处被告按照车子、手表的折旧价赔偿原告23万元，并且以“老母亲”的口吻严肃地教育了原告。

虽然这个女孩子经历了一段不幸的感情，但是她却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法官，得到了她想要的结果。然而，在一段恋爱关系中，男生吃软饭的现象不仅屡见不鲜，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男生主动向女士索要物品。而一部分家庭条件不错的女生，当和男生有结婚意向的时候，便也会主动赠予男生大量贵重的礼物。虽然这个时代讲究男女朋友，女生主动赠送男生礼物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成熟优秀的男生，是不会轻易接受女生过分贵重的礼物，并且愿意交出自己的财政大权。因此女孩子在找男朋友的时候，应该擦亮眼睛，不要因为自身条件不错就对男生过分大方，引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