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博尔顿

❶ 赵立坚回应记者你的问题问错了人是怎么回事

6月24日，有记者提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新书称，特朗普想拿孟晚舟作谈判筹码，如果中国在贸易上让步，则可取消对孟晚舟的起诉，中方能否证实？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书中提到的有关内容，你最好去问美方。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法院博尔顿扩展阅读

孟晚舟引渡案日程确定：

中国日报报道，当地时间6月23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和孟晚舟引渡案的控、辩双方达成共识，对引渡案的全部日程进行确认，同意于8月17日恢复引渡听证会，对加拿大和美国当局提供的信息的证据可采纳性进行讨论。

而关于美加是否滥用司法程序的辩论将于2021年2月16日开始。该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尔姆斯之前曾表示，她希望在2021年5月之前结束此案。

❷ 中国为什么与蒸汽机擦肩而过

英国采矿业的急迫需求、前人的技术积累、专利保护观念的深入人心、瓦特合作者博尔顿的商业头脑等诸多先决条件，才奠定瓦特的成功。

1923年11月，伦敦蓓尔美尔，一辆以蒸汽机汽车抛锚了。20世纪初，蒸汽机汽车依然风头正健，但逐渐败给内燃机汽车。

当时，有关蒸汽机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萨弗里利用真空抽水的方法，另一种则是试图用蒸汽推动活塞，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运动。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出生于法国的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1690年，帕潘在德国莱比锡市《教师学报》公布了他的发现：蒸汽冷凝之后会产生真空，汽缸外的大气压会使汽缸内部出现某种机械运动。随后，他发明了对后来的蒸汽机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活塞。

帕潘并没有真正发明出蒸汽机，而纽科门不仅巧妙地利用了帕潘的发明，还设计了另一个对后来蒸汽机至关重要的部件——横梁。横梁类似一个能够上下摆动的跷跷板，一面连接活塞，一面连接汽缸。当汽缸充满蒸汽时，横梁翘起，让负责吸水的活塞处在最低端。蒸汽凝结为水后，汽缸体积缩小，在横梁的带动下，活塞上升吸水。这就是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的原理。

连接活塞和横梁的拉杆可以长达几十米，纽科门蒸汽机可以安装在矿井顶部，负责吸水的活塞则可深入井底，解决了萨弗里蒸汽机安装高度的难题。为提高效率，纽科门还对蒸汽抽水机做了一系列改进。比如，萨弗里让蒸汽冷凝的方法是在汽缸外喷洒冷水，而纽科门则在汽缸内部安装喷射阀，将冷水直接注入汽缸，使得里面蒸汽能够迅速凝结，进而产生强力真空效果。

1712年的一天，纽科门在英国西部一个名为科尼格里（Conygree）的煤矿安装了他的蒸汽机。这个煤矿经过200多年的开采，已经深达50多米。当天，蒸汽机活塞每运动一次就能抽出10加仑的水。不久之后，《伦敦公报》报道了这台机器：“它能够将任何低处的水抽到高处，并且比迄今为止所使用的各种抽水方法都要更为经济和便捷，为矿山和公司成功解决了排水问题。”

纽科门的蒸汽机获得了市场认可。短短3年间，英国各地使用了100多台纽科门蒸汽机承担抽水任务，使得这位五金商赚得盆满钵满。美国科技史学者威廉·罗森，在著作《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中评价纽科门是“开启了蒸汽机革命的大门”。

第一部专利保护法

表面上看，17、18世纪的英国人无论是萨弗里，还是纽科门，之所以能发明出蒸汽机，是因为看到了采矿业的需求。但当时所有国家的采矿业都面临排水难题；此外，仅从对真空和蒸汽研究的学术角度来说，英国也并未走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前列，早在1606年，意大利工程师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制造了一台利用蒸汽从一个密闭容器内抽水的装置。为何只有英国人发明出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原因在于，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专利保护法，于同一时期在英国诞生，正是这部法律激发了英国人在工业革命时热衷于沉浸在发明创造的热潮里。从13世纪开始，英国以专利特许证（Letters Patent）的形式，将某种独占经营权授予工匠、商人，奖励在技术上有创新或者为英国带来利益的人。授予专利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所以受益者多为封建贵族、王室的宠臣。比如，一位叫达西的近臣于1598年被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了制造和贩卖扑克牌的垄断权，这意味着此前生产销售扑克牌的厂商都不得继续经营。

这件专利引起了英国民众的不满，将官司打到了法院。法官裁定，国王不可以授予某个人对某项生意的独占权，除非这个人能证明他更擅长经营这个领域。1624年，继承了上述精神的法律获得通过。这部名为《反垄断法》的法规旨在限制王室随意授予特权，对垄断和专利权进行了规定：只有“首个申请了法律专利并且为真正的发明者”才能获得国王的特许加奖状。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

不过，《反垄断法》的出台并未引发英国专利申请数量的井喷，直到哲学家洛克在1690年让英国人有了“知识产权”概念。他在《政府论》中主张，任何自然的东西，只要加入了人类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就不再是自然物，人们也就可以宣称对它拥有产权。同时，法学家们的努力让英国人对财产权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理解。此前，人们知道可以从黄金、土地等有形财产中获取收益，而现在竟然也能从脑力劳动中获取收益。观念上的改变，激发了英国平民大众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热情。

1698年7月25日，《反垄断法》出台后75年，托马斯·萨弗里的“以火力推动汲水并为各式各样工厂提供动力的新发明”获得专利。该项专利也让后续发明者纽科门连续数年必须将其收益的四分之三给予萨弗里。这一情形在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为全世界生产蒸汽机”

纽科门蒸汽机远非完美，一个缺陷，蒸汽机抽水时需要消耗大量煤炭，只能被用于煤矿附近。政府对专利的严格保护，激励着人们希望通过改进蒸汽机，取得专利来牟取利润。瓦特就是这群人中的杰出代表。

1736年，瓦特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比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小二十多岁。1753年，瓦特被送到英国第三大城市格拉斯哥学习精密仪器制造。学成后，他的技艺高超到令周围人吃惊。瓦特一位名叫约翰·罗比森的朋友回忆道，格拉斯哥市一家旅馆想让瓦特制造一架管风琴，瓦特根本不懂音律，但研究了一本音乐专著后就造出一架“让演奏者们既高兴又惊讶”的管风琴。但瓦特当时的生活貌似并不富裕，必须依靠为道路和河流测绘来谋生。

1763年，他受邀到格拉斯哥大学修理一台纽科门蒸汽机模型，这台蒸汽机模型运转时需要耗费巨量蒸汽，效率极低。经过反复测量，他发现了问题所在：蒸汽进入汽缸后，需要降温才能凝结成水，但汽缸也会随之冷却，下一轮抽水过程中，新进入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汽缸壁，会立即凝结成水，不能充满汽缸。换句话说，纽科门蒸汽机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为确保蒸汽机的冷凝效果，产生最大程度的真空，需要使用大量的冷水，但为了避免冷却汽缸，需要尽可能地少使用冷水。一次测试结果显示，冷却的汽缸壁损耗了四分之三的蒸汽。

几年后，瓦特给出了解决方案，让蒸汽在一个汽缸内推动活塞做工，在另一个汽缸内冷却，两个汽缸相互连接。这样，蒸汽进入早已被冷水冷却的新腔室时，会立刻凝结成水，产生真空，带动另一个腔室上的活塞向下运动，这个有活塞的腔室会一直保持高温，防止水蒸气遇到汽缸壁时凝结。这个发明被命名为“分离式冷凝管”，让瓦特蒸汽机的工作效率比纽科门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了两倍。1769年1月，瓦特在伦敦取得蒸汽机的专利，编号为“913”，名称是“能够减少蒸汽机的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方法。”

第一台由瓦特制造的蒸汽机，于1775年在伯明翰附近的布鲁姆斯尔德煤矿安装成功。《伯明翰报》当时报道称：“众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绅士，受到好奇心驱使，争相去观看如此奇特、如此有力量的机器的首次运行盛况。机器的卓越表现让他们彻底地心满意足。”瓦特并不善于商业活动，他说：“我宁可对着装满弹药的大炮，也不愿去结算账目或讨价还价做交易。”让蒸汽机声名远扬的，则是比瓦特大8岁的英国伯明翰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看到了瓦特蒸汽机的潜力，博尔顿在1774年左右购买了瓦特专利的所有权，二人随后联合成立“博尔顿&瓦特制造厂”。

博尔顿的目标是将蒸汽机引入各个产业，他放出豪言：“为全世界生产蒸汽机。”1783年，在博尔顿推动下，英国第一家大规模利用蒸汽动力的工厂——阿尔比恩磨坊开工，此举被后世喻为“开创了蒸汽动力工厂的时代”。不久后，英国的纺织业开始由蒸汽机带动。

专利保护制度的不断健全，让瓦特之后的工程师在拓展蒸汽机用途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814年，英国工程师史蒂芬森集成了前任数十种专利技术，成功设计出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车，他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于1825年举行了通车典礼，标志着铁路时代的到来。至此，蒸汽机成为了采矿、交通、纺织等几乎所有重要产业的动力，英国工业革命由此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了一批科学仪器，作为即将访问中华帝国的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其中就有从博尔顿&瓦特制造厂购买的蒸汽机模型。由于担心被侵权，瓦特对此非常谨慎，犹豫很久才同意把蒸汽机模型卖给访华使团。他明显想多了，这些模型机最终没有展示给乾隆皇帝。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如同南怀仁试验的蒸汽动力模型车一样，这台蒸汽机在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❸ 赵立坚回应记者的什么问题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人

赵立坚回应记者提问的“特朗普想拿孟晚舟作为贸易谈判筹码？”这个问题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人。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6月2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博尔顿新书称，特朗普想拿孟晚舟作为贸易谈判筹码，如果中国在贸易上让步，则可以取消对孟晚舟的起诉，中方能否证实？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关于书中提到的有关内容，你最好去问美方。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3)法院博尔顿扩展阅读

外交部表示刷新对美加政客认识下限：

在6月2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6月22日，美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称，美对中国决定正式起诉康明凯和迈克尔极为关切。中方指控出于政治动机。美与加方站在一起，呼吁中方立即释放二人，并反对使用不正当拘留来胁迫加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谴责中方任意逮捕行为，表示中方不应因加独立司法体系有关孟晚舟案的决定惩罚加公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我不知道美、加双方有何颜面和资格大谈所谓“政治动机”、“不正当拘留”和“任意逮捕”，这些帽子让他们戴最合适不过。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打压华为，无所不用其极。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加拿大法院不久前公布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有关备忘录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加拿大任意逮捕孟晚舟就是所谓“司法独立”，那为什么以种种借口干预中国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如此双标，倒打一耙，刷新了我们对美国和加拿大政客的认识下限。

❹ 科学家的探究故事

“笨头笨脑”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

面对那么多成就卓越的人，也许你会自惭形秽地说：“我这么笨，怎么可能成才呢？”，“我太平凡了，根本不是成为伟大伟人的料！”下面我就给你讲述一个老师、校长都认为他很笨的人的成才故事。
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个当年被校长认为“干什么都不会有作为”的笨学生，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了现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

1879年3月14日，一个小生命降生在德国的一个叫乌尔姆的小城。父母为他起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父母对他寄托了全部的期冀。然而，没过多久，父母就开始失望了：人家的孩子都开始学说话了，已经三岁的爱因斯坦才“咿呀”学语。后来，爱因斯坦的妹妹，比他小两岁的玛伽已经能和邻居交谈了，爱因斯坦说起话来却还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 看着举止迟钝的爱因斯坦，父母开始忧虑。他们担心他的智能是否会不及常人。直到10岁时，父母才把他送去上学。可是，在学校里，爱因斯坦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嘲笑，大家都称他为“笨家伙”。学校要求学生上下课都按军事口令进行，由于爱因斯坦的反应迟钝，经常被教师呵斥、罚站。有的老师甚至指着他的鼻子骂：“这鬼东西真笨，什么课程也跟不上！” 一次工艺课上，老师从学生的作品中挑出一张做得很不像样的木凳对大家说：“我想，世界上也许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凳子了！”在哄堂大笑中，爱因斯坦红着脸站起来说：“我想，这种凳子是有的！”说着，他从课桌里拿出两个更不像样的凳子，说：“这是我前两次做的，交给您的是第三次做的，虽然还不行，却比这两个强得多！”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爱因斯坦自己也感到吃惊。老师更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在讥讽和侮辱中，爱因斯坦慢慢地长大了，升入了慕尼黑的卢伊特波尔德中学。在中学里，他喜爱上了数学课，却对其余那些脱离实际和生活的课不感兴趣。孤独的他开始在书籍中寻找寄托，寻找精神力量。就这样，爱因斯坦在书中结识了阿基米德、牛顿、笛卡尔、歌德、莫扎特……书籍和知识为他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视野开阔了，爱因斯坦头脑里思考的问题也就多了。 一天，他对经常辅导他数学的舅舅说：“如果我用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和光一道向前跑，能不能看到空间里振动着的电磁波呢？”舅舅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看了许久，目光中既有赞许，又有担忧。因为他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同一般，将会引起出人意料的震动。此后，爱因斯坦一直被这个问题苦苦折磨着。1895年秋天，爱因斯坦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报考瑞士苏黎士大学。可是，他却失败了，他的外文不及格。落榜后的他没有气馁，参加了中学补习。一年以后，他获得了中学补习合格证书，并且考入了苏黎士综合工业大学。这时的他，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他把精力全部用在课外阅读和实验室里。教授们看见他读和学习无关书、做和考分无关的试验，非常不满和生气，认为他“不务正业”。

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正赶上经济危机爆发，由于他是犹太人血统，又没有关系，没有钱，所以只好失业在家。为了生活，他只好到处张贴广告，靠讲授物理获得每小时3法郎的生活费。这段失业的时间，给了爱在斯坦很大的帮助。在授课过程中，他对传统物理学进行了反思，促成了他对传统学术观点的猛烈冲击。经过高度紧张兴奋的五个星期的奋斗，爱因斯坦写出了9000字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狭义相对论由此产生。可以说，这是物理学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的、伟大的宣言，是物理学向前迈进的又一里程碑。

尽管还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甚至还有人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但是，爱因斯坦毕竟还是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有15所大学给他授予了博士证书，法国、德国、美国、波兰等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也想聘请他做教授。当年被人们称为“笨蛋”，“笨东西”，认为无法成才的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全世界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聪明人物。由“丑小鹅”变为“白天鹅”，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爱因斯坦的话是最好的答案。当许多年轻人缠住他，要他说出成功的秘诀时，他信笔写下了一个公式：A=x+y+z，并解释道：“A表示成功，x表示勤奋，y表示正确的方法，那么z呢，则表示务必少说空话。”许多年来，爱因斯坦的这个神奇的成功等式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从爱因斯坦的奋斗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勤奋、正确的方法和少说空话使爱因斯坦由笨头笨脑变为巨人的。

可见，一个人不聪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泄自己的气。只要你肯为你的目标付出艰辛的劳动，并配合正确的方法，就一定会得到成功女神的酬劳。许多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并不一定能显出锋芒毕露的优势，相反，他们却太平凡，甚至显出迟钝、愚笨的样子，常常要被周围的人嘲笑、讥讽。如果因为自己笨就灰心丧气，不再努力，那不是将自己潜在的才华、能力都扼杀在摇篮中了吗？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每一个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座。如果你觉得自己笨，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寻找到你自己的星座。正如爱因斯坦对别的事物迟钝，却对物理和数学特别喜爱一样，当你找到自己的星座时，你定会放射出与众不同的异彩。

试试看，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瓦 特

瓦特（1736～1819）世界公认的蒸汽机发明家。他的创造精神、超人的才能和不懈的钻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瓦特改进、发明的蒸汽机是对近代科学和生产的巨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导致了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极大的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

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附近的一个小镇格里诺克，他的父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匠，祖父和叔父都是机械工匠。少年时代的瓦特，由于家境贫苦和体弱多病，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他曾经就读于格里诺克的文法学校，数学成绩特别优秀，但没有毕业就退学了。但是，他在父母的教导下，一直坚持自学，很早就对物理和数学产生了兴趣。瓦特从六岁开始学习几何学，到十五岁时就学完了《物理学原理》等书籍。他常常自己动手修理和制作起重机、滑车和一些航海器械。1753年，瓦特到格拉斯哥市当徒工。由于收入过低不能维持生活，第二年他又到伦敦的一家仪表修理厂当徒工。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他很快学会了制造那些难度较高的仪器。但是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年后，他不得不回家休养。一年的学徒生活使他饱尝辛酸，也使他练就了精湛的手艺，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

1756年，当他的身体稍有好转，瓦特再次踏上了坎坷的道路来到格拉斯哥市。他想当一名修造仪器的工人，但是因为他的手艺没有满师，当时的行会不允许。幸运的是，瓦特的才能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重视。在他的介绍下，瓦特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当了教学仪器的工人。这所学校拥有当时较为完善的仪器设备，这使瓦特在修理仪器时认识了先进的技术，开阔了眼界。这时，他对以蒸汽作动力的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还为此学会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在大学里，他认识了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和约翰·鲁宾逊等。瓦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科学理论知识。1764年，瓦特与表妹玛格丽特·米勒结了婚。

(二)

1764年，学校请瓦特修理一台纽可门式蒸汽机，在修理的过程中，瓦特熟悉了蒸汽机的构造和原理，并且发现了这种蒸汽机的两大缺点：活塞动作不连续而且慢；蒸汽利用率低，浪费原料。以后，瓦特开始思考改进的办法。直到1765年的春天，在一次散步时，瓦特想到，既然纽可门蒸汽机的热效率低是蒸汽在缸内冷凝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让蒸汽在缸外冷凝呢？瓦特产生了采用分离冷凝器的最初设想。

在产生这种设想以后，瓦特在同年设计了一种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按照设计，冷凝器与汽缸之间有一个调节阀门相连，使他们既能连通又能分开。这样，既能把做工后的蒸汽引入汽缸外的冷凝器，又可以使汽缸内产生同样的真空，避免了汽缸在一冷一热过程中热量的消耗，据瓦特理论计算，这种新的蒸汽机的热效率将是纽可门蒸汽机的三倍。从理论上说，瓦特的这种带有分离器冷凝器的蒸汽机显然优于纽可门蒸汽机，但是，要把理论上的东西变为实际上的东西，把图纸上的蒸汽机变为实在的蒸汽机，还要走很长的路。瓦特辛辛苦苦造出了几台蒸汽机，但效果反而不如纽可门蒸汽机，甚至四处漏气，无法开动。尽管耗资巨大的试验使他债台高筑，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怯步，继续进行试验。当布莱克知道瓦特的奋斗目标和困难处境时，他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一个十分富有的朋友--化工技师罗巴克。当时罗巴克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企业家，他在苏格兰的卡隆开办了第一座规模较大的炼铁厂。虽然当时罗巴克已近50岁，但对科学技术的新发明仍然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他对当时只有三十来岁的瓦特的新装置很是赞许，当即与瓦特签订合同，赞助瓦特进行新式蒸汽机的试制。

从1766年开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瓦特克服了在材料和工艺等各方面的困难，终于在1769年制出了第一台样机。同年，瓦特因发明冷凝器而获得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的过程中的第一项专利。第一台带有冷凝器的蒸汽机虽然试制成功了，但它同纽可门蒸汽机相比，除了热效率有显著提高外，在作为动力机来带动其他工作机的性能方面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是说，瓦特的这种蒸汽机还是无法作为真正的动力机。

由于瓦特的这种蒸汽机仍不够理想，销路并不广。当瓦特继续进行探索时，罗巴克本人已濒于破产，他又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工程师兼企业家博尔顿，以便瓦特能得到赞助继续进行他的研制工作。博尔顿当时经四十多岁，是位能干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他对瓦特的创新精神表示赞赏，并愿意赞助瓦特。博尔顿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他是当时伯明翰地区著名的科学社团“圆月学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参加这个学社的大多都是本地的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学者以及科学爱好者。经博尔顿的介绍，瓦特也参加了圆月学社。在圆月学社活动期间，由于与化学家普列斯特列等交往，瓦特对当时人们关注的气体化学与热化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他后来参加水的化学成分的争论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圆月学社的活动使瓦特进一步增长了科学见识，活跃了科学思想。

瓦特自与博尔顿合作之后即在资金、设备、材料等方面得到大力支持。瓦特又生产了两台带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由于没有显著的改进，这两台蒸汽机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两台蒸汽机耗资巨大，使博尔顿也濒临破产，但他仍然给瓦特以慷慨的赞助。在他的支持下，瓦特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继续研究。自1769年试制出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样机之后，瓦特就已看出热效率低已不是他的蒸汽机的主要弊病，而活塞只能作往返的直线运动才是它的根本局限。1781年，瓦特仍然在参加圆月学社的活动，也许在聚会中会员们提到天文学家赫舍尔在当年发现的天王星以及由此引出的行星绕日的圆周运动启发了他，也许是钟表中的齿轮的圆周运动启发了他。他想到了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就可以使动力传给任何工作机。同年，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终于把活塞的往返的直线运动转变为齿轮的旋转运动。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火飞轮。由于对传统机构的这一重大革新，瓦特的这种蒸汽机才真正成为了能带动一切工作及的动力机。1781年底，瓦特以发明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获得第二个专利。

由于这种蒸汽机加上了轮轴和飞轮，这时的蒸汽机在把活塞的往返直线运动转变为轮轴的旋转运动时，多消耗了不少能量。这样，蒸汽机的效率不是很高，动力不是很大。为了进一步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增大蒸汽机的效率，瓦特在发明齿轮联动装置之后，对汽缸本身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他虽然把纽可门蒸汽机的内部冷凝变成了外部冷凝，使蒸汽机的热效率有了显著提高，但他的蒸汽机中蒸汽推动活塞的冲程工艺与纽可门蒸汽机没有不同。两者的蒸汽都是单项运动，从一端进入、另一端出来。他想，如果让蒸汽能够从两端进入和排出，就可以让蒸汽即能推动活塞向上运动又能推动活塞向下运动。那末，他的效率就可以提高一倍。1782年，瓦特根据这一设想，试制出了一种带有双向装置的新汽缸。由此瓦特获得了他的第三项专利。把原来的单项汽缸装置改装成双向汽缸，并首次把引入汽缸的蒸汽由低压蒸汽变为高压蒸汽，这是瓦特在改进纽可门蒸汽机的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通过这三次技术飞跃，纽可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瓦特蒸汽机。

从最初接触蒸汽技术到瓦特蒸汽机研制成功，瓦特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瓦特虽然多次受挫、屡遭失败，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百折不回，终于完成了对纽可门蒸汽机的三次革新。使蒸汽机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

1784年，瓦特以带有飞轮、齿轮联动装置和双向装置的高压蒸汽机的综合组装取得了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1788年，瓦特发明了离心调速器和节气阀；1790年，他又发明了汽缸示工器，至此瓦特完成了蒸汽机发明的全过程。

（三）

1785年，瓦特被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14年，他被法国科学家学会接纳为外国会员。

1790年以后，优厚的专利税使瓦特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名人。1819年8月5日，瓦特在希思菲尔德郡的家里去世，遗体埋葬在汉德沃尔斯郊区的教堂里。

瓦特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所以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曾经阻挠双筒蒸汽机和高压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还嘲笑别人用蒸汽机来驱动车辆的努力。

总的来说，瓦特为蒸汽机的推广使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这样写道：“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瓦特个它加上了一个分离的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把功率的单位定为“瓦特”。

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一．培根生平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信奉英国国敦，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安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的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

在剑桥大学学习三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的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他要为培根准备日后赡养之资的计划破灭，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父丧之后，培根住进了葛莱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求职位。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589年，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这一职位竟长达20年之久没有出现空缺。他四处奔波，却始没有得到任何职位。此时，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守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死后，人们为怀念他，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亨利·沃登爵士为他题写了墓志铭：

圣奥尔本斯子爵

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

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

二．培根的哲学思想 培根的哲学思想是与其社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主张发展生产，渴望探索自然，要求发展科学。他认为是经院哲学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发展。因此他极力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权威。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他说这是在人心普遍发生的一种病理状态，而非在某情况下产生的迷惑与疑难。第一种是“种族的假相”，这是由于人的天性而引起的认识错误；第二种是“洞穴的假相”是个人由于性格、爱好、教育、环境而产生的认识中片面性的错误；第三种是“市场的假相”，即由于人们交往时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产生的思维混乱。第四种是“剧场的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迷信权威和传统而造成的错误认识。培根指出，经院哲学家就是利用四种假相来抹煞真理，制造谬误，从而给予了经院哲学沉重的打击。但是培根的“假相说”渗透了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象，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别。 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是贫乏的，原因在于学术与经验失去接触。他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相辅相成。他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偏见和幻想，他提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对经院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攻击。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关于物质是万物本源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具有运动的特性，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培根从唯物论立场出发，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但受时代的局限，他的世界观还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特点。 三．培根的论著

1597年，培根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论说随笔文集》。他在书中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对人生的理解，浓缩成许多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605年，培根用英语完成了两卷集《论学术的进展》。这是以知识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声称要以知识为其领域，全面改革知识的宏大理想和计划的一部份。培根在书中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的作用，提示了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及补救的办法。在这本书中，培根提出一个有系统的科学网络全书的提纲，对后来十八世纪的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网络全书派编写网络全书，起了重大作用。 1609年，在培根任副检察长时，他又出版了第三本著作《论古人的智慧》。他认为在远古时代，存在着人类最古的智慧，可以通过对古代寓言故事的研究而发现失去的最古的智慧。

培根原打算撰写一部六卷本网络全书式的著作——《伟大的复兴》，这是他要复兴科学，要对人类知识加以重新改造的巨著，但他未能完成预期的计划，只发行了前两部份，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是该书的第二部份。《新工具》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它提出了培根在近代所开创的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这本书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对立的。

培根在结束其政治生涯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亨利七世本纪》一书，这部著作得到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大约在1623年，培根写成了《新大西岛》一书，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作品，由罗莱在他去逝的第二年首次发表。作者在书中描绘了自己新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设计了一个称为“本色列”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科学主宰一切，这是培根毕业所倡导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思想信念的集中表现。 此外，培根在逝世后还留下了许多遗著，后来，由许多专家学者先后整理出版，包括《论事物的本性》、《迷宫的线索》、《各家哲学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论人类的知识》等等。

四．培根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重视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对近代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类哲学史、科学史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为此，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数学家故事·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楼主可以到这里看看：
http://www.lcyz.net/xstd/student/page3/kxj/kxj.htm

❺ 伊朗200万桶原油被抢损失多少

没损失什么，已经把油卖了。

9月8日，伊朗外交部表示，油轮“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此前名为“格蕾丝一号”)已经在地中海某港口卸货。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通讯社9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8日向伊通社说，尽管屡遭骚扰，“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油轮已在地中海沿岸停泊并卸货，其拥有者将决定该艘油轮的未来。
阿巴斯穆萨维重申了伊朗的立场：伊朗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出售其石油，无视所有的制裁和障碍。穆萨维表示，英、美等国家在直布罗陀海岸附近国际海域扣押船只的行动“只会给他们自己增添烦恼”。
此前，原名“格蕾丝一号”的该艘油轮于直布罗陀海域被英国海军扣押，理由是认为它正前往叙利亚，违反了欧盟的制裁。扣押行为发生45天后，直布罗陀法院裁定油轮应被释放。
根据路透社8日报道，穆萨维表示，“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已抵达目的地，运载油轮已经售出。但发言人并未透露油轮具体的目的地，与原油是否已经交付。
路透社报道称，“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曾在国际视野中失踪，随后又被卫星拍摄发现其出现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拍摄到的卫星图像为证据，指控伊朗有关这艘油轮在释放后不会前往叙利亚的承诺是“谎言”。伊朗则对此回应称，未曾作出过这种承诺。
根据半岛电视台9日报道，提供油轮监控服务的公司TankerTrackers表示，截至当地时间8日晚上，“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并未在塔尔图斯港卸下石油。
根据伊通社报道，穆萨维在谈及英国油轮“史丹纳帝国”(Stena Impero)号时说，有关的法律程序已到最后阶段，意味着这艘油轮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被释放。此前，该艘英国油轮在波斯湾被伊朗以“违反海事规定”为由扣押。

❻ 司法管理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唤醒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使其权利受损时，能在“权”、“力”、“忍”、“法”当中极有可能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特别是司法手段寻求正义。这样，与“司法”有关的一些词语，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败”、“司法管理”、“司法质量”等等，就渐渐进入人们话语，甚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与效率”主题在人民法院的展开，加强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什么是司法管理？其内涵、范围究竟是什么？本文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历遍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涵盖法院管理、检察管理、侦察管理、公证管理、律师管理、仲裁管理、狱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试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结论。

一、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与界定

1997年贺卫方发表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上的两个问题》对“司法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中国法律文献当中，“司法管理”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1]并且，在现代汉语当中，尽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频繁，但“司法管理”一词也是从《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诸多法学词典当中查阅不到的词汇。“司法管理”一词曾显得十分陌生。这除了国人对司法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外，也许还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因为英语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来十分自然，不似汉语的“司法管理”那样生硬； 而许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人们对司法正义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义畅通运送的司法管理的关注、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习惯于靠司法外手段（治时倚权，乱世靠力，关系、人情、习惯等是沟通自身与“权”、“力”的桥梁，如果无力走上这座桥梁，则“不与小人一般见识”的“忍”字又成为暂时平息争议的止痛膏）解决争议、实现其心目中的“正义”的中国。

（一）广义的理解

就明确的司法管理定义或对司法管理范围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认为，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纽约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长、《司法管理：美国经验》一书作者德尔玛·卡伦（Delmar Karlen）教授认为，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还包括法院结构、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赢得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赞许，认为德尔玛·卡伦教授秉承了庞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尔特（T.Vanderbilt）的传统，将司法管理的领域由传统的法官的选用、任期、退休及罢免；法院结构等等这些“传统内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律师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国常称为“风险代理费”）等领域，继续前辈们“为更好的法院而战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业；[4]此外，乔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认为，司法管理这个术语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5]
上述几个关于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理解实际上异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内部管理的框框，着眼于更为广泛的视野，追及政治制度、宪政体制、立法制度层面，放眼律师制度等广义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响司法制度品质的一切因素，研究视野要远远较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诉讼运行的管理要来得开阔。其范围在纵向上，既涉及宪政制度层面（如“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为立法问题）、法院系统管理层面（如“法院结构”）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层面；横向上，则围绕“法院管理”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围拓展到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律师收费方式等广泛内容。

（二）狭义的定义

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管理给予外延较为狭窄的定义，如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认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 ；[6] 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7]即实际上将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围限定在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上，与前面提到的“法院内务管理”似乎相通。
这是两个比较偏重于微观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义，在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成功与司法独立问题解决后，作为司法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无不妥，但在目前中国司法尚未真正独立、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正在构建，“法院何以成为法院”这一司法权在国家宏观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合理配置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围如果仅仅局限于法院组织、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或法院内务管理这几个领域，极有可能见木不见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质、劣质运行的病根，从而难以开出真正有效治疗各种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实上，当年援引格里克关于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的界定来说明其对司法管理意义理解的贺卫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国司法管理制度当中的这两个突出的问题后，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8]笔锋所及，远非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所限，而实质上是在“为更好的法院而斗争”这一广泛意义上探讨中国司法管理问题。

二、从“管理”一词的管理学定义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管理学论著当中，对“管理”一词，自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思想家、管理学家、学者对管理进行过研究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管理学及管理哲学方面的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跳出对“科学管理”、“管理科学”、“企业管理”不当理解可能带来的巢臼，在更广泛的范围、更开阔的视野上把握“管理”涵义，从管理学角度获得对“司法管理”丰富内涵的理解，带来更为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管理”意义的历时简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就充满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军事家孙膑则以“田忌赛马” 的故事闻名于世，而该故事蕴涵着现代对策论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宫” 的故事则无论是从系统工程角度，还是从生产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复玩味的经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Hammurabi） 时期，不仅为治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强大而完备的司法、行政和军事机构，而且，著名的、长达282条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以法律形式来调节全社会的商业交往、个人行为、人际关系、工薪、惩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9]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问题，认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雇佣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会犯错误” ；[1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研究了国家管理问题；另一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以《家庭经济》为题研究了家政管理和农业。
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管理思想出现，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等。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转向以工厂为单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效率与效益问题、协作劳动之间的组织和配合问题等新的管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现了不少新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莱特的科学管理实践、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小瓦特和博尔顿的科学管理制度、马萨诸塞车祸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欧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尤尔的工厂秩序和法典、汤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尔西的奖金方案等，[11]对于后来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两种“古典管理理论”出现以后，经巴纳德、梅奥、赫兹伯格、卡斯特、德鲁克、卢桑斯等等众多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贡献，管理理论又已经形成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12]出现了众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艺术，是科学，是决策，是过程，是“目标、责任加实践”……；此外，就不同层次进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种技巧，看成一种技术，看成一种方法论，甚至看成是一种数学或哲学。
近年来似乎数理管理理论更受管理学者和学界的青睐，例如，进入21世纪后方才几年，就有两年的诺贝经济学奖授予给了“计量经济学” 的学者， 甚至还有“没有数学的管理只是唾沫，绝非学问”的嘲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管理理论的衰落与过时。因为就管理学理论本质而言，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无论这“管理理论丛林”如何树木丛生，无非是对人文管理理论与数理管理理论的偏重与“性格组合”而已：即要么属于人文管理理论，要么属于数理管理理论，要么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组合，两者永远相辅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为管理不仅仅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在数理与人文的立场上，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国管理学界对“管理”意义的一般理解

鉴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要给“管理”下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定义绝非易事。可以带着夸张的口气说，有多少管理学家（或多少种管理理论），就有多少个关于管理的定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论，以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无从认识。
实际上，无论什么派别，无论是以人文的或数理的语言表达其对管理的理解，“目标确定”、“资源优化”以及“管理实践”或“管理活动”这几项是任何一个管理学者不能遗忘的基本要素；再则，对于研究中国司法管理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这一应用管理学问题而言，就一般管理学基础理论进行过多的探讨也不可能，故而绕开烦琐的考据和争论，采用我国教育部统编教材的定义，即“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13]简言之，可以将“管理”理解为确定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
在对管理进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础上，从逻辑上来说，就可以推导出“司法管理”的定义——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响或承载司法权运行的组织（制宪机关或立法机构、司法系统或法院系统、法院、法院内部机构、审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司法管理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司法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司法资源，以实现各种司法目标”，或者说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司法目标、司法资源和司法管理实践（司法管理组织活动或过程）。
这个从管理学原理当中推演出来的“司法管理”的定义与司法管理学者的有关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为更好的法院而进行的战斗”、司法管理“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的相通之处：“更好的法院”、“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视为对一定层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标精辟的注解；管理资源及管理实践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 、“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战斗”等等用语，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司法管理资源的多样性，当然也必然预示着司法管理活动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从一国司法权的自上而下的合理运行角度考虑，“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绝非轻松之举。除了任务的繁重、事务的众多以外，利益的冲突乃是司法管理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从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事项的列举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管理”一词已经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务文件的篇幅，有关“司法管理”内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司法实务文件当中“司法管理”所占篇幅及内涵的演变，进行简要的历时考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对外公布的工作报告， 尽管从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始就强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并越来越关注审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问题，但是，其后几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并没有出现过“司法管理”用语，甚至“管理”一词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报告出现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问题，并将“法官管理”和“法官选任”、“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并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职能之一“控制”进行替代，足见此时对“管理”内涵理解的狭窄；2001年工作报告提到“执行管理新体制”问题，使“管理”一词在与“体制”的搭配当中扩大了内涵；2002年工作报告触及“法官与法院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问题，2003年工作报告则论及“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类管理制度”等多项司法管理问题，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项明显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词。
2004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费字1,748个，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为题，专章论述 “落实以审判流程为重心的审判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公正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重心的法院队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以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心的司法政务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动效率”；“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解决“告状难”、“申诉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质不够高”、“少数法官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等“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围。
而发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继续同样论述了“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司法管理问题 ，甚至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内涵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在“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依法审理民事案件，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切实解决“申诉难”问题；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加强对审判质量工作的指导，促进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加强对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指导，方便群众诉讼；加强对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导，完善中国特色审判制度；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办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和委托调查取证等工作）、“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调查研究，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审判水平）、“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教育活动；严格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积极推进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着力解决基层法院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等标题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样了，是否意味着对“司法管理”内涵理解上的“缩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的标题下，涉及到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几乎恰恰占据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全部篇幅，“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具体论述，并且“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这些 “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将“司法管理”范围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势头。
鉴此，我们可以说，司法管理的内涵，在我国司法实务文件中，从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内务管理，再向法院体制外进行拓展，有逐渐深化的趋势；并且，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这种拓展趋势与当年德尔玛·卡伦教授所认为的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还包括法院结构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结论：司法管理——一个内涵广泛的话语

综合以上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有理由对司法管理作一范围广泛、内涵深刻的“广义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对于司法管理这一内涵丰富的话语，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义的学问和艺术。而要实现作为矫正正义的司法正义，完全不考虑源头上正义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机关本身做好内部管理，或者说做好中观、微观层面的司法管理，实现司法系统内传送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义（proceral justice）的目标,又要从源头抓起，从国家政治管理或者宪政的宏观层面管理好司法，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开始，为最终提高司法质量做好前提性、基础性的管理工作。从司法系统内部及外部进行司法的“全面质量管理”，决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围、环节、内涵要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宽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构建更好的法院，内容涵盖法院内务管理、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司法权的宏观配置、对与司法运行质量密切相关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管理、监狱管理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广泛范围及丰富内涵决定了司法管理活动的以下几个特点：（1）广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均可能成为司法管理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单纯的法院审判管理广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侦查、检察、仲裁、执行、监狱、律师、劳动教养、法律援助、公证、调解等“广义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为这些方面制度运行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到司法制度好坏。此外，“管理”内涵的广泛性也成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2）动态性，即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与具体管理目标的不同，影响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管理环境、管理目标形成互动，从而司法管理各具体内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别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内容所占份量与比例会发生改变；（3）开放性。同样，除了已经列举的内容以外，随着对诉讼影响力或相关性的增强，“传统”的司法管理内容会不断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毕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诉讼是司法的最终产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时忽视主要矛盾。
第四，对于司法管理的具体内容，可以结合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综合理解。纵向上，可以按照“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的宏观配置这一宏观层面（宪政层）展开，过渡到“司法系统-法院系统-司法组织”的中观（司法体制层），再到某一具体法院的内务管理（财务、人力资源、装备、信息等等）与审判管理；横向方面，则以法院系统为核心，扩展到侦察、检察、公证、律师、仲裁、狱政、司法教育及考试等多个方面。纵横结合，并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体全貌：（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层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6）司法财务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内容，大致可分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关注宪政视野的司法权力及相关权力的宏观配制、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以及国际司法关系等问题）、法院管理（法院内务管理、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诉讼运行管理等内容）、诉讼相关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公证管理、法院对仲裁活动的监督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三大领域。
最后，司法管理的范围广泛性及内涵丰富性决定了其与“司法改革”难分难舍，形成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关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内涵密切相关、外延高度同一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的破与立、变更与稳定、突变与渐变、激情与理性、发散与收敛细微差别，笔者将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韦群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❼ 英国19世纪政治民主化进程。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关键词]民主化;“城市自治机关法”;英国；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其中，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三次议会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社会强烈的自治传统，各地的地方事务一直带有浓厚的地方和区域色彩，所以仅从中央政权的角度考察其社会民主化进程是远远不够的。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体现在议会改革中，而且也体现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国学者对于议会改革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对地方政府改革则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国19世纪城市政府改革与社会民主化进程间的关系，以加深对近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一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需要。城市的急剧扩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发展变化，使新兴城镇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治安等管理问题。19世纪上半叶，从卡图街密谋到滑铁卢事件，社会动荡不宁，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住房拥挤不堪，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且不用说公园、绿地、博物馆、艺术馆之类，连最基本的生活设施都谈不上。因此，城市发展本身的压力导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传统。在政治领域，恪守传统“小政府”的“无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传统，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地方事务介入越少越被认为合乎传统。在经济领域，自17世纪革命以来，亚当·斯密等人宣扬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义而深入人心，几乎成了英国经济生活的金科玉律，人们深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地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视国家干预为对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纪，城市治理大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模式，分为自治城市和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其治理方式各异。

一类是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它们没有特许状，也就没有自治市政府。从政治治理角度讲，它们与周围的乡村一样，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缴纳郡区税(countyrate)。[1](p2)换言之，它们虽在物质形态上已发展为城镇，但在治理结构和精神状态上仍停留在乡村，以古老的教区、采邑等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幅度狭窄，职能有限。

另一类是自治城市。在英国历史上，自治城市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不少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其共同点是得到过王室的特许状，有权选举自己的市政官员，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内部事务，还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自治城市还有一个市议会，由12—24人组成，负责监督城市管理并备顾问。”[2](p300)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为城市豪门所控制，视市政如家政。于是，市政当局成为城市上层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连襟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无力应付日渐繁杂的城市事务，更与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虽说市政官的统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当局，但作为一个整体，旧式的城市自治体是以低效、封闭为特色的。这些市政衙门往往成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转变职能，成为为城镇大众服务的公共机构，走上民主之路。它只为城市有产者利益着想，不关心城市大众的福祉，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严重脱节，与时代格格不入。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并非“无为”而所能“治”。面对日益复杂和尖锐的城市问题，各城镇恪守在经验中求实的原则，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请议会通过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员会、征收地方特别税来应付必要的开支，以解决专门问题。他们成立了约300个城镇改善委员会，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组织。其中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改善委员会工作较为成功。早在18世纪下半叶，伯明翰的改善委员会就成功地清除了街边有碍交通的障碍物，如凸肚窗、门前的石阶、地下室入口等，从而得以铺设起人行道，安装街道照明设施。19世纪初，委员会获得了新的权力，有权征收新税和举借贷款，经济实力增强，工作更有成效。曼彻斯特的第一个改善委员会是1765年成立的警务委员会，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涉足铺路、照明、拆迁、消防、供水、清洁和煤气供应等领域。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改善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专项治理工作，无法全面应付城镇问题。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英国经济基础的变动迫切需要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革。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经济生活中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北方一些工业城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本身是非国教徒的天下，其兴盛繁荣全赖非国教徒，但城市却仍然受旧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团法》的制约，非国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参与地方管理的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实力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极不相称。

这样，这时英国城市政府或已沦为某些私人的产业，或停留在农村统治体制下，无法为日益扩展的城镇提供服务，城市政府的改革确实势在必行了。此时，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风起云涌，但毕竟没有发展成法国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理智退让，以让中产阶级分享权力而获得协调。这种英国式的改革开创了在体制内消弥乱源的先例，使19世纪成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从而构成英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从改革的决策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它实质上是1832年议会改革的续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该法规定：第一，在178个城市里，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政自治团体，用选举产生的城市政府取代旧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构成。市议会是城镇自治机关的权力机关，其成员由该城所有缴纳地方税②、并有3年居住资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选举产生，从而为全国统一了市政选举的资格标准;市议会再选举市长、市参事会;市议员任期3年，每年改选其中的1/3，参事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1/2，市长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废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司法权转交给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实现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分离。第三，市府财政公开，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不得为私人利益或娱乐之用，从而增加了市府财政和透明度，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规。最后，市议会的讨论公开，允许公众旁听。这样，通过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开、民主的城镇政府取代了封闭的旧式城镇寡头的统治，打破了城镇寡头对城镇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权限内制定地方法规，征收地方税收以平衡收支，负责环境建设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权力和职能日渐扩大，社会服务保障功能日益加强。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各式改善委员会的职能已转归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机构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权继承旧市政府财产，成为城镇的实权机构，但实际上，城镇寡头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因此城市议会只是逐步确立起其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城镇的社会职能仍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市政府、议会和参事会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机构的话，那么，19世纪末，又增加了煤气、自来水、电力、街道、下水道、公园、卫生、浴室、市场、图书馆、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机构，充实了政府体系。另外，还比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镇警察力量，以维持地方秩序。随着城市功能的扩展，城市政府的职责日益扩大，以适应变革了的城镇社会。新的城市政府较之旧的市政官，更能胜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纪英国市政方面的大部分问题是通过地方性立法解决的。当然，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

从城镇统治的方式来看，我们以1870年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为两个阶段。183521870年为分散式的统治阶段，其间针对城镇事务的繁杂和地方事务的专门性，创设了许多专门机构。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济贫法委员会，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卫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纪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个。[1](p153)但缺陷是许多中央的法令、条文大都是“任意性”的，采用与否全在城镇自己“，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4](p365)。19世纪70年代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开始统一规划指导地方政府工作，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才受到真正的冲击。1872年设内政部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和监督，并逐步充实中央政府的管理机构，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建立起现代政府架构。

虽然说《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决了郡级的设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伦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伦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决大都市———伦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规范，攻克了英国城市政府的最后堡垒。它规定，在1888年建立的伦敦郡区内重新建立28个首都自治市议会(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个伦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个教区委员会。[5](p477)

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这与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干预。“国家开始处理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设法缓和日益明显的社会紧张、城市问题和工业成熟所产生的问题，后两个问题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会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应付社会动荡、贫穷和城市扩展等难题。”[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机关法》即是从上而下由议会立法通过，由各城镇遵照执行，除明确列入其中的城镇外，其他城镇只可申请援引该法，因此其立法不带有强制性质，而是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其执行与否取决于各个城镇，因此有人称19世纪下半期为英国自治市的“黄金时代”。[7](p205)但它毕竟已是中央立法对城镇事务的有力介入。当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对于政府的干预还时有一些非议。例如，当1848年《公共卫生条例》颁布时《，经济学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编辑抱怨道：“疾苦和灾害，乃是自然的告诫，是无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还没有领悟到它们的目的和结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试图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结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国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为起点，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适应日益变动的城市社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对城市社会的各类问题作出回应。城镇越发展，城市规模越大，那么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任务越重，城镇政府机构便越扩大：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利(选票)与义务(纳税)相统一的基础上，重在其职责———为城镇大众服务，而不在其官位和个人得失，因此这种新的市政官员已不再是旧式的城市寡头，而是现代“公务员”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政府建设基本完成。

三

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不仅仅是对市政府上层建筑的有形改革，而且还在地方层次上开创了无形的民主化进程，它为城市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与三次议会改革一道，构成了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商业资产阶级人士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工匠们、棉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棉业巨头、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却因是非国教徒而没有发言权，政治大权操纵在土地贵族手中，使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衡，因而获得政治权利就成为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使命。由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渐进变革的传统，激进运动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逐渐退让，打破土地贵族的权力垄断，摆脱市政寡头对城镇的控制，建立起较为民主、开放的政治统治，所以民主与改革便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篇章，并诞生了密尔(旧译穆勒)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并让公众参与政治决定。[9](p780)而下层人民则提出了《人民宪章》，要求普选权，把获得选票、参与政治当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这样，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不仅中产阶级，甚至于工人大众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利。这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其民主化的总趋势是无可否认的。资产阶级开始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据统计，1865年，在议会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业、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占一半以上;到1900年时，后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办事机构中，通过文官制度改革和军队中的改革，使中产阶级代替了世袭的腐败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经济强人在市镇领域取得与之相应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兴工业城镇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很快掌握了政权，如以曼彻斯特周围的工业城镇为例，罗契代尔和索尔福德的市议会中，从1856年到1890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比例从52.5%上升到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的市长中，有60%以上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出身[10]。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脱节的矛盾，通过改革、调整，逐步改变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之最终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原则。1869年的市政选民法给予所有拥有一年居住资格的纳税人投票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权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纳税人都有权在郡、行政教区投票，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难怪科布登说“市政改革法是我们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35年《城市自治机关法》规定的纳税人资格条件事实上使当时的英国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选举权，城镇纳税人数目甚至大大少于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选民数目，因而并不能说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强调说，它与1832年改革法案一样，都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两党政治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辉格党在地方上排挤托利党势力④，与民主相距甚远。但是我们认为，虽然从选民数量上来说，也许1835年的市政选民确实不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数字，而在于其基本原则，它以纳税人的资格取代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体现了纳税义务和投票权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变拥有财产收入之多寡的选民资格为向城镇公共事业贡献大小的纳税人资格来确定投票权利，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虽然从数量上说，1835年纳税人只占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纪的大宪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汇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质才愈来愈体现出来一样，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纳税人选举权的资格，恰恰是奠定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与中央的议会改革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也开始加入了城镇选民的行列，况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实行了成年公民选举权。[13](p129)到19世纪末，选举权已扩展到全体公民，民主选举赋予城市政府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市政官员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还具有指导性和现代性。它不仅把民主和代表原则运用到所有城市，而且还推广到郡县等农村地区，从而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政治精神的起点。随着19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时的乡村居民已经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况且从中央一级来说，农业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议会选举权，因而农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于此。1888年法案规定设立郡和郡级市政府，1894年法案则规定设立都市区、农村区及教区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级市设立民选的议会，区设区级议会，教区有教区议会;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并拥有表决权，从而使民主和开放性原则在基层得到贯彻。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机构。

由于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开性和自由性等社会属性，英国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开其端，并在有着自治传统的城市率先试行。在城市，人们的民主意愿最为强烈，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民主思想的传播极为容易。城市先行、农村随后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国的传统，还回应了英国的激进派运动和其后的宪章运动。因此，城市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开放性特点，并体现了行政管理公开化的趋势。改革法虽然只涉及了178个自治城市，其目标和对象是对自治城市的市政团的改造，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此，它还为非自治城市的相应改革打开了大门。它规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请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则，这就为非自治城镇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从1835—1855年这20年中，就有22个城镇(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兴工业城镇)据此组织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国已经有了313个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见，1835年的改革法并不仅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个城镇，而在于为其他城镇的相应变革作了准备，尤其是为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型城镇提供了进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径。

改革还体现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首先是决策程度的公开性。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样。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做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做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市政厅建筑还体现出城镇民众日益表现出来的市民自豪感，它们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建筑起精美、雄伟的市政厅，在建筑规模、装饰、布局方面相互攀比，体现了城市市民急于改变新兴工业城镇的形象的愿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厅都有大型的风琴，以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会，把雄伟的建筑物与提高大众的艺术欣赏与审美能力结合在一起。其宽敞的厅堂、巨大的规模、成组的风琴，表明了市政厅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很显然，这样的市政厅就不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官府衙门，音乐也不再体现上流社会身份地位，而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为了使新的市政厅真正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设立市政府时决定，市政厅应该是城市生活与精神的体现，应位于市中心，建筑在制高点上，应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高塔，一个巨大的钟楼。[4](p211)。市政厅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达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场合，王室成员的光临、盛大的集会、隆重的庆典，成为一般的场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厅竣工剪彩时，威尔士王子光临，还有174节火车带来的6.6万观众，该市组织了1万名主日学校的学生表演节目，一支500人的大型乐队演奏乐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兹市政厅竣工剪彩时，还举行了产品展销会与大型音乐会，女王夫妇的到来更把庆典推向了高潮，城内到处彩旗招展，横幅临空，花团锦簇，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正如水晶宫博览会成为1851年的标志一样，利兹市政厅成了1858年的象征。[14](p1742176)它体现了市民时代的自豪感，显示了公众精神和城镇生活的开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气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英国大选时的计票处领略到19世纪市政厅建筑的风采。19世纪中叶建成的市政厅还成为与乡村地产斗争中的堡垒。[12](p22)如果说乡间城堡曾是农业英国的势力所在，那么如今，市政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时代标志。其次，市议会的会议允许市民旁听，体现了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大众参与。最后，在市政府经费上实行公开原则，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进行账目审计，审察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审计员由市民选举产生，市镇司库受命对账目进行摘要，其备份由纳税人公开审查。可见，19世纪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强了城镇行政决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充当了大众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民主理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这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权，但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开性特征本来就是基层民主的温床。英国经验理性的民族传统、在探索中前进的行为技巧，为英国大众民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关于普选权
19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普选权运动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目标在于把选举权扩展到所有种族。但对于女性的女性普选权或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则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重视。而最早的普选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早期，聚焦于减除选举所要求的财产条件。

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选系统其实还是排除一些人的选举权。比如，拒绝承认犯人投票权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几乎所有司法系统都拒绝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权。

由全民普选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
普选权只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现象。起广泛性并不能说明民主化的程度。

❽ 各国政府的政府构成

关于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发现许多人一知半解，导致了对许多事情判断发生失误，本贴可作为知识普及贴，也愿意与政治学高手们切磋。
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论述要论述一下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半议会制的主要特征：

先说总统制的特征：
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有的名义上不是，有一个总理，但其实总统才是真正的政府首脑，如俄罗斯、韩国等）、又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1） 总统，议会选举分开进行
（2） 总统向议会提出立法建议，但国会既可以通过，也可以否决（一半以上多数）
（3） 议会通过的法案，总统不满意的，有否决权，但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
（4） 总统提名总理（有的国家没有）和部长，并可以罢免他们
（5） 总统无权解散议会（有的可以解散，但有严格限制，不能主动解散）
（6） 议会也无权因为对总统工作不满意而通过对总统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总统辞职，只能在总统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弹劾总统
（7） 总统组织外交谈判，缔结条约，但条约要议会批准
（8） 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统帅三军，但对外国派兵要议会同意
（9） 总统颁布的总统令和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但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10） 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但要议会批准，一经人民，除非违法犯罪，不能罢免，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法院（有的国家专门有宪法法院，有的国家是最高法院）有违宪审查权，可以裁定议会通过的法律和总统为首的政府颁布的总统令和行政命令违法宪法而裁定其无效

1 美国总统权力很受制约
（1）总统，议会选举分开进行，总统所在的党不一定是国会的多数党
（2）政党纪律松散，即便总统所在的党在国会中占多数，总统的法案也不一定能通过
（3）总统虽然有否决权，但不是绝对的，国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
（4）国会有极大的预算审查权，对总统的预算，既可以取消或削减某项拨款，也可以增加总统没要求的拨款，或增加总统预算中某项拨款的数额
（5）总统的否决权不是单项的否决权，国会对某项可能被总统否决的法案，可以以修正案的形式附加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的法案后面，让总统难以否决
（6）美国是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特征是最高法院只有在具体案例中才可以否决某项法律。如果国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某法律，只要没有适用该法具体案例，总统提请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否决它
（7）总统无权解散国会
（8）总统违法犯罪时，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可以直接弹劾总统，不需要法院复审，一旦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某法律，总统不敢不执行，否则有被弹劾的危险（而在有的总统制国家，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弹劾总统后，还需要法院复审才能生效，总统如果得到法院支持，哪怕该法明显不违法宪法，总统不得不宣布其生效，但也可以无耻的不执行，反正就是公开违法犯罪了，国会单方面也不能弹劾他。当然，在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弹劾总统后还需要法院复审才能生效的总统制国家，总统无耻的不执行已经通过的法律的情况也不会太多，因为多了，可能引起选民不满，影响下次选举，而且法院也不一定次次都在总统一边）
（9）如果说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的法案，万一有了具体案例，总统还有机会提请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否决它的话，那么总统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特别是涉及修改现有法律的法案被国会否决，总统没有任何理由说它已经通过（因为虽然总统颁布的总统令和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但它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总统否决总统某项法案也不涉及任何违宪的问题），毕竟国会是公开否决的，总统和法院最高都没有理由提出异义，只能看着该法案无法执行。偏偏美国法制健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规定，总统稍微对现有政策作出调整，往往都涉及到现行法律的修改，必须国会批准
（当然，不与现行法律抵触的政策，有时总统可以颁布行政命令执行，因为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只要不与法律相抵触就可以了）

2 俄罗斯总统权力虽比美国总统大，但也只是稍微大一些，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大四倍那么恐怖，也很受制约。俄罗斯总统权力看上去比较大，是有特殊原因的，并非现行宪法所致
（1）总统，议会选举分开进行，支持总统的党不一定是议会的多数党
（2）总统不能加入具体的政党（当然总统要顺利执政在国会中肯定有政党支持，这些支持总统的党被称为“政权党”，但总统不加入他们，就与他们组织上的联系，这使得即便支持总统党在议会中占了多数，总统的法案也不一定能通过）
（3）总统虽然有否决权，但不是绝对的，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
（4）国会有比较大的预算审查权，在审议政府的年度预算，既可以取消或削减某项拨款，也可以增加总统没要求的拨款，或增加总统预算中某项拨款的数额
（5）总统的否决权不是单项的否决权，议会对某项可能被总统否决的法案，可以以修正案的形式附加在总统要求议会通过的法案后面，让总统难以否决
（6）总统虽然可以解散议会，但只在议会否决总统任命的总理的情况下，其他情况不能解散议会。所以可以说，俄罗斯无权因为议会否决他提交的法案而解散议会（至于总理人选问题，议会完全没有必要为否决一个做不了主的总理任命而甘愿冒着被解散的危险）
（7）如果说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的法案，总统还有机会提请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否决它的话，那么总统向议会提出立法建议特别是涉及修改现有法律的法案被国会否决，总统没有任何理由说它已经通过（因为虽然总统颁布的总统令和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但它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总统否决总统某项法案也不涉及任何违宪的问题），毕竟议会是公开否决的，总统和宪法法院都没有理由提出异义，只能看着该法案无法执行。现在的俄罗斯法律已经比较健全了，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规定，总统稍微对现有政策作出调整，往往都涉及到现行法律的修改，必须议会批准
（当然，不与现行法律抵触的政策，有时总统可以颁布行政命令执行，因为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只要不与法律相抵触就可以了）
（以上7点与美国有相似之处）

俄罗斯总统权力虽比美国稍微大一些的方面
（8）俄罗斯是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特征不不一定要在具体案例中才可以否决某项法律。如果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某法律，总统可以直接提请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来否决它
（9）总统违法犯罪时，国会三分之二多数不可以直接弹劾总统，需要法院复审，一旦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强行通过某法律，总统如果有法院支持，哪怕该法明显不违法宪法，总统不得不宣布其生效，但也可以无耻的不执行，反正就是公开违法犯罪了，国会单方面也不能弹劾他。
（但注意着两项不是总统单方面权力，要有法院支持才行，但法院也不一定次次都在总统一边。另外，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法案，总统在有法院支持的情况下就无耻的不执行的情况也不会太多，因为多了，可能引起选民不满，影响下次选举）
（11） 国会只有在审议政府的年度预算时期才既可以取消或削减某项拨款，也可以增加总统没要求的拨款，或增加总统预算中某项拨款的数额。通过后到审议下一年度政府预算期间不可以这样，这期间议会只能被动审议政府提交预算修正法案
（但注意这一项虽然比不上美国国会，但也比很多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议会只能取消或削减政府预算中的某项拨款，不能增加政府没要求的拨款或增加政府预算中某项拨款的数额的权力要大，而法国，德国，韩国等很多国家都规定议会只能取消或削减政府预算中的某项拨款，不能增加政府没要求的拨款或增加政府预算中某项拨款的数额）
（以上可见俄罗斯总统权力仅仅比美国稍微大一点，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大四倍那么恐怖，也很受议会的制约。因为，第一，总统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法案在议会中通过。第二，两国的法律都已经比较健全了，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规定，总统稍微对现有政策作出调整，往往都涉及到现行法律的修改，必须议会批准。第三，总统无权因为否决他的法案而解散议会，议员可以没有风险的否决总统法案）

俄罗斯总统权力表面看上去比较大，是有特殊原因的，并非现行宪法所致
（12）叶利钦时期，他威望有时很低，但那时俄罗斯刚刚独立，很多方面没有具体法律规定，总统可以暂时颁布总统令作为临时法律，不需要议会批准，所以他可以经常无视议会
（13）到了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法律已经比较健全了，方方面面都有法律规定，总统稍微对现有政策作出调整，往往都涉及到现行法律的修改，必须议会批准了。但偏偏普京威望极高，多数议员依赖普京才能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的票数，所以他们不敢否决普京的任何法案。
到了以后的总统没有那么高威望时，议会权力就可以表现出来（下任总统还不一定，因为极有可能是普京指定的接班人，会被多数选民视为普京的化身而继续威望极高，但再以后就不一定了，那时议会权力就可能表现出来）

3 总统制下总统虽然很受制约，但不可否认，总统权力仍然很大
（1）总统组阁，部长由总统任免，美国总统提名的部长虽要国会的参议院批准，但总统也可以休会任命，休会任命的官员虽然任期较短，但毕竟不需要国会批准，博尔顿的任命就是一例
（2）总统的否决权多数时候都有效果，总统能当选，表明其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即便其所在党无法在议会逐过半，至少可有三分之一以上席位，即便政党纪律不严格，但多数时候还是一致的，至少可以保证大部分时候总统否决权还是有效的
（3）总统的总统令和行政命令只要不与法律抵触，就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4）总统全面领导政府工作
（5）法官提名主导权在总统，法官当选后虽然独立，但与总统一致的可能性大一些
（6）外交主动权在总统，议会只是事后批准
（7）总统是三军统帅

再说说议会制的主要特征：
（1）国家元首无论是总统还是国王都是形式上的，没有实权
（总统制下总统是掌握行政实权）
（2）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占一半以上多数，那个党的领袖就是政府首脑，叫做总理或首相，掌握行政实权
（总统制下政府首脑选举与立法议员的选举完全分开）
（3）议会如果对政府工作不满意而通过对总理或首相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总理或首相辞职
（总统制下议会无权因为对总统工作不满意而通过对总统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总统辞职，只能在总统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弹劾总统）
（4）总理或首相可以主动解散解散议会（包括在议会对政府工作不满意而通过对总理或首相为首的政府的不信任案时也可以解散议会，然后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由新选出的议会来决定政府的去留），但对议会通过的法案没有否决权
（总统制下总统无权主动解散议会，但有否决权）
（5）以总理或首相为首的政府组织外交谈判，缔结条约，但条约要议会批准
（与总统制一样）
（6）总理或首相是实际上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统帅三军（总统或国王只是名义上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对外国派兵要议会同意
（与总统制类似，但实际上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是总理或首相，不是总统，总统只是名义上的）
（7）总理或首相表面是议会选出的（其实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占一半以上多数，那个党的领袖就是总理或首相，掌握行政实权，选举只是形式），总理或首相选出后组阁，任命部长
（总统制下总统由选民直接选出，然后组阁，任命部长）

4 总统制下的总统和议会制下的总理或首相谁权力更大？
应该是议会制下的总理或首相，原因是
（1）议会制下哪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占一半以上多数，那个党的领袖就是政府的总理或首相，掌握行政实权，保证了总理或首相的党必然是议会的多数党
（2）议会制下议会选总理，且政府必须在议会中占多数，这就要求政党纪律必然比较严格，议员必须按党领袖（占多数的是执政党，党领袖就是总理或首相）的意思投票，如果违反了就可能被开除党籍，而没有党籍，以独立议员很难选上议员，议员不敢轻易背离自己的党投票
（3）政府可以主动解散议会，议会否决了政府的法案，政府可以认为议会已经不信任政府了，政府就可以解散议会，虽然政府自己有在选举中失败的危险，但议员自己也有落选的危险，所以不敢轻易否决政府的法案
所以表面上看，从法律条文看，总统制下的总统比议会制下的总理或首相权力更大，实际相反
据统计，在议会制国家，总理或首相的法案在议会通过率为95%以上（意味着几乎都能通过）
在总统制国家，如美国，如果总统所在的党在国会中不占多数，总统的法案通过率仅有50%左右，即便总统所在的党在国会中占多数，总统的法案通过率高一些，但也只有70%左右

❾ maple glen pa 19002 是美国什么地方

202 是门牌号
bolton court 是街名
maple glen 是城镇名
pa 就是滨州缩写
19002 是邮编
具体地址可以打开google map 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