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进社区

❶ 法律对青少年犯罪低龄化采取的措施

当然有，
民法中，不满14周岁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4-16未部分行为能力人，
16能自己独立赚钱，工作的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8以上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刑法中，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❷ 怎么应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加强房管部门监管以及相关政策引导
在我国，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部门为房管局的物业科，要从源头上减少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数量，物业管理部门必须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宏观指导。笔者认为完善科学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招标、投标制度，让有资质的服务意识强的物业服务企业来竞标，定期监督、检查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对不符合标准的物业服务企业发出整改通知，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作出整顿等一系列措施均可保障物业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减少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数量，并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和物业服务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物业服务合同具有公益性，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也具有公益性，特别是在公共设施的维护方面更体现了公益性特征，物业管理部门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通过各种方式引导物业服务企业以及业主自动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提高履行合同义务的自觉性，才能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才能促使业主自觉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主动履行业主的义务，从而共同促进物业企业的发展，创建一个优美和谐的生活环境，实现双赢。
（二）成立社区调解组织，调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调解是在第三方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为依据，对纠纷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活动。随着近年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逐渐增多，笔者认为在社区设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已很有必要，社区调解组织的成员可由社区工作人员、业主委员会主任、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关人员、社区法官等组成。一旦发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时，首先由社区调解组织居中调处，对争议大、矛盾突出的纠纷在调解无果后告知双方当事人可向管辖法院提起诉讼。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基于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业主一方人数众多，达到完全意见统一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是否愿意调解、是否愿意接受调解的结果方面，可以通过全体业主表决决定，也可以采取类似于《物权法》中的业主专有面积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和业主占总人数的双重比例的办法来决定。在社区调解组织的调解下，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自觉履行，不仅能维持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也有利于建立和谐舒适的社区，更有助于提高物业服务的质量和标准。
（三）法官进社区、现场释法解决纠纷
社区法官机制虽不是新生事物，但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频发的背景下法官进驻社区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法官进社区主要是指社区所在地法院定期派驻法官进社区进行法律宣传、咨询和诉前调解纠纷，收到了良好成效，笔者认为该项举措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有效推动和谐社区的建设，尤其对于社区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解决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前所述，社区法官可作为社区调解组织的成员，根据生活经历和自身审判经验，深入社区开展法律宣传,定期或不定期走访社区了解社区民情,就地开庭起到“审判一案、教育一片”效果，有效化解发生在社区内的各种纠纷，尤其是几年来逐渐增多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此外，为了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由社区法官独自调解纠纷，对于经验丰富的民事法官，通过释法明理，能有效解决大部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并能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要做好该项工作，必须坚持把“法官进社区”与普法、依法治理相结合，与人民调解工作相结合，与司法公开相结合。对法官个人来讲，一是要当好普法宣传员，二是要当好矛盾调解员，三是要打造综治社区服务平台。这些做法既能使已经发生的矛盾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防止扩大化，也能随时掌控社区的动态，将潜在的纠纷和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使纠纷在还没有恶化之前，就得到缓解，并最终得以消化。
（四）仲裁解决
仲裁是指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事先或事后达成协议，把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争议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作出判断。仲裁对有效解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有着重要的意义。仲裁一般以双方自愿为前提，范围一般为民商事纠纷。仲裁程序相对于解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其他方式具有自愿性、专业性、灵活性、快捷性、独立性等特点，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及时、公正、有效地解决提供了程序保障。事实上，许多物业服务企业在预先设定的物业服务合同中已载明如有纠纷交由仲裁委员会仲裁，这表明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是物业服务逐步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趋势。适用仲裁方式解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既能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效率，又能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相关法律依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当事人在穷尽了所有的解决方式后仍然不能解决纠纷时，会选择诉讼途径。诉讼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目前我国物业服务合同方面的纠纷大部分进入了民事诉讼程序，但在该类纠纷的审理中，法院遇到了重重障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物业服务合同相关的立法层次低、行政色彩浓，规定过于概况，操作性不强，实践中，法院审理物业合同纠纷案件时，通常以《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为依据，但是这些法律并无直接关于物业服务的内容，《物业管理条例》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又过于原则，造成了法院对该类纠纷的法律适用难。由于我国物业服务合同方面的法律依据不足，政策引导不够，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前文已有叙述，在此不再赘述。因此要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保障法律的公平公正统一适用，更好地解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就需要制定物业服务合同方面的相关法律，提高物业服务立法层次，统一规范物业服务活动，明确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中明确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建立配套的实施细则，细化物业服务合同，指导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促进物业服务合同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一步促进物业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❸ 四官进村是哪四官

四官进村的四官指法官、警官、检察官、司法服务官。

洛阳市开展过“四官”服务队进村（社区）活动，洛阳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常态化开展工作推进、督查暗访，按期高质量实现了“四官”服务队进村（社区）服务“全覆盖”和村（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站建设任务。

2020年，洛阳市委政法委扎实推进“四官”进村（社区）担任平安村官，共组建2817支“四官”服务队，服务队成员4787人，进村和社区开展服务活动41966次，入户走访群众15万余人次，提供法律咨询38600人次，化解矛盾纠纷8174件。

着力打造群众身边的心理服务机构——村（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站，定期组织专业心理服务人员为群众提供专业、便利的心理健康服务。

全市共建成1066个村（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站，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全市各级共建立心理服务志愿者队伍319支，全年开展心理服务培训453次，向群众提供心理咨询服务10万余人次。

“四官”进村服务活动的作用：

“在农村，像这类赡养、婚姻等家事纠纷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况，仅凭一纸判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抓好诉源治理，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

这与正在开展的“四官”进村服务活动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利用“四官”进村机会可以多了解基层情况,多化解矛盾纠纷，效果非常不错。

❹ 社区治理六个能力

以党建引领力，强壮社区治理“主心骨”。强化党的意识和党的领导，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一条红线贯穿社区治理，突出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坚持党的领导一贯到底，让社区治理有根有魂，充满生机活力。
健全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推进市、区、街、社区的组织联动、责任联动、制度联动，驻区单位、新兴领域、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使党建有效嵌入和融入各领域、各组织、各方面。健全社区党组织工作网络，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组织架构，把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延伸到网格上、楼栋里、居民家，扎根在最基层、覆盖到最末梢，使党组织离群众最近、懂群众最多、帮群众最快，居民群众时刻感受党组织就在身边，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头雁”，实施基层党建“书记一号工程”，推行“书记项目”。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培养、选树一批谭竹青、吴亚琴式的“小巷总理”。以区域统筹力，下好社区治理“一盘棋”。坚持“统”的理念和“整”的机制，促使各行各业、域内域外、顶层基层等多方面资源、各方面力量有机链接、统筹利用，形成组织优势、政策资源、要素配置最大化，共同唱好社区治理“重头戏”。运用系统思维打法，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驻区单位隶属不同带来的“体制之痒”、推倒互不往来的“阻隔之墙”，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由自转到公转、单体到整体、独自到融合、粗放到精细的升级转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强化联动协同的实效性，发挥市域治理牵引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
强化街道的“龙头”带动，围绕赋能、扩权、减负，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以“轴心”功能，协调辖区各方，集聚治理优势。充分发挥社区“粘性”功效，综合考量各方利益、需求，搭好覆盖全域、扁平一体、运行有效的治理“大舞台”。以服务供给力，开启社区治理“金钥匙”。树立“居民就是我亲人”服务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既要见物、见事，更要见人，从需求处入手、问题处着力、矛盾处突破，用心用情用力搞好各项服务，增强社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指数。打造“四位一体”服务体系，积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有效拓展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把更多资源、服务放到社区，实打实地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实事。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定向委托、公益创投等形式，推进社会资源和群众需求对接，加强专业化服务。运用市场化思维，用足用好市场资源，增强服务活力。搭建立体多元服务平台，着眼于精细化、精准化，健全资源配置、信息收集、公共服务与事务处置一体化运行机制，做实做好网格化管理服务。有效盘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阵地，实现功能复合、一室多用和服务集成。整合辖区力量和资源，推动服务阵地由单一向多点、多元、多层转变，为居民群众、辖区党组织提供就近就便服务。依托“互联网+社区”，加大社区治理服务数字化转型，让治理更聪明、服务更便捷、居民更受益。以居民参与力，激活社区治理“细胞核”。发挥主人翁精神，依法有序组织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强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理念。认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依托党员示范带动、社区精英倡导、活动引导吸纳等载体，破解居民参与率不高、参与面不广、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大力推行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四步议事”工作法，广泛开展协商议事，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推动居民自治向小区延伸。长春市在疫情防控实践中推出的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治理联动机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坚持平战结合、联调联动，把“三长联动”常态化、制度化，并与“三社联动”“三治融合”有机结合，实现小区服务“零距离”、末梢治理“全覆盖”、居民诉求“快响应”，彻底解决“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问题。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倡导“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都是受益者”的理念，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治理。以党建带群建，推进居民群众再组织化，延伸党的工作手臂，把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变成“最美一公里”。以环境营造力，编制社区治理“基因码”。
在法治_境方面，引导居民群众懂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前要突出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实施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进社区，把矛盾和问题及时化解在基层。坚持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服务社区居民、维护稳定秩序。严守居民公约，弘扬公序良俗。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走出一条以党组织为核心、法理情融合推进的社区法治之路。在人文环境方面，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家庭、进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治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好家庭家教家风。实施“公约共纪”“社群再造”，找准居民文化需求共鸣点和兴奋点，使社区居民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活动方式紧跟新时代。
在宜居环境方面，着眼于生活、生产、生态空间三位一体，通过规划引领、专业运作、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打造一批活力街巷、口袋公园、慢行网络、绿地小品的街角空间，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用现代智慧和工匠精神，把历史文脉、红色基因、特色符号、时代内涵等元素植入社区，优化社区交往的公共空间，增强社区治理的文化底蕴和特质底色。以发展助推力，把握社区治理“指南针”。强化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社区治理现代化工作，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社区治理的关系，破解治理难题，增强发展动力。胸有全局、服务大局，跳出就社区抓社区、就治理抓治理的单向思维，对接省、市发展战略，融入发展大局，紧紧围绕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积极探索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提供社区答案。
尤其要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超前谋划，主动作为，在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实现深度融合发展，贡献社区智慧和力量。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考虑问题、开展服务、实施治理，聚焦满足人的感受、人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把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握问题导向，弘扬先进，总结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干而论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丰富新时代社区治理实践成果。来源：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