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院

Ⅰ 德国法院禁止特斯拉大肆砍伐森林，这意味着什么

在2019年11月特斯拉官方曾经宣布过，在2020年会在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的格伦海德（Gruenheide）建造新的工厂，也已经着手购买土地以作建厂使用了，但在2020年12月，德国法院发布了一项临时禁令，就是禁止特斯拉大肆砍伐森林，大家都知道建厂肯定是需要伐木的，法院禁止了特斯拉砍伐森林，那么特斯拉就没法建厂了，德国法院禁止特斯拉大肆砍伐森林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只是环保原因而已，德国对于环保看的非常重，德国百姓的环保意识也非常高，而特斯拉建厂需要的土地特别大，这就代表需要砍掉很多树木，这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所以才被法院禁止的。

那么你认为德国法院禁止特斯拉大肆砍伐森林意味着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Ⅱ 德国法院大法官的人数是双数而不是单数

你好！第一，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首席大法官只有一位。大法官若干名。第二，因法系不同，所有各国首席大法官任命程序、任期等都不尽相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Ⅲ 诺基亚起诉戴姆勒侵害专利 德国法院裁定戴姆勒败诉

易车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近日，戴姆勒与诺基亚的专利纠纷已取得阶段性结果。德国一家法院裁定，诺基亚在与戴姆勒的专利纠纷中胜诉，戴姆勒公司侵犯了诺基亚的移动技术专利。根据判决，诺基亚可以对戴姆勒实施销售禁令，并支付高额的保证金。而戴姆勒则表示会继续上诉。

从去年起，戴姆勒和诺基亚就技术专利问题摩擦不断，诺基亚要求戴姆勒在内的多家车企支付诺基亚的导航系统、汽车通讯及自动驾驶汽车等的技术专利费。戴姆勒之外的多家汽车公司与诺基亚达成了协议支付专利使用费用，但是戴姆勒拒绝，戴姆勒认为诺基亚的专利使用授权系统要求汽车供应商按照产品单独支付专利使用费用，涉嫌垄断，使用不正当手段收费。

德国法官并不认可戴姆勒的观点，认为戴姆勒和合作伙伴并没有以公平的条件与诺基亚签署授权合同。

这项裁决涉及到移动通信系统技术必须如何获得许可的核心问题。这一争端也突显出科技公司和汽车行业之间围绕导航系统、汽车通信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使用费的更广泛竞争。

Ⅳ 宪法法院的德国宪法法院

德国宪法法院分联邦宪法法院和州宪法法院两种，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独立行回使职权。答
联邦宪法法院内设两个评议庭，由人数相等的法官组成。第一评议庭负责管理公民基本权利和法律保障问题的宪法诉讼；第二评议庭负责管理涉及国家利益的宪法性争端。
宪法法院的基本职能有两项：一是对公民实现法律保障并对国家机关的各项活动进行宪法监督；二是解决联邦机关之间、联邦与州之间以及各州之间在职权及权利义务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保持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转。
联邦宪法法院受理宪法诉讼主要通过三种程序：具体的法规审查程序，抽象的法规审查程序，个人宪法申诉程序。

Ⅳ 名词解释 德国联邦法院 英国令状制度

联邦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主要负责解释《基本法》，监督《基本法》的执行，有16名法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推选一半，由总统任命，任期12年。正、副院长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轮流推举。此外设有联邦法院（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联邦行政法院（负责一般行政司法案件）、联邦惩戒法院（负责公职人员违纪案件）、联邦财政法院（负责财政案件）、联邦劳工法院（审理劳工案件）、联邦社会法院（审理社会福利纠纷）和联邦专利法院（审理有关专利问题的案件）。各级法院设检察机关，任务是对违法、犯罪提出起诉，但不受法院的管辖，不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也不独立行使职权，而受各级司法部门的领导。联邦行政法院设联邦最高检察院，由联邦检察长和数名联邦检察官进行工作。

普通法中的令状制度
李红海
普通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令状制度。所谓令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条子”，起初它由国王或教皇基于臣下的申请而针对某一特定主体（主要是权贵）发出。在12世纪初期以前，无论从内容还是用语方面，令状都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威及命令式的口吻，如“你必须将某物返还给某人”。但自亨利二世起，这些令状不再直接命令相对人如何做，而是要求他们到王室法官面前解决争讼，由法官而不是国王决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从此，令状由直接分配权利义务的“命令书”演变成了启动诉讼的司法文书——这便是在普通法法庭上开始诉讼的起始令状。我们把令状的这一发展过程称之为行政令状的司法化。此时，起始令状成为在王室法庭开始诉讼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国王通过自己的文秘署签发令状，当事人需出钱购买，因此它成为王室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但其意义却并不限于或不主要限于财政方面，而主要在争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方面。
王室通过颁发令状使普通法法庭的管辖权不断扩大，同时事实上也是在剥夺其他法庭的管辖权。我们通常所能想像得到的方式是，文秘署不断地基于各种案由为各种案件签发不同的起始令状，允许它们在王室法庭审理；又因为王室法庭与其他法庭相比有很大优势，如采用更理性的陪审方式来裁断事实问题，王室更能保证判决的最终执行等。因此人们不管遇到什么纠纷都纷至沓来，而原本依据“习惯”或“法律”对这些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却“吃不饱”了。这就是起始令状对于王室法庭司法管辖权的直接扩大，也是最常规的方式。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一些技巧达到此目的的间接方式。通过令状来获取司法管辖权的措施主要有：1．“无须应诉”。即被告在未见到王室令状时，无须出席在封建法庭开始的针对他的自由保有地的诉讼，这为封建法庭审理原来“当然”属于它的案件设置了前提条件，即需要王室令状开始诉讼。2．被告的选择权。在庄园法庭开始的地产权利诉讼中，被告可在传统的决斗裁断和王室法庭的陪审裁决之间进行选择。鉴于决斗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在王室法庭进行诉讼，这在实质上限制或剥夺了庄园法庭在这一问题上的管辖权。3．移卷令和错判令。这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将案件移至王室法庭进行审理或改判的令状。4．在某些诉讼上设立前置诉讼令。如在涉及可能是教会地产的纠纷中创设地产性质令状，遇此纠纷时首先由12名邻人组成陪审团在王室法官面前决定该争议地产的性质。若为世俗保有性质，则归王室法庭审理，否则归教会法院。5．还有些令状通过转换问题的重点来获取管辖权。由此可以看出，令状在国王手里是一种便捷的文书工具，他可以直接规定，也可以采取各种间接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
起初令状是针对个案签发的，因此差异很大。但后来类似案由多次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令状的格式化及随之而来的格式诉讼。每一类案由及相应的诉讼都采用相同的程式，这便是普通法中著名的格式诉讼。而格式诉讼发展的一个极端的后果是，只有符合了既有令状的格式才可能获得普通法的救济，而如果得不到普通法的救济，即使你说自己有再多的权利，也只能是虚权利而已。因此，后来在普通法中出现了如下的观念和公式：没有令状就没有救济，有了令状才有救济，有了救济才有权利，最后的等式就是有令状才有权利。反观大陆法的观念通常认为，人的权利或者来源于立法的规定，或者来源于某些先验的观念，它不因是否存在司法救济而受影响，这体现了一种立法至上的立场，而与普通法的司法中心主义形成了对比。
王室法庭为扩展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不断签发新令状的做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害了贵族领地法庭的管辖权，使其收入减少。这激起了贵族们的不满，1258年的《牛津条例》宣布停止签发新的令状；若必须签发，要经贵族组成的大谘议会同意方可。新令状的停止签发意味着新的不法侵害无法得到救济。于是负责签发令状的文秘署官员就套用以前类似案件的令状格式，签发令状以开始诉讼，这类诉讼被称为类案诉讼或例案诉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有身体接触的侵权之诉中发展出对无身体接触的侵权行为的救济。衡平法是新令状停止签发后的另一个新生事物，虽然这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后者无疑是导致前者产生的重要因素。
令状制经过漫长的发展，这一主宰中世纪普通法诉讼方式的制度，最终在1875年英国司法改革时被废除。这次改革规定，今后所有的诉讼都采用统一的方式进行，即各种诉讼在起诉条件、传唤方式、诉答方式等方面，都采取和我们今天类似的方式，这样也就在体制上实现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统一。不过诚如梅特兰所言：“我们虽然埋葬了令状制度，但它却仍从坟墓里统治着我们。”由令状制度所导致的对权利的分类、对不同法律原则的适用，都对今天英国法律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Ⅵ 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程序及设置特点，人员编制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是德国的根本大法，它确立了议会共和制、联邦制和多党制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德国实行议会内阁制，联邦总统是国家“虚位元首”，没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职能；联邦行政权力集中于以联邦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联邦总理是行政首脑，联邦政府向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联邦议会是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的职权主要是制定和通过法律，并监督政府，联邦参议院是各州政府代表组成的参议机构，负责在联邦立法创制和审议中，特别是涉及州的有关权益方面的立法时维护州的利益。联邦司法权由联邦宪法法院及其他联邦高级法院行使。德国实行多党制，主要由联盟党或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轮流执政。

联邦总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德国政府体制是议会内阁制，总统是“虚位元首”，是国家权力象征性的代表。
德国联邦总统的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总统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总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但以一次为限。
联邦总统的职权实际上不过是对法律、法令、委任和各种文件进行例行公事的签署和颁布，以及代表国家进行主持礼仪、礼节等国事活动。
联邦总统作为“统而不治”的人物，其权力完全是形式上的，但他的政治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联邦议院是整个联邦政府体制中唯一由民选产生的机构。联邦议院议员的选举制度被称为“多数代表与比例代表混合制”。

联邦议会是联邦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实行两院制，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的法定议员人数为656人，每次选举后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增减。每届联邦议院任期4年，届满全部改选。联邦参议院实际上是各州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机构，其议员不是由普选产生，而是由16个州的州政府任命其政府成员作为代表组成的。参议院现有席位共计68席。

德国联邦参议院设置的目的在于使联邦各州得以参与联邦立法和行政事务，因此它被赋予了相应的职权，这主要表现在它可以积极参与联邦立法和联邦行政，主动协调联邦与州的关系等方面。

德国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联邦总理是联邦德国政府首脑，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联邦德国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联邦议院多数党领袖，或占优势的政党联盟中主要政党的领袖担任。内阁总理组织政府，政府对联邦议院负责，联邦议院可以对政府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迫使内阁总理辞职，政府也可以提请总统批准解散联邦议院重新大选，再由新产生的联邦议院选出新的内阁总理重新组织政府。
联邦总理人选形式上由联邦总统同联邦议院中各议会党团会商提名，然后由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不经过辩论即投票选举，凡得法定过半数票者即当选。联邦总理作为政府首脑，是联邦德国国家机构中最有权力、最有影响的关键人物。联邦总理是内阁向联邦议院负责的唯一代表。
联邦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包括内阁机构、联邦总理办事机构和联邦政府各部三种类型。联邦行政系统设置的最高职能机构是内阁，内阁作为联邦行政系统的最高机构，权力很大，职权范围也很广泛，但内阁并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

德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极为广泛，它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有权管辖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并作出决策和行使执行权。联邦政府还拥有立法创议权和立法最后审核权。

德国联邦法院系统由三类法院构成，即：普通法院、专门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
普通法院共分四个层次，地方法院、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联邦法院。地方法院是法院系统的基层单位，地区法院是地方法院的上诉法院，负责审理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也对某些较大案件进行初审。地区法院以上是州上诉法院，它们除受理叛逃案件和反对宪法的案件外，一般只接受上诉案件，分设民事、刑事两庭。普通法院的最高审级法院是联邦上诉法院，主要是审理上诉案件。
德国各专门法院是根据联邦立法逐步建立的，现设有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工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等专门法院。

Ⅶ 德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什么

德国两大最高法院，其中一个是联邦法院，一个是联邦宪法法院。前内者负责民事与刑事案件的审判容，而后者则是审判涉及宪法性基本权利的案件及州际纠纷。都在卡尔斯鲁厄

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必须是：①诉讼标的达到一定数额；②法律争议具有基础性意义；③法律发展和确保司法统一需要最高法院的审判。

Ⅷ 德国一法院裁定96岁前纳粹身体条件适合服刑是真的吗

德国一所法院29日裁定，一名曾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服役的96岁前德国纳粹“会计”的身体条件适合在监狱服刑。

“我看见了毒气室，看见了焚化场，”格勒宁200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一部记录片中说。“如果你把那（在集中营服役）称为有罪，那我有罪，但不是主动（犯罪）。从法律而言，我是清白的，”他同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

格勒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受到刑事调查，因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的证据，对他的指控被撤销。2011年，一名曾在波兰索比布尔纳粹集中营服役的看守因合谋罪被判处5年监禁。德国检方以那起判决为法律依据，重新对格勒宁提出指控。

“我希望听见的是，帮助这部杀人机器也有罪，”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赫迪·伯梅在格勒宁2015年受审时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因而，今后没有人能对他的所做所为自称清白”

等待上诉裁决结果期间，格勒宁没有受到监禁，一直在家中。法院没有说明格勒宁将于何时开始入狱服刑。他的律师告诉德新社记者，仍有可能途径使格勒宁免于服刑，包括向德国宪法法院提起上诉。

Ⅸ 德法院叫停特斯拉工厂建设，具体原因是为何

德国的法院之所以紧急叫停斯特拉工厂的建设，是因为在建设工厂时会砍伐树木，而目前这一片地区的蛇和蜥蜴已经进入了冬眠，这样大规模的土地动工会危及到这些动物。

有了这两个环保组织提起的诉讼，行政法院再一次对工厂的清理森林工作展开了调查，并做出了最终的决裁，那么就是清理森林的工作最终被叫停，而这也不是特斯拉柏林工厂建设项目第1次因为有环保组织的反对而叫停的情况了，国外其实对于动物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之前我就在报道上见过，当初拍暮光之城时，因为剧组中出现动物的身影，被当地的人们以虐待动物还是打扰到动物生活的理由告上了法院。在针对自然环境保护这一块上，外国做的是十分严厉的。

Ⅹ 简述德国的法院组织

（一）司法系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罗马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在理论上承认“议会主权”，并至今坚持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认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种源泉，那么大陆法——包括德国法——则认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传统理论认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订法律，而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甚至连法官是否应该“解释法律”都有争议，因为创造性的“解释”无异于制订法律。但在实际上，大陆法系的法院制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别。尤其是对于措辞笼统、含义广泛和历史悠久的典章，无论在何种法治国家，法院必须不时赋予典章的条文以时代含义，来弥补立法机构未能及时跟上社会需要之不足。(27) 当然，法院并不是形成司法决定的仅有机构。尤其在欧洲大陆，学者对司法规则的归纳、总结与形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所谓的法院制法，事实上是法院与法学界合作努力之结果。
与立法至上理论相联系，大陆法在理论上不承认先例规则。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条文与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决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各级法院的贯彻执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论是基层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样受立法精神所支配，并独立地按照自己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来决定案件。因此，大陆法在理论上既不承认先例的严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最高法院决定对下级法院的绝对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销下级法院决定，但下级法院无须遵照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因为其最高忠诚在于成文立法，而非上级决定。然而在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决定和先例规则极少受到违背。在这方面，就和法院制法一样，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实质差异。
和美国相比，德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分散化与专门化的显著特点。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通常无权审理仅涉及州法的案件；虽然各州法院可以审理多数涉及联邦宪法或法律的争议，但最高联邦法院是联邦宪法与法律的最终阐释者。不论在联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辖权都是集中与统一的：普通法院有权审理涉及宪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类型的所有案件。相对而言，德国的司法权力在横向和纵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横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国不存在统一的司法管辖权以处理全部领域的法律问题。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与独立的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审理民法与刑事案件，四种特别法院分别处理行政、社会、劳动、与财政争议。通过在横向实行司法管辖分工，这些法院对其本专业的法律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在纵向上，每个系统又根据等级，分成联邦、各州与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审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诉法院，联邦法院则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规定：“[1] 对于普通、行政、财政、劳动、和社会领域之管辖权，联邦应建立联邦正义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以分别作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权能的联邦部长，以及由具有权能的各州部长和同样人数的众议院选举成员所组成的法官选择委员会，应联合选择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联邦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诉法院。
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纳粹经历之重现，《基本法》第97章第二节为法官的人事、职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独立性：“除非基于法律提供的理由与形式，并通过司法决定，受到终身任命的专职法官，不得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受到撤职、永久或暂时中止职位、给予不同职位或在职务限期终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对终身任命的法官规定退休年龄之限制。当法院结构或地区发生变化时，法官可被转移到另一个法院或调离职位，但他们必须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玛时期的教训说明，在保障司法独立性的同时，民主机构必须具有适当的法律机制，以防止法院滥用其司法权力。因此，第98章第二节规定：“如果联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违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宪政秩序原则，那么在众议院的提请下，联邦宪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数，去决定该法官被给予不同职位或退休；并在故意违反的情形下，可决定将他撤职”。
（二）宪政法院的组织结构
如果美国几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权按照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那么德国的专门化法制系统，则要求成立特殊的宪政法院来处理宪政问题。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传统的立法至上原则，在通常的司法系统之上，建立了独立的宪政法院系统来专门处理宪政争议。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政法院，以处理涉及本州事务的宪政审查与司法审查。联邦宪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诉法院，并和政府的立法与执法机构同样享有宪法地位。联邦宪政法院的院长职位，仅次于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和联邦参众两院院长。《基本法》第94章第一节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及其组成：“联邦宪政法院应由联邦法官和其它成员组成。联邦宪政法院的一半成员应由联邦众议院选举，另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他们不得是联邦众议院、参议院、联邦内阁成员，或任何相应的各州政府机构成员”。
由于《基本法》只提供了一个结构轮廓，对组织与人事上具体细节之确定，被留待“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28) 1951年的组织法正式成立了联邦宪政法院。它详细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的双庭结构及各自的管辖范围、联席庭(29)的权力、法官资格、司法选择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换的条件。宪政法院分为两个庭，并各自具有独立的成员与管辖。如下详述，第一庭(First Senate)专门处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政申诉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政争议；第二庭(Second Senate)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法律审查。由于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占据全部宪政争议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过分集中，因而后来一部分司法审查案件被转移到第二庭。如果两庭之间发生管辖冲突，或一庭将偏离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时，那就由联席庭来决定两庭之间的争议。
宪政法院的法官必须至少40岁，并具有被选为联邦众议员的资格。和通常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法官并非必须全部是职业法官。事实上，在每个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联邦法院的职业法官。但近来法官资格要求宪政法官必须通过两次全国法律考试。法官的来源主要是联邦法官、高级公务官员、联邦议员和大学教授。一旦被选为宪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为大学教授之外，法官们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它专门职务。也和通常法官不同，宪政法官并非终身制。1970年的职务任期法规定，宪政法院的法官每届任期12年，不得连任。且即使任期未满，达到68岁的法官亦必须退休。强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单届任期则有助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30)
1962年之后，两庭的法官数量固定为16名，每庭八名。组织法规定两庭的法官皆由联邦两院联合选择；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选择每个庭的四名法官，并且两院交替选择每个庭的庭长。在参议院，四名法官由全体参议员选出；在众议院，四名法官则由12名众议员组成的司法选择委员会(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选择。两个机构必须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复任命。通常众议院的人选多为联邦法官或议会会员，而参议院人选则多为高级公务员。(31) 由于在两院，选择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社民党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对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选。因此，宪政法官的选择必须是两党联合努力的结果。另外，自民党通过政治妥协，也能够在两庭中各获一个席位。经由政党妥协过程，两院的通常能赞同素质优越的法官人选。
宪政法院的审理程序以书面为主。法院决定分为允许口头辩论的“判决”(Judgment)和仅基于书面辩论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国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口头辩论并无时间限制，以允许双方充分表达见解；但绝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宪政申诉——都只有书面程序。法院讨论秘密进行。通常根据法官之专长，每个案件都被分给一位主要负责法官，他对该案件提出报告意见(Votum)，供所在庭的全体法官讨论。作为大陆法传统的一部分，法官必须效忠于司法机构，因而反对多数结论的意见为数极少。尽管1970年的组织法修正允许了反对意见之存在，超过90%的法院决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体法官赞同的一致意见。
《基本法》和组织法力图切实保障宪政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具有丰厚的职业收入以保障其经济独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预算上，司法部长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在1960年，宪政法院取得完全独立，以自行处理所有内部事务。1968年，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而非同寻常地承认：即使在战备状态下，联邦宪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独立地位和职能。第115g章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维持法院的运行能力，且联邦宪政法院持同样意见，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不得被联合委员会通过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订这类法律的过程中，联邦宪政法院可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法院落实工作之能力。联邦宪政法院对于本章第二与第三句的任何决定，皆应要求在场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数[之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