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法官
㈠ 希特勒是怎么避免德国老百姓中的反对者刺杀他的
今年7月20日，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率领全国政要，为一场著名的暗杀行动举办了70周年纪念典礼。1944年，克劳斯·冯·史陶芬柏格上校走进了东普鲁士的元首办公室，把一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书桌下。炸弹爆炸了，但希特勒只受了轻伤。冯·施道芬堡以为计划成功，前往柏林领导政变，却在本德勒勃劳克被执行枪决。
“一旦这个人上台，将是德国的末日”
官员、法官、工会会员、牧师、外交官，几乎所有7月20日密谋案的成员都被处决了。如果暗杀计划成功，他们将会推翻纳粹政权，逮捕纳粹高官，解放集中营，重建法治，和同盟国进行和谈。
今天，这两百多名暗杀计划成员都成了国家英雄，但在很长时间里，他们都被视为叛徒。在西蒙德（Axel Smend）的童年回忆中，他的母亲一次又一次被叫到学校来。“有一次，她向我的数学老师提到我爸爸是刺杀行动的成员。我的老师说：‘哦，怪不得他数学成绩那么差。他是个叛徒的儿子。’”
西蒙德的父亲冈瑟·西蒙德，在声名狼藉的普勒岑塞监狱被处以绞刑。他试图把自己的上级拉入刺杀计划中，法官给了他一种缓慢痛苦的死亡方式。希特勒的命令是“所有的密谋者都应该像动物一样被处死”。独裁者叫嚣着：“这些密谋者是犯罪小集团，应该也将被彻底摧毁。”88人与西蒙德命运相似，另外一些人在集中营中被处决，还有很小一部分人幸运的等到了同盟军。
父亲死时，西蒙德只有4个月大。当他回忆起童年的经历时，忍不住泪流满面。26岁的母亲独自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尝尽世间薄凉。邻居们排斥他们，“叛徒的遗孀没有资格得到赔偿”，他们一个子都拿不到。蕾娜特并不知道丈夫已经被处决了，直到她收到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丈夫的结婚戒指、笔记本和一份处决通知书。“直到我9岁时，妈妈把我带到普勒岑塞，我才知道爸爸是怎么死的。”
若是计划成功，冯·哈塞尔就会是德国外交部长。这个经验老道的外交家曾在1930年代出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是墨索里尼的老朋友，但后来被希特勒解职。他的夙愿是建设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欧洲，但在愿望实现之前，他就被希特勒处决了。
冯·哈塞尔的外孙科拉德（Corrado -Pirzio-Biroli）回忆说，外婆曾经跟他讲过一些关于外公的事情。“1928年，我外公听说了希特勒这个人，就去见了他，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希特勒说话时喜欢盯着人看，我外公也盯着他。他们俩就这么互相盯着，什么话也不说，会面就结束了。后来，我外公给我外婆写了封信：‘如果这个人上台，那就是德国的末日’。”
科拉德还记得刺杀计划失败的那天，他的母亲被捕了，3岁的他和2岁的弟弟罗伯特被送到了提洛尔的孤儿院。这是大部分密谋者家庭的命运——妻子和年长的孩子被捕，年幼的孩子被送到孤儿院，等待“可靠的”家庭收养。科拉德和罗伯特的姓氏被改成冯·霍夫。“我们被一个奥地利家庭收养了，但外婆找到了我们。在为外公感到自豪之前，我要先感谢外婆，是她救了我们。”
“德国战败了，纳粹却渗透了整个国家”
在克拉瑞塔·穆勒柏林的家外，不同民族的孩子们在公园里嬉笑玩耍——这大约是克拉瑞塔的父亲愿意为之奋斗的德意志。她的父亲亚当·冯·特洛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约翰·杰曾经出任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1939年，冯·特洛特就曾带着希特勒军事计划机密来到了英国，希望能够劝服英国政府制止战争。7月20日密谋案中，他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试图获取英国对刺杀计划的支持，但他失败了。剑桥大学二战历史教授理查德·伊万斯说：“英国政府把这些人当做异见者给驱逐了。”
“从这点上说，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解放集中营，而是关于德国对欧洲的控制权。刺杀计划的成员仍想保住德国在欧洲的绝对优势，但英国人不同意。”
克拉瑞塔说，冯·特洛特清楚的知道密谋可能会失败。“他总是对我妈妈说，‘一旦事情不妙，请告诉全世界我们是谁。’”他的遗孀尽力过，但即使在战后，很多德国老百姓还是把密谋者视为叛徒。1951年的民调中，只有43%的男性和38%的女性对密谋者持正面态度，在1956年的调查中，只有18%的人同意以密谋者的名字为学校命名。保障密谋者遗孀的法案从来没有成文，但这些家庭多少还是得到了些赔偿。尽管环境如此，艰难躲过一劫的律师法比安·冯·许拉布伦道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却走上了为密谋者家庭维权的道路。他的儿子回忆说：“直到他逝世，一直都有人威胁要杀了他。德国战败了，但纳粹却渗透了整个国家。”
早在1933年，冯·许拉布伦道夫就已经是抵抗希特勒组织中的一员，他不仅参加了7月20日的刺杀计划，在此之前就曾试图刺杀纳粹高官。他曾经给希特勒随行官员一个伪装成白兰地瓶子的炸弹，但没想到的是，炸弹没有爆炸。他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把炸弹拿了回来，带到了柏林。
刺杀计划的失败意味着冯·许拉布伦道夫在劫难逃。臭名昭著的纳粹法官罗兰德·弗莱斯勒负责审理“政治罪犯”，冯·许拉布伦道夫也被其中。他一般审理3-4天，然后对罪犯立刻判处死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想拍摄审讯刺杀计划成员的影片，但那些人在庭上大义凛然，戈培尔放弃了。
在1942到1945年间，除了刺杀计划的成员，弗莱斯勒还把3600多人以“政治犯罪”的名义送上了行刑台。1945年2月3日，弗莱斯正在宣布对冯·许拉布伦道夫处以死刑，美国的炸弹落了下来，炸死了弗莱斯勒。冯·许拉布伦道夫逃过一劫。
在家里，冯·许拉布伦道夫很少谈及他所遭受的折磨苦难。他的儿子说：“他希望把我们从他的经历中隔绝开。他所有的朋友都被杀害了，每当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他都痛苦万分。”
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
因为冯·许拉布伦道夫的不懈努力，7月20号刺杀计划没有被战后的人们所遗忘。于1959年出版的《反对希特勒的军官》，是冯·许拉布伦道夫对战友们的献礼，也是对自己的自我治疗。
冯·许拉布伦道夫、 冯·特洛特和像汉斯·冯·杜南依（Hans von Dohnanyi）这样的人很早就是纳粹的反对者，另一些刺杀计划成员是在后来才加入了反抗组织。“毫无疑问，我祖父一开始就是个纳粹。”坐在祖父被绞死的死刑执行室里，罗伯特（Robert von Steinau-Steinruck）说：“准确来说，他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纳粹是在犯罪。对他来说，这是个法治的问题。”
罗伯特的祖父曾经是东德的政府官员，在亲眼见证了纳粹的罪行后，毅然加入了反抗组织。如果计划成功，他应该出任内政部长。“对于他来说，违背希特勒是出于道义。”罗伯特说：“他们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留着性命，还能在战后得个一官半职。但是他们知道，总得有人去做点儿什么。”
然而刺杀计划的成员却面临一个难题：希特勒不仅有着很多支持者，他的政权在早期也是有民主合法性的，他们很容易会被当作充满忿恨的少数者解决掉。
在审讯过程中，沉稳冷静的史陶芬柏格上校告诉法官：“我们这次行动是为了把德国从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我知道我会被处决，但我不后悔。我希望，还有后来者可以坚持下去。”没有勇气去面对历史，这个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遗忘“第三帝国”。议会在1949年和1954年多次通过了特赦法，1949年的法律赦免了1949年前的罪犯，包括了与纳粹有关联的罪犯，约80万人从中受益。5年后的第二次法律赦免了40万人，包括了一小部分纳粹罪犯。
但是冯·许拉布伦道夫的畅销书，历史学家的不断调查，和那代孩子的不断追寻，让境况转变了。随之而来的是政府支持的对“第三帝国”罪行的重新评估，还有对密谋家庭的各种赔偿。
“我的母亲曾经试过公开讨论7月20日密谋案，但是政治家们只有在政治需要的时候，才会开始讨论。”穆勒回忆说，在学校里，她一直难融入集体，她的同学“以为她是犹太人”。
军服模特曾试图刺杀 同盟国空袭炸烂工具箱
渐渐地，所谓的“叛徒”们赢得了尊敬。1967年，柏林的政治家们决定在本德勒勃劳克为刺杀者们树立纪念碑，并在1980年建造了反抗组织历史档案中心。截止到1970年，39%的德国人对暗杀者们持积极态度。在2004年，只有5%德国人反对或鄙视那些成员。今天，那些7月20日密谋案的家庭，已经开始在学校发表演讲，开展纪念活动。
2002年以来，德国军队的新兵都需要对“7月20号”宣誓。今年在本德勒勃劳克的发言人是国防部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史陶芬柏格上校的长子。
“当德国军队要对‘7月20日’宣誓时，我想，当然了！”穆勒大声喊了出来。她对父亲的命运并不感到怨恨，今天的德国奋力追求的，正是父亲为之慷慨赴死的价值：“民主，法治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
穆勒的母亲曾试图去旁听丈夫的庭审，愤怒的纳粹法官叫嚣他为“自命不凡的‘知性论者’”，怒斥他“非德国教育”的背景。她和两个女儿再也没能见过他。一张合照，是穆勒的父亲留给女儿唯一的纪念。
㈡ 德国是怎样被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
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
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内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在西德国内，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击与非议。但是他伟大的举措感动了世界舆论。1971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他也为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从此以后，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应该提及的是，西德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少数大学生深信“资本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组成了所谓的“红军团”，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会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义的歧途。1977年秋天，极左的恐怖主义达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强硬打击下，“红军团”失败并走入低谷。
但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对原纳粹分子的清洗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电视台在四个晚上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仅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对于只有六千万人口的西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该节目的成功使得新纳粹分子恼羞成怒，他们试图通过迫害电视设备来进行干扰，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复与争论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又出现了波动。这与在1982年底以科尔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关系。保守派对6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对纳粹历史以及德国保守传统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怀。科尔上台之后，宣布要实现“政治与道德上的转折”。科尔本人并不想给纳粹历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却认为重新评论德国历史的时候来到了。
1983年，西德出现了所谓的“希特勒日记丑闻”。著名的《明星》杂志推出了所谓的“被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德国舆论一片震撼。保守势力欣喜若狂，叫嚣 “应该改写纳粹德国历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记”很快被证实是伪造的。“日记”虽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来的篡改历史的心愿却是真实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月8日是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历史日子的逼近，欧美各国都在准备隆重的纪念活动。联邦德国也因此再次兴起了反思纳粹历史的高潮。但这次反思却变了调。有人认为，5月8日对于战胜国来说是一个“胜利与解放的日子”，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战败与灾难。难道德国人还能与战胜国一起把它作为“胜利与解放的日子”来庆祝吗？5月初，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西德，要与西德总理科尔一起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同时，表示德美两国人民的和解。科尔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体很快披露，该墓地还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犹太人组织因此呼吁里根与科尔放弃该吊唁计划。但科尔还是坚持与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的光辉形象被抹上了一层阴影。
5月8日，联邦德国在众议院举行庄严的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对西德舆论中对这一历史日子的性质的疑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战争结束时自己承受的灾难与这个日子，而应该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于罪恶的纳粹统治。魏茨泽克的精彩演讲不仅赢得了德国众议院的热烈掌声，澄清了德国公众的历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赏，除去了德国国际形象上的阴影。
但是，西德对纳粹历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终结。1986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他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过去”。他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的类似的大屠杀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对诺尔特的进攻，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了整体性灭绝性大屠杀，而且这种罪行又发生在属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德国。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把自己与落后国家一样看待，逃避良心的谴责。至于诺尔特的第二个观点，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是挖空心思为希特勒开脱罪责。
四、90年代以来：深入与多面化阶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东西德国统一了。统一德国沿袭了原西德的国名，也继承了其反思纳粹历史的优良传统。统一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
90年代初期，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题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博士论文。在此书中，格德哈根通过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该书翻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格德哈根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年轻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观点，而他们的父亲一代，即那些已经成为大学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学生却显得有些落后了，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专业缺陷。
随着辩论的深入，纳粹德国军队在二战与大屠杀中的角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以前，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 的粉饰性说法，认为他们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展览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过，它也引起了极右翼的攻击。他们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术错误，试图推翻整个展览的结论，但未能得逞。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去年，德国电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又于今年在好莱坞获得了提名奖。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电影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旧世纪之交，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历程又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讨论，联邦众议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今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结语
但是，即便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仍然充满了波折，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书。该书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战胜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以及德国民众遭受的灾难。作者把战胜国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新纳粹分子又借机挑拨德国与战胜国的关系，他们称战争国1945年2月13日对德雷斯顿的大轰炸为“炸弹大屠杀”，并且扬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示威游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来自德国首都的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街道上。他们在为永久的和平祈祷，同时他们也以此行动阻挡在周边街道上挑衅的新纳粹分子前往勃兰登堡大门，不让他们玷污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幅画面可以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与现状的象征。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让我们为它祝福吧！
㈢ 确认过眼神，你遇到到对的人了吗
确认过眼神，遇见对的人！我们人的一生之中，会遇见很多人，有的人只是擦肩而过，有的人陪我们走了一段旅程，能够陪我们走完人生的人却寥寥无几。对于爱情，我们总是抱着期望，希望遇到的人是对的人，能够陪我们一直走下去的人。那什么才算是对的人呢？
第一，跟他在一起舒服的人。待在他的身边，你可以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学会伪装，不用去迁就，你就是你自己。无论你说什么，你做什么，跟随你自己的内心，他都会支持你。只要你喜欢素颜，那你就不必化妆，他也不会嫌弃；只要你觉得开心的事，他就会陪着你去做；当你不开心了，他总会有一千种哄你开心的方式。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有你的任性和撒娇，你会不完美，可是他都能接受。
第二，有聊不完的话题。当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你聊起任何话题，他都能接下去，不是说他见多识广，而是说他有在乎你说过的每一句话，他都会认真回答。即使你有天马星空的话题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但他却能把你当做孩子，傻呵呵的笑你幼稚。而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他会默默地消化你的情绪和情感，也许他安慰不了你，也不能感同身受，但他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从未离开。
第三，为了你们的未来，有在认真的努力。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他会为了想要给你幸福完美的生活而努力地工作。对于你们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虽然他可能不能让你住大别墅，开豪车，但是他有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你他最好的东西。他是那种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会让你过的幸福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值得一辈子去爱的人。
㈣ 法官手记读后感
杨忠民：法官缘何如此恐怖?———读《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1947年，在二战后纽伦堡的废墟上，由美国独家主持的审判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一个问题定然困扰着人们：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槌，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相庄严的前法官们，大约谁也不曾高举火炬行进在“帝国水晶之夜”，亲手残杀犹太人，砸碎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焚烧犹太教堂和“邪恶思想”的书籍；也未必亲自启动“洗浴室”的毒气装置毒杀妇孺，或者扣动扳机，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未必身着军装，脚登马靴，手执佩剑，践踏被侵略的国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脸的神圣和不屑，只会让人生出对司法的敬畏，却实在难以联想到“恐怖”这个可怕的词语。然而，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中〔1〕，却分明记载下如许事实：正是他们，在经过严谨、缜密且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反犹排犹的条顿剑得以从司法的剑鞘中抽出；也正是他们，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槌，将成千上万“玷污种族”的犹太人和“社会蠹虫”、“社会渣滓”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作出惨无人道的判决，对智能低下者强制性绝育，令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乐”中死亡；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到绞刑架下，以鲜血润滑着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是的，从这些司法官员白皙的手上，的确看不到一丝血迹，但谁又能说，在被毁灭的五百多万犹太人的尸骸旁，在被虐杀的二十万“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坟冢前，乃至在被整个战争屠戮的五千五百万生灵的周围，除了游荡着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没有抖动着这些司法官员们恐怖的黑袍？！本应由希特勒占据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们来填补，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可人们依然要追问：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㈤ 关于二战德国的问题
1.1940年3月8日，德军为了挪威战役在柏林附近的Dabendorf成立了第40特殊任务战车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车指挥官Ernst Volckheim中校指挥。下辖有三个战车连，由一号和二号战车所组成，其任务是在挪威战役中支援步兵作战以迅速夺取重要目标。随着战役的结束，这个也就留在挪威成为占领军的一部份。在1940年7月及11月各有一次的整编。
自法国战役结束后德军就陆续利用掳获而来的法军战车来成立新的战车营。1942年1月8日成立了第214战车营，下辖有三个战车连都配备法国战车。随着战争的演变，新的装甲师自苏德战争后又陆续成立，在古德林及挪威占领军司令Adolf von Schell中将的努力下第25装甲师于1942年2月25日于挪威成军。成军之初主要的基干部队为第214战车营及奥斯陆步枪团（Schützen-Verband Oslo）等占领军的部队，而这个新成立的师也在Adolf von Schell中将的指挥下利用掳获的敌军装备训练及整编。
1942年11月25日，原本隶属第18装甲师的第18战车团团部转属至第25装甲师，并在12月4日改编为第9战车团团部，第40特殊任务战车营改编为该团的第二营，第214战车营改编为该团的第一营。其余的基干部队为第146和147装甲掷弹兵团及第91装甲炮兵团。
2.除了地中海外，海军还派遣潜艇和伪装巡洋舰前往太平洋、西非海域和印度洋击沉盟军商船，德国潜艇在此区常停驻于日本军港，少数之后成为了日本潜艇。
3.马丁·鲍曼出生于德国哈尔伯施塔特附近，父亲西奥多·鲍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巴伐利亚的一个高级邮局职员。1898年他的第一位夫人（30岁，当时两人已有两个孩子）逝世后他在同年就与同事的一个女儿（35岁）结婚。他的第二位夫人快速地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第二个夭折），1903年西奥多出乎意料地逝世。
1929年9月2日马丁·鲍曼与当时19岁的盖尔达·布赫结婚，盖尔达的父亲是一名纳粹党法官。从1930年至1943年两人共生了10个孩子。
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他缺席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还没有确认鲍曼已经死了，称鲍曼已死的证人未能说服法官。
1973年在柏林莱特火车站（今柏林中央车站）工地发现了人类骸骨，地点与当年声称埋葬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的证人所指吻合。经过仔细研究，基本上已经可以证明骸骨属于鲍曼。1998年通过基因测试可以确定骸骨的确是鲍曼。此前一直有流传说鲍曼逃到了南美洲躲起来了。直到今天在阿根廷小城圣伊格纳西奥附近还有一个据传是鲍曼藏身的地方可以被参观。
㈥ 战败后的德国掺状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
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
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内实行民主自由改革，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在西德国内，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击与非议。但是他伟大的举措感动了世界舆论。1971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了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他也为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从此以后，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应该提及的是，西德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少数大学生深信“资本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组成了所谓的“红军团”，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会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义的歧途。1977年秋天，极左的恐怖主义达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强硬打击下，“红军团”失败并走入低谷。
但是，学生运动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对原纳粹分子的清洗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电视台在四个晚上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电视片中一个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家庭的悲惨命运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据统计，当时共有仅两千万人收看了该节目。对于只有六千万人口的西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该节目的成功使得新纳粹分子恼羞成怒，他们试图通过迫害电视设备来进行干扰，但也未成功。
三、80年代：反复与争论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又出现了波动。这与在1982年底以科尔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台很有关系。保守派对6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对纳粹历史以及德国保守传统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怀。科尔上台之后，宣布要实现“政治与道德上的转折”。科尔本人并不想给纳粹历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却认为重新评论德国历史的时候来到了。
1983年，西德出现了所谓的“希特勒日记丑闻”。著名的《明星》杂志推出了所谓的“被发现的”“希特勒日记”。德国舆论一片震撼。保守势力欣喜若狂，叫嚣 “应该改写纳粹德国历史了”。但是，“希特勒日记”很快被证实是伪造的。“日记”虽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来的篡改历史的心愿却是真实的。
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月8日是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历史日子的逼近，欧美各国都在准备隆重的纪念活动。联邦德国也因此再次兴起了反思纳粹历史的高潮。但这次反思却变了调。有人认为，5月8日对于战胜国来说是一个“胜利与解放的日子”，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天却意味着战败与灾难。难道德国人还能与战胜国一起把它作为“胜利与解放的日子”来庆祝吗？5月初，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西德，要与西德总理科尔一起在纪念二战结束的同时，表示德美两国人民的和解。科尔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战德国阵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体很快披露，该墓地还埋葬着几十个纳粹党核心组织“武装党卫队”成员。犹太人组织因此呼吁里根与科尔放弃该吊唁计划。但科尔还是坚持与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的光辉形象被抹上了一层阴影。
5月8日，联邦德国在众议院举行庄严的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面对西德舆论中对这一历史日子的性质的疑惑，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5月8日”，对于德国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了。德国人不应该把战争结束时自己承受的灾难与这个日子，而应该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于罪恶的纳粹统治。魏茨泽克的精彩演讲不仅赢得了德国众议院的热烈掌声，澄清了德国公众的历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赏，除去了德国国际形象上的阴影。
但是，西德对纳粹历史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终结。1986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学家争论”。这场争论源于右翼历史学家诺尔特。他在一篇报刊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了，但这段历史却仍然不能“过去”。他认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的类似的大屠杀事件。而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很有可能是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种“亚洲式的酷刑”的回应，犹如一种正当防卫。对诺尔特的进攻，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与左翼历史学家一起作出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他们认为，之所以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因为纳粹国家利用现代工厂化的方式对一个种族不分男女老少地进行了整体性灭绝性大屠杀，而且这种罪行又发生在属于欧洲文明国家的德国。如果有意寻找，总能找到一个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的“可比性”。但这种“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德国人降低自我道德标准的理由。关键要看德国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释重负，是否愿意把自己与落后国家一样看待，逃避良心的谴责。至于诺尔特的第二个观点，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是挖空心思为希特勒开脱罪责。
四、90年代以来：深入与多面化阶段。
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东西德国统一了。统一德国沿袭了原西德的国名，也继承了其反思纳粹历史的优良传统。统一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纳粹历史的矛头主要对准前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与机构组织或者联邦德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纳粹历史。而现在，进入批判视野的是纳粹时期的普通人物与组织。
90年代初期，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题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侩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博士论文。在此书中，格德哈根通过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该书翻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所谓的“格德哈根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年轻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观点，而他们的父亲一代，即那些已经成为大学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学生却显得有些落后了，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专业缺陷。
随着辩论的深入，纳粹德国军队在二战与大屠杀中的角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以前，德国流传着“国防军是干净的” 的粉饰性说法，认为他们只是“服从了命令”，参加了“正常的”战役，没有参加纳粹大屠杀等罪恶行为。对此，属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国烟草商富豪林茨玛及其社会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5》的历史摄影展览，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国防军是干净的”的谎言。展览在德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过，它也引起了极右翼的攻击。他们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术错误，试图推翻整个展览的结论，但未能得逞。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影视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影片都是以纳粹历史及其影响为主题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为脚本的德国同名故事片在好莱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非英语故事片奖。2002年，一部叙述一个在纳粹时期流亡非洲的犹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获得了这一殊荣。在90年代中期，讽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记丑闻”的德国故事片《施东克》曾获得该奖项的提名奖。去年，德国电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灭亡》，在德国引起轰动，又于今年在好莱坞获得了提名奖。另外，德国国家电视二台自9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纳粹历史的纪实性电视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正面的历史教育不同，影视作品能够使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为直觉地接触纳粹历史。以犹太人命运为主题的影片更能使他们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则能使他们通过“一场与魔鬼的约会”对其幽灵产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种影片的成功不仅表现了德国电影界的艺术水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到新旧世纪之交，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历程又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复讨论，联邦众议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今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林正式揭幕。
五、结语
但是，即便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仍然充满了波折，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书。该书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战胜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以及德国民众遭受的灾难。作者把战胜国对德国的狂轰滥炸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新纳粹分子又借机挑拨德国与战胜国的关系，他们称战争国1945年2月13日对德雷斯顿的大轰炸为“炸弹大屠杀”，并且扬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示威游行。
那天，全世界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来自德国首都的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街道上。他们在为永久的和平祈祷，同时他们也以此行动阻挡在周边街道上挑衅的新纳粹分子前往勃兰登堡大门，不让他们玷污德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幅画面可以作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与现状的象征。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它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让我们为它祝福吧！
㈦ 英美政府为何不救犹太人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的有1000多万，到1944年欧战结束时，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全部犹太人的一半以上。二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两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美英等西方盟国是否了解纳粹大屠杀计划？如果了解的话，那么美英等国为何无动于衷？对此，部分学者和美英官方长期一贯的立场是：美英等盟国在二战结束前对纳粹德国大屠杀计划一无所知，所以也就谈不上采取计何的措施；而反对派学者则认为，美英等西方盟国早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只是出于某种可怕的考虑才一直缄默不语，任由成千上百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赶往死亡集中营，赶入毒气室。然而，2000年6月26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天宣布解密40万页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美英战时情报机构提供的绝密情报档案。最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感到震惊的是，当年美英盟国通过破译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不但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而且对计划的细节也了如指掌。华盛顿和伦敦最高层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1943年夏天，英国伦敦郊区布雷特切里庄园，著名的“埃格玛密码破译小组”密码专家们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破译出来的内容让英国的密码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在战争初期，由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处置问题上并不完全服从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训示，所以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免遭被驱逐的命运。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后，德军已经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所以根据“第三帝国”最高元首希特勒的训令，入侵意大利的德国党卫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通通关押起来，送往设在南欧和东欧的集中营，然后予以“肉体上的消灭”。新解密的绝密文件说明，科尔贝当时就向杜勒斯提供过关于纳粹德国将在1943年年底消灭意大利犹太人惊人情报，实际上，美英两国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真相，但两国政府却令人费解地选择了沉默。既然美英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为什么却保持了沉默呢？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这么两个因素：一是美英当局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二是要维护形象，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两方学者就开始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知道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计划和死亡集中营真相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多数的学者出于对二战盟国领导人的尊敬和爱戴，根本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美英首脑早就了解纳粹种族大屠杀真相，但却麻木不仁的事实。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1981年出版的《奥斯维辛与盟国》一书中说，盟国的领导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多少知道点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和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事的。然而，新解密的档案和绝密资料把这些学者善意的推测击得粉碎。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官员对美英两国政府把如此重要的历史真相掩盖这么多年深感愤怒和不解。美国国会前议员、美国战争犯罪解密法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伊丽莎白·霍兹曼质疑说：“这些真相的披露必将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道义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盟国在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保护起纳粹战犯来呢？这个问题是美英两国政府不敢正视的问题。”最具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许多二战大屠杀遇难者的亲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法官没有把纳粹冲锋队将军科尔·沃尔夫送上绞刑架深感不解。众所周知，沃尔夫领导的纳粹德国冲锋队把意大利境内成千上万的犹太平民赶进了死亡集中营，沃尔夫正是所有意大利犹太人大屠杀遇害者的刽子手。然而，令大屠杀遇难者亲属感到愤怒和不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沃尔夫并没有像人们事先预料的那样被美英盟国法官送上绞刑架，此人战后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1949年获释并回到慕尼黑过上了逍遥的生活。直到1962年才因被人指控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30万犹太人之死有关而被逮捕。沃尔夫随后在西德接受了审判，最终被判处15年的监禁，但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其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在华沙逮捕犹太人。
㈧ 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的法官被如何处置
《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是战后德国第一部全面深入探讨和批判纳粹时代的司内法理论与实容践的著作。作者英戈.穆勒以翔实的史实为依据，大胆地探究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司法系统（尤其是法院）对纳粹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而从反面论证了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则和正当司法程序对于一个法治国的必要性。
德国司法体系对“二战”前后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到底应负怎样的责任？对这一问题，战后德国法学界一直讳莫如深。
㈨ 马丁·鲍曼的家族成员
马丁·鲍曼出生于德国哈尔伯施塔特附近，父亲西奥多·鲍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 的一个高级邮局职员。1898年他的第一位夫人（30岁，当时两人已有两个孩子）逝世后他在同年就与同事的一个女儿（35岁）结婚。他的第二位夫人快速地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第二个夭折），1903年西奥多出乎意料地逝世，从1930年至1943年两人共生了10个孩子。
他的兄弟阿尔伯特·鲍曼也是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其夫人盖尔达是一名纳粹党法官的女儿 。
㈩ 杀心萌动那一年怎么样
“杀心”的触动来自电台广播中一则前纳粹法官R被西德法庭宣判无罪的新闻，而R法官在纳粹期间判决了朋友父亲的死刑。 听到此新闻的瞬间，“我”是如此愤怒以至于萌生了“杀心”！为了掩饰杀人计划，“我”以写一部关于朋友父亲格罗斯库特的书为由，展开了关于他生平的调查：寻访其遗孀和当年他参加的反纳粹抵抗运动组织EU欧洲联盟活动的相关资料。 对主人公“我”和各种人物的谈话，包括同格罗斯库特遗孀，研究跟踪前纳粹成员际遇的教授，同时代的年轻人，作者均省略了“某某说”等交待发言主体的文字，而是以破折号将人物的对话直接分段罗列，这种方式模糊了发言主体，呈现了一种话语和思想直接交锋的张力，有时恍惚间我甚至觉得这些话都是主人公自己头脑内部的思想斗争通过不同人物的嘴说出来而已。这些对话对真相的展开和拼凑像养料一样，滋养和推进着主人公的杀心。 寻访遗孀的过程中，“我”发现对这样一位抵抗运动的遗孀，标榜为民主政权的西德居然辞退其公职，任由暴民对其的骚扰，对加诸其身的种种不公不理不睬甚至助其气焰。这种不公的待遇更助燃了“我”的愤怒，加剧了“我”的“杀心”。 随着调查的深入，通过相关人物的访谈，各种原始资料的搜集，当年有关格罗斯库特救助犹太人的义行和抵抗运动组织EU欧盟的其它活动，慢慢地得以拼凑和还原，而我的杀心也在经历了骤起、加剧，而渐渐至于平息。“关于暴力……在一段时间里它是时尚，又是可以起到平衡作用，有时又是一场无望的反对父辈的斗争……正因为现在到处是暴力，所以你要去杀R的行为，只能被看成是对R采取的暴力，而不是一个反对R的正义行动。”于是“我”下定决心：忘记杀人，集中一切精力写这本书，只写这本书。 随着对格罗斯库特生平的调查，作者以之为线索串起了一系列人物，包括前纳粹高官，反纳粹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等等，这些人在纳粹倒台前后，在东西德分裂的冷战时期，他们的命运和际遇，以及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反应，给我们勾勒和展开了一幅我们所不熟悉的图景：战后的年轻一代怎样对待和处理父辈的罪恶，不管是作为前纳粹暴政机器的一员，还是作为纵容了暴政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无法逃避的个体问责拷问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互相交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粹政权和西德民主政权这样两个如此不同 (至少在表面上对纳粹的立场和态度上不同) 的政权，在分别对待抵抗组织成员格罗斯库特和他的遗孀的处理方式上，却是惊人的相似！ 在纳粹法官对格罗斯库特的判决书中，应该以公正和程序正义为准绳的法律却让位于服务暴政的需要。判决书中充斥着非法律的感情化的谩骂“悲观主义、共产主义、恬不知耻、臭知识分子”，充分展现了纳粹对法律的角色定义——“保持法律的中立是无法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 在格罗斯库特夫人遭到停职和一系列不公之后，她向西德民主政权法庭提出申诉和上诉，她口袋里装着宪法，有理有据地列举了一些系列程序非正义以及违宪的控诉，然而法庭予以驳回，理由竟是“宪法不适用于她这样的人，因为她参加了非法的共产党活动，违法了民主制度”（她参与了东德倡导的支持和平的民意调查并提供诊所作为场地，从而被媒体和官方贴上共产党分子的标签） 民主竟然是这样毫无原则地屈服于意识形态的斗争！ 印象中，虽然一直知道西德和东德的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但却不知道他们在对待纳粹的态度和做法上存在分歧。在我的印象里，标榜民主的西德应该同一切极权形式格格不入(不管是打着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纳粹，还是苏联占领区的东德)，但恰恰是西德却对待前纳粹成员态度暧昧，恢复其官职，并给予优厚待遇。而东德不管是真心反纳粹还是以之作为反对西德的借口，对待前纳粹成员反而比较强硬，并屡屡在该点上指责西德。但同样也是东德只承认社会主义党人的抵抗运动，对亲民主党人的抵抗运动不予承认。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出闹剧，或确切地说悲剧：作为抵抗运动组织主要负责人并被纳粹枪毙的反纳粹英雄遗孀，由于被野蛮地贴上了“共产党分子”的标签，在西德被妖魔化，遭遇种种不公，甚至进而其丈夫的灵牌被迁出公墓，其烈士身份被否认；而同时在东德，她也“不请不愿”地被塑造成反纳粹的共产党女英雄形象！但她所遭遇的委屈和不公，她的艰难的日常生活，她儿子由于母亲的身份而遭遇的孤立……等等，都只能自己默默承担，没有人真心给予关切。她成为了东西德之间笼罩的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 但，也就是这位伟大而平凡的遗孀，默默承受着一切的不公，并始终不放弃，因为她坚守丈夫所追求的“没有纳粹，没有战争，没有仇恨”的理想和信念，不让自己沦陷于仇恨的漩涡。她像一个被我们今天的中国官方砖家称之为精神病人的偏执狂的上访者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通过法律途径上诉，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她的坚忍在近20年后，终于换来了迟到的公义，这已经是在西德民主进程取得重大改进，冷战结束之后了。 而“我”的杀心也随着炽热的仇恨之火让位于理性之光，随着法官R的病逝归于寂静，留下了一个“杀心萌动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