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法官

⑴ 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采访成功人士范文

李昆仑：怀揣梦想 但求无愧我心

在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我在跟随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走近李昆仑”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采访全国十杰法官——李昆仑回来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李昆仑，目前任全国贫困县冠县定远寨人民法院法庭庭长。这个人民法院地处盐碱地，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水资源一直非常紧缺。然而李昆仑丝毫没有抱怨过，她说：“我在哪都能干，只要好好干，在哪都是一样的。”李昆仑不是没有调离的机会，但是她从来没有主动向领导提出过，因为她明白这里的百姓需要她，这里的领导信赖她，这里的同事舍不得她。而且她说：“我发现这里的条件也越来越好，我没有感觉不好，甚至是正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在李昆仑到来之后，定远寨人民法院由原来一个荒草丛生的地方转变为一个美丽花园。刚来时李昆仑经常与同事们调侃说：“咱们这个地方可是拍摄《新龙门客栈》最佳地点啊！”之后，李昆仑大力整顿了这里的环境。她说：“法庭是维护法律公正的地方，是一个为当事人支撑起一片司法屏障的地方，我们应该让它展现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健康面貌。”据了解，李昆仑和这里的工作人员在法庭后院种上了蔬菜和瓜果，减少了一笔伙房开支。另外，李昆仑在法院中还专门设立了当事人休息室，为当事人安放“便民桌椅”、饮水机、报夹、墨水、纸笔等，设立宣传栏和法律文书公开栏，普及法律知识，接受群众监督。在每间办公室门口都挂上了“工作牌”，写上每个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动向（在岗、出差）和联系电话。她说：“我们在条件艰苦的基层法庭，尽力做到这些工作，是为了方便群众、热心为民，真正实现一个基层法庭的利民效用。”当问及李昆仑今天的成绩是否与她工作的环境有关系时 ，李昆仑说：“对我而言，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不同，它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论是在基层法庭还是法院工作，我都是我；获奖之前和获奖之后，我也还是我。”
李昆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办事极其低调，却又极其认真的人；一个总是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给当事人做调解工作的法官；一个不曾抱怨生活苦难内心却又充满柔情的女强人。她从不计较结果，正如她所说：“过程就是结果，我在漫长的工作过程中所吸取的经验就是我要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比什么都重要。我永远都是我自己，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风格，我就是一名基层法官，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要干好。或许我这一辈子都有可能与财富无缘，但我不后悔，因为我选择的是自己最钟爱的事业，我热爱这个事业，我将在这个岗位上奉献我的一切，我始终无怨无悔。”

⑵ 南京中院法官陈礼苋说消费者要比商家对他们的产品更了解

金陵晚报》网络纠纷如何处置？ 南京中院教你维权大法
昨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2016年度十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在发布会上记者获悉，2016年新收涉消费者权益纠纷一审案件2370件，与往年相比，网络交易平台为被告的案件逐渐增多。消费者如何在网络购物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南京中院的法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热点问答】

怎么诉讼对消费者最有利？

邓玲：在网上买到假货，消费者维权诉讼时可以选择的法院并不仅仅只有被告住所地法院。

如果是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除被告住所地外，还可以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理解，通过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如果是一些电子商品采用在线交付方式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 如果是邮寄等其他方式交付商品的，则收货地可作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履行地也可以由商家与消费者协商约定，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可直接起诉交易平台吗？

邓玲：在网购平台上选购商品，消费者可以看到有些商品信息中会标明“自营”字样，有些则不会。标注了“自营”，就意味着该商品是网络交易平台自己作为经营者销售的；而没有标注“自营”的，就意味着该商品是由入驻平台的其他商家销售的。对于明确标明是“自营”的商品，如出现购物纠纷可以直接起诉该交易平台。如果是非自营的商品，消费者可以要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卖家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如果网络交易平台不能提供上述信息的，则消费者可以直接起诉网络交易平台。

消费者应如何准备证据？

羊震：由于网络交易的特殊性，消费者在举证上往往面临困难，一般而言，消费者要注意保存和提供以下证据：一是有关合同成立及实际履行方面的证据；二是网络交易经营者的违约或者侵权事实方面的证据。具体而言，主要有发票、网上订单信息、打款记录、商品页面信息、商品实物、消费者与销售者在网络平台上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也包括消费者向消协、工商等部门进行投诉、反馈等证据。对于聊天记录、网上的商品信息等电子数据，应及时通过网络截屏、录像等方式保存。

如何理解“无理由退货”？

栗娟：首先，“无理由”就是不需要说明理由。尺码不对、大小不合适甚至就是不喜欢都可以退货。如果经营者要求消费者必须说明理由才给退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无理由退货的例外情形。如果商品属于消费者定做的、鲜活易腐的、报纸、期刊，在线下载的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的，以及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则不适用。第三，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但商品完好不等于不拆封。如果有商家称消费者已拆封所以不能无理由退货，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法官提醒】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网络购物欺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经营者虚构或者夸大商品的功效。二是交付商品缺斤少两或者实物与页面展示严重不符。三是价格欺诈。四是以假货冒充正品。

如何防范网络购物中的欺诈？

对于消费者而言，首先是要选择更有信誉的经营者，在选购商品时，要考察经营者的信誉等级，尤其要注意查看商品评价，看是否有负面评价。其次，采用网络购物方式购买商品，要对所购买的商品有充分了解，知道其参数、功能等，不被商家的宣传所迷惑。第三，在购买前要通过平台聊天软件与经营者明确商品的信息是否真实，必要时查看其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

⑶ 别把困难在想象中放大是为什么

有个年轻人叫琼斯，大学毕业后，他如愿地进入当地的《明星报》任记者。有一天，他的上司交给他一个任务：采访大法官布兰代斯。

第一次接到重要任务，琼斯不是欣喜若狂，而是愁眉苦脸。他想：自己任职的报纸又不是当地的一流大报，自己也只是一名刚刚出道、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大法官布兰代斯怎么会接受他的采访呢?同事史蒂芬获悉他的苦恼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我很理解你。让我来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躲在阴暗的房子里，然后想象外面的阳光有多么炽烈。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往外跨出第一步。”

史蒂芬拿起琼斯桌上的电话，查询布兰代斯的办公室电话。很快，他与大法官的秘书接上了号。接下来，史蒂芬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要求：“我是《明星报》新闻部记者琼斯，我奉命访问法官，不知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呢?”旁边的琼斯吓了一跳。

史蒂芬一边接电话，一边不忘抽空向目瞪口呆的琼斯扮个鬼脸。接着，琼斯听到了他的答话：“谢谢你。明天1点15分，我准时到。”

“瞧，直接向人说出你的想法，不就管用了吗?”史蒂芬向琼斯扬扬话筒，“明天中午1点15分，你的约会定好了。”一直在旁边看着整个过程的琼斯面色放缓，似有所悟。

多年以后，昔日羞怯的琼斯已成为了《明星报》的台柱记者。回顾此事，他仍觉得刻骨铭心：“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单刀直入的办法，做来不易，但很有用。而且，第一次克服了心中的畏怯，下一次就容易多了。”

生命感悟

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困难在想象中放大了一百倍。事实上，只要我们走出了第一步，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麻烦与困难，有时只是自己吓唬自己。行动起来，勇敢地去做，很多事其实都很简单。

⑷ 一个人被判了死刑，然后来采访的记者向法官求情有没有用

没有用，如果记者有明确的说这事冤假错案，并报道了，有舆论压力了，说不定会有用

⑸ 为什么记者是公正的法官

记者面对的都是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他们所采访和记录的最真实的事件和专人物，所讲属所说的也是从客观的视角去了解事件体察人物的心理，从最客观的方面解释分析事件的原由。
同时面对着社会的压力和舆论，所说的都要有相关的依据和强有力的说服力。让人们看到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说记者是公正的法官。

⑹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做了不少事情。他率交流团访问了台湾；为北京市旅游委全体党员干部解读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还向媒体介绍了一项新制度的突破：如存在性侵害、出卖、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上等七种严重情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月中，他则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长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

随着12月28日全国人大的一纸任命，他的生活变成另一种模样：他将成为最高法巡回法庭的一名庭长。

“毫无疑问，胡云腾法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型法官。”与他相识20多年的《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由这样一位学者型法官去执掌最高法首个巡回法庭，可谓众望所归，人才难得。”

的确，胡云腾身上最为人注意的标签，是“学者”。

他拥有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学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之前，他曾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发表过超过100篇学术论文和近40部作品，其中《死刑通论》和《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的死刑研究著作中相当有分量。

2008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胡云腾，依然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一再提及“我是一个学者”。

刘桂明认为，对于巡回法庭这一“需要坚持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新生事物，正需要胡云腾这样一位“研究水平高深、协调能力高超、涉猎视线高远的高精尖人才”。

很多人都对胡云腾在1998年与邱兴隆、张金龙合作的《死刑问题三人谈》记忆犹新。不止一个人注意到，平时沉默寡言、甚至很少会哈哈大笑的胡云腾，谈起死刑问题时就会滔滔不绝。在调入最高法之前，他不止一次公开阐述过废除死刑的理由：公正、人道、人权保障，以及“无论司法程序设计的多么严密，适用死刑都可能错杀无辜”等。

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持续关注，他曾被学界戏称为“胡死刑”。

那场对话正是由刘桂明主持的。他对胡云腾更深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眼见一位极具法学研究水平与才华的友人面临绝境，他当即拉上我驱车300公里，前往友人所在的城市进行紧急协调，最终使他脱离了危险境地”。

“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义的人”，刘桂明总结说。

《法制晚报》2007年有一篇报道描述了藏身在专业法律术语后的法官胡云腾：“不爱服输”“特有韧劲儿”，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所以“只知道埋头苦干”。

胡云腾1955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3年后，全家人被下放到农村。1979年参加高考，他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可因为之前从没填写过简历，有几年经历没填上，在政审这一关被拦了下来。

多年后他还带着点沮丧形容自己“在命运的始发站，就跌了一个大跟头”。不管怎样，“生了一个假期的闷气”之后，他不得不去安徽师大政教系报到。

四年后，在大学里一直坚持自学法律的他再一次考上西南政法学院。

他的职业生涯也一直都围绕着法律，最初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教书，博士毕业后去社科院做研究，八年后又到了最高法的研究室。

“他是体制内开明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这也意味着他一直很稳妥，可靠”。

上世纪90年代初，胡云腾曾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一个废除死刑的“百年设想”。十多年后他在一本法律刊物上承认，自己当初的考虑并不完善，废除死刑之路必须慢慢走。

“在一个封闭的、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中，任何美好的制度设计都难以产生预期的好效果”，他当时说过。

同样是在这场采访中，他冷静地拒绝了采访者奉上的高帽子：“知名的法学家和出色的律师这两顶帽子均不适合我戴，因为本人还有自知之明。但作为一个法学科研人员，我认为应当创造条件联系实际。”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法学家应当到司法实务部门去工作一段时期”：“我认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现阶段应当多关注中国的司法实践，尤其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正在进行改革，正在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时期，法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在他身上实现了。

两年前，在一场关于“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已经是最高法研究室主任的胡云腾提醒台下的大学生，“我们的司法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司法改革不是追求一些空洞的原则，而是要解决司法实际的问题”。

2014年4月24日这天，他与刘贵祥一同被任命为二级大法官。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制度中，这意味着他也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

2014年12月，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胡云腾分享了他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经历。据说，当时起草班子具有特别广泛的代表性，到全国各地调研，有很多意见反复修改。比如《决定》中“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两句话曾一度被拿掉，最后起草班子开会讨论，还是达成统一意见把它们写入其中，最后效果很好。

不过，12月28日的最新任命，将翻开这位大法官人生中全新的一页。

胡云腾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对此评论道，巡回法庭“看似着力于解决司法地方化、落实‘司法与行政辖区适当分离’等问题，实质上其所承担的监督指导功能发挥有限，而主要解决送法‘下乡’、方便诉讼问题，更侧重于分散最高法的工作量……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中国司法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设计和细化具体的方案”。

他在学界的老朋友何兵与邱兴隆拒绝对此作出评价。

而刘桂明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乐观：“如果现实中更多涌现一些诸如邹碧华法官这样的探索实践者，又如胡云腾法官这样的思考研究者，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将会变得迎刃而解。”

在很久之前，胡云腾就对媒体表达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艰涩的术语汇聚到最后，只留下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