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姆斯法官

1. 霍尔姆斯案为什么被判有罪鲍尔温法官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你所述：
1、针对之来前的“假死”自，由检察机关进行抗诉，撤销原判决，由国家对A进行相应的赔偿。2、依据刑法故意杀人罪，判处有罪，依据相应情节判相应刑罚。另外说下，我记得是本小说里面的情节，无尽武装？具体想不起来。小说里面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则来解释，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是两个事件，是两个案件。当然，如果有其他意见，可探讨。

2. 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是的，这有一文：

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千百年来却一直挑战着法律人的智慧。“法学”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语“juris prudentia”。这个词是由两个词即juris和prudentia组合而成的，前者的意思是法、权利、正义，后者的意思是智慧或实践智慧，两者合起来的意思是法的智慧或法的实践智慧。魏德士在其《法理学》一书中认为，该问题并非无病呻吟、无关宏旨。因为，法学的科学性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我能够信赖法的内容吗”？这实际上就是指法律问题是否具有确定性答案，能否凭借人们的经验和理性思考加以认知。如果有答案，那么答案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

一

法学是一门研究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法学知识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作用于社会，人们通过法律规范来建立社会的规则秩序。在现代社会，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研究方法的进步，特别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经济学实现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与研究，因此，人们可能并不怀疑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但同样作为社会科学，法学问题的共识性相对而言，似乎主观性更强，容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一个问题，往往出现甲说、乙说、折衷说，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的一个争论，即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取决于对法学及其内涵的科学界定。在对法学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如果认为法学符合科学的标准，则应当属于科学的范畴，反之则不属于科学。应当承认，“法学”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是几个世纪以来困惑法律哲人的重大课题。例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从法学受立法者的影响以其固有的本土性等方面出发，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并提出“人们可以问道，有哪一门科学，竟需仰赖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物，于明日遭废弃，使于某处为假之事，于他处为真？有哪一门科学，竟需受国家边境界桩所限？”在他看来，一门科学应当具有普适性，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法学具有很强的本土性，显然不是科学。我认为，耶林的这一观点失之过简，并不全面。事实上，法学本身也有许多普适性的价值和规律，例如，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民法上对合同的成立与抗辩、对财产权的保护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规则；刑法上对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制度的规定，也是现代国家一致采纳的制度。更何况，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法学所研究的内容、范畴等越来越具有趋同性。即便我们承认法律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其是一门科学。如果将科学仅仅定义为一种认识人类社会、包括特定区域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方法，那么无疑法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科学的特征。

法学是否是一种科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首先需要对科学的内涵进行界定。知识界历来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类，并依据这种划分标准形成了三套不同的知识体系。人文科学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科学。自然科学注重对客观规律、定律的探索，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则注重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其在研究过程中受到研究者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和生活背景（background）的影响程度较高。这就使得不同研究者在同一问题上的研究结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不同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很难说不同的研究结论之间有对错之分。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主要用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而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形不同，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性较强。有人将其称为一种“本土性知识”(domestic knowledge）也不无道理。法学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不能因为法学不是自然科学就否认其是一门科学，而应当按照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判断标准来进行界定。

二

方舟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曾经援引了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oot-Bernstein）的观点，即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属于科学，要看其是否符合逻辑的、经验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四项标准，缺一不可。我认为，伯恩斯坦的这个判断标准应当是对社会科学的判断方法，可以用于判断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按照这个标准判断，法学符合伯恩斯坦标准的四个要素，应当是一门科学：

一是逻辑的标准。逻辑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法学具有自身的体系，而该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标准来构建的。现代法学知识和法学论辩也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法学具有自身的特定研究对象，是人类认识和运用一切法律现象活动的集合体，其不仅包括对法律的形式性描述，还包括对法律性质的哲学思辨以及对法律操作技艺的抽象和总结。依据这些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法学学科又可以分为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比较法学等二级学科。这样的层级划分适应了学科对象的差别和“术业有专攻”的社会分工规律。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各个部门法都形成了自身的规则、逻辑体系。法学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也以逻辑严谨为其重要特征。

二是经验的标准。法学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并可以通过实践加以运用与检验，具有显著的经验性的特点。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可观察性和可验证性，也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我们说法学是一门科学，但必须强调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现代社会普遍认可“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网络全书”的论断。在这一点上，法律的实践性明显地区别于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法学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完善。在罗马法中，法学被称为真正的哲学（vera philosophia），或者说罗马人的民族哲学，因为其基础是罗马人在实际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经验。而从自然法学到概念法学、利益法学和自由法学，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学者都在努力探究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当前英美法学研究中的实证法学、法律经济分析等研究的目的亦是如此。即便是近几十年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律运动，也无法否认法律及其发展在很多方面是要受到客观约束的。正是因为法学方法在起源上的实践品性，使其能够被人们以经验和逻辑加以认识、抽象和总结，并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生活。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无论法学怎么分类，其核心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因此非常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分析，强调法律的实际运用。法学工作者的任务事实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构建法律的概念和体系，以及对概念体系进行理论描述，还应当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这一社会调整工具的实际运用及其方法给予积极关注和深入思考，从而实现霍尔姆斯所说的将“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转化为“现实中的法”（law in action）。法律的精髓在后者，而不是前者。即便我们对于法律文本的价值做出了准确、科学地判断，但如果不能通过法律适用体现在具体的个案中，那还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形而上研究。与之相类似，即使对于部门法中的每一个具体规范都有深入研究，但如果不能把握法律适用在实际操作中的一般方法、规律，仍然不能准确、娴熟地将具体的法律条文运用到个案之中，并实现公正裁判。因而，法学是在实践中产生，其发展也是为了指导实践，从而使法学成为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的学问。

法学是一门符合逻辑、符合经验和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社会科学，是一种人类通过理性认识事物、且能够为人们所反复使用的方法，即我们所称的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法学也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甚至在大量问题上体现出了较高的确定性。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不可更改的基本规则，例如，遵守允诺、勿害他人、欠债还钱、尊重他人生命、保护人身安全等等。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高度的共识。相反，并非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具有确定性，或者都能够被理性所验证。哈佛大学昂格尔教授在《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一书中举例到，关于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重要自然科学命题，很难说“大爆炸说”与“渐进扩张说”之间哪一个就是绝对的真理。且这些理论也很难得到科学的证明，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宇宙形成理论”这一问题的科学性。

三是社会学的标准。这一标准是指针对社会生活现象，能够把握认知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提出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显然，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其具备这些功能。法学就是研究法现象的学问，法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从法的运行活动和现象中把握其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知识体系，从而指导特定社会的法律发展活动。具体而言，其一是解决立法的科学性。立法机关意图实现的价值也要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调整和规范予以落实。而权利义务关系正是法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法学家需要以现行的法律为研究对象，但又不能囿于现有规则，而应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从法律发展规律和社会现实需要等角度提出立法的目标以及完善的方向。所谓科学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些指导可适用于立法的制定与修改、法律适用效果的评估等所有领域。其二是法律适用的规律。法学需要研究文本，并指出这些文本判例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的运用。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通过具体适用法律解决具体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三是法律在整个社会治理中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产生的实际影响。法学需要认识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及其与道德、宗教、政治等各种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学在认识社会中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

四是历史的标准。一门知识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应当具有历史的演进过程。事实上，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法，欧洲最早的大学即1087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其最初开设的主要课程就包括了法学。在中世纪，法学与逻辑、修辞、神学等一起，成为欧洲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科目之一。而中国的法律制度史则可以追溯得更远。由此可见，法学比许多近现代才出现的自然科学要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会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但各个法律规则并非凭空而来，其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以现代大陆法系民法规则为例，其基本理论框架主要来源于古罗马法。正是因为法学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由此也决定了我们是可以在法学这一历史性知识中寻找规律的。

三

另外，任何科学都应当遵循一定的方法，离开方法的科学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取决于其研究对象。因此，讨论法律科学的方法及其特征，首先需要考虑这门科学到底研究什么。从研究对象上看，法学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性质、制定与执行的学问。法学至少具有两个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法学关注的是那些写在文本上或者表现在判例中的法律规范，包括其形成、解释和适用。所以，法学采用的规范分析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方法等是法学独有的方法。在第二个维度上，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判例，其背后反映的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规律。在这个维度上，法学研究应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关注社会关系及其规律，包括这些关系的人文性和社会性。只有在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才具有妥当性。为此，法学需要广泛采用伦理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种学科的方法。但是，由于法学本身所要求的“规则性”及“规则确定性”，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必须要服务于法学自身的特征。古往今来的自然法学、社会连带法学、历史法学、功利主义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法律现实主义法学等各大学派都致力于对法律的社会功能及其属性进行研究。虽然各种学说之间存在很大的方法分歧，但这并不影响各学说秉持者相互之间就学说本身形成一些共识。因为这一原因，法学也需要借助多个学科的知识才能够全面的理解和研究法现象，因此其在西方常常被称为“博学的学科（a learned discipline）”。

应当看到，在英美法国家，法学教育是作为一种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cation）来进行的，其宗旨在于培养职业的法律人，法学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知识话语和体系。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毕竟法学教育和法学自身的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二者相互影响，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这就是说，法学形成了自身的科学体系，但如何将其运用于教学以及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传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便在英美法国家，也从来并未因为法律的职业化特征而否认法学的理论性，这些国家仍然十分重视对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

魏德士在讨论“法律是否为科学”的命题时，认为应当坚持法律的科学性，其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强调坚持法律的可信仰品质。这就是说，如果认为法律不是科学，那么，法学可能走向法律虚无主义和个人专断主义。如此一来，法律不仅不能经受理性分析的科学检验，甚至可能成为权力滥用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分子通过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来屠杀犹太人，并通过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正是法学虚无主义和专断主义的后果。法学是一门科学，可以带给人们以理性的思考，立法者会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制定法律，而不是将法律完全变成一种纯粹主观的臆断。而司法者则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发现法律的精髓和立法意旨，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而这将使法治文明真正结出丰硕的果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学，归根结底，是一门科学制定法律并准确适用法律的学科。法学是一门科学，需要构建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但法学不是象牙之塔，不能仅仅满足于概念、体系的自我周延，更应当以解决实践中具体的法律问题为目标。

3. 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的人物生平

霍尔姆斯用上大学时省下的一笔钱，在加州帕罗奥图创办了Theranos公司，而一直以来，她都是《旧金山商业时报》（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连线》（Wired）杂志长篇特写的报道对象。不过，近期《财富》杂志（Fortune）报道称，Theranos公司已融资逾4亿美元，使这家成立十年的公司的估值高达90亿美元。该公司的投资方包括，德丰杰(DraperFisherJurvetson)、ATA Ventures和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Ellison）。霍尔姆斯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表示，她依然持有Theranos公司超过50%的股份。而该公司尚未对报道作出回应。Theranos的一位投资者，虽然受保密协议所限不能透露详情，但他说这次融资的估值非常高。

4. 滴血验癌公司创始人霍尔姆斯被定罪，她做了哪些违法的事情

美国硅谷骗局“滴血验癌”事件的主人公Elizabeth Holmes被正式定罪，其11项罪名指控中有4项成立，或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与巨额罚款。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滴血验癌的思考，开发可识别癌症的血液检查方法究竟能否突破骗局的刻板印象以及研发难点的局限，成为真正惠民便民的技术呢？

利用血液进行疾病监测依旧有着无穷的想象空间，「滴血验癌」的故事不会就此停住。随着组学、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分析技术的发展，使用少量血样就能进行的全方位广泛的血液检测技术，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在临床上，医生不会根据血液黏稠度的数值，去判断患者是否有血栓风险，而且这个检查也不能如实反映患者体内真实的血液凝固情况，更不能起到预测血栓和心血管事件的作用。通过注射剂来疏通血管、降低血液黏稠度，更是没有任何帮助，甚至还会出问题。

5. 詹姆斯·伊根·霍尔姆斯的案件审判

美国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当地时间2012年7月30日再度开庭审判，检方正式起诉枪击案嫌犯詹姆斯·霍尔姆斯，指控他犯有包括一级谋杀罪在内的142项罪行。
142项罪名中，24项是一级谋杀罪，114项企图谋杀罪，另外两项指控分别是“拥有爆炸物及燃烧装置”和“暴力罪”，这些全都是重罪。
和第一次庭审不同的是，在开庭前，法官根据辩护律师的请求，禁止在法庭内安装摄像机，辩方的理由是怕众多的电视媒体直播庭审情况会影响陪审团的判断，进而影响对这起案件的判决。
在45分钟的庭审过程中，枪击案嫌犯同上次一样，仍然是橙红色的小丑发型，也没有什么表情，全程只说了一个字。那是他的辩护律师向法官申请延后答辩的时候，法官向他询问是否同意，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个字，yes。 2012年8月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影院枪击案嫌犯霍姆斯第三次出庭受审，态度消极。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称，霍姆斯患有“精神病”，在制造枪击案前曾试图获得帮助。
霍姆斯当天身穿栗色囚衣，带着手铐与脚镣等出庭受审。这是霍姆斯第三次出庭受审，他没有刮胡子，看起来很警觉，但反应冷淡，基本一直在盯着前方看，没有与律师讲话。
律师丹尼尔·金说，霍姆斯患有“精神病”，他在制造枪击事件前，曾试图获得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帮助。
代表约20家新闻媒体的律师9日来到法庭，要求公开法庭文件。但是这个要求遭到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的反对，他们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现在公布法庭文件为时过早。
法官斯尔维斯特说，他将考虑新闻媒体提出的公开霍姆斯案文件的请求，随后将发布一个书面规定。

6. 谁可以说下john marshall 对supreme court 做出的贡献

Just give me a few hours, My computer dosen' t have chinese typing function. When I get home I will write the answer

学法的人似乎都知道，约翰·马歇尔是美国现代法治的奠基者。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司法审查权的阐述和实践，已经成为法学院学生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不过，这位天才的法律人，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经过，却纯属偶然，且不乏党派之争。

说到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历史机缘，就不能不从美国立国之初的党争开始。在1800年美国首次由党派候选人竞争的总统选举中，联邦派在任总统亚当斯输给了共和派副总统杰弗逊。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派也是一败涂地。于是，它只好把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希望寄托于不受选举政治决定的司法部门。为此，亚当斯在1801年1月20日，任命自己的国务卿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并得到了参议院的认可。马歇尔出任大法官后，居然还代理着国务卿，直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显然是违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亚当斯选择马歇尔，被认为“是一项改变历史进程的令人愉快的巧合”。这里面的确有太多的因缘际会。首先，1796年在任资深大法官顾盛回绝华盛顿总统对他的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如果他接受的话，他将一直做到1810年去世，所以根本不会由马歇尔的机会；其次，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埃斯沃斯被抓差出使法国，并因此病倒、辞职；如果没有出使法国，也没有马歇尔的机会；最后，埃斯沃斯辞职后，亚当时立即提名刚刚卸任纽约州州长职务的、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尽管参议院已经批准了这一任命，但杰伊根本无意重新回到曾经坐过的位置。根据马歇尔自己的回忆，“我当时推荐帕特森大法官接任，但总统不同意，认为绕过顾盛选择资历更浅的帕特森会伤害顾盛的感情。总统随即对我说：‘就你了’”。亚当斯没有选择帕特森的真正原因在于，帕特森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而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是联邦派中的冤家对头。

这一选择，虽在预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马歇尔虽不属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和麦迪逊这样的开国元勋，但可以算是美国第二代领导人。独立战争期间，马歇尔曾在大陆军中担任过上尉军官，目睹了战争初期大陆军中各邦民兵建制庞杂、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深感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作为一个弗吉尼亚人参加独立革命，闹完革命变成了一个美国人”。参与独立战争的经历“让我确信，美国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这些感受是如此地强烈彻底，已经成为我身心的一个部分。”

1780年冬天，25岁的马歇尔利用军中休假，去威廉和玛丽学院研习法律。经过短暂的三个月学习后，马歇尔成为了一位开业律师，并迅速成为弗吉尼亚州最成功的法律人。马歇尔怀疑平民政治，深信用司法权威约束立法机构的重要性。1788年，在辩论是否接受联邦宪法的弗吉尼亚制宪会议上，作为邦议员的马歇尔，提出了支持宪法的有力证据：“如果国会制定的法律未在宪法所列举权力的授权中，那么，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法官将应该将其视为违宪……，并宣布其无效”。他的这一看法以及出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的所作所为，显然与其当年的军旅经历有直接关系。

就马歇尔的个人志趣而言，他对承担公职的热情并不很大，先后谢绝了华盛顿要其出任联邦总检察长、驻法公使，亚当斯要任命其为大法官的邀请。不过，出于对国家的忠诚，马歇尔还是出任过邦议员、联邦外交特使，联邦众议员和国务卿等职务，但时间都很短。尽管如此，他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积累的经验，为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大法官打下了结实基础。

（二）马歇尔的司法实践

从1801年出掌最高法院，到1835年终老任上，马歇尔一干就是3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席大法官。其领导的法院一共发表了1 106份判决书，马歇尔本人撰写了其中的519份。在62个涉及到宪法的案件中，他撰写了36份判决书。他所做出的所有宪法判决，几乎都围绕着三个目标：第一，保证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拥有实现其有效治理的权力；第二，保证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第三，保证私有产权不受政府公权的侵犯。通过这些司法实践，马歇尔把纸上宪法的文字，变成了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宪政。如果说美国1787年宪法确定了美国的宪政框架，提出了法治的目标，那么马歇尔法院充实了这个框架，实践了法治的理念。为了表达法院判决的权威，他彻底改变了最高法院原来沿袭的英国传统，即由大法官分别撰写判决意见的做法，确立了发表一项法庭意见（一致和多数意见）的传统。而他本人总是愿意承担撰写意见书的任务，从而用自己的想法影响其他大法官。对此，他的政敌杰弗逊深恶痛绝。在后者看来，这无异于假公济私，用最高法院“集体权威”的推销马歇尔国家主义的“私货”。

马歇尔法院实践的宪法解释具有一种原创性，直接与宪法的文本本身相联系，而不像以后的法院那样，要依靠累积起来的先例来支撑其观点。由于和制定宪法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联系，马歇尔法院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对于宪法的含义和意图它拥有制宪者的理解。用后来的著名大法官奥利弗·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话说，马歇尔法院代表了“历史性战役的战略转折点”，其伟大就在于“生逢其时”。毫无疑问，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和他的伙伴创造了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时刻。

在其职掌最高法院的34年期间，马歇尔可以说彻底地支配了最高法院。就连杰弗逊1804年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有着“最高法院第一位异议者”之谓的威廉·约翰逊，尽管是马歇尔法院最具有独立倾向的法官，“一位热情洋溢的民主派”，最终也基本上认可了马歇尔的远见，接受了马歇尔的领导。正像他自己在给不满其表现前总统杰弗逊的信中所云：“最终，我发现自己或者遵从环境，或者成为我们谈到过的那种毫无影响小角色。我只好屈从潮流”。在一些杰弗逊派眼里，约翰逊和其他“屈从潮流”的共和派大法官无异于“叛徒”。实际上，约翰逊绝非对马歇尔唯唯诺诺。在其30年的任职期间（1804-34），法院一共有35个附议和74个异议，其中约翰逊就撰写了21个附议和34个异议。如果说马歇尔主导的法院意见确保了法院的威望，那么，约翰逊的附议与异议则表明，法院同样有足够的韧性允许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

对马歇尔的领导地位，当时的一位英国作者有过传神的描述：马歇尔的声音“柔和”，“他座位两边的六位法官，凝望着他，与其说想他的副手，还不如说是学生”。尽管1811年以后，好几位共和派代替了原来联邦派空出的大法官位置，并逐渐占据了最高法院的多数，但这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主导地位。有人认为，“在最高法院的整个历史中，这样的主导地位绝无仅有”。在马歇尔执掌法院的34年的时间里，他只有8次与法院的意见相异。当然，很大程度是时代造就了马歇尔，但是，不可否认，马歇尔的政治智慧、领导才能、法律天才和团队精神则构成了他成功的内在条件。

马歇尔政治智慧和法律天才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在立法和行政当局对宪法这个新生事物并不十分专注得时候，通过激活宪法来建立和巩固最高法院原本并不确定的权威。美国宪政专家麦克洛斯基写到：“在共和国历史早期急风暴雨的年代里，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人已经一再表明，对他们来说，宪法并不像政治结果那么重要。这样的证据在两党历史中比比皆是，联邦派的《惩治叛乱法》和杰弗逊派购买路易斯安娜领地的行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样，司法部门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宣布宪法是属于它的，并将其自身的尊严与基本法的尊严等同起来，马歇尔非常乐意地把大胆与审慎结合在一起，由此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三）确立和建构宪法法

马歇尔确立最高法院权威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通过宪法案例的判决来解释宪法，从而创造了联邦司法部门专有的领域——宪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这也是马歇尔法院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成就。宪法法将司法审查的实践牢固地根植到宪法的文本中，使之成为美国宪政制度中习以为常和经久不衰的运作原则。在最高法院早期司法实践中，司法审查主要是针对州法，其目的是巩固新生的联邦。一个幸运的巧合是，司法审查肇始于“马伯里案”，它否决了一项国会法律，这多少让这一权力的运用披上了中立的外衣上，让它看起来并非专门针对州行为。

“马伯里案”后，马歇尔再也没有否决过一项国会法律。显然，在马歇尔看来，司法审查应该是一种非常规的、极少动用的保护根本大法的手段。但是，这只是就国会的立法而言，对于州法，马歇尔和他的同僚则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频频使用针对州法的司法审查，一步步地巩固联邦的权力，培养人们对联邦的忠诚。在这些案件中，马歇尔法院开启了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对宪法文本进行司法诠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用法官解释普通制成法同样的方法和原则来对待宪法。就这样，宪法从高不可攀的天国来到了触手可及的凡世，变成了一门“法律”分支，遵从于日常的司法解释和实践。宪法洗尽铅华，归于平常，退掉了其作为政治根本大法的神圣特点，拥有了普通法律的特性。而这样的法律能够在联邦法院制度中畅通无阻，法官也能够在日常的诉讼解释这样的法律。

慢慢地，美国的宪法法形成了，变成了法律的一个分支---就像商法、契约和财产法，有着自己的一套原则和主要案例。像其它法律领域一样，宪法法的出现和发展，是法院的判决和法院中对立的双方提倡和辩论各自权利的结果。通过把宪法的诠释应用到判决中，马歇尔法院能够把宪法原则的宣示和一项普通的法律裁决融为一体。由此，它能够说服美国民众接受他们对宪法原则的阐释，不是作为政治，更多的是作为法律。

（四）寻找远离政治的司法价值

从其大法官生涯的开始，马歇尔就认识到，最高法院的有效性依赖于是否有能力促使民众接受，其作为一个没有党派偏见宣布“法律”、不接受任何 “政治”问题的机构。法律和政治的分离，是美国司法部门能够最终崛起，而与国会和总统平起平坐、三足鼎立的关键所在。忠诚于宪法和法律，摆脱政治的干扰和舆论的压力，马歇尔治下的最高法院获得了值得民众信任的尊严和权威，由此也拥有了决定重大公众问题的权力。这一成功的关键所在，是最高法院把宪法视为其专用的资源。

《马歇尔文件》的编辑和传记作者查尔斯·霍布森概括说，“马歇尔和他的同事，通过让美国民众崇拜宪法，建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性力量。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最高法院让自己成了人民永恒意志的代言人。到1835年，最高法院拥有了神秘的力量，大法官有着奥林匹斯诸神般的传奇，是令人惊羡的宪法保护者，远离着政治的浑水。这样的神秘绝技继续构成了最高法院超凡力量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了说明了，为什么一个终生任职、非民选的法官组成的机构能够令人信服地声称，服务于民主政府的目的。”如果与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法院相比，最高法院的确鹤立鸡群。来自旧大陆的托克维尔感叹到：“其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创制过如此强大的司法权。美国的最高法院，不管从其职权的性质来说，还是从其管辖的受审人的范围来说，均远远高于已知的任何法院”。

在马歇尔法院榜样的带动下，美国各地各级法庭开始避免处理和卷入党派的政治问题，对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和区分。目睹了立法机构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争，人们日益信任法院的公正，法院的声望明显提高。有人甚至争辩道：如果没有法院的保护，没有持久不变的普通法，“权利将永远得不到补偿，错误也永远得不到纠正”。经历了革命、立宪和建国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民主派麦迪逊，晚年时对联邦法院有了新的认识。他告诉老友杰弗逊，司法部门是唯一类似仲裁人的政府机构，它超越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市场，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决。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也得出了如下结论：“法院是司法系统能够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见的机构”。

（五）美国宪法第一人

联邦法院所有这些成就几乎都离不开马歇尔的贡献。律师出身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对马歇尔有生动的评论：“马歇尔找出宪法文本，赋予它力量。他找到的是一付骨架，却赋予它血肉之躯”。由于马歇尔历史性地加强了最高法院的权威，故在美国历史上享有“伟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和“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人”之美誉。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认为，“如果说是华盛顿创建了这个国家，那么，是马歇尔定位了（defined）它。”在美国对法官历史功绩所作的历次评估中，马歇尔永远是高踞榜首。

看到马歇尔为加强新生美国的法治、特别是联邦政府权威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贡献，已经告老还乡的前总统亚当斯非常开心。在任命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25年后，他夸耀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这是我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回忆我一生所作的事，没有比这更令我愉快的”。亚当斯自然会有这样的感叹，因为他曾经悲观地认为，美国宪法作为一种试验，很可能不会比他的寿命长！

另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这位如此了不起的法官，所受的基础教育和法律教育却是如此之少。马歇尔只上过两年的私塾，剩下的时间主要是靠父亲的耳熏目染，而他父亲所受的教育也不多。在威廉和玛丽学院三个月的法律学习期间，马歇尔还堕入情网。其课堂笔记不仅记载着法律的内容，还写满意中人的芳名。不过，他做到了学业恋爱两不误，完成了法律训练。看来，马歇尔的经历证明，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经验而不是学历，是成为伟大法官的首要条件。

充分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生活阅历，“法律速成班”的训练，使马歇尔不像很多法官律师那样，拘泥于法律的条条框框，死抠案件的末枝细节，而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一种以法治国的雄心壮志，一种纲举目张的办案能力。一位美国学者非常精辟地概括了马歇尔的司法理念：“在其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有两个持久不变的概念主导着马歇尔：一是联邦国家的主权，二是私有财产的神圣”。靠着这两个观念，马歇尔坚韧不拔，披荆斩棘，终于把最高法院确立为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并利用这一角色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法治的基础。

7. 请问有没有：曾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温德尔·霍尔姆斯 的简介

你要这干嘛

8. 自由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很多中国人一说起“自由”往往就底气不足，就有点心虚，好像这不是咱们的“强项”。但却有人指出，跟美国相比，中国不是没自由而是太自由了，比如：中国人可以自由地打孩子，可以在大街上喝酒，可以随便问别人的年龄……这些事情美国人都不敢做，做了就会受到惩罚。轻则罚款，重则关监。“自由”惯了的中国人若是没有思想准备，一旦到了西方国家，用“动辄得咎”来形容恐怕一点儿也不夸张。
韩寒在2011年底引发广泛争议的博文中直言，“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忍受诸多的不自由，比如不能自由迁移户口，不能自由地参加高考等等。
在追求幸福生活的今天，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未必能真正给人舒畅感，种种限制倒是越来越多地让人感受到约束和无奈。黑格尔曾说：“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看不清边界的自由只是虚妄的概念，真正的自由则暗含了秩序与文明。
西方社会为之奋斗了几百年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元价值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当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为自由这个熠熠生辉的理念而呼喊时，我们有必要先静下心来读懂它的内涵。因为文明意义下的自由向来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需要一定的素质才可以驾驭的。
威胁公共安全的言论不能随便发
凤姐在其微博上的一句“我要烧了美国移民局”已被美国安全局记录在案，法律程序已经启动，凤姐或许将面临被收监或者遣返的窘境。有人质疑：美国对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除非她确实有这一行为了，不然就凭她一句话怎么就能被遣返？其实，像凤姐这种“因言获罪”的事件，并非孤例。去年4月，留美博士翟田田在与教授发生口角时，气愤之下说了句类似“我要把学校烧掉”的狠话，而被校方以“恐怖威胁罪”起诉。此后，经美国移民局递解、警察抓人、检调机关起诉，翟田田被送入拘禁中心。直到7月30日，美国控方才由此前的“恐怖威胁”降为“小型行为不当”可不负刑事责任。
照我们日常思维来看，不过因为开玩笑或者愤怒，而说了句“烧了XX”就被遣返甚至坐牢，太匪夷所思，尤其在以倡导自由著称的美国。在美国言论自由虽是一项基本人权，却有明确的界限。对那些危及公共安全，以及可能会危害公众秩序的潜在危险性言论，不管有无真实地发生，都不在宪法的保障范围内。
比如，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电检入口处挂有“请勿开玩笑”的牌示，指的是禁止说“HiJack!”（杰克你好吗？），否则航警必将其逮捕法办，因为“HiJack!”这句话正是英文劫机（Hijack）一词的谐音。其依据是，公共安全比言论自由更重要。在机场向一位叫“杰克”的人问声好都不行，更何况你赤裸裸地叫嚣要“烧了学校”或是“烧了美国移民局”。这也说明，并非是美国言论自由的区别对待，而只是一些人误解和泛化了这个词。

粗口不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只是保障公民不因言论受到政府惩罚，但它并不同时允诺一种无所顾忌的谩骂攻讦，更不会免去某人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相应道义或职业风险的责任。没有一项民主权利，会鼓励与责任脱节。
言论自由是一项宪法权利，公民可以正当地捍卫那种被后人概括为“麦迪逊前提”的准则：“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利，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哪怕公民针对公共事务的批评存在错误或粗陋之处，政府也应容忍。美国有位青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征兵政策，曾因“穿着夹克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夹克后背印着‘Fuck the Draft’（‘操你的征兵制’）”而获刑，但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其无罪，理由不外是：尽管方式粗俗，但他毕竟是在针对一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国家必须容忍。言论自由的原则及内涵还有很多，但即如上述，我们也能看出，它与用最粗俗的方式骂人有多远。
对言论自由持最为宽松态度的国家，也会大致遵守一条底线：言论自由不保护诽谤和辱骂。“你说美国人民有权每晚站在街头宣扬社会主义，和说任何人都有权诬陷政治人物某某某10月10日晚上收黑钱，肯定不是一回事。”虽然言论自由法的实施难免对公民的容忍品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它从来不是下流言论的黑翼天使。否则，所有的诟骂爱好者会喜获天堂，而文明谈吐的信奉者将面临一座口舌地狱：稍不留神，即遭污言秽语的大棒伺候。
谣言不是言论自由
网上流传的所谓“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47号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经查明是上海的励某杜撰而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宣传局、公安机关已责成当地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对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责任人和网站予以惩处，杜撰“47号公告”的励某被行政拘留15天。
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有些人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言论自由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如何表达就如何表达。如上面所述的励某，竟然盗用税务总局名义，对外发布了所谓的“47号公告”并作解读，很显然，在他眼里，言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
言论自由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当代中国，它意味着在有序、合法的前提下通过语言表达意见和见解，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罔顾事实，不负责任地编造谣言蛊惑人心，必然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言论自由的表达，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由不是任性地为所欲为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讲过自由概念：“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作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任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诚然，自由并非是任性的行为，可以为所欲为。
契诃夫说得好：“在智慧和道德方面人发展得越高，他就越自由，生活给予他的欢乐也越大。”智慧使人能够更好更多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之中去，于是他的活动也就有了合理的界限，不会越雷池半步，自由也就实现了。而道德是对社会秩序的反映，一个有伦理修养的人，就能够对社会生活的法则有着十分精确地掌握。道德是从善的力量，恰恰社会自由的最一般的边界所在，就是你的行为不得损害社会的和他人的利益，正如《法国国民公会宣言》中所阐述的观点那样：“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无疑这正是伦理的使然。
克雷洛夫说过：“不要过分的醉心放任自由，一点也不加以限制的自由，它的害处与危险实在不少。”正是明确了自由所拥有的范围，所以，人们才可以在安全的地域中享受生活。不然，对自由边界的模糊认识，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自由就会失去尺度，就如同列车会失去轨道一样，人的行为最终就会失去控制，彻底地丧失了自由。
自由不是“为他人定罪”
吕丽萍日前在微博上转发一篇炮轰同性恋的文章反对同性恋，引发众多明星激辩。“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句名言，成为现代社会中裁定言论自由和公民话语权尺度的基本标杆。吕丽萍当然有思考、信仰和说话的权利。无论吕丽萍说了什么，只要不涉及颠覆政权、推翻制度之类的违宪之事，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吕丽萍有反对同性恋的权利，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更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微博里发表反对同性恋言论的权利。但是，法律上无罪不等于吕丽萍说的话就完全正确。
吕丽萍在微博之中，用了“羞耻”、“罪人”这样的污蔑性词语。言论有自由，不等于允许任意去侮辱他人。同性恋问题，向来争议颇多，但是在法律都无法裁定同性恋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吕丽萍多多少少有些“私设公堂”之嫌。社会允许吕丽萍自由发微博，却没有允许吕丽萍自由地污蔑和侮辱他人。
你可以不赞同他人，但你绝对不能侮辱他人———这是吕丽萍招来骂声一片的根本原因。为他人定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之一。这应该是一个信仰自由、文化多元的时代，遇到“非我族类”的思想、言论与行为，不一定就非要定上罪名。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发展，而不是拿自己的思想去强加给别人，更不是给持有不同思想的人定上一个罪名，抑或是进行谩骂……这是一个事关言论自由和底线的问题。改一改伏尔泰的名言便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我不同意你污蔑别人的言论。
宣传仇恨的“自由”不合法
1933年纳粹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前，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律也非常强调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正是利用民主提供的自由，从民主制度内部摧毁了民主。纳粹头目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Streicher)，是纳粹宣传的干将。他写作的少儿读物《毒蘑菇》(1938)把犹太人比做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教导德国儿童如何“识别犹太坏人”，起到了极广泛的洗脑作用。早在1924年，他就创办了臭名昭著的《先锋报》，鼓吹仇恨犹太人，并污蔑攻击一些知名的犹太人士。每次被告上法庭，施特莱歇尔都以“自由言论”为理由，并声称自己进行的不是“宗教言论”而是“政治言论”，他有意识地利用民主法律制度对政治言论的宽容，来扩大对犹太人仇恨的言论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败诉，也“总能给听者留下些印象”。
美国的“仇恨犯罪法”制定于1969年，适用范围及于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在美国，任何组织或团体宣扬群体间的仇恨(如提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不合法的，个人在公共社会空间和场合发表仇恨言论也是不合法的。仇恨违背民主社会和平共存的政治原则，更是一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暴力威胁。
政治性言论的边界止于“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是美国最高法院对政治性言论所做的边界划定，它是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霍尔姆斯在审理社会党人煽动拒绝征兵案中提出的。1919年年底又有个俄国移民无政府主义者谴责美国出兵俄国干涉布尔什维克革命，说美国总统是个伪君子和懦夫，号召工人起来推翻这个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在这次审判中，最高法院没有一致，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两位大法官不认为此人有罪。 霍尔姆斯说“我们看到时间已经推翻了很多固有的信念，我们认为最终的善应该通过自由的思想交流来实现，真理应该通过自由言论市场的竞争来检验”，这实际上把“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中对危险的定义修正成了“只有钳制这些言论才能挽救国家”。
在1969年，发生了一群3K党信徒煽动武力把黑人和犹太人轰回老家去的事件。按过去最高法院“明显而可能的危险”的定义，政府赶紧把他们抓了起来。官司又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这回终于做出了关于政治性言论自由边界的正确裁决。大法官们一致认为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者违法的言论是旨在煽动非法行为，并且很有可能煽动和激发这些行动这才叫“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基本上这个判例最终划定了美国政治性言论的边界。
新闻自由不能僭越公民权利
《世界新闻报》引燃一场史无前例的窃听丑闻，它的死震惊世界。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尾，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
窃听——不论其目的为何，为了正义与真相，还是销量与英镑，或如《世界新闻报》所标榜的“勇敢揭露一切恶棍和欺骗行为”——侵犯了公众的隐私权，则为法律所不容。诚然，依新闻业的特殊属性，获取真相，有时需要偷窥，需要暗访，在今日中国还流行一种叫“人肉搜索”的信息发掘，然而，在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之间，始终应该有一个度。这个度如何把握，是立法者的一大难题：假如媒体的触手引申过长，私人空间难免被入侵；假如对隐私权（尤其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捍卫过于严密，新闻自由将严重缩水。
《世界新闻报》死于对自由的冒犯。它以自杀的方式，证实了这样一条定律的重要性：新闻需要自由，但新闻自由的运行当以尊重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前提。
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拥有批评的权利
《批评官员的尺度》首版于20年前，讨论的是50年前的一起司法案件，作者安东尼·刘易斯是《纽约时报》编辑，两度获得普利策奖，本书忠实记录了“沙利文诉讼案”。
1960年，警察局长沙利文因一则批评性广告，以诽谤罪为名，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二审失利后，《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后9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批评的权利。该案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奠定了“第四权”的基础，被人们称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里程碑”。
正如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所说：“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确定了最终的游戏规则：新闻机构如不是恶意或罔顾事实，将不构成诽谤。以后的50年，这一规则得到了贯彻，正是在它的保护下，“水门事件”最终得以揭露。
中国社会正在飞速发展中，时代为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划清批评与诽谤的界限，摆正批评官员的自由限度，以实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目标，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
个人自由比政府职能优先
2011年7月12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对一条规定灯泡节能标准的法令进行了投票。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巴顿提出，要修订2007年的能源法，其中部分条款规定要对老式白炽灯进行节能升级。众议院投票结果否决了巴顿的提案。与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争论一样，“灯泡问题”的争论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实用功能层面，第二个是价值原则的层面。反对白炽灯条款的人士坚持认为，由前总统小布什签署生效的这项法律中的新节能标准体现了联邦政府权力的过分延伸，是“大政府”的明显例证。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灯泡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实用”和“原则”之间不存在现成的调和与容易的妥协，而知难而进的调和与妥协恰恰又是民主的“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的好生活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的作用，又需要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如果美国政府在节省能源和保护环境上无所作为，那它便是没有尽到应有的主导职能。但是，这种主导职能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限度，无论政府原来的用意有多好，政府职能便会变成不正当的权力干涉甚至霸道行为。
在美国，政府职能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不和谐是常有的事情，在这二者之间，个人自由比政府职能优先，则是一般普通民众常识性的共识。民众认为，公民个人的权利是自然权利，人是为了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或制造压迫者才缔造政府的。因此，政府应该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其合法性依据。这些权利包括在不损及他人权利范围内的言论和行为权利，包括个人对用品和商品的选择权利。
个人享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1年6月27日以7：2的投票结果裁决，加州禁止儿童购买和租借暴力视频游戏的规定属于违宪。最高法院的决议是，尽管有人投诉称这种流行且不断变化的技术产品容易让孩子出现类似的野蛮行为，但政府无权“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数的大法官斯科利亚说：“毫无疑问，州政府拥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立法权。但这不包括一个不受约束的、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的权力。”
自由言论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方面：一个是，个人有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是，个人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就这个具体案例来说，也就是，商家有将视频游戏出售给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购买视频游戏的自由。
尽管视频游戏的暴力是个问题，但宪法对自由言论的规定使得政府没有充分理由来管制视频游戏，这就像对待“低俗”一样，低俗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低俗，而在于政府有没有管制低俗言论的充分理由。

维护媒体多元，保障新闻自由
1960年，德国阿登纳内阁不顾各州反对，通过一项法规，建立由联邦控制的、统一的电视台西德电视公司。不来梅、汉堡、黑森和下萨克森州对此提出抗议，以联邦内阁违宪为由，提请宪法法院宣布该法无效。
宪法法院第二庭审理此案后，判决这一法规违宪，因其侵犯了基本法为各州保留的权力，还侵犯了基本法所设计的新闻自由保障。判决书写道：从收集信息到传播新闻见解，第五章第一节特别保障新闻机构的独立自主。如果国家寻求直接或间接地调控或指导新闻机构或其分部，那么它就侵犯了这项保障。宪法第五章要求这项形成舆论的现代工具既不受国家支配，亦不受单个社会团体支配。1960年成立的西德电视公司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从而成为联邦之工具。因此西德电视公司的成立和存在皆侵犯基本法第五章。
法学学者张千帆曾写道：(此案)被称为广播领域的大宪章。它首次确立了电视广播领域中的多元化原则。公共舆论的形成不应受到政府或任何其他单一社会团体的垄断。
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对私人领域的干涉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思考了社会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分析证明社会权力运行遵循“多数决定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了“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个人必须拥有社会自由，才能对抗“多数人的暴政”，才能保护并实现个人利益；也指出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出一道边界的原则：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即是社会权力不可侵犯的领域，就是个人的社会自由领域。
对此密尔说得十分清楚，“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而言，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
个人的社会自由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自由对个人实现自己的利益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肯定个人的思想自由，而且伴随着思想自由，每个人形成不同的兴趣、爱好、观念等等，并且据此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个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依据密尔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无关他人利益的领域是社会权力所不能干涉的，那也就是个人自由的领域。只有允许个人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动，才能摆脱一切不必要的强制。

容忍荒谬是自由第一课
凡是在网上有过文字经历的人，对于在论坛里被版主“踢出”，博文被删帖，甚至博客被封，无不深恶痛绝，只消一提起来，就恨恨连声。但是，每当我们看到网上特别荒谬，或者我们感觉荒谬的言论时，往往自己愤慨还不够，每每希望有力者把这种言论封掉，甚至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此言论的发布者遭到报应，如果有可能，自己或别人出面，扁他一顿也未可知。其实，这就是一种专制的劣根性。
不要以为人家封杀我的时候，就是非正义的，我要求封杀别人，就是正义的。因为我的言论是正当的，而别人的言论是反人道的。事实上，这种以道德借口封人口的做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做，剥夺了他人应有的自由。不能说强徒打你的时候喊痛，转过身就希望这个强徒打你不喜欢的人。这种挟道德合理性实行强制的心理，恰是历史上专制乃至极权的土壤。道德的借口，哪怕是基于社会主流的道德借口，一旦成为强制的理由，就可以扩张成剥夺人自由的习惯乃至制度。
平心而论，当我们面对特别荒谬的言论，跟他讲道理又讲不通的时候，都会感到愤怒。但是，学会容忍荒谬，是自由的第一课，如果这门课程不及格，我们就没有资格谈自由。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容忍比自由更可贵。因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自由永远包含着自由的代价
基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民众持有武器是一项宪法权利。制宪者们认为，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确保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推行暴政，因此，组织民兵和允许个人持枪是必需的。在美国特殊的

9. 霍尔姆斯被定罪，她做了哪些违法的事儿

霍尔姆斯被定罪，她被指控9项电信欺诈罪和两项与公司串谋进行电信诈骗罪。

二、一滴血的骗局

霍尔姆斯在入学一年后就辍学发展自己的失业了。并且还得到了老师，师兄师姐以及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感觉。

好景不长，虽然口号很强，商业计划书很棒，但是技术跟不上。她所研发的爱迪生根本不具备她所说的功能。而且在筛查血液疾病方面还出现了很大的纰漏。一百个确诊血液类疾病的人去检查，只有六十多人能够被筛查出来。还有一部分会出现失误，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期。面对这种情况，霍尔姆斯很不甘心。但是不得不维护声誉，于是她开始了欺骗消费者的行动。直到被爆料出来了，大家才知道这个惊天骗局。

三、感受

霍尔姆斯虽然有一个好脑子，但是却不用在正途上，最终走错了路，是自己毁了自己的人生。当初她选择生物科技的时候，是想着服务社会，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后期由于变成了商人，心态变了，就开始欺诈消费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