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回忆录

⑴ 法律职业者如何认识自己

�0�2�0�2�0�2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职业主义空前发展:法律人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法律职业人的素质亦不断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及法传统已然形成
□施鹏鹏 拉·封丹在人生的最后一篇寓言《法官、医者和隐士》中写到法律职业者的困惑,“第一位圣人亲眼见到财产诉讼过程中人们焦虑的心情和案子的久拖不决,对此深有感触,自愿担任法官审理案子,并不计任何报酬。人世间,他乐善好施,从不聚敛钱财。自从制定了法律以后,人们由于自己的罪恶,把人生一半的时间花费在打官司上,他可能是四分之三的时间,甚至是一辈子。这位法官还以为自己能够彻底根除人类这种疯狂而令人厌恶的欲望呢……(但法官深陷困境),因为没有一个诉讼人感到满意,当事者双方都不服从判决。他们觉得法官的判决从来都不公正。类似的说法使法官心灰意冷”。法官遂求教于隐士。隐士说:“自己要认真总结经验,谁能比你们自己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上帝告诫每一位,首先你需学会认识自己。……看来只有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认真思索才能找到答案。到别处去找寻幸福将是糊涂之至”。法官最终选择了隐士的生活,“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绝学无忧篇》)。但法律职业主义之问却遗留了下来:这也是镌刻在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柱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西方法律职业主义的形成源于“两大意识形态的分离”:即法律与政治的分离以及法律与宗教传统的分离。法律与政治的分离发生于英国17世纪。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与英王詹姆斯一世的精典对话至今仍为法律人津津乐道:詹姆斯一世说:“依朕意,法是以例行为基础的,故尔朕及他人与法官同样具有理性”。柯克法官回答到,“不错,陛下具有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知识。但是陛下并没有研读英格兰领地的各种法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所有物或金钱等的诉讼的决定,不是根据自然理性,而是根据有关法的技术例行和判断”。英王最终因未受职业法律训练而不得参与王室法庭的审判。这也直接导致“政治的事务回归政客,法律的事务回归法律人”,法律人和政客开始各司其职、互不干涉；法律与宗教的分离则可追溯至十一世纪大学制度的确立。神学、哲学与法学在彼时已分离,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中世纪的学术研究高度文本化,但法律人与神学家所依据的知识文本并不相同:神学家解读的是《圣经》,而法律人研究的则是《民法大全》。圣典学者所培养出的技术职能更接近于法律人,而非神学家。因为他们的研究材料是罗马教皇的法令,这些法令的结构更接近《民法大全》而非《圣经》。法律传统在当时已很大程度上被世俗化。法律人也因此逐渐与神学家分离开来。
西方法律职业的独立创设了现代西方法传统的一些核心要素。施勒辛格教授将其总结如下:“一,法律由一系列独立于(尽管必然受到影响)宗教、道德及其它社会规范的规则组成；二,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及解决纠纷首要且最为重要的机制；三,法律存在的目的不仅为了规范个人行为,也为了规范国家行为:意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应遵守法律；四,纠纷解决涉及预设的、一般的、抽象的及非个人规则的适用,因此仅有部分严格受限的事实为规则的适用对象,属于纠纷解决的范围之列。所有其它的事件或情境、所有当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使争议复杂化的单方议题都不属于纠纷解决对象,应予以忽略；五,纠纷解决被视为一种零和赛局:一方胜诉,一方败诉。目的是为了确定是非曲直,支持正确一方,而非恢复或重塑当事人的和谐关系或者促进其将来的合作”。此外,也最为重要的,“在法律帝国里,法院是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法院和法官对于法治的实现至关重要,他们是正义的守护者”(德沃金《法律帝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职业主义空前发展:法律人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公众及媒体对司法的关注与利用日益增加,诉讼数量持续增长,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法律教育的规模以及法律职业的规模和数量均以空前的速度发展。法庭仪式日益正统,法律职业人的素质亦不断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及法传统已然形成。其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程序与法律程序无法分离、各自不能独立运作。专业法律在社会管制模式中不占支配地位。政府可能会尽力遵守法律,但亦可因周围的环境及维护政权之需要拒绝遵守法律。在法律规则的日常运作中,政治权力主导型的非正式决策形式模式充斥着整个法律系统。如施勒辛格教授所尖锐指出的,“人们通常会认为明智的做法应是谋求权贵人士的庇护而非坚持法律权利之于国家的限制”。此治理模式下必然导致:国家机构对社会的控制有限；法院弱势；政治对司法活动干预过多；警察刑讯逼供的现象严重；政府尝试对主要法律制度进行持续的改革；法律文化受域外模式影响严重,且通常因政治权力而被边缘化；法律作品贫乏；司法意见有限传播；缺乏受专业法律训练的职业群体；以及公共决策过程的高度官僚化(乌戈·马太《三种法律模式:世界法律制度的类型与变革》)。
当然,法律职业主义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要素及象征。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法制现代化及法律职业主义的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的理念或观念问题,而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难度极高。这既需法律人的全力推动,更需政治家的睿智和洞见。寓言里的隐士轻轻吟颂:“搅浑的浊水就像是片厚厚的云……只有让水静下来,你们才能看清楚自己”。苏格拉底的训诫依然清晰可闻,“那里是你进入神庙的必经之路……就是认识你自己”(色诺芬《回忆录》)。

⑵ 名人传精彩片段

（一）《贝多芬传》节选
他矮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大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萨头上的乱蛇”（梅杜萨，又译“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编者注）。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区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李尔王”。
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与他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几百次，真是多美！”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0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那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
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旋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散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二）《米开朗琪罗传》节选
在翡冷翠的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鬈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像，这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在米开朗琪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惟一的作品，以后，达涅尔•特•沃尔泰雷想把它安置在米氏墓上。它即是米开朗琪罗自己，即是他全生涯的象征。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的忧郁是人类的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懦怯。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圣洛伦佐的屋面、梅迪契的墓等等的历史都足以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正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性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尤利乌斯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被瓦萨里称做“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人会害怕一切。他在亲王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亲王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做“亲王们的荷重的驴子”。——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着，他服从教皇。他容忍他的主人们的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雷芒七世——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卡瓦列里当作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痛苦得可怜的表现。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瓦洛里，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的流戍者。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至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么？——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
他应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恼吧！苦恼！在我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
他向神发出这绝望的呼号：
“神哟！神哟！谁还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之故。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
“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的嬗变和欲念的转换……后来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须与偶然不再驱使你们……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艳羡？”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的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复我自己！”
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视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
一五0一年春，他回到翡冷翠。
四十年前，翡冷翠大寺维持会曾委托阿戈斯蒂诺雕一个先知者像，那作品动工了没有多少便中止了。一向没有人敢上手的这块巨大的白石，这次交托给米开朗琪罗了；硕大无朋的《大卫》，便是缘源于此。
相传：翡冷翠的行政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即是决定交托米氏雕塑的人）去看这座像时，为表示他的高见计，加以若干批评：他认为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拿了剪刀和一些石粉爬上台架，轻轻地把剪刀动了几下，手中慢慢地散下若干粉屑；但他一些也没有改动鼻子，还是照它老样。于是，他转身向着长官问道：
“现在请看。”
——“现在，”索德里尼说，“它使我更欢喜了些。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
“于是，米开朗琪罗走下台架，暗暗地好笑。”

（三）《托尔斯泰传》节选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一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⑶ 顾维钧的人物著作

《顾维钧回忆录》（十三卷）、《外国人在中国之地位》、《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图书编号：1784028
出版社：中华书局
定价：84.0
ISBN：710101616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
出版日期：1997-06-01
版次：1
作者简介
顾维钧先生（1888年—1985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1912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樽俎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顾氏自1960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11000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特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1982年7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1983年5月问世，第十三分册于1994年出齐，全书共600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一般读者难以卒读。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1994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
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
目录
上册
前言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1888～1912）
第一章家庭与求学
第二章婚姻问题
第三章结业回国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1912～1922）
前言返国后的最初印象
第一章民国初年的北京
一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二在北京的生活与职务
三中国的对外关系
1.边境纠纷及中英、中俄谈判
2.日本侵占青岛及“二十一条”
第二章首次出使华盛顿
一出任驻华盛顿公使
二1916年芝加哥借款
三中国宣战
四1917年11月蓝辛——石井换文
五从凡尔登到凡尔赛，和会前夕
第三章巴黎和会
一陆总长到达巴黎；代表团内部名次问题
二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三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四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陆徵祥的遽然离去和归来；讹传我订婚
五“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六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七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八中国决策的背景
第四章首次出使伦敦及华府会议
一我的任命和华府会议的召开
二华府会议——组织与程序
……
下册

⑷ 再录华生回忆录记录了什么

侯波的疯狂抵抗显然对我们并没什么恶意，因为当他发觉他逃脱不了时，他便温和地微笑了起来，并且很担心地说，希望刚才他挣扎时，没伤到我们。随后他又对福尔摩斯说：“我想，你是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去吧。我的马车就停在门口。如果你们把我的腿松开，我可以自己走下去上车。我不想劳驾你们把我抬下去。”

葛莱森和雷斯垂德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这种要求最好还是别答复。福尔摩斯却立刻接受了侯波的这个要求，立即把绑在他脚上的毛巾给解开了。侯波站起身，把两条腿舒展了一下，好像是要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获得了自由似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一面打量他，一边暗自惊叹：他的魁伟健壮真是世间少有，而他饱经风霜的黑脸所表现出的那种果敢而有活力的神情跟他的体力一样令人惊异。

侯波用衷心钦佩的眼神盯着福尔摩斯说：“我想，警察局长让你去当，是最合适不过了。如果不是你，谁也抓不住我。”

福尔摩斯对那两个警方侦探说：“我们最好还是一块去吧。”

雷斯垂德说：“我来赶车。”

“行，那么葛莱森和我们一起坐车。还有你，医生，既然你对这个案子有了兴趣，那就跟我们一块走一趟吧。”

我很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下了楼。侯波一点逃跑的企图都没有，他老老实实地坐到了他的马车里，我们也跟着上了车。雷斯垂德爬上了车夫的座位打马前进，没多久，便把我们拉到了警察局。我们被领进了一间小房间，坐在那里的那个警察把嫌疑犯侯波的姓名和他杀死的两个仇人的名字记录了下来。这个警察是个肤色很白，表情冷漠的人，他很机械地履行着职责。他说：“犯人将在本周内移交法庭审讯，杰费逊·侯波先生，你在审讯之前有话要说吗？不过，我得事先告诉你，你所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侯波慢慢地说：“先生们，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愿意把事情的原原委委都告诉你们。”

那个警察问道：“你为什么不等到审讯时再说呢？”

“也许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别大惊小怪，我不是要自杀。”侯波说着，又把他那双凶悍而黝黑的眼睛转向我，“你是医生吗？”

我说：“是的，我是医生。”

“那么，请你按按我这里。”他说着笑了一下，用他被铐着的手指了一下胸口。

我按了按他的胸部，立刻觉察到里边的跳动很不正常。他的胸腔微微震动，就像在一个不牢固的房子里头，开动了一架大马力的机器一样。在这间静静的房间里，我甚至听到他的胸膛里有一阵轻微的嘈杂之声。

我叫道：“怎么，你有动脉血瘤症！”

侯波平静地说：“他们都这么说，上个礼拜，我看过一次医生，他说过不了几天，血瘤就会破裂。我得这个病好多年了，一年比一年糟糕。我这个病是当年在盐湖城的大山里头风餐露宿，吃不饱、歇不好引起的，现在我把仇都报了，随便什么时候死都行。不过，我想在死之前，把这件事交代清楚，我不想在我死后让别人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警官和两个侦探匆匆协商了一下，讨论这个时候让他交待案情是否恰当。

“医生，你看他的病有突发的可能吗？”

我回答说：“很有可能。”

这位警官马上说道：“既然这样，为了维护法律，我首要的职责显然是尽快给他录口供。侯波先生，你想说就说吧，不过，我得再告诉你一次，你所交代的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请允许我坐着说吧。”侯波一面说，一面不客气地坐了下来，“我的这个病使我很容易就疲劳了，何况几小时前我们还打斗了一番，就更加累了，我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我没必要对你们撒谎。我说的每句话都千真万确。至于你们究竟如何处置我，那是你们的事。”

杰费逊·侯波说完这番话后，就靠在椅背上，说出了下面这篇惊人的供词。他交代的时候不急不缓，讲得有条有理，就像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一样。我乘机从雷斯垂德的笔记本上把侯波的供词全抄了下来，而雷斯垂德是逐字逐句地按侯波所说记录下来的，因此，我敢保证，下面的供词和侯波的原供词没有丝毫出入。

他说：“我恨这两个人的原因，对你们来说，是可知可不知的。他们罪大恶极，害死过两个人——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因此，他们死在我手上，也是罪有应得。从他们犯罪到现在，过了好多年了，我也找不出什么罪证到法庭去控告他们。但是，他们有罪，这点我确定了，于是，我决定，我要把法官、陪审员和行刑的刽子手的任务由我一个人担当起来。我想，你们要真是一条汉子的话，而且处于我那个境地，你们也一定会像我这样干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姑娘，二十年前，她本来是要嫁给我的，最后却被迫嫁给了那个瑞伯，她因此含恨而终。我从她遗体的手指上取下了这枚戒指，我当时就发誓，一定让瑞伯看着这枚戒指死去——让他在临死前认识到，他是自取灭亡的。我为了追踪瑞伯和他的帮凶，千里迢迢地找遍了两大洲，这枚戒指一直随身带着。他们打算东躲西藏，把我给拖垮，但他们是枉费心机。就算我明天就死——这很有可能，我也死而无憾，因为我出色地完成了我的复仇任务，他们两人都死了，都是我亲手杀死的，我的这一生已经别无他求了。

“当然，他们是有钱人，而我却是一个穷光蛋，到处追踪他们，确实很不容易。到达伦敦城的时候，我差不多是身无分文了。当时我想，得立刻找个工作，好维持我的生活。赶车、骑马对我来说，是很拿手的。所以我到一家马车行去找事做，结果，车主当天就要了我，我每个礼拜给车主缴纳一定数目的租金，剩下的就归我自己。但是，赚的钱也不多，不过，我总是能设法维持生活。最困难的事情是不熟悉道路。我认为在所有城市里，没有比伦敦的街道更复杂难认的了。我随身带了张地图，直到我熟悉了一些大旅馆和几个主要车站后，我的复仇行动才进展得顺利起来。

“过了好久，我才找到那两个坏蛋的住处。我是在东查西问的时候，无意中碰上他们的。他们住在泰晤士河对岸坎伯韦尔的一家公寓里。只要我找到了人，我知道，他们是逃不了的了。我已经蓄了胡须，他们是认不出我来的。我紧紧地跟着他们，伺机下手。我发了誓，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再逃脱了。

“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差点儿溜掉了。他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有时，我赶马车跟在他们后面，有时步行跟着。不过，赶马车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样他们就摆不脱我了。我只在清晨和深夜才做点生意，赚点钱，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及时向车主缴纳租金了。不过，这无所谓，只要能亲手杀死仇人，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但是，他们狡猾得很。他们意识到了可能会有人跟踪他们，所以他们从不单独外出，也绝不在晚上出门。两个礼拜以来，我每天都赶着马车在他们后面跟着，但他们总是在一起。瑞伯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而斯坦节逊却小心谨慎。我起早摸黑地盯着他们，但总是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我总感觉到，复仇的时刻就快来了。我惟一担心的是我胸口里的这个病，怕它过早地破裂，使我的复仇大业功亏一篑。

“最后，一个傍晚，当我赶着马车在他们住着的叫陶魁里的地方徘徊时，我忽然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他们公寓门前。而且，有人拿着些行李出来了，没多久，瑞伯和斯坦节逊也出来了，他们一同上了马车。我赶紧打马跟上去，远远地在他们后面跟着。我当时很担心他们又要离开伦敦。他们在休斯顿车站下了车。我找了个小孩帮我看马车后，就跟着他们到了月台。我听到他们在打听去利物浦的火车，车站的人告诉他们刚刚开出去一趟，第二趟车还要等那么几个钟头。斯坦节逊为此很懊恼，但瑞伯却非常高兴。我夹在离他们很近的人群中，他们的一字一句，我都听得比较清楚。瑞伯说他要去办一点私事，要斯坦节逊等他一下，他很快就会回来。斯坦节逊不让他去，并且提醒他说，他们曾经决定过彼此要始终在一起的，谁也不准单独行动。而瑞伯坚持说这是件比较微妙的事，他得单独去。我没听得很清楚斯坦节逊又说了些什么，后来听见瑞伯破口大骂了，他说斯坦节逊只是他雇用的仆人而已，竟然装腔作势地反而指责起雇主来了。斯坦节逊听他这么一说，觉得自讨了一场没趣，就没再劝阻他了，只是说如果他回来晚，万一耽误了最后一趟火车，就可以到郝黎代旅馆去找他。瑞伯回答说，他在十一点钟前绝对可以回到这里，然后，他就往车站外面走。

“我期待已久的千载难逢的时刻终于到了。我的仇人是逃不了的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照应；而一旦分开，他们就在我的掌握中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小心翼翼。很早以前我就决定在报仇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仇人明白到底是谁要杀他，如果让他死得不明不白，那我这仇就报得不能令人称心满意。我一定要让他有时间明白，现在是结束他恶贯满盈的生命的时候了。恰巧，几天前有个顾客坐我的车到布瑞克斯顿路去看房屋，把其中一处房屋的钥匙掉在我车里。虽然他当晚便把这枚钥匙拿了回去，但是，在他拿回以前，我早就弄了一个它的模子，并照样配制了一把。这样，在伦敦，我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可以毫无拘束地复仇，而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现在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把瑞伯引到那幢房子里去。

“他出了车站，进了两家酒店。他在最后那家酒店呆了半个多小时。他走出酒店时，走路歪歪倒倒的，显然他醉得很厉害。在我前面正好停了辆双轮小马车，他坐了上去，我一路紧紧跟着。我们过了滑铁卢大桥后，在大街上跑了好几英里路，让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竟然又回到了他原来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回那里干什么，但我还是跟了下去，在离他原来住处约一百码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走进了那座房子，拉他的马车走开了。请给我一杯水吧，我说得口干了。”

我给他递过一杯水，他一饮而尽。

他说：“这下好多了——我等了一刻钟，或者等了更久，突然屋子里传来一阵打架似的吵闹声。接着，大门忽然打开了，出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瑞伯，另一个是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我不认识。他一把抓住瑞伯的衣领，当他们走到台阶边的时候，他用力推了瑞伯一把。跟着又踢了一脚，把瑞伯一直踹到了大街上。他挥着手中的木棍冲瑞伯大声喝道：‘狗东西，我要教训你，你竟敢污辱良家妇女！’他怒不可遏，要不是那个坏蛋逃得快，我想，那年轻人肯定会痛打他一顿的。瑞伯跑到转弯的地方时，看到我的马车了，他招呼着，跳上我的车，他要我把他送到郝黎代旅馆去。

“我见他上了我的车，简直高兴坏了，我的心跳得快了起来，我很害怕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血瘤会迸裂。我赶着马车慢慢地往前走，心里盘算着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我完全可以一直把他拉到郊区，在偏僻无人的小道上跟他算账。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他忽然替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酒瘾又发作了，他让我在一家酒店外面停下来。他吩咐我在外面等他，然后进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呆到酒店打烊才烂醉如泥地出来，我看到他这个样子，知道报仇是没问题的了。

“你们别以为我会趁他不小心，一刀把他结束了，我绝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只是一般的复仇方法而已。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幸运的话，他还能有一线生机。我在美洲流浪的时候，干过各种各样的差事。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约克学院实验室的看门人和扫地工友。有一天，教授讲解毒药，他拿出一种叫生物碱的东西给学生看。这生物碱是他从一种南美土著人制造毒箭的毒药中提炼出来的。它的毒性很猛，一小点就能把人毒死。我记住了那个盛放毒药的瓶子，并偷了些出来，把它做成了两颗容易溶解的小丸子。我把它们放到两个盒子里，每个盒子同时放上一粒模样相同但没毒的丸子。当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给那两个坏蛋每人一盒，让他们每人挑一粒吃下去，剩下的由我吃。这样子，对大家都比较公平。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把这些装着药丸的盒子带在身边，随时准备用它们。

“当时过了午夜，快凌晨一点了。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暴雨，天气坏透了，但我却很高兴，我高兴得要叫起来了。先生们，要是你为一件事朝思暮想了二十几年，现在终于唾手可得了，你就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了。我点了支雪茄抽了起来，以此平静我心里头的兴奋。但还是因为过分激动，拉车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太阳穴也跳得突突响。我开始出现幻觉了，我看见老约翰·费瑞厄和可爱的露茜在黑暗中朝我微笑。我看得清清楚楚，就像我现在看见你们一样。一路上，他们总走在我眼前，一边一个地走在马的两侧，一直领着我来到了布瑞克斯顿路的那幢空屋。

“四周一个人都没有，除了雨声外，也没别的什么声音。我下车往里一看，瑞伯在里面蜷成一团，睡着了。我摇着他的手臂说：‘该下车了。’

“他说：‘好的，车夫。’

“我想，他肯定是以为到了郝黎代旅馆，因为他二话没说就下车跟我走进了空屋前的花园。他头重脚轻，走路一摇三晃。我怕他摔跤就扶着他走。走到门口，我开了门引他进了前厅。说实话，我当时清清楚楚感觉到，是费瑞厄父女引我走进那屋子的。

“‘这里太黑了。’他跺着脚说。

“‘马上就不黑了，’我说着便划亮了一根火柴，把我带来的那支蜡烛点上了。我向他转过身，把蜡烛举近我的脸。接着说：‘好了，伊瑙克·瑞伯，现在让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他迷迷糊糊地看了我好久，最后，他的脸色变得恐惧起来，痉挛起来，他认出我来了。他吓得要命，歪歪倒倒地后退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渗出他的额头，他的牙齿也打颤了，格格作响。我见他这副熊样，不禁靠到门上哈哈大笑。报仇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这我早就知道，但我没想到会这么痛快。

“我说：‘你这个狗东西！我从盐湖城一直追到圣彼得堡，可是总没追上。现在你可以不再到处逃命了，因为，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我说话的时候，他又退后了几步。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认为我疯了。那时，我的确跟疯子一样，太阳穴跳个不停，一起一伏，像铁匠手中的铁锤一起一落，幸好当时一股血从我鼻子里涌了出来，使我轻松了一下，要不我的病就会发作。

“‘你说露茜·费瑞厄现在怎么样了？’我一面叫着，一面把门锁上，举起钥匙在他眼前晃了几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看你往哪儿逃？！’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两片嘴唇哆哆嗦嗦，他知道，他磕头求饶是没用的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要谋杀我吗？’

“我回答说：‘什么谋杀不谋杀的，杀一只疯狗也算是谋杀吗？当你把我可怜的露茜从他惨死的父亲身旁抢走，抢到你那肮脏的新房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才是真正的谋杀？！’

“他叫道：‘我没杀她父亲！’

“‘但你杀死了她那颗纯洁的心！’我大声喝道，把毒药盒拿到他面前，‘让上帝来裁决吧。这里有两粒药丸，一粒有毒，一粒无毒。你挑一粒吃吧，剩下的给我吃。我要好好瞧瞧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公道！’

“他吓得躲到一旁，大喊大叫起来。我拔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才乖乖地挑了粒吞下去，我也立即吞下了另一粒。我们面对面站着，谁也没说话，都等着看究竟谁死谁活。一两分钟后，他的脸开始痛苦地扭曲起来，显然他吞下去的是毒药。他当时的那副嘴脸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看到他那副模样，高兴地大笑了起来，并且把露茜的婚戒举给他看。可惜他受痛苦的时间太短了，生物碱的毒效来得太快，他的脸痉挛着，很快就扭曲变形了，他两手向前乱抓，接着就惨叫了一声，倒在地板上。我用脚把他翻转身，伸手去摸他的胸口，他的心不跳了，他死了！

“这时，我鼻孔里的血一直流个不停，但我没去管他，我当时实在是觉得太痛快淋漓了，突然，不知怎的，我竟想起了一个德国人在纽约被人谋杀的事件，凶手在死者的身上写着‘瑞契’这个字，当时的报纸评论说，这是秘密党干的。我接着想，当年这个让纽约人迷惑不解的字，说不定也能迷惑伦敦人，甚至能把警察引入歧途。于是，我用手指蘸着我自己的血，在墙上找了个适合的地方写下了这个字。后来，我回到了我的马车上，我发觉周围还是一个人都没有，风雨还是那样大。我赶着马车走了一段路后，伸手摸了摸放着露茜婚戒的那个衣袋，这才发觉它不见了。我大吃了一惊，因为这个东西是她惟一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它可能是在我弯腰看瑞伯是否死了的时候掉下去的。于是，我又赶着马车往回走。我把马车停在附近的一条横街上，壮着胆向那幢房子走去。为了捡回这枚婚戒，我可以冒任何危险。我走到那房子门口时，和从里面出来的警察撞了个满怀。为了不让他怀疑我，我只好装成一个大酒鬼。

“这就是伊瑙克·瑞伯死的全过程。我接着要做的，就是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斯坦节逊，这样我就可以替约翰·费瑞厄报仇雪恨了。我知道斯坦节逊当时住在郝黎代旅馆里。我在旅馆附近徘徊了一整天，但他一直没露面。我想，大概是瑞伯的失踪让他觉察到什么了。斯坦节逊是个很狡猾的家伙，他一直很小心谨慎。但是，如果他认为他呆在房子里就可以万事大吉，他就大错特错了。很快，我就弄清了他的卧室的窗户。第二天清晨，我竖起旅馆后面胡同里的那张梯子，趁着天还没大亮，爬进了他的房间。我弄醒了他，说现在是该他为很久以前他杀死过的那人偿命的时候了。我告诉了他瑞伯是怎样死的，并让他挑一粒药丸吃。他不愿接受我给他的这个活命机会，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想扼住我的喉咙。为了自卫，我捅了他一刀。但不管怎样，他都是要死的，上帝是不会让他那只罪恶的手拣起那粒没毒的药丸的。

“我还有几句话要说，说完了就好，因为我也快完了。事后我又赶了一两天马车，因为我想尽快赚足路费回美洲。我把车停在广场上，忽然有个穿得很破烂的小孩打听是否有个叫杰费逊·侯波的车夫，他说，贝克街221号有位先生要雇他的马车。我丝毫没有怀疑地就跟着来了。接着，我就被这位先生把手给铐上了，我真没想到，他会铐得这么干净利落。先生们，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你们可以说我是一个凶手，但我自己却认为我和你们一样是执法的法官。”

他讲述的故事惊心动魄，我听得出了神了，连那两位阅历颇深的侦探也都听得有滋有味。他讲完后，我们还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屋里头静得可以听见雷斯垂德速记供词的最后几句铅笔落纸的沙沙声。

福尔摩斯最后说道：“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我的广告登出来后，帮你领取指环的那个同党究竟是谁？”

侯波顽皮地对福尔摩斯说：“我只能供出我自己，我是不会让别人受到连累的。我知道你的广告或许是个圈套，但我朋友见我确实很看重那枚婚戒，他便自告奋勇地代我取了回来。我想，你一定会承认，这件事他办得很漂亮吧。”

“确实很漂亮。”福尔摩斯老老实实地说。

这时，那位警官很严肃地说：“那么，先生们，请你们遵守法律手续。在本周四，这个嫌疑犯送交法庭审讯时，你们一定要出席。开庭以前，他交由我负责。”说完，他按了一下铃，进来两个看守把侯波带走了。福尔摩斯和我也就离开了警察局，坐马车回贝克街了。

⑸ 谁能介绍一下顾维钧的生平和主要作为

一生婚事三部曲

顾维钧，字少川，貌美善言。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民国时期内政局势几度沧桑，人事代谢，而顾维钧这位职业外交家却始终站得很稳，颇令人称奇。

顾维钧一生之中共有过四次婚姻关系。第一次是同一个旧式家庭的千金，此事的起因还在光绪末年顾父入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时，顾维钧只有12岁，入上海英华中学读书。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看好顾维钧前程无限，许下女儿终身，又供其赴美留学。顾维钧学业优异，还担任了美国东部各州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顾维钧回国后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颇为赏识顾维钧的才干，因此向袁世凯推荐任用顾为总统府的英文秘书和翻译。顾维钧翩翩少年，公余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小姐，唐对顾一见钟情。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

顾唐联姻中间还存在着张氏小姐这个障碍，据说，唐小姐用尽办法，其父通过手段逼张解约退婚，张小姐后出家落发，张衡山抑郁而亡。二十年后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在上海得知张小姐生活清苦，特意写了一封信并附送一笔五万元巨款以示忏悔，但张小姐连信带款原样退回。

1915年，年仅27岁的顾维钧出任驻华盛顿公使，这在当时是最年轻的使节。

唐氏夫人因时疫去世，遗下一子一女。顾维钧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中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娶为继室。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五百万英镑。不数年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你看这事能成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顾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是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维钧果然组阁。

1956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婚，后又同严幼韵结婚，直至1987年逝世。顾维钧年老时，曾与人闲谈婚事，他认为自己一生婚姻似有三部曲：主贵，与唐梅联婚，得以发展政治地位；主富，与糖王之女黄蕙兰女士通婚；主爱，与严幼韵女士结婚，相亲相爱，期能白头到老。

巴黎和会初露锋芒

顾维钧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参加巴黎和会。他外交成绩的发轫在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汇集巴黎，讨论德国战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月下旬，五强国十人会议（即包括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王与代表）讨论分配战时所占有之德国海外属地问题，经激烈争辩仍不得解决，于是临时提议讨论日本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要求。当时日本根据中日所订的二十一条及战争期间的英日、法日、意日所订密约，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坚持和会加以追认。美国因无日本签密约的束缚，提议应先听取中国的意见方能讨论解决。

这天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主张。因时间紧迫，开会时，顾维钧没有讲稿，凭口直言，将日本对中国传统侵略之政策，及提出二十一条迫我签约之经过陈述一遍，并指出日本侵略山东不仅违反公道与国际公法，且必将危害他日远东及世界和平，有违巴黎和会的本意，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等。顾维钧的讲话如行云流水，情切意深。讲完之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首先向其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的代表也有很多人跑来同其握手，整个场面同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场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各列强对中国的同情仅仅是昙花一现，后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山东问题仍不能公平解决，最后制定了方案：日本将获在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顾维钧等在得知此内容后，首先全力设法使此方案能够修改，但无济于事。

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了，率团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忧惧拒签的后果也倾向于签字。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总长自行定夺。可陆总长此时已住院多日了。

6月28日，关于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闭幕典礼。而直到下午三点，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代表团才收到北京政府的拒签命令。在这次拒签和约的事件中，顾维钧起了重要作用。代表团一些代表态度曾游移不定，但迫于国内民众压力，不得不同意顾维钧的意见。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第一次大会。

促成联合国的诞生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中王宠惠组阁，顾维钧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内阁倒台，顾维钧辞去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内阁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并逃到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北京在颜惠庆内阁任财政总长，10月任代理内阁总理及

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国民革命军因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通缉他，他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和加拿大。

1929年，顾维钧回国后至沈阳与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发还他的财产。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同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派飞机去迎接他。他从那时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国民党政府，又回到外交领域。1934年，顾维钧任国联大会中国首席代表，后历任驻法、驻英大使。

顾维钧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对他礼遇倍加。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其间他同蒋介石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随走随谈，蒋介石对他招待殷勤备至，送他就寝时还亲自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时必喊人帮助穿大衣并备汽车；他有什么意见时，蒋介石必从抽屉中拿出纸笔记下。顾维钧认为蒋介石的这些举动得力于与宋美龄结婚从而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介石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对驻外使节则倍加笼络罢了。

顾维钧早在一战时期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他代表中国于1945年6月25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摒弃内政上的歧见，可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他提出请董必武作代表，他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曾与董必武有一面之缘，董通晓国际事务和蔼可亲善于辞令等给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董必武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签字时，董必武就站在身旁。

旧金山会议后，顾维钧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价值非凡的回忆录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尴尬困窘的一页。

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以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956年初，叶公超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议事的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意识到自己已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两次拜谒蒋介石，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而蒋介石也并不表示挽留。后来，通过张群之口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住房，过上了隐士般的生活。

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56年7月，顾维钧突然收到了来自台湾的电报，叶公超在电文中希望他同意由台湾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以递补由于徐谟逝世遗留下的空缺。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欣然同意了。

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也断断续续地开始了。早在1956年，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道布尔戴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了。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他就坚持写下每日大事，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从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暇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仅如此，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政府训令和他与英法美等国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谈话、演讲稿、剪报、秘密卷宗等等，可谓资料翔实。

这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柯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评价：“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

在顾维钧的晚年，除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外，生活是平静而轻松的。偶然也打打“卫生麻将”，他出牌从来不费什么思索，也不在乎输赢，纯粹消遣，与当年做外交官时毫厘必争的心境已大为不同了。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高兴，他询问了大陆很多的情况。而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1985年11月，就在97岁华诞即将来临时，他仙逝于纽约寓所。

11月18日下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驻纽约总领事纪立德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也发来唁电，电文中说：“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中国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海峡两岸对他评价的一致性，在我国现代史上实属少见。

⑹ 825亿韩元票房，豆瓣9.2评分，《辩护人》背后的故事原型是怎样的

取材自“韩国釜林事件”

韩国电影《辩护人》盛极一时。在韩国，上映70天，累计观影人次达11367698名，位列韩国电影史上第八。电影的主角宋佑硕律师，原型是韩国第16任总统、后来跳崖自杀身亡的卢武铉。因此片中的每一幕，都浓缩了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韩国人为之涕泗横流，缘于电影触痛了他们的历史伤口。

1981年釜林事件，全斗焕政权恐怖政治时期，釜山约30名被捕入狱的学生惨遭酷刑，出于义愤卢武铉接手此案并竭力为学生辩护。 影片上映后不久，釜山地方法院于2014年2月13日对“釜林事件”进行了二审宣判，判决5名被告人无罪，距离一审判决时隔33年。

这是一部改变现实的电影。电影最后一幕，当宋佑硕律师站在被告席上，釜山142名律师，共有99人出庭为他辩护。这构成了《辩护人》的高潮。同为律师，宋佑硕在支撑法治的上限，那99人则在抬高法治的下限。两者都不可或缺。《辩护人》终结于宋佑硕含泪的微笑。一身白衣胜雪的他，输了自由，却赢了正义，输了现在，却赢了未来。

⑺ 芬妮·希尔回忆录的内容提要

《芬妮·希尔回忆录》是作者约翰·克莱兰德在伦敦的一家债务人监狱中写作出来的。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一个15岁的乡村女孤儿，来到了伦敦，并希望找到一份家庭保姆的工作，但是等待她的却是一份妓女的工作，小说描述的就是芬妮在妓院中的性体验以及她的观察。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妓院老板一起工作，这位妓院老板希望把芬妮培养成一名性感的女子。那些主张应该把该小说视为禁书的人，在大约2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抱怨说该书的内容中包含着众多的异性恋和女子同性恋性行为以及女性手淫、性虐待和窥淫癖等情节描写。对于该小说，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克拉克·C·托马斯法官于1966年所观察到的这一一种观点：
在小说中的每一个性描写情节中，都会具体而微地描写个体裸露的身体，而且，通常还会具体而生动地描述性活动期间以及之后个体的性器官在反应、状况、形状、大小以及颜色上的变化。
这一批评观点忽视了该小说中多数情节中的语言都是经过修饰和比喻性的这一事实，正如克雷兰德所指出的，小说中经常会用诸如“引擎”、“挑战者”、“机器”以及“温柔乡”、“深渊”和“伤口”等比喻性的词来指称性器官。尽管该小说或许“必然是一本能够引起不同情欲的指南书”，但作者却是以一种幽默的形式将之表达了出来。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使用通常被认为是“淫秽”的“四字母粗俗下流”词，尽管他的确也直接使用了诸如“处女膜”和“玷污”等这样一些词语。人们通常还会指责该小说中包含着崇拜男子阳刚之气的含义，其证据是：小说在描写芬妮和她的第一个情人查尔斯之间的性行为时，是这样写的：
一个最为象牙白的柱子，其间覆盖着美丽的蓝色帷幕，而且还戴拥有一个完全裸露的、最具有生命力的朱红色的顶部：这世界上最坚硬或坚挺的号角；同时也是世界上触摸起来最光滑或最美好的丝绒……还有一对圆润的球，既可以从里面把玩它们，又可以承受来自外部的所有压力——但必须是最温柔的压力。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芬妮在经历了众多的性行为之后，离开了自己的罪恶生活，和查尔斯结婚了。作者通过芬妮的观察向读者介绍说：“就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停靠的港湾，在美德的胸怀中，我收获了这唯一没有腐坏的甜美果实：回首我所经历过的堕落日子，那些别有用心的花言巧语比起如今纯真的无上喜悦，我不禁同情起那些一心追求感官享乐的人，哪怕仅仅是从品味上来看，他们也无法感受到“贞德”的魅力——它是“快感”最好的朋友，也是“堕落”最大的敌人。（摘自译言古登堡计划出品 《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

⑻ 文中两次提到法官拍金堂木的样子,这样写的目的是

这是李新华所写其父亲李大钊的文章中她父亲(李大钊)受审的场面,法官词屈理穷,这里表现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并从描写法官的凶狠,从侧面表现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
《十六年前的回忆》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中国现代作家李星华于1943年创作的一篇散文。
此文是回忆录，写了作为父亲的李大钊对家人的关怀、爱护，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回忆了父亲被害的全过程，内容真实可信，语言朴素自然，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⑼ 十六年前的回忆的主要内容30字

《十六年前的回忆》主要内容

写共产党父亲李大钊与黑暗势力勇敢斗争，被捕前镇定，被捕后从容，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9)法官回忆录扩展阅读：

①原文内容：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书中写作时）。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书中的1927年），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午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②原文赏析：

《十六年前的回忆》一文是女儿写给父亲的回忆录，写了女儿心目中父亲李大钊的形象，用文字留下对父亲美好的回忆。

通过对李大钊被捕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

参考资料：

网络――十六年前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