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法官

1. 韦唯李谷一资料介绍 韦唯与李谷一官司因为什么 揭韦唯

没有相关的报道的。
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你所说的官司的，你可以核实一下你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的。

2. 母亲以3万元把孩子送人，如今孩子四岁了，又想把孩子要回来，你怎么看

孩子生下来，当父母的有抚养的义务，不是随便送来送去的商品。在江苏常熟曾发生这样一起事件，6个月大的小男孩被母亲送养给他人，但4年后又要回孩子，还将收养人告上法庭。之前张霞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称自己无法生育，希望领养一个小孩，让她没想到的是，发帖的第二天就有人留言，表达了想要送养孩子的想法。两人沟通之后，送养孩子的人叫俞芳，她自称是未婚先孕生下了儿子，跟男友关系不好，已经分居了，她无力抚养这个孩子。

张霞的丈夫王建国说，当时并没有确定是否要收养这个小孩，还在考虑过程中俞芳打电话把孩子送过来。俞芳如此着急送养孩子，一番沟通之后，一家人到约定好的地点见面。跟俞芳一起来的还有俞芳的母亲，俞芳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孩子的出生证明，以及孩子出生时的相关单据，孩子的确是俞芳的，张霞夫妇总算放了心。

张霞主动提出给2万元营养费，俞芳同意了，后来俞芳的母亲说，女儿生小孩剖腹产就花了1万多，让张霞给3万。张霞夫妇觉得，怀胎生产的确不容易，答应了给3万营养费的要求。对方有些不耐烦的要求快一点，张霞就抱过孩子，给了3万元。担心俞芳后悔，张霞让俞芳写个字据表示是自愿送养的，从此以后不跟小孩有往来。

亲生父母在孩子最难带的时候没尽义务，才给了这点钱就请了一个四五年全天全年包吃包住包一切的保姆，对养父母太不公平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如果不是合理收养，就应该追究生母买卖，遗弃罪。刘洋口口声声自己是重感情的，重感情为什么送人？4年时间没见到孩子，没有任何疑问？也没有去看望孩子。这样的父亲，我真不相信他能对孩子有多好。张霞一家付出的感情和心血谁赔？

3.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热线是多少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热线是(010)63984650。

中央电视台各栏目热线电话：

1、新闻30分

热线：63981234

2、新闻调查

热线：(010)6398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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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焦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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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的报道特点：

独立的电视媒体调查。是电视媒体自身进行的调查，并非报道他人的调查行为和调查结果。借助司法或者是纪委的力量所做的大案要案属于调查节目，不是调查性报道，因为它不是独立调查。

个性化的调查记者。对于电视调查性报道来说，出镜记者的表现尤为重要，既是调查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节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

深入的独家发现。强调的是调查记者必须有新的独家发现，这种发现对揭示事实真相具有推动的作用，能够深化节目的主题。

完整的调查过程。就是记者作为调查行为的主体，他的行为贯穿节目的始终。记者在调查当中，提出问题，求证问题，得出结论或者判断。得出结论完整地揭示真相是调查性报道的最高境界。

4. 韦唯与李谷一官司因为啥啊

这场名誉权官司的导火线是在一年多前点燃的。
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舆论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文化部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李谷一聘请律师诉诸法院

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韦唯多变的诉讼地位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1992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法院终于开庭审理

1992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1992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原告的指控与被告的答辩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文革”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汤生午辩称，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对韦唯作了电话采访。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
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其基本内容真实。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伸张正义的作用，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韦唯得以重回舞台。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被告方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紧接着，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爱滋病以及在工资、住房、医疗费报销、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韦唯出庭作证

下午3时，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梳着长辫、一身素装的著名歌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
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
审判长：“韦唯，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
韦唯：“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致的。”
审判长：“有否失实的地方？”
韦唯：“李谷一说我得爱滋病，是在一次彩排时，而不是在演出时。”
审判长：“关于房子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去老山慰问演出时，我们几个演员向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房，领导同意批给我们。我回京后打了报告，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钥匙，她拒绝。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审判长：“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1990年6月，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她说把我工资停了，我吃惊。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我想去领4、5月份的工资，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直到现在还停发。”
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
韦唯也毫不相让：“我的证词完全属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接着，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下午5时，韦唯作证完毕。
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爱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爱滋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爱滋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谣言。
1、证人韦唯在回答法院询问时称：“1990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爱滋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2、卷三P178页。证人陈玉生证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亚运全组委会文展部，在演出处工作。……9月24日下午，韦唯上场，右手拿着话筒，从下场门往上场门走时，她的左手挠了挠头，这时李谷一就拿着无线话筒喊：‘韦唯你不要再挠了，别把爱滋病掉在舞台上，传染我们团的人。’这时韦唯拿着话筒说：‘我告诉你，李谷一，现在外面说我得爱滋病这事都是你给造的谣。’李谷一说：‘谁说的？’韦唯说：‘有三、四个人都告诉我。”’
3、卷三P96页。轻音乐团乐队队长王春生证明说：“韦唯在台上挠脑袋，李说：‘你别老挠脑袋，外边都说你得爱滋病了。’接着韦唯说：‘我知道外边说我得爱滋病都是你说的。’李说：‘谁说的，叫出来对质。”’
4、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李谷一笔录中，李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乐队正在找谱子的时候），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情况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爱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关于韦唯出国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邀请韦唯出国的有关证据。当然，应该说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的问题。事实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一家录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韦唯前往爱尔兰演出。为此，轻音乐团领导于10月上旬作了专门研究，表示同意韦唯出国，但有些责任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派出单位承担或解决。团里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批准韦唯出国之行。在这期间，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让团里人事处向部里催办，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使韦唯这次出国未能成行。从现有的证据看，李谷一对韦唯出国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存在“无理拒绝”的问题。
对此，被告代理人仍认为，汤文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
①卷四P43页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发字第112号文向文化部所作的《关于组织韦唯等三人交流小组出访欧美五国的请示》。
②卷四P45页有我国驻英国、联邦德国、爱尔兰、休斯顿、法国五国使馆文化处表示同意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意见。
③卷四P53-63页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关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档案材料。
④证人李杰华、马光明证明和其他材料证实，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艺术局方杰局长说，方杰给李谷一打了电话，李同意之后，中心向轻音乐团邀请，团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处长田玉凤、原党支部书记褚鹤翔、艺术指导刘秉义证明他们和王建国、李谷一共同讨论过韦唯出访事宜，最后的意见是“同意韦唯出国访问”。
⑥艺术局外事处主管此事的冯树龙证明：如果团里明确同意韦唯出国，那我们就根据团里意见，办理政审手续，报外联局。”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对韦唯出国一事，确系各方面都已通过。那么，是否被李谷一无理拒绝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轻音乐团的名义为阻止韦唯出国向文化部艺术局发了《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出国的情况请示》。李在请示中写到：“……对此事我们感到相当为难，……对韦唯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况，我们不无担心。”报告中还具体写了韦唯思想不好的表现。报告自始至终没有表明“团里同意韦唯出国”的意见。这是个不同意韦唯出国的报告。
②卷三P8页。1992年5月19日李杰华证明说：“……李谷一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把团里确定的情况汇报给艺术局，局领导认为，轻音乐团对韦唯外出一事态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责任的。”
③卷三P18页。1992年5月29日马文光证明：乐团支部大会开会同意韦唯出国。李谷一个人给艺术局打的报告没有证明同意韦唯出国。这个报告是李谷一以个人名义（注：盖的是团印）给艺术局写的建议。没有把大会通过的“同意韦唯出国”的决定报给艺术局。杰华老师明确指出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④卷四P74页。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出国组组长江凌证明：“当时韦唯跟我谈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协商，李谷一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韦唯表现不好；第二，韦唯身体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费。”
汤文说，李谷一“一人无理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韦唯的分房问题

原告代理人指出，据文化部房管部门证实，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将五套住房借给轻音乐团使用。地点是北京西坝河。这五套房子的分配权属于轻音乐团。其中两套做临时办公室，另三套分配给韦唯、鞠敬伟、黄卓三位女演员。不知何种原因，韦唯对所分住房不满意，拒绝在住房协议卜签字，因此没有住进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套住房还仍为韦唯保留。文化部计财司房产处证实：“西坝河三号楼为北京市房产开发总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计财司预先与房产总公司办理有关契约手续时，在办理轻音乐团的五套住房时，是我们用李谷一团长的名字签订了临时协议，为了单位领导承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与李谷一同志的户口不发生任何牵连。”该部门还证明，“文化部从来不干涉所属院团的分房方案，中国轻音乐团的住房问题由该团自定。”由此，三个问题大白于天下：其一，并不是李谷一没有给韦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没有办理居住手续；其二，文化部从来没有“明确指示”要分给韦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团里自行决定；其三，并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而是文化部有关部门用李谷一的名字去办理了房屋归属的有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义务，是一种签字保证，与李谷一个人户口“毫不沾边”。
被告代理人认为，汤文关于韦唯住房问题上的内容，其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根据是：1、1992年5月22日韦唯回答法院询问时说：“……文化部××部长指示房子给我们三个人，此事我是后来跟艺术局领导谈话时知道的（是艺术局领导给计财司打电话我听到的）。高部长替我打电话让给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说有我一套，但没有给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说：‘你等着，等着，你不是要出国吗？’‘你的问题很多，以后再说。’“法院问韦唯：“你的住房手续办没有？”韦唯答：“没有，她不理我，她不给我，她说：‘你不是要出国吗，出了国再说。’我总是遭到拒绝。”
2、文化部计财司甄司长。艺术局党组办公室白主任证明：韦唯上述的证词是准确的。甄司长讲：“两年前，从西坝河给他们几套房子，当时口头上给李谷一说过给几个演员（韦唯、黄卓、鞠敬伟）考虑一下。分房时计财司没有文字戴帽，团里是怎样分的我们不了解。后来房产处汇报说：‘李谷一反映韦唯要出国，房子先不给她。”’
3、从房管部门一整套有关三套房子分配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三套房子确实记在了李谷一名下。
“无故扣发韦唯工资”
关于汤文所称无故扣发韦唯工资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文化部的批复函中的确指示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见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函）。不知什么原因，韦唯未能出国，但也一直未到团里销假报到；近一年的时间与单位脱离联系。中国轻音乐团根据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团里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可以停发工资或依旷职论，故此停发了韦唯工资。但停发的是10个月（截止到汤文发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认为，李谷一的这一做法仍有不当之处。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关于同意韦唯自费赴瑞士旅游的批复》称：“同意你团韦唯应黛安娜女士邀请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三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而李谷一在3个月的假期（实际未出团）期间没有扣韦唯的工资，却在出国期外的10个月中扣了韦唯的工资。
2、韦唯在扣发工资期间（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团内上班，这是有据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资理属无故。原告说：1990年全团指令演出88场，韦唯只参加8场，因此应扣韦唯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场演出不一定都应有韦唯参加；②韦唯的团外公益活动多，正如名医生坐班时间和一般医生就不一样；③轻音乐团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卷三P50页，1992年5月26日法院办案人员问田玉凤：“上边谈的扣发工资的做法团内有明文规定吗？”田答：“我们团管理混乱，没有什么文字制度，自费出国，团长同意后，交待谁出国了就停发谁的工资。”

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誉权案的一审结局将见分晓。一大早，法庭门外又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旁听群众。
直到上午9时30分，法庭才再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大致的意思是，在亚运会演出中，李谷一并未说过韦唯得爱滋病了。至于汤文的其他内容，法庭认为也基本失实。
根据上述认定，审判长宣布：“本庭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并认定在这起案件中，《声屏周报》负有主要责任，汤生午“听信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责任。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6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三、被告《声屏周报》赔偿原告2000元，被告汤生午赔偿原告500元；四、被告《声屏周报》支付原告抚慰金400元，被告汤生午支付原告抚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两被告承担。”
听完判决，李谷一激动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则神情冷峻。旁听席上，没有人们预料中的掌声，这与前两天庭审中的热烈场面显得极不协调。

尽管不服，但未上诉

“这场官司现在还只是划了个逗号，还不是句号。判决并未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阳来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险的。由于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产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赢，会被人认为有背景，如果我输，会被人认为活该。”
听得出，李谷一的语调是伤感的。
“我为这场官司已花了两万多元，因为我珍视艺术家的形象和名誉，这比金钱更宝贵。如果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话，我将把赔偿我的3000元捐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被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对法院判决自然不服，但他们表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王根礼还表示，如二审维持原判，他将提请检察院抗诉。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进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有关爱滋病的传言，已有多人证言证实确系原告所说，虽然“亚运会演出”和“排练”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构成事实并造成后果，这是不容否定的。怎么可以完全抹去呢？离开南阳时，李律师只说了这么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以后再不到南阳打官司了！”
被告汤生午的另一位律师窦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结束后将给我的律师生涯划个句号。”
看来，轰动海内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誉权案的最终结局，似乎还难以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告方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权衡再三，他们最终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个中原因，颇为令人深思。

5. 王建国的荣誉奖励

1、2014年12月获郑州大学教学优秀一等奖。
2、2014年10月获郑州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2014年7月获得201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4、2014年5月获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度检察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5、2014年12月获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奖三等奖。
6、2014年9月获郑州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7、2013年9月获得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8、参加主讲全国远程教育法学本科《法理学》，2013年10月获“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批准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高司函[2013]115号。
9、2012年10月获得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称号。
10、2012年9月独著论文《列宁的司法权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获得201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1、2010年6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法律全球化理论研究综述——理论争辩及理性分析》被评为“2010届学校优秀毕业论文”获得郑州大学颁发的优秀毕业生指导教师荣誉证书。
12、2010年9月独著论文《列宁论法官的选任》获河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3、2009年9月独著论文《关注社会现实：法律发展不可或缺的主题》获河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等 。

6. 谁能提供关于李谷一与韦唯的案件的详细情况！还有李谷一其人背景！

韦唯道出“临心事”

这场名誉权官司的导火线是在一年多前点燃的。
1991年1月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舆论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文化部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李谷一聘请律师诉诸法院

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韦唯多变的诉讼地位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1992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法院终于开庭审理

1992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1992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原告的指控与被告的答辩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文革”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汤生午辩称，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对韦唯作了电话采访。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
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其基本内容真实。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伸张正义的作用，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韦唯得以重回舞台。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被告方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紧接着，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爱滋病以及在工资、住房、医疗费报销、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韦唯出庭作证

下午3时，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梳着长辫、一身素装的著名歌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
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
审判长：“韦唯，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
韦唯：“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致的。”
审判长：“有否失实的地方？”
韦唯：“李谷一说我得爱滋病，是在一次彩排时，而不是在演出时。”
审判长：“关于房子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去老山慰问演出时，我们几个演员向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房，领导同意批给我们。我回京后打了报告，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钥匙，她拒绝。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审判长：“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1990年6月，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她说把我工资停了，我吃惊。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我想去领4、5月份的工资，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直到现在还停发。”
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
韦唯也毫不相让：“我的证词完全属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接着，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下午5时，韦唯作证完毕。
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爱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爱滋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爱滋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谣言。
1、证人韦唯在回答法院询问时称：“1990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爱滋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2、卷三P178页。证人陈玉生证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亚运全组委会文展部，在演出处工作。……9月24日下午，韦唯上场，右手拿着话筒，从下场门往上场门走时，她的左手挠了挠头，这时李谷一就拿着无线话筒喊：‘韦唯你不要再挠了，别把爱滋病掉在舞台上，传染我们团的人。’这时韦唯拿着话筒说：‘我告诉你，李谷一，现在外面说我得爱滋病这事都是你给造的谣。’李谷一说：‘谁说的？’韦唯说：‘有三、四个人都告诉我。”’
3、卷三P96页。轻音乐团乐队队长王春生证明说：“韦唯在台上挠脑袋，李说：‘你别老挠脑袋，外边都说你得爱滋病了。’接着韦唯说：‘我知道外边说我得爱滋病都是你说的。’李说：‘谁说的，叫出来对质。”’
4、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李谷一笔录中，李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乐队正在找谱子的时候），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情况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爱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关于韦唯出国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邀请韦唯出国的有关证据。当然，应该说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的问题。事实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一家录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韦唯前往爱尔兰演出。为此，轻音乐团领导于10月上旬作了专门研究，表示同意韦唯出国，但有些责任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派出单位承担或解决。团里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批准韦唯出国之行。在这期间，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让团里人事处向部里催办，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使韦唯这次出国未能成行。从现有的证据看，李谷一对韦唯出国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存在“无理拒绝”的问题。
对此，被告代理人仍认为，汤文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
①卷四P43页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发字第112号文向文化部所作的《关于组织韦唯等三人交流小组出访欧美五国的请示》。
②卷四P45页有我国驻英国、联邦德国、爱尔兰、休斯顿、法国五国使馆文化处表示同意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意见。
③卷四P53-63页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关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档案材料。
④证人李杰华、马光明证明和其他材料证实，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艺术局方杰局长说，方杰给李谷一打了电话，李同意之后，中心向轻音乐团邀请，团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处长田玉凤、原党支部书记褚鹤翔、艺术指导刘秉义证明他们和王建国、李谷一共同讨论过韦唯出访事宜，最后的意见是“同意韦唯出国访问”。
⑥艺术局外事处主管此事的冯树龙证明：如果团里明确同意韦唯出国，那我们就根据团里意见，办理政审手续，报外联局。”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对韦唯出国一事，确系各方面都已通过。那么，是否被李谷一无理拒绝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轻音乐团的名义为阻止韦唯出国向文化部艺术局发了《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出国的情况请示》。李在请示中写到：“……对此事我们感到相当为难，……对韦唯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况，我们不无担心。”报告中还具体写了韦唯思想不好的表现。报告自始至终没有表明“团里同意韦唯出国”的意见。这是个不同意韦唯出国的报告。
②卷三P8页。1992年5月19日李杰华证明说：“……李谷一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把团里确定的情况汇报给艺术局，局领导认为，轻音乐团对韦唯外出一事态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责任的。”
③卷三P18页。1992年5月29日马文光证明：乐团支部大会开会同意韦唯出国。李谷一个人给艺术局打的报告没有证明同意韦唯出国。这个报告是李谷一以个人名义（注：盖的是团印）给艺术局写的建议。没有把大会通过的“同意韦唯出国”的决定报给艺术局。杰华老师明确指出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④卷四P74页。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出国组组长江凌证明：“当时韦唯跟我谈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协商，李谷一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韦唯表现不好；第二，韦唯身体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费。”
汤文说，李谷一“一人无理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韦唯的分房问题

原告代理人指出，据文化部房管部门证实，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将五套住房借给轻音乐团使用。地点是北京西坝河。这五套房子的分配权属于轻音乐团。其中两套做临时办公室，另三套分配给韦唯、鞠敬伟、黄卓三位女演员。不知何种原因，韦唯对所分住房不满意，拒绝在住房协议卜签字，因此没有住进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套住房还仍为韦唯保留。文化部计财司房产处证实：“西坝河三号楼为北京市房产开发总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计财司预先与房产总公司办理有关契约手续时，在办理轻音乐团的五套住房时，是我们用李谷一团长的名字签订了临时协议，为了单位领导承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与李谷一同志的户口不发生任何牵连。”该部门还证明，“文化部从来不干涉所属院团的分房方案，中国轻音乐团的住房问题由该团自定。”由此，三个问题大白于天下：其一，并不是李谷一没有给韦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没有办理居住手续；其二，文化部从来没有“明确指示”要分给韦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团里自行决定；其三，并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而是文化部有关部门用李谷一的名字去办理了房屋归属的有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义务，是一种签字保证，与李谷一个人户口“毫不沾边”。
被告代理人认为，汤文关于韦唯住房问题上的内容，其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根据是：1、1992年5月22日韦唯回答法院询问时说：“……文化部××部长指示房子给我们三个人，此事我是后来跟艺术局领导谈话时知道的（是艺术局领导给计财司打电话我听到的）。高部长替我打电话让给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说有我一套，但没有给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说：‘你等着，等着，你不是要出国吗？’‘你的问题很多，以后再说。’“法院问韦唯：“你的住房手续办没有？”韦唯答：“没有，她不理我，她不给我，她说：‘你不是要出国吗，出了国再说。’我总是遭到拒绝。”
2、文化部计财司甄司长。艺术局党组办公室白主任证明：韦唯上述的证词是准确的。甄司长讲：“两年前，从西坝河给他们几套房子，当时口头上给李谷一说过给几个演员（韦唯、黄卓、鞠敬伟）考虑一下。分房时计财司没有文字戴帽，团里是怎样分的我们不了解。后来房产处汇报说：‘李谷一反映韦唯要出国，房子先不给她。”’
3、从房管部门一整套有关三套房子分配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三套房子确实记在了李谷一名下。
“无故扣发韦唯工资”
关于汤文所称无故扣发韦唯工资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文化部的批复函中的确指示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见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函）。不知什么原因，韦唯未能出国，但也一直未到团里销假报到；近一年的时间与单位脱离联系。中国轻音乐团根据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团里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可以停发工资或依旷职论，故此停发了韦唯工资。但停发的是10个月（截止到汤文发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认为，李谷一的这一做法仍有不当之处。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关于同意韦唯自费赴瑞士旅游的批复》称：“同意你团韦唯应黛安娜女士邀请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三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而李谷一在3个月的假期（实际未出团）期间没有扣韦唯的工资，却在出国期外的10个月中扣了韦唯的工资。
2、韦唯在扣发工资期间（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团内上班，这是有据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资理属无故。原告说：1990年全团指令演出88场，韦唯只参加8场，因此应扣韦唯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场演出不一定都应有韦唯参加；②韦唯的团外公益活动多，正如名医生坐班时间和一般医生就不一样；③轻音乐团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卷三P50页，1992年5月26日法院办案人员问田玉凤：“上边谈的扣发工资的做法团内有明文规定吗？”田答：“我们团管理混乱，没有什么文字制度，自费出国，团长同意后，交待谁出国了就停发谁的工资。”

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誉权案的一审结局将见分晓。一大早，法庭门外又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旁听群众。
直到上午9时30分，法庭才再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大致的意思是，在亚运会演出中，李谷一并未说过韦唯得爱滋病了。至于汤文的其他内容，法庭认为也基本失实。
根据上述认定，审判长宣布：“本庭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并认定在这起案件中，《声屏周报》负有主要责任，汤生午“听信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责任。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6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三、被告《声屏周报》赔偿原告2000元，被告汤生午赔偿原告500元；四、被告《声屏周报》支付原告抚慰金400元，被告汤生午支付原告抚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两被告承担。”
听完判决，李谷一激动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则神情冷峻。旁听席上，没有人们预料中的掌声，这与前两天庭审中的热烈场面显得极不协调。

尽管不服，但未上诉

“这场官司现在还只是划了个逗号，还不是句号。判决并未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阳来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险的。由于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产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赢，会被人认为有背景，如果我输，会被人认为活该。”
听得出，李谷一的语调是伤感的。
“我为这场官司已花了两万多元，因为我珍视艺术家的形象和名誉，这比金钱更宝贵。如果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话，我将把赔偿我的3000元捐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被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对法院判决自然不服，但他们表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王根礼还表示，如二审维持原判，他将提请检察院抗诉。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进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有关爱滋病的传言，已有多人证言证实确系原告所说，虽然“亚运会演出”和“排练”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构成事实并造成后果，这是不容否定的。怎么可以完全抹去呢？离开南阳时，李律师只说了这么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以后再不到南阳打官司了！”
被告汤生午的另一位律师窦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结束后将给我的律师生涯划个句号。”
看来，轰动海内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誉权案的最终结局，似乎还难以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告方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权衡再三，他们最终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个中原因，颇为令人深思。

7. 求[天不藏奸]的主题曲与结尾曲,

这个没有，不过可以告诉你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天不藏奸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而成，其主犯正是几年前鼎鼎大名的张君。

参考资料：
在渝、湘、鄂等地，一个行凶抢劫、杀人如麻的犯罪团伙曾经猖狂一时。

28个鲜活的生命被残暴地杀害，20名无辜者在痛苦中呻吟，上百颗受伤的心灵在滴血，近600万元财物被疯狂地劫掠……张君、李泽军抢劫杀人团伙犯下的桩桩暴行，令人发指，骇人听闻。

2001年4月14日至17日，在重庆和湖南常德两地同时进行的审判中，面对末日来临，狂妄的张君一伙终于在法律和正义面前低下了头。

在“严打”向不法之徒全线出击的时候，对张君、李泽军这伙杀人狂徒的严审严惩，不啻是一声嘹亮的进军号角。

凶残暴虐 罪恶滔天

审判台上，庄严的国徽高悬。

4月14日，一个普普通通的休息日，但在山城重庆和湖南常德却是万众瞩目的一天。上午9时，罪行累累的张君、李泽军抢劫杀人团伙18名被告人，分别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押上了正义的审判席。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多达6项：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和包庇罪。

提起公诉的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常德市检察院，都拿出了厚厚的起诉书，加起来多达70页3万多字，上面记录了张君、李泽军抢劫杀人团伙的滔天罪行：

从1991年到2000年9月，张君单独或纠集李泽军等人，大肆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持枪抢劫、故意杀人犯罪活动。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出租车、抢金店、抢银行、抢运钞车……恶行步步升级，制造了重庆“6.19”抢劫银行杀人案、常德“9.1”抢劫运钞车杀人案等一系列特大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

杀人如麻，可谓张君一伙的真实写照。张君声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杀死几个人算什么？”所以，在张君作案的过程中，他肆意开枪滥杀无辜，少则一枪、多则数枪。他还要求手下对经警、民警要专打头部，并必须补枪。在常德运钞车大劫案中，张君一伙杀死7人打伤5人，出纳员李敬身中8弹，经警肖卫东身中5弹……案发现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面对检察机关出示的一张张血淋淋的证据，旁听席上不时发出阵阵惊呼。

胆大妄为的张君、李泽军一伙气焰嚣张，作案频率极高。在1998年12月19日晚至次日凌晨仅几个小时之内，他们持枪抢劫、故意杀人作案3起，让3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和儿子；而在2000年8月15日至9月1日短短半个月里，他们在常德竟连续持枪抢劫、故意杀人作案4起，杀死11人、打伤5人。

为了让同伙对自己死心塌地，张君定下“门规”：入伙先“手上沾血”！于是，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成了“活靶”。1998年10月，张君为了让同伙陈世清和赵正洪身负命案以对他惟命是从，从劳务市场上骗来了年仅19岁的王志刚。李泽军、赵正洪先后用铁锤猛击王志刚的头部。恐其不死，张君又让陈世清再扎王志刚几刀。陈世清问扎多少下，张君居然回答：“搞个吉利数吧。就扎8刀！”2000年7月，张君的情妇全泓燕在他的教唆下，不顾面前那个陌生的小伙子哀求的眼神开了枪……而这个被他们当“枪靶”的小伙子彭成辉，也是被张君从劳务市场骗来的，与他们无怨无仇、素昧平生。

在常德运钞车大劫案后，张君一伙劫得两支微型冲锋枪，武器装备得到了加强，犯罪“胃口”也越来越大。在公安机关抓获他们时，张君一伙已经开始着手策划实施抢劫更大的目标：常德安乡县农业银行金库、昆明市珠宝店、上海市城隍庙黄金市场……如果不是公安机关及时破案，不知又有多少条人命惨遭杀害，不知又有多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劫掠。

“张君一伙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够”

法庭内，不法之徒受到正义的审判；法庭外，当地群众早早从四面八方赶来。骑在父亲肩上观看的4岁重庆小男孩陈尚宇，用稚嫩的话语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我来看坏人受审！”由于旁听座位有限，重庆第一中院和常德中院的门口被数千名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38岁的林洪玫和74岁的婆婆黄仲素老人一大早便赶到了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年前，林洪玫的恩爱丈夫、出租车司机罗运洪便在“6.19”抢劫商业银行朝东路储蓄所一案中，惨死于张君的枪下。

丈夫的意外去世，让林洪玫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原本非常幸福的家庭，突然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一年来，林洪玫饭不能食，夜夜难寐，体重一下子掉了5公斤。婆婆哭得眼睛都快瞎了，身体日渐虚弱。最令人担心的是13岁的小罗坤，由一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只要电视上报道张君案，他便哭着闹着关电视，不愿见到杀死父亲的人……

“我就希望看到张君被判死刑！恨不得立即执行！”瘦弱的林洪玫，说这句话时几乎是咬牙切齿。

张君一伙，让亲人阴阳两隔，永不能聚！这是何等的不幸！亲眼看到法律严惩凶手，告慰亲人在天之灵，这成了生者最大的心愿。

在常德运钞车大劫案中殉职的经警肖卫东的妻子李菊梅带着9岁的女儿赶来了！孩子手里还举着她为爸爸画的素描像。母亲满脸泪痕：“张君这伙人被枪决，我都不解恨。一枪打死他们也不能抵偿他们的罪恶！”

在重庆商业银行抢劫案中被枪杀的女职员张劲之父张德贵不顾高血压赶来了！白发人却送黑发人。他悲愤地说：“我想亲口质问张军，为什么要打我女儿三枪？”

6年前被张君亲手枪杀的王礼明的妻子何兴凤从铜梁赶到了重庆市！她带足了衣物盘缠，她说：“我就是想亲眼看见张君的下场！”

被害经警王建国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妻子周丽君和孩子，一大清早5点钟就出门，全部赶到了法庭外！他们痛哭流涕：“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参加旁听的重庆市人大代表、一级律师周厚熙激动地对记者说：“张君一伙的确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够！他们手段极其残忍，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民忿极大。不但重庆老百姓，全国老百姓对此案的审判都非常关注。对他们依法严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我请求审判长判我死刑”

自知罪孽深重的张君，拒绝请律师为自己出庭辩护。

而张君那些在抢劫杀人时凶相毕露的同伙们，此时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归路，再也顾不得往常的义气，开始“狗咬狗”装可怜，纷纷供称是在张君的胁迫之下参与犯罪的，以此推脱罪责。

的确，张君的凶残不但对无辜者，即使对同伙也不放过。他杀死的第一个人，便是同伙刘保刚。当时，他们携带自制短枪共同抢劫。而刘保刚在抢劫中脚被击伤，血迹留在了现场。于是，为了保全自己，张君杀人灭口。张君在法庭上这样供述：“没办法！不杀死他，警方迟早会找到我头上。谁成为我的障碍，我就毫不犹豫杀死谁。”

其实，张君心里很清楚：他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他曾多次供述：“我活着也不踏实！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从第一次杀人我就知道，迟早会有一天要落入法网。”

审判台上，庄严的国徽高悬；被告席上，面对血泪控诉，罪恶的心灵开始忏悔……

4月16日下午3点30分，依照法律程序，法庭许可张君为自己进行自我辩护。张君声音哽咽地说：“我为自己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向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和他们的家庭说声对不起！真心地对不起！我请求审判长判我死刑！” 而在当天晚上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中，面对枪杀儿子的凶手张君，74岁的老婆婆黄仲素更是悲愤难抑，哭着大喊：“你还我儿子！我要为儿子报仇！”

此时此刻，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张君竟然捂着脸痛哭不已……

在最后陈述时，常德的7名被告人全部表示认罪服法。李泽军，这位昔日的“冷面杀手”脸上是深深的悔意：“我犯的是滔天大罪！为了表达我有认罪的诚意，为了表示对死者和他们的家属的歉意。我请求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而另一位杀人魔头陈世清同样很后悔：“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我是自作自受。我对不起我的亲人，更对不起受害者。”就连一直为自己辩解和开脱的许军，也“愿以生命为代价”，求得死者的宽恕。（小标题）除恶务尽！“严打”顺民意、合民心

在4天的时间里，在这象征着法律和正义的审判庭内，人们亲眼目睹了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团伙罪恶历史的终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为了告慰被害人的在天之灵，为了那些被害人的家属和所有善良的人们早日看到正义的伸张，广大的公安干警、人民检察官、人民法官，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公安机关经过严密侦查，于去年9月至12月在重庆、湖南等地将张君一伙全部缉拿归案，彻底摧毁了这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重庆、湖南、湖北以及北京等地公安机关的联手行动、相互配合，对抓获张君犯罪团伙起了关键的作用。

亲手抓获张君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告诉记者，抓获首犯张君，警方未发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取得这样的胜利，与警方多年的艰苦侦查直接相关。据统计，仅2000年“6.19”案以后，重庆警方就排查流动人口150多万人，比对指纹238万余枚。而在湖南，警方也为破获此案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仅常德警方就在运钞车劫案发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11067个举报线索全部进行了排查。

为了将罪犯早日送上审判席，人民检察官们依法快捕快诉。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了8人的专案组，而常德市检察院也抽调了优秀的公诉人组成了7人的公诉团。两地检察院用于出庭的案卷多达108本，有3米多高，近180公斤重。两地检察院都使用了直观而生动的多媒体举证、示证系统，向法庭出示证据近2000个。案件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后，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仅用25天便依法提起了公诉，比法定的一个半月期限大大提前。

这次案件的审判有一个特点：一案两地审，相互关联。那么，两地法院在确认证据、认定事实情节和定罪量刑的各个审判环节中，都应该达到协调一致。这对两地法院的审判水平和审判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地的法院都拿出了强有力的审判阵容，加班加点为庭审作充分的准备，共制作庭审提纲近200页。重庆市第一中院在接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后，立即组成合议庭，仅用了15天时间便正式开庭，比法定期限缩短了整整一个月。

从头至尾参加了4天旁听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汉寿县血防医院医生邓威特告诉记者：“老百姓都在翘首以待! 想看一看这些杀人狂的下场。再不‘严打’，黑恶势力就不得了了。我们希望‘严打’积极深入地开展下去，给我们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

4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对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处张君、李泽军等14人死刑，另有2人死缓、2 人无期徒刑。这就应了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8. 天不藏奸盛放并是什么职业

天不藏奸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而成，其主犯正是几年前鼎鼎大名的张君。

参考资料：
在渝、湘、鄂等地，一个行凶抢劫、杀人如麻的犯罪团伙曾经猖狂一时。

28个鲜活的生命被残暴地杀害，20名无辜者在痛苦中呻吟，上百颗受伤的心灵在滴血，近600万元财物被疯狂地劫掠……张君、李泽军抢劫杀人团伙犯下的桩桩暴行，令人发指，骇人听闻。

2001年4月14日至17日，在重庆和湖南常德两地同时进行的审判中，面对末日来临，狂妄的张君一伙终于在法律和正义面前低下了头。

在“严打”向不法之徒全线出击的时候，对张君、李泽军这伙杀人狂徒的严审严惩，不啻是一声嘹亮的进军号角。

凶残暴虐 罪恶滔天

审判台上，庄严的国徽高悬。

4月14日，一个普普通通的休息日，但在山城重庆和湖南常德却是万众瞩目的一天。上午9时，罪行累累的张君、李泽军抢劫杀人团伙18名被告人，分别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押上了正义的审判席。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多达6项：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和包庇罪。

提起公诉的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常德市检察院，都拿出了厚厚的起诉书，加起来多达70页3万多字，上面记录了张君、李泽军抢劫杀人团伙的滔天罪行：

从1991年到2000年9月，张君单独或纠集李泽军等人，大肆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持枪抢劫、故意杀人犯罪活动。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出租车、抢金店、抢银行、抢运钞车……恶行步步升级，制造了重庆“6.19”抢劫银行杀人案、常德“9.1”抢劫运钞车杀人案等一系列特大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

杀人如麻，可谓张君一伙的真实写照。张君声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杀死几个人算什么？”所以，在张君作案的过程中，他肆意开枪滥杀无辜，少则一枪、多则数枪。他还要求手下对经警、民警要专打头部，并必须补枪。在常德运钞车大劫案中，张君一伙杀死7人打伤5人，出纳员李敬身中8弹，经警肖卫东身中5弹……案发现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面对检察机关出示的一张张血淋淋的证据，旁听席上不时发出阵阵惊呼。

胆大妄为的张君、李泽军一伙气焰嚣张，作案频率极高。在1998年12月19日晚至次日凌晨仅几个小时之内，他们持枪抢劫、故意杀人作案3起，让3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和儿子；而在2000年8月15日至9月1日短短半个月里，他们在常德竟连续持枪抢劫、故意杀人作案4起，杀死11人、打伤5人。

为了让同伙对自己死心塌地，张君定下“门规”：入伙先“手上沾血”！于是，一个又一个无辜的生命，成了“活靶”。1998年10月，张君为了让同伙陈世清和赵正洪身负命案以对他惟命是从，从劳务市场上骗来了年仅19岁的王志刚。李泽军、赵正洪先后用铁锤猛击王志刚的头部。恐其不死，张君又让陈世清再扎王志刚几刀。陈世清问扎多少下，张君居然回答：“搞个吉利数吧。就扎8刀！”2000年7月，张君的情妇全泓燕在他的教唆下，不顾面前那个陌生的小伙子哀求的眼神开了枪……而这个被他们当“枪靶”的小伙子彭成辉，也是被张君从劳务市场骗来的，与他们无怨无仇、素昧平生。

在常德运钞车大劫案后，张君一伙劫得两支微型冲锋枪，武器装备得到了加强，犯罪“胃口”也越来越大。在公安机关抓获他们时，张君一伙已经开始着手策划实施抢劫更大的目标：常德安乡县农业银行金库、昆明市珠宝店、上海市城隍庙黄金市场……如果不是公安机关及时破案，不知又有多少条人命惨遭杀害，不知又有多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劫掠。

“张君一伙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够”

法庭内，不法之徒受到正义的审判；法庭外，当地群众早早从四面八方赶来。骑在父亲肩上观看的4岁重庆小男孩陈尚宇，用稚嫩的话语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我来看坏人受审！”由于旁听座位有限，重庆第一中院和常德中院的门口被数千名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38岁的林洪玫和74岁的婆婆黄仲素老人一大早便赶到了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年前，林洪玫的恩爱丈夫、出租车司机罗运洪便在“6.19”抢劫商业银行朝东路储蓄所一案中，惨死于张君的枪下。

丈夫的意外去世，让林洪玫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原本非常幸福的家庭，突然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一年来，林洪玫饭不能食，夜夜难寐，体重一下子掉了5公斤。婆婆哭得眼睛都快瞎了，身体日渐虚弱。最令人担心的是13岁的小罗坤，由一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只要电视上报道张君案，他便哭着闹着关电视，不愿见到杀死父亲的人……

“我就希望看到张君被判死刑！恨不得立即执行！”瘦弱的林洪玫，说这句话时几乎是咬牙切齿。

张君一伙，让亲人阴阳两隔，永不能聚！这是何等的不幸！亲眼看到法律严惩凶手，告慰亲人在天之灵，这成了生者最大的心愿。

在常德运钞车大劫案中殉职的经警肖卫东的妻子李菊梅带着9岁的女儿赶来了！孩子手里还举着她为爸爸画的素描像。母亲满脸泪痕：“张君这伙人被枪决，我都不解恨。一枪打死他们也不能抵偿他们的罪恶！”

在重庆商业银行抢劫案中被枪杀的女职员张劲之父张德贵不顾高血压赶来了！白发人却送黑发人。他悲愤地说：“我想亲口质问张军，为什么要打我女儿三枪？”

6年前被张君亲手枪杀的王礼明的妻子何兴凤从铜梁赶到了重庆市！她带足了衣物盘缠，她说：“我就是想亲眼看见张君的下场！”

被害经警王建国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妻子周丽君和孩子，一大清早5点钟就出门，全部赶到了法庭外！他们痛哭流涕：“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参加旁听的重庆市人大代表、一级律师周厚熙激动地对记者说：“张君一伙的确罪行累累，判十次死刑都不够！他们手段极其残忍，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民忿极大。不但重庆老百姓，全国老百姓对此案的审判都非常关注。对他们依法严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我请求审判长判我死刑”

自知罪孽深重的张君，拒绝请律师为自己出庭辩护。

而张君那些在抢劫杀人时凶相毕露的同伙们，此时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归路，再也顾不得往常的义气，开始“狗咬狗”装可怜，纷纷供称是在张君的胁迫之下参与犯罪的，以此推脱罪责。

的确，张君的凶残不但对无辜者，即使对同伙也不放过。他杀死的第一个人，便是同伙刘保刚。当时，他们携带自制短枪共同抢劫。而刘保刚在抢劫中脚被击伤，血迹留在了现场。于是，为了保全自己，张君杀人灭口。张君在法庭上这样供述：“没办法！不杀死他，警方迟早会找到我头上。谁成为我的障碍，我就毫不犹豫杀死谁。”

其实，张君心里很清楚：他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他曾多次供述：“我活着也不踏实！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从第一次杀人我就知道，迟早会有一天要落入法网。”

审判台上，庄严的国徽高悬；被告席上，面对血泪控诉，罪恶的心灵开始忏悔……

4月16日下午3点30分，依照法律程序，法庭许可张君为自己进行自我辩护。张君声音哽咽地说：“我为自己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我向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和他们的家庭说声对不起！真心地对不起！我请求审判长判我死刑！” 而在当天晚上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中，面对枪杀儿子的凶手张君，74岁的老婆婆黄仲素更是悲愤难抑，哭着大喊：“你还我儿子！我要为儿子报仇！”

此时此刻，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张君竟然捂着脸痛哭不已……

在最后陈述时，常德的7名被告人全部表示认罪服法。李泽军，这位昔日的“冷面杀手”脸上是深深的悔意：“我犯的是滔天大罪！为了表达我有认罪的诚意，为了表示对死者和他们的家属的歉意。我请求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而另一位杀人魔头陈世清同样很后悔：“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我是自作自受。我对不起我的亲人，更对不起受害者。”就连一直为自己辩解和开脱的许军，也“愿以生命为代价”，求得死者的宽恕。（小标题）除恶务尽！“严打”顺民意、合民心

在4天的时间里，在这象征着法律和正义的审判庭内，人们亲眼目睹了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团伙罪恶历史的终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为了告慰被害人的在天之灵，为了那些被害人的家属和所有善良的人们早日看到正义的伸张，广大的公安干警、人民检察官、人民法官，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公安机关经过严密侦查，于去年9月至12月在重庆、湖南等地将张君一伙全部缉拿归案，彻底摧毁了这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重庆、湖南、湖北以及北京等地公安机关的联手行动、相互配合，对抓获张君犯罪团伙起了关键的作用。

亲手抓获张君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告诉记者，抓获首犯张君，警方未发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取得这样的胜利，与警方多年的艰苦侦查直接相关。据统计，仅2000年“6.19”案以后，重庆警方就排查流动人口150多万人，比对指纹238万余枚。而在湖南，警方也为破获此案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仅常德警方就在运钞车劫案发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11067个举报线索全部进行了排查。

为了将罪犯早日送上审判席，人民检察官们依法快捕快诉。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了8人的专案组，而常德市检察院也抽调了优秀的公诉人组成了7人的公诉团。两地检察院用于出庭的案卷多达108本，有3米多高，近180公斤重。两地检察院都使用了直观而生动的多媒体举证、示证系统，向法庭出示证据近2000个。案件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后，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仅用25天便依法提起了公诉，比法定的一个半月期限大大提前。

这次案件的审判有一个特点：一案两地审，相互关联。那么，两地法院在确认证据、认定事实情节和定罪量刑的各个审判环节中，都应该达到协调一致。这对两地法院的审判水平和审判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地的法院都拿出了强有力的审判阵容，加班加点为庭审作充分的准备，共制作庭审提纲近200页。重庆市第一中院在接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后，立即组成合议庭，仅用了15天时间便正式开庭，比法定期限缩短了整整一个月。

从头至尾参加了4天旁听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汉寿县血防医院医生邓威特告诉记者：“老百姓都在翘首以待! 想看一看这些杀人狂的下场。再不‘严打’，黑恶势力就不得了了。我们希望‘严打’积极深入地开展下去，给我们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

4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对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处张君、李泽军等14人死刑，另有2人死缓、2 人无期徒刑。这就应了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