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法官判

A. 清朝官位等级

清朝官位等级：正、从一品，正、从二品，正、从三品，正、从四品，正、从五品，正、从六品，正、从七品，正、从八品，正、从九品。

清朝官职有九品，每一品又分正和从，称为“九品十八阶”。九品以下是未入流。九品以上（含九品）是官，九品以下（无品）是吏。

清代官职按职能分为文官和武官。文官分大夫、郎、佐郎三种，武官分将军、都尉、骑尉、校尉四种。

文官大夫为五品以上官员，郎为正六品至正八品官员，佐郎为从八品以下官员。武官中将军为从二品以上官员，都尉为正三品至从四品官，骑尉为正五品到七品官，校尉为正八品以下官员。

(1)清朝法官判扩展阅读

判断清朝官位品级，最常用的是以官帽上的顶珠来区分。

一品：顶珠为宝石级刚玉，其一是因为红宝石本身产量低，很稀有，另一方面，红宝石本身也有吉祥之意。

二品：佩戴的是珊瑚，通常为白色，但也有一些官员使用的是极为珍贵的红珊瑚，呈红色或粉色，其价值仅次于红宝石。

三品：顶珠为蓝宝石。

四品：青金石是四品官员的顶珠。其拥有独特的蓝色、深蓝、淡蓝及浅青多种颜色，非常漂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玉石的一种。

五品：佩戴水晶，通体透明，而且硬度非常高。

六品：顶珠使用的就是白色涅玻璃（即不透明玻璃）。

七八九品：使用的都是金顶，唯一不同的是，七品顶珠为素金，不带修饰，八九品为镂金。

此外还可以通过补子来区分

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素金顶绣犀、八品阴纹镂花金顶绣犀牛，九品海马。

B. 现法院,法官在清朝分别叫什么

清王朝建立后，抄中央司法审判机关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者号称“三法司”。
刑部执掌全国刑狱政令，审定法律，设满、汉尚书各1人，满、汉左右侍郎各一人，堂主事满五人、汉军1人，满、汉司务2人，缮本笔帖式40人。并置省区清吏司、督辅司、秋审处、减等处、律例馆、提审厅、赃罚库、赎罪处、饭银处及清档房、汉档房、司务厅、督催所、当月处等单位，定员总数为407人，实际上官吏人数大大超过编制一倍或几倍。光绪三年(1877)达到653人，另外还有444书吏皂隶等。主管陕西省的清吏司称为陕西司。
大理寺为中国古代传统司法机关。廷尉、大理等的衍属，至唐代为“三法司”中的审判机关，明代改为司法行政机关。清大理寺的人员编制较少，大理寺卿、少卿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左、右寺，有寺丞、评事管官。
都察院是中央法纪监察机关，素称“风宪衙门”。都察院不仅负责司法事务，还主管监察。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管官员，分设十五道和六科，合称“科道”。十五道各设御史若干人分管相应的各省和中央部院寺监事务。六科分吏、户、礼、兵、刑、工各科，各设给事中若干人，稽案相应方面的事务。

C. 论清代（刑事）审判诉讼程序

请勿抄袭他人文章

王胡:清朝秋审制度浅析

[摘要]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可以说是集中国封建社会法律之大成。清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决定了其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地位。清朝在继承明朝会审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秋审等会审制度。秋审作为一种会审制度，是由中央官员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同时也是一种死刑复核制度，其与中国自古以来便长期存在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是在“慎刑”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秋审最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死刑复核制度，是对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继承发展，也是在“慎刑”思想基础上，同时又为适应清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总结了中华法系中历代精华而形成的最完善、最能反映皇权色彩的死刑复核制度。秋审在清朝被视为国家大典，在当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对清朝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秋审基本情况、历史渊源等方面的介绍，对秋审制度略作评析。
[关键词] 秋审 会审 死刑复核 慎刑

Abstract: As the last empire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Qing dynasty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t i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determines the status of its legal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joint tria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concted by official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o determines the ultimate punishment of a convicted death sentence after a countercheck.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that has long existed in China. The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China was formed by the thought of prudence in punishment, while autumnal adjudgement, which is the top class countercheck procere and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untercheck procere in history, was also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udence and served f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nd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t is also the best summary of Chinese legal heritage and the effective reflection of imperial power. Autumnal adjudgement was regarded as national code in Qing dynasty and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in defending the rule of the empire and cement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untry.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utumnal adjudgement.
Key words: autumnal adjudgement, joint trial，countercheck of death penalty, prudence in punishment.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期，其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集大成者。清朝法制史不仅是清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全部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一个总结性篇章。
清朝入关后，为维护其统治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清朝的法律制度，在整体上继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保证了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延续发展；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及社会现状加以修改完善，使之适合清朝统治需要，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清朝历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在法律制度方面遗留下大量丰富的文献档案资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梳理。
在审判制度方面，清朝在明朝会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热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制度，其中尤以秋审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秋审就是每年一度对判处死刑监候的案件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复核，以决定其生死的特别复核程序，即由中央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主要官员，于每年秋后八月上旬在天安门金水桥旁定期会审和复核各省督抚定拟的死刑监候案件。[1]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司法公正保障制度主要有五种：法官责任制、录囚复审制、御史监察制、申诉与死刑奏报制、法司会审制。[2]秋审作为进行死刑复核的会审制度，具有对案件复审的功能，且有监察机关都察院参与，融合了以上所列的录囚复审、御史监察、死刑奏报、法司会审四种制度于一身，是一项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秋审制度使死刑案件的审理纳入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中，在清朝被视为国家大典，为清朝历任帝王所重视，在清朝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秋审的基本情况
（一）清朝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及秋审案件的来源
《大清律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规定：凡有司于狱囚始而鞫问明白，继而追勘完备；军流徒罪，各从府、州、县决配；致死罪者，在内法司定议，在外听督抚审录无冤，依律议拟，斩绞，情罪法司复勘定议，奏闻候有回报，应立决者，委官处决，故延不决者，杖六十。《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审转，徒罪由督抚汇案咨结。有关人命及流以上，专咨由部汇题。死罪……罪干凌迟、斩、枭者专折具奏，交部速议。杀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题。其余斩、绞，俱专本具题，分送揭帖于法司科道，内阁票拟，交三法司核议。
清朝对于审判权限的划分是有严格规定的，下级审判机关将经手案件或不属于自己有权判决的案件主动详报上级复审（不问当事人是否上诉），并层层转报，直到有权做出判决的审级批准后才算终审。这种审判制度，有学者称之为“逐级复核审转制”。[3]
对于死刑案件，在地方各省由州县初审后，逐级报送知府、按察使、督抚复核。地方各级审理死刑案件也只是提出定罪量刑意见，督抚如无异议，即向皇帝奏报，并将副本送于刑部分管司。皇帝在收到督抚的奏报后，经内阁票拟，交三法司核议。但在清三法司中，部权特重，三法司核议实际上以刑部为主。三法司核议后，奏请皇帝批示，皇帝批准后，死刑判决才生效。至此，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才告结束。
《清史稿•刑法志二》记载：斩、绞同是死刑。……乃于各条内分晰注明，凡律不注监候者，皆立决也；凡例不言立决者，皆监候也。清朝将死刑划分为“立决”、“监候”两种。“立决”就是立即执行，决不待时。《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议上立决，命下，钉封飞递各州县正印官或佐贰，会同武职行刑。监候则入秋审。《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规定：死刑二，绞、斩。内外死罪人犯，除应决不待时者，余俱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可见，秋审案件就是死刑监候等待秋审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的案件。各省每年入秋审的案件，按距离京城远近而截止日期不同。在截止日期以前审结的案件，纳入当年秋审，在截止日期以后审结的案件则等下年秋审。但也有重大案件，虽在截止日期以后审结，仍在当年秋审。
（二）秋审的程序及审理情况
1、秋审前期准备工作
秋审是清朝司法审判中一项重要事务，工作量巨大，刑部设有秋审处，主办秋审工作。刑部各司，在年初将本司应入秋审案件分类编册，出具看语，初看时用蓝笔勾改，复看时用紫笔勾改。然后送至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一一详加勘酌，墨书粘签，呈送刑部堂官核阅。同时地方各省督抚在应勘时期，将犯人提解到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官员共同会勘后，定拟具题，于五月上旬以前送至刑部。各省勘拟到齐后，刑部查阅外勘（各省的勘拟），与部拟不一致的，另列一册。核议时，先由各司核议，提调、坐办主之，而后呈堂，由尚书、侍郎主持堂议。
秋审案件根据案件性质、情节等具体情况不同分为情实、缓决、矜、疑、留养承祀五类。情实，指案情属实，罪名恰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处决的案件，这类案件多为谋杀、枉法赃、强奸等严重案件；缓决，指案情属实，但危害性较小，可留待下次秋审再审，一般可减等处罚，这类案件一般是误杀、戏杀、擅杀等；矜，指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情有可原，可免于处死，一般可减为流刑或徒刑，只适用于统治者认为“情切天伦，一时义激，与寻常狠斗者不同”的案件；疑，指罪名已定，但情节有可疑之处，疑狱不常见，其处理办法也未见记载；留养承祀，指情况属实，情节较重，因父母、祖父母年老患病，无人奉养，且本人又是单丁的，可免于处死。
秋审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案件分为以上几类，在各省督抚拟定，刑部核拟后，刑部将原案及法司督抚勘语刊刷招册，分送九卿、詹事、科道。这就是秋审的前期准备工作
2、会审
在秋审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由刑部确定在八月内某天，在天安门金水桥西，会集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军机、内阁等官员对各省已定拟区分的案件进行详审，这就是秋审的会审，也即所谓的“秋谳大典”。届时，数百名官员列坐参与会审，场面可想有何等壮观。
会审时，由书吏按省逐一唱名，宣读罪状及定拟的节略，如参与会审官员没有异议，即在原拟上陆续会签；如有异议，意见相持不下时，持异议之人可自行向皇帝上奏，由刑部回奏听裁。
会审大典后，由刑部领衔以参加会审全体官员的名义向皇帝奏报，分省逐次办理，每省案件各分实、缓、矜、留，情实类还另造黄册随本进呈。皇帝根据会审情况分别作出批示，刑部在皇帝批示后，按旨处置。入缓决的，误杀、戏杀、擅杀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余的仍监候等待下年秋审处理，多次缓决后可减等处理；入可矜的，减为流刑或徒刑；留养承祀的，枷号两月，责四十板后释放；如果案件是斗杀，罚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养赡。至此，除情实以外案犯的秋审程序即告结束。
3、勾决
对于情实应决案犯，分为服制、官犯、常犯三大类，由皇帝朱笔勾决。勾决日期由内阁命钦天监选定。勾决之日，刑部进呈黄册，皇帝着素服升殿，大学士、三法司侍奉左右，皇帝亲自或由大学士按照皇帝的指示在名单上予勾或免勾。皇帝通过勾决直接掌握了最高审判权。在勾决之前，遵循古制，照例要向皇帝复奏，清朝复奏由刑科给事中办理，在刑部将情实案件上奏后，刑科给事中也要向皇帝复奏，最初三复奏，后改为一复奏。属服制类的，一般以情轻而改监候不予勾决，情实两次的，大学士会同刑部奏请改缓；属官犯类的，情节严重的，刑部从严声叙，一般无所幸免，予以勾决，情节较轻的则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缓；属常犯类的，情节严重、罪无可赦的，不能免勾，但如有一线可原的，刑部粘签声叙，常可以免勾，免勾十次改缓。
4、执行
情实案犯在皇帝勾决后，在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各省案犯，由刑部各司将勾单、榜示钉封送兵部发驿，文到之日行刑。各省发文的先后顺序、到达期限依各省距离京城远近而不同。行文在冬至以前到达者，照例行刑，如因故在冬至之后或冬至齐斋日期到达，仍牢固监禁，与次年秋审应决人犯一并题明处决，对于迟延的各级官员交部议处，追究责任。
（三）秋审的发展完善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秋审原于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明史•刑法志二》记载：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复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可见明朝审理外省死刑案件，是由中央派员在霜降后，到各地审决，在冬至前向皇帝奏明死刑犯人名单，应决者在得旨后处决。
秋审与明朝的奏决单制度有相似之处，是继承完善奏决单制度而形成的。《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馀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此有清言秋、朝审之始。此后，秋审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制度日趋完备，立法不断严密。
秋审初制分为情实、缓决、矜、疑，但疑狱不常见，雍正年间，又加入留养承祀，成为五类。秋审情实人犯，沿用古制，勾决之前仍需三复奏，这样可以避免草率杀人，但秋审是在短期内集中处理全国的死刑监候案件，时间紧、任务重，情实者皆三复奏，不仅程序繁琐，而且加重了秋审官员的工作量，乾隆十四年，简去二复奏，只在勾决前五日复奏一次，这就大大减轻了秋审的工作量。秋审最初并无统一的法律依据，《大清律例》中对于如何定拟分类没有明确规定，全在于刑部和各省掌握，实行起来难免随意定拟，出入很大。乾隆二十二年，制定了《比对条款》，刊分各司，颁诸各省，后经修改，刑部侍郎阮葵生汇辑成《秋谳志略》，“以为勘拟之准绳，中外言秋勘者依之”。这就为秋审定拟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了法律适用的统一。乾隆四十七年，又制定了《缓决三次人犯减等条款》，为缓决三次以上旧案犯的减等处理提供了依据。秋审在清朝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程序周密、制度严格、法律完备的制度
（四）朝审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京师）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评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会审，谓之会小法。狱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属员赴刑部会审，谓之会大法。如有翻异，发司复审，否则会稿分别题奏。罪干立决，旨下，本司派员监刑。监候则入朝审。朝审本是秋审的原称，源与明朝，清朝则专指对京师的死刑监候案件的复核审录。[4]
朝审与秋审在性质上并无不同，朝审中参与会审的机构、官员、审理结果都与秋审相同，只是在程序上略有不同：朝审案件是由刑部初审的，由刑部核议定拟，无须会谳；朝审惯例在秋审前一天举行，将人犯提解到堂当场审录，由书吏宣读罪状及定拟节略，审后仍押回监牢，不同于秋审中仅凭招册进行书面审核；在乾隆十四年秋审改为一复奏后，朝审仍保持三复奏；执行时，由刑科给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监视执行。朝审的这些特别规定无非是表明对京师案件特别慎重。

二、秋审的历史渊源
（一）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死刑复核制度，秋审作为一种特殊的会官审录，是一种最高级别的死刑复核制度，其与中国历史上的死刑复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秦汉时期，死刑奏报尚无明确规定，只有疑难案件才须逐级上报复审，直至皇帝。非疑难案件，地方守令即有专杀之权。[5]《汉书•元后传》记载：汉武帝时，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师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杀之，其千石以下，则得专诛）。说明汉代曾对一些二千石以上官吏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核，二千石以下官吏的死刑案件则不经皇帝复核即可执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令对死刑案件仍有审结权，只要经郡守所派督邮案验后即可执行。[5]地方官吏审判权过大，不利于恤刑原则的贯彻和法律的统一适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青龙四年，明帝）下诏曰：“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 《魏书•刑罚志》记载：（世祖诏司徒崔浩定律令）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俱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决之。诸州国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这样就将死刑的最后决定权收归中央，死刑奏报复核制度在此时期逐渐形成。这一制度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把生杀予夺大权控制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准确地实行镇压，避免错杀滥杀，以缓和阶级矛盾，是慎刑思想的体现。这一时期，国家分裂、地方割据、战乱频繁，地方守令兼领兵权，中央无法控制，死刑复核制度实际上难以执行，却为隋唐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过唐初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封建经济繁荣发展，封建法制也日趋完备。死刑复核制度也进一步完善，还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度，这是一种死刑案件在中央有关部门审查已被核准后，在执行前仍需奏报皇帝核准勾决的制度。[7]《隋书•刑法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二年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复，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后决。唐朝进一步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并对复奏次数、时间做出规定。《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大怒之下，错杀大理丞张蕴古，既而悔之）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复奏。寻谓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比来决囚，虽三复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三复奏。”其五复奏，以决前一日、二日复奏，决日又三复奏。惟犯恶逆者，一复奏而已。这样死刑案件便有了两次复核，一次由皇帝核准，一次由皇帝勾决。同时，唐太宗还主张由高官集议死刑案件，以免怨滥，对死刑案犯不能一概而论，有特殊情况可上奏另作处理。《贞观政要•刑法》记载：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刑法志》均为五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如此，庶免怨滥。……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者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急，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这些制度及思想基础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国古代行刑制度的发展
死刑复核制度自确立以后，一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并不断发展完善，到清朝则发展成为秋审、朝审专门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的会审制度。而秋审为何称秋审且固定在秋天进行，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这是由历史上传统的行刑时间决定的。
我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时，重视季节时令，人们一切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受其制约和影响。具体到司法活动中，行赏施罚也必须顺应天时，合乎时令。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则是肃杀蜇藏的季节，人间的司法活动也应与天道相配，顺于四时，利用秋天的肃杀之气强化行刑的严肃与震慑力。早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记载。
但秋冬行刑制度化是在封建正统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汉中期以后，[8]在东汉时又加以明确。《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后汉书•陈宠传》记载：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十二月阳气上通，……十三月阳气已至，……若以此时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异自为它应，不以改律。” 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可见历代帝王在确定大刑之日，要考虑阴阳节气，唯恐违反时令会给国家带来不利灾害。
此后，历代王朝都以秋冬作为行刑决狱的传统时间。《旧唐书•刑法志》记载：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金史•刑法志》记载：（世宗大定）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不待秋后。这里除与前代规定基本相同外，值得注意的是把“秋后”与“决死刑”联系在一起，这在历代可能是第一次。[9]由此可见，清朝以前虽没有正式形成秋审制度，但“决死囚”一般以秋季为主兼有冬季行刑的，清朝秋审制度的“秋”正是在这样一个数千年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秋审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演变中，借鉴前朝的司法制度，总结中华法系历代精华，并依照传统的行刑时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死刑复核制度。
有学者认为，秋审与源于汉朝的录囚制度的性质、任务大体相同，是录囚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10]录囚，是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或有关官员通过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监督、检查下级司法机关或执法人员审理的案件是否合法或有无差错，以便及时发现冤狱平反改正的一项制度。[11]
《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拜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胡广曰：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者即时平理也）。可见录囚始于西汉，尚限于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以平理冤狱为主。皇帝亲自录囚则始于东汉，有时平冤之后，还追究原审官员的责任。《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六年，和帝）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左降。录囚对于及早发现冤案，改善司法状况，稳定社会秩序都有积极作用，故而被后世各朝所沿用，在历朝均有关于录囚的记载。
录囚只是直接详审囚犯，借以平反冤语，督办久系未决的案件，其初衷也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受理案件的范围广泛，不仅仅是针对死刑案件，其性质、任务与现代司法制度中的审判监督程序有相似之处。而秋审作为一种规范化的诉讼程序，主要是针对死刑监候案件进行复核，以决定最终的刑罚。虽不乏理冤的功能，但只是针对个案而言，并不普遍，其最主要任务不在于平凡冤狱，其本质上仍是一种死刑复核制度。仅因为秋审融合了录囚制度中的复审功能，有一定的理冤功能而认为其渊源于录囚，未免有失片面。

三、秋审的社会基础
（一）秋审的思想基础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下，国家以死刑惩治对现行制度危害最严重的破坏者，向社会显示国家强大的强制性权力。在历史上，专制集权国家曾经用极其野蛮的方法，广泛的实行死刑，这就是中国封建法制严刑峻法的传统。与此同时，中国封建法制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就是所谓的“明德慎罚”和“恤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最高准则，同时也成为封建社会法的灵魂。儒家推崇的反对滥杀、主张仁政的慎刑思想，对封建司法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的发展使统治者选择了“德主刑辅”的方针，将封建法制的两种传统融合在一起，包括秋审在内的历代死刑复核制度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而秋审又是其中最完备、最成熟的形式。一方面，清律中从绞斩到凌迟各种死刑仍然时刻保持着国家专制权力的绝对威慑力量；一方面，年复一年举行的“秋谳大典”又在向人民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
《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顺治帝曾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自是列朝于秋谳俱勤慎校阅。康熙二十二年，圣袓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因谕曰：“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开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阅秋审情实招册，谕刑部曰：“诸臣所进招册，俱经细加斟酌，拟定情实。但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在前日定拟情实，自是执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又当原情，断不可因前奏难更，遂尔隐默也。”清朝皇帝受慎刑思想影响，以宽仁之心行严格之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做到凡情有一线可原者即入缓决，至于停勾、减等、免死、留养承祀等也都是“昭朕矜恤至意”。
经过秋谳会审，将一些危害较小的死刑案件免于处死，既不会放纵重大犯罪，又使统治者博得仁政的好名，使清朝皇帝以一种博大、宽宏、仁爱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天下臣民在他的专制权力下得到庇护。这样才有了规模隆重的“秋谳大典”，才有皇帝再三批阅招册，素服勾到的场面。
此外，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族贵族集团是清王朝政权的支柱，满族和八旗军是清朝统治者的主要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是以一族之力而治中国亿万之众。这种性质必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体现，故清朝法律制度在继承明朝，沿袭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为维护满族居于统治民族的核心地位，在入关后极力坚持“首崇满洲”的原则，以法律形式确认、保护满族贵族和旗人的优越地位，规定了满族不同于其它民族所享有的特权。
北京地区为京师重地，也是旗人及宗室贵族聚集之地，《清史稿•刑法志三》记载：若宗室有犯，宗人府会刑部审理。觉罗，刑部会宗人府审理。死刑，宗人府进黄册。八旗刑事统归刑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监候的要在朝审中经复核审录以决定最终刑罚。在会审时，要将案犯提解到堂当

D. 古代法官断案，如果判错了会怎么办

如果判错的话，也是会受到惩罚的，古代的时候法官断案也难免会有疏忽的地方，或者说有的人故意徇私枉法出现冤案，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一定的刑法，就是防止古代法官故意断错案，尚书·周书·吕刑 这里面就说了关于刑法的事情，如果说法官在刑法里面出现有失检点的地方，就会和犯人处相同的刑罚，而且在古代的时候，为了防止官员之间相互袒护，还有奖励举报制度，如果说能够主动检举贪赃枉法的官员能够受到奖励。

古代的官员在判断案之后，也会根据相关的律法进行惩处，有的时候会所有参与办案的人员共同承担责任，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连坐，有的会直接承办古代的法官，在承办的时候，根据情节的严重性，考虑处罚判错案官员的方法。

E. 清朝三司会审

三司会审是由唐代的“三司推事”发展而来的。
清入关前，原本未设大理寺，自然也没有采行三法司会审制度，入关后才沿袭的明制。顺治初年通过这种方式审理的案件范围非常广大，在程序上一般也分为两部：先由刑部初审，再由三法司复核。顺治十年后，审案范围缩小至死刑案件，但仍分刑部初审与三法司复核两阶段，并且须奏闻皇帝。康熙年间京师死罪案件即采依此方式审理。乾隆以后，京师死罪案件不再分两阶段审理，而由三法司会同审理，并为一阶段完成。但是由于自乾隆以后奏折的使用逐渐公开范围也日渐扩大。某些京师死罪案件，刑部得单独审理专折具奏。嘉庆十三年更于清律第411条（有司决囚第）增订附例，明确规定死罪案件何者应专折具奏。
具体的做法，还有所谓“会小法”与“会大法”之分。一般情况下，由直接负责该案的刑部清吏司长官召集，大理寺的一名寺丞或评事，都察院的一名御史参加会审。由于参加会审的并非各机构的最高长官，因此被称为“会小法”。 “会小法”的处理意见被送往刑部会堂之后再由该部堂召集三法司的长官（可能包括大理寺卿或少卿，以及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参加高级会审。与“会小法”相对应，这一会审机构被称为“会大法”。当“会大法”与“会小法”作出的判决不一致时，案件将被发还会小法以修改原判决。若两次判决一致，则奏请皇帝签署。若三法司的会审结果与原发生地省级司法机关的处理意见不一致，案件将被发还原审省级机构，由其重新作出处理意见。但这种情况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发生。也有学者指出，会小法与会大法这种清初定下的制度，在执行中逐渐怠惰而荒废了。各省的死刑案件，先由刑部拟出谳语，都察院“会复”参核无异再送大理寺，三法司意见相同即轮流‘画题’（写一‘题’字，即签发之意），刑部即可以三法司名义上奏，因此而真正办事的仍是刑部。”到嘉庆年间，由刑部“办就一稿，送画各处，亦有俟上会议班补画者”的情形已非常普遍了。

F. 假如你是审判圆明园毁灭案的大法官，你会怎样判决

写作思路：从文章的写作目的、中心主旨入手，正文：

首先是由我担任审判长进行提问。

“原告，你为什么要起诉被告？请你说说原因。”审判长问道。

“是，”原告回答，“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告闯入我。为我这里的金碧辉煌、珠光宝气所惊呆了，随后，他们便开始抢劫我的东西，搬不走就砸掉，最后，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放火烧了我，使我变成这个样子。”

“被告有什么要反驳的吗?”审判长问道。

“是的，审判长，”小额尔金嬉皮笑脸地说，“我们确实为原告的美丽所惊呆了，可我们并没抢劫，那是清朝人干的。最后，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才烧了原告。”

“是吗?”审判长说，“传唤咸丰皇帝和清军。”

不一会儿，他们被带了上来。

审判长问道:“刚才，被告称火烧圆明园是清军所为，这是真的吗？”

“不是？”咸丰和清军异口同声地回答。咸丰皇帝说：“这有清史书可查。”

额尔金马上插过来，说：“那是你们的史书，怎么能准确呢?”

清军反驳道：“我们有大水法、远瀛观两位证人可以作证。”

传唤证人。

大水法和远瀛观说:“我们亲眼见到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抢劫。”

“被告有什么话要说吗？”审判长问道。

“当然，”英法联军说，“大水法和远观都在圆明园，他们很可能和原告串通。”

“好，”审判长说，“下面是自由辩论，由原告方首先提问。”

“我希望被告能够尊重历史。”

“当然。”小额尔金轻快地回答。

原告继续说：“请大家来听这则新闻，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据统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劫掠了许多，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有的物品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场下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审判长示意安静，问道：“被告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个……”小额尔金和英法联军已无话可说。

圆明图接着说：“根据随军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我被烧毁前是由英法联军占领的。”

没有任何值得反驳的问题，审判长宣读历史的最终判决：“侵略，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罪行，并且，这次侵略最终使一个世界文明消失于这个世界，没有原谅的余地，小额尔金及英法联军有罪。”

G. 在古代法官怎样判案

首先申明一点，中国古代是没有法官这个职业的。
中国古代实行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制度，意思是各级行政长官兼任相应级别的“法院和检察院院长”，由他们审理的主要是刑事案件。

至于中国古代如何断案的问题，就先把我所了解的说一说。抛砖引玉阿~
商周时期是“神明裁判”，即通过各种占卜让“上天”来断案。秦汉之后神明裁判渐渐废止，断案的主要依据是：1.由行政官员主观地根据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的证言，还有搜集的实物证据综合推理案件事实；2.根据以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为指导而制定的各种律令来适用具体刑罚。

H. 清朝时期九卿会审和三法司会审的区别在哪里

九卿会审”是在明朝“九卿圆审”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会审组织。“九卿”包括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等九个重要的官员。凡是全国性的重要案件，特别是每年判决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需要由九卿组成最高一级的会审机构会同审理，以示重视。
又称三司会审，中国古代三法司（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后世的“三法司”之称即源于此。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为三法司。明、清两代从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会同审理。
司法制度。清制，凡是死罪中应处斩、绞的重大案件，在京的由三法司会审，在外省的由三法司会同复核。在京的会审之案，先由“小三法司”即大理寺左、右寺官及都察院有关道监察御史到刑部与承审司官一起会审录问，叫做“会小法”。审毕，小三法司各以供词呈报堂官。然后，大理寺堂官（卿或少卿）、都察院堂官（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挈同属员再赴刑部，与刑部堂官（尚书或侍郎）一起会审犯人，谓之“会大法”。如有翻异，则发司复审。如果三方无疑义者（即对案情认定）及所拟罪名意见一致者，由刑部定稿分送院、寺堂属一体画题。在外各省总督、巡抚具题重辟之案，同时皆以随本揭帖分送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由部、院、寺分发其下属有关司道及左、右寺承办。有关司道及左、右寺先据揭帖，详推案情与所拟罪名、所引律例是否符合，各自提出复核意见（即预定谳语）呈堂。由刑部主稿钤印，分送院、寺。如果刑部看语与院、寺看语意见一致，院、寺即画题，但必须在八日内送回刑部。如果意不一致，有改易的，亦必须在八日内声明缘由，交回酌议。刑部再定期移知院、寺赴部，细绎案情，详推律意，各秉虚公，画一定谳。按规定，凡重辟，必须三法司的意见完全一致，才能定案。如果意见统一，由刑部主稿，院、寺画题，奏闻钦定。若意见仍不能一致，允许各抒所见，候旨酌夺。但不得一衙门立一意见，判然与刑部立异；只许两议并陈，候皇帝裁决。

I. 清朝都有什么官级都相当于现在什么部门

清朝的核心级别，以乾隆时期为准，是九品十八级制度。即总共分为九品，每品又分为正品和从品，共十八个等级。

但是，要另外加上皇帝、太上皇的一个特殊品级，即超超品。而亲王、郡王、贝子、贝勒，还有被赐封公侯伯爵位的功臣，以及公主额附（驸马）的级别都是超品，高于正一品，属于荣誉头衔，俸禄较高。还有一类，即不入流，是从九品以下的官府雇佣人员。所以，全部算起来的话，共有二十一级。

我国现在最新的《公务员法》规定，我国公务人员，共分为12个职级，19个待遇级别。职务级别根据所担任职务来确定，如部、省、县长等来界定。

比如，现代的县处级正职（正县长、正处长）就是7级职务，跟清代的正七品县令级别正好对应。

最高职位的对应关系我们就不类比了，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人数较少，比较清晰。

而清朝的不入流人员，类似于现在的公务辅助人员。虽属于公务人员，可以穿公务制服，但属于编外。

但是，清朝有一个核心机构，就是军机处。清朝军机处大臣的品级是不定的。如果是亲王担任，那就是超品，如果是尚书担任，那就是从一品。职责，类似于现代的中央常委，掌管全国一切事务的最终决策。

捡出清代的主要官职说明一下，以职责划分。

正一品，包括“三太”，即太师、太傅、太保，还包括各殿阁大学士、大将军。类似于现在的人大、国务院、政协、军委的最高长官，都是1职级正国级。这在古代全是殿阁大学士、大将军，加太师、太傅、太保衔。

从一品，“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外加“太子三太”，以及尚书（古代六部部长，现代被分为了两级，即2职级副国级，和3职级正省部级）、都御史（类似现代最高检检察长，属于2职级副国级，刑部尚书是最高法大法官）。

正二品，“太子三少”，总督（封疆大吏，负责一省或多省的地方军、政、法实权主官，现代没有对应的，军事上有点大军区总司令的意味，如果对应一省，就是3职级正省部级）、内务府总管（统管大内，很牛的）。

从二品，侍郎（六部副部长，职权相当于现在的4职级副省部级），巡抚（负责一个省的行政、司法和军事，类似于集中了省长、省法、省检、省军区的职权，职权大于3职级正省部级，又小于2职级副国级），布政使（各省主官，归总督、巡抚管，类似4职级副省部级，主管民政、税务的副省长）。

正三品，按察使（类似各省法院院长，4职级副省部级），大理寺卿（地位略低于刑部，主管案件复核，职责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庭长，有可能是4职级副省部级，或者5职级正厅局级），学政（相当于现代主管教育副省长或者省教育厅厅长，4职级副省部级或者5职级正厅局级）。

从三品，盐运史（现在也是专营，但是没有盐运史的职权大）。

正四品，大理寺少卿（类似于现在最高法的副庭长，5职级正厅局级或者6职级副厅局级），鸿胪寺卿（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5职级正厅局级），道员（如布政使道员，类似于省属厅局的厅局长，相当于5职级正厅局级）。

从四品，知府（相当于现代的市级正职，5职级正厅局级，但是有副省级市，那就相应的提高职级为4职级副省部级）。

正从五六品，对应副市级，及市属各局，大多对应6职级副厅局级，或者7职级正县处。当然副省级市的副市级属5职级正厅局级。

正七品，知县，相当于县长，7职级正县处级。

从七品到从九品，县丞、知事、县主簿及其他人员，基本上对应8职级副县处、9职级正乡科级、10职级副乡科，及11、12职级的科员、办事员等。

从上面的对应关系来看，清代的四品官员，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正厅局级干部，特殊情况可能是副省部级，或者副厅局级干部。

(9)清朝法官判扩展阅读：

清朝退休制度：

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规定，各部院属官凡年五十五岁以上者，堂官（指的是尚书、侍郎级别的）需详细甄别，最多不过七十岁。七十岁以后，便要勒令退休。七十致仕，特别对一些职位较高的官员，只是个大体界限，很多场合与本人的精力和皇帝或是上级官员的态度有重要关系。

清代官员致仕，一般由本人自行陈请，三品以上官可向皇帝直接上奏折，四品以下京官由所在部院堂官上奏。外官则通过督抚，经吏部求批。

官员致仕以后，便算开缺，需要立即请旨补官。但也有例外，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以“大学士职司赞襄”，有的又以“宣力有年”对于致仕的官员为其保留一个月的官职，表示“国家眷念旧臣，加恩辅弼”之意。

从待遇上看，致仕可分为“着令休致”即同意退休；以原官休致，也就是退休后保留原来品级的荣誉头衔。至于原官俸禄，也有具体规定。

通常情况下，凡大学士、尚书这一级官员，若以原官致仕，回乡后可给予全俸的优待；若因京察自陈原品退休的，给予半俸；部议致仕人员不给俸禄。但不管全俸、半俸或是不给俸，都不是绝对的，只要皇帝开恩，半俸也可改成全俸。

有的官员致仕以后，皇帝为了酬劳他任上的功劳酌予加衔、晋秩的恩宠。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大学士陈元龙“以年老具疏乞休”。

雍正因陈元龙劳苦功高，又念他是康熙老臣，命“加太子太傅衔，以原官致仕”。这是加衔的例子。雍正元年初，雍正给老病乞休的吏部左侍郎李旭升加以尚书衔，则是属于晋秩的例子。

官员在请求致仕时，也有遇到另外情况的，就是皇帝认为有意怠慢，而给予处分的。乾隆五年（1740年），工部尚书魏廷珍以“老病乞休”，乾隆认为他到任以来，没有显著政绩，也无任何建树为由，下令将他革职回籍。

被皇帝勒令退休的情况时有发生，勒令具有处罚的意思，年龄和身体条件不是主要因素，它和自陈休致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

比如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新皇帝雍正发现翰林院和詹事府等秘书机构中，存在“结党营私”和“互为援引”的事。于是便令大学士张鹏翮、尚书田从典、徐元梦等有关官员，会同甄别，并将查处人员“解退回籍”。这些被解退的官员，就是属于勒休，当然也就不能享受挂职、俸禄等待遇了。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官员因犯过失受到弹劾，皇帝为了保全他的面子，令其休致以代处罚。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乾隆时期，朝廷考试翰林院和詹事府编修、检讨以上，侍讲、侍读学士以下官，其中一部分成绩不好，皇帝便着令休致，也含有以休致代罚的意思。

致仕的官员得到皇帝批准后，也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在离职前必须将任内各项事务交代清楚。地方正印官还得清查钱粮仓库等项。完成交接工作，是休致前必须做好的工作。

当然了，官员致仕以后，也有因为皇帝需要而重新启用的，此类例子在康熙、乾隆朝都有实例。总之就是皇帝不需要，官员就可以退休，皇帝需要，退休的官员也得重新回朝再次效力。

J. 历史上有哪些断案严明的清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断案严明的清官是非常多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唐朝的狄仁杰、徐有功、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清朝的于成龙。由于历史太过悠久，能够被大家记住的清官可能并没有多少，我们就讲讲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清官吧。

狄仁杰当时的官位是当时大理寺丞侍御史，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法官。翻阅唐朝的史书资料会发现一个结论，当时狄仁杰审过很多件案子，但是没有一件案喊冤的，可见他是一个公正廉明的官员，从不徇私枉法，另外狄仁杰不仅断案如神，而且是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员，他虽然位高权重，但从不收受贿赂，当地百姓都十分爱戴他。徐有功是和狄仁杰一个时期的，他主要是管理司法的，武则天当政时期实行酷吏，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徐有功他在任上从未杖责过一个人，足见徐有功对民众有仁爱之心，并且凡是他审讯案件时都仔细调查，在他的秉公执法下，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一个坏人。司法部门是一个非常容易收受贿赂的地方，可是徐有功上任期间，从不接受贿赂，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清廉的好官。

于成龙是清朝非常有名的一位清官，连康熙皇帝都夸赞于成龙是清官第一。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龙不仅为官清廉，而且断案十分严明，就算遇到权贵也从不徇私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