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杀城管案法官为什么手抖
1. 沈阳刺死城管案件回顾：只因摆摊争执，两名城管被刺死！结果如何
2009年，一名小贩刺死两名城管，这起案件在当年也是轰动全城，这名小贩更是被当作“平民英雄”，很多网友和看客把他当作反抗隐喻的象征人物。
在夏俊峰妻子的各种动作下，剧情以惊人的方向发展，死刑判决备受质疑，一名杀人犯甚至得到几十万元的善款。夏俊峰之子的化作更是被当作扭转舆论的工具，堪称以舆论引导真相的经典操作。然而这起事件已经过去十数年，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回看这起案件，夏俊峰究竟是真英雄吗？
最后，我们不该沦为乌合之众。
从众心理也就是人云亦云，很多人往往忽视了事件本身，被网络的舆论和情感所操纵，更加愿意倾向于弱势一方。我们应该在法治社会下等待正义战胜邪恶，而不是为了心底的英雄主义作祟而为杀人者摇旗呐喊。
夏俊峰摆摊是违规，杀人是违法，全身伤痕寥寥无几却想要一个正当防卫。城管固然鱼龙混杂，本质却是为了维护城市规范和市民安全。夏俊峰推个煤气罐爆炸没有被查处，市民不是又会指责城管监管不力吗？
现在的社会十分复杂，我们深知法律的阳光不会照射在每一个角落。然而夏俊峰并不是悲情英雄，更不是弱势群体的无言抗争。网上总会有一些言论：杀人者平时是个老实人，肯定是给他逼急了才会这样；一个巴掌拍不响，受害者肯定也有问题；受害者穿成这样不就是想勾引人吗；受害者要是个正经人就不会这么晚出门遇到这种事。
多么可怕的受害者有罪论，多么可怕的对受害者的鞭尸。人类的本质就是寻求与自己相近的特征去求平衡，一方面在受害者身上泼脏水，一方面寻找杀人者身上的优点，制造出想象中的英雄与冲突。我们活在法治社会，不需要复仇者联盟，更不需要城市猎人。
死者已矣，来日可追。生命高于一切，看客应该反思自己想要的到底是真相还是故事，争议的到底是事件本身还是官民关系。
2. 夏俊峰案最后什么审判结果，为什么防卫过当不成立
死刑了。防卫过当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超出必要的限度的。简单点说，人家用拳头打你，你用还击。人家用脚踢你，你才能用用脚还击，人家用刀捅你，你才能用刀还击。而夏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激情杀人行为。说实话这种人是最可怕的，今天可以受到城管的欺负拿刀捅人，明天可能和邻居吵架激动的拿刀捅人。夏是个可怜的可悲的人，同样是个可恨，危险的人。
3. 沈阳刺死城管案件回顾：只因摆摊争执，两名城管被刺死，后来怎样
2009年5月16日，辽宁省铁岭县人夏俊峰，在沈阳一马路上摆摊时，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他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两名城管队员后又重伤一人。
究竟为何夏俊峰要将城管置于死地，中间究竟发生了何事？请跟随小编走进沈阳刺死城管一案，一起探寻案件背后的真相。
伊能静收夏俊峰的儿子夏健强为义子，与其妻结为姐妹，并呼吁朋友帮助强强卖画。夏俊峰一案在媒体报道后，这个底层家庭的生活状态也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张晶的手机也一度响个不停，她表示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人帮助自己，却不求一点回报。这对母子感谢老百姓带给她的温暖和安慰，陪她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4. 夏俊峰案子是什么事
2013年5月9日，沈阳小贩夏俊峰持刀杀死两名重伤一名城管人员一案，在辽宁高院二审宣判。二审维持了沈阳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的一审判决。本案经最高院核准已执行死刑。
一、本案的判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许多网民对裁定提出质疑。主要在二点：
1、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性质；2、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
最后经庭审，在排除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激情杀人等因素后，判死刑可以说量刑适当。
二、如何保障公众在法律领域的知情权？
夏俊峰案发生后，纵观媒体报道、评论和网络留言跟帖、微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作为弱势群体、社会底层人物代表的夏俊峰，给予了同情和关怀，这是令人尊敬的。
但遗憾的是，多数评论者转述的基本是辩护方的观点和材料，而一审和二审法院，由于种种原因却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很多人质疑的一些情况，在二审裁定书中，均有所反映。
另一方面，此案中法院等权力机关对待媒体的态度已明显不适应当前舆情发展规律。此案在成为公共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后，有不少记者申请采访当事法官和城管部门，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回绝。相关部门错失了就敏感问题、公众关心的问题，最好的澄清和解释机会，也使质疑的声音不断放大。
三、对案件的思考
夏俊峰，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普通到他只是在街边摆小摊卖小吃的下岗工人，平凡到他也和其他平凡人一样有一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靠摆卖小吃养活一家老小，过着平淡而拮据的生活。但是就在2009年5月16日的那场冲突之中，他用随身的小刀刺死了两名城管——申凯、张旭东，还致另一名城管重伤，这场冲突将小摊贩与城管之间的对立关系推到了舆论的尖端。
不知道从何时起，城管与小摊贩之间就演变成了极端对立的二元关系，二者在管理与生存、驱逐与逃跑的对立中不断循环。舆论的导向总是倾向弱者，认为城管所做任何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必须声讨的。
但夏俊峰致两死一重伤，造成重大伤亡，确实触犯了法律，应该受到惩处，我们看到的是一出悲剧，但是我们不能够在悲剧中忘记法律制度的约束和法律的惩处力。这一起案件，三条生命的陨落是三个家庭的悲剧，这三个家庭都损失了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都值得社会的同情和深刻的思考。
某些城管确实用简单粗暴，某些城管确实不是人！但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城管都不是东西，现在的舆论的偏向，使其以后更难展开工作，他们更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小摊贩也同样是弱势群体，他们为了生存才尽可能的节约开支俭省成本，在街边摆小摊赚取生活所需的费用。但是有些小贩确实存在着乱摆摊、乱扔垃圾、食品安全等问题，也确实应该进行整治。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如何改善和改进整治的方法，如何协调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关系，除了工作上必要的步骤引导之外，社会舆论是否还应该进行协调，而不是一味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去激化二者之间的矛盾，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再重演，看到这样的家庭再破碎。
5. 夏俊峰的家庭生活
夏俊峰一家五口，妻子张晶、儿子夏健强以及自己父母。
妻子张晶
妻子张晶2011年35岁，是辽宁铁岭的进城农民工，1999年在沈阳一所美容美发学校学习时与夏俊峰相识相恋，两人于2000年结婚，并生有一子。 婚后，夏俊峰帮人看过店、打过零工，妻子张晶也做过宾馆服务员、幼儿园的面点工。
儿子
2011年9岁的儿子一直是家里的骄傲。儿子聪明，并且喜欢画画，获得过三次东北赛区儿童绘画一等奖。
2013年10月10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儿子强强画作涉嫌抄袭引发热议。10月9日下午，台湾知名漫画家几米品牌官月微发布微博，称正拟定对应办法。夏俊峰妻子张晶表示，其在微博中向几米道歉，但强强的画作有自己的想法，并非抄袭。 夏俊峰在庭审中称，自己先被踢了一脚，后又被打了下身，弯下腰时摸到口袋里的小刀，划拉了几下自己也不知道。辩护律师认为，该案的起因是2009年5月16日沈河区城管申凯、黄旭东等十几人进行野蛮执法。夏俊峰不属于故意杀人，其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
2009年11月1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认为，被告人夏俊峰在与城管执法人员因摆摊占道问题发生争执后，持刀在被害人办公室行凶，造成2人死亡、1人受重伤。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遂作出上述判决。 2011年5月9日上午，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俊峰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夏俊峰称，自己在勤务室被申凯、张旭东两名城管队员殴打，一时激怒拿刀乱刺。但辽宁省高院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夏俊峰“遭到了明显的、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
且由于目击证人被禁止进入法庭，夏俊峰的自卫杀人一说成为孤证，终审法庭未予采纳。
2011年5月9日9时，在沈阳市看守所的临时法庭，法官宣读了上述刑事裁定书。夏俊峰的妻子张晶旁听了宣判。夏俊峰的辩护律师认为，“故意杀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夏俊峰应为正当防卫。
据张晶介绍，在法官宣读期间，夏俊峰一直保持沉默，宣读完裁定书之后，夏俊峰情绪失控，大喊“你们撒谎”。张晶表示，“目前最后一关只剩最高院复核了，我们将继续向上申诉。” 2013年9月25日凌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夏俊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夏俊峰违规经营炸串，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依法查处时，不服从管理，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即持刀行凶，致2人死亡、1人重伤。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对发生的冲突，被害人申凯、黄旭东负有一定责任，夏俊峰也负有责任，夏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做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2013年9月25日6时，夏俊峰妻子在自己的微博称，法院来人，送达家属最后一次会见夏俊峰通知，正赶去看守所见其最后一面。 随后家属接到通知，次日早上前往殡仪馆领取夏俊峰骨灰。 2013年9月2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犯夏俊峰被依法执行死刑。
6. 夏俊峰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2011年5月18日，辽宁高院法官回应舆论对夏俊峰案的质疑，称夏俊峰刺死城管，并不构成正当防卫。此种回应，本只是为了平息汹汹舆情，并无额外法律效果。二审判决出来后，死刑复核已成为夏俊峰能否免死的最后机会。
对夏俊峰案，有识之士已经说了许多，但还需一把“奥卡姆剃刀”，以剔除多余的情绪，找出此案真正关节所在。至少，现在沈阳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所列出的控方证据，尚不足以支撑判决理由，当然更加说不上是能达成令社会信服的“最大公约数”。
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不妨先归纳控辩双方各自的诉求，然后检视现有证据是否能够满足各自要求:控方要的是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辩方要的应当是“刀下留人”，而不是其他更高企图。
其中六项证据是现场勘验笔录、死伤技术鉴定、抓捕过程、附带民事以及被告人、被害人基本情况，无可非议。四项证据是在场的执法局人员和司机的证言，证言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都没有看到办公室内打人；都是从夏俊峰开始动刀后才目睹现场的；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办公室里有过“争吵声”。另两项证据分别是夏俊峰妻以及辩方五名证人的证言，他们能够证实街头执法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还有一份证据是夏俊峰的供述，他强调自己不仅在街头被打，而且在办公室内也被打骂。
孤证一般不宜定案，证据必须得到相互印证才为有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判决书能够认定也应当认定的只有如下事实:街头有冲突，办公室有争吵，夏俊峰有持刀杀伤行为。这恐怕是控辩双方都不会否认的。要立刻回答的问题是:基于这几点事实，是否足以支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的确，正当防卫的辩护，可能犯了“方向错误”，因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且正存在着不法侵害，而这方面的举证，控方不愿完成，辩方无法完成。
如果用正当防卫来给夏俊峰辩护，就意味着指控城管不法侵害的存在。这时，如果夏俊峰的辩护律师不能举证，其利益是不能自动转给辩方，其不利也是不能自动归于控方的。
因此，真正有利于夏俊峰的辩护是:被害人是否有过错?这些过错是否可以减轻夏俊峰的罪责，以至于减轻到可以不对他判处死刑，至少不需要也不应当立即执行?
显而易见，“街头有冲突、办公室有争吵”，足以构成被害人的重大过错。判决书没有理由忽略或低估这一过错。这个所谓“被害人过错”，如果引入行政法的观点，就不仅是“过错”。在办公室里，执法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行政行为，此时，执法者不能与相对人争吵，吵了就直接是违法。也因此，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城管的人有责任证明自己的执法是“合法的”。判决书恰恰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从而失去了中立性。辽宁高院法官认为夏俊峰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却忽略了行政方本身即存在违法的可能。故而，舆情汹涌，也并非无的放矢。
目前舆论与司法结果之间的落差，再次彰显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实在太需要一个被全体国民所信赖的司法机构，这个机构被信赖的唯一基础是，它公正而不偏私。公正从哪里来?来自它所给出的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拿什么给人看?充分说理的判决书。摊开判决书，是否公正一目了然。给谁看?当然是公众。公众看过之后如何表达看法?只能是舆情。
要警惕的是，夏案的判决，引发了新一轮舆情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而这可能给一直伺机反制、驯服媒体舆论的人以有力的借口。防止舆论与司法不公一起堕入恶性循环，既需要民众跳出“正当防卫”的定势思维，对此案有新的认识角度，更需最高法在死刑复核时，在相关司法文书里有更细致的说理，核定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晰确定、罪名是否恰当。如此，正义才能看见，民众才会心服。
7. 沈阳刺死城管案件回顾：只因摆摊争执，两名城管被刺死！ 后来怎样了
2009年5月16日，辽宁省铁岭县人夏俊峰，在沈阳一马路上摆摊时，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他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两名城管队员后又重伤一人。
究竟为何夏俊峰要将城管置于死地，中间究竟发生了何事？请跟随小编走进沈阳刺死城管一案，一起探寻案件背后的真相。
8. 夏俊峰的人物经历
夏俊峰技校毕业后到沈阳一家电机厂上班，因工厂破产下岗，之后以打零工维持生计，还拿了十几个月每月235元的低保，之后与妻子在沈阳在五爱市场摆摊为生，每天有百十元的收入。
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后同执法人员到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滨河勤务室接受处罚。处罚期间，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打斗，夏俊峰刺死城管队员两名后又重伤一人后逃离现场。
2009年5月16日15时许被公安机关抓获。
2009年6月12日被正式逮捕。
2009年11月15日，夏俊峰一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夏俊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1年5月9日上午，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夏俊峰死刑。夏俊峰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
2013年09月26日上午8点多，张晶等几名家属抵达殡仪馆，领取了夏的骨灰。捧着骨灰盒走下殡仪馆台阶，张晶开始大哭，坐在一张凳子上陷入短暂的昏迷，两分钟后才苏醒。
2013年09月26日上午10点半，夏俊峰的骨灰被妻子张晶从沈阳市东陵殡仪馆取回家中安置。
2013年9月29日上午10时左右，夏俊峰妻子张晶前往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领取夏俊峰遗物。经管教人员清点，夏俊峰留下大小六包衣物，家人每月存取的生活费剩余3300余元，管教表示，夏俊峰本人未留遗书或遗言。
2013年10月1日早上08时，夏俊峰妻子张晶和儿子夏健强分别手捧夏俊峰骨灰和遗像，送其前往沈阳郊区纪念林墓园安葬。除家中亲友，全国各地上百名网友到场。连日来，各地网友为夏撰写了数百条挽联，经家人挑选，夏俊峰葬礼用的主挽联是“秋凉夏已逝，冬酷春未来；月黑峰独俊，到时花自开。”
9. 夏俊峰的杀人案件
庭审的焦点是夏俊峰在扎伤两名城管队员时是否挨打。在执法局，夏俊峰刺死、刺伤3名城管，他称是遭殴打后自卫，但现场无其他目击者。11点左右，夏俊峰在滨河街行政执法中队的办公室里，刺死了执法队员申凯和黄旭东，随后出来又刺伤执法车司机阳伟。
被捕后，夏俊峰称自己在办公室遭到上述3人殴打，因此被迫用随身携带的小刀自卫，杀死了2人。
夏俊峰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称，进入办公室后，有3名执法队员，曹阳没有动手打他，后来去上厕所。申凯骂他，然后动手打他，“他用拳头打了我头部两下”，张旭东随即也来打他，申凯还用茶杯打他。
“这时我急了眼，从右裤兜里掏出刀对着他们乱扎，然后就跑了。”夏俊峰说，他还削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
在办公室现场，目击者只有3人，其中两人为死者，另一人是夏俊峰自己。
申凯的母亲李佩霞说，事后听申凯的多名同事介绍，申凯和黄旭东没有打夏俊峰，当时申凯在开处罚单，夏俊峰突然扎了黄旭东，申凯上前阻拦也被扎了。夏俊峰的辩护律师范玉龙指出，申凯的尸检鉴定中，其身上有多处伤痕，而申凯在街头并未参与殴打夏俊峰，那么这些伤显然是在办公室与夏俊峰发生冲突时留下的。
“夏俊峰在闹市被打不还手、东西被抢不还手，反而在办公室里，执法人员说服教育时却无缘无故用刀伤害申凯和黄旭东，这合常理吗？”范玉龙在辩护词中称，该案是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执法并殴打夏俊峰导致的，夏俊峰具有自卫情节。“我们两个队员都是一米八几，如果不是没有防范，怎么可能两个人都被他杀死？”沈阳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一名副局长认为，是夏俊峰突然拔刀行凶，报复执法人员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夏俊峰被殴打，因此不具有防卫情节，最终判其死刑，并赔偿受害人家属65万余元。终审判决书中指出，当天执法人员亮明身份后，对液化气罐进行登记保存，夏俊峰阻拦，双方有拽、夺液化气罐的肢体接触，不属于殴打。而且在二审调查时，夏俊峰也否认有殴打行为。其承认是主动提出和执法队员回队里，再接受处罚，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而且夏的伤痕更符合双方拉扯形成的状态，证人证言也不能证实有殴打的情况，因此正当防卫的意见不能成立。此外，法院也驳回了夏俊峰“自首”的辩护意见。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在场，还有好多人都在现场看到了夏俊峰挨打。我们找了6个证人证明夏俊峰被打了，这些证人都愿意到法庭作证，但是没有获准出庭。”在法官宣读判决书后，夏俊峰高喊“不服，他们乱说。”
同时，舆论的一边倒的关注夏俊峰，而对于死者家庭的关注程度远远低于对夏俊峰的关注。似乎有人在刻意的制造悲情英雄，让夏俊峰的杀人事实变成一个草根英雄抗拒暴力执法的案件。并且其律师在一开始为其辩护时，决定为其进行正当防卫辩护，从根本上试图否决夏俊峰杀两人重伤一人的事实。另外，对于受害人家庭的道歉和补偿并没有真正去履行，申凯父亲表示“说要我们谅解，上百万也没见给我们一分钱。” ，并且夏俊峰本人及其妻子在死刑执行之后，依然没有任何悔过之意，仍然表示不服。这也是本案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
10. 这是首席大法官该说的话吗
这是首席大法官该说的话吗？
1883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遭到枪击，但没有被击中。法庭经过调查后认为持枪者精神失常，他被无罪释放。女王委屈地认为“他肯定是有罪的，我亲眼看见他在开枪”，但法官依然只是判决将持枪者关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这是发生在131年前大西洋东海岸的故事，法官不肯因为女王陛下的权势和尊崇而破坏法律，因为没有个体和具体的正义，就不会有群体的正义，并且从来不存在抽象的正义。131年后的太平洋西海岸中国，发生着与上述故事相反的大量故事──以所谓抽象正义否定具体正义和个体正义的故事，这里的首席大法官甚至为此发出高亢的声音，对正在处死以及将来会继续处死的夏俊峰们发出屠夫般的威胁：
“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
这就是现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日前在谈及曾引发广泛争议的夏俊峰案时所说的话。他说：“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周强借此强调公正司法的重要性。
问题是，什么才是公正司法？是像周强大法官说的那样将他认为会引起“天下大乱”、“非常危险”的人都杀掉就是公正司法吗？
当我们在谈及一个具体案件的司法公正时，会涉及大量具体的司法程序细节，只有所有细节都经得起保障人权的标准检验时，我们才能给案件的司法是否公正予以肯定评价。因此，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时，一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一定是语境论的，不是架空论的。
具体到夏案，本来严格的司法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检方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以及质证程序排除了夏俊峰除故意杀人外的所有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过失杀人、故意伤害致死、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包括无需惩罚的防卫过当和应当惩罚的防卫过当），法院才能给夏俊峰确定故意杀人罪。这就是刑事公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然而，夏案中，公诉方与法院方，从一开始就对夏俊峰进行了有罪推定的司法迫害。一个显而易见的程序不公是，一审辩护律师曾在法定有效期间向沈阳中院递交允许现场目击证人史春梅、丁玉林、尚海涛、张忠文、贾子强、张杰等六位证人到庭作证的申请书，但沈阳中院以不理睬的不作为形式拒绝了这一请求，使得该案的司法程序一直以偏袒被害人、掩盖其可能的重大过错状态进行，这一程序违法行为被延续到二审和死刑复核阶段，直到将夏俊峰执行死刑，也没有任何弥补性的司法行为发生。
且不论中国刑诉法连沉默权都尚未赋予每一位被告──而这早已是国际通例的刑案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就是按照中国人权保障及格线都没过的刑诉法本身，这也是一个有着重大程序瑕疵的不公正案例。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重大程序瑕疵、毫无公正性可言的案件，被周强院长说成是“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将城管涉嫌非法关押夏俊峰并涉嫌暴力侵害夏俊峰在先歪曲为“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从而说出所谓“这种人不杀很危险”这种与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和应有素养极不相称的话来。
虽然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首席大法官无非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标签，但是在各宪政国家的宪政史上，作为宪政最重要的制度装备之一的司法独立向来不仅仅是制度的设计，而同时必然是法律共同体共同不懈追求与努力的产物。其间，尤其在转型时代，法官们通过具体个案对干涉司法的各种势力的抗争也从来处于司法独立史的第一线。
当今中国，来自党权的控制和干涉向来是司法无法独立的第一原因，与这一因素相比，其他势力干涉司法独立的严重程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所谓的“民愤极大”等大众舆论，即便如此，观各国法治史，依然可以看到真正热爱正义的法官们不可能对来自各方的干涉势力完全俯首称臣。除了早在13世纪英国王座法院大法官布雷克顿的著名法谚“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406年前的1608年，英国还曾发生过关于此的著名争端，违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柯克大法官为此留下了英国法律史上一段著名嘉言隽语，“……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这成为法律职业化运动中的重要历史篇章之一。1617年，在著名的薪俸代领权案中，国王──还是詹姆斯一世──送信给12名法官要求他们跟自己商量以前中止案件的审理，其他11名大法官都表示候旨行事，唯有柯克大法官回复说：“如果发生这种事，我就按照法官应该做的去做。”后来柯克大法官因此被解职，但他说：“我不愿意做国王要求我做的事。一名法官不应该应国王的要求而拖延案件的审理。”
法律史上的这些著名故事都说明，司法独立从来不是由谁赐予的，而是一步步一个个脚印一滴滴汗水甚至鲜血争取来的。
日本近代以来的司法独立同样经历了艰辛的奋斗。1891年，也就是《帝国宪法》刚刚颁布两年之后，到日本出访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市遭到日本民族主义者津田三藏用剑行刺而受重伤。大津事件造成的严重外交压力使得日本政府对最高法院（大审院）多次施压，要求他们判处津田死刑，虽然宪法才刚刚开始实施，各方面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但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并未半点遗忘自己的职责，每次都以“司法是独立的，不受政府的支使”为由拒绝，津田最后被判无期徒刑。此案如日本作家山本口司在《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中所赞扬的“儿岛院长以‘勇气’和‘睿知’捍卫了‘司法独立’的这个判决，在日本的百年法院史中犹如一盏明灯一直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其实，即使是在宪政制度成熟国家，各种势力干涉司法独立的事也屡屡发生，尤其是来自行政分支的权力干涉，以至于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违逆提名自己的总统们时，总统们往往后悔不迭，甚至大骂他们。比如，杜鲁门就大骂自己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克拉克大法官说，“毫无疑问，汤姆•克拉克是我的最大失误”，甚至破口大骂“他简直就是个傻王八蛋”；老罗斯福痛骂由他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我用香蕉刻一个法官都能比他更有骨气！”──而霍姆斯大法官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位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经历过自己提名的大法官对自己的“背叛”，而这正是大法官们不徇私情保持司法独立的绝好例证。
司法常被视为公正的最后防线，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也常被视为这个国家所珍视和倡导的某种伦理观念最严肃的表达者，是保卫法治精神、申述人权观念的万神殿。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们所享有的权力，虽然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剑”的被动性权力，但其最终的判断权能却使得它拥有某种特别神圣的意蕴。正因为如此，首席大法官的言行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司法的内在品质。
当周强大法官说出“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这样的话时，他已经遗忘了自己对司法、对公正、对正义的权力责任，而回到将司法视为阶级斗争工具、党权刀把子的混乱身份，甚至违背了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基本信仰：正义与仁慈。这是任何一个正常法治国家的法官都不可能说出口的话。这样的话语中所包含的维稳思维，饱含罔顾个体正义践踏个体人权的集体主义思维剧毒，严重地背弃了司法的具体正义品质。
在尚无司法独立的中国，做一个首席大法官确有诸多掣肘，难以完全遵从法治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更需要具体法律人的努力，尤其包括各级法官为司法独立努力，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更有特别义务坚守立场。即使在严酷恶劣的制度环境下，无法公然伸张法治精神，无法对破坏法治的各种势力直接说不，至少也可以尽可能保持沉默，而不是对尚未建立起分毫的法治精神落井下石、再行掊击。这已经是底线，如果你不想从首席大法官直接沦为法治精神的首席谋杀者和人权的首席践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