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中华海淀法院
『壹』 去中国企业律师顾问网看看全国首例机票“超售”案宣判乘客获赔单倍机票价款吧
南航机票超售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乘客肖先生获赔违约赔偿金一千三百元。
2006年7月21日，原告肖先生以1300元的价格向被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当日20点10分飞往广州的CZ3112号航班七折机票。在办理登机手续时，被告子公司北京南航地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南航地服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原告机票为超售票，CZ3112号航班已满员，原告无法乘坐。南航地服公司先安排原告转签国航某航班，后发现该航班延误，遂将原告唤回，转签至南航公司CZ3110航班头等舱（机票价格为2300元）。在等候期间原告被安排在头等舱休息室休息，当日晚22时39分,原告乘坐CZ3110航班头等舱离港。
之后，原告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认为其超售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构成欺诈，要求被告双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即机票款的2倍2600元、律师费5000元、在《法制日报》、《经济日报》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则认为，机票超售是航空公司对机票进行管理的手段，不能作为违约方式，它是目前国际上的一种先进的通行作法，且在出现超售情况后已妥善安排原告转乘其他航班所以不构成违约，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原、被告争议中所称“超售”，是指航空公司超过航班实际座位数过量销售机票。在航空旅客运输中，因机票可以先行预定并且允许转签、改签，所以如有乘客订票后放弃购买、或者改乘其他航班，即有可能出现航班座位空出。机票超售不必然导致航班满员、个别购票乘客无法登机；但是，如果转签或改签的乘客数量，少于过量销售的机票的数量，则必然有乘客因航班满员而无法登机。我国国内航空公司使用机票超售，系近年来学习国外航空公司做法所得，但目前实行的超售规则及事后补救措施与国外并不相同。原告购票时，未被告知该航班存在“超售”机票、可能因航班满员无法登机。在南航公司的机票销售过程中，现仍不存在向乘客进行告知的相关程序。
法院认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是旅客支付运输费用，由航空承运人运输至指定地点的合同。该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出票时起即告成立，并于同时起生效。旅客因合同生效，负有给付票款义务，并信赖机票上记载的时间和地点，赶赴登机。航空运输固然由于对天气、气候等自然因素和科学手段、技术仪器的高度依赖，导致飞机起飞离港时间、航行路线及到达时间、地点等合同标的中的相关要素，在合同履行中会发生变更，但并不影响航空客运合同的生效要件。在对航空运输合同进行规范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关于航空客运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如认为航空客运合同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才告生效，则乘客在登机手续办理前已经履行的提供身份确认、交纳票款等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即失去法律依据，明显与交易习惯相违背。本案争议产生，并非因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而在于航空合同中个别条款的效力与履行。因此，不能认为机票记载的起飞时间因合同未生效而不具有约束力。
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航空客运合同系消费性服务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特别规定相冲突的之外，均应当予以适用。
从超售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来看，它将使所有不特定的购票旅客均面临不能登机的风险，导致合同履行障碍，因此，超售行为应当向乘客进行明确告知，而不能将其看做是航空公司内部的管理手段而不予公示。
从超售的社会知晓度来看，超售引入我国时间较短，没有在公众中形成广泛认知，因此，航空承运人作为超售行为的实施者，应当向旅客进行全面而充分的告知。
就中国民用航总局关于超售的告知程度来看，要查看超售规则，必须进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网页，再通过两级点击方可进行。相对于机票销售的特殊性和对旅客的影响而言，此种告知方式，欠缺普及性和明确性，几乎无法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了解。因此，即使存在《航空旅行指南》的超售说明，也不能免除被告对原告的告知义务。
综上，可以认定被告未尽到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损害了航空客运合同中旅客的知情权。
就被告未尽到告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而言，法院认为，应当结合我国航空客运市场的现实情况综合判断。超售行为引入我国后，行业管理者将其作为行业特殊规则，在向社会公开的网站上予以介绍、认可，不禁止航空承运人使用，但尚未做出必要的规范和管理。航空承运人在此情况下，基于市场竞争、运营成本、客源流失等考虑，未能对航班内全体旅客进行告知，客观上隐瞒了超售行为，但并非对原告本人进行虚假宣传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这与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存在区别，因此被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违反合同义务，而不构成对原告的欺诈。
被告虽然在发现原告无法登机后及时安排转乘其他航班，但已延误近三小时，对此被告具有可归责的事由，构成合同履行迟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迟延后被告提高服务标准，仅能视为履行原合同义务，不能免除其本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并无损失的答辩，法院不予采信。
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在双方的客运合同中未予约定。法院根据原告知情权受损害的具体情节，考虑另外安排出行、延长候机承受的身体劳顿，结合被告因超售增加客源的收益，判令由被告给付原告相当于单倍机票价格的赔偿金。
关于被告应否承担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法院认为，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应当在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人身自由，造成消费者精神性人格权利损害时进行承担。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系客运合同履行纠纷，双方间分歧为合同义务的履行是否适当，被告在进行补救履行过程中，并没有证据表明侵害了原告的精神性人格权利。因此，被告不应因本案争议承担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律师费支出属原告应当承担的诉讼成本，根据现行法律缺乏由违约方承担的法律根据，故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法院作出了以上判决。
宣判后，法院向被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售票区域张贴关于超售的书面说明或者发放记载相关内容的服务指南，在公司网站上增加相关说明，在机票的书面注意事项中增加关于超售的提示，在进行超售的航班机票中应使用特殊标记向旅客公示；因超售将有乘客被溢出无法登机的，应当征求全部旅客的意见，建议根据自愿，选择弃乘旅客；制定对弃乘旅客的救济措施，包括弃乘旅客的合同解除权和信赖利益的赔偿标准，改乘旅客的经济补偿标准，赔偿和补偿标准应当根据迟延的时间和航班里程确立不同的幅度；建议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承担起制定规则的责任。尽快制定航空客运机票超售的规章制度并指导航空运输企业适用，规则中内容包括：航空承运人向旅客进行公示的方法，选择登机乘客的方法（以乘客自愿为首要原则）、对不能登机乘客的具体赔偿标准，违反实施规则时的行政处罚措施。
关于航空机票超售行为的性质和作为国际惯例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官表示超售行为是企业的一种自主行为，其作为国际惯例只有被国内法采用写入国内法条文才具有法律效力。（
『贰』 民事诉讼法253条规定是什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是什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二、民事诉讼具有哪些特性
1、强制性。强制性是公权力的重要属性；
2、公权性；
3、程序性；
4、特定性。民事诉讼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它解决的争议是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
5、自由性；
6、规范性与正当性。
『叁』 请求撤销权改变生效判决书与审判监督是否有矛盾
民诉法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可见，上述第三人制度重申了传统民诉法理论中关于无独立请求第三人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制度。此处的“第三人”的身份性质存在五种可能性：一是没有参与到诉讼程序中，但其与原诉具有实体利益或程序利益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二是以有独立请求权为由而以“原告”的身份涉诉，并请求将两案合并审理的当事人；三是原诉中的原告直接将之列为具有“第三人”身份而被法院立案受理的诉讼参加人；四是自己申请参加诉讼的案外人；五是由法院通知追加而参加诉讼的第三人。
凡前述情形中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这就是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设计。
第三人撤销之诉针对的是已经生效的裁判，对于裁判尚未生效而处于上诉阶段或二审审理之中的第三人，则其获悉案件信息后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二审法院认为其申请理由成立的，则可以“原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而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故此时还不存在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律空间。
以上可见，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审判监督制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在范围上又有所不同，其实质是对旧民诉法中“案外人申诉制度”的精细化。即将“案外人”中具有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第三人”明确列示出来，并赋予其撤销原诉裁判与调解的诉讼权利，从而达到案外人对原诉实现“申诉”目的的审判监督功能。
『肆』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的理论根据来源在哪里
摘要：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经历了形式的作为义务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论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道德义务也逐渐的发展成了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一种，以至于国外的立法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然而，对于道德义务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该既认清我国与国外关于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立法现状的异同，也要认识到公认的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微妙差别。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准确把握道德义务适用的范围和场合。关键词：不作为犯罪 道德义务 作为义务来源 公序良俗 一、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 不作为犯，是指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在能够履行义务而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义务，以致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犯罪行为。不作为犯是相对于作为犯而言，根据其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其区分为真正（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真正（纯正）不作为犯。在刑法理论中，所有不作为犯罪的问题无不以特定作为义务为基础，因为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是决定不作为犯罪能否成立以及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的主要依据。不作为犯是犯罪形态中的基本形式之一，其核心内容是不作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研究有两种典型的学说，即形式的作为义务论和实质的作为义务论。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率先提出了形式的作为义务说。他认为“不作为犯通常是以规定行为人的特定法律根据（法律和契约）为前提的”。[1]此后，德国学者斯班恩伯格（Spangenberg）和亨克尔（Henkel）在其著述中就将作为义务的范围拓展到婚姻、家庭生活关系领域。而先行行为被认为是作为义务的根据之一是由德国的刑法学家斯鸠贝尔（Stubel）提出来的，至此，德国刑法关于作为义务“形式的三分说”即确立。从形式上说明义务来源的类型，具有明确性，对严格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阻止以实质判断为借口而扩大不真正不作为犯处罚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仅从形式上描述义务的来源也存在不足，突出的问题是无法为作为义务的来源提供实质的理论基础。[2] 实质的作为义务论避开作为和不作为构成上的差别，从不作为者与危害结果或不作为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出发来确认不作为犯的特定义务的实质根据。促成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变革跟刑法的自觉或刑法的独立化不无关系。德国基尔学派的夏夫史坦（Schaffstein）教授指出，根据“形式的三分说”，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多受制于民法的规定（即“刑法的民事化”），从而使得刑法违法性的概念产生了双重标准，出现了刑法依赖民法上的违法概念的谬误。[3]在作为义务实质化的运动中，德国出现了形形色色作为义务学说，如沃格特（Vogt）的“较密切之社会秩序说”，安德鲁·那克斯（Anddroulakis）的“事先存在之密切关系说”，贝尔汶格鲁（Bārwinkel）的“公共福祉说”。[4]以至于今，实质作为义务论在德国刑法理论中仍占有支配地位。 德国对作为义务来源的实质性研究也给日本的刑法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二战”之前，牧野英一等学者就开始从实质的立场寻求作为义务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日本不少学者对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实质作为义务论，如日 高义博教授的“先行行为说”，崛内捷三教授的“事实上的承担说”、西田典之教授的“具体的事实支配关系说”等。[5]但是德国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学说提出虽然对日本理论深化对作为义务实质根据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刑法学理论从形式上寻找作为义务的传统做法。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刑法学中，不作为犯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在维持不作为犯的本质是违反作为义务说的基本理论的同时，又积极避开传统的列举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的方法，而试图对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作某种客观的限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中的地位研究，己经从形式的作为义务论转向实质的作为义务论。 二、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的学理争锋 一般认为，道德是指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关于善恶、美丑、好坏、是非的判断标准，它是和法律既交融又独立的另一个社会调整规范，区别于法律的自觉性、强制性，而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国家机器保障法律义务的履行，而道德义务的违反将仅仅是遭到舆论的谴责，国家强制力在此也无能为力。同时，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是法益（社会关系），而不是其他。因此，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在各国刑事实务和理论界对此亦有不同态度。 根据形式的作为义务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一般包括列举法令、法律行为及先行行为。其主要特征也是：使所谓作为义务这样一种发生法律效果的要件，其根据总是在法规，即法源中去寻求。故而道德义务在形式作为义务论看来原则上是不可能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的。 我国刑法界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普遍采用的形式作为义务论。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不作为犯的概念无明文规定，故对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存有较大的争议。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赵秉志代表的“三来源说”、高铭暄力主的“四来源说”以及马克昌倡导的“五来源说”。[6] 而这些关于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中对道德义务态度亦不尽相同。其中主要包括两种观点——否定说和肯定说。主张否定说的有例如前文所讲的“三来源说”和“四来源说”（此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法律行为为作为义务来源）。另外，像学者向开林、肖中华、苏彩霞、黎宏等也都认为道德义务不能作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至于肯定说，学者对此的看说亦各不相同。其中前文所讲的马克昌就认为，在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7]学者熊选国认为，应将将道德义务区分为纯粹的道德义务和上升为法律义务的道德义务。他认为，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非纯粹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只有纯粹的道德义务才不发生不作为犯罪的问题。[8]学者彭磊主张将道德义务分为一般道德义务和重大道德义务，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其理由如下：第一，国外的立法可以让我们以认识问题的全新视角。俄罗斯、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刑法典都有类似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第二，重大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目前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第二，重大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无非就是说法律要求人们必须遵守某些道德观念,这同法律的强制作用是一致的。第三，对于学者们提出的，将重大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的社会本位思想将与我国新刑法的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相冲突这个问题，认为可以用科斯提出“权利的相互性”理论来解决。[9]然而，不管学者们对于道德义务是否能作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态度如何，我国的学者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从形式上进行判断的。 如前文所说，国外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研究已经从形式的作为义务论转向实质的作为义务论。德国的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始终走在前面。而日本学者牧野英一则明确指出，违反义务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违反义务这一点上，还有违反与结果相对的有关系的公序良俗的作为也可以不作为形式犯之，不作为在违反义务这一点上，便可以认为是违反公序良俗。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实践的进步。《德国刑法典》第330条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遇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形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重大危险而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此外，《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条规定：“发现某人昏迷、似乎昏迷、受伤或者处于其他危险之中而不提供必要的救助，或者不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的，处二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六十万里拉以下罚款。”毫无例外，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刑法典都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受国外立法例的影响，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中,有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但目前我国立法机关仍未对此进行修改。因此，该说在国内刑法界尚未成为主流观点，支持者不多。 然而，国外立法例关于见危不救罪或见死不救罪的规定，也仅限于出现重大危险并且行为人的作为对自己并无重大危险时才负有义务。由此可见，道德义务作为作为义务来源的根据哪怕在实质的作为义务论中也不是没有界限的。 三、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我见 笔者为，对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能一概而论。首先我们应该明晰道德义务和公认的不作为义务来源关系。其实，在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来源的主要形式中，每一种都包含有道德义务(不纯粹的道德义务即特殊的道德义务)。如：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之中的“遗弃罪”中“父母扶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之义务”(家庭伦理道德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中的“消防队员负有积极扑灭火灾的义务”(职业道德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中的“如实履行合同行为引起的特定法律义务”(讲求诚实信用的道德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中的“交通肇事后将负有生命危险的被害人及时送往医院救助的义务”(公共道德义务)。[10]可见，道德义务本身就隐藏在不作为犯的公认的作为义务来源中。 至于是否将道德义务作为一种独立的作为义务来源分立出来。笔者认为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马克昌先生倡导的特殊情况下将“公序良俗”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还是熊选国认为的应将将道德义务区分为纯粹的道德义务和上升为法律义务的道德义务，抑或者彭磊主张的将道德义务分为一般道德义务和重大道德义务，都存在着扩大刑法惩罚的范围，有违罪刑法法定的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风险。尽管国外的见危不救或者见死不救的立法例规定了道德义务可以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然而其道德义务跟中国学者学理上说的道德义务还是不一致的，因为前者毕竟是法定的，故在实物操作中不会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很精神相违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关于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的研究应该要实现形式的作为义务论向实质的作为义务论的转变。而道德义务要作为一种独立的作为义务来源除非法律中明确对此作了规定。[1] 参见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转译自崛内捷三：《不作为犯论》，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版，第7页。[2] 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3] 参见许成磊：《刑法中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哲学背景分析》，载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4] 参见许玉秀：《论西德刑法上保证人地位之实质化运动》，载许玉秀著：《主观与客观之间》，台湾春风煦日论坛1997年版，第355页以下。[5] 黎宏著：《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以下。[6] 参见柴新月：《浅论道德义务能够作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载于《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7]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8] 熊选国著：《刑法中行为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9] 彭磊：《“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3期。
『伍』 买不起房只能租70平的房子住，在黑粉爆料下，肖战的生活有多惨
身边的许多朋友认为，当今的明星，收入不菲，一部电视剧的片酬就是大多数普通人几年的收入。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要知道，明星也是像我们一样的的普通人，他们也会经历我们一样的烦恼。在买房这个人生大问题面前，同样有着窘境。最近，炒的沸沸扬扬的，无非是肖战的事情了。起因是因为一个黑粉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对肖战发出各种不当的言论，以至于到最后，肖战不得不公布了自己的住所。暴露了自己的隐私。下面就由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详情吧。
以前，他在红地毯接纳访谈的情况下就会有说到购房的难题，那时候都还没现如今那么火，直言房子价格太贵了，没钱买，看来是没有撒谎。现在他的收益应该是成名出道5年至今最大的，品牌代言拿到手软，那时候上半年度就接了12个，还接演了余生请多指教，王牌部队，玉骨遥等热门电视剧，应该是攒够钱能够购房了，恰好能够可以借此机会搬出原来的地区吧！最终说一句，互联网并不是法外之地，不要认为躲在电脑键盘后边就没事儿，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支持肖战正当维权！
『陆』 揭秘，什么样的人能入选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员额法官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或曾任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按要求审查后，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入额。
对审判员采取考核方式，择优入额。
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业绩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择优入额。
『柒』 跨专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需要学什么专业课和买什么课本
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考研参考书目
一、法学理论
朱景文：法理学，这本是基础
二、法学综合考试
曾宪义：中国法制史，三版
许崇德：宪法，四版
王利明：民法，四版
王作富：刑法，四版
江伟：民事诉讼法，四版
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二版
史际春：经济法，二版
周珂：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二版
程晓霞、余民才：国际法，三版
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三版
章尚锦、徐青森：国际私法，三版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四版
法理学
朱景文：法理学研究，人大
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人大
朱景文：比较法学专题研究，人大
朱景文：法社会学，人大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人大，十五规划，不是21世纪那本
法制史
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赵晓耕：中国近代法制史专题研究，人大
林榕年、叶秋华：《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十五规划，不是21世纪那本
叶秋华、王云霞：大陆法系研究，人大
宪法与行政法
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元起：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人大
胡锦光：《行政法专题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刑法
冯军、肖中华：刑法总论，人大
谢望原、赫兴旺：刑法分论，人大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共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高铭暄：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法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人大
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人大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下），人大
杨立新：债法总则研究，人大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一、二），人大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人大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人大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
『捌』 百家姓里面的萧和肖是一个吗
不是。
“萧”与“肖”都是很古老的姓，春秋时两姓就已并行。但二者不同的是，“萧”姓两千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而“肖”姓在汉代以后却难寻踪迹，这从各时代的姓谱中可以得到证明。
半个世纪前，“萧”姓很多，“肖”姓则罕见。《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以后，很多人认为“萧”是“肖”的异体字，或认为“肖”是“萧”的简化字。于是不少“萧”姓者为书写简便，把“萧”写作“肖”。
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为“萧”姓者办理身份证、户口登记、入学手续时，也常将“萧”写作“肖”。因此，近几十年来，“肖”姓多了起来（不排除部分人原本姓“肖”），甚至大有取代“萧”姓的趋势。 如《深圳姓氏谈》载：“肖姓亦即萧姓，萧俗作肖。
(8)肖中华海淀法院扩展阅读：
但也不可否认，历史上确又曾经寥若晨星地冒出过“肖”姓，尽管非常罕见，或出于某少数民族，或因故由“萧”演变而来的。
中国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二简字之后，“萧”整个字的所有义项都被合并到“肖”（不仅姓氏）。于是所有的萧姓被写为肖姓（如同一简之后刘姓全部被写为刘姓），可后来正式废除二简字之后由于户籍管理部门的相关规章，更改姓氏十分困难，所以肖姓很少有人改回萧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