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贾宇

❶ 死刑的废除

死刑废除死刑全球形式图
【其一】
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又称“生命刑”、“极刑”。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尚保留死刑的国家约为40个，其中约有近10个国家在近二十年来没有真正执行过死刑（实际上已废除），在其余约30个国家中，约一半国家对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即死刑只针对强奸杀人等恶性暴力犯罪），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死刑是统治者为维持统治而采取的极端“合法暴力”，以剥夺犯罪生命为目的的最高处罚形式，是人权社会所禁止的，世界人权组织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呼吁在全世界取消死刑。
美国是保留死刑的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之一，在六十年代发生过一次死刑冤案而引起举国哗然，从此以后，对死刑的判决变得“艰难”了，从罪犯审判到执行死刑的时间平均达九年，这主要是给予罪犯充分的申辩和相关机构对犯罪进行更为详细、完整的调查，以减少冤案的发生，这也体现了对死刑的谨慎。
我国现行刑法对死刑的罪名共有68种。有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还不能取消死刑，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人口众多，整体国民素质较低，对犯罪的仇视、对死刑的认可（这可能是最主要的）、“杀人偿命”等原始法律观念根深蒂固，以前法院宣判死刑布告中常出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中国特色”吧。而另一些人认为，取消死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死刑在我国最终也肯定会取消，事实上，我国在近来的司法实践中已减少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民国死刑的执行方式
2种
1.砍头，将死刑犯押到刑场（多为荒郊野地），行刑时死刑犯采取跪姿，由刽子手用大刀（又称鬼头刀）将犯人的头砍下，犯人头颅通常悬挂于城门的高处（小木笼子里），尸体由家属领回，自行掩埋。
2.枪毙，将死刑犯押到刑场（多为荒郊野地），行刑时死刑犯采取站姿，面对行刑士兵，用黑布蒙住犯人双眼，在犯人心脏处做红色标记（多为别在犯人衣服上的小红布，小红条），十名左右的士兵集体举枪，发令官喊一声：预备，放！十人一起开枪打向犯人心脏，经过法医确认，犯人已死，通知家属领回尸体，自行火化。
我国现行死刑的执行方式
2种
1.枪毙，即用步枪从死刑犯脑后打一枪，行刑时死刑犯采取跪姿，行刑人员（警察，有别于普通警察）用步枪从死刑犯脑后打一枪，如果一枪打偏了，再补一枪，直至犯人死亡，经过法医确认，犯人已死，然后由法医上前将犯人的有重要价值且完好的器官割下，送往医院，做器官移植用。尸体就近火化，不通知家属领回尸体。
2.注射，这是近来使用较多的死刑执行方法，行刑时犯人被绑在椅子上，由法医向犯人的手臂静脉注射药剂（一般顺序为麻醉剂、肌肉松弛剂和心跳阻滞剂），犯人一般在几分钟内因心跳停止而死亡。经法医确认，通知家属领回尸体，自行火化。
死刑缓期：
我国的死刑除死刑立即执行外，还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指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给予两年的缓期，这就是刑法中所称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❷ 董卓明明有儿子，为啥他一死西凉军就变得群龙无首了

董卓人的死可以说是东汉东的去年经典的战斗！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听到西方主张的匕首。他不知道在我们的东汉。但是，只有王云的人，它太愚蠢了。面对西方酷军的情况，没有区别，但它是发展的发展，终于由西煌军队对抗长安，它掀起了东汉的尽头。大混乱。董卓实际上非常有才华，在进入洛阳，东卓在凉州和僧侣的长期战斗之前，他的士兵被称为西部军队。因为东卓一再在背叛使命内努力，他将成功多次，甚至在密封之前，在进入洛阳之前，董卓被封锁为国家畜牧业，还有一千人在他身上手。如果东汉没有问题，据估计，董卓将是一个普通的当地员工，从根本上，皇室法院并不接近关系，但法院内部已经给了东卓到了高峰机会。东卓的长期运作，所以在法院的法院，其实他没有权力，没有权力，没有能力控制法院的权力。然而，当官方和一般军队爆发时，他不仅没有引领杀害官员，而且被称为外部军队来到首都，但它是参加法庭的很大机会。

在董卓和党的羽毛之后，西方酷军是牛富鼎的最高的军队。联系西方军队是最合法的。由于东卓和西奥洛伦军队的破坏，缺乏领导力，很多人都会考虑自己的考虑或决定向法院投降，如细分，胡玉，徐蓉等。董跃不愿意投降，牛元吞噬并杀死。虽然Niu Si具有最高的吸引力，但他太令人尴尬，并且已经发展抛弃军队逃脱，最终，它自然不足以结束。牛夫是一个死者，理论上，董卓完全崩溃，因为没有其他权威，引领人民抵抗。事实上，王云也在思考。在王云的看法中，董卓集团的高层崛起已经被自己杀害，即使是少数钟旺会死，下跌，剩下的西安人被命令，但它是一盘枷锁。王云思想非常漂亮，但他没想到，在法院的前夕，西方驻扎在Xiliang军队，以及成功的说服，李伟，郭伟等，这个人就是贾伟。贾宇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原因，投降或逃生的结束已经死了，也有一系列生活。凭借这一讲话，贾昊成功地劝告李伟，郭伟等，并开发了攻击长安计划！

❸ 有没有人就我们国家的死刑存废问题给我个回复。谢谢

关于死刑存废，我认为目前来讲是不能废除的，但按哲学发展的观点看，内死刑终容有废止的一天。
理由:死刑是惩恶扬善的必要，是当前环境下求发展的必然产物。若现在就废止死刑，就发展不到不需要用死刑来推动发展的大好社会。为什么说死刑废止是必然?因为死刑说到底是恶 一个需要死刑来维护发展的社会本就是畸形的。故而等人类真正发展到一定高度，必须摒弃死刑。等法真正活在人的心里，成为未来每个人由内而外的行为准则，我想无法社会才是真正的法制社会!

❹ 该怎么评价聂树斌案的真凶王书金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❺ 浙江公检法迎新掌门人几个人同年考入同一所政法高校

地方两会召开前夕各地密集调整人事。1月19日，浙江省公检法系统主要负责人同日变动。

19日下午，浙江省公安厅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浙江省委任命决定：王双全任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浙江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19日下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会议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主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振鹤到会讲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学伟宣读中央、省委任职文件，决定任命贾宇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据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微信公号“法治浙江”介绍，王双全是一名“老政法”、法学硕士，196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大邑县，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至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从法院书记员起步直至常务副院长，此后，在自治区公安、检察院、政法委、政府均任过要职。

2015年，王双全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2017年2月，王双全补缺2016年1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卢恩光，出任司法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至今。

王双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公安厅第十三任掌门人，也是浙江公安史上第一位法律科班出身的公安厅一把手。

贾宇：“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与王双全同日履新的贾宇1963年出生于青海省，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并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在西北政法学习、生活、工作了整整38个春夏秋冬后，贾宇于2017年7月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贾宇出生于青海贵德一个农村教师家庭，从小偏爱文史，1979年成为“文革”后西北政法学院首批本科生中的一员，从此与法学结缘。

他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9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攻读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师从马克昌，潜心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国内法学权威期刊《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2007年荣获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贾宇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和犯罪学，是在国内较早对死刑制度改革发表系统的理论见解和实践主张，并长期积极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变革。

在西北政法大学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贾宇的致辞曾在法学界引起轰动，他与学生的祝福互动：“此去前程似锦，他日相逢依旧赤诚”——“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

与上述两位一同在1月19日到任的李占国同样属于公检法领域的“业内人士”。李占国1962年2月出生，山东临清人，西南政法学院1979级，法学学士学位，二级高级检察官。

自1994年6月以来，李占国从一名教师转到在山东省检察系统工作，在长达19年时间里，李占国从检察院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据微信公号“法治浙江”介绍，谦虚谨慎，是许多人对李占国的共同印象。

2006年5月，李占国任临沂市任检察长，面对省检察院检查组给出的高度评价，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提出问题，李占国听取意见后说，“我们更看重的是检查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分数，对于检查组的同志指出我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诚恳地接受，并马上着手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2009年7月，李占国履新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不久，深入潍坊等地走访帮扶困难企业、村居和家庭，就检察机关开展向人民群众问计、问需、问效“三问”活动进行调研。

针对老百姓普遍反应的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的问题，全省检察系统深入开展反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在2010年4月召开的反贪工作情况发布上，李占国还通报了青岛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刘青峰涉嫌受贿案，“刘青峰不仅在审判过程中受贿，甚至在调解过程中都收受贿赂。刘青峰逼迫有理的一方当事人让步，让无理的一方获利，从而从无理一方当事人处受贿。”

2013年3月，李占国离开了他任职19年的检察系统，履新济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其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济南政法系统多项工作经验走向全国。

2017年2月，李占国出任山东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