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的遭遇

A. 美少女梦工厂4司法官结局

要求是：智力520自尊500道德490知名度300
罪孽低于50魅力低于自尊，感受低于自尊魔化程度小于99而且从来不到可疑酒店和赌场打工，你做到了吗？如果做到了还打不出来这个结局的话就要注意你的属性了，由于这个结局的优先度不是很高，所以当你的属性满足这个结局的要求后千万不要学习其他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别的属性，你总是打出来占卜师的原因是因为你满足要求后又学习魔法了，是不是？比如司法官结局就没必要学习：舞蹈、礼仪、武术、魔法、更不要学艺术。玩这个结局只需要学习理论就行了，要是你别的属性太高的话很可能与其他优先度比司法官高的结局撞车。比如：你满足要求司法官结局的要求后又学习武术，最后就很可能打出来优先度高的将军结局。所以，你只要属性够了就适可而止吧，别增加别的属性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只要是打属性要求宽松的结局，我都是只要满足那个结局的要求就不再学别的了，剩下的时间就让女儿在家睡大觉吧，睡到18岁，100%出来你理想的结局

B. 哈尔滨法官在单位遭报复杀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国始终坚持依法治国，法律是人民平等，不管是谁，只要触犯法律，那么都是一样的下场。可以这么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盾，同时也是刺向那些罪犯的矛，正是因为有法律的震慑，所以才能够打击那些有犯罪想法的人。

而法官作为执行法律的人，强制机关他们所判案的依据是我国的法律，可以这样说，他们在裁决的时候并不能够依靠个人的情绪，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即便说我们最后判决的结果不是很满意，可是跟法官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依照法律进行判决。

那么对于在今年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嫌犯竟然杀害了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气往法官身上撒呢？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下这起事件的经过，以及结果。

猖狂行凶。

对于法官的判决，被告表示不服，提起上诉，然后在11月13日的时候，被告向法官索要房产证，法官告知被告房产证需要到二审结束之后才能给他。

而此后被告在法官休息的时候，将法官杀死。其实这起事件说白了就是被告，舍不得自己的钱财，然后迁怒给了法官。

C. 哪些地区法官被杀掉的有哪些

法官身上背负的重多家庭的未来，理应还给人民公平，其他的都是借口。

D. 律师和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

律师和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他们分歧的缘由何在？到底会有哪些分歧？我们能否通过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减少或趋无？面对程序违法的庭审，律师是配合审判还是控告违法？面对司法甘受权力染指，律师是举报还是容忍？面对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主旨，律师只能痛心疾首还是奋起反抗？面对……..可以说，在任何一起律师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难免触碰权力的身影。或许在当下中国的司法生态中，权力已经左右了任何影响性案件的审判，但是，任何一起影响性案件的背后，虽说实为权力指导结果，但总会披上司法的外衣，毕竟，这还是一个将“依法治国”停留在口号阶段的国度，司法多多少少会在形式上掩盖权力染指的内幕。而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评析，也丝毫不会将此案简单定为司法主导的错案之一，而只能将其定性为权力指导背后的司法冤案典型。

关于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是对话还是对抗？是交流还是交恶？是举报还是容忍？是配合审判还是守护法律？是甘受权力指导还是勇于揭露司法内幕？是坚决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还是牺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换取罪轻刑罚？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一再视而不见还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径勇于举报？这是摆在很多律师面前的难题，也是令很多律师困惑的问题，更是让诸多律师难以招架的课题。

在2012年1月10日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审判中，先后有四位律师遭遇法官驱逐，且有十多位律师接连遭遇法官训诫，瞬间，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冲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按说，律师和法官本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上双向互动的法律主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应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实，案件得以公正处理。而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着检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梁山的。于此，开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师配合法院审判，以便“圆满”完成这场审判活动。但是，为什么会有法官认为律师应当配合法院？在黎案中，这是因为法官认为自己审判案件宣告被告无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罪行轻重上律师应该有所作为，不应“纠缠”于无罪辩护。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师认为不构成犯罪，法官又不会判处无罪。这样，便在律师和法官之间产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么法官本应追求公正审判，以程序正义追求实体公正，但小河区法院却一再固执地认为律师认为黎案做无罪辩护是“捣乱”，这样，庭审期间的各类控诉和驳回控诉就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趋火热化，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按说，法官本应感谢律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质疑和质证，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实，以此作做公正判决，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检方的选择性控诉而蒙蔽，由此导致冤假错案的酿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检两家同处一室，都在联合对付律师。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做出判决的职责丧失了，成了和公、检两家一样的追诉犯罪。这样，法官势必会认为律师控诉庭审程序违法是在捣乱，由此便对律师产生后天的厌恶，那么，惩戒和驱逐律师的恶性事件就势必发生。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探讨，律师和法官本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定位？法官审判案件要求律师配合有无法理依据？律师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惩戒或是驱逐律师？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律师的作用应该是什么？两者之间在案件审判上有无严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案件律师做无罪辩护是无理取闹？律师是否认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连控诉程序违法？这些问题，都是厘清律师和法官之间分歧四起必须面对和回应的焦点。

而在我们的认知中，法官的职责在于庭审的两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在未裁决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于任何一方，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审判案件不得甘受权力染指，独立公正审判案件，凭借法律和良知对案件作出裁决。而法官的尊严也体现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结果上，并非在权力的干涉中案件结果被他人定夺，自己充当权力靶子。法官审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那么当然不能要求律师配合法院审判，而应该要求律师依法办案即可。

而律师的作用在于依法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以便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针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法提出质证和对质，以便法官在控诉和辩方的对质中逐渐厘清案件事实，一步步接近事实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决。律师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质疑者，是防止法官办错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师认为法官枉法裁判，理应提出控告，虽然控告不一定会得到回复，但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却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的期望，律师都应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辩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无法左右庭审程序的公正审判，当程序正义无从保障时，律师能否控诉法官偏袒控方，并以此为由拒绝辩护？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情况。以黎庆洪案为例，众律师质疑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级违法，此案不应当由小河区法院审理，而应当由贵阳市中院审理，于此，律师和法官之间便产生了第一个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义的先决条件，未有审级合法，何谈实体公正，据此，众律师纷纷控诉，但法官就是不予理会，因此，法官还给了几位律师以惩戒。这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便是，法官违法之后如何还让律师尊重法庭程序，一个违法的庭审谈何力求实体的公正裁决。因为，法官首先应该以自己的职权保障庭审的程序公正，然后才能要求律师尊重庭审秩序，如果庭审的程序违法在先，律师的控诉便在于保障程序正义，而不是无理取闹。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审的辩论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审不受关注，自己能安心审判，而律师认为违法的庭审应该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违法的庭审继续下去，这是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个分歧。此分歧表面在于理解法条的偏差，实为听从权力还是依据法律办案。按照公开审判的原则，连同记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审的案件，缘何律师不能向外播发信息呢？如果，律师播发的信息有夸大或是误导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惩戒，但是，律师微博“直播”的庭审信息只是记录庭审概况，完全可以等同于庭审见闻，据此，本不应被限制，但小河区法院却依然采取限制举措。这样的分歧产生，不是因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于权力之后，总后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师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个别是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来，更多集结于司法受制于权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本旨导致的“体制性羞辱”。由此，律师对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于权力的司法不公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多。而何以平息和调解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分歧，恰当之处在于，司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案件结果可由法官决定，外界无从或是不得插手过问案件，那种“领导过问案件很正常”的说辞完全是司法甘受权力染指的罪证。当律师面对公正的司法审判时，何以会无端或是无故控告司法不公呢？当然，我们亦不排除个别律师主动通过关系疏通而寻找案子解决之道的其他途径，但在多少律师看来，能遇见一位讲法律、懂情理、会办案的好法官，实乃办案之幸。

最后，我们分析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寄望于在调和两者之间分歧的同时，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职业追求。他们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线上，一方主导案件结果，一方帮助当事人处理法律纷争。其共同目的在于将案件事实查清，还当事人以公正结果。法官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实体公正，律师通过程序性事务处理协助当事人达至案件公正结果。在两造构架中，律师依法办案，不得作出有悖于律师职业道德和纪律之事，并充分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以此努力力促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审判案件，不得偏向于任何一方，对每一方都本着公正之心，充分保证每一位当事人之合法权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义，并达至实体公正。这，才是正常的律师和法官关系之形态，虽有理想化之嫌，但却是我们应予努力的方向；虽有超然之意，但却是我们应予追求的理想形态之巅。

E.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F. 法官最怕你怎么威胁

理论上，遭遇威胁、恐吓的被害人可以得到相应的救济措施。如根据《反家庭暴力》等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院应当受理。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而实务操作中，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其他保护措施未必能够完美无缺地执行，甚至是难以正常实施。如当事人情绪无常，暴躁易怒的，可能经常殴打、辱骂被害人，或者威胁、恐吓被害人，甚至恐吓执法、司法人员。对于这些屡罚屡犯，顽劣不改的“地痞无赖”，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不可能随时跟在身边进行观察和监督，被害人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加以提防。

再者，执法、司法人员也担心要是从严处理这些“地痞无赖”的话，可能招致打击报复，以致于不敢动真碰硬，任由其胡作非为。现实中，执法、司法人员被报复陷害，伤害乃至杀害的恶性案件并非没有。而且，根据现行法律，言语威胁恐吓往往仅能治安处罚，不能给予其刑事制裁，因为仅有明显伤情且构成轻伤以上的，方可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显然是对作恶者的放纵，也是对老实人的变相“侵害”，无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法治社会不能任由“地痞无赖”式的肆意作恶者胡作非为。要知道，恐吓威胁他人行为，虽然没有给被害人带来有形的身体伤害，却给其精神和心理带来极大的摧残和恐惧。再者，言语威胁升级为肢体暴力和杀人行为的事件并非没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精神暴力比肢体暴力的危害更大，更具有可罚性。

故而，势必对肆意恐吓、威胁他人者予以约束和制裁。如实施人身保护令后还可对当事人佩戴具有定位、报警功能的电子监控设备，一旦其接近被害人或越出一定界限，就果断处罚。对于多次威胁恐吓他人者，不妨以寻衅滋事罪论处，且在当事人出狱后依然强制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并实行心理矫治。只有对此类行为采取强力的约束和制裁措施，方能有效保护他人免遭“地痞无赖”式侵害，让社会安宁得以保障。

G. 司法官的古代司法官

军事司法官名称。清末海军部军法司属官有一、二、三等司法官。司法官“掌版军事司法、惩罚权、监狱、及任用执法人员事宜。”设司长一员，一等司法官二员，二等司法官、三等司法官及学习司法官八员。
尧舜时代的皋陶是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在秦汉以前检察官与法官没有明显的区别，到了秦朝时出现了廷尉这种官职（也叫大理）就相当于现在的检察官。

H. 如何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独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5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6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客观地讲，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国情紧密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

1、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法院及法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同时也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6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法官的人事控制，从而杜绝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而导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包括：（1）保证法院的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行政领导职务。（2）确保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笔者认为，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恒定状态。（4）法官的惩戒和调动。在日常工作期间，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于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能力素质决定了司法质量的高低，因此，不断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题。具体措施包括：1.大力强化业务培训。按照法官专业化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练兵，打造“法律精英”队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准。教育广大法官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规范司法行为，文明司法，谨言慎行，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严格约束业外活动，树立公正司法、勤奋敬业、刚直不阿的良好职业形象。3.加强廉政建设。坚持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法官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法官惩戒制度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纪行为。4.完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细化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司法权，防止发生腐败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机8制、岗位责任制，加大查处力度，重点解决查处失之于软、追究不到位问题，纯洁法官队伍。5.加强案件质量评查，注重发现影响审判质效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坚持定期评查、专项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坚持发现问题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坚持纠正错误与总结经验相结合。

(三)理顺和规范公众舆论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在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公众利用网络关注司法的热情日益高涨，人民法院要正确对待群众通过各种不同媒体表达的意愿。一方面发布全面完整的权威信息及时化解矛盾、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宽容对待、认真倾听公众的不同声音，把微博、论坛作为和社会公众之间增进了解、消除误会的平台。81、变被动为主动，强力推进审判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执法办案和新闻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两驾马车，两者之间不应背道而驰。法院应当将网上办公、数字法庭、裁判文书上网等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让每一次公开庭审都成为法律宣传的途径，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成为生动的法律宣传的素材。全方位、客观公正地把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开出来，切实做到不回避、不躲藏、不遮掩，让公众实实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2、加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坚持善待媒体、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的原则，积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机制，与新闻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公众，消除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隔阂，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处置网络舆情，实现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网络舆情处于萌芽阶段时起就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主动应对质疑和猜测，竭力抢占舆论制高点。4、规范各类媒体的报道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法院审判工作有它自身特点，审判独立是我国法律加以规定和保障的。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以遵循真实性为原则。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同时，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四)改革信访考评机制，重塑法院信访工作机制

近年来，涉诉信访工作在法院整体工作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受种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法院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甚显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境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访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规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员的答复和解释，长期坚持无理申诉；也有一些上访人在利己思想驱使下，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对方当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走上缠诉缠访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后，如何应对某些上访人的过激、违法行为，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处置机制，对一些缠访者尤其是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的上访者难以处置。少数上访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对申诉权利缺少制约的漏洞，无理纠缠，甚至辱骂法院信访工作人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信访制度，改革信访考评机制，刻不容缓。1、做好《信访条例》的宣传工作，指导当事人按条例规定依法有序上访。抓好条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对条例、现行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调整，使之与新条例相适应，使信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之间的信访联动，统一标准。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接访的原则不一，答复口径不一，就会加剧当事人的越级访。实行上下级法院信访信息传递、反馈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面大，疑难复杂的越级访和重复访，实行各级同堂会审，尽快给出一个终局结论。3、建立专家陪审团，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意见。借鉴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建立由法学专家、教授及知名律师组成的专家陪审团，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由专家陪审团陪审，并给出专家意见，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决结果的说服力。4、改革处访机制，改变平行部门或上级部门向法院转办或交办案件的随意性。对于信访案件，有的部门或有关领导不懂或不顾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能否进入再审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无审级限制等因素，直接简单的批办、交办或督办，转办。有些案件已不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或属于上级法院受理而被驳回申诉，但有关领导或部门交、转办函成为申诉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诉不休。5、改革信访考核机制，依法处置无理访。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使基层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主要职能，一到“敏感”时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体动员反复排查，重点布防，“不能使一个漏网”，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抓稳控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尤其是“信访当事人属地管辖”的规定，更使一些基层法院陷入既无权解决问题，又要承担信访工作责任的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盯梢”、“利诱”、央求等甚为可笑之举。这样的后果只能平稳一时，并且助长了个别人员无理、无序信访的嚣张气焰，从而使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建议通过建立信访听证，划分无理信访与有理信访，对于无理取闹，缠访闹访的，则依法严肃处理。

(五)开展法制教育，推进全民守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法治观念也大大增强，但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全民守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1、切实推进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创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意识，养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3、健全基层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务的基层触角。要尽快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依法有序完善来信、来访、来电等诉求表达方式，畅通和拓宽社会诉求表达渠道，让法律的阳光普照。

I. “法官员额制注定失败”是什么意思

员额制改革，无疑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决定司改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司改进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最高决策层不拿出反腐“打虎”的决心，以坚定科学审慎的态度率先摆平这只拦路虎，那么，广大司法人员刚刚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参与意识和职业理想就将在短时间内湮灭，整个司法体系亦将陷入失去活力生机、充满怨怼不满的“暗黑时代”。

这恐怕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们对员额制改革方式的选择，其实即意味着我们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上所面临的道路抉择：是走行政司法的传统老路，还是寻求民主司法的创新之径？

当前最高决策层及社会各界对司法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法院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党政机关，法官也不再等同于政府公务员，司法改革要尊重司法权的本质、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来进行。这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却尖锐痛彻：那个存在于各级法院，经数十年行政化性思维及实践浸淫形成的庞大的官僚化司法团队，岂能仅通过简单、短促的身份整合在一夜之间即华丽地转身，变身为从骨子里奉行“公正、平等、民主、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新型法官团队？矛盾的现状令决策者焦虑不安，汹涌的民意让改革家血脉偾张，但真正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却是：既要攻坚克难、脱胎换骨，亦当步步为营、渐次推进。

尽管司改试点工作才刚刚起步，尽管各试点地区法院对如何作为也讳莫如深，但强大的媒体舆论令那些秘而不宣的改革举措都昭然若揭，无法掩藏。从中，人们不难发现，此次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员额制改革方面，暴露出了准备不足、急功近利和避重就轻的重大缺陷，为司改前景笼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首先，顶层设计中有关员额制改革的规划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尽管中央对于员额制改革有着理想化的目标设定——让真正称职的法官入额办案，并且，有着防范改革误入歧途的原则要求——不能让徒有法官职务的领导者法官自然入额，不能简单粗暴地剥夺助理审判员们的办案资格令其“就地卧倒”转任法官助理，但这些显然远不足以防止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游离目标之外，规避原则要求的变通之举。因为改革方案的参与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自身也恰恰是改革的对象。3月17日，周强院长在全国法院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然而，“挥刀自宫”，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下得去手的。把问题交给“问题”自己解决，那后者得有多么无私的胸怀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才行呢？

其次，司改试点的“一窝蜂”局面凸现了改革主导者和地方司法主官们的政治功利思想。显而易见的是，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蓝图比以往历次改革的设计都更宏大、更深入，它不但突破了司法工具主义的传统思维束缚，突破了部分现行法律乃至宪法的立法红线，甚至也突破了许多局内局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对于如此重大的改革事项，非经中央决策、全国人大立法授权不能付诸实施，并且，必须首先经过局部试点，待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教训后才能在修宪立法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然而，目前的司改试点却不再局限于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确定的六省市，俨然已经在全国铺开，甚至有的高级法院表态将于近期在辖区法院全面推开，改革“于法有据”原则显见已被束之高阁。可是，若全国都开展起“试点”工作，那还能称之为试点吗？

第三，避重就轻的员额制改革方案不啻为逼迫部分法官盲目逃离的最后通牒。从几个试点法院的员额制改革设想来看，院庭长、审委会委员以及审判员的入额仍是自然的，即便有些前置程序恐怕也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而已，而对于助理审判员们则在形式上的业绩评价之外，又祭起了考试这一法宝。且不论这些做法是否科学合理公平，是否会寒了众多一线业务法官们的心，是否深深地损害了因工作需要被安置在行政综合部门工作的非业务法官们的权益，单与改革的初衷相比较，即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远矣。君不见，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年富力强法官们的辞职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显然并非科学司改所带来的大浪淘沙式的适者生存效应，而是偏私任性改革所构造的劣币逐良币困局。难道本轮司改果真将像一些圈内人调侃的那样，一如既往，有疾而终吗？

J. 首席检察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

源起

随着拿破仑的东征西讨，虽然最终兵败滑铁卢，检察官制度却在欧洲各国生根。德意志诸邦在19世纪初叶亦渐次采行法国之检察官制度，在1848年革命风潮后几已成各邦共行之法制，随后普法战争法国大败，本学习法国法制的日本转而学习德意志帝国的检察官制度，中国清朝透过日本学习欧陆法制，亦采德意志立法例，制定法院编制法，引入检察官制的先声。中华民国于1935年施行新制法院组织法及刑事诉讼法，正式采行检察官制度。

检察官的职责

（一）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

（二）代表国家进行公诉；

（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检察官应当履行的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履行职责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得徇私枉法；

（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检察工作秘密；

（六）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检察官享有的权利

（一）履行检察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

（二）依法履行检察职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四）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

（五）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六）参加培训；

（七）提出申诉或者控告；

（八）辞职。

担任检察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二十三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

（五）身体健康；

（六）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负责刑事案件的检察官,他负责接受控告、讯问当事人及证人,进行调查并提起公诉，检察官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就是人民检察院内符合法律条件，经过法定程序选举或任命，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人员。具体来讲，检察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查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分为首席大检察官、大检察官、高级检察官、检察官四等十二级。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为首席大检察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1995年2月28日通过，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于2001年6月30日修订。

条件补充

一般要求法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需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资格考试方能任职。受过民事行政检查类专业培训；

一般要求2年以上法律工作经验。熟悉检察业务和国家相 关的法律法规，有一定的政策、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具有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社会阅历、人生经验以及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热爱检察事业，有一定的事业心，能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忠于法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1]。

任务

在不同法制之下，检察官之任务也随之不同，但其任务不外下列数种：

实施侦查

检察官通常是侦查程序的主导者，在经过侦查后检察官可以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缓起诉（并非每个法制均有此制度）或是不起诉。因此检察官具有筛漏功能，是案件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守门人。而由于侦查系居于刑事审判程序之源头，因此侦查之结果将影响审判之正确性，检察官对此也有重大责任。

提起公诉

由于刑事诉讼多采取无诉即无裁判之控诉原则，因此倘无检察官提起公诉则案件即无法开展，而有罪判决必然来自检察官之起诉，经过两层门槛更可确保判决的正确性与慎重。

实行公诉

检察官须在审判期日上到庭论告，并须提出诉状及证据，透过辩论，促使法官相信被告确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在调查证据时，检察官亦负有辅助法院发现真实的协力证明义务。

协助、担当自诉

检察官之任务除了提起公诉及实行公诉外，在采行公诉、自诉双轨制的法制之下，检察官在自诉案件中亦可出庭陈述意见，或在自诉人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又无人承受自诉时，可以担当自诉人之地位。

提起救济

由于检察官是控诉制度下的当事人之一，因此可以对于裁判提出救济，对于违法或不当裁判可以抗告或上诉，对于已确定之裁判则可提出再审或非常上诉。 指挥执行。检察官通常也是指挥刑事裁判执行的机关。

薪资水平

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检查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实行定期增资制度，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有特殊贡献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前晋升工资；享受国家规定的检查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一般月薪范围在1500-4500元。

官名

代表国家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监督判决执行的司法官。清末改革司法，仿照欧美日本制度，在总检察厅及各级检察厅设置检察官，执行上述职务。总检察厅检察官正五品。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从五品，外省正六品。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正六品，各地从六品。初级检察厅检察官，京师从六品，各地正七品。民国沿设，总检察厅（国民党政府时期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简任，余均荐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为了实现对检察官的科学管理，增强检察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保障检察官依法行使检察权，国家实行检察官等级制度。

第三条 检察官等级是表明检察官级别、身份的称号，是国家对检察官专业 水平的确认。

第四条 检察官等级根据检察官的职务编制。

第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官等级工作。

第二章 检察官等级的编制

第六条 检察官等级设下列四等十二级：

(一)首席大检察官；

(二)大检察官：一级、二级；

(三)高级检察官：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四)检察官：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第七条 检察官实行下列职务编制等级：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

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至二级大检察官；

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检察官至二级高级检察官；

检察员：一级高级检察官至四级高级检察官；

助理检察员：一级检察官至三级检察官。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

副检察长：一级高级检察官至三级高级检察官；

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检察官至四级高级检察官；

检察员：二级高级检察官至二级检察官；

助理检察员：一级检察官至四级检察官。

(三)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一级高级检察官至三级高级检察官；

副检察长：二级高级检察官至四级高级检察官；

检察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检察官至一级检察官；

检察员：三级高级检察官至三级检察官；

助理检察员：二级检察官至五级检察官。

(四)县、市、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至四级高级检察官；

副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至一级检察官；

检察委员会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至二级检察官；

检察员：四级高级检察官至四级检察官；

助理检察员：三级检察官至五级检察官。

第八条 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副省级市等人民检察院及其下属的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等级，根据检察官职务配备规格参照第七条相应规定确定。

第三章 检察官等级的评定

第九条 检察官等级按照检察官职务编制等级评定。

第十条 检察官等级的评定，以检察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业务水平、检 察工作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

第十一条 评定检察官等级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核后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批 准：

(一)一级大检察官、二级大检察官、一级高级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及最高人民检 察院其他检察官的等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及其下属人民检察院的三级高级检察官、四级高级检察 官、一级检察官、二级检察官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其他检察官的等级，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及其下属人民检察院 的三级检察官、四级检察官、五级检察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 、省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

第四章 检察官等级的晋升?

第十二条 二级检察官以下等级的检察官晋级在其职务编制等级幅度内按下 列规定晋升：

五级检察官至三级检察官，每晋升一级为三年；三级检察官至一级检察官，每晋升一级为四 年。

检察官等级晋级期限届满，经考核合格逐级晋升；在检察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可以提前晋 升；考核不合格的应当延期晋升。晋升考核以年度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

第十三条 一级检察官以上等级的检察官晋级，实行选升。选升办法另行制 定。

检察官晋升高级检察官，须经专门培训合格，方可晋升。

第十四条 检察官由于职务提升，其等级低于新任职务编制等级的，应当晋 升至新任职务编制等级的最低等级。

第十五条 检察官等级晋升的批准权限，与检察官等级评定的批准权限相同 。

检察官等级提前晋升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

第五章 检察官等级的降低和取消

第十六条 检察官被调任下级职务，原等级高于新任职务编制等级最高等级 的，应调至新任职务编制等级的最高等级。

第十七条 检察官违反纪律，可按规定降低检察官等级。但不适用于五级检 察官。

第十八条 检察官被降低等级后，其检察官等级晋升期限按照降低后的等级 重新计算。

第十九条 检察官被免除检察官职务的，应取消检察官等级。

第二十条 检察官等级降低、取消的批准权限与评定检察官等级的批准权 限相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的实施办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

第二十二条 军事检察院检察官的等级编制、评定及晋升办法参照本规定另 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