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涉军

Ⅰ 什么叫涉军案件

涉军案件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的以军队单位和军人军属为一方当事人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

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军人是指现役军（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

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工勤人员、在编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按军人对待。

军属是指军人的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其他与军人有法定扶养关系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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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公正高效审理涉军案件

2015年7月23日，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法院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判工作情况，并公布了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涵盖了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等民事纠纷。既有判决结案，也有调解结案，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角度和方向各异，对于审判实践中类似纠纷的解决及裁判有着较强的指导示范作用，对社会公众也具有普遍的法治教育意义。

近年来，黑龙江省各级法院高度重视维军权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多措并举，“维军权、稳军心”，在案件审理方面，开辟了涉军案件“绿色通道”，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军案件，妥善处理军人军属在婚姻家庭、人身损害、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方面的纠纷。

据统计，2012年至2014年，黑龙江省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涉军案件436件，审结421件。其中，调撤结案371件，调撤率达85.1%，努力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此外，黑龙江省各级法院还相继开展了法官进军营、法官献爱心等活动，千方百计为涉诉军人、军属提供热心、周到便利的司法服务，切实维护了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Ⅱ 县级人民法院有涉军法庭吗

不叫涉军法庭是叫军事法底，同时不光是县级，就连省高级法院也不可能设有军事法庭，因为军事法庭是军队专门审判军人的，地方法院不可能会设这类军事机构。

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介绍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2年8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9月17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2年8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3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2〕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对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下列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

（一）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的案件；

（三）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

（四）认定营区内无主财产案件。

第二条 下列民事案件，地方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提出申请的，军事法院应当受理：

（一）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二）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三）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四）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不动产所在地、港口所在地、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在营区内，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五）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的案件；

（六）申请认定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且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当事人书面约定由军事法院管辖，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规定的，可以由军事法院管辖。

第四条 军事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

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但本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案件除外。

第五条 军事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处理，不得再自行移送。

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六条 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七条 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军事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正式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参照军人确定管辖。

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营区是指由军队管理使用的区域，包括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第九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二、关于《规定》的相关问题

1、关于制定《规定》的背景
国防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事利益、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是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方面。公正及时地处理涉军民事案件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促进社会和谐和部队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密切新型军地军民关系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涉军维权审判工作，单独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涉军案件的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文件，其内容涵盖刑事、民事审判工作，涉及审判制度、工作机制的完善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弥补部队经费的不足，全军开始大规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各种涉军经济纠纷陆续发生。1988年5月，解放军军事法院向我院呈报《关于授权军事法院受理经济、民事、行政案件的请示》，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正式答复该院，军事法院可以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人员和单位的经济纠纷案件审理进行试点。1989年3月，解放军军事法院下发《关于军事法院审理军内经济纠纷案件试点的通知》，在部分基层军事法院开展军内经济纠纷案件的试点工作。经过三年的试点，军事法院审理一审经济纠纷案件90余件，诉讼标的1600万元，化解了部分军内经济纠纷矛盾。由于军内经济纠纷案件持续增多，1992年8月解放军军事法院又向我院呈报《关于军事法院审理军内经济纠纷案件问题的请示》，建议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的经济纠纷案件由各级军事法院试办审理。同年10月4日，我院法函[1992]130号《关于军事法院审理军内经济纠纷案件的复函》（以下简称1992年《复函》）规定：“同意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单位的经济纠纷案件，仍继续由军事法院受理试办。”

针对军内民事案件如军人婚姻家庭、宣告军人失踪或死亡、武器装备订货、军队财产转让、军人间的借贷、人身或财产损害赔偿、国防专利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为妥善处理军内民事案件，依法保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2001年6月26日，我院法函[2001]33号《关于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军内民事案件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2001年《复函》）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军事法院试行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二、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行自愿原则，即原告可以向军事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地方人民法院起诉。”

1993年至2011年3月，军事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2519件，结案标的额10.65亿元。其中，2001年《复函》实施以来，军事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1725件，结案标的额4.65亿元。这些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案件类型相对集中。2007年至2011年3月，军事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783件中，常见案件类型主要有合同纠纷（占29.2%）、借贷纠纷（占25.8%）、婚姻家庭纠纷（占15.7%）、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占11.4%）、权属纠纷（占6.2%）、宣告失踪和死亡（占6.2%）、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占2.3%）等。二是诉讼主体较为固定。双方当事人大多为军人和军队单位，但也有军事法院受理地方当事人起诉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约占军事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总数的15%。三是结案方式以调解为主。在上述审结的案件中，调解结案404件，撤诉213件，调撤率达78.8%。高于全国一审民事案件调撤率水平（2012年为67．3%，历年未超过70%）。四是案件执结率高。截止到目前为止，审结的财产案件全部得到执行，没有执行积案，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军事法院开展民事审判工作近二十年以来，在及时化解民事矛盾纠纷，维护部队官兵合法权益，促进部队全面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全国法院来看，涉军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

一是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不足。由于军事法院组织法尚未发布实施，仅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对军事法院作为专门人民法院进行原则规定，未对其组织机构与审判职权作出进一步明确。根据我院2007年4月1日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6条规定，“批复”适用于对各高院等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而针对审判工作中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的，应当采用“解释”。2001年《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只是一般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效力不够。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问题属于涉军类民事案件的受理如何应用法律的问题，应当采用“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

二是地方法院审理涉军案件存在主体资格认定难、文书送达难、财产保全难、调查取证难、审理周期长以及案件执行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涉军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为此，我院2010年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专门就完善军地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军地联席会议、涉军案件信息通报、重大涉军案件督办等制度提出明确要求，以推动解决涉军案件审判难题。但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地方当事人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死亡，以及请求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等民事案件，地方法院审理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调查取证难、送达难、执行难等困难。

三是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过窄。根据2001年《复函》规定，军事法院只能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民事案件，这使一些由军事法院解决更为便利、矛盾纠纷化解更为彻底的案件无法进入军事法院，审判资源未得到合理配置。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等多次提出相关建议，要求加强立法，加强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职能，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规定》正是立足于解决当前涉军民事案件审理工作中的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和适度放宽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围，推动相关案件的妥善解决，以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权益和地方当事人权益。

2、制定《规定》的基本思路

《规定》立足于对军事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和条件进行规范，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依法维护军地双方合法权益。

第一，坚持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围适当性原则。军事法院是专门法院，其管辖民事案件范围应有限度，以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为原则，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适当扩大到一方当事人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第二，坚持两便原则。认真贯彻民事诉讼法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判的原则，对于交通不便和当地未设军事法院的，可以向地方人民法院起诉，由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

第三，坚持程序公正原则。管辖问题是当前民事诉讼中引发争议较多的方面，对当事人实体权益影响较大。《规定》强调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专门就管辖争议的解决及管辖异议救济进行明确。

第四，兼顾国防利益、军人权益和地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原则。对于一方当事人为地方的民事案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坚持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

3、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的范围

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的范围，是《规定》的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专门管辖

《规定》第1条第一项规定，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一般条款，体现了属人管辖的基本原则，是对2001年《复函》第1条“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的进一步概括和规范。

《规定》第1条第二项是关于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案件的管辖规定。196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下发《关于国防尖端部门职工、家属的户口管理、案件处理等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凡涉及内部机密的民、刑事案件，亦应由军检、军法部门办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第11条规定，军事秘密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绝密级军事秘密是最重要的军事秘密，泄露会使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级军事秘密是重要的军事秘密，泄露会使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级军事秘密是一般的军事秘密，泄露会使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遭受损害。本项明确规定了涉及机密级及以上军事秘密的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

《规定》第1条第三项、第四项是适用涉军特别程序案件的管辖问题。由于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有部队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明确当事人因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提出申请，由军事法院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于营区内的财产无主认定案件，由财产所在地军事法院审理。

关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选择管辖

对于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另一方为地方当事人的，赋予地方当事人以选择权，就军人职务侵权案件、发生在营区的涉军侵权案件、军人婚姻家庭案件、专属管辖的涉军案件以及适用特别程序案件可以向军事法院或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又有利于案件的审判和执行。

关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地方当事人与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当事人在合同中书面约定由军事法院管辖的，军事法院应当管辖。起草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增加协议管辖案件范围，尤其是2012年8月31日审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将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从合同案件扩大到所有财产权益案件，但考虑到管辖的确定性，特别是军事法院民事案件审判资源实际，《规定》对协议管辖还是作了相应的限制，仅适用于“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

专门管辖的除外规定

根据两便原则，对当事人住所地所在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军事法院，或者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的案件除外。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由于历史原因，至今在江西、宁夏、贵州未设基层军事法院，而且即使在设有基层军事法院的省市，也有不便于当事人起诉的边远地区客观实际。“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是参照2012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予以确定。

4、关于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管辖权争议的解决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为解决管辖争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此，《规定》第5条对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相互移送管辖作出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受理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应当受理。与一般案件移送管辖不同的是，当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案件不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而不是由其指定管辖。这是由于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分属两个系统，上级地方人民法院无权指定军事法院管辖。同理，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述规定办理。

此外，虽然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建制不同，但都分为三级，且最高人民法院是其共同的上级法院。因此，《规定》明确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管辖权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5、关于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规定》除了在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方面，明确地方当事人的选择管辖、协议管辖以外，还在以下方面加强对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一是规定了军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二是明确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救济权，规定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可以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

6、关于术语解释和时间效力的规定

由于军人、军队单位以及营区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军事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准确、清晰的定义可以有效避免或减少管辖争议，第8条专门对此进行说明。依照人民武装警察法，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政保（2009）1号《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第4条、第19条规定，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正式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按军人确定管辖。对于营区的界定，参照《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第20条予以确定，考虑到民事案件有别于刑事案件，需要进一步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因此，《规定》没有采纳《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中营区包括“军队设立的临时驻地等”的内容。

另，近年来军队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后，军内经济纠纷案件虽有所减少，同时军内其他民事案件却有较大幅度增加。对于军队单位的界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第6条确定的涉军案件范围中有关军队单位的表述，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此外，由于《规定》与1992年、2001年《复函》内容上有所变化，为了避免出现新旧法律适用冲突，《规定》第9条专门对时间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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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网络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Ⅳ 二级涉军人员什么意思

指军人的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其他与军人有法定扶养关系的亲属。
涉军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的以军队单位和军人军属为一方当事人的刑事、民事、行政等人员。
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军人是指现役军（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
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工勤人员、在编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按军人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