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争鸣

A.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争鸣对文化的影响。论述性质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是我国古代史上光辉的一页。研究这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本人本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探求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规律；说明思想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在论述时以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的发展为主线，同时结合地区文化，将其发展分为以上六个阶段进行研究，反映了本人对春秋战国思想史的见解。
所谓地区文化即：
鲁文化
一、“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
二、孔子的思想与儒家的创立
三、邹鲁儒墨显学之争
楚文化
四、杨朱学派、农家的产生与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五、老子和《老子》以及早期道家思想
晋文化
六、三晋文化与儒家向法家的转化
七、名家的产生与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
齐文化
八、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九、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
秦文化
十、商鞅变法与秦法家的思想以及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中华文化的初步形成
十一、诸子百家的融合与《吕氏春秋》的思想
参见拙著：《中国春秋战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这里着重讲三个问题:
一、何谓诸子百家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应该指出，所谓“六家”、“十家”或“九家”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杨朱 与老子、庄子很不相同，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并非道家，应是独立的一家。按“六家”或“十家”之说，根本容纳不了。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学者，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吕氏春秋》里早就提到兵家孙膑。他们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六家”或“十家”中都没有兵家，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该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就分为孟、荀两家。这两家，也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孔子只讲“仁”，孟子则把“仁”与“义”并提。荀子则在儒学中增添了更多的内容。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很大。道家中也有类似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就颇多不同。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同属一“家”的人，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而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宋鈃、尹文的哲学则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班固等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的。
二、百家争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期，魏文侯尊贤礼士，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威王、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礼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各取所儒。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直接交锋。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纷纭淆乱，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中期，在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其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
从总的方面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三、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在《管子学刊》创刊号上写过《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简要作些说明。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是讲“道”、“法”的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网络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之说，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瞽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的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儒道相互影响：儒家孟子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郭沫若早就指出过。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也是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一比较，其影响是明显的。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鈃、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的基本结束了。
总之，“百家争鸣”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这样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B. 有关法律法学的月刊杂志有哪些

1、《法学》月复刊
2、《中国制法学》
3、《北大法律评论》
4、《民主与法制》
5、《中外法学》
6、《法学研究》
7、《法学杂志》
8、《法学家》
9、《政法论坛》
10、《现代法学》
11、《当代法学》
12、《法商研究》
13、《法律科学》
14、《法学论坛》
15、《政治与法律》

等等。

C.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主要内容是怎样的

百家争鸣内容包括：“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开端，邹鲁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儒家向法家转化的魏国西河之学；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属道家右翼；稷下黄老之学是道家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达到高潮。

其中有田齐法、阴阳、兵、名等家，并在争鸣中相互影响；咸阳之学《吕氏春秋》，反映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建立，标志百家争鸣结束。也包括五大地区文化：鲁文化(或邹鲁文化)、楚文化、晋文化、齐文化、秦文化。

探求春秋战国思想发展规律，进而说明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作用。在论述时以百家争鸣发展为主线，结合五大地区文化，将其发展分为以上几个阶段，反映作者对春秋战国思想史的见解。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3)法官争鸣扩展阅读：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1、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2、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3、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4、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5、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D. 我要考民商法，关于民商法的核心期刊有哪些谢谢回答者。

法学期刊
期刊：法律适用
网址：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月刊，国家法官学院主办，每月8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论坛”、“理论与实践”、“案例分析”、“问题探讨”、“热点聚焦”、“司法解释与适用”、“国外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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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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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每双月1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专论”、“法学争鸣”、“青年法苑”、“司法官谈法治”、“港澳台法律问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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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杂志
网址：
目录： 2005年第1期
摘要：双月刊，中文法律类核心期刊，每单月1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专论”、“新法研讨”、“青年论坛”、“司法实践”、“调查研究”、“军法纵横”、“外国法制”、“律师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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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国法学
网址：www.clol.com.cn
目录： 2004年第6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法学会主办，每双月9日出版，主要栏目有“专题论坛”、“各科专论”、“立法研究”、“国外法制与法学”、“研究动态”、“司法改革与司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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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政法论坛
网址：http://ZFLT.chinajournal.net.cn
目录： 2005年第1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政法大学主办，逢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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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现代法学
网址：http:www.swupl.e.cn/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西南政法大学主办，每双月28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论坛”、“法苑新枝”、“法与争鸣”、“专论”、“立法建议”、“工作研究”、“法律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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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律科学
网址：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西北政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0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论坛”、“立法研究”、“学术综述”、“司法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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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研究
网址：[email protected]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办，每单月23日出版，前身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于1954年创办、1966年停刊的《政法研究》，1979年复刊改为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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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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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3日出版，主要栏目有“司法改革纵横谈”、“评论·专论·争鸣”、“外国法制”、“古代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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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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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1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南政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热点问题”、“法学争鸣”、“法学论坛”、“法学专论”、“立法建议”、“外国法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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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政治与法律
网址：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每双月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司法实务研究”、“中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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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人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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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4年第10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3日出版，主要栏目有“司法改革纵横谈”、“评论·专论·争鸣”、“外国法制”、“古代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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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比较法研究
网址：
目录： 2004年第6期
摘要：季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逢1、4、7、10月出版，主要栏目有“论文”、“专论”、“学人札记”、“书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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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当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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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月刊，法学核心期刊，吉林省法学会主办，每月20日出版，主要栏目有“专论”、“理论研究”、“立法研究”、“比较法研究”、“国际法研究”、“司法实践”、“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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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外法学
网址：[email protected]
目录： 2004年第6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外法学杂志社主办，逢双月出版，主要栏目有“论文”、“评论”、“判例与研究”、“新书简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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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报纸 报纸：人民法院报
网址：http://www.rmfyb.com.cn
摘要：是法院系统的刊物，其主要特点是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对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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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检察日报
网址：http://www.jcrb.com.cn
摘要：是检察系统的机关报纸，其电子化步伐走在前列，《正义网》即为其电子化的成果表现，曾一度为网络化程度最高的法制类电子报纸，主编冷眼观潮亦为著名网虫之一。该报理论性不如法制日报，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如人民法院报，但副刊较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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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法制日报
网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
摘要：司法部主办的司法系统的机关报，理论性较强，其理论评论版为各大法学报纸中最强。被评为获取中国法律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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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民主与法制画报
网址：http://www.mzyfz.com.cn
摘要：严格地讲，该报并非法学类报纸，其面向的用户群主要是社会公众，但其报道带有报告文学的色彩，这一点，在目前以机关报为主的中国法学报纸中是很独特的。

E. 杨会的学术论文

1、《论合同法定形式的欠缺》，《苏东学刊》2004年第2期（独著）
2、《善意取得制度理论基础之再探究》，《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独著）
3、《论动产租赁物的转租》，《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独著）
4、《论租赁权的善意取得》，《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独著）
5、《论动产抵押物的转让——兼析动产物权公示方式之调整》，《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合著，第二作者）
6、《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之反思》，易继明主编：《私法》2005年第2卷（独著）
7、《论不动产相邻权的定位》，《长白学刊》2007年第3期（独著）
8、《论遗失物的善意取得——评<物权法>第107条》，《政法论丛》2007年第5期（独著）
9、《论娱乐明星隐私权的限制——从“艳照门”事件说开去》，《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独著）
10、《论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属》，《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独著）
11、《论占有脱离物的善意取得》，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独著）
12、《论附随义务的界定》，《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合著，第一作者）
13、《浅论家庭暴力》，《山西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独著）
14、《刍议<侵权责任法>中共同危险行为的定位》，杨遂全主编：《民商法争鸣》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独著）
15、《浅析票据外观性的一般理论》，《人民司法》2010年第7期（独著）
16、《高楼坠物致害责任研究》，李少平主编：《天津法官论丛》第一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合著，第一作者）
17、《物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河北法学》2011年第1期（独著）
18、《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程序构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独著）
19、《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实体构造》，梁津明主编：《天津滨海法学》第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独著）
20、《论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天津法学》2012年第1期（合著，第一作者）
21、《论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过错》，《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独著）
22、《浅论共同危险行为责任的行为要件》，《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独著）
23、《利益平衡视野下的责任转质生效研究》，《法律适用》2012年第12期（合著，第一作者）
24、《未履行勤勉义务的董事的追偿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4款之正当化依据》，《人民司法》2012年第17期（独著）
25、《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独著）
26、《共同侵权行为的新界定》，《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独著）
27、《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范围》，《沈阳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期（独著）
28、《浅论间接结合行为的界定》，《法治研究》2013年第5期（独著）
29、《论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原因》，《河北法学》2013年第7期（独著）
30、《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共同加害行为连带责任的承担》，《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独著）
31、《逻辑意义上的连带责任和技术意义上的连带责任：一对新概念的提出》，《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独著）
32、《指导性案例供需关系的实证研究》，《法律适用》2014年第2期（合著，第一作者）
33、《浅析母子公司间的控制——从界定的目的出发》，《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独著）
34、《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不是共同侵权责任》，杨遂全主编：《民商法争鸣》第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独著）
35、《论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以即时死亡与间隔死亡的区分为视角》，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7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独著）

F.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中比较著名的有哪些

G. 王国龙：当“反对解释”遭遇到“如何解释”

本文原发于《法律方法》2012年第12卷 当“反对解释”遭遇到“如何解释”——评陈金钊与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鸣*王国龙摘要：“法治反对解释”是一个强调“规则主义司法”的修辞性命题，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真/假”和“妥当/不妥当”的一般质疑，只会消解我们对“解释限度”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从“法律的决定性”和“法律的解释性”这一对法律属性来看，“认真地对待规则”和“反对解释”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性。同时，正是这种内在关联性充分地说明了“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实践意义。在法治理论层面的讨论上，无论是主张“如何解释”问题具有重要性，还是主张“如何适用”问题具有重要性，这种争论却共同开启了一场法治时代的“法律方法论危机”。 关键词：反对解释、如何解释、规则主义司法、法律方法论危机 作者简介：王国龙（1976-），男，汉族，江西吉安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律方法论。Subject: A Query between “How to interpret” and “Resisting Interpretation”Author＆Unit：Wang Guo-long（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Xi’an,Shan-xi,710063） 学术争鸣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学术争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某个命题或学术研究立场展开详细的讨论和深化认识，更在于通过对该问题和学术研究立场的争鸣，开启出相关更为成熟的法理论研究。在西方法学发达史上，人们正是围绕着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而展开的一场场争鸣，推进着对西方法理论的研究不断发展和革命。甚至我们所熟悉的诸多世界级的法学家，他们正是在一场场的学术争鸣当中成长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激烈的学术争鸣，也就不可能贡献出整体成熟的法律学说，更不可能贡献出整体成熟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过去三十余年来的法学研究当中，正是伴随着诸多激烈的学术争鸣，中国的法学研究才有了今天发展的相对繁荣和成熟。在今天中国法学研究所处的历史和世界境况当中，围绕着具有“中国”主体内涵的相关法律命题和法治立场而展开的学术争鸣，在某种意义上也正预示着中国法学研究有着一种强劲的内在发展动力和生机，这也预示了一种具有“主体自觉反思”意义的中国法学流派开始走向了一种成熟。尽管学术争鸣是一种有着强烈人身性的学术争论，但这种学术争论所开启出来的学术价值，又远远地超出了学术争论自身存在着的人身性，甚至获得了某种“超越时空纬度”的普适性启迪意义。当然，在今天东西方法学发展日益呈现出鲜明流派化的历史境况当中，任何学术争鸣都应该尽可能地秉持着某种“谦逊”的态度来展开对话，这正如德沃金所言，“答案部分在于：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灾难和专家主义灾难的世纪尾声，对谦逊适度有着更加强烈的要求。”〔[1]〕在中国法律方法论尤其是中国法律解释学的研究阵营当中，陈金钊和范进学都是两位有着深厚法律解释学学术研究背 景的教授，而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这场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鸣，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我们最需要“认真对待”和“额外关注”的了。不仅如此，这场争鸣的影响和意义甚至又远远地超出了中国法律方法论和法律解释学的研究阵营。因为，两人秉持着各自的法律解释立场，从“法治社会中对于明确性的法律反对解释”抑或“解释之于法治不是解释与否，而是如何解释”的立论为出发点，围绕着“法律解释观之争”，不断地上升到“‘法治反对解释’的真/假命题之争”和“法律观之争”，再到“法治观之争”等，这些争论几乎都涉及到了中国法学研究当中的诸多基本法律哲学问题。尽管这场争鸣已经过去近两个年头了，也尽管曾经身处其中的两人在今天或许不再关注这场争鸣和由这场争鸣所开启出的相关反思了，但是，由这场争论所开启出来的基于“法律的解释性与法律的决定性”之间可能存在着的重大法律观、司法观和法治观的分野，以及由此进一步所引发和导致各自在法律解释观上的分野，则有一种“澄清”的必要。当然，自己对这一争鸣所做的这番必然带有“前见”的“解释”努力，或许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置身于类似的“被解释”风险当中。故而，本文也期待着某种“被解释”。一、“法治反对解释”：一个强调“规则主义司法”的修辞性命题法律解释与生活中的一般解释现象有着极为严格的界限划分，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的解释处处类似于宗教的解释，有着鲜明的教义学性和信条学性。正因为如此，法律解释学在西方甚至就被直接称之为法律教义学或法律信条学，有着鲜明的法律规范学属性。同时，法律解释又有着鲜明的方法论诉求，即要在判决的大前提（法条、规则或法律）与法官的推论之间，确立和架构一种可检验的推导关系，而正是这种“推导关系”构成了现代理想法治社会中建构理性和公正司法裁判的基石。从西方法律解释学历史发展的宏观理路来看，语文学的解释和论理学的解释构成了应用性法律解释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前者构成了法律解释建构的形式性学理资源，以捍卫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正义为使命，这种法律解释学所倚重的法律方法就是文义解释或字面解释。而后者则构成了法律解释建构的价值性学理资源，以捍卫法律的目的理性和实质正义为使命，这种法律解释学所倚重的法律方法就是目的解释或价值解释。但是，后者的展开却是以前者的展开为前提的，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句法律谚语：“法律解释肇始于文义”。〔[2]〕拉德布鲁赫也一直努力地强调这一点：“欲以此谓心理的意思何为正当之问题为出发点，法律所表示之意思，必先以语言学定之。”〔[3]〕尽管人们对两者的关系可能有着这样或那样研究旨趣的分野，但是，将法律解释看作为法律学的一种研究努力却体现了鲜明的法律实践关怀，司法实践当中不断地呈现出来的相关法律解释方法诉求，则为这种法律解释提供了某种充足的“需求市场”和“经验关照”。而且，从法律的适用层面来看，法律解释还有着鲜明的“独断性”，而区别于作为改善立法的目的或学理品味的探究性法律解释。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如果没有独断性，就会失去“法律的决定性”的这一基本“依法裁判”的法治内涵。强调法律解释的独断性，在以法典法为背景的欧陆法律解释学传统中是如此，而在以判例法为背景的英美法律解释学传统中也是如此，“我怀疑，除非与制定法或判决相一致，这些类型或模式是否应当被冠以法律的称谓。”〔[4]〕不过，司法裁判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的疑难案件激发了人们对法律的无限想象力和理论创新欲望。法律解释在疑难案件中所处的普遍性“失语”现象，开启出了一种针对法律方法论攻击的“方法论危机”。这种攻击往往又超越了开启“方法论危机”的疑难案件场域，甚至成为了人们对待法律方法论的一种普遍性“方法论危机”。例如，对“法律方法论缺乏元规则规制”的“指责”，在过去、今天甚至是未来还将继续，甚至围绕着法律方法论自身而展开的“方法论上的辩论”，也将永远地持续下去。问题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在于法律方法论自身无法对这些“指责”作出“解释”，更在于滋生着某种可能的通过“创造性解释”甚至“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等的“普遍主义法律解释观”，来正当化某种绝对的权力（利）。〔[5]〕这种“普遍主义法律解释观”将“探究性的法律解释”甚至发展到了极致，秉承着某种对“如何解释”和“创造性解释”问题的重要性出发，将司法裁判中需要我们予以坚决“警惕”的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权给无限性的正当化了。由此，诸如“道德意识形态的纷争”、“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和“法律意识形态的纷争”无一不列席于司法裁判的每一环节。拉伦茨曾经对这一“普遍主义法律解释的纷争”现象这样感叹道：“或者因法律必须被解释，而解释多少是任意性的；或者因法律自身要求法官为价值判断，而对价值又不能作客观论证；因此，在大多数案件中，法官根本不能‘严格地依法律’获致裁判结论，那么就只能探究，法官为裁判时，其事实上之动机为何。”〔[6]〕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秉持着同样的对中国司法裁判实践甚至中国法治实践的一种现实性学术关怀，事实性的法律学研究和规范性的法律学研究立场，在对法律解释的争论当中可能交替着“出场”。例如，以对中国法治建设初级阶段的“经验性”事实描述为基础，邓红梅对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妥当性问题进行了一种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同样也会陷入到对“‘法治反对解释’无法消除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现象”的指责当中。〔[7]〕因为，在对评价性命题进行一种妥当性证立甚至是事实性证立时，我们又何以能够保证用以证立自己结论的这些理由，它们自身是否也同样地具有在“事实性层面”的正确性和在“评价性层面”的妥当性。纵使这种“正确性”和“妥当性”在自己所罗列理由的建构基础上具有可证立性，却也是一种非常具有“可辩驳性”的证立性。原因在于，我们在对作为一个评价性命题的“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争论当中，企图用“法治反对解释”这一命题来“消除”错误解释和过度解释现象的出现，永远只是一种法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司法裁判观。而将法官可能基于“过失”、“故意”、“违心”甚至是“作为事实性的法律解释现象”等情形，来论证着某种普遍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样的论证技术和论证结论，也是迫切值得商榷的：基于“过失”而导致的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可能就是法官的“失职”，基于“故意”而导致的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就是法官作为“权力怪物”在发挥着作用，基于“违心”而导致的过度解释和错误解释就是法官在“勉为其难”，而认为法官基于“作为事实性的法律解释现象”不会认同“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结论，则存在着“偷换立场”的论证现象。甚至对于将“法治反对解释”命题所体现的“规则主义司法观”，直接嫁接于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观而进行理论解构，〔[8]〕则必然地陷入到了一种“历史主义贫困论”的困境当中。这种“历史主义的贫困论”对法治的叙事承诺了一种直线演进式的法治观，但其核心问题在于：“它那‘发展的规律’变成了绝对的趋向，这些趋向就像规律一样，并不有赖于初始条件，并且它们带着我们不可抗拒地朝着某种方向走入未来。”〔[9]〕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主义贫困论”模糊了基于疑难案件的特殊性法律解释理论和基于常规案件的一般性法律解释理论之间的界限，进一步又把这种特殊性的法律解释理论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法律解释理论。当然，特殊性法律学说和一般性法律学说、特殊性法理学和一般性法理学等相关理论形态的二分，虽然在客观上强化着在特殊性法律解释理论和一般性法律解释理论之间的严格分野，但因此也必然地引发出了相关激烈的争论，“法律学说的这一动态变化，解释了研究一般性法律理论的学者与研究特定法律学科的学者之间永不休止的争论。”〔[10]〕当然，对这一界限的模糊，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阵营对于自身在法律学的研究立场上，存在着某种“缺乏整体性反思”的危机：“法律理论家随后还意识到，在某种哲学立场（或理论）被设定时，法律方法才是有意义的；而当另一种立场或者理论被设定时，法律方法又将变得毫无意义。法律理论家甚至注意到法律方法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哲学理论中方能彰显其意义。”〔[11]〕对于类似于以上执着对“法治反对解释”这一命题的“真/假”和“妥当/不妥当”争论，别忘了，不要对一种具有鲜明修辞色彩的命题，在命题的自身属性上较真，那样只会以模糊法律理论形态界限的手法，来消解我们争鸣的广度和深度。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修辞色彩的“法治反对解释”命题，既不反对在疑难案件中法律解释的必要性甚至“如何解释”的重要性，也不反对在常规案件中基于法律的不明确性而需要解释的必然性和可行性，而是反对以“法律解释”之名进行“不顾常义的添义和转义”的“任意解释”和“过度解释”，以及因此而滋生出“泛解释主义”。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更加明确的界定就是：强调规则的权威性、尊重规则的严格性，不任意解释法律，或用解释的名义确定法律已经明确的意义。〔[12]〕一言以蔽之：“法治反对解释”就是主张一种规则主义的司法观和“规则至上”的司法裁判观。因此，“法治反对解释”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修辞色彩的命题，就是一种意图强调“规则主义司法”的一般性法律解释立场。这种强调“规则主义司法”的一般性法律解释立场，在一个“法律解释帝国时代”不仅具有鲜明的“反讽”意义和“警世”价值，更在于开启出了一种具有中国“法条主义”内涵的法律学研究立场：“‘法律’就在那儿”和“接受法律的约束”。〔[13]〕从规则主义司法裁判的立场来看，法院在常规案件中的日常性司法就是一种“直接适用规则”的司法。尽管这种“直接适用规则”的司法，也必然存在着诸如概念解释、类推解释、扩展解释和限缩解释等法律解释活动，但是，这些法律解释活动完全不同于在“不明确法律”和“规则存在开放结构”等情形下的法律解释活动（这些法律解释活动严格意义上界定就是一种“立法性的司法”），更不同于假借“法律解释之名”而从事“无法司法”的专治主义司法。如果不捍卫这种“规则主义司法”的重要性，“法律的不确定性”就可能被无限性地被放置于对司法裁判的一般性状态描述当中。当然，任何规则的具体适用都离不开规则适用者对规则的“理解”甚至是解释，由语文来表达的规则不会自己主张被适用，这是由语言的固有属性所决定了的。因此，就是在常规案件中的规则适用现象也可以被看作为是对规则的一种“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的确，所有的法治类型都是“不反对解释”的，甚至明确性的规则也需要主张对规则进行“解释”，以捍卫规则的确定性：“‘解释’规则虽然能够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却无法完全加以消除；因为这些规则本身就是指导我们使用语言的一般化规则，而其所利用之一般语汇本身也有解释的必要。它们和其他规则一样，并不能够提供对它们自己的解释。”〔[14]〕也的确，所有的法治类型都是反对对规则的“任意解释”和“过度解释”，法治反对任意解释和过度解释就是要反对“无法司法”的专制主义司法。至于执着地沉湎于一种对“专制主义司法”和“法治”抑或“人治”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中，并因此而认定：“法治与人治之本质区别是以谁的意志行事，以个人的意志行事，就是人治；以法律的意志行事，就是法治。”〔[15]〕但是，这种“认定”也别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相对于“法治”，“人治”却是最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人治”所追求就是一种“哲学家之治”或“智慧之治”。萨拜因对于这种充满了无限诱惑的“人治”模式，却别出心裁地将其界定为一种“知识专政”。〔[16]〕而孙斯坦针对某种“规则怀疑主义”所引发出来的“捍卫决疑术”努力，在“久经磨练的法治”主题下却将其戏称为“荒谬可笑”。〔[17]〕而因此就把“法治反对解释”这一命题的内涵包括对“明确性的法律”反对解释和“不明确性的法律”应解释而任意解释或过度解释两种情形，概括为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可能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18]〕则是一种在阅读秩序上的“挑刺”。这种“挑刺”反而把我们引入到了一场有关法律解释问题争鸣上的“语词之争”。当然，或许也就是因为这场发生在“法治反对解释”命题上的“语词之争”，恰恰澄清着我们共同对法律解释的一种“解释”。但是，因此而沉浸于这种“语词之争”，我们或许就在从事着一种类似于德沃金的力图拔除“语义学之刺”的争论陷阱当中。而如果我们不想使自己陷入到这场“语词之争”的陷阱当中，我们或许都需要认真地对待着这种“规则主义司法”的一般性法律解释立场和法律决定模式，因为：在一种法典化的法秩序当中，为了正确地证立法律裁判就需要认真地对待法律规则，即以制定法形式确定的法律规则有优先被适用的要求和意义，尽管法律规则的适用在法律渊源论上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诸多不确定性，尽管以规则为取向的司法裁判观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局限性。〔[19]〕二、“认真地对待规则”与“反对解释”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在某种意义上，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核心质疑，乃是来自于“认真地对待规则”和“反对解释”之间“被认定为”在客观上不存在着某种必然内在关联性的攻击。〔[20]〕也正是因为如此，捍卫“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立场需要我们认真地来回应这一攻击，否则就可能无休止地陷入到一场有关“法治”与“反对解释”之间关系的争论当中。“认真地对待规则”所体现的是一种“依据规则”进行司法裁判的“法律的决定性”立场，而“反对解释”则是面对“法律的解释性”现象所主张的一种“解释限度”立场。由此，“认真地对待规则”和“反对解释”之间缺乏所谓的“内在关联性”的质疑，就可以在“法律的决定性”和“法律的解释性”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上，得到一种可能的澄清。从司法裁判的层面来看，法律有着两个鲜明的属性：法律的决定性和法律的解释性。前者是由法律的效力属性所决定了，而后者是由法律的文本属性所决定了。因此，裁判思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法律的决定性和法律的解释性”的过程：“它是法官理解和表达权威的法律文本的含义和文本所蕴含的价值的过程。”〔[21]〕“法律的决定性和法律的解释性”这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属性，开启了诸多法律解释理论的基本范畴：法律解释的服从性和创造性、独断性和探究性、客观性和主观性、文义性和目的性、合法性和合理性、限制性和积极性等等。在对待这些基本范畴的立场上，不仅法律上的解释，就是文学中的法律解释也都“一致”承认：解释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思维过程，也不是一个完全机械性甚至教条性的思维过程，任何解释都应该兼顾两者之间的“适度性”相互关系。也正因为在对这种“适度性”相互关系的“如何把握”问题上，法律解释总是一个高度富有争议性的研究领域，甚至那些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法律解释学说，把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作为解释条件的前见和作为解释受众的法律共同体等，无限制的扩展和追问到一个几乎不受“规制”的危险境地与“支离破碎”的状态。尽管如此，法律解释作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研究领域而存在着，这是由于：一方面，法律解释的实践和法律理论在支撑着对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法律解释的独特属性也被放置于力图建构理想法治社会尤其是建构理想司法裁判的一种研究努力和学术使命。同时，面对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在法律解释中（包括在一般解释中）的日益被“开放”的历史趋势下，一种力图超越传统作者原旨主义和读者决定主义的文本决定论解释理论，越来越被视为对解释主义进行“拯救”的一种转向努力：“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Text）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22]〕在承认文本的权利和诠释者的权利基础上，一种“必须从作品的文本出发，接受文本制约”的解释立场已经成为了人们力图克服“在开放文本中进行解释”而导致的“解释失序”困境，“法律的标准就是一种mos，mos也就是限制，就是界限。”〔[23]〕文本主义的法律解释在承认传统解释理论相对合理性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超越作者和读者的解释争论和冲突”的解释立场越来越备受关注。同时，在法律理论当中，“有法律存在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法律文本”的法律实证主义法律观，在法律渊源论上也获得了一种在法律真理层面上的证立，即如果基于一些社会事实（例如，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社会对民间规则的“承认”、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政策等），作为法律解释对象的法律文本能够被识别出来，并通过发现来加以确定其“真/假”值，那么依据这些法律文本来进行司法裁判，就获得了一种“法律的决定性”意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法治反对解释”这一命题不仅在不明确性法律的适用上需要“反对”任意解释和过度解释，而且在明确性法律的适用上也需要“反对”违背一般解释规律的解释滥用现象（例如，绝对解释甚至是错误解释），更“反对”借助于“法律解释之名”行“权力怪物之事”的司法权滥用。可见，“反对解释”与法治基本内涵的“依法裁判”理念也就发生了一个必然性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就是一种明确的在法律渊源论上的关联，“法治反对解释不仅是因为许多法律不需要解释，更主要的是一种尊重立法（或法律文本）愿意的立场……按照法治的要求，法律的个别化过程只是把法律原本的含义附加到事实上即可。”〔[24]〕或许，这种“法治反对解释”的立场所表达的服从性法律解释立场、独断性法律解释立场、客观性法律解释立场、文义性法律解释立场、合法性法律解释立场和限制性法律解释立场等，在遭遇到“如何解释”问题时，却或多或少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创造性法律解释立场、探究性法律解释立场、主观性法律解释立场、目的性法律解释立场、合理性法律解释立场和积极性法律解释立场等，在开启出“如何解释”问题的重要性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中滋生着某种“权力怪物”的出没：“法官在作出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表达他或她的价值观。所有的法律都是戴着面具的权力。”〔[25]〕更为极端的则是，形形色色的法律工具主义借助于各种可能的法律解释学说，可能在为某种“权力怪物”的出没提供论证。由此，“法律的决定性”在法治中的基本要求也就被法律工具主义给彻底地“消解”了，纵然是在常规案件和有明确性法律规定的情形也会如此。正是框定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治需要“限制解释”，甚至更直接的就是：法治需要“反对解释”。不过，“法律的决定性”在限制和反对解释的同时，也必须给“法律的解释性”一个公允的说法。因为，在一个由“解释性转向”所型塑的“法律解释帝国时代”，“文本的意义问题应当是当代许多老练的法学家关心的中心问题。”〔[26]〕“反对解释”所体现的“规则主义司法”和“认真地对待规则”的一般性法律解释立场，在面对由“如何解释”所开启出来的“法律的解释性”问题的质疑时，“解释法律”和“认真地对待法律规则”也就被看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甚至是“逻辑混乱”的法律解释立场，即“‘认真对待规则’何以成了反对解释的理由？”〔[27]〕实际上，这一质疑有着一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那就是主张普遍性法律解释理论的德沃金曾经所从事着的这样一种力图“拔除语义学之刺”努力：“一旦诠释性态度被确立，礼仪制度就不再机械式；它不再是对神秘命令（runic order）的天然遵从。人们现在试着赋予这个制度以意义（meaning）——从最佳观察点来了解它——然后再根据这个意义，将它重新构成。”〔[28]〕这种普遍性的法律解释理论高举法律参与者立场的法律渊源论，秉持法律解释的“多样性”，以“解释作为裁判理由建构和证立”的融贯论法律真理观，瓦解和解构着“规则主义司法”和“认真地对待规则”的一般性法律解释理论。由此，一种有着鲜明基于疑难案件场域所开启出的特殊性法律解释理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法律解释理论：“认真地对待法律规则内含着认真地对待法律解释”，“解释之于法治，不是不需要解释，而是必须解释”，“解释之于法治不是解释与否而是如何解释”。〔[29]〕不仅如此，这种普遍性的法律解释理论甚至扩及到了有关对“强制性规定是否反对解释”的讨论当中，对“‘强制性规定反对解释’吗？”的质疑，又在“法律的明确性与否”的法律解释发生学上获得了一种更有利的证立。实际上，从普遍性的法律解释理论立场来看，几乎所有的“明确性法律”都是不明确的。因为，作为立法层面的所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明确性法律”，在具体个案事实面前总是显现出了一种普遍的“明确性”贫困。由此，概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律必然需要解释，甚至几乎所有的法律都具有解释性，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阐述法律含义的过程，解释使得法律变得明确和具体。一言以蔽之：“既然大多数强制性规范属于非明确性规范，所以就需要解释而不是反对对它们进行解释。”〔[30]〕对于这种普遍性的法律解释理论，我们需要加以质疑和反思的是：在“法律的解释”和“法律的适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界限”？或许，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了“法律的解释”和“法律的适用”基础上的普遍性法律解释理论，把“法治反对解释”这一命题几乎逼到了一种无法立足的境地，并因此而淹没了“反对解释”所开启出来的在“法律解释帝国时代”，我们迫切需要警惕的“法律解释帝国主义”：“法治反对解释主要是针对法学家强调的‘所有的法律都需要解释’的命题所展开。”〔[31]〕更近一步地，这种“法律解释帝国主义”的立场在有关对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的讨论中，又获得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即从对待创造性解释的态度来划分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如果说司法积极主义是鼓励创造性解释的话，那么司法限制主义则是对创造性解释的限制。司法限制主义从来不主张法律解释者超越于法律文本之外进行创造，它反对创造，它要求法官将自己限制在文本意图或立法者意图当中，这也是司法限制主义有别于司法积极主义的显著特征。”〔[32]〕这种从对待创造性解释的态度来划分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借助于前述“既然大多数强制性

H. 从法家思想的起源说起，聊聊秦朝暴政的根源是否在于法家思想

秦国是以法家思想为武器强大起来的，而在秦朝建立之后，依然沿用着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那么秦朝的暴政究竟是否与法家思想有关呢？

当我们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看向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时，似乎听见了他们在极力地自我辩解：我们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这个锅我们不能背，至少不能全背。

本篇笔者就从法家思想的起源说起，聊聊秦朝的暴政根源是否在于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的起源。

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法家”作为一种学术派别，最早是由西汉司马谈提出的，此人便是司马迁的父亲，正如上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马谈第一次总结了当时的主要流派，即儒、墨、道、法、名、阴阳。

司马谈把这些思想流派称之为“六家”，并认为他们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打个比方的话，就是登上山顶的路不止一条，但无论走哪条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秦始皇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商鞅和韩非虽然都主张重刑，但是这个主张的背后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减少违法犯罪和作奸犯科的行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秦朝暴政的三个体现重赋、重役、重刑，其实并不合乎法家的治国思想，至少他们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而提倡重刑也是为了惩治违法之人，那么秦朝怎么就暴政了呢？

秦朝统治者的个人因素。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上述这句话，是尉缭对秦始皇面相的描述，并且由此对他的评价，尉缭认为，秦始皇刻薄寡恩，心如虎狼，如果让他得到了天下，那么天下都会成为他的俘虏，至于从面相看人准不准，这点笔者暂不论述，不过秦始皇得到了天下之后，确实把集权发挥到了极致。

那么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后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这点《史记》中也有记载：（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意思是秦始皇当政时强硬果决，暴戾苛细，事情都依法决断，刻薄严峻，没有仁爱恩德，没有温情道义，于是他就急迫地加强法制，囚禁很久的罪犯也不赦免。

我们接着再来看秦始皇之后的秦二世，赵高拥立秦二世继位之后，两人为了专权，就对前朝遗臣和王宫贵族进行了清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

而之后，秦二世又开始“复作阿房宫”，并“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为得就是不让天下人认为是“先帝举事过也”，最终在秦朝暴政的统治下，诸侯并起反秦，而在秦始皇死后本就摇摇欲坠的大秦帝国，就在起义的浪潮中，成为了历史中的过眼云烟。

从上述记载，我们不难看出，秦朝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其实是秦国暴政的直接原因，这也就是说法家思想中的重刑思想，只是秦朝实行重刑的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因素。

I. 你如何看待百家争鸣的不同观点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在《管子学刊》创刊号上写过《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简要作些说明。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是讲“道”、“法”的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网络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之说，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瞽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的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儒道相互影响：儒家孟子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郭沫若早就指出过。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也是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一比较，其影响是明显的。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鈃、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的基本结束了。

总而言之，“百家争鸣”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由“百家争鸣”的发展而逐渐形成诸家的融合，从而导致中华大一统局面，这样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中心转移是随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而转移的。而现实社会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百家争鸣为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创新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创造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是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十分必要的条件；学术问题有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我想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