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派遣法官
Ⅰ 香港当庭法官戴假发头套有什么说法
只有大律师才要带假发。
一般普通的出庭律师或者事务律师是不用带的。
假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大律师的荣誉。
因为是英国的殖民地，法官一般由英国派遣。本港出现华裔法官都是在80年代之后的事了。
目前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其它的地区法院允许外国籍永久性居民担任。
Ⅱ 陪审团都由些什么成员组成～～^0^
问题的由来及其重要性
为了现代化，中国国内的各项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同时，鉴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压力，中国也在积极寻求并即将加入WTO ……然而在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时日，作者偏要在故纸堆里“无谓”地掏寻“英国陪审制度在历史上到底如何形成”这样一个“纸面古董”,为何？这是一个在开篇之前有必要解释的问题。其实，对研究论题的选择自然跟作者的学术偏好直接相关，因此有时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可言。但是，就本论题而言，笔者认为有其论题本身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审团的适用仅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终于，英国于1933年基本废除了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1948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并于1948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行审判，无须陪审团参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据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1]如此，陪审制在英国,看来确是衰落了。不仅如此，自19世纪后期以来，陪审制事实上是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趋于衰落。然而，陪审制在英国历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曾长时间的兴盛却亦是历史事实；并且即使陪审制在英国业已衰微，但仍被认为是普通法的一大传统性特征,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异于以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司法程序,并由此发展出了英美法独特的证据规则。而对于大陆法系，虽然在19世纪初期也曾尝试着引进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蜕变”成了参审制度或者其他样式；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以至于不得不忍痛废弃。可见陪审制度对于英美国家具有独特的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制度功能与特征。出于陪审制度之于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征性的意义，以及其历史命运之今昔巨大反差，笔者一直对这样的问题深感好奇：“作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审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 ”虽然，现在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陪审制度大致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概略探讨，但是，至今为止尚未见学者对“陪审制度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过较为清晰的研究与叙述。笔者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许可以告诉我们陪审制度为何在两大法系命运截然不同，以及为何昔盛今衰。法国哲学家 德日进说：“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2]历史对于我们永远是一种可敬畏的并因此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反思的存在。
是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英国陪审团的原初——团体证人
近现代陪审制度成型于英国，并且自英国遍传世界各地，这为时人所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国是近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判断决不意含着英国的陪审制是源于其本土的。当然，许多学者谈到陪审制起源一般总是从古希腊雅典与古罗马的民众陪审法庭说起，笔者对这样的方法也心存疑虑，因为它们不久即从历史上消失，与现今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实无历史联系[3]。因此，我们理应直接从英国的陪审团着手去寻找其起源与传承。
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似乎相当模糊，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类似做法，有的倾向于认为它是由诺曼输入。我们确实可以在盎格鲁——撒克森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这样的规定：“在每个百家村(wapentake)的集会上，得由十二个年长的乡绅及邑长(reeve)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诉无辜者，不隐匿罪恶者。”[4]这的确很象后来的起诉陪审团。另外，十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法院偶尔也有过将某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交给十二人组成的民众团体裁决的作法，而英国的教会于Dunstan和Oswald时期也曾借用过法兰克教会的这种作法。[5]尽管如此，由于它们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带有偶然作法的性质，因而大部分研究学者（包括权威学者）仍倾向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是诺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从法兰克的诺曼底公国引进来的,而上述类似作法充其量不过是为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而已。[6]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8世纪起，法兰克皇帝和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陪审团（Inquest或 Inquisitio），让他们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员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习惯所确认的王室权利和违反王室命令的问题。史料表明，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在当时主要是为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而采用的。由于当时王室土地时常为私人所占据，国王为清查土地占有状况，而命王室官员赴各地探求事实，以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为了有效地获取证据和事实，王室采用了邻居调查团作为推问方式。后来国王将这种推问方式（邻居调查团）扩及于有关民人身份租税调查等方面。[7]法兰克国王的这种邻居调查团之推问方式初独为国王特权，国王凭借这种推问方式有效地维护和伸张王室的权利，[8]地方封建权威（如封建领主）[9]断不能使用。因而，这种调查陪审团实际上是当时国王面对众多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张王室权利的手段。同时显然，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仅是提供证据实情的证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10]
后来从北方来的诺曼人从法兰克人手中接过了这种办法，也使用邻居调查陪审团。[11]但是，诺曼人具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他们将调查陪审团的使用范围加以扩大，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来运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当地人调查时，可召集调查陪审团，后者要发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这种调查陪审团来获取有关信息资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询问土地占有以及财产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司法官吏责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实发表意见等。通过这样的作法加强了中央王权对全国的控制与管理，不久，诺曼底公国便确立起了一套中央机构体系。[13]可以说，这种调查陪审团事实上也是诺曼王室面对封建状况而努力确立其体系化的官僚管理机构的一种手段，是中央王权向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权力盘剥（中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同法兰克王室所作的那样。
诺曼统治者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这样一种作法，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兰的实践，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对征税人口的调查统计。[14]在这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中,王室官吏广泛地采用了十二人邻居调查陪审团，调查陪审团必须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问题，否则要受罚。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能够快速有效地给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详实信息,因而邻居调查陪审团对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调查计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审判书》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对土地的占有，剥夺了广大农民的权利，对英格兰的集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由从地方民众中召集的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又在王室为自己攫取权力的艰难路途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尴尬角色。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陪审团在性质上仍是团体证人。当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后来者在王室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团体证人，因为凭借它来获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种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过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这种调查陪审团来查问有关地方官员有无违犯王室的不轨行为，借以控制、监管地方的行政与司法活动。陪审团对英王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直至14世纪，由于有地方各郡代表参加的议会的出现，使得国王无需派官员四处奔跑，即能在议会上获取其所需的全国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负行政职责的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应公众的强烈要求很快被司专职审判的巡回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并且王室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全国也已基本建立，原来的取证方式（调查陪审团）也多少有些难以适应这种专业化及规范化运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纪王室行政事务中的调查陪审团逐渐地衰微，调查陪审团演变为主要与司法审判相关了。
当然，调查陪审团并非直到14世纪才被引入司法审判。如前所述，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室一开始从诺曼底引进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就是为了在政府管理中广泛地加以运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调查陪审团才被固定地应用于英格兰的司法审判中。[17]之前，司法审判中运用陪审团（jury）的事例较少，据记载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杰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采用过陪审团。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对于十二人陪审团绝对不会陌生，无论是在行政事务中，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权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权几全操于地方封建势力手中，王室干预地方司法被认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容忍的。[18]这严重阻碍了王室集权。并且“司法中有大钱”（英格兰格言），司法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谋略，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司法权对于英王室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亨利二世在英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国王，为了盘剥地方封建司法权，伸张王室司法权 ，他对传统的“令状”进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变革——即将令状“司法化”。
令状（writ）初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后继者统治英格兰时，王室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状由王室颁发，命令封建领主和郡长等纠正处理那些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有碍国王安宁的行为）。这些令状种类较多，每一种都设计用来解决国王所干预的个案。因此，这些令状实际上是国王向地方渗权的有力工具。由于这些令状负载着国王向地方下达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状的封建领主必须着手处理令状所指向的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因此，这个时候的令状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务，伸张王室司法权，他将原行政令状予以“司法化”——令状不再单纯地命令地方封建领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将不法行为所涉之当事人传唤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由王室法官着手审理裁决案件。这样就使得对不法行为的最终处理权事实上转移到了王室手中。这是一种王室对地方权力的绝妙篡夺。也正因此，国王的每个令状就引起一起诉讼，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命令，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王的令状“司法化”了。这种司法化的令状所带来的明显后果是王室的司法权得以伸张，拿到司法令状的纠纷（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通过重罪上诉或大陪审团提起，不通过司法令状提起）当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
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还把调查陪审团与他的‘司法化’的令状制度结合起来。这样，每一类根据国王的司法令状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辖的民事案件，均得采用十二人陪审团审，以询问陪审团作为取证方法，而不得适用宣誓断讼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证手段，由此全体公众可以在王室管辖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诉讼）中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正规的制度予以运用。同时，亨利二世还辅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这样亨利二世就确定了王室对颁发令状和对陪审诉
讼的专有管辖权，使王室司法权获得正当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审团来审理案件[20]成为制度性作法。
从根本上讲，这些在王室司法中的陪审团与在王室行政事务中的陪审团在性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它们同样只是团体证人。这些王室司法中的十二人陪审团同样是从案件发生地的周围邻居中召集的，他们唯一职责是要如实地回答法官提出的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一般知悉案情，并且事先已经知道法官将会对他们提出什么问题，他们回答问题无需经过审判中询问普通证人的烦琐过程，法官一般直接根据陪审团的回答来对案件作出裁决，不考虑也不允许提出其它证据[21]，因而它使得数量很少的王室法官（一共不超过三十名）就能处理全国所有的司法事务。并且，由于采用询问十二人邻居陪审团作为取证方式来对案件进行裁决显然比地方法院通过宣誓、神裁及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来裁决案件更具合理性，因而王室法官主持的有陪审团参加的法庭在政治上更受民众欢迎。另外，由于召集的十二人往往代表了其所在的村社共同体的意志，而村社共同体的意志在当时对诉讼当事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威权，故而陪审团提供的有关意见也更容易为当事人所尊重，而这显然有利于树立王室司法的威望。陪审团在王室司法中所具有的所有这些优点，都有利于王室的司法权向地方和封建的司法权渗透。后来随着审判技术的发展以及客观形势的需要，王室新的令状被不断地创造出来[22]，这同时意味着陪审团在司法中的适用不断地“蔓延”，更直接地说就是王室的司法权不断地得以扩张，由王室法官主持的审判一步一步地排挤掉了地方封建司法权。由于从13世纪中后期始，王室司法机关逐渐专职化，王室法官专业化，因而整个王室司法开始专业化。而地方封建法庭的运作一直是非专业化的，多少带有民众团体司法的性质。[23]这种专业化的王室司法排挤或取代非专业化的地方封建法庭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专业化的法律体系——普通法逐渐形成。普通法的形成大大地改观了原先整个国家法律多元、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法制局面，为国王统一管理国家，实现集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王室将陪审团引入司法是为了干涉地方司法权，扩张王室司法权；也正因此陪审团在英格兰得以迅速发展。对此，英国法律史研究专家HOLDSWORTH更为直接指出，陪审团是英王室向地方渗权的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24]
需加说明的是，亨利二世起初只是将陪审团适用于民事诉讼，但是没过多久（两年后），他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强王室对全国的管理与控制）将陪审团引入了刑事诉讼。正如历史一贯表明的那样，由于早期国家观念的淡薄，对犯罪的控诉权基本上操于私人之手。这种由私人追诉犯罪的习惯在当时的英国就是表现为“重罪上诉” （appeal of felony）。重罪上诉（非今日意义上的上诉）制度赋予受害人的男性亲属以及领主或封臣有对重罪（轻微的“犯罪”可能根本不被视为犯罪，不过是一般侵权而已）提起控诉的权利，并且对重罪上诉的管辖权操于地方法院。但是，由于到了亨利二世时期，王室对全国实行控制的愿望和实际能力都在加强，重罪越来越被视为是对国王安宁和国家安全的严重破坏，而同时重罪上诉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力度又是如此地有限（私人之间往往私了或出于害怕败诉而不敢起诉），自然而然，亨利二世急切地希望找到治罪的其他良方妙药。最后，亨利二世所想到的还是他所熟悉的陪审团，这种陪审团要向王室巡回法官宣誓检举重罪。这就是起诉陪审团（大陪审团）的产生。这种起诉陪审团由王室巡回法官从百户区中召集产生，巡回官员向被召集的陪审团询问是否有犯罪发生，嫌疑人是谁，陪审团必须如实地向巡回官员检举，否则要受到重罚，而那些被检举的嫌疑犯就会作为被告在王室法庭上或者说巡回法官面前受到“水审”。据研究，通过这种办法使得少数几个法官就能在几天内处理数以百计的案件。用英国法律史研究专家道森（DAWSON）的话说，采用陪审团的办法是“极其有效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它几乎使得地方特权不能得到保障”，[25]王权由此深入地方内部。1215年封建贵族愤愤不平地逼迫约翰王签署《大宪章》（Magna Charta）就是这种王权过度侵夺封建地方权力的体现。[26]要说明的是，起初亨利二世只是使用大陪审团来“起诉”犯罪，而并没有将陪审团扩展到刑事审判，被检举的被告仍接受神明裁判——水审。但是，后来由于13世纪时人类理性逐渐抬头，教会法学家开始倡导理性与良心原则，教皇英诺森三世审时度势，于1215年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会上废止了通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明裁判。由此迫使世俗当局在审理刑事案件时采用新的审判程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王室便将审判陪审团引入刑事审判。[27]这就是刑事小陪审团的产生。
然而，国王为了尽可能地打击国内犯罪行为、维持王国秩序，他要控制整个刑事审判。于是，国王挖空心思要控制小陪审团或审判陪审团，以使小陪审团尽量循着国王的意志运作。起初，他的办法就是让起诉陪审团的一部分成员进入小陪审团，并构成小陪审团成员的大部分。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国王从起诉陪审团中挑出他所信赖的一部分成员（这些成员构成小陪审团的大部分），然后再点缀性地从外面加入几个陪审员，共同组成了小陪审团。显然，这样的小陪审团一般都会说被告人有罪，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陪审员原先就是检举被告的人，更为重要的是起诉陪审团的成员若在法庭审判中（作为小陪审团成员）“裁定”被告无罪，就会受到重罚，因为国王规定一个陪审员不能作互相矛盾“裁定”。[28]人们对国王的这种做法一直心怀不满，因为这会明显地导致审判不公。后来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盛，国王不得已于1351—1352年下令允许被告对小陪审团的成员提出反对或回避，自然那些曾参与起诉陪审团的成员一般就会遭到反对，从而被“淘汰出局”。由此，渐渐地，大小陪审团界限开始明晰，并终于在后来完全分离。但是，国王仍绞尽脑汁力图控制小陪审团，比如陪审员要由王室官吏挑选；在很长时间里（约至17世纪中期）不准被告在陪审团面前提出其它证据或证人；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不准被告获得法律顾问的帮助；陪审团若作出了错误的有罪裁定，则关系不大，不会被追究责任，被告对错误的有罪判决也没有正规的可救济的途径（对刑事陪审团的错误裁定提供新一轮的审判直到17世纪才被允许，在民事审判中14世纪已被许可），但是若陪审团作出了无罪裁定，开释被告，即使是正确的裁定，陪审团定要受到国王的严厉处罚，甚至被投入监狱。[29]国王正是这样通过种种办法来控制刑事陪审团（这种严厉的控制当然也同样见诸于民事陪审团），使其服务于国王打击犯罪、控制全国的政治目的。无庸多言，刑事陪审团也同样不过是王室实现、维持其中央集权的工具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刑事被告人拒绝接受陪审团审，因为在陪审团审中难有公正可以得到保障，但是国王通过种种酷刑来逼迫被告接受陪审团审（直到18世纪，被告人不申请陪审团审本身即被视为犯罪）。[30]
对此，MAITLAND直言道，陪审团（刑事与民事）之所以能在英国得以迅速地蔓延与扩张且得以稳固，根本上是出于英王室实现其中央集权的深切的政治需要。[31]
至此，纵观陪审团在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我们所能清晰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事实：陪审团一直是作为奉诏履行义务，向王室提供其所需要的相关证言的民众团体证人，它们是王室向地方攫取权力、力图实现其中央集权、控制全国秩序的有效工具；并且也正是因为如此，陪审团才得以在英格兰非常迅速地扩展蔓延并立稳脚跟。
换言之，作为证人的陪审团，其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因绝非出于民众的需要，恰恰是出于在某种程度上民众所反感的王权集权的急切需要，基本上非出于司法公正之考虑，而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我想说，在根本上仅此而已。恰如MAITLAND所言：被视为“人民自由之堡垒”的陪审团恰恰起源于法兰克，而非英格兰；是出于王室，而非民众。[32]
陪审团之演变：由团体证人到团体裁判者
当然，小陪审团从一开始被引入司法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已经不仅仅是证人了。因为法官对陪审团提供的有关案情的意见通常不加分辨地“奉”为事实真相，并直接根据陪审团的意见下判。陪审团从一开始即具有的这种特征，为其后来逐渐地（当然是漫长地）向真正的“裁判者”之演变奠定了基础。从历史上看，陪审团一直缓慢地由证人角色向着司法裁判者角色演变，这种演变借助下列因素而逐渐地加强。
首先是陪审团获知案情的方式的变化。起初，陪审团是从案件发生地附近邻人中召集，陪审团通常自己了解案情，并根据其所了解掌握的情况向法官回答提出有关案件事实方面的意见，其它证人或证据不准在法庭上出现。[33]后来由于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其所涉及的区域之广大已非过去所能比，在这种情形下，单靠陪审团已无法获得关于案情的足够知识于信息，因而对在法庭上提出其他证据成为客观需要（与此相适应，陪审员开始从跨地区中召集产生）。[34]另外，在涉及王室利益的诉讼中，国王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往往凭特权鼓励或传唤己方证人出庭作证。国王的这种做法为整个国家的诉讼开了一种可传唤其他证人到陪审团面前作证的先河。[35]于是很自然，普通诉讼纷纷效仿，各种各样的证人与证据被提出来，至于陪审团面前。由此，陪审团就可以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来对事实进行认定。至1650年，有案例表明，证人与陪审员已经被认为是具有显著区别的了。再后来，情况就演变为陪审员必须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而不能依自己的所知来认定事实了，否则认定事实无效，新一轮的审判要被进行。显然这样就使得陪审团日益褪去证人色彩，而向“裁判者”角色接近。
其次，如前文所述，当事人往往会对陪审员提出回避请求或反对，那些容易导致裁判不公以及没有能力与资格来担任陪审员的人，很容易招致当事人的反对。这种对陪审员的挑剔在随后的岁月里日盛。这也使得陪审团与证人逐渐相脱离。因为显然，证人是无法替代的，从而是不能被申请回避或反对的。
最后，民众对国王惩罚陪审团的行为日益表示不满以至形成强大的反对浪潮，终于经1670年的一个案件（Bushell案）后，规定陪审员应该根据证据自主地作出判决，不应被追究责任或惩罚。这也同样强化了陪审团的司法裁判者之色彩。[36]
我们很难给作为证人的陪审团何时彻底演变成作为裁判者的陪审团划一条绝对的界限，但一般认为，至17世纪中期，其“裁判者”的特征已非常突出。约在18世纪中后期，陪审团彻底演变为裁判者。
作为裁判者的陪审团之稳固
随着陪审团的司法裁判者之特征逐渐强化与突出，一些微妙但具有质性的变化开始也在历史上悄悄地发生。英王室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中央集权已经基本确立，并且往往表现的过于专权与残暴，司法有时就直接成了为国王任意压制民众的手段，特别是在都铎王朝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我们所熟悉的星宫法院（星座法院）就是王权专政的得力机构。但是，历史的另一面也在悄悄地发生，那就是国王对陪审团的控制却越来越难。由王室官吏召集的其所信赖的陪审员，现在由于这些陪审员可能存有偏心而会遭到当事人一方的反对；起初，陪审员由王室官员召集，现在却有由选举产生的发展趋势；[37]以前可以控制其他证据的提出，从而间接地控制陪审团的裁定，现在各样的证据被理所当然地提出；对陪审团作出不合国王口味的判决，国王现在也越来越不能随意地对陪审团加以处罚了。一句话，原来是国王专政的有效工具陪审团，现在似乎越来越脱离国王的控制，并且由于陪审团现在作为司法裁判者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而在实际上就能成为民众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和自由而直接反对国王专权的一处堡垒了，最著名的就是1554年的Throckmorton案和1670年的Bushell案。此两案中，陪审团坚决反对王室的专权与骄横，一致宣告被告人无罪。[38]有鉴于此，王室一方面仍顽固地妄图继续加强对陪审团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弃陪审团于不用的迹象，臭名昭著的星座法院从不实行陪审制；科克（Coke，Sir Edward）爵士也曾认为重罪犯可以不经过陪审团审而处以死刑。[39]
事实上，恰如前文所表明，国王从来就不是为推广陪审团而采用陪审团，国王所需要的并不是陪审团本身，而是需要借陪审团来控制司法，维护统治。如果条件许可有更有效的办法来达到他统治国家的目的，他完全有可能弃陪审团于不用，而采用那更有效的办法（比如，欧陆国家13世纪发展起来的可对被告实行刑讯的纠问式诉讼制度）。13世纪布莱克顿（Bracton）审讯方法以及16世纪星座法院的兴起即为明证。[40]
然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唯恐王权专政的民众（特别是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及时敏锐地发现并紧紧地抓住了日渐裁判者化的陪审团这块“珍宝”。因为恰如1554 Throckmorton案和1670年的Bushell案所表明的那样，日渐“裁判者化”了的陪审团可以成为有力地反对王权专政的一处堡垒，陪审团可以站在民众的立场维护司法的基本公正，保障人民自由，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权益。以前是国王利用陪审团（团体证人）来实现集权，如今是民众发现他们可以利用陪审团（裁判者）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对抗王权专政。正是因为这样，民众开始极力维护、保存司法化了的陪审团。终于，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成功，革命力量与国王达成妥协，于1689年签定了《权利法案》，里载两点：
其一、向来对于大逆罪之陪审员，往往选任不当，易致偏颇，此后陪审员必须为适当之登录，并由选举产生；
其二、此后关于大逆罪之公判，陪审员有自由认定事实之余地，不应受任何干涉及恐怖，俾其得尽公平之职责。
这两点都是鉴于昔日王权专政而特别加以载明强调的。从此，英国陪审作为司法裁判者的自由独立之地位得到保障，免去其遭受惩罚入狱之忧。而英国陪审团也自此由原先是王权集权之手段翻变为抵制王权专政的“人民自由的堡垒”（布莱克斯通语）。[41]英国的陪审制度因此得
Ⅲ 英国征服印度的后果是什么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印度第一次获得来自印度社会以外的，超越印度教强大势力，彻底颠覆阻碍印度成为一个现代化民主共和国的种姓习俗的机会。但是，圣雄甘地遇刺，他的民族平等、废除种姓不平等的努力也成为历史中的梦想。而且，自他的继承人，女婿尼赫鲁对印度教的妥协，转持民族主义立场，恢复子虚乌有的“印度帝国”的光荣时，甘地的血，也白流了。印度并没有从英国的统治中吸取到足够的西方民主社会的营养，却深陷宗教传统和现代人权理念的冲突中不能自拨，成为一个形成中的国家。这点，与中国，确实也有那么几分相似。
如果说，中国的官僚等级制度，事实上将除特权阶级的一小部分人以外，排除出了中国人的范筹，因为，他们不拥有国家的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和国家提供的人权，和对人权的保护。那么，印度就在事实上，只让高等种姓的一小部分人，那一小批得到正果的婆罗门，和世代的军人家族，真正关心那个称为“印度”的国家命运。所以有人说，印度的GDP，其实只是10%的印度人的GDP，其余的印度人，不如说是印度野生动物园里的人科动物。这种比喻有点刻薄。不过，其实很好的解释了当初一亿人口的明朝，怎么会完败于只有几十万女真人的后金。并非几十万女真人打败了一亿汉人，而是几十万女真人打败了统治一亿汉人的几万不做事的朱家垃圾儿孙，另加几万明争暗斗的文官集团。民主的意义，在于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显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没有做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还是“少数工人阶级的代表成为政治贵族”的国家，等同于统治印度的正果人士。
重温英国对印度的征服的统治，我觉得应该客观地说，英国，是比蒙古莫卧尔征服者文明程度更高的外来统治者。英国确实对印度进行了殖民统治，但是，打击的，主要是世袭领地地主贾吉达尔(jagirdar)和世袭正果人士(zamindars)、军事贵族刹帝利(kshatriyas)。而取而代之的统治，较之其土生婆罗门、刹帝利联盟来说，税负剥削程度要低得多。同时，对农业灌溉和公共设施的社会投资，也要多得多。即使是在东印度公司时期，农业灌溉面积增加了八倍，农民税负只有莫卧儿时期的三分一略多。印度人口也从不足一亿，增加到了三亿之众。印度第一次出现了商业信用契约，全国通用的货币、金融。通过英国的小区法官，套用英国式的法治裁判，贱民们第一次拥有了与正果人士打官司的权力。用中国的传统用语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创造了印度的“盛世”。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主要是打击了印度赖以自豪的民族精神，令今天印度民族观念的形成，始终无法在“欧洲文明衍生体”，还是“印度文明的继承体”之间作出选择。某种意义上，英国统治对于形成印度民族观，没有帮助。啥此以外，英国本身，应是印度历史上最好的统治者，或者说，最好的一个罪犯。
英国第一次完成了对印度的行政统一。而且，无论是行政牵涉的细节，还是行政覆盖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印度帝国的两到三倍。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英国的“征服”，就没有今天的印度。英国对印度的行政，也非常高效。他们把印度分成几千个小区，每个区小得可以派遣一名英国人同时担任法官、税务官、警察局。也就是，一个按照英颁印度法律在当地维持统治的小皇帝。小皇帝的任期有限，税收要上缴，薪水由东印度公司发出，（英国政府接收印度后，改由英国支薪）。这是一个外来的高薪养廉的统治阶层，今天新加坡香港所谓的高薪养廉，学的就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且，他们也确实廉，横竖他们是外派的，所有的人情宗教世俗，对他们全无影响。统治印度只需要不到3.5万英国人，包括了军人和家属。相比于三个代表需要负担一亿人统治中国的行政负担，不能不说，英属印度的行政效率，超出了任何一次的莫卧儿土产王公，也超出了任何一界中国皇朝的政府。
“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是简单得出错的表述。征服印度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857公司破产，把英国控制权卖给英政府，英国有偿接受了东印度公司全部资产，维多利亚女王，方才成为印度的女王。要注意的是，鸦片战争中与中国对敌的，也是东印度公司。如果紧紧是贸易纠纷，在英国人看来纯属东印度公司的地区事务闹出来的麻烦，英国是不会参战的。但是林则徐大人不懂国际惯例，把英国公民往死路上逼，大概以为英国家，也是“民族内部压迫的工具”。但是，西方现代宪法国家的作用，却是维护全体公民国际利益的工具。英国是以保护英国公民的利益为名义出战，这是议会反对派无力抗拒的议题。即使是在中国拍的《鸦片战争》电影中，也出现了英国人引为自豪的一幕,"Navy COMING!"(海军来了)。英国海军，它存在的意义，是保护大英帝国公民的国民利益。这是保卫爱新觉罗家族利益的清政府，所无力抗拒的。本博并不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击败了中国。不！是英国击败了爱新觉罗家族。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张五常所追求的那种“把地方政府上市”的公司。另一家，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这种“地方政府上市”的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就是最大限度奴役剥削管治地的人民，为股东提供最大限度利润回报的公司。他们是商业公司，不是非营利的比尔盖茨艾滋病基金。这是他们可以上市交易的原因。东印度公司的业务，简单说，就是剥夺原来缴交给“正果人士”，和莫卧儿王公的税负，购买印度的产品，初期主要是粮食和绵织品，向英国进口，从而得到英镑本币利润。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向世界各地廉价输出当时的高科技产品，————机器织的布。这个转变，令印度出口的产品，从布，降格为棉花，反而需要从英国进口质优价廉的工业化布产品。从而令成百万的手工纺织工人失业。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成百万的孟加拉纺织工人饥荒饿死的尸体铺满了原野”。恩格斯有所夸张，实际上是印度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当时的英国也没有），在十八世纪初的七次局部饥荒中，饿死者达到一百万人。这个事例，常被作为技术进步有害的依据，写进西方教会各类教材，在东方，就是殖民制度残酷的注脚。类似的产业新陈代谢中国今天也存在，出口导向肯定无以为继，中国目前面临着是全体国民陷入失业（继续出口导向），还是让大部分无社会价值的“公务员”的两难选择（转向内需增长的必要条件）。无论是那一种，如果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措施，重现大规模饥荒死亡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是前者，（目前中国仍然行进在前者的轨道上），那么，中国肯定会发生某种超出十月革命的非正常事件。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无非就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印度输出的产品，弥补英国本土国民的福利不足。这是与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不相同的地方。后者，殖民收益体现为马德里皇宫中更多的奢侈品。英国民众对殖民帝国的支持，显然不是西班牙的贫民热情可以相比的，更不是为供应郑和船队陷入饥荒死亡的明朝民众可以相比。另一方面，今天美国能够不经任何殖民统治，就同样地从中国等国家，得到了尽可能低价格的生活品弥补国内福利的不足。这也说明，时光流逝到了20世纪中后期，殖民帝国，无论对于宗主国，还是被殖民国，就效益上来说，都已经过时了。这是我们这代人，没有在世界地图上再次看到三分一的地球领土被涂上英帝国的红色的原因。
总的来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征服，不同于西班牙对美洲单纯的掠夺，也不同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印度历史的纵向比较，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印度历史的进步。可以说，没有英国的统治，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印度国家。
Ⅳ 请给一些有关英美法中判决先例拘束原则的资料
根本上,是英美经验主义的传统和法官神圣的情结.下文摘自gongfa.com
普通法系，尉旨以英国普通法为主要基础的-类国家及地区的法律制度的总称，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英吉利法系、海洋法系和判例法系。普通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第一节 英国法的独特道路
在西方的谚语中，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一说，除中国外，罗马曾经是古代世界的-个中心，罗马法不仅在古代世界盛行-千余年，而且成为近现代大陆法系(包括中国现代法制）的基础。然而，中世纪的英国法却走上了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发展道路，随着英国的崛起，英国普通法在整个世界法制史上独树-帜，并以顽强的传统力量发展至今，形成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形式的世界性普通法系。
一、英国法的形成和发展
不列颠岛的土著居民是凯尔特人。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征服此地，统治达4个世纪，但仅有少数沿海城市受罗马控制，其他地区的凯尔特人仍保留其氏族制度。①公元5至6世纪，日耳曼民族向罗马帝国境内进行民族大迁徙。居住在北德意志易北河附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莱茵河附近的裘特人，先后入侵不列颠，建立起几个部族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的是属于本部族的日耳曼习惯法。即使有一些制定法，也均是习惯法的记载。总地来说，法律分散，因地而异。到了公元9世纪，威塞克斯王国用武力征月阴池几个部族国家，在不列颠岛上形成了统-的英吉利王国，但法律的分散状态仍没有改变。1066年，法兰西大封建主--诺曼底威廉公爵带领诺曼人征服英国。诺曼人的入侵，完成了英国封建化过程。当时，英国的法律制度很混乱，国王通过发布敕令，建立王室法院，并派遣法官到各地巡回审判。巡回法官办案时除依据国王的诏书、敕令外，主要依据各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法。巡回审判后，法官定期集中在中央机关所在地威斯特敏斯特讨论和辩论一些案例和法律观点，综合彼此依据的习惯和法律，在以后的巡回审判中加以运用。巡回法官在审案时按国王的意志统-解释和适用各地的习惯法，由此逐渐形成一种在全国通用的习惯法，被称作普通法。②这种习惯法是法官通过判决所宣布的，存在于判决中，其表现形式是判例。公元12世纪后期，亨利二世进行司法改革，规定：某些最严重的刑事案件统归王室法院受理：允许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直接向王室法院诉讼，无需经过领主法院：将原有的巡回审判确定为-种司法制度；建立陪审制，取消决斗、神明裁判等。亨利二世的改革，确立了普通法的地位。普通法的特点包括：(1）普通法的基本内容是传统的习惯规则，它是经过长期实践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普通法的规则为普通法院所认可，是普通法院判案的依据。(3)普通法是由普通法院通过司法逐步发展起来的，普通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淘汰、废弃、发展习惯法规则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4)普通法的规则是通过判例体现出来的，法官在作判决时把习惯法规则加以整理和筛选，然后精确地表述出来。①英国自公元14世纪以后，经济发展迅速。这时，普通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定型且系统化，因而呈观出保守性。许多案件，或被普通法院拒绝，或被判决不公。为了从法律上救济这些当事人，国王授权大法官以"国王良心的保护人"的身份，审理案件。大法官按"公平、正义"即"衡平"原则判案，也逐渐形成-套法律体系，称衡平法。⑧衡平法主要采用-些罗马法、教会法和商法的原则，弥补普通法的不足，但其表现形式也是判例。英国于公元13世纪建立国会。15-16世纪后，随着国会地位的逐步提高，国会的立法活动日益频繁，制定法不断增多。此外，教会法通过教会法院的审判活动，以及教会法原则对普通法的渗透，也影响英国法的发展。公元17世纪起，英国政治日益腐败，并利用天主教会压制人民，由此激起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至1688年，资产阶级以国会为阵地与国王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经过内战、查理-世(1625-1649年)的被处决、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1658年)、王朝复辟、1688年的妥协，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建立。资本主义陛质的法律体系也逐步形成。不过，法律形式依然是封建时期的普通怯、衡平法和制定法，法律内容则通过司法解释或新的立法，逐渐向资本主义性质过渡。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欧洲法典编纂运动的积极响应者，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于1776年发表了《政府论》，1789年又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原理总论》。他用功利主义标准衡量英国当时的法律，指责英国法的古老和不完善以及保守主义，全力鼓吹通过立法改革英国的法律，并极力创导法典编纂。1832年英国国会颁布《改革法》，开始大规模清除各个法律领域的中世纪残渣，促进了资产阶级法制的进-步发展。边沁的影响从19世纪-直存留到今天，导致了英国判例法的部分制定法化。但是，英国判例法所具有的强大活力，妨碍了判例法全盘法典化的实现。19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制定法的数量急剧增加，使判例法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判例法依然是英国法的基础。
二、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之外发展的原因
公元1世纪至5世纪，罗马军队曾征服并占领不列颠，但当地凯尔特人的抵触晴绪和民族矛盾限制了罗马法的渗入。在欧洲大陆复兴罗马法的时期，罗马法的影响进入英国， 16世纪在英国兴起的衡平法和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罗马法。但是，罗马法对英国的影响是在普通法的基6出上发生的，它没有大到足以改变英国法独立发展的方向。当时的英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欧大陆国家一样"接受"罗马法，主要是英国与西欧大陆国家在历史背景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首先，与西欧大陆各国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不同，英国自诺曼征服后，就开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普通法几乎和全国性的王室法院--晋通法法院同时出现。自成体系的普通法的存在，使英国不像西欧大陆国家那样存在着"接受"罗马法的急迫性。普通法院的法官是在英国特有的普通法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到了16世纪，尽管普通法本身趋于保守，但这些普通法院的法官已自然形成了-种社会力量。由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传统信念，他们顽地坚持普通法传统。普通法的既有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的守旧思想，致使在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企图越过英吉利海峡这道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天然屏障而冲击英国法时，显得为时过迟且软弱无力。16世纪法国的罗马法学家赫特曼受聘为英王的法律顾问，并在英国讲学，曾与英国法学家科克展开了长达30余年之久的论战，结果普通法声威大振，罗马法却在英国屡屡受挫。①因而，当西欧大陆割据纷纷"接受"罗马法时，英国仍能保持自己的法律传统。
其次，在17世纪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了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由于普通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它能够顽强地抵制来自王权的压迫。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普通法的一些原则，成为英国不成文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普通法院的法官逐步倾向于与英王进行斗争的国会-边时，英国法传统势力的排他性就更为强大了。第三，西欧大陆各国的法院，-般地说，在一开始对所有诉讼都有管辖，汉，也不受令状和诉讼形式的限制，因而它们可以较容易地接受罗马法。但英国的普通法法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处理地方法院案件之外的特殊案件的法院，同时每-类案件又都各有自己特殊的诉讼程序，这些因素都阻碍了英国对罗马法的"接受"。以后，在普通法法院事实上已发展成为具有-般管辖权的法院后，它的机械的复杂的程序仍是-今严重的障碍。
第二节英国的普通法传统
一、英国普通法的传统特色
英国普通法是英国中世纪普通法院法官通过司法判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法律，普通法的传统通过遵循先例原则、判例法主导性、判例法方法和诉讼救济中心主义表现出来。
普通法是法官通过司法判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法律，这意味着普通法是与作为先例的司法判例相联系的。-般意义上的先例是指，可以用来作为后来事件或案件范例或规则的先前事例，或者可用于支持或证明某些相似情况或行为的先前事例。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都有尊重甚至迷恋本民族传统的倾向。因此，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参照前人的解决办法，是十分自然的。同时，各民族都有尊重和崇拜权威的自然倾向，因而，在处理相似的情况时，普通人常常仿效具有较高权威的做法，也是极自然的。这两种行为倾向在司法上贝慷现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参考先前的司法判决，下级法院常常遵循上级法院的司法判决。可以说，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司法审判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司法先例的影响。
但是，英国的司法先例却是-种有直接拘束力的法律，也就是说，对于司法先例，法官在审案时不只是参考和可以遵循，而是必须遵循；先例不只是示范的模式，而是对后来案件具有拘束力的判例。这就是英国的所谓"遵循先例" (stare decisis)规则。②
在英国，（1）上议院的判决是有拘束力的先例，其他所有法院都必须遵守，并且，直至撮近，它对上议院本身也有拘束力；(2)上诉法院的判决对于除上议院以外，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法院都是有拘束力的先例；(3)高等法院所作的判决，对郡法院有约束力，它通常也被高等法院的不同分院智和正直就是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判决的原因。"②英国的法律人士-般都反对任何法典化的企图，他们或是辩称时间还未成熟，或是认为法典化的程序过分刻板，势必妨碍英国普通法随经验而成长的精神。时至今日，制定法在英国的比例已大大增加，实际作用也大大提高，但这些变迁并不能动摇判例法的基础地位，对判例法的先天宠爱之隋仍蕴藏于人们深层的法律观念里，蕴藏于英国深层的法律文化中。判例法方法是"遵循先例"规则的自然演化。判例法方法是法官从涉及相同事实的案例中归纳出法律原则，并尽量巧妙地适用于后来的案例。"英国法律是成文的判例法，它和法典法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是用不同的方法写成的。"③"遵循先例"规则导致了适用判例法的一系列技巧。"英国法学家应区别判决的必要根据即判决的'决定理由'与'附带意见'即法官所述对判决并非绝对必要。'决定的理由'构成判例规范，今后应予遵守。反之'附带意见'的内容则无这种权威，其价值仅仅是说服性的……"④这种"决定理由"和"附带意见"又都和案件的具体事实交织在-起，养成了英国法官和法学家的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他们习惯于运用分析、比较具体事实来处理案件，习惯于通过归纳推理的思维方式，从具体事实和具体规则中归纳、抽象出-般的原则和制度。英国的著名法学家梅因曾经说过，英国法是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可以说，英国普通法是作为切实解决各种争讼的一整套方法而产生的，奉行诉讼救济中心主义。在英国，总是从司法救济方法的有无来看待实体法的权利，程序优先得到推崇。凡按一套清楚公正的程序得出的审判结果，必须看作为公正结论。英国中世纪普通法院审理案件，是根据国王的令状开始的，这种令状决定诉讼方式和司法救济方法，而没有司法救济的方法，也就没有权利。为了补充普通法院的不足，产生了衡平法院，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给予司法救济。但是，如果衡平法院没有司法救济的方法，那些在普通法院没有得到司法救济而向衡平法院求援的人也就依然没有权利。尽管19世纪已废除了这种诉讼方式，但由于这-历史的传统，直到现在，普通法系的法学家仍然从司法救济的有无来看待实体法的权利。"程序优先于权利"的原则一直是英国普通法的根基之-。
二、英国普通法的生命力
普通法具有历史性。普通法是源于11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间英格兰法院判例所累积产生的法律规范。判例在历史上的反复适用、不断说理与自证，使普通法产生了极强的生命力。普通法具有某种超然性，它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完善理性的自然表达"，"在英国人眼里，从法是情理这个观念引出某种符合传统的法的超国家或更确切地说非国家性质的意识。"①普通法中法与法律相区别的观念，使普通法本身具有-种近似于"自然法"的天然魅力。普通法具有开放性。一方面，普通法的一个固有原则就是在所谓的"殖民地开拓地区"推行普通法。随着英帝国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普通法推行到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通法系。另一方面，虽然英国普通法被虚构为固定并根植于中世纪英国的惯例上，但它并非静止的。事实上，它是根据英国社会的政策需要和价值而不断进惭口演变的。"普通法还具有统一性。"Common Law这两个词一般在使用时是无标签的。人《门不愿把普通法看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它是'各英语国家的共同遗产'，作为共同遗产，要求它起罗马法直到编纂法典时代在欧洲大陆起过的作用。"普通法原本是中世纪英国为统一英国司法权而力图普遍推行于整个英国的统一习惯法，而普通法的发展及普通法系的形成，则使普通法发展成为各英语国家牙口地区的统一法。在普通法系内，英国法院的判例被视为最正宗的普通法，常常得到优先适用。此外，"普通法系内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常互相参考、援引法系内其他国家的判例法，而英伦普通法就是把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制连接在一起的因素。"普通法的统一性，集中地表现在普通法的传统特色为普通法适用地区所共有，这包括遵循先例规则、判例法方法和诉讼中心主义等。
普通法的统一性，还表现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为普通法适用地区所共有，这包括：(1)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均为允许； (2)任何人的利益因判决而受到损害时，应得到公正的聆讯；(3)在民事法中，受到损害的人应得赔偿。普通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涉及到公、私法领域的许多方面，普通法的上述基本原则，保证了普通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在各个普通法适用地区趋于一致。
英联邦的存在，对于加强普通法系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维护普通法的统-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英联邦的30多个成员中，绝大多数属于普通法系，并在整个普通法系中占绝大多数。自1931年英联邦成立以来，在审判程序上取消了对英国枢密院的上诉，但仍有一些国家保留了这种做法。此》卜尽管英国上议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在英联邦成员国的法院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拘束力了，但仍具有说服力。
英国判例集，即判例的汇编，是由第三者将法庭审理案件的经过写成的报告汇集而成的，它与判例的拘束力之间存在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英国判例集的发展经历了中世纪的《年鉴》时代、16~19世纪的私人报导者时代和19世纪后期开始的真正判例集时代。1863年，英国为改革判例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由律师协会、律师理事会、律师学院代表人员组成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判例集编纂委员会"。从1865年起，以"任何法院的判例集非经英国判例集编纂委员会认可不得出版"为名，开始刊行判例集，判例集出版、发行的混乱状况得到改变。到20世纪初，判例汇编已达1800卷，并且以每年10卷的速度增加。判例集中辑录的是那些作为新的先例的判决。原则上，上议院75％的判决予以公布，上诉法院25％的判决予以公布，高等法院10％的判决予以公布。不被公布的法院判决事实上已不具有先例拘束力了。第三节 美国对英国法的继承
17世纪初，美国开始了殖民时期。当时各殖民地之间接触很少，英国对它们的控制也较松。由于那时殖民地居民在实际生活中迫切需要法律，又鉴于英国普通法的复杂、保守，存在着普通法继受方面的许多困难，因此，大多数殖民地都制定了具有最低限度必要规则的法律，英国法不过是填补其缺欠的次要法源。18世纪后，随着英国对殖民地统治的加强及在殖民地熟悉英国法的人数增加，英国法在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显著增长。18世纪中期，美国爆发独立运动，美国人以英国普通法为武器进行了斗争，1774年的《权利宣言和怨由陈情书》就是公开主张美国人在普通法上权利的文件。随着美国独立，美国法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法律，其后，几经曲折，至19世纪，终于确立了普通法传统。
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在美国明显存在着英国普通法和法典编纂的两种倾向。19世纪中期在纽约州围绕法典编纂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就集中体现了英国法与大陆法传统之间的冲突。当时，纽约州宪法规定要起草"成文的、系统的法典"。律师菲尔德作为法典编纂派的代表，坚决主张法典编纂，认为法典能使法律具有固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反对法官像英国那样成为立法者。美国律师公会会长卡特则领导了反对法典编纂的一派，他认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来自习惯，判例只表明公众对社会习惯的认可，因而法官只是发现法律而不是立法，相反，法典编纂会妨碍法律的成长。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以普通怯传统-方取得而而告终，美国在整体上确立了普通怯传统(除路易斯安纳州)。
虽然英美两国均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但就判例法的主导性地位而言，美国不及英国。英国是普通法系判例法的发源地，长期坚守判例法传统，判例法的主导性地位不曾受到来自制定法的有力冲击。美国虽以判例法为基础，但建国初期就显示出比英国更加重视制定法的倾向，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出现过欧陆式法典或法规取代判例法的倾向。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制定法远比英国多得多，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虽然，美国全盘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但美国对待判例法的态度与英国并不完全相同。在美国，尽管某-辖区内的下级法院认为要受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判例的约束，但各州的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早期有错误的判例，或过时的判例，均采取了比英国法院较为灵活的态度，认为法官可以背离或者推翻讲判例。甚至美国的各中级上诉法院大多也行使这样的权力。它们主要以理由不充分、先前法院对判决的误解以及与新建立的社会伦理道德观不符等理由，大胆推翻不适当的先例。同时，各级法院的法官，对忽视约束性的先例，普遍拥有较广泛的权力。
对于遵循先例原则之运用，英国-般认为判决理由可经由正式的法律程序下予以明确的原则来形成，或在判决意见中将法官的附带意见区分开来，并认为判决理由应以相对狭义的形式存在，即不得逾越确切的议题与实质的案件事实的范围；美国则认为判决理由必须是先前判决的实质理由，并不赞成判决理由只能以相对狭义形式存在的主张。英国法官在考虑判决或解释制定法条文时，习惯于综合许多与该案有关的判例，以形成-个综合所得的判决理由；美国法官则有时仅在列出几个权威性的判例后，直接从可成立的实质理由来考虑其判决。英国法院的判决中较少出现不同意见，美国法院判决中较多出现表达不同意见或少数意见的情况。
在英国，有统-严格等级的法院体系，下级法院有尊重上级法院的义务，这就为"遵循先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遵循先例"是英国判例法能维持稳定性和统一性而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英国自然将背离判例的特别决定权赋予了享有最高司法权威的上议院和上诉法院，上议院和上诉法院则严格地控制"遵循先例"的例外情况，以保证英国判例法的稳定运行。
而在美国，联邦与各州同时存在自成-体的法院体系。联邦法院系统有联邦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地方法院。各州的法院系统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州最高法院、州上诉法院和州地方法院三类。这种法院体系的双轨制使美国的判例法变得极为复杂，由于不同系统的法院之间不存在严格统一的等级制度，严格的"遵循先例"规则就无法实行，各级法院均有可能推翻"先例"或将其置之-旁。
照此情形，若无严格的规定约束，美国的判例法便失去了它的生存条件。但在事实上，美国的法官基本上还是"遵循先例"的。美国极其明智地借鉴来法典化的优点，利用成文宪法来限制"遵循先例"的例外情况。也就是说，无论是联邦法院的法官，还是州法院的法官，在作出背离"先例"的判决时必须以宪法为最终依据，若违反宪法，将会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另外，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这样也就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监督下级法院"遵循先例"的权威性，从而使判例法能在美国以一种不同于英国的特色良好地发挥作用。两者比较而言，英国判例法的稳定性强，但容易僵化；美国的判例法在稳定性上不及英国，但颇具灵活性，刑社会变化的适应力较强。
Ⅳ 关于陪审团制度
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审团的适用仅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终于，英国于1933年基本废除了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1948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并于1948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行审判，无须陪审团参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据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1]如此，陪审制在英国,看来确是衰落了。不仅如此，自19世纪后期以来，陪审制事实上是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趋于衰落。然而，陪审制在英国历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曾长时间的兴盛却亦是历史事实；并且即使陪审制在英国业已衰微，但仍被认为是普通法的一大传统性特征,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异于以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司法程序,并由此发展出了英美法独特的证据规则。而对于大陆法系，虽然在19世纪初期也曾尝试着引进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蜕变”成了参审制度或者其他样式；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以至于不得不忍痛废弃。可见陪审制度对于英美国家具有独特的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制度功能与特征。出于陪审制度之于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征性的意义，以及其历史命运之今昔巨大反差，笔者一直对这样的问题深感好奇：“作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审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 ”虽然，现在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陪审制度大致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概略探讨，但是，至今为止尚未见学者对“陪审制度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过较为清晰的研究与叙述。笔者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许可以告诉我们陪审制度为何在两大法系命运截然不同，以及为何昔盛今衰。法国哲学家 德日进说：“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2]历史对于我们永远是一种可敬畏的并因此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反思的存在。
是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英国陪审团的原初——团体证人
近现代陪审制度成型于英国，并且自英国遍传世界各地，这为时人所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国是近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判断决不意含着英国的陪审制是源于其本土的。当然，许多学者谈到陪审制起源一般总是从古希腊雅典与古罗马的民众陪审法庭说起，笔者对这样的方法也心存疑虑，因为它们不久即从历史上消失，与现今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实无历史联系[3]。因此，我们理应直接从英国的陪审团着手去寻找其起源与传承。
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似乎相当模糊，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类似做法，有的倾向于认为它是由诺曼输入。我们确实可以在盎格鲁——撒克森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这样的规定：“在每个百家村(wapentake)的集会上，得由十二个年长的乡绅及邑长(reeve)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诉无辜者，不隐匿罪恶者。”[4]这的确很象后来的起诉陪审团。另外，十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法院偶尔也有过将某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交给十二人组成的民众团体裁决的作法，而英国的教会于Dunstan和Oswald时期也曾借用过法兰克教会的这种作法。[5]尽管如此，由于它们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带有偶然作法的性质，因而大部分研究学者（包括权威学者）仍倾向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是诺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从法兰克的诺曼底公国引进来的,而上述类似作法充其量不过是为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而已。[6]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8世纪起，法兰克皇帝和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陪审团（Inquest或 Inquisitio），让他们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员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习惯所确认的王室权利和违反王室命令的问题。史料表明，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在当时主要是为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而采用的。由于当时王室土地时常为私人所占据，国王为清查土地占有状况，而命王室官员赴各地探求事实，以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为了有效地获取证据和事实，王室采用了邻居调查团作为推问方式。后来国王将这种推问方式（邻居调查团）扩及于有关民人身份租税调查等方面。[7]法兰克国王的这种邻居调查团之推问方式初独为国王特权，国王凭借这种推问方式有效地维护和伸张王室的权利，[8]地方封建权威（如封建领主）[9]断不能使用。因而，这种调查陪审团实际上是当时国王面对众多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张王室权利的手段。同时显然，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仅是提供证据实情的证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10]
后来从北方来的诺曼人从法兰克人手中接过了这种办法，也使用邻居调查陪审团。[11]但是，诺曼人具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他们将调查陪审团的使用范围加以扩大，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来运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当地人调查时，可召集调查陪审团，后者要发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这种调查陪审团来获取有关信息资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询问土地占有以及财产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司法官吏责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实发表意见等。通过这样的作法加强了中央王权对全国的控制与管理，不久，诺曼底公国便确立起了一套中央机构体系。[13]可以说，这种调查陪审团事实上也是诺曼王室面对封建状况而努力确立其体系化的官僚管理机构的一种手段，是中央王权向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权力盘剥（中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同法兰克王室所作的那样。
诺曼统治者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这样一种作法，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兰的实践，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对征税人口的调查统计。[14]在这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中,王室官吏广泛地采用了十二人邻居调查陪审团，调查陪审团必须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问题，否则要受罚。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能够快速有效地给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详实信息,因而邻居调查陪审团对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调查计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审判书》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对土地的占有，剥夺了广大农民的权利，对英格兰的集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由从地方民众中召集的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又在王室为自己攫取权力的艰难路途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尴尬角色。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陪审团在性质上仍是团体证人。当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后来者在王室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团体证人，因为凭借它来获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种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过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这种调查陪审团来查问有关地方官员有无违犯王室的不轨行为，借以控制、监管地方的行政与司法活动。陪审团对英王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直至14世纪，由于有地方各郡代表参加的议会的出现，使得国王无需派官员四处奔跑，即能在议会上获取其所需的全国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负行政职责的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应公众的强烈要求很快被司专职审判的巡回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并且王室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全国也已基本建立，原来的取证方式（调查陪审团）也多少有些难以适应这种专业化及规范化运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纪王室行政事务中的调查陪审团逐渐地衰微，调查陪审团演变为主要与司法审判相关了。
当然，调查陪审团并非直到14世纪才被引入司法审判。如前所述，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室一开始从诺曼底引进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就是为了在政府管理中广泛地加以运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调查陪审团才被固定地应用于英格兰的司法审判中。[17]之前，司法审判中运用陪审团（jury）的事例较少，据记载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杰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采用过陪审团。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对于十二人陪审团绝对不会陌生，无论是在行政事务中，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权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权几全操于地方封建势力手中，王室干预地方司法被认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容忍的。[18]这严重阻碍了王室集权。并且“司法中有大钱”（英格兰格言），司法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谋略，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司法权对于英王室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亨利二世在英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国王，为了盘剥地方封建司法权，伸张王室司法权 ，他对传统的“令状”进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变革——即将令状“司法化”。
令状（writ）初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后继者统治英格兰时，王室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状由王室颁发，命令封建领主和郡长等纠正处理那些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有碍国王安宁的行为）。这些令状种类较多，每一种都设计用来解决国王所干预的个案。因此，这些令状实际上是国王向地方渗权的有力工具。由于这些令状负载着国王向地方下达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状的封建领主必须着手处理令状所指向的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因此，这个时候的令状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务，伸张王室司法权，他将原行政令状予以“司法化”——令状不再单纯地命令地方封建领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将不法行为所涉之当事人传唤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由王室法官着手审理裁决案件。这样就使得对不法行为的最终处理权事实上转移到了王室手中。这是一种王室对地方权力的绝妙篡夺。也正因此，国王的每个令状就引起一起诉讼，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命令，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王的令状“司法化”了。这种司法化的令状所带来的明显后果是王室的司法权得以伸张，拿到司法令状的纠纷（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通过重罪上诉或大陪审团提起，不通过司法令状提起）当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
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还把调查陪审团与他的‘司法化’的令状制度结合起来。这样，每一类根据国王的司法令状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辖的民事案件，均得采用十二人陪审团审，以询问陪审团作为取证方法，而不得适用宣誓断讼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证手段，由此全体公众可以在王室管辖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诉讼）中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正规的制度予以运用。同时，亨利二世还辅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这样亨利二世就确定了王室对颁发令状和对陪审诉
讼的专有管辖权，使王室司法权获得正当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审团来审理案件[20]成为制度性作法。
专家提供：
Ⅵ 如果英国不再向香港派遣法官，那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英籍法官是对香港习惯法地位的确认象征，没有他们国际资本会有怀疑，资金安全不那么有利（模糊的空间更少），融资就没那么便利。就是跳板功能削弱。里德发表了所谓的“英国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中的作用”声明。他称英国法官为香港终审法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参与民事、商业，及所谓的“抗议和言论自由”案件。
欠的，早晚会让他们还得。从一八四零算起，瓜分走了多少，必须加倍偿还。他不派人来是好事，我们正好要赶他走呢？香港是中国的，要他做什么呢、留下的火跟总有一天会燃烧起来的，就这机会一个不留。大家理智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另外，他说不派没有用，有很多私人自由大法官。来去自由当然也要看钱数的。这个不影响。看看《寒战》就知道大法官的威力啦。一个日薄西山的“日不落帝国”，还活在过去的幻想中了。
Ⅶ 民主政治的组成
英国民主进程
以英美两个国家发展历史来看，英美两国经历的民主化，乃是统治者与纳税人之间互相磨合，才得到的结果。现代民主政治发轫于英国，但民主并非是一夕之间突然冒出来的，作为先行者，现代民主政体在英国从孕育到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215年英王与贵族们订立“大宪章”，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沿着时间的轨迹重温一下英国民主进程的主要节点，看其能否对现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所启迪。
“大宪章”，是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协定。1258与1259年，在大宪章的条款上，又加了许多约定，英国历史上称为“权利条款”，其实只是大宪章同一精神的延伸。其中包括政府不能随意拘捕人民，逮捕与起诉，都必须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又例如，王室派遣的法官，不能忽视当地法和习惯法，审判各地居民。从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习惯法的陪审制，也就是说，是非曲直的标准，必须根据当地的民情风俗和习惯，裁定犯案的责任。从大宪章的基础上，英国人民寻求对于人身、财产和参政，各项权利的保障。至此，英国中世纪的民主政体建立，王权受到议会的有力制约。尽管它在当时是以贵族政治的形式出现的，但却为英国现代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Ⅷ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什么区别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作者：王笑笑
来源：知乎
大陆法系(Civil Law)，又名欧陆法系，罗马法系，民法法系。
大陆法系与罗马法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十二世纪，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在意大利被重新发现，由于其法律体系较之当时欧洲诸领主国家的习惯法更加完备，于是罗马法在欧洲大陆上被纷纷效法，史称“罗马法复兴”，在与基督教文明与商业文明等渐渐融合后，形成了今天大陆法系的雏形。此为大陆法系由来，故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
在今天来看，查士丁尼之《国法大全》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民法，因此作为罗马法直接继承者的大陆法系以民法为基础。「公法」与「私法」分得极为清晰，对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均有约束规定。同另一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相比，其一大特点是具有系统的民法体系，所以大陆法系又称民法（Civil）法系。
大陆法系沿袭罗马法，具有悠久的法典编纂传统，重视编写法典，具有详尽的成文法，强调法典必须完整，以致每一个法律范畴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法典里有明文规定。大陆法系崇尚法理上的逻辑推理，并以此为依据实行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条审判。
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主要师于德国，属于大陆体系，大陆体系的诸多特征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就能略知一二。在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中，法律的进步与完善的标志是一部部新法律的出台与实施。比如我国近年来《物权法》等法律的出台。
由于欧陆法系在形式上具有体系化、概念化的特点，便于模仿和移植，因此容易成为中国、日本等后进国家效仿的对象。
英美法系（Common Law）又称普通法系，海洋法系。
英美法系起源于中世纪之英格兰，主要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诺曼底封建法的融合，威廉公爵在诺曼底征服后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为了扩大王权，派遣大法官到英格兰各地出巡，处理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在处理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并无成文法可供凭借，判案全靠依据当时风俗习惯，基督教道德也对审判结果有很大影响，此为今英美法系之滥觞。随着十七到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主要在英联邦国家流行。
英美法系因其起源，又称之为不成文法系。同大陆法系偏重于法典相比，英美法系在司法审判原则上更「遵循先例」，即作为判例的先例对其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成为日后法官审判的基本原则。而这种以个案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法律规范的判例法（case law）是不被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承认的，最多只具有辅助参考价值。好像法律是被逐渐累积起来，而无须经过立法机关。
英美法是判例之法，而非制定之法，法官在地方习惯法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形成一套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具有适应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在审判时，更注重采取当事人进行主义和陪审团制度。下级法庭必须遵从上级法庭以往的判例，同级的法官判例没有必然约束力，但一般会互相参考。
在实行英美法系的国家中，法律制度与理论的发展实质上靠的是一个个案例的推动。因此，我们看英美等地的判决，法官—陪审团—律师之间的博弈都极为精彩，而往往一个史无先例的判决产生后，都为后世相同情况之判决提供了依据。比如我们在看美国法制发展过程中，看到的往往都是一个个标志性的个案。
举个栗子，比如美国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终判定南方省份种族隔离政策违宪。从今往后，所有类似于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案子的判决均须遵循此案中高院的判决。于是南方省份种族隔离政策终成为历史，美利坚迎来了历史上民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法系，并不是对立的，现在也多有交流和融合。上图中标示为灰色的国家采用的就是混合法系。判例法在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中也具有参考价值，而像美国这样的海洋法系国家也开始积极编写法典配合，而并非单依靠案例来发展法律。这种趋势在世界各国都是越来越普遍。
Ⅸ 陪审团制度是谁最先创立的
亨利二世改革。
司法改革：扩充王室法院管辖权，削弱领主法庭的权限，体现审判的公正性。凡自由民缴纳一定费用可把自己的案件从领主法庭转移到王室法庭。王国只通行一种法律，即御前会议制定由王室颁布实施的法律。这成为英国独具特色的普通法的起源。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伦敦法令》，巡回审判形成制度。巡回审判制度是王室法院扩大司法权，提高审判质量的重要举措。巡回法官返回伦敦重聚威斯敏斯特时，他们磋商研究，遂使各地分散的习惯法熔于一炉，成为统一的法度，以利推行，这种统一的习惯法就是普通法。1178年亨利二世指定5名校会议成员组成中央常设法院。法院常驻威斯敏斯特，随时受理来自各地的投诉，此事被学者视为英国高等法院的产生。建立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体现双重原则，即亨利二世根据“国王是正义之源”的法律原则，规定惟有国王有权组织陪审团，不准私人法庭效仿；另一方面由于案件实际上要由12名“正直者”秉公审理，又体现了“法律来源于人民而非国王臆断”的正义原则。陪审团制度体现了英国普通法系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