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水手法院

『壹』 概述雅典划分四等级的内容及影响

索伦在雅典公民中推行以财产为依据、划分等级的改革。把雅典所有的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富农（原称“五百斗级”）、骑士（“三百斗级”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中农（原称为“双牛级”构成重装步兵）、贫民（构成轻装步兵，担负军中杂役）四级，全部有参加公民大会（Eccleeia）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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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古风时代的雅典城邦的形成

雅典是唯一可和斯巴达相比的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希腊城邦。它在荷马时代已是铁器文化和几何形风格陶器生产的大中心，但对海外殖民运动雅典却以其国大地广而始终未积极参与，因此早期雅典的历史比较沉寂，有关资料也较贫乏。一般认为雅典国家大约是与斯巴达同时建立的，但标志其建国立邦的古代传说却比较含糊，因为后世按托古改制的惯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传说中的英雄身上，编造出“提秀斯改革”的故事，遂使问题复杂化了。按古代神话，提秀斯是属于迈锡尼时代的人，距离建立城邦的公元前9世纪末有好几百年，显然名不符实。但若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种活动，则有其历史内容。因此，可以说所谓提秀斯改革是指当时雅典某位头领和民众共同进行的创建城邦宪制的活动，它的中心内容是联合境内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这一过程希腊人称之为“塞诺西辛”，意为联合一统。雅典是以协议方式建立国家，和斯巴达之通过征服立国不同。通过塞诺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便是城邦国家的雏形。
提秀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把国内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贵族充任官职、执行法律，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在公民大会中有一席之地，绝不能当官掌权。这样一来，公民中贵族和平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划分便很明显，为日后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基础。当时雅典的国家首脑，显然仍是国王，古史传说也提到雅典曾有一个王朝，只是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以后的演变则是王权逐渐衰落，贵族大权独揽。到公元前8世纪间，雅典城邦的首脑已不是国王而是执政官（或称“名年执政官，因公元前683年后以其名纪年），但国王（巴赛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于名年执政官之下的一个执政官的称号，可译为王者执政官或祭仪执政官。从王名保留的情况看，王权的取消似乎未经过暴力废黜。此时中央议事会已成为贵族会议，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各执政官由它从贵族中选定，交公民大会形式上通过。执政官最初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改为一年一任，雅典的贵族政治至此达其顶峰。
这时雅典的执政官多达9人：首席或名年执政官是国家元首，执掌内政；王者执政官主持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并管理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统理军务；最后6名司法执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编法令。九执政之制使贵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无孔不入，他们包揽官职，自订法律，在政治上压迫平民群众，经济上则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流离，甚至卖儿卖女，无以为生。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
“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正如亚里斯多德上文所提，贵族统治的改变是从梭伦之时开始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梭伦也出身贵族，所以他有资格当选首席执政，但他不是那些作威作福的贵族显贵。他的家境中平，早年曾兼营贸易，与商旅为伍，并且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被时人誉为“七贤”之一。他常在诗中抨击贵族，同情平民，又曾在雅典与邻邦麦加拉的战斗中勇立军功，率众攻克应属雅典的萨拉米岛，因此他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既是英雄诗人，又是一位体察民情的革新派政治家。当时雅典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局动荡。不满的平民群众已准备铤而走险，武装起义一触即发；贵族统治阶级依然顽固不化。但社会上却有了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政治上逐渐站到平民一边。应该说，梭伦以整个城邦公社的利益为重，主张不偏不倚的立场，在阶级阵营中实际上是这批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他既痛恨贵族的顽劣，也不愿引发平民的暴动，主张以改革方式解决平民备受压迫的各类问题，搞一个带有立宪意义的改革运动。他的立场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遂在公元前594年选举他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
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这是一个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雅典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不仅国内因负债被奴役的公民立即获得自由，国家还负责赎回那些被卖到国外的人。与此有关的是，那些因负债而押出土地变为“六一汉”的人，现在也把田地上的债权标志一扫而光，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
《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并不阻碍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以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遂使希腊奴隶制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辩证角度看，《解负令》实际上代表着促进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出于同样精神，梭伦还规定了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通过保护小农而使城邦体制获得健康发展。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52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300麦斗以上者，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200麦斗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级与第一级同，惟不得任司库；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对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间路线”。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新的政权机构，贵族会议大受限制。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对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威严，因为选举梭伦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公民群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梭伦建立的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之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梭伦还制定一些较进步的法律，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处死、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孤寡妇孺等等。
第四项改革措施则包括那些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这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突出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综观梭伦的各项改革，可见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贵族特权方面迈了很大的一步，同时也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总的说来，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这也是符合当时希腊城邦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亚里斯多德说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是很正确的评价。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间，雅典始终遵循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终于使雅典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 梭伦肩负仲裁制宪大任的执政任期只有一年，届满后便飘然离任，出国远行，此后始终未入政坛，直到公元前560年去世。据说改革后期曾有人建议他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拒绝，以示他对城邦政治的忠诚，反对个人独裁。但是，梭伦以后雅典公民内部派别斗争又趋激烈，出现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从阶级背景看，大体可说平原派代表贵族，山地派代表农民，海岸派代表工商业者。按希腊城邦的惯例，派别斗争激烈时，往往有利于执政者加强权力，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而僭主政治一般有反贵族的倾向。何况，在雅典梭伦改革已为反贵族阵营奠定了基础。因此，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山地派的领袖、曾为梭伦之友的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统治。他依靠农民支持以武力夺取政权，给贵族一定打击，从公元前541年开始牢固统治雅典。他于527年逝世后，其子又继而统治了18年，直到510年被人民推翻。将近半个世纪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在雅典历史上也写下重要的一章。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说来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只是担任官职的人皆属他的党羽。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组建私人卫队并过着豪华的生活，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犹有好感，他掌权期间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因此亚里斯多德评述说：“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在僭主统治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雅典工商业有显著发展。雅典陶器生产在希腊世界位居前列，畅销于地中海东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随着精美陶器外销的还有酒与油，这两项农产品也居雅典外贸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图与邻邦和小亚、黑海一带国家皆保持友好关系，雅典对外联络方便、商路畅通，它铸造的钱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受到重视。庇西特拉图特别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亚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开发色雷斯的金矿。他在雅典大兴土木，既促进了建筑业和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使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他还注意提倡文艺，出资组织隆重壮观的节日庆典，把许多诗人请到雅典，礼遇优渥，荷马史诗的整理写定便在雅典进行。因此，总的说来雅典在僭主统治之下仍是按梭伦期望的那样繁荣起来了。
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仁政”，专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510年被群众推翻，被逐的希庇亚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国求荣。雅典人民获得自由后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508—507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也是象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利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新创：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总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克利斯提尼改革还导致雅典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个措施是实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可见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继梭伦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转地向前猛进，因此亚里斯多德说这一改革“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认为它是雅典国家建立过程的完满结束，而且，“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雅典在将近百年之间由于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领导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力已可使它在即将到来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中接受空前严重的挑战。

『叁』 古代雅典三次改革的内容分别是什么

1，梭伦改革
经济上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 梭伦改革
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并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债主，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白叫做“六一汉”），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②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③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度上的氏族残余。
政治上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改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 古希腊贵族
、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
②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③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2，克利斯提尼改革
1.他设立10个地区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氏族部落。雅典被分为城区、沿海和内地三大地区，各大地区再分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通过抽签，从每个大区中各抽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区部落。三一区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构成雅典公民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年满18岁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斯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内取得雅典公民权。这样，地域原则代替了血缘原则，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
2.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原来的“四百人会议”：（a）五百人会议从10个部落的任何等级公民中，经抽签各选出50人组成；（b）五百人会议享有很大权力，并且对所有等级公民开放； （c）公民大会闭幕期间，负责处理大部分城邦政务。
3.克利斯提尼还加强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活动。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贝壳（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3，伯利克里改革
①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他们也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商定城邦重大事务。 ②公民大会是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
③五百人议事会（各部落轮流执政）是公民大会常设机构，闭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职能也进一步扩大
④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
⑤为鼓励公民积极参政，向担任公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为吸引公民观赏戏剧。还特意为公民发放 “观剧津贴”。

『肆』 雅典城邦用什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雅典城邦的公民

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 ）一词就由城邦（Polis ）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不过，对二千年前公民观念的研究无法采用现代的问卷调查方法，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希腊公民的政治行为、他们创建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来发现他们的政治观念。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
一、公民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城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形式。其外表特征在于其小国寡民的规模，其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政治结构，即它是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式的概括。他指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⑴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义。
不过，希腊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种特殊的身份团体。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这样，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被排除于公民团体之外了。不过，在城邦演进过程中，公民资格也有变化。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贵族或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公民，下层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较发达的时代才获得公民权。有的时候，因贫穷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义务者就会失去公民权。当战争危机或公民人数不足时，还往往吸收外邦人和被释奴隶加入公民团体。不过，这些变例并不影响公民的实质意义。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获得公民资格，就意味着成为城邦的一分子，而没有公民资格的居民虽然生活于城邦中，但不属于城邦。希腊人称呼“雅典人”、“斯巴达人”的时候，他们指的仅仅是雅典或斯巴达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外邦人被视为侨居的客民，妇女和奴隶仅属于家庭成员。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为家庭和村社的成员，成年后，经过庄重的仪式取得公民资格，这时他才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属于城邦的人。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这种感觉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屠杀。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别的好处且不说，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所以公民观念首先是一种特权观念。
公民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进过程中部落成员保留下来的一项“历史权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这种“自然”的整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强。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坛、圣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进入，其公餐（神餐）和佳节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部落的神绝对排斥外人，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窥见祭仪亦为不祥。⑵这一切都在部落成员与外人之间形成了坚深的界限，也无形中使部落成员产生与部落一体化的感觉。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关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联合。由部落演变为城邦，部落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们仍然以部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正如法律史专家梅因所说：“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⑶尽管在城邦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渐解体，外邦人不断被吸收和同化于同族人中，血缘关系已经变得混杂，城邦远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视为“自然”的，即血缘的团体。人们仍然以血缘关系的观念来看待公民内部关系。这被梅因称为“最早最广泛的法律拟制”，即在法律上假定这些外来人也来自他们的同一祖先，将所有“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原始家庭。这是公民团体一方面自我封闭和极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内部产生对城邦归属感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在斯巴达，全体公民属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观念，在城邦形成后的数百年当中仍是真实的。整个公民集团都属于征服者部落的成员。在数百年中，极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达的公民权。斯巴达人的生活中也沿续着许多部落生活的习惯，如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民内部的平等、公餐制等。与雅典类型的城邦相比，斯巴达实现了更高度的统一，应该与此有关。柏拉图曾虚构了一个“神话”，说城邦的人本为一土所生，互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他企图将全城邦变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公民完全融合于城邦整体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⑷也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所以，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⑸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希腊人还没有权利观念，他们所谓公民权，只是指公民资格或身份而言，还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公民集团的狭小及其封闭性和排外性，犹如恒星塌缩带来物质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带来了城邦内部紧密的生活，这无疑又强化了公民内部一体化的心态。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依赖于整体。他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希望，他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系之于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就一切都被毁坏了。”⑹所以公民们拚死维护城邦的独立和自主，与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间的战争中，战胜者有时要将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杀掉。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围绕着公民权展开殊死斗争。享有公民权的十分珍惜它、维护它，没有公民权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权的要恢复它。公民权诚然能给公民带来某些实际利益，然而也使他们承担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破产和丧命。所以他们争取公民权不仅是争取由公民权带来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从而使自己不被排斥于城邦之外。这种属于城邦的感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夺公民权和驱逐出城邦的处分，其严厉程度仅次于判处死刑，因为它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公民们赋予它绝对的政治、宗教和伦理权威，能够全面地支配和干预个人生活。公民的肉体与精神、个人与家庭、财产与婚姻，都受城邦的统制。个人是城邦的工具，生为城邦，死亦为城邦。这在斯巴达最为明显。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据当时人描述说，雅典人认为他们的身体“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而他们培养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⑺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声称，“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⑻他认为，甚至公民企图自杀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它使城邦丧失一个公民。⑼每个公民从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监护人，要按城邦的需要来抚养和教育。于城邦无用的残疾人没有生存的权利。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就不允许父母按自己意愿养育后代。孩子生下后，要由部族里的长者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丢弃到山里不准抚养。⑽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这一做法。⑾一般希腊城邦都禁止不婚，斯巴达还进一步惩罚晚婚。结婚不是公民私人事务，它是公民为城邦生育下一代公民的责任。个人的财产永远受城邦的支配，公民的教育、生活方式，甚至服饰、饮酒、娱乐等，都受城邦的控制。一切都按城邦的需要来安排，为了城邦，个人要作出无条件的牺牲。个人还必须斩断自己的一切私情，完全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据记载，斯巴达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公民死者甚多。消息传到国内，战死者的父母对于公众必须笑容满面，庆幸其他人的子女生还，而已知其子幸免于难即将相见者，则必须哭泣，为其他人失去儿子而悲伤。人的自然感情竟能如此倒置，可见公民融入城邦之深！
二、公民的公共意识
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城邦也属于他们，公民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城邦的主人。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所以典型的城邦制度就是城邦共和国。
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享有政治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⑿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最高统治机构的人。的确，除少数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只是在不同的城邦，公民的范围、公民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公民内部政治生活活跃发达的程度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实际上，即使像斯巴达那样被公认为贵族政体的城邦，公民大会仍是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都由公民大会选出，重大事务，尤其像战争结盟等关系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在公民大会上才能决定。仅就公民内部关系而言，斯巴达无疑也是民主制城邦。并且它公民内部的平等比任何一个城邦都更稳定。它也从未建立过僭主制，也厌恶其它城邦的僭主制。希腊人之所以将其称为贵族制，因为与雅典的民主制比起来，它不实行抽签选举，公民充任官职的机会不均等。当雅典等民主制发达的城邦里元老院权力已衰落到微不足道的时候，它的长老会议仍享有极大的权力。另外，斯巴达公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也不发达，普通公民缺乏雅典人那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如果说雅典公民是参与型的，斯巴达公民则是“参与——依附型”的。
僭主制是希腊特有的专制形式。所谓“僭主”是指不依合法程序不经公民授权而僭取国家权力者，也就是僭取了本由公民集体享有的政治权力，所以被视为违背常规和不合法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体就不像一个政体”，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城邦正常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如果勉强把它算作一种政体的话，那它也是“最为恶劣的”。⒀这几乎是希腊政治思想家一致的看法。
除政治权利外，公民还享有相应的其它一些权利和履行一系列义务。权利中主要的是占有土地的权利。农业是城邦和个人生活的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城邦的土地只能属本邦人所有，无公民权的外邦人无权占有土地。义务中最重要的是服兵役。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外邦人和奴隶在战争中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冲锋陷阵的总是公民。行军中奴隶为主人背负武器干粮，伺候主人的起居，但临战时则是主人披挂上阵。甚至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平时作好这些准备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装备一个骑兵或重装步兵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城邦的主人同时是城邦的保卫者，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公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战士共和国。
公民将政治统治者、土地占有者和城邦保卫者几种身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城邦主人的身份在这几种角色中得到具体体现。这几种角色也包含了他们主要的权利与义务。希腊公民观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实际上，希腊人并没有明确区分权利与义务。出席公民大会、参加陪审法庭、充任官职、从军作战，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它们都是由公民身份而来的。享有某种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很少见公民逃避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承担的义务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当公民为城邦能够尽较多义务时，他们就期望得到较多的权利，也一定会采取积极行动去争取它。所以，军事制度和战争技术的变化会影响不同公民集团所尽军事义务的份量，从而直接改变政治权利的分配。一般说来，当军队以骑兵为主力时，政治上往往是贵族制或寡头制，因为只有少数贵族才养得起马，充当骑兵；当军制改为以密集型重装步兵为主体后，富裕平民就跻身于军队主力，城邦政治权力的基础也相应地扩大，贵族制便让位于温和的民主制；在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和场合，大量下层平民在海军中充当水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这往往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最后，在城邦衰落的时代，轻装步兵出现在战场，受到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取代了公民兵。公民不再服兵役，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
主人的身份使公民产生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要求。由于城邦规模狭小，个人与城邦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可见的。如果把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用分数来表示，公民总数是分母，每个公民是分子，那么，分母越小，个人与城邦的距离越近，个人的相对值越大。这一方面使公民关心城邦公共事务，把城邦事务视为自己事务，另一方面也产生公民内部的冲突。公民内部不同集团对城邦的政治权利、官职、土地等都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围绕着相互冲突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是导致城邦衰落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党派冲突的心理根源正是公民的公共意识。由于这种公共意识，公民们才能够产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期望，并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希腊城邦时代，最重大的政治斗争都发生在公民内部，无公民权的居民在政治上表现比较沉默和消极，因为他们缺乏公共意识。
公民集团的人数很少。典型的城邦公民人数在625 —1250之间，较大的城邦公民人数也不过万人左右。⒁邦内公民间一般都能比较熟悉。这就容易产生公民集团内部非常紧密的共同生活。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议事会等机构中，他们共同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裁决各种讼争。在战场上，他们并肩战斗，生死与共。此外，他们还有公共的宗教生活、文化生活等。在斯巴达，公民都是战士，他们共同生活在军营里，专门从事军事训练、战争和管理国家。他们构成城邦的职业军人和统治者集团。在雅典，公务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在实行公职津贴以后，大批公民可以完全放弃私人经济活动，专门投身于公共事务。政治生活成为每个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达的公共生活是公民公共意识的摇篮。伯里克利在雅典民主极盛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⒂这句话最简明地表达了公民的公共意识。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在本性上“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⒃他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融于城邦，为城邦服务，才能真正完善人的本性。这是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抽象概括。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意识，公民们不能容忍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平民感到不满的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⒄这种强烈的参与感是公民所特有的。城邦也不允许公民只顾自己私人事务，不顾城邦。雅典曾有一项法律，规定可以控告某人有“私心”，并依此定罪。所谓“私心”就是对国家缺乏好感。梭伦立法甚至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选举权。⒅这是公民意识在法律上得到的肯定。
三、公民的自由理想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希腊人有作为自由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把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当他们奋起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得到自由；当他们反对贵族寡头垄断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扩大自由；当他们反抗外来压迫和侵略时，他们意识到这是为维护自由而战。雅典人回答波斯的劝降者说：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⒆他们把自由作为首要的价值，认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⒇自由理想最集中地体现了公民的政治价值观。
希腊社会最基本的区分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自由人的自由正是在与奴隶的受奴役状态的比较中才凸现出来。G ·法拉尔说：希腊人“在与奴隶状态的比较中来理解他们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心理上和事实上——使自己离开奴隶地位。”（21）奴隶从属于主人，没有独立人格，受主人的任意支配，“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22）而“自由人”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指成年人。一个男子成年后，便从父亲的管辖下解放出来，具有独立人格，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享有某些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他的自由。自由人虽然也要服从，但他们只服从法律，不屈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就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23）一个斯巴达人向波斯国王介绍他的同胞时说：“他们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24）法律没有人格，没有感情，公正无私，它的权威是大家公认的，每个人自愿接受的。在法律的统治下，人人平等，不失尊严。人们在对法律的服从中实现了自由。法律来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人们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准则，并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在政治民主发达的时代，法律是公民为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所以服从法律等于服从自己。反之，服从任何个人专断的意志，都是受奴役。奴隶的主人是具体的人，他完全凭自己意志和任性，专断地发号施令，行使支配权，而自由人与其他自由人是平等的，他们没有主人，只服从公共权威和法律。
这就是希腊一般自由人的自由。无疑，它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并且是以牺牲多数人的自由为前提的。即使在自由人内部，自由也是有等差的。自由人中享受自由最充分的是全权公民。他们除了享受一般自由人的自由外，还享有充分的经济和民事权利：占有土地权、充分财产权以及婚姻、诉讼、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还独享着政治自由，即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的权利、担任城邦公职的权利等。这是公民自由的核心内容。
公民独享的政治自由指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的自主与自治，它的含义更接近于近代人所讲的民主权利。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是“公民共同体”，是“平等者公社”。每一个公民，不仅在私人事务中，而且在公共事务中也被视为独立和自主的人，在理性上和道德上成熟的人，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作为城邦民主制基础的一个基本原则。由这些独立自主的公民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并不需要父亲般的权威对他们进行监护与指导，把他们当作精神上没有断乳的孩童，更不能容忍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干涉他们的行为。他们只服从公共的权威，不服从私人的权威。公共权威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他们定期集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服从集体的决定。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的监督，官吏们执行法律的意志，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实行专断的统治，更不能享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特权。亚里士多德曾一再强调，城邦政治家的权威不同于家长、主人和君王的权威，“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25）
在平民政体下，公民的自治甚至发展成为“轮番为治”，即通过抽签选举或按一定时间轮值等方式，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轮流担任公职。亚里士多德曾概括道：平民政体里自由的要领之一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所以会有这种做法，他解释说：根据平民政体的自由宗旨，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于是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制。（26）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民主时也说：“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27）
在希腊公民看来，他们通过公民集体决定自己的命运，服从公民集体，也就是服从自己。这就是公民自由的要义。当他们反抗波斯帝国和其它城邦的武力威胁时，他们要捍卫的就是这种自由。因为自由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享受。城邦被征服，公民就丧失了自治权。当他们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恢复自由。在僭主统治下，公民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仅仅专注于私人事务，与每个人命运攸关的公共事务被僭主个人所垄断。当他们内部发生党争的时候，争斗的焦点是限制还是扩大自由。在贵族（或寡头）制度下，多数平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自由的价值在平民政体下得到最热烈的拥戴。希腊思想家都认为，自由是平民政体的精神特征。贵族（或寡头）政制下，赋予财富、门第、才能、美德等以特殊价值，依此剥夺平民的政治权利。而平民政体则把自由置于首位，使每个具有自由身份的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参政机会。这种平等感和参与感构成公民自由意识的要素。
希腊公民身份是作为一种特权存在的。它以排斥其他人甚至以对他人的奴役为前提。公民观念一方面强调公民内部的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另一方面又承认对无公民权者的歧视和压迫。两者完全缠结在一起。这是它与现代公民观念的主要区别。但它关于公民与公民共同体即城邦（国家）关系的认识，关于公民与社会公共权威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关系的看法等，毕竟构成了现代公民观念的雏形。

『伍』 雅典公民权问题

梭伦改革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经济上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
政治上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改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 古希腊贵族、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不需提供马匹。他们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成分。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由此可见之前是债务奴隶的人恢复了自由后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陆』 雅典民主的政治特征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最早出现在古代希腊 ,以雅典民主政治最为典型。民主政治在古代希腊持续了 200多年 ,它作为希腊精神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 ,在历经了 2000年之后 ,其民主政治的精神及形式 ,仍部分地保存于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之中。本文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作一探析 ,以求对正确认识现代民主有所裨益。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
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称为“最纯粹、最典型的国家形态”① 。通过对公元前 6世纪～公元前 4世纪古希腊社会历史的考察 ,不难发现雅典民主政治虽然粗朴 ,但它已具有了如下鲜明的特征。
(一 )实行直接民主制
在雅典 ,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 ,其权力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和管理城邦事务的方式来实现。公民参政的最高民主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召开 3次～ 4次 ,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 ,平等享有立法权、选举权、监督权。公民大会上 ,公民对城邦大事的议案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 ,最后采取投票或举手的方式 ,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 ,决议一旦形成 ,不能随意
更改。这种简朴的参政方式鲜明地表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
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特征的形成 ,除小国寡民的因素外 ,雅典的法律也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在雅典“公民……没有抛弃公务照管私务的自由 ,……相反他必须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② 。梭伦时期 ,曾制定一项特别法令 ,规定任何公民“当发生内争之时 ,不加入任何一方者 ,将失去公民权利”③ 。伯里克里时代给担负城邦公职者发放公职津贴 ,从经济上保证公民对城邦政治的直接参与。小国寡民的特殊环境和鼓励参政的法律措施使雅典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匠、水手之类的普通公民都能够直接参加到城邦管理事务中去。这种直接民主制促进了“公民—城邦”的一体化 ,使城邦具有强固的凝聚力。
(二 )主权在民、轮番为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伯里克里著名的《丧礼演说词》宣称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④ 城邦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这是对“主权在民”的十分明确的表述。公民大会对国家事务拥有最高的决策仅是“主权在民”的集中表现。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主要职权是选举政府官员。决定宣战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等 ,包揽了邦内一切政事。“一切政事”的决策不以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由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群体的意志所左右 ,这表明城邦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手中。“主权在民”不但体现在公民的决策权 ,而且体现公民的管理权。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城邦的公职者 ,如执政官、将军、议员、陪审员等 ,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公职的取得有赖于公民权利的赋予 ,而非君王
之类权势者的任命和恩赐。
与“主权在民”相辅相成的是“轮番为治”。“轮番为治”是指公民轮流担任公职 ,负责国家事务。雅典的每位公民都拥有轮流任职的机会。据亚里士多德估计 ,每年 6个雅典公民中就有 1人可能担任某种公职。雅典的公职如执政官、将军、议员、陪审员等 ,宪法规定均由选举产生 ,任职期限均为一年。选举法规定 ,已任过公职者 ,在其它公民尚未任过一次之前 ,不得连续担任公职。因为公职不是终身
制 ,而是年年选举更替 ,因而公民都有轮流担任公职的机会 ,“轮番为治”从制度上避免了因长期任职形成事实上的权力集中以至于专制独裁的流弊 ,这实际就是对“主权在民”的有效保证。
(三 )崇尚法治、绝禁人治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 ,其产生、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无不充满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政治原则。“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情形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伯里克里宣称 :“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⑤官员必须依法行事 ,一旦触犯法律 ,便要受到惩处。位高权重的伯里克里在首席将军任上就曾被控渎职而受到法庭
审判 ,并被处以罚金。雅典公民视宪法为最高法律 ,神圣不可侵犯。“法律的格式均以‘会议与民众决定’的字样开头”⑥ ,以显示其威严和庄重。每位公民被授予公民权或公职者就职的时候 ,都要宣誓“保护法律 ,忠于法律”。这反映了法律在雅典公民心中神圣的地位。法律是不可随意更改的 ,若新法有害于民主 ,有害于城邦 ,任何公民可依“不法申述权”对新法提案人进行控告。控告成立的话 ,提案人要受到罚金处分 ,甚至有生命之虞。陪审法庭还有一项权力 ,对违宪新法可宣布将其撤消 ,所以雅典的法律是相对稳定的 ,不存在“朝令夕改”的任意性。
崇尚法治的雅典人强烈地反对人治 ,对于个人的专制更是深恶痛绝。为禁绝人治 ,防止独裁 ,雅典人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陶片放逐法”。此法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意欲独裁的城邦最高公职者进行放逐的处罚 ,是为防止个人独裁而实行的一个奇特的法制。在客观上它起到了防止专制保卫民主的作用。个人权力的增长和专制统治为雅典所不允许。雅典的法令和祖宗原则 :任何人为了起到僭主统治目的而起来作乱者 ,或任何人帮助建立僭主政治者 ,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应被剥夺公民权利。亚里士多德总结了雅典法治实践的经验 ,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思想。他说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 ,这里还须辩明 ,即使有时国政仍须依使某些人的智慧 (人治 ) ,这总得限制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慧 ,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⑦ 事实上雅典人正是这样实践的。
(四 )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
雅典国家权力的运行中存在着民主权力的制约 ,这种制约以国家机构权限的交叉为特色。雅典权力制约机制自梭伦改革始 ,为使各阶层在城邦中协调地生活 ,梭伦以“仲裁者”的姿态力主对立的双方以一定权力范围为“界限” ,实行权力相互制约 ,以图达到“权力和谐”。为此梭伦开始赋予公民大会以立法权 ,陪审法庭以司法权 ,五百人会议以行政权 ,并使之互相制约。
雅典民主政治权力制约机制与近现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鲜明的三权分立不同。雅典
国家机构权力虽有分工 ,但权限的划分比较笼统而且权力互相交错。立法、司法、行政不是平行关系 ,而是行政、司法在立法机关监督下的分权。行政、司法都要对立法机关负责 ,但它又不是一元政治 ,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 ,即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也要受到一定的权力制约。例如 ,其决议有的尚需经陪审法庭审议并最后批准。五百人会议主要是一个行政机构 ,但它又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和
司法权。因此 ,也无妨把它看成是一个立法和司法机构。陪审法庭主要职能在于司法 ,但它同时也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公职人员的权限也部分交叉 ,“很少有独立之权”⑧ 。如执政官除行使行政权力之外 ,还要行使一定的审判权。所以 ,恩格斯说 :“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⑨ 可见 ,权限交叉 ,这是雅典
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
雅典民主政治特点十分明白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雅典的公民群体主宰着城邦的政权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所以亚里士多德写道 :“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 ,用命令 ,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 ,甚至议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中了。”⑩
雅典民主历经发展与辉煌 ,终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走向衰落。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中 ,它的存在虽然是短暂的 ,然而它留给后世民主的政治遗产却是永存的。雅典民主政治所遵循的各种原则 ,所创立的组织形式以及运行机制 ,对西方民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后世任何一种民主政治都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在此基础上 ,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系统创立了天赋人权学说 ,其核心就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定 :“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所有的人 ,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 ,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 ,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 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完整表述 ,其内涵同雅典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并非是资产阶级的创新 ,而是对雅典民主政治原则的继承。 20世纪 ,特别是二战后 ,这一原则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得到推广和贯彻 ,当今世界上 ,凡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无不宣扬这一原则 ,并以此作为衡量政治生活是否民主的尺度 ,作为政治活动的行为准则。
(二 )国家机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
雅典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是国家最主要的民主机构 ,它们分别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虽然其权力还有部分交叉 ,但“三权分立”的轮廓是明确的。这三个机构的设立反映了雅典人所具有的分权制约的思想。只要将近现代西方民主和雅典民主作一比较 ,不难发现雅典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在各国出现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胚芽 ,众议院和参议院是西方民主国家在分权制约思想下设立的国家组织 ,从其源流上考察 ,与雅典民主政治一脉相承。希腊人分
权制约思想在罗马时代经波里比阿、西赛罗等政治思想家的研究总结 ,开始突破狭小的城邦观念 ,着眼于从共和国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来解释权力制约。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 ,沉睡1000多年的分权制约思想被资产阶级所接受而得到复苏 ,成为资产阶级打碎封建国家机器 ,建立资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思想指导下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组织迫使国民成为议会的“奴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变革中 ,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孟德斯
鸠等进一步发展了源于希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 ,使其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中 ,更加显示了它的功能。现今西方国家的权力制约机制已远远超越了三权制约的古典形态 ,除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机制之外 ,还有了国家权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更臻于完善 ,虽然如此 ,但仍无法否认雅典民主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乃其雏形。
(三 )“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
雅典民主政治在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 ,不但要尊重公民的意愿 ,而且要尊重公民多数的意愿。因此 ,对事务的决策以多数人的意愿为取向 ,“少数服从多数”成为决策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雅典 ,“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 ,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 无论是城邦的战和问题 ,或是粮食问题 ,也无论是社会工程的修建 ,都要通过投票、举手等方式 ,由多数人作出裁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虽
然损害了少数人的意愿 ,但它的确是民主的、公正的。到了近现代的西方 ,一般说来 ,各国的议事会在决策上也遵循这一原则 ,规定了决定法案和决议是否有效的法定人数 ,多数国家把法定人数确定为全体议员的半数以上 ,多数的决策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但西方国家 ,事实上在其它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或在其它场合 ,凡需要公正决策的时候 ,贯常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裁定。这种决策原则 ,可以说随处可见。当这一原则在当今社会已经普遍化了的时候 ,不可忘记这是古代希腊人的创造。
(四 )国家公职选举任期原则
选举制是检测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民主政治是否实行的重要特征 ,其核心在于国家各级公职人员的选举。雅典民主政治伊始 ,法律就规定国家公职人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雅典的各级各类公职人员 ,即将军、执政官、议员、陪审员等 ,都是经由一定的民主程序从公民中用抽签或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的。他们与专制国家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职务既不是君主任命的 ,也不是靠武力夺取的。而是受自于公民群体———城邦的委托。因此 ,当选者无需对某个个人负责 ,而是对整个城邦负责。雅典公职不但由选举产生 ,而且任职都有期限 ,各种公职的期限均为一年。这与专制国家官员的无期限任职又是一个区别。雅典的公职选举任期制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 ,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产生 ,和平、合理、有序地转换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 ,它对于一切民主政治具有普遍的意义 ,为后来西方民主所承袭 ,成为国家公职人员选拔的主要制度。
雅典的公职选举任期制 ,经历了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 ,即限制选举权、放宽选举权、确立普选权三个阶段 ,发展至今 ,成为西方民主选举制。当今西方民主选举制亦是遵循了雅典公职选举任期制原则。西方盛行的选举制是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普选制 ,在西方社会成为了广大劳动者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斗争形式和有效途径。凡属所在国公民 ,均可参加选举 ,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和古代
雅典似乎没有两样 ,西方国家的公职 ,无论是总统、州长、市长或基层行政首脑的县长、镇长 ,都是通过民主从公民中选出来的 ,而且对这些公职 ,法律均规定了任职期限 ,或长或短不等。例如 ,美国总统任期为 4年 ,法国总统任期为 7年等。考察一下近现代西方民主史 ,不曾发现某一国家职务由某一个人终身占有的事情。在选举任期制下 ,各级官员都是届满就卸任 ,让位给新人。在政治舞台上 ,你唱罢
我登台 ,这与古代雅典也似乎没有两样。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巨大影响中 ,可以看到西方民主对雅典民主的继承性 ,更可以看到雅典民主精神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 !
上述可见 ,雅典民主政治所倡导的民主原则和宽泛的自由精神是后来欧洲民主和自由的基础和滥觞。由于有了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才“有一定的恢复力及政治体制承受危机、冲突和混乱的巨大能力” 。受民主思想解放运动的感召 ,近代自然科学勃然兴起 ,科学又促进技术发明不断问世 ,引发了产业革命 ,然后扩及欧洲各国。从此 ,民主、科学、工业革命呈现三位一体的链式动力结构推动人类社会向现代化道路迈进。
摘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417/21/6758983_110367194.shtml

『柒』 古代雅典政府职能的特点

古代雅典的政制基础是在梭伦改革后确立起来的,此前,由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城邦面临解体的危险.梭伦颁布解负令,将债务奴解放成为自由民,稳定了城邦的社会基础.财产继承法允许无子女公民自由处置财产,使财产所有制脱离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因此对鼓励工商具有现实意义. 除了上述政策,梭伦将公民按财产多寡分为四等,一二等为富有公民,可担任高级公职,自费装备骑兵.负担部分公用事业开支.三等可担任次要公职,自费装备重装步兵.四等不担任公职,自费装备轻步兵和水手.四等级都有公民权,可以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选举高级官吏.同时设立四百人议事会,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案.满30岁的公民,无债务均可通过抽签加入最高司法机关-陪审法庭，，陪审法庭因此成为平民控制国家权力和制约政府的工具。 梭伦改革后，前509年，克里斯帖尼改革继续完善雅典的民主制度，废除传统上的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地区部落，清除了氏族残余对政治的影响。以部落为单位，选举500人议事会代替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和执行决议，成为雅典的行政机关。它的常设机构－主席团，又各部落轮流当值35天（1/10 年)，创设最高军事机关－十将军委员会和陶片流放法，防止内战和僭主产生。 至此，雅典民主政体确立。 综观雅典政体，民主是其重要特点。全体公民都有权参与最高权利机关－公民大会的辩论，或提交议案，阐明观点。行政机关500人院的成员出于民选，每个无债公民都有机会进入最高司法机关－陪审法庭，虽然程序比较粗糙，但整个体制中公民权力既平等又现实。而专制政体下，除了统治者本身，民众对于国家权力和公共事务完全没有发言权，各级官僚机构不需要民众选举产生，而是从上到下层层任命，民众不但没有政治权力，甚至财产权乃至人身权也不完整。相比之下，哪种政体的决策更合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热情更高，对国家更有归属感，自然不言而喻。

『捌』 古希腊水手在航海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导航的

古代希腊水手在进行航海活动时有着严苛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海上能见度的要求，因为在没有罗盘的时代，海上的能见度直接影响着古代希腊水手的导航工作，接下来我们将对古希腊水手的导航方式进行介绍。

天文导航是指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水手们通过观察天体运行的方式来为船只提供导航的手段，在白天，水手们通过观察太阳不同季节在天空中运行的轨迹来判断方位。在夜间，水手们则依靠观察星座的位置来进行导航，但是，对于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人来说，使用星座进行导航的方式，出现在其文明发展的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古希腊人在天文学上有了相当的积累，他们可以辨识天空的星座并且能描绘出某些星星的运行轨迹，然而在古希腊文明的早期，水手们是无法使用星座进行导航的。

到此，我们了解了古代水手们常用的导航手段，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独立的使用，结合这些方法的优缺点，古代水手们通常会会在航行中采用多种导航方式相结合来完成航行活动。

『玖』 古代雅典的军权谁掌握

十将军委员会(board of ten strategy)，古希腊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
约创于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每年从10个部落中各选1名将军组成，可连选连任。公民大会常以表决方式规定各将军的职权，各将军要向公民大会汇报工作并受其监督。
古代雅典的政制基础是在梭伦改革后确立起来的,此前,由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城邦面临解体的危险.梭伦颁布解负令,将债务奴解放成为自由民,稳定了城邦的社会基础.财产继承法允许无子女公民自由处置财产,使财产所有制脱离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因此对鼓励工商具有现实意义.
除了上述政策,梭伦将公民按财产多寡分为四等,一二等为富有公民,可担任高级公职,自费装备骑兵.负担部分公用事业开支.三等可担任次要公职,自费装备重装步兵.四等不担任公职,自费装备轻步兵和水手.四等级都有公民权,可以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选举高级官吏.同时设立四百人议事会,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案.满30岁的公民,无债务均可通过抽签加入最高司法机关-陪审法庭，，陪审法庭因此成为平民控制国家权力和制约政府的工具。
梭伦改革后，前509年，克里斯帖尼改革继续完善雅典的民主制度，废除传统上的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地区部落，清除了氏族残余对政治的影响。以部落为单位，选举500人议事会代替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和执行决议，成为雅典的行政机关。它的常设机构－主席团，又各部落轮流当值35天（1/10 年)，创设最高军事机关－十将军委员会和陶片流放法，防止内战和僭主产生。
至此，雅典民主政体确立。

『拾』 古代雅典领导三次改革德杰出政治家

1，梭伦改革
经济
①取消所有债务抵押雅典公民个人禁止梭伦改革
债券作为抵押品借到个人禁止平民债务转变为奴役。国家支付由于他们无法还清债务出售给外国的土地上的人的束缚赎回，取消“六中国（平民破产，债权人的耕地，收获的六分之五的租金，向债权人，他可以保留第六，白叫的“六汉”），这项措施被称为“脱负序。
②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利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包括对粮食出口的限制，扩大橄榄油产量;货币改革，以促进商业贸易，以奖励在雅典的外国工匠移民，到促进公民学习手工艺技能;改革度量衡的法令，铸造新币的雅典，已经开发了一些的继承，禁止厚葬，富有同情心，为国家牺牲公民的亲属。 ③认识到自由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消除各种体制的氏族残余。
政治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不再由数量除以物业??的起源公民。年农业总收入的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数变更为500桶古希腊贵族，300桶，200桶200桶以下四个级别），根据它们的大小的财政资源的各级政治权利。第一个层次，可以容纳所有正式语文二年级公民可以担任司库（财务总监）;三年级可以是任何低级别的官员;四年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一个高级职位，除了在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在同一时间，不同档次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第一，第二级骑兵，他们的武器，制服和马匹。三年级的重装步兵，他们把自己的弹药和军服，但并不需要提供的马匹。他们构成的雅典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小学四年级，作为一个轻步兵和一般水手，不要把自己的军备，只用棍棒。
②建立了四百余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最高行政机构。四百余人，每个选定的四个部落的100人，到四年级，和其他公民可以当选。
③（也翻译成公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最高司法机构，任何公民都有的一个陪审团法庭提出上诉的权利。所有等级的公民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抽签选定。陪审法庭受理，并换算市民的投诉或申诉的情况下，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④开发新的代码替换严厉的法律的Draco，只留下了杀人的部分，从而使整个雅典法律的颜色越深，有人道。
2，克利斯提尼改革
他成立了10个地区的部落，而不是四个氏族部落。雅典分为三个主要的城市，沿海和内陆地区，并分为10区的主要地区，被称为。三区，通过抽签决定各地区，各抽部落合成的区域。在区分为几个演示（自治区村社区），构成雅典公民权利和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基本单位。雅典青年男子年满18岁，他们的父母属于演示通过入籍仪式可以取得公民身份。也有外邦人演示曲在雅典的公民。在这样的亲属关系的原则，属地原则，削弱氏族贵族的影响的各个方面。
2。建立一个“500会议”，而不是“第400次会议：（一）来自10个部落的任何一类公民，以抽签方式选定的每一个由50人组成的500人的会议;（二）500人符合享受伟大的权力，并打开所有等级的公民;（三）公民大会结束时处理大部分市州政府事务。
3。克利斯提尼还加强了公民大会和法院的公开活动。根据他的建议开发一个shell（或陶器）流亡法，以防止暴君的堕落。
3，伯里克利改革
①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为几乎所有的尊严，他们还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同意这个城市国家的重大事务。②公民大会是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构。
③：五百元委员会（各部落轮流执政）是公民的常设机构“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日常事务的处理，其功能也进一步扩大
④陪审法庭的最高司法和调查机构。
⑤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支付的工资，公职人员和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为了吸引市民观看戏剧。发出“看着津贴”是专门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