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分配举证责任

㈠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定

法律分析：自由裁量权是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权 力,故在诉讼外的一切权利均不属审判权,也谈不上自由裁量权。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第十一条 法官享有下列权利：

（一）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调离、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三）履行法官职责应当享有的职业保障和福利待遇；

（四）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五）提出申诉或者控告；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㈡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

法律分析：第一，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是各级人民法院。有观点认为，自由裁量权是在具体案件中酌情选择、判断的权力，其行使主体是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或者审判组织。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自由裁量权是审判权的重要内容，其行使主体是各级人民法院。第二，自由裁量权仅存在于法律规则之内和法律规则之外。根据自由裁量权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自由裁量权可以分为法律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规则之外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超越规则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规则之内的自由裁量权是因法律明确授权或规定不明确而存在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规则之外的自由裁量权是指因法律没有规定而存在的自由裁量权。超越规则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虽已作出明确规定但可能导致不公正结果时，法官享有的修正法律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规则之内与法律规则之外的自由裁量权在各个国家都是不可避免要存在的，我国也不例外，对该部分自由裁量权应予承认。超越规则之外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破坏现有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原则上不应认可。

第三，自由裁量权存在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以及程序处理等环节。审判活动是法官遵循法定程序，根据法律以及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过程，包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诉讼处理三个环节。有观点认为，事实认定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不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我们认为，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三个环节存在的自由裁量空间具有相似性，法官在这三个环节都有一定的灵活性，也都需要进行规范。自由心证过程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并不否认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自由裁量权。

第四，自由裁量权不仅存在于裁量条款中，还存在于不确定概念中。有观点认为，在不确定概念中的裁量与在裁量条款中的裁量并不相同，应当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对二者进行区分。不可否认，不确定概念的裁量与裁量条款的裁量并不一致，不确定概念的裁量一般认为应有唯一正确答案，裁量条款的裁量一般认为可以有不同答案。但在实践中，不确定概念与裁量条款给法官留下的裁量空间是一致的，法官存在的灵活性也都需要进行制约，且制约方式上具有相似之处，可以统一规范，只是需要在一些具体规范制度的设计予以区别对待。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二者进行区分的最重要原因是，其民事诉讼中明确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我国的民商事审判并不明确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且对不确定概念的适用也缺乏规范，没有必要区分不确定概念的裁量和裁量条款的裁量。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二条 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便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㈢ 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吗

法律分析：法官民事自由裁量权，指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或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根据情势所需，就有关事项进行权衡、裁量并合理地作出决定的权力。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㈣ 什么叫做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们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提供证据等方面，双方当事人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负举证责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担相等的举证责任。民事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②结果又称举证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承担败诉风险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它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果。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证据，随后被告提供证据，再接着原告举证，再接着被告举证，依次循环下去，直至双方无证可举为止。证明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都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判谁败诉的问题。

在古罗马时代，举证责任有两条分配原则：一条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另一条是，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后者便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公式的渊源。③近现代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都可以溯及到古罗马时代的上述两条原则。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三大学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和法规分类说。法规分类说认为，任何实体法的条文都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则性的规定；一部分是例外规定。凡要求适用原则性规定的人，应就原则性规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凡要求适用例外规定的人，应就例外规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④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依据罗森贝格的法律要件说而确立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举证责任应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第二，凡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变更或者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也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

二、举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义基础上的，而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弱者、追求实质正义，因而，在法律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其分配规范违反了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时，法官有权在个案依自由裁量权对实体法分配了的举证责任规定进行修正。这就产生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原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⑤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 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惟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⑥如原告徐某的儿子张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车祸受伤，于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医院住院治疗。2002年4月16日晨，张某被发现倒在被告病工内的花园旁，经被告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对于张某的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查明事实后认为：（1）张某因车祸入院后，经治疗，病情好转，行动也恢复了正常。后来张某的死亡在于其腹腔脏器损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与入院时的病状明显不同，因此可认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对张某的医疗措施是正确有效的，与张某的死没有因果关系。（2）4月16日意外发生后，被告采取了相应的抢救措施，原告也没有异议，也排除了抢救行为与被告死亡间存在因果关系。（3）医院走廊围栏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围栏的。现有证据表明张某系从高处坠落，这排除医院设施产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张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在病区内行动的自由，原告仅以其离开病房发生意外事件来认定被告护理上负有责任，过分夸大了被告的责任，依据明显不足。（5）对于张某死亡的原因是否为坠楼或其他意外的愿意，由于原告在事发后反对报警尸检，导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责任在于原告。原告事后要求被告承担该方面的举证义务（证明张某死亡的真正原因），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被告要获取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死者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协助，如果仍然以《证据规定》第四条为依据要求被告继续举证，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对原告来说，他们不同意报警进行必要的尸检，现在又认为是被告的损害，显然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说，对原告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对被告的举证行为予以配合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举证妨碍，让其承担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换：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惟一证据灭失。

㈤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的论文

1 民事举证责任的内涵

在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中,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来把握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责任、行为责任或主观举证责任。它是指对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民事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只要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对此事实就得承担行为举证责任,所以承担行为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二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来看待举证责任,即说服责任、结果责任或客观举证责任。它是指在法庭审理终结时(此时法律所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应当负担对己不利的判决(败诉)后果。举证责任应包含两个内涵,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举证责任内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表和里、形式和内容、程序和实体、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首先直观地表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主张法律要件事实的一方当事人当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后,案件事实就应趋向明了,对方为此须提出反证来削弱本证的证明力。

反证提出后,主张某一事实的一方当事人就得提供新的证据以证明要件事实的存在。当事人提供证据并不是盲目无据的,它总是与实体法上的责任要件联系在一起的,它总是围绕着法律要件事实主张和举证的。换言之,行为责任以结果责任为基础和前提,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诉讼行为必然指向实体权益归属,因此,结果责任可以为当事人举证(即行为责任)确定方向,提供动力。结果责任作为一种潜在的不利后果,促使当事人积极承担行为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责任的承担是以结果责任为前提的。当事人充分承担行为责任,就意味着案件实体事实的真实性得以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摆脱了结果责任的承担。当事人(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就应有责任提供或主张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即主张责任)。通常情况下该事实主张者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即行为责任),法院只有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根据。若当事人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此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意味着该当事人没有说服法官采信此事实,据此法官可以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换言之,当事人的主张、要求作为法院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

2 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2. 1 分配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同时也是民事诉讼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其核心在于,究竟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才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使诉讼较为迅速地完成。通常情况下,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来承担,即“谁主张、谁举证",这是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既然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举证责任的分配就应依当事人的主张而定。主张是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民事权益遭受侵犯或发生争议的事实[1]。主张可分为事实主张和权益主张。在民事诉讼中,事实主张与实体权益争议及其处理密切联系,当事人对特定事实的主张旨在通过司法裁判取得争议实体权益上的特定效果,其实质是待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结果责任。”[2]这就决定了事实主张在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重要意义,并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性原则的运用提供了可靠依据。现代社会,仅依一种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够的。例如,在一些特殊侵权案件中,仅遵循此原则就会影响公平,于是就有了举证责任倒置和其它一些原则。因此,合理选择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就是在实现实体一般公正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参酌各种学说来解决举证责任的适当分配问题[3]。“出于制裁违法行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以及促进程序效益等价值考虑和政策衡量,立法者总要适当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当事人双方,并非由一方当事人单独完成。”于是,举证责任倒置和其它一些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就应运而生了。

2. 2 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原则———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在理论界争论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从表面上看,是原来由对方(或己方)举证,倒置由己方(或对方)举证,举证责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以正置为前提,但何为正置呢?我国理论界尚未就此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自然无从“倒置”[4]。因此,仍应认为这是正常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因此,所谓“正置”就是指“谁主张,谁举证”,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相对于这一“正置”原则而提出的,是与“谁主张,谁举证”相对应的概念,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原则,作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既不固定于原告,也不固定于被告,而是根据当事人诉讼地位以外的因素来决定的[5]。其目的是让距离证据更近、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它既是公平的又是经济的,是诉讼公正和效率等价值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具体体现,也有助于实现诉讼目的(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等)。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不断增加,事故损害频繁发生,使得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需要获得了空前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救济和全面保护的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对于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并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被告负担证伪的责任。若被告负担不了,应由法院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被告因此将承担不利后果(败诉)。需要倒置的要件事实,往往属于原告举证困难而被告比较容易举证的,例如证据距离原告较远、倒置的要件事实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等。与加害人(被告)有无过错的主观心理状态、具有相当专业性的因果关系等相比,加害行为、损害事实等要件事实较易证明,所以一般应由原告(受害人)来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倒置给加害人。举证责任倒置是将某些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加在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身上,这不仅考虑到了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6],同时也考虑到了对弱者的保护。

这是因为,在特定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原告因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能力较弱而难以或不能获取充足的证据。主张证明责任分配盖然性说的德国学者莱纳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考量举证可能性,拥有更多的举证可能性的一方当事人,应负该事实的举证责任。举证的可能性,即是由证据与当事人距离的远近决定的,如果一方当事人远离证据,该证据全在另一方当事人控制范围内,他就没有可能得到,那么,此类案件就应当由控制该证据的一方来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对过错的举证问题,由于受害人根本不知道医疗过程与医疗行为,所有医疗行为的证据,包括手术记录之类的病历等证据,全在医疗者手中,他离过错证据距离较远,他所能保持较近距离的证据,只能是他到该医院接受治疗并发生了损害后果之类的事实证据。所以,他只能对这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过错事实则应由持有证据的院方来承担。

一般认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以下范围: (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4)建筑物或其它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将取决于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对象。具体说来,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下列几种情形:(1)实行过错推定的侵权诉讼。如建筑物或其它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医疗纠纷提起的诉讼。(2)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诉讼。如环境污染致损的侵权诉讼;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难以收集证据,难以举证的诉讼。如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4)对方妨害举证的诉讼。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举证责任倒置不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和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因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实行无过错原则,原告还需就损害事实、行为、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它根本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对象的问题。被告就免责条件举证,是谁主张,谁举证的结果。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也实行无过错原则,原告需就损害事实、因果关系、造成伤害的动物由被告饲养或管理人予以举证,同样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对象的问题。被告就免责条件举证,也同样是谁主张,谁举证,它是举证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举证责任

倒置的体现。

2. 3 其他情形

有关举证责任分配,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应依规定执行,但当法律对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出现漏洞时,则需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合理裁量举证责任分配。首先,法官必须遵从整个法律秩序和宪法基本价值,根据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其次,法官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应当在判决中充分说明理由;再次,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不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有权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另外,举证责任还存在着免除情形。举证责任的免除,是指就某一事实主张免除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责任。当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通过自认或认诺全部接受时,举证责任制度能够确定实体责任由谁负担的功能便不复存在;当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引述自然规律、定理、众所周知的事实等无须举证证明法官即可对该事实做出判断时,举证责任制度中提供证据的规则便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即可免除。

㈥ 法官有没权根据案件分配举证责任 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

法律规定分配举证责任

㈦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有哪些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由三种情况：
(一) 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就确定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采取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作这种规定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1）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相比，更有举证能力。由于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平等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应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才能有效成立。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理所当然的应由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法定程序规则。不得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时候作出任何决定，否则，就是程序违法或滥用职权。进入行政诉讼程序之后，如果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举不出证据，便说明其已经违反了法定行政程序规则，已经违法，理应由其承担败诉责任。
2）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该具体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作出来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掌握着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了解职权范围内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具体行政行为收集证据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与行政相对人相比，容易完成举证责任，所以行政机关应当对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3）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是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其作出的任何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建立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基础之上，否则，行政机关就是在凭臆测办事，就是属于专断，甚至有滥用职权的恶意，让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切实做到先取证、后裁决。
(二)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
尽管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并不等于原告就不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二十七条“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行政案件立案前，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证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不能进入以后的诉讼程序，如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则应提供证据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书面形式的，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正本或复印件，具体行政行为是口头形式的，则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提供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证据，且被告必须明确适格;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前置，还要提供已申请复议及复议结果的证据，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是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则被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
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和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只有在相对人申请的条件下方能作为，没有相对人的申请行政主体便不能主动作出的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是指依据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法定行政权，不需要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便可作出的行政行为。《若干解释》规定，原告在起诉被告不作为案件时，证明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但是《若干解释》对行政机关以职权的行政行为未作具体规定，只是一概而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应由行政机关主动作出，如果要原告再举出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则是不科学的，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有二项例外，“
1）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2）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上述两项是不作为案件中免除原告举证责任的情形。
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事实
行政赔偿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已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争，而主要是行政赔偿问题，在确定损害的存在与否以及损害的范围和程度时，不完全采取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而是参照民事诉讼的规则，要求行政赔偿请求人对其主张进行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可见原告请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的，应举出证据证明以下事项：(1)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事实即实际上已经发生或者一定会发生的损害结果⑥;(2)受损害的程度，即具体损失的数额及计算;(3)受损害的事实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4)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赔偿诉讼;(5)单独提起赔偿诉讼的，经行政机关先行处理。
(三)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在审判实践中，为防止人民法院代替当事人取证现象的发生，规范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正确行使调取证据的权利，《若干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调取证据：(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供了线索，但无法自行收集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二)当事人应当提供而无法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第22条规定了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
(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原告和第三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
(1)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
(3)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主动调取证据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对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很有意义。但取证除符合上述情形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须依法定程序进行，如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交由法定部门鉴定;
2、取证应迅速及时;
3、在必要时，可依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采取证据保全;
4、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证的问题，由于被告可以不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举证，人民法院可依职权主动取证;
5、对于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而无法提供的，应由法院依法核查或调取。

㈧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原则是什么

刑抄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原则是：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由于法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无法可依，因此，法官在法律真空状态下，诚实信用原则应作为其举征责任分配行为的重要原则。这毫无疑问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义。
同样在遵循诚实信用的同时还应本着公平公正原则，这就要求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不但要考虑分配程序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还是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承担都应予以适用。

㈨ 举例说明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原则～

一、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规制
徐国栋教授认为：“诚实信用这样的语词从规范意义上看极为模糊，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其适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这种模糊规定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由其行使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功用之一。
法官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执行法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能动的司法活动中，法官对证据的取舍、法律的适用，有自由判断、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法律本身的客观需要，它有助于个案正义的实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无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个别公正，为了实现创设性正义，自由裁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取消自由裁量会危害政治秩序，会抑制个别公正”。正义是由法律分配，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一般性规定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层次。如果在司法活动中将普遍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不同情况将可能导致个案的非正义时，法官不能等闲视之而无所作为。此时，法官应充分利用其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个别正义。但自由裁量权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授予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寻求正义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司法专横，破坏法治等诸多弊端。因此，如何才能保证法官不滥用自由裁量权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庞德指出：“历史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格细致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某一制度的成功有赖于它“成功的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因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必要限制亦是诚实信用原则应有之意。
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司法权力，包含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不是恣意，它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裁量权时以诚实、善意的心态去对待，必须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首先，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基于案件事实，须是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方能行使。其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出于正当目的，应考虑到相关因素而不应考虑不相关的因素。再次，要做到判理公示详写判决理由，将法官自由裁量的心证过程展示给公众，使一般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认可其裁量，让社会监督其裁量的正当性。
我国立法中没有明确法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过去法学理论上对自由裁量的研究也不多。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比国外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的国家拥有裁量的“自由空间”还要大。原因有二：第一，我国的民法与国外的民法典相比显得稚嫩、简陋。因而中国的法官在诉讼中面对更多的法律漏洞，拥有的裁量权相应也就更大。第二，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以及制度未有效的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给司法提出了严峻要求，新类型的案件不断涌现，而法官又不得拒绝裁判，故只能依靠智慧、经验作出裁量。君不见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诸多的司法解释即能充分印证以上两点。说明我国法官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些权利的行使状况却令人担忧。一方面，各种新型案件摆在法官面前强迫法官裁判。另一方面囿于法官的素质、法治环境等因素，有的法官恣意妄为滥用裁量权，有的法官迫于错案追究制，瞻首顾尾不敢下判，造成诉讼迟延。如何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当前审判方式改革亟待解决的课题。确立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应是其当然的选择。
二、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释明权的授予及规制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对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之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的，在这些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和修正。这种释明从法院的职权来讲称之为释明权，从法院义务来讲称之为释明义务。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些重要的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为达到此目的，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上和法律上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发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审判长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在口头辩论的期日或者期日之外，就有关事实上及法律上的事项对当事人进行发问并且催促其进行证明”。“如果审判长或陪席法官在口头辩论的期日之外，依照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对攻击和防御方法进行产生重要变更的处置时，应当将其内容通知对方当事人”。在我国台湾地区亦有释明权的规定，且法院如不行使释明权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
应当看到，上述关于释明权的规定是以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诉讼机制作为基础的，释明权是对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补充和保障。对释明权的行使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它不能伤及现代民事诉讼的两大基石——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可见对释明权行使范围和时机这一“度”的把握是何等的重要。如何做到法官既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又要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进行释明呢？这都有赖于法官依照诚实信用原则结合个案中情形予以区别对待。对释明权的适用范围大体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请求不清楚或不充分的释明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文化素质等因素，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模糊不清。如在责任竞合的案件中原告既提出了侵权之诉又提出了违约之诉，一则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进行有效的答辩，二则给法院确定争点造成困难，法官应要求当事人进行补充说明，明确观点。又如在被告的答辩中除了针对原告诉请的答辩外还要求法院判令原告承担某种责任，但又未明确提出反诉，法官应主动提示要求明确答复。司法实践中即有因法官对此未作释明而造成上诉案例。还有当事人本可以提出更多的诉讼请求，但因法律知识所限而未提出，此时法官应征求其意见。如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肢体致残却未要求残疾人生活补助费。对于诉讼请求不清楚的、不充分的释明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1）依原告之声明及事实上之陈述，得主张数项法律关系而其主张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审判长应晓喻其叙明或补充之。（2）被告如主张有消灭或妨碍原告请求之事由，究为防御或提起反诉有异议，审判长应阐明之。”
2、当事人诉讼请求不当而需要变更或除去的释明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并不一致，如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主张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而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合同无效应返还财产。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有义务提示当事人变更其诉讼请求。否则就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判决时不意打击”的危险，当然会产生“如果早知道，从这个角度自己也有不少主张和证据可以提出”的不满。不符合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我国的《证据规则》第35条有相应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3、证据材料不充分的释明
司法实务中，许多当事人根本不清楚自己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及后果，有的当事人误认为自己就该事项并无举证责任或认为所举证据已经足够。此时法官应向当事人发问，启发他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经启发当事人仍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应依法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此种情况在《证据规则》实施以后法官的释明显的尤为重要。一些当事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查明事实是法院的职责，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去搜集、提供证据。此时若法官不进行释明、启发他如何举证而判决其败诉有失公正。
从以上释明权适用的范围和情形可知法官在进行释明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一方当事人的援助。如果行使得当则能起到保护弱势群体、提高诉讼效率、防止突袭裁判、实现公平公正的作用。如不当行使，则亦会造成审判不公。“法院进行释明，在某一程序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以上便成为权限，再过一定限度时则为违法(违反辩论原则)”。法官究竟应如何行使释明权，履行释明义务呢？如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法官能否释明，法官一旦释明，则意味着其明显站在债务人一方，这将给债权人以沉重的打击。鉴于法律的空白及规定不明确的局限性，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应依诚实信用原则，本着诚实、善良、公平的诉讼观念，忠实地行使释明权、履行释明义务。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立法上对释明权没有也不必要给予重视。如今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诉讼模式的转换，释明权的诉讼价值得以彰显。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及《证据规则》对释明权制度均有涉及。谷口安平教授将释明权定性为：“当事者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交错”。认为：彻底的当事者主义有时也可能带来令人无法欢迎的后果，因此就产生了法院适当介入，依职权对当事者主义进行调整的必要。法院所具有的这种权限称为“释明权”。因此在我国的诉讼模式转换中，应总结国外法律变革的经验教训，依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配套的释明权制度。
三、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作用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就何种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以是否有法律规定可将举证责任的分配分为法定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法官裁量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首先要依据法律规定，在法律(包括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因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的胜败，法律一般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然由于实体法的局限性所在，它不可能包罗万象，而诉讼的案件又呈千姿百态，总有实体法调整不到的地方，需要法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行使裁量权予以调整，由法官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另外法官在个案的审理中如果认为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不可能实现公平合理的立法目的或不符合立法精神时，亦可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斟酌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在司法实践中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国法律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则》第7条第一次肯定了法官在一定情况下自由裁量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权力。肯定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裁量权，不是说法官可以恣意妄为，不受约束。举证责任的分担攸关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得失，法官必须基于公正平义的理念，诚实、善意的心态去衡量。依诚实信用原则，法官在分配举证责任时应考量以下相关因素。
1、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主要受制于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与证据的距离，距离证据近就说明他更容易提供该证据，让更容易举证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不仅公平而且更加有效率，举证不能的机率也大大减少。《证据规则》中关于专利侵权诉讼、劳动争议案件等举证责任的分配即是考虑了证据距离的因素。二是收集证据的能力，诉讼实践证明，当事人在证据收集能力上强弱不等，不同的当事人其所具有的收集证据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法人一般优于自然人，重复诉讼者较之偶然诉讼者收集证据能力要强一些，有专业知识的认要大于无专业知识的人，有代理律师与无代理律师的也不一样。综上，应由占有或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让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收集证据条件与手段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正是有鉴于此，《证据规则》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可见举证能力是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之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
2、实体法的价值取向
近代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其价值取向由法的安定性转向社会妥当性。这在侵权行为法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归责原则：由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由必然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过错的判断从心理过失到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过失；旨在扩大救济而模糊责任，向势单力薄的受害者倾斜。相应地在实体法及程序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应根据实体法的立法精神和抽象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如1998年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消费者钱小涵状告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非法搜身侵害名誉案件。审理中双方就被告是否有脱衣搜身行为发生争执被告否认有脱衣搜身行为，原告对此又难以有效举证，被告也不能否认该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上诉，再次否认“强迫”钱小涵被脱衣搜身，要钱拿出证据来，并认为即使在地下室一对一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仍在钱某而不能倒置。二审判决调整了赔偿数额但仍判被告败诉。在此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实体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是法院考量的因素之一，实体法的价值取向也指引着程序法的价值选择。法官可依诚实信用原则，按实体法的价值取向去分配举证责任。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不但承担着维护法律程序、公正司法的职责，同时也负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平裁判的义务。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释明权的授予与规则，从而确保了公平正义的实现及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只有严格地依据法律、公正无私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释明权，方能真正赢得公民的信任。对法官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要予以制裁，追究其法律责任，才能确保诚实信用在民事诉讼中的贯彻落实。

㈩ 详细论述我国民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在进行本文正文论述以前，有必要对举证责任的概念加以明确，说明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及误解。民事举证责任发展至今，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既包含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也包含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又称行为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益诉讼后果，又称结果责任、证明责任。行为责任与民事诉讼的实际过程相契合，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动态反映举证责任的诉讼内容。在民事诉讼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张，且主张的事实不属于免证事实，就要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行为责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们可以感知的。而结果责任则静态地反映举证责任的内容，原、被告在诉讼中所应主张的要件均由法律预先做出规定，在诉讼开始前即已安排完毕，不受诉讼实际进程的影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概念虽然产生于辩论主义诉讼模式主导的大陆法系国家，但由于在职权探知主义诉讼模式下进行的诉讼中也会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因此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诉讼模式并无必然联系。在任何民事诉讼中，不管当事人是否提供证据，以及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只要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就需要依据举证责任做出裁判，将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判归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举证责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表和里、形式和内容、程序与实体、动态与静态的关系，“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当事人必须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结果责任才能真正反映举证责任概念的本质，是举证责任的实质性含义。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为禁止人民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作为代偿而设置的解决法律上的纠纷的制度。因此，法官有义务对提起的各类纠纷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无法查清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绝裁判。此种情况下，现代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借助举证责任规范做出判决，也因此有“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的法谚。形象的法谚道出了举证责任的重要。举证责任不仅体现在每一个诉讼之中、影响着诉讼结果，而且在诉讼开始之前它已经在指挥着人们的行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深受前苏联相关理论的影响，在对于举证责任的认识上，特别是对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甚至是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举证责任概念，并不承认结果责任的存在，仅仅局限于提供证据责任，即行为责任。我国在继受该理论后，在举证责任方面也没有任何突破。另外，由于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及干扰，使得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禁区。直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才开始受到理论界、实务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在诉讼认识论上强调追求绝对真实，否认诉讼中真伪不明现象的存在，在诉讼体制上坚持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此种条件下，连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更无从谈起了。
作为对上述立法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在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基本沿袭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的宗旨，只是对法院收集和调查证据的范围和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虽然该条通过将过去由法院负责全部证据收集调查的行为，一部分转移到了当事人身上，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与败诉责任之间的联系。但是新民诉法并没有对结果责任做出任何规定，它与试行民事诉讼法一样，从法律规定上排斥了结果责任的设定。
通常认为，1991年民诉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为，将该条款确认为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存在理论上及逻辑上的缺陷。首先，该条款的内容仅仅涉及提供证据责任的部分内容，对于举证责任的本质内涵——结果责任未曾触及。其次，该条款规定以抽象的“主张”，而不是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性质或类别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违反了一条基本的诉讼规则：即决不容许让当事人对同一事物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承担证明责任。因此，这一规定缺乏逻辑性，对审判实践缺乏指导性，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应该说，从立法上体现对于举证责任的全面认识，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的颁布与实施。《证据规则》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既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明确了相对于该分配原则的例外规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同时作为上述两类规定的补充，赋予了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的权利。
一、《证据规则》第二条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确立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律要件分类说，又称规范说，是由德国天才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提出来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规范说主张以法规要件分类为出发点，并主要以法律条文的表意和构造为标准分析法律规定的原则和例外，以及基本规定与反对规定之间的关系。罗森贝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只有一条原理，即“对不适用某一法律规定就不能获得诉讼请求效果的当事人而言，其应当对该项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事实上为存在，承担主张和证明责任”。规范说将民事实体规范按对立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权利发生规范，又称基本规范、请求权规范，指能够发生一定权利的法律规范。二是对立规范，罗森贝克又将对立规范分为三种：其一是权力妨碍规范，即在权利发生开始时，对权利的发生效果进行妨碍，使权利不能发生的法律规范。其二是权利消灭规范，指在权利发生之后，能使已经存在的权利归于消灭的法律规范。其三是权利限制规范，即在权利发生以后，准备行使之时，能对该权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该权利不能实现的法律规范。在对法律规范进行上述四种分类基础上，罗森贝克提出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妨碍权利的法律要件、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规范说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基于我们现实生活中事实过程的复杂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法律规范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坚守这样的信念，即必须信任所给予的现状的正确性和理智性，如果与现实的正确性和理智性作对，就必须证明现实的反面 。表现在诉讼中，也就是要承担举证责任。同时，从实体法的角度观察，规范说与进攻者原则，与对占有的保护，对权利安定的保护以及禁止私力救济是一致的。规范说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实现了诉讼武器均等、风险均分、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阻止了累讼和阻碍司法的危险。由于该规则与每个人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的思想也相吻合，而这种自我负责的精神正是权利交换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实体法目的的同时，也符合诉讼的目的，具有诉讼威慑功能和诉讼预防功能，体现了证明接近、对证明手段的保护和避免消极性证明的思想 。
规范说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从产生至今，一直被奉为举证责任分配的通说。虽然对规范说的批判学说被不断提出，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相关学说可以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范说已经经历了相当时间的实践检验，属于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遗产。我国的法律体制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因此，借鉴吸收规范说确立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个条文中对法律适用都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这样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传统表现形式，也不具备可行性。同时，由于成文法系国家进行的诉讼均为法规出发型诉讼，注重裁判的统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预测性，因此，确定一条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就具有了极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证据规则》借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和学术界通说，依据规范说，在第二条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第二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二是指当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时的不利益诉讼后果由谁承担。体现在审判实务中，当遇有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明，且在双方均不能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可据此迳行对该待证事实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付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应的裁决，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之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
规范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通说，历时几十年，其主导地位无可动摇。但由于该学说产生年代较早，作为近代民法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有概念法学的弊病。首先，规范说独尊国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分类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排斥习惯法和判例；其次，规范说强调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认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均可依逻辑方法从民法典中获得解决，不承认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释上，规范说注重形式逻辑的操作，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排斥法官对具体案件的衡量；最后，规范说否认法官的能动作用，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论式的逻辑操作，遇有疑义时强调应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为了修正规范说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二十世纪又出现了若干举证责任分配的新学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危险领域说、损害归属说、盖然性说等。这些学说都是在自由法运动的旗帜下提出来的，是自由法运动学说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中的变体。这些新学说的共同点在于，针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从维持法的妥当性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性依据。比如危险领域说，该学说认为，在一定的民事诉讼领域，应当以危险领域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以修正规范说的不足。所谓危险领域，是指加害方能够依据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方法进行实际控制的生活领域。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我国所制定的民事实体法习惯于对法律规范条款即法律要件事实作粗略、笼统的规定，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较少考虑到实体法的诉讼功能，特别是举证功能，即在实体法上不能象当初罗森贝克在创立规范说时那样，从德国民事实体法条文中发现立法者预先设定的较为完备或较为系统的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这就需要我国在今后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对上述缺陷做出适时补救。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证据规则》在第四至六条的规定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具体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八种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担，第五条第一款确立了合同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第二、三款则对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权争议的诉讼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第六条主要明确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这三条规定的内容，根据与规范说确立的举证责任基本规则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规范说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细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条第一款；另一类是根据其他举证责任分配学说所提出的实质性标准做出的与规范说相反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这一概念出自德国法，德语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义不是指“本来由此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换给彼方当事人承担”，而是指“应由此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被免除，由彼方当事人对本来的证明责任对象从相反方向承担证明责任”。 《证据规则》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表现的是法律适用的一般性与例外性的关系。
在《证据规则》颁布以前，我国学者及大多数教科书通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是我国法律中对于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这条规定从其字面表述上看，举证责任倒置的意图似乎非常明显，相关的司法解释及学理解释也将这一规定明确视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事实上，在这一规定出台时，我国并未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缺失的前提下，相对于该原则的例外是无从谈起的。撇开该条规定逻辑上存在的缺陷，由于文字表述上过于笼统，在具体内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权诉讼中，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侵权行为，2、侵权结果，3、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4、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若干意见》第74条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被告应当举证。该条将被告的举证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范围之内，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原告没有提出被告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或加害有过错时，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实由哪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呢？另外，侵权结果通常包括损失的物质形态和各类损失的程度，按照74条的规定，对于原告提出的侵权结果，被告否认的，被告需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是否应当对侵权的损害状况加以证明呢？实际上，要让被告来证明不存在损害是很困难的 。
《证据规则》完全摆脱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确立了以规范说为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在此基础上，对规则适用的例外做出了具体规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见》74条那样，笼统地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被告应当举证，而是不仅规定例外规则适用的诉讼类型，而且对应当证明的要件事实也予以明确规定。例如，《证据规则》第四条第（七）项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证据规则》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规范的构成要件，应当由主张该请求权的受害人对该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项规定将针对该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加害人承担，属于典型的举证责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证据规则》第四条并不都是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条目的内容是对举证责任基本规则在特定诉讼类型中的细化。例如，该条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属于权利妨碍规范的构成要件，根据规范说基本规则，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生产者要想否认受害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遭受损害而向其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证明法定免责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免责事由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依据规范说确立的基本分配规则，原本就应当由生产者承担。因此，该项规定反映的并不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证据规则》确认了在特定条件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诚信原则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
《证据规则》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它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成文法系的最显著的特点，即在于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颁行于世。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难免。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官被认为是法律的实施者，而不是创造者。法官将法治国家的制定法适用于已认定的事实，过程是，以假言命题的法为大前提，以法官认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绎逻辑程序，得出作为归结命题的判决规范。日本诉讼法学家中村英郎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客观法的确证”。法官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论对法律漏洞进行填补或者跨越法律漏洞从而改变某个规则。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非常复杂，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依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负担的情形。《证据规则》第7条赋予了法官在此种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前提条件是必须出现了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它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况，此时，法官才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没有穷尽现有法律规定以前，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因此，本条规则的适用具有层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后顺序的排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