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法院网易

① 1987年4月下旬，苏联文学界发生了什么

1987年4月下旬，苏联文学界文学界的"内战"公开爆发

198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时，论述了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问题，他说：认真剖析往事，有利于扫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回避矛盾，有碍于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妨碍我们前进。

他还说：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做出评价。现在还可遇到有人企图回避我们历史上的迫切难题，对它们避而不谈并摆出一副姿态--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是一种无视历史真理的态度，是对违法和专横行为的无辜牺牲者的大不敬。

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指出"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决现今面临的问题：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总之，改革的迫切问题。

"传统派"同"正统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邦达列夫、别洛夫、拉斯普京、普罗斯库林、库尼亚耶夫、沃罗宁、阿列克谢耶夫、柯日诺等。传统派的主要刊物有《我们的同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近卫军》。这两派在关于苏联文学的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刊物上发表宣扬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并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特别是改革派，他们依仗自己在各方面的优势，率先发难，向传统派频频发起挑战。

1987年4月下旬，全苏作协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改革派和传统派在会上展开激烈论战。如果说在这以前苏联文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只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那么在此之后，文学界的"内战"则公开爆发。这表明，两派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两派原则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认识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的成就；如何认识1985年改革以来苏联文学界的形势；如何评价现代西方的文化；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等。

在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如，如何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如何评价《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雷巴科夫著）、《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人生与命运》（格罗斯曼著）等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应当指出，他们的分歧还不仅仅在文学问题上，还表现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如，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评价斯大林等历史人物等。两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是和文学问题上的分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②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是在什么时间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进行公开审理的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前内务部长亚戈达也一同受审。经11天审讯，法庭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18人死刑，其余3人被判处15～25年长期监禁。

③ 电影《东京审判》苏联法官为什么不穿法官服

苏联： 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最高军事法院成员

http://ke..com/view/206850.htm

因为是苏回联最高军事法院成员，答所以穿着军服

④ 苏联大清洗是怎么一回事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⑤ 中国建国后有那些关于法律法制司法方面是仿制苏联法律系统的，详细阐述

前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我国1954年宪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以前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在起草讨论宪法时，毛泽东给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开具的参考书就包括前苏联的历部宪法，并强调每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都要熟读前苏联宪法。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就是根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并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规定的。比较我国1954年宪法和前苏联1936年宪法，就会清楚地看到两个宪法和从宪法体制到宪法规定的政权体系是多么的相同。宪法都有序言性的宣告，规定社会制度的原则作为总纲的内容。（注：前苏联宪法为“社会结构”。）有类似的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机关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产生最高行政机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但要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似。行政机关有广泛的管理社会职能，设有众多的部委。最高权力机关产生法院和检察院，它们都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独立机构，而要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国家政权体制和法律机构的设立，完全是根据苏联模式建立的。在立法中，大量的前苏联法律制度被引进。重视土地法、婚姻法、刑事法律方面的立法。经济法的概念被接受。在司法方面，关于法院的设置和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人民陪审员制度，审判的组织、刑事审判原则、审判程序也都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设立独立的检察机关并赋予法律监督职权，就完全是照搬前苏联的检察制度。前苏联法制被运用到中国法制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不胜枚举。如果说50年代中国法制建设，特别是法学理论被“苏联化”了，是毫不夸张的。
在法律思想和法学教育方面，前苏联的影响更为强烈。法学教育的空白从一开始就由苏联模式全面填补并相袭不变。以维辛斯基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特别是他关于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是法律最基本特征的观点得到极为推崇，被中国法学家奉为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法的解释。全面照搬移植前苏联法学，在法学教育建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1953年教育部推出统一法学课程规定法学院（系）开设的课程是：苏联国家与法权史、苏联国家法、苏联刑法、土地法与集体农庄法、人民民主国家法、中国与苏联法院组织法、中国与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国与苏联劳动法、中国与苏联行政法、中国与苏联财政法。（注：（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律教育发展史略》，第485～486页。）从这套教学课程看出，完全是以苏联法律作为中国法学教学的内容，根本没有中国法的内容。整个50、60年代，大学法学教科书基本是前苏联教科书的版本，课程设置是按前苏联的模式，课堂上讲授的是前苏联法学理论，不仅在教材和课程的设计上照搬前苏联模式，就是大学、研究所、教研室的设置和教学计划，授课方式，也无不以前苏联为楷模。为了移植引进前苏联的法学教学经验，中国领导人请前苏联专家按前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全套模拟仿真的前苏联法学教学在中国起着示范作用

⑥ 欧盟和苏联这两个联邦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首先，欧盟是联盟，不是联邦。联盟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国家，国家要求有领导人，最高行政权，最高权力结构，和最高司法机构，有国防和外交权力。欧盟不具备这些条件。欧盟的主席是轮流做的，没有任何强制力，欧盟总部不能管理各国政府，任免官员。欧盟的议会和法院的决定和判决要各国议会和法院批准才能执行，不批准屁都不是。最后欧盟没有对外代表成员国的国防和外交能力。也就是说，欧盟的成员国有独立的外交和国防，更有自己独立最高领导人，独立的政府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些最高领导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受欧盟的领导和管理，是独立的。

其次，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有最高领导人，最高权力结构和最高司法机关，外交方面苏联外交部是唯一外交机关，国防方面苏联国防军是唯一的军队。

最后，苏联和欧盟都是一些加盟国家组成的团体，但是苏联是国家，欧盟是联盟。
苏联最高领导人是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选举的代表选举出来的（理论上是这样的）。欧盟的主席是轮流做的。
苏联最高苏维埃是最高权力接管，做出的任何决定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必须执行。欧洲议会做出的决定，要各国议会通过才能执行，不通过就不执行。
苏联政府是苏联的最高政府机关，管理所有加盟共和国政府，任免官员等等，欧盟总部没有权利任免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级政府官员，更不能管理这些国家的政府。
苏联法院的判决是最高判决，各加盟共和国必须执行。欧盟法院目前还在建立种，而且他只负责调解一些争端，判决要加盟国法院认可有的还需要议会投票通过才能执行。
苏联政府外交部负责对外外交。各加盟共和国没有外交权。欧盟各国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权和外交政策。欧盟负责外交官员主要工作是协调各国关系和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不针对其他单独国家。
苏联唯一的军队是苏联国防军。欧盟各国有自己独立的国防军队，不受欧盟管理。
----------------------
更稳固的话当然是苏联更稳固，当然如果外部敌对势力太强大就没法稳固了，这个没法说，欧盟存在一定程度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不反对。如果这个联盟威胁到美国利益，美国想拆散欧盟，很简单几天时间就行，比弄苏联简单多了。
----------------------
话说回来，美国也是联邦制国家，是世界上联邦制国家的典型代表，你可以自己对比下欧盟和美国的区别。就知道为啥欧盟不是联邦制国家了。

⑦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职权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主要职权为：①决定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和批准选举苏联人民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组成；②根据苏联总统的建议，成立和撤销苏联各部及苏联其他中央国家管理机关；③根据苏联总统的提名批准任命总理，在会议中同意或者不接受苏联内阁成员候选人和苏联安全会议成员，同意解除上述人员的职务；④选举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仲裁法院，任命苏联总检察长，批准苏联检察院院务委员会，任命苏联监察院主席；⑤定期听取由它成立或选出的机关以及由它任命或选出的公职人员的工作报告；⑥保证苏联全境内法律协调的统一，确立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立法原则；⑦在苏联权限范围内，对实施公民宪法权利、自由和义务的程序，所有制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管理组织，财政预算制度，工资和价格构成、征税、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其他关系进行立法调节；⑧解释苏联法律；⑨规定共和国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组织和活动总则，定社确会团体的法律地位原则；⑩提出苏联国家长远计划草案与苏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重要计划草案，供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批准苏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计划、苏联国家预算、监督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批准执行计划和预算的总结报告，必要时对计划和预算进行修改；⑪批准和废除苏联的国际条约；⑫监督向外国提供国家借款、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等工作，签订外国的贷款协定；⑬确定国防及保证国家安全方面的基本措施；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或紧急状态；在必须履行有关共同防御侵略的国际条约义务的情况下宣布战争状态；?在履行有关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条约义务的情况下，作出动用苏联武装力量人员的决定；⑭规定军衔、外交官等级和其他专业职称；⑮制定苏联的勋章和奖章，规定苏联的荣誉称号；⑯发布全苏大赦令；⑰废除苏联内阁同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相抵触的文件；⑱废除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同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发生抵触的决议和命令；⑲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时期，通过关于举行苏联全民投票的决议；⑳解决除绝对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处理的问题以外的应由苏联处理的其他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法律和决议不得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其他法令发生抵触。

⑧ 苏联破坏法制现象得到纠正是在什么时期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提出“加强法制”的口号，并采取实际措施，进行平反和恢复 名誉、整顿国家安全机关、健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立法的工作。后来又广泛建立人民志愿 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等群众组织，以协助国家机关维护社会秩序。
赫鲁晓夫时期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人们知道，斯大林领导时期 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在工作中也犯有许 多严重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肃反扩大化，违反法制，冤枉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之所以发 生这样的错误，有各方面的原因。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有错误，认为越 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负责肃反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则权力过大，不受党 和国家的监督，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应有职权受到限制和削弱。当时的立法对某些违法产 为的刑事责任规定得过严，许多重要立法又没有及时修改和制定，因而不够健全；所有这些 问题，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在贝利亚垮台之后，便立即明显地暴露出来。有些材料说， 当时“法院里堆放了几百万份上诉书，要求对仍被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人的案子重新进子 复查，或亲属要求为死者平反、恢复名誉。” [1] 人们看到，在法制方面实行某些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针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提出“加强法制”的口 号，并反复加以强调。1953年4月6日，在为“医生案件”平反之时，《真理报》发表题为 《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不可侵犯》的社论，谴责国家安全机关违反法制，滥用职权。1955年4月12日， 《真理报》又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社论，指责贝利亚等人采用恐怖手段迫害无辜的人们，强调采取重大措施来加强法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加强法制”。他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国家安全机关“放在党和政府之上”，并“造成目无法纪的专横状态”，宣称“党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很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 在强调“加强法制”的同时，赫鲁晓夫等人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措施。
一、恢复名誉，释放在押犯人
1.平反和恢复名誉
斯大林刚刚去世，“恢复名誉”的工作就已开始。1953年4月4日，内务部发表通告， 宣布为“医生案件”平反。1954年，苏共中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恢复名誉的工 作。这个委员会在1954—1955年间为了千多人恢复了名誉。苏共二十大以后，恢复名誉的 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她们对三十年代以来的所有案件都重新作了审查。1957年5月14 日，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见美国学者时就说： “过去二十五年来所有被判处 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经加以重新审查或者正在重新审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经释放或去世的人的 案件，以便能够完全恢复名誉。最高苏维埃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派代表驻在各个劳动改造所， 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不必请示莫斯科便在当地恢复囚犯的名誉。”
2．大赦和提前释放在押犯人
在乎反和恢复名誉的同时，苏联还集中地进行了三次大赦。第一次是1953年3月27日，对那些“对国家并不构成重大危险的罪犯”进行大赦。这次大赦，使大部分犯人，。其中包括因政治罪行被判刑五年以下的所有犯人都获得释放。第二次是1955年9月17日，大赦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德国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大赦“没有对国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除大赦以外，还采取措施提前释放在押犯人。如苏联最高苏维埃1954年4月24日的法令规定，不满18岁时犯罪的犯人在服完刑期l／3以上后可提前免除以后的刑罚或缩短他们的刑期。同年7月14日的法令规定，在押犯人服完刑期2／3以上后，可从监禁场所获得假释，或用其他较轻的惩罚措施来代替剥夺自由。
究竟释放了多少在押犯人，苏联未曾公布数字。有人估计，仅三次大赦，就“使好几百 万人免除了刑罚”。 [2] 据前面提到的苏联副总检察长1957年5月14日的谈话说：苏联自斯大 林逝世以后(还不包括第三次大赦在内)，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释放，西伯利亚的劳动 营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 [3]
二、整顿国家安全机关
1．撤换干部
从1953年到1955年，苏联先后处决了一批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干部，共20多人。 这些人留下的重要职位，由赫鲁晓夫委派新人接任。原有的一般干部，也大都离开了国家 安全部门，年老的安排退休，年轻的下放基层做其他工作，另从党团组织中选派大批人马来 充实国家安全部门。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谈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改组， 机构大大缩减了，解除了一些非其本分的职能，消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党派了一支庞大的 党的、苏维埃的和共青团的工作者队伍到这些机构去工作。”
2.限制职权
苏联内务部原本有许多司法特权。其中主要的是两个：一个叫“特别会议”，一个叫“特 别程序”。内务部“特别会议”，是一个非诉讼的特别机构，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 民委员会1934年11月5日的决议设立，它有权对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人”实行逮捕，并处以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等刑罚。内务部“特别会议”在各边疆区和州还曾有过相应的机构——“三人小组”。1953年9月1日，苏联颁布法令撤消了内务部“特别会议”，并责成 法院调查这个机构过去所判处的案件，对被监禁的人加以释放或减轻刑罚。此后，规定非经 法院判决，不得对犯有这样那样罪行的人采取任何刑罚措施。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和1937年9月14日的决议还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 侦查和审理可以采用“特别程序”。其中规定：侦查在十日内终结；起诉书在法院开庭审理前 一昼夜送交被告人；审理案件无须当事人到庭；不准上诉；被判枪决者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1956年4月19日，苏联颁布法令取消这种“特别程序”，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也 应遵守正常程序。
3.调整机构
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时而独立存在，时而隶属于内务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把国家 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权力非常集中。贝利亚垮台后，苏联重新 把内务部一分为二，于1954年3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分开后的内 务部，变成一个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权力大大缩小。1956年秋，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 部直属局和民警局，被改组为统一的州(边疆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内务局，由内 务部和当时苏维埃执委会实行双重领导，不再象过去那样只受内务部领导。这样一来，便打破 了内务部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加强了党政机关对内务系统的监督。1960年1月13日， 干脆撤消了苏联内务部，将其职权转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8月30日，俄罗斯联 邦把内务部改名为“社会治安部”，把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改名为“社会治安局”。其他 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及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随后也相继改了名。
至于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虽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组织，起秘 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职权仍然赶不上过去的苏联内务部。它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 导和监督，也不能包揽逮捕、侦查、审理、执行判决的司法全过程。它不再象过去那样凌驾 于党和国家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谢罗夫说过，在贝利亚事件之后，苏联“根本 改变了国家安全机关的状况，结束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4]
三、健全司法制度
1．恢复检察机关的职权
在赫鲁晓夫时期，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检察长的监督权虽然 在宪法上有所规定，但这种权力被削弱了。检察机关对内务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监督，实 际上被取消了。甚至没有一个规定检察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全联盟的立法文件；贝利亚事件 后，苏联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于1955年5月24日颁布了《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条例 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检察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它规定检察机关要对一切机关、 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准确遵守法律实行监督。还专门规定要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实行 监督， “使任何一个公民不致被非法地和无根据地追究刑事责任，或在权利上受到非法的限 制”， “使任何人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这一条例的颁布，提高了检察 机关的威信，恢复并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职权。
2.加强审判机关，扩大地方法院的权力
取消内务部“特别会议”，规定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判决，这本身就是加强审判机关的重 要措施之一。此外，苏联还采取了其它许多措施。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专门法院。1953年9月11日，苏联颁布法令撤消内务部队的军事法 庭。1957年2月12日，又撤消交通法院，将其职权划为地方各级法院。
第二，在加盟共和国和州法院中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1954年8 月14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在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法院中设立主席团，从而“就有可能使 绝大多数案件都在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法院得到最后解决”。 [5]
第三，撤消苏联司法部和州司法局。1956年5月31日，颁布法令撤消苏联司法部，将其 职权分别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司法部和苏联最高法院。1956年8月4日，又颁布法令撤消边疆 区和州的司法局，授权边疆区和州法院对人民法院的活动实行检查和监督。
第四，明确苏联最高法院的职责。”57年2月12日颁布的《苏联最高法院条例》规定， 苏联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的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它 不象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而只审理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作为第一审审理过的案 件。 [6] 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审判机关，扩大了地方法院的权力。
3．重建律师制度；
过去，律师的地位被削弱，权利受限制。律师往往由于为公民作辩护而遭到纪律制裁。 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25日，俄罗斯联 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四、修改法令，完善立法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过去许多立法进行了审查，、有的予以取消，有的加以修改。其 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减轻轻微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一是加重打击危险犯罪行为。与 此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令，特别是全联盟的立法纲要。
1．修改法令，取消或减轻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规定，要修改刑事立法，用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来代替某些危 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所负的刑事责任，并减轻某些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根据这一精神，苏 联在几年内修改了相当多的刑事法律，取消或减轻了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例如，取消了 孕妇堕胎的刑事责任，取消了擅自搭乘货车的刑事责任，取消了关于售卖、交换、挪用设备 和材料的刑事责任。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56年4月25日的法令，它规定取消职工对自动 离职和无正当理由而旷工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废除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来完成最低限额的 劳动日、城市职工逃避参加农业工作的动员等等所负的刑事责任。1956年9月1日，苏联部 长会议作出决议，从铁路、海运、河运、民航工作人员纪律章程和《渔业监督工作章程》中 取消把逮捕作为处罚措施的规定。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进一步强调对轻微违法行为采取预防和教育措施。谢列 平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就说，应当考虑让社会团体“保释那些误入歧途而罪行较轻的人，以便 使他们有机会在集体中改过自新而不必服刑。”
2．制定法令，加重打击危险犯罪行为
在减轻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他们通过修改和制定法令加重了对危险犯罪 行为的刑事责任，特别是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关于死刑，苏联有一个从废除到恢复乃至 扩大适用范围的过程。1947年5月26日，曾颁布法令，规定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1950年1 月12日，则颁布法令，允许对祖国叛徒、间谍和反革命破坏分子适用死刑，作为最高刑罚方 法。1954年4月30日，又颁布法令，把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杀人罪行。 1960年颁布的《苏俄刑法典》，进一步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规定死刑可适用于“背叛祖国 罪、间谍活动罪、恐怖行为罪、武装破坏罪、武装伙匪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杀人罪”以 及“其他特别严重的犯罪”。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的一、二年内，苏联的审判实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过去，他们对一切犯罪行为，包括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为都适用剥夺自由的刑罚；现在，则 对危险的犯罪行为也不适当地减轻刑罚，过于宽大。针对这种情况，苏联从1961年起陆续颁 布一系列法令，加重打击危险的犯罪行为。例如，196l午5月5日颁布《关于加强同特别危 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令，1961年7月1日颁布《关于加重破坏外汇管理规则的刑事责 任》的法令，1962年2月15日颁布《关于加重侵害民警人员和人民志愿纠察队员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的行为的责任》和X关于加重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1962年2月20日颁布 《关于加重贿赂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等。根据上述一系列法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 维埃1962年7月25日通过《关于修改和补充<苏俄刑法典)》的法律。这一法律进一步扩大 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增加了严重犯罪行为的概念，加重了许多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还新规 定了十一种罪行的刑事责任。
3.颁布一系列新的立法纲要
1957年2月11日，苏联颁布一项法律，修改1936年宪法第14条，将制定民法典、刑法典 和诉讼法典等等的权限划归加盟共和国，全联盟只负责制定各种立法纲要(，原则)。 195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系列立法纲要，其中包括《刑事立法纲要》、《刑 事诉讼纲要》、《法院组织立法纲要》等等。当时的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波利杨斯基作报 告说： “现行的刑事立法纲要以及三十年前通过的其他许多刑事法律在许多方面都已过 时”，必须作“相应的修改”，目前这些法律的通过，“是苏联完善立法的一个“新的重要阶 段”。
1961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许多立法纲要，其中包括《民事立法纲要》、《民 事诉讼纲要》。人们知道，制定新的民事立法已属迫切需要。旧的民法典还是1922年制定的， 其中规定公民有权创设工商企业和成立股份公司，因此早已过时。这一年的12月14日，俄罗 斯联邦司法部长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文章说，最近几年对于苏联立法来说是“恢复青春 的年代”。
五、广泛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
1．提出“国家职能转交”论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国家机关所履行的许多职能 应该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其中特别说到： “现在的问题是使维持社会秩序和社 会安全的职能，除了由民警机关、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担负外，同时也由社会团体来担负”； “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人民纠察队、同志审判会以及诸如此类维持社会秩序的志愿组织”； “人民志愿纠察队应该负责维持本地社会秩序”，同志审判会“主要应当是防止各种违法行 为”， “它不仅要审理生产问题，而且还要审理生活和道德问题，审理集体中的成员违背社 会秩序的不正当行为”。 此后，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便在苏联各地广泛建立起来。
2．广泛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
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一些城市曾出现一些由工会和共青团建立起来的群众性团体，参 咖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共青团建立的这种组织，有的叫“纠察队”，有的叫“共青团巡逻 队”，有的叫“民警协助队”。工会建立的这种组织，有的叫“工人民警队”，有的叫“人 民纠察队”。
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1959年3月2日作出《关于劳动人民参 加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决议，决定“在企业、建筑单位、运输单位、机关，国营农场、集 体农庄、学校和街道建立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并批准了《人民志愿纠察队暂行 条例》。决议和条例规定：人民志愿纠察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它要在所负责的 地区内“巡逻、抽查、布岗、值班”；纠察队员“由进步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学 生和退休人员”组成，区(市)要设立指挥部。 [7]
根据决议和条例的规定，各地开始大批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到1960年7月，莫斯科已建立 起将近二千个人民志愿纠察队，拥有队员将近九万人；俄罗斯联邦组织的人民志愿纠察队，拥 有队员一百三十万人。 [8] 到1964年，俄罗斯联邦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员扩大到近四百万人； [9] 莫 斯科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发展到三千个，队员扩大到二十四万人； [10] 斯维尔德洛夫州也有人民 志愿纠察队二千一百个，拥有队员二十三万六千人。 [11]
3.广泛建立同志审判会
同志审判会这种组织，在斯大林时期就有，但建立得不普遍，其职权也不太明确。1961 年7月3日，俄罗斯联邦批准了《同志审判会条例》。条例规定：同志审判会在五十人以上 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街道、集体农庄、农村居民点建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预防违 法行为和对社会有害的行为，用说服和社会制裁的方法来教育人们，建立一个不容许任何反 社会行为的环境”。同志审判会有权审理下列案件，违反劳动纪律，酗酒闹事，不尊重妇 女，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责任，不尊敬父母，公民之间五十卢布以下的财产纠纷，不引起刑事责 任的其他反社会行为，等等。同志审判会有权采取下列制裁措施：责成犯错误者向受害人和 集体公开道歉，给犯错误者以警告、舆论遣责、社会申斥，处以十卢布以下的罚款，建议单位 领导对犯错误者调任低报酬工作或降职，责成犯错误者赔偿五十卢布以下的损失费，等等。 [12] 此后，同志审判会便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到1964年，俄罗斯联邦建立起同志审判会九 万个， [13] 斯维尔德洛夫州也建立起五千多个。 [14]
赫鲁晓夫原来设想，通过广泛吸收劳动人民参加维护社会秩序，使每一个公民都感到自 己是一位民警，从而可以消灭犯罪现象，实现“国家消亡”。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尽管人民 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能起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也决不能 消灭犯罪现象。而且，由于这些组织本身成份不纯，许多成员自己就违法乱纪、胡作非为， 加之不少组织纪律松散，活动流于形式，因此很难起到官方文件上所规定的那种有效作用； 总的说来，赫鲁晓夫时期在法制方面实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得到多数人的 拥护。这或许是赫鲁晓夫时期所有各种改革中最有成效的一项。但这种改革毕竟是有限的， 不彻底的，而且是充满矛盾的。。例如，一旦出现危及自己统治地位的群众事件，赫鲁晓夫就 凶相毕露，不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1956年3月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爆发的群众示威， 1959年8月在捷米尔塔乌卡拉干达冶金企业发生的工人罢工以及随后引起的群众示威，1962年 6月在罗斯托夫发生的群众示威，都遭到血腥的镇压，死伤了不少人。这看来是赫鲁晓夫时期 的政治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一。

⑨ 俄罗斯宪法法院有啥职能其简介有啥

俄罗斯宪法法院在俄罗斯宪政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俄罗斯宪政制度的体现。普京在庆祝2004年12月12日全俄宪法日上的讲话称：宪法法院是宪法的捍卫者，保护者和解释者，对宪法法院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的确，作为宪法的监督机关的宪法法院，为俄罗斯宪政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对转型国家的宪政制度建设有着极好的示范作用。

一、俄罗斯宪法法院的产生

俄罗斯联邦的宪法法院，产生于苏联解体前夕。1990年12月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经激烈争论， 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修订案的法律。该法律为宪法法院制度在俄罗斯联邦的形成和启动奠定了最初的法律基础。1991年5月16日， 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法院法。1991年7月12日， 联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此法的修正案。这些重要法律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组建与运行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同年12月29-30日，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代会选举产生13名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法院正式诞生。 宪法法院是俄罗斯联邦政治体制中的一个崭新事物，它的建立和活动在俄罗斯联邦纷乱复杂的政治转型进程格外令人瞩目。1991年12月，该法院刚刚成立，便受理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案件，即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1991年819事变后下令禁共是否符合宪法的案件。 当时，36位人民代表向刚刚问世的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审议叶利钦总统关于中止苏共和俄共活动并没收其财产的三项命令是否符合宪法。叶利钦为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授意人民代表、宪法委员会责任秘书向宪法法院提出了关于承认苏共违反宪法进而证明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符合宪法的另一起诉，变被告为原告。 1992年5月6日，宪法法院正式宣布受理此案，26日正式开庭。在听取了双方陈述之后，宪法法院决定将两个起诉合并为一个案件进行审理。此后，经过40多天的休庭准备，宪法法院重新开庭后举行了52次听证会，传唤了46位证人，听取了16位专家发言，最后在2 名法官持有异议的情况下作出裁决。同年11月30日，佐尔金院长在长达20分钟的时间内宣读了一份折中的判决书。它裁定：叶利钦总统令禁止苏共和俄共中央的活动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对俄共地方活动限制和没收地方财产是违反宪法的；总统方面提出的关于苏共本身不合法的诉讼，因苏共已经瓦解，因而不予继续审理。 当时俄罗斯联邦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各派力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国家面临苏联解体后新一轮解体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法院的裁决应当说比较巧妙和得体，既考虑到了各方的政治利益，又注意到了社会情绪。从法律上讲亦无重大缺陷，绝大多数法官表现出了很强的法律素养。有人甚至认为，这场“世纪性审判“搞得天衣无缝，简直就无懈可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和佐尔金院长本人的声望由此大振。

然而，1992-1993年间，佐尔金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主要是佐尔金本人，逐渐卷入了叶利钦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权力冲突，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在调解总统与议会的权力纠纷时，佐尔金越来越明显地站到了反对总统的议会反对派一边，叶利钦总统对此十分不满。1993年10月，叶利钦以武力方式驱散了议会反对派，然后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新宪法。佐尔金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辞职。

新宪法通过并立即生效后，如何根据宪法规定建立宪法法院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 1994年6月24日， 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宪法性法律《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7月12日， 联邦委员会批准了该法。7月21日，叶利钦总统签署颁布了此法。 随后不久，俄罗斯联邦总统和议会即开始按照新宪法规定的程序，组建新的联邦宪法法院。经过不到一年时间，俄罗斯联邦新的宪法法院组建完成。到1998年底，该院已经对俄罗斯联邦许多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进行了审理，并且对许多涉及宪法和宪法职权的争议问题进行了调解，甚至还对叶利钦是否有资格在2000年争取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作出了否定的裁决。这个裁决使得任何人想超过2届连任总统成为不可能。这样，包括普京在内的未来总统也不可能用修改宪法方式，达到连任总统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已经重新运转起来，它的独立地位和专业素质，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肯定。

二、法官的资格限制与院长的主要职权

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由19名法官共同组成。他们是由联邦委员会依据联邦总统的提名而任命产生的。根据宪法法院法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年龄不得小于40岁，同时还必须受过高等法学教育，拥有15年以上的专业工龄，并且要在法律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当联邦总统按照宪法规定考虑宪法法院法官人选时，俄罗斯联邦议会上下两院成员（议员）、联邦各主体的立法权力机关和最高司法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的法律主管部门、全俄法学家联合会、法律科研和教学机关，都有权向总统提出预备性人选，供其参考。俄联邦总统将他所确定的宪法法院法官候选人名单提交到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必须对总统提出的候选人进行逐一审议，并要就每一位候选人进行秘密表决。获得半数以上支持票的候选人即为当选。

与总统、议会不同的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本身没有任期。无论是俄罗斯联邦宪法还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宪法法院法规定了法官的任期。每一位法官的任期最多不得超出12年，并且，同一人不得两次担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如果联邦宪法法院某位法官已经任职期满，而接替他的法官没有任命或者他参与审理的案件没有结案，该法官可以继续行使其职权，直到新法官任职或案件结案为止。当宪法法院法官职位出现空缺时，联邦总统必须在一个月内提出新的法官候选人，供联邦委员会讨论。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宪法法院的法官享有相当稳定、比较独立而又可靠的法律地位。其主要表现是：宪法法院法官不得被随意撤换，其人身不受侵犯，所有法官的权利一律平等，任何机关不得干预宪法法官的诉讼活动，不得因法官在宪法法院开会时所作的发言以及宪法法院所作的决定而追究其责任，包括法官任职期满之后。此外，宪法法院法官还享有联邦法律专门为他们规定的各种特殊福利待遇和安全保障措施。 根据权力分立与制衡以及权利与义务相互统一的原则，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同时也对宪法法院法官的任职条件作出了某些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宪法法院法官不得成为议员，不得担任或保留任何国家职务或社会职务，不得从事私人经营活动、企业活动和其他有酬活动。宪法法官可以像在西方国家一样，自由地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创作活动，但这些活动不得妨碍宪法法院法官的职责。 像西方多数国家一样，俄罗斯联邦遵循国际惯例，以法律形式规定，宪法法院法官作为普通公民，有权在选举和公决时以自由投票方式自由表达其意志，但不得在法院、仲裁法庭或其他机构从事辩护活动或担任代理人，同时规定，宪法法院法官无权为任何人提供涉及权利或义务的辩护。更重要的是，宪法法院法官不得参加政党和社会政治运动，不得从事政治性的宣传和鼓动，不得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竞选活动。当宪法法院法官利用媒体发表言论，或当众发表讲话时，他们无权就宪法法院可能受理、正在研究或者已经受理但未裁决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

像其他所有法官一样，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职权也可以中止。按照有关规定，中止宪法法院法官的条件主要有两点：其一，宪法法院同意将其逮捕或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二，该法官本人因健康状况不能继续履行职能。宪法法院中止法官职权，必须以宪法法院决定的方式办理手续。被中止职权的法官，不得参加宪法法院的会议，也无权向国家权力机关或组织、社会团体、官员和公民发送正式文件，或向这些机构和个人索取其他任何文件与材料。但是，法律所规定的宪法法院法官的工资待遇和相应的物质保障，予以保留，并要在中止其职权的理由消失后，由宪法院予以恢复。 宪法法院法官的职权还可以提前停止。停止宪法法院法官职权的主要条件是：（一）该法官的任命违背了法定程序；（二）该法官本人申请辞职；（三）该法官丧失了国籍；（四）该法官被法院判为有罪；（五）其行为有损于法官的荣誉和尊严；（六）宪法法院发出警告后仍继续兼任与法官职务不相容的职务，或从事法官不得从事的活动；（七）在没有正当理由情况下两次缺席宪法法院会议或拒绝投票；（八）失踪或死亡。另外，由于健康状况和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一次超过10个月者，也可以停止职权。对此种情况，宪法法院也须作出正式决定，并要呈报总统和联邦委员会，作为宪法法院职务空缺的证明。因违反任命程序、或从事有辱法官尊严和名誉的活动而停止宪法法院法官职权，则须由议会上院依据宪法法院的建议办理相关手续。 宪法法院的建议则须有2／3以上的法官表示赞成，方为通过。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设有院长、副院长和秘书官。院长、副院长和秘书官均从宪法法院法官中选举产生，获得多数票者即为当选，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果提前解除某法官担任的上述职务， 需要有宪法法院5名以上的法官提出动议，并要获得2／3以上法官的支持。 如果上述职务空缺，必须在两个月内进行新的选举。 根据俄联邦宪法法院法，宪法法院院长的职权主要是：领导、筹备、主持和召集宪法法院全体会议；将应在全体会议和各庭会议上审议的问题提交宪法法院讨论；同国家机关和组织、社会团体发生关系时代表宪法法院并根据其授权发表声明；对宪法法院机关实行总的领导；将宪法法院秘书处和其他下属机构的领导人选及秘书处条例及机关编制表提交宪法法院批准。宪法法院副院长的主要职责是，根据院长委托，行使院长的某些职权。当宪法法院院长不能履行其职责时，副院长代理其职责。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秘书官地位很高，不是一般的书记员。当宪法法院院长出缺而副院长不能代理其职务时，则由秘书官代理。届时，宪法法院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法官代理秘书官职务。如果出现任职时间相同的情况，最年长者代理秘书官职务。宪法法院秘书官的主要职责是：对宪法法院的机关工作实行直接领导；在组织上保障宪法法院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将宪法法院的决定通知有关机关、组织、个人，并向宪法法院通报其执行情况；为宪法法院提供信息保障。

三、宪法法院的主要职权与活动原则

按照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有关规定，宪法法院是司法审判机关，是通过宪法诉讼活动、独立行使司法权力而进行宪法监督的机关。俄罗斯理论界认为，联邦宪法法院的活动依据是“以捍卫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基础的宪法制度“，它的活动目的则是要在俄罗斯联邦全境保障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最高地位和直接效力。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宪法法院法，宪法法院的主要职权表现为如下七大方面：

其一，审理联邦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案件。这些文件包括：联邦法律；联邦总统命令和指令、联邦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各共和国宪法和各联邦主体宪章；各共和国和各联邦主体就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管辖的问题、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共同管辖的问题所颁布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之间以及各联邦主体相互之间的条约；俄罗斯联邦已签署但尚未生效的国际条约。

其二，解决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其中包括：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权限纠纷；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各联邦主体内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

其三，根据俄罗斯联邦公民的投诉和法院的询问，对具体案件中适用或者应予适用的法律是否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审查。

其四，对俄罗斯联邦的宪法进行解释。

其五，对指控俄罗斯联邦总统叛国或者犯有其他重大罪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结论。

其六，就俄罗斯联邦宪法划归宪法法院管辖的问题，向国家杜马提出立法动议。

最后，行使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条约、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联邦主体关于划分管辖对象与权限的条约所赋予的其他职权。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只设两个法庭，一个由10名法官组成，另一个由9名法官。 每个法庭的具体构成以抽签方式确定，任期均为3年。宪法法院院长、 副院长不得同时成为同一法庭的成员。宪法法院审理案件，既可由两庭联合开庭，亦可由各庭单独开庭。联合开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各联邦各主体的宪章是否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对联邦宪法进行解释；对指控总统叛国或犯有其他重大罪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结论；通过宪法法院公告；提出法律议案。除了这些问题外，其他各种问题均由宪法法院两法庭单独予以审理。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开展宪法诉讼活动，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即独立性、集体性、公开性、连续性、辩论性和平等性原则。

独立性首先是指法官独立，法官在行使其职权时，只遵循联邦宪法和宪法法院法。另一方面，法官在活动中只作为个人发表意见，而不能代替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和运动，也不能代表国家的、社会的和其他的企业、机构与组织、官员和国家实体、地区实体、民族集团和社会群体；宪法法院的决定和其他文件只能反映法官们符合宪法并且不带政治倾向的法律立场；法官在排除外来干扰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他们无权就宪法法院预先研究和正在审议的问题征求或得到任何指示。

集体性一方面是指宪法法院法官必须集体审理案件和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另一方面是指只有参与案件庭审的法官才能作出决定。至于宪法法院的决定通过程序，有关法律规定：两院联合开庭时，作出决定必须获得不少于全院法官总数2／3的多数票；每个法庭单独开庭时，作出决定必须不少于该法庭3／4的多数票。在确定法官人数时，对案件实行回避的法官和职权被暂时中止的法官不予计算。

公开性是指所有案件的审理都必须公开进行。只有在联邦法律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宪法法院才能秘密开庭。但无论公开开庭和秘密开庭，宪法法院的决定都要公诸于众。

连续性是指宪法法院审理任何案件，都有必须保持不间断性，只有诉讼参与人为准备进一步调查以消除妨碍法庭审理正常进行所必须的间断除外。为实现和保证案件审理的连续性，无论在联合开庭审理的案件裁决之前或是在听证会推迟举行之前，宪法法院都不得联合开庭审理其他案件。同样，任何一个法庭也不得在各自审理的案件裁决前或在听证会推迟前开庭审理属其管辖的其他案件。

辩论性和平等性是指宪法法院开庭时，诉讼双方都有联邦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同样权利和机会。双方在相互辩论的基础上阐述各自的立场，捍卫各自的利益。

四、宪法法院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和裁决的执行

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对宪法法院进行诉讼的程序，尤其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宪法法院的裁决方式及其效力等问题，有着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譬如，宪法法院收到起诉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召开全体会议，首先作出联合开庭还是单独开庭的决定。宪法法院有权将涉及同一对象的投诉合并为一个案件。 宪法法院在研究起诉和准备听证时，有权向相关方面和个人提出要求，诸如提供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法律文件原件、提供证件及其复印件、提供卷宗、案卷和其他材料，进行检验、研究和鉴定，确认某种状态，吸收专家参与案件调查，作出解释，提供咨询和职业意见，等等。这些要求所涉及的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予以执行。如果宪法法院本身没有作出其他规定，对上述问题的答复必须在收到要求后一个月内报送宪法法院。国家机关和组织履行上述要求支出的费用，自行承担。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开支，按法律规定程序，由联邦预算予以补偿。无论拒绝还是回避审理和执行上述要求，或者违反审理和执行上述要求的期限，有意加以曲解，都要追究法律责任。

同普通诉讼一样，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宪法法院诉讼参与人也包括诉讼双方及其代理人、证人、专家和翻译人员等。根据法律规定，这里所说的诉讼双方范围很广，主要是指向宪法法院起诉的机关或个人；颁布或签署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需要予以审查的机关或官员；发生权限争议的国家权力机关。 至于诉讼双方的代理人，法律规定不得超过3人。 因职务关系可以担任宪法诉讼代理人的有：签署起诉书的机关领导人、颁布有争议的法律文件或参与权限纠纷的机关领导人、签署了有争议的法律文件的官员、议会两院中发生质询的议员。此外，法律特别规定，律师或拥有法学学位、其授权得到相应文件确认者，亦可成为此种诉讼的代理人。诉讼双方在诉讼中都有权了解案件材料，阐述自己对案件的立场，向其他诉讼参与人提问。同时，双方也都有义务应法院传唤到庭、翻译和回答问题。但是，不到庭不妨碍宪法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与普通法院审判一样，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在诉讼中也实行回避制度。诉讼双方都有权要求法官回避。但法官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下述情况下，才可退出对案件的审理：其一，法官因职务关系过去曾经参与成为审理对象的法令的通过；其二，法官的客观性因其与参与诉讼的一方代理人有亲属或夫妇关系而受到怀疑。

为保证宪法诉讼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俄罗斯联邦法律还规定，宪法法院开庭时，必须首先宣布立案的理由和依据，陈明问题的实质、已经掌握的材料和为准备案件审理所采取的措施。开庭后，必须允许其他到庭法官向报告案情的法官提问，听取诉讼双方的全部陈述，允许双方相互提问。庭审必须进行记录和速记。诉讼双方都有权了解记录和速记稿，并可加注意见。庭长和法官报告人必须共同研究加注的意见，必要时可请加注者参与研究。对法庭记录和速记稿的意见以及确认其准确与否的决定，都应附入记录和速记稿。 为保证宪法诉讼具有纯粹的法律性而不是政治性，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特别规定：诉讼双方及其代理人不得在宪法法院发表政治性声明和宣言，不许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诉讼参与人、官员和公民使用侮辱性语言。当法庭所进行的法院调查结束时，法官要听取诉讼双方的最后发言。发言者不得引用宪法法院未予调查的文件和材料。如果宪法法院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调查，它可在双方最后发言的过程中作出恢复案件审理的决定。补充调查结束后，诉讼双方还可作最后陈述，但只能针对新的情况和证据。如果在开庭过程中出现了撤消诉讼的理由，宪法法院有权停止该案的诉讼。

按照规定，当宪法法院需要对它审理的案件作出决定时，只能采取逐个点名征求法官意见的方式公开表态。任何法官都没有权利弃权或回避表态。法庭庭长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最后发言。一般情况下，得到多数法官赞同的决定即为通过。关于规范性法律文件、国家权力机关的协定、尚未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国际条约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如果表决时票数相等，有争议的文件即可视为符合宪法。 宪法法院就任何问题作出的任何裁决，都必须由参加表决的全体法官签字。不同意该决定的法官，有权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特殊意见。此意见须归入案件材料并与宪法法院决定一道公开发表。签署后的宪法法院决定，首先要在法庭上全文宣读，然后应于两周内送达宪法法院法官、诉讼双方、联邦总统、国家杜马、联邦政府、人权全权代表、联邦最高法院、高等仲裁法院、联邦总检察长、联邦司法部长，也可送达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社会团体、官员和个人。

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不得上诉，一经公布，立即生效，无需其他机关和官员予以确认。它的法律效力，不因违反宪法的文件重新通过而失效。如果宪法法院决定本身未就执行期限作出专门规定，该决定应在发表或正式文本送达后立即执行。不执行、拖延或阻挠执行该决定，依法追究责任。根据起诉者和该决定接收者的请求进行解释的权利，仅属于联邦宪法法院。

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裁决书开始必须写明：“以俄罗斯联邦的名义裁决如下”的字样。宪法法院的裁决会应及时刊登到俄罗斯国家报纸和刊物上，以便全体国民掌握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