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最高法院大选
① 美国大选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
是间接选举。
因为美国选举总统时首先由选民选出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出总统。由于选民在推举选举人时，已经明确表示选某一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人，因此，美国总统虽为间接选举。
选民在大选日投票时，不仅要在总统候选人当中选择，而且要选出代表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538名选举人，以组成选举人团。当选的选举人必须宣誓在选举人团投票时把票投给在该州获胜的候选人。因此大选结果通常在大选投票日当天便可根据各州选举结果算出。
(1)联邦最高法院大选扩展阅读:
美国大选投票日是11月首个星期一的翌日（也即11月2日－11月8日之间的星期二）。由于美国横跨6个时区，且有些州跨时区，因此，各州、甚至同一州的东西部投票开始和结束时间都有所差别。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两个小镇美国东部时间00:00（北京时间13:00）开始投票。最晚投票的是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约于半天之后（北京时间次日凌晨）开始投票。
各地投票站一般开放12个小时。美东部时间18:00（北京时间次日07:00），印第安纳州大部分地区和肯塔基州东半部最早结束投票。美东部时间次日00:00时（北京时间次日13:00），阿拉斯加州最晚结束投票。
各地计票结果可在投票站关闭后开始宣布。全国性初步投票结果一般在东部时间22:00时（北京时间次日11:00）后产生。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美国总统选举
② 巴雷特大法官提名
当地时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现年48岁的巴雷特被视为一名立场倾向保守的法官。
艾米·巴雷特一位来自美国南部的48岁白人女性法官，巴雷特1972年1月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是家中长女。其父亲曾是石油公司的律师。
白宫公布的简历显示，巴雷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圣母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母校担任法学教授，主攻宪法解释学。她于2017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在短短4年之内，巴雷特完成了从法学教授到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再到获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职业生涯“三级跳”。
(2)联邦最高法院大选扩展阅读：
美联社分析称，巴雷特与前白宫法律顾问麦克加恩是校友，在特朗普上任之初获后者推荐成为潜在的联邦法官人选。当时她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知名度。但巴雷特在2017年出席联邦法官提名听证会上冷静应对尖锐问题的表现，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
《纽约时报》指出，如果巴雷特的提名获得通过，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15位大法官，也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的第5位女性大法官。
巴雷特信奉天主教，反对堕胎。她和丈夫杰西·巴雷特育有5个子女，最小的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同时他们还收养了两名来自海地的非裔儿童。
关于堕胎权问题，巴雷特曾表示，自己不认为堕胎或堕胎权会改变，但与之相关的一些限制会改变。“问题是最高法院愿意让各州在限制堕胎方面有多少自由”。
《华尔街邮报》评价巴雷特是一位“极度保守的法学家”。该报认为，巴雷特的过往观点表明，她进入最高法院后可能会投票支持进一步限制堕胎权。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巴雷特曾担任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助理。斯卡利亚素有美国保守主义法律运动的“旗手”之称。巴雷特则视斯卡利亚为“导师”。
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将有6人为保守派。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为终身制，因此《今日美国报》表示，这将使保守派在医疗保健等问题上占据数十年的主导地位。
中国新闻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提名
③ 美国众议院与联邦最高法院的主要区别是
很想回答这一问题，也算尽到知乎一份子的义务。曾经对美国宪政很感兴趣，主要是对国会参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两大机构非常着迷。条文上的区别可查阅美国宪法或者网络，我想回答作为立法分支在政治上具有意义或指标性的区别。
第一，议员的来源和选区：美国众议院现共435席，基于各州的人口划分选区，并定期参照人口普查结果重划选区，鉴于很多州实在人口稀少，甚至未达到推举1名众议员的选民基数，法律依然保障至少每州有1名代表，如地理位置不佳的阿拉斯加州或者小州佛蒙特州，以符合众议院之名。建国之初，美国国父们最初想设置单独一院制，但很快发现众议院似乎是基于人数上的民主，人口较少的联邦州将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有了两院制议会；美国参议院现共100席，每州均分2席，参议院（Senate）承袭“元老院（Senatus）”之名，其实远比元老院或者英国上议院更具有政治上的制衡力。虽然目前参议员已经普选产生，但是与早期通过州议会选出相一致，他们既是州代表，也是选民的代表。
第二，议员的特质和任期：众议院议员任期为2年，服务小选区选民，特别在大州尤其明显，加州马林郡（Marin County）就能够单独选出一名联邦众议员。众议员天生就是人民的喉舌，所以任期很短，以便最大程度与选区民意一致，加之小选区选民对议员要求较高，议员要干的活要做的事反而多，身为妇产科医师的罗恩·保罗（Ron Paul）众议员就是经营选区颇为得力，甚至重划选区亦不受影响因而先后连任20多年的绝佳例子；参议院议员任期为6年，天然的州代表，服务全州选民，出身属性或者学历背景往往好于众议员，由于任期长（6年，甚至长于一届总统任期），两位代表又互不竞争，因而较为稳定，很多想提出自己立法见解或者政治理念的人物更乐于在宽松的参议院提供服务，例如被誉为“参议院雄狮”的肯尼迪总统胞弟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任职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长达47年之久（这一席位的前任正是肯尼迪总统本人），并成功推动了诸如《民权法案》、《选举权法》、《美国残疾人保护法》以及《家庭与医疗假法》等影响颇为深远的立法案。
第三，立法与制衡：众议院是天生的立法机构，体现民意和党派政治，议员随民意而动，归属于各自的党派立场，众议员个人作用有限，很难独立影响立法议程，但仍有义务通过议事规则替所在选区争取权益。众议院是税案的发源地，因为美国建国者认为税收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只有众议院能够首唱税案（就是加、减税的事只能由众议院发起，参议院不能首先提出）；参议院，华盛顿总统告诉杰斐逊是想让众议院的“咖啡”凉下来的东东，众议院随民意而倒，也很麻烦，知道二战的德国和现在的台湾吗？民粹有时候很危险的，但却能吸引一时的选票和舆论，像把双刃剑，面对煽风点火的人，参议院的作用就体现了。由于参议院的学院派特质，加之议员的任期颇有保障，自身机构稳定（每2年仅重新选举三分之一的席位），所以应对狂民情绪的时候就是众议院的橡皮檫了。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略有不同，出于对联邦内各州的礼遇，参议员能够充分保障其发言权，就是参议员想不吃饭不停地说也是可以的，无论是否有听众。最有名的例子是瑟蒙德（Strom Thurmond）参议员通过24小时的发言仍然没能阻挡《1957年民权法案》以及2013年保罗（Rand Paul）参议员通过13小时的发言阻止布伦南出任中情局局长。虽然奥巴马总统在任内削弱了单个参议员阻挡议案的权力，但是很多任命和立法仍然需要60票的程序性支持（记住不是半数，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武装商船案爆发之后仍然需要67票，直至1975年民权法案年代被压缩为60票）才能依靠终结辩论结束参议员的拉布战术。其实美国建国者的初衷正是这种低效率，他们希望在参议院给少数派和学者们留有空间和尊严（哪怕是硕果仅存的），同时也看到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全部，有时人民也并不总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参议院建立的基石正在于这种民主的悖论。参议院也拥有众议院不具备的某些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可能体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上，总统拥有提名权，而参议院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2017年特朗普总统命令共和党人修改了议事规则，目前确认最高法院大法官只需要简单多数51票），总统和参议院共同属意的人选将获得司法分支中最重要的9个终身制席位之一。
第四，未来和出路：众议院议员一般在结束代表生涯后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呵呵，民间才是众议员的乐土，少数幸运儿成为参议院的辩手；参议院则是行政和司法分支的人才库，看看佛蒙特州桑德斯参议员、德州克鲁兹参议员和佛罗里达州卢比奥参议员的抱负就知道了，别忘了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也曾经是联邦参议员。参议院也为最高法院输送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在参议院任内信奉的立法理念也影响着司法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的传记，还有舍曼·明顿（Sherman Minton）大法官的。
最后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④ 美国大选情况怎么样了
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不承认选举结果的情况。因为在美国选举程序之下，并非是由一方承认或者否认选举委员会的结果来确认的。最终结果涉及到美国国会，还可能会涉及到最高法院。
美国大选结果的确认是一个复杂的程序，这个程序保障了若出现争议时，基本都会解决。
选民选举选举人，这是第一个阶段，虽然能够基本确认大选结果，但是并非最终的结果。通常争议也是出现在这一阶段，一方对于单个州的计票提出异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就是依据选举规则或者重新计票，或者诉讼。
比如2000年的大选，戈尔与小布什就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问题出现争议，最终最高法院支持了小布什，不在重新计票。如果采用重新计票，那么将会随着计票方法的该变，结果也可能将会改变，那么对于美国宪政体制所代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戈尔认清事实，最终选择妥协，尊重最高裁决，这也间接尊重了大选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选举人投票后的计票确认阶段。如果通常对于一个州的选举人团票存在争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两院会对争议进行审议和表决。不过这也可能存在另外一个情况，两院表决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会使得结果陷入危机。不过由于各州大多采取了“赢者同吃”的结果，所以选举人投票基本不会出现争议。
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选举人团票争议的时候，在1876年大选，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人团票存在争议。参众两院为了避免危机出现将皮球推给了一个按照党派划分的15人专门审议委员会。若两院对审议委员会的建议结果表决，若两院表决不一致，那么由审议委员会的决定为准。最后8比7，将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人团票判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这其实也是政治妥协的结果，1877共和党联邦政府宣布从南方三州撤出联邦军队，同事共和党方面放弃了三州的执政地位，由民主党主导重建工作。
美国大选有争议，也有程序和法律，解决争议的最终结果是双方达成某种政治妥协，而各种审议和裁决的过程也就是谈判的过程。虽然是选总统，但是候选人还必须依托背后的政治势力，若候选人不依不饶不寻求妥协，不示弱，那么也会被本党所放弃。
⑤ 2000年的美国大选，戈尔惜败给布什，但法院最终是通过投票的方式把总统判给了布什，而且媒体甚至称此
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中，12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决定重新点算选票的过程违宪，因为选票重点没有在佛罗里达州全州展开，5票对4票决定佛州必须在期限之前完成全州统一标准的计票，由于截止期限距离判决当时仅剩两个小时，对此佛州只得放弃人工计票。
戈尔对法庭的判决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为了我们人民的团结与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让步”，接受有关裁决。选举结束后由美国多家媒体主办的选票重点结果显示，即使最高法庭决定重新点算选票，布什仍然会赢得佛罗里达州的胜利，但若采用人工方式点算选票，则戈尔有可能获胜。
美国总统选举由选举人票决定当选人，因此戈尔虽然赢得较多普选票，但仍由获得较多选举人票的小布什当选总统。
佛罗里达州选票争议
美国各州之选票设计不同。本次选举不少州份两党得票接近，几乎在所有两大党票数接近的州都有废票认定问题。在此次选举中，废票认定问题在佛罗里达州尤为突出。
该州的选举结果可以左右总统选举的结果。佛罗里达州的‘蝴蝶式对开选票’设计会使选民因圈选错位而选错候选人，有意投给戈尔的选民可能因而误投给改革党的保守派帕特·布坎南。
投票结果显示布什领先戈尔不到2000票，并且六百万张海外选票尚未计算。因双方选票数差距太小，佛罗里达州法律要求进行一次自动机器计票。在第一次重新计票后，布什的领先优势减少为不到1000票。
民主党阵营认为有希望扭转局面，便以佛州的选票设计误导了选民为由，要求对几个郡进行一次人工点票。
共和党阵营在11月11日向佛州南部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禁止棕榈滩等几个郡的人工点票，但是被联邦法官驳回。之后，佛州州务卿、共和党人哈里斯根据佛州选举法限令两天内，也就是在11月15日之前必须呈交选票结果，否则选票全部作废。民主党阵营开始提出诉讼，要求延迟点票结果。
但是，佛州地方法院法官拒绝了民主党阵营的要求，把决定权交给佛州州务卿哈利丝（共和党），州务卿拒绝接受未完成的人工点票结果，但是又被佛州最高法院阻止。佛州最高法院同意人工点票，并且宣布佛州选举结果的时间延期到11月26日。
总的来说，双方先是对簿佛州最高法院，当法院做出有利于戈尔的判决后，布什不服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先是把案子返回佛州最高法院进行重审，在佛州最高法院再次支持戈尔后，它才开始介入，并做出最终判决。
布什阵营的律师指出，佛州的人工重新点票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因为有的机器点票，有的人手点票不公平。戈尔阵营的律师则要求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佛州最高法院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2月12日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推翻了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求佛州在12月18日选举人团投票之前完成全州用统一的标准计票，同时并未延长必须在选举人团投票的六天前完成点票的截止日期，即距离判决当时仅剩两个小时，对此佛州只得放弃人工计票。
事后依各党候选人在州内的平均得票计算，纳德在佛州几个绿党得票率奇高的郡中，获得如此高得票率的概率低得异乎寻常，足见误投的问题的确存在。
蓝色为阿尔·戈尔
红色为乔治·沃克·布什
(5)联邦最高法院大选扩展阅读：
本次选举特色
在本次选举的开票过程中，各大电视网有志一同地在美国行政区划图上以红色代表共和党确定胜选的州，蓝色代表民主党，而白色代表结果未定。
由于开票争议持续数天，各大电视网也播出此图数天，是为美国媒体首次大规模以此种方式呈现选举结果，其后并沿用至今。
⑥ 美国大选的选票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一以后的星期二是投票日。五十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选民共同参与，进行间接选举。
美国宪法规定，大选采用“选举人团制”，即首先由选民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然后由选举人投票，获得半数以上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
选举人由各州按照州议会所定方式选派。其数目等于该州在国会的参、众议员总数。根据法律规定，参议员、众议员、联邦公职人员不得成为选举人。
因为选举人必须向选民保证，支持某位候选人。所以，当一个州的多数选民投票支持某一候选人时，那个州的“总统选举人”就必然要支持本州选民的决定。这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选举规则：“胜者通吃”。即任何一个州，哪个候选人获得多数选民票，即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
随后，总统选举人于十二月第二个星期三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集于各州首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选举人票的数量，体现州权平等原则，根据各州在国会的议员数量而定。例如，每个州都在国会有两名参议员和至少一名众议员，所以，任何州都至少有三票。但人口多的大州，除了这三票以外，众议员人数越多，选举人票数也就越多。一九六一年，美国宪法修正案批准华盛顿特区可以像州一样有总统选举人。
这样，美国国会有一百名参议员、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加上华盛顿特区的三票，总统选举人票总共就是五百三十八票。
在“胜者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下，选民票和选举人票是两个不同概念。获得多数选举人票的候选人才能当选。
如果没有人获得多数选举人票，则由众议院按照一州一票的原则，对获得选举人票数位居前三的候选人进行表决。各州的投票必须得到多数众议员的认可。得绝对多数票，即至少二十六票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一八二四年大选中，亚当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
此外，解决选举纷争还有其他办法。一八七六年的纠纷由国会成立选举委员会投票解决，二000年则由联邦最高法院投票解决，两次选举最终都以一票定江山。
⑦ 美国联邦制的权利机构。总统怎样选举谁掌握司法全最高法院大法官由谁提名
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的程序分为预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候选人竞选、全国选民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和“选举人”成立选举人团正式选举总统5个阶段进行，整个程序需耗费近一年的时间。预选通常在大选年的2月份开始进行，6月份结束。其间，各政党登记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将为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展开竞争。预选的另一项任务是各党推选出各州出席本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预选通常从美国东北部的小州新罕布什尔州开始进行。预选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各党从基层选区开始，自下而上逐级选出出席县、州和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另一种是由各党的选民在同一天到投票站秘密投票，分别选举各自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根据各候选人的得票比例确定该州参加各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由于第二种方式比较正规，在近几届总统大选中，绝大部分州采用这一方式。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般在7、8月份举行，其主要任务是确定该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并通过党的竞选纲领。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总统竞选便正式拉开帷幕。这一过程一般要持续8至9周。在此期间，各党的总统候选人要耗费巨资，穿梭于全国各地，通过广告大战、发表竞选演说、会见选民、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及进行公开辩论等多种形式，阐述其对国内外事务的政策主张，以赢得选民对自己的信任，争取选票。全国选民投票是在选举年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全国选民投票日也叫总统大选日。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因此总统大选日实际上是选举代表选民的“选举人”。真正的总统选举则是在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今年是12月13日）。届时，各州被推选出的“选举人”将前往各州的首府进行投票，最终选举出总统。当选总统将于次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另外，在总统大选日，选民还要在联邦范围内进行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有议员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435名，任期两年，期满后全部改选。
司法权属于联邦各级法院，法院负责审查法律。
美国总统提名并终身任职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每个总统可以在上任时任命一个首席大法官，也可以不提名，沿用之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终身任职，总是差不多有十几个。
⑧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
⑨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详解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选举人团，每个团手里的票数会根据各州的人口数量按比例进行分配。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州有4000多万人，选票自然也水涨船高，今年被分配到55票（参议员2席，众议员53席），而夏威夷地小人少，只有4张选举人票（参议员2席，众议员2席）。
*选举人团中参议员的席位数量是固定的2席，众议员的席位数则按照各州的人口数量进行分配，至少会有1席，因此选举人团最少会有3张选票。
选举人团的投票制度遵循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原则：只要总统候选人在这个州获得的民众票数过半，即获得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我们以加州为例，现在假定参与投票的加州民众共100人，这100人中，只要有51人投票给拜登，那么拜登就能拿走加州全部的55张选举人票。拜登无论是以1票险胜川普（51:49），还是高票碾压川普（99:1），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有选举人团总计共有538张选票，总统候选人谁先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也就是270张，即在大选中获胜，记住这个数字。
选举人团制度，公平吗？
我们在前文提到了赢者通吃原则，只要候选人在这个州的票数过半，就能拿走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有人会说，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希拉里败选令人惋惜的原因。当时希拉里的普通民众选票比特朗普的多（48%:45.9%），最后却输在了选举人票数上。
同样的状况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也发生过，时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戈尔，比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在普选中多了50多万张票，但是因为布什得到的选举人票更多（271:266），最后赢得了选举。
在上一次大选之前，选举人团制度在历史上共产生了4次“得票少者当选”的遗憾结果。2016年特朗普获胜之后，这项制度更是遭受了不少诟病。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也保证了联邦的权利，是相较于全民投票或国会议员投票来说更为客观和公平的方式，并且这项制度受到宪法保护，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动摇或改变的。
你可能会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选举人是不是相当于“工具人”？是的，因为民选结果出来以后，总统人选已无悬念，最后选举人的正式投票，其实就是走个形式。
那么，所有选举人都会乖乖按照规矩投票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大约出现过100多位“变节”的选举人，也叫“失信选举人”，他们没有遵守州民投票的结果，而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了投票。
2016年大选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希拉里·克林顿在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均取得了胜利，但这两个州出现了失信选举人，将选票投给了其他候选人，最后这些人被州政府撤销了选举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