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丹宁

① 民事案件法官会如何提问证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其一，询问证人过程的效率。诉讼双方处于对立地位，对证人的发问有很强的竞争性，为争取最大利益，必然会从证人口中努力找寻有利于自己的证言，甚至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导致证人作证过程拖沓，影响庭审程序正常开展。法官应注意引导当事人紧密结合案情向证人发问，保证庭审过程顺畅。

其二，证人作证的实际效果。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指出：“每个法庭都必须依靠证人。证人应自由地、无所顾忌地作证，这对执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否充分发挥证人作证功能，对证人的询问至关重要。但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案件比较复杂或一时疏忽，当事人在询问过程中遗漏了可能影响事实认定的重要问题，证人出庭的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况下，法官作出补充发问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三，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衡。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参与诉讼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总体来看，当事人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实现自身权利的能力参差不齐。特别是一方委托了律师，律师施展其专业技巧询问证人，获取最有利证言，而另一方由于种种原因未委托律师，自己亦不懂得如何向证人发问，则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对于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法官显然不能熟视无睹。

其四，法官中立地位的保持。法官对证人的发问必然是根据自己的某种认识和判断进行的，这种发问难免会先入为主，也会令当事人产生法官偏袒某一方的感觉，有损法官的中立形象。作为居中裁判者，法官在庭审中主要应担当起庭审组织者的角色，通过庭审被动地查明案件事实，不宜对涉及案件事实的问题作过多询问。

② 普法演讲稿

演讲稿：与法同行 放飞梦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大家好！
我是南邵镇四合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王珺蘅，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与法同行，放飞梦想。

申奥成功，国人无不“把所有的矜持都抛掉，让热血尽情地流淌”！奥运来了，理应倡导“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奥运近了，我们更应“学法律，强素质，展风采”！ 一场成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仅是运动场上体育健儿激情的碰撞，更是一场动人心魄的大合唱！把北京奥运比作一幅画，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支笔，不但需要色彩的亮丽，更应该追求整体的和谐。

奥运的圣火已经点燃传递，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上赛场，在五环旗下展现风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奥运舞台，用一颗诚挚的心，为北京增添光彩！不在闪光灯下，不在领奖台上，我们照样成为奉献奥运的英雄！

08年的奥运是人文的奥运。相信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和首都人民的淳朴热情,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们感觉到温馨的人文气息。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成果以及社会进步的精神风貌将借助奥运会的平台向世界来展示出来。

通过奥运会实现全世界各国运动员和奥林匹克参与者在奥林匹克下的团结，需要一个十分必要的背景和条件，这就是良好的法治环境。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的官员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令国际社会满意的法治环境，北京难以取得奥运会的主办权，更难以胜任把08年奥运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的重任。”

交通环境是我们向外国友人展示自己的最佳途径。和谐有序的交通，既可以展示国民的素质，又可以展现作为国际大都市北京的风貌，所以我们要通过加强对交通法规的宣传来完善大家的交通意识。不仅要学好各项法规，还要把它应用于实际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自己的言行上下功夫，告别不文明的出行方式。

当我是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红灯停，绿灯行是保证我一路畅通的宗旨。乘客的欢乐就是我的幸福；乘客的平安就是我的成功。当我是乘客，就要做一名文明乘客，为老幼病残让座，展中华之美德。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我们都应该尽其所能遵守交通法规，借此方式，也参加到奥运中来，为奥运构建一个平安有序的交通网。正如珍妮·古道尔所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一个人都能带来变化。”我要尽我的力量向身边的人宣传这些理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张贴海报、发放传单、宣传手册、书籍、光碟等，使法律知识深深扎根在群众心底。

记得三个月前，村里的赵大妈来村委会寻求帮助，原来她的两个儿子互相推拖不愿意赡养老人，大妈一边向村干部诉说着自己委屈，眼泪不由自主的也滚落下来。书记对大妈讲：大妈您不要担心,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是法律的规定，您的儿子必须要赡养您的。我也找来民法书，将相关的法律条文念给大妈听，握着她颤抖的双手，看着这位头发花白老人的酸楚我的心里酸酸的。

经过村委会干部的多次上门调解，并将法律规定清清楚楚的告知赵大妈的两个儿子，毕竟血浓于水，两个儿子终于达成友好协商，大妈上半年在老大家，下半年在老二家，就这样老人的晚年生活最终有了保障。一个星期前,大妈最后一次来村委会，感谢村干部们的帮助，村主任语重心肠的对大妈说，以后有什么事都不要害怕，法律永远是您的坚强后盾。我还清楚地记得赵大妈走出村委会大门的那一刻，望着她佝偻的背影，心里默默为她祝福着。

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我们所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使公平正义的法制理念深入人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使人们懂得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路漫漫其修远兮”，许许多多个日子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也还要继续这样的走下去。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

唯有关心，才会行动；

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法律的精神信仰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悄然进入民众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至成为华夏大地全体公民的精神支柱。相信因信仰而存在的法治之花会更加美丽！

2008年的北京，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盼；2008年的北京，燃烧着炎黄子孙的激情；2008年的北京，牵动着亿万人的关注目光。在这春光灿烂的四月里，我们迎来了生机昂然的春天。我们倾听着未来的足音，准备着超越时代。让光荣为我们喝彩，让梦想送我们起程。法制犹如一片蔚蓝的天空，在奥运旗鼓的震憾下，让我们扬起风帆，与梦想一起飞翔。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③ 丹宁勋爵的人物生平

1899年1月23日生于英格兰军布什尔郡惠特彻奇（Whitchurch）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1916年，获奖学金入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Oxford)学数学
1918年应征入伍，到皇家工程部队参加即将结束的一战，并作为少尉上了法国前线。
战后他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1920年，以优异成绩从马格德林学院毕业。
毕业后在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教了一年数学。
虽然薪水不薄（年薪350英镑），但他不喜欢教书，而是喜欢向往已久的律师职业。
1921年，考取牛津大学埃尔登奖学金(Eldon Scholarship)，回到母校马格德林学院攻读法律。
1922年，考取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的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的奖学金，
除了在马德格林学院上课外，他主要在林肯律师学院学习，并在律师事务所帮忙。
他后来回忆道：“这样做有好处：在图书馆读书――或听教授的讲座――只是给你一幅模糊的、不完整的画面。为了了解法律到底是什么，你必须看看它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
1923年，考取为期三年的林肯律师学院的实习生奖学金。
1923年成为律师后很快广泛地开展了业务，并因在商业法领域内的工作赢得了可靠的声誉。
1938年4月，因其“突出的成绩”经大法官推荐和国王批准被授予“王室法律顾问”(Kings counsel)的荣誉称号，从此他可以身穿丝袍同法官一起坐在法庭的审判席上。
1939年，二战爆发，被任命为东北战区的法律顾问。
1943年底，由于战争的需要，任命为东北巡回法院的专员，这是个非正式的法官职务。
1944年，普利茅斯的司法官，3月被正式任命为高等法院遗嘱、离婚和海事分院法官，专门审理离婚案件。
当时他45岁，是英国150年来最年轻的高等法院法官。
1948年，上诉法院法官。
1957年进入上议院，由于他对司法改革的突出贡献，在他58岁这一年被封为勋爵。
1959年，丹宁勋爵在上议院发表的讲话以及一系列讲演中主张，上议院应该在改变法律就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以自己的司法能力担负起改变法律的任务，而不是等待国会的行动。这种哲学使他与上议院比较传统的议员，特别是与明确反对篡夺国会权力的（原大法官）西蒙兹勋爵产生了直接冲突。
正是这一冲突最终使丹宁勋爵在1962年采取了回到上诉法院这一不寻常的步骤。
1962年起，丹宁勋爵成为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
1963年，丹宁勋爵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受当时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委派调查普罗富莫事件。
因此案涉嫌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等多名政府大臣、苏联驻英海军武官，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调查报告很快成了畅销书。
1982年，他从高等法院退休，英国法律界的同仁为他退休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枢密院大臣为他致送别词，当天的《泰晤士报》发表专题文章，盛赞他在司法生涯中的光荣业绩。如果从丹宁勋爵担任法官算起到退休，他担任司法职务长达38年，这在英国司法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记录，就是在整个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1999年3月5日于英国惠特奇逝世，享年100岁。

④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是谁的名言

是英国大法官 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勋爵说的 出自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说的是程序正义

⑤ estoppel和unconscionable有什么关系

禁止反言原则”(equitable estoppel)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般契约理论，其基本内涵是“My word is my bond”——言行一致，不得出尔反尔。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契约理论是：合同成立、变更均须有约因(consideration)，才能产生强制执行之效力。可是实践中大量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某人许诺赠与他人物品或答应他人无偿为其做某事，但不久又反悔而使受诺人遭受损失。受诺人受到损失后却无法律依据阻却权利人权利的行使。20世纪40年代以前，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使法律天平平衡的砝码，一是在衡平法上采用禁反言，再是尽其所能寻找有效的约因。这种方法往往产生牵强附会，徒增了人们对法律公正性的怀疑。1877年英国法官卡恩斯勋爵(Lord Cairns) 审理 Hughes V .Metropolitan Railway Co.案时就提出了禁止反言的观念，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至1947年，卡恩斯勋爵的观念被英国大法官丹宁(Lord Denning)传承，并将其确立为一个法律原则。

1947年，英国大法官丹宁审理High trees一案。该案的案情是：原告于1934年将伦敦的一套公寓楼租给被告，租期为99年，从1937年起算，租金为每年2500英镑。被告租房后将房屋转租。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年爆发，很多人离开伦敦，房客很少，被告无力支付房租，原被告双方于1940年11月协商同意将租金减半，但未说明租金减半的期限。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客源大增，原告希望恢复原先确定的房租价格。为了向法院了解他们是否有权这样做，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按1937年确定的租金水平交纳租金。理由是，被告并没有为降低房租的协议提供约因。丹宁大法官指出，降租协议是基于战时特殊情况而达成的，显然不能适用于整个99年租期。1945年上半年，战争结束，客源大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降租协议据以存在的事实依据已消失，因此原告有权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按原租金水平收取房租，故判原告胜诉。至此，丹宁大法官意犹未尽，借机勾勒了禁止反言原则的轮廓。他认为，如果原告欲按原租金水平索回1940-1945年上半年的房租，则此项要求应予驳回。因为被告依赖该协议已向房客减收了房租，允许原告推翻自己的诺言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公平。丹宁大法官在判决书中的这段阐述，包含了禁止反言的基本要求：允诺、信赖、损害、正义，并且突破了衡平法上禁反言仅用于对事实的陈述的藩篱，将禁反言原则首次适用于对未来的承诺，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赋予了没有约因的允诺以法律拘束力。如丹宁法官自己所说，这条原则以禁止反言原则出名了。

以上一段是对禁止反言原则的来源介绍，下面，我通俗的给你举例解释一下。早期的英美普通法中，当事人甲如果想向法院申请执行另一个人乙对他的允诺（即乙曾经答应给甲一些好处的),甲必须有对乙的约因，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个约因通俗的就是甲得对乙有一定的对价才可以，即甲不能白得好处。而现实生活中就常常有一些人相信了其他人的承诺而为了一定的行为，比如说乙承诺要买甲的车，于是甲就拒绝了丙的优厚条件，担乙后来又不买了，导致甲丧失了出卖的好机会。这样的案子，在早期的普通法中，会被认为甲对乙没有约因，而不能要求法院强制乙来履行他的承诺。但是如果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导致极度地 unconscionability （显失公平）。正因为这样做显失公平， 所以法官们创立了禁止反言的规则，即虽然没有约因，但是当一个人不去执行它的允诺的时候，将导致对另一方当时人的不公平的时候，法院禁止该当事人不执行它的允诺，即赋予另一方当事人诉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so ， 说了这么多，你应该明白，显失公平是一个很重要的key 在使用禁止反言规则的时候。只有出现了显失公平的可能时才能使用禁止反言规则！
god bless you !

针对你的补充问题再答一下， 刚才没有看到。
就这个题目你把握住一点，即当合约由于没有允诺而没有执行效力的时候将对另一方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此时要适用禁止反言规则。即禁止反言规则是对显失公平的合同的修正。

⑥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是谁说的出自哪里

这句话出自《法律的正当程序》作者：丹宁勋爵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哦，因为我不久前看过，还记得，这句法谚我也是挺喜欢的，至于页码不好意思了没记得这么清楚！！

我的答案这么标准，给我吧！！谢谢！

⑦ 我有道关于如何才能做到公正司法的简答题 很急 求帮忙 麻烦了

【转载】仅供参考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通常意义上,“公正”( impartiality)一词含有平、正义、平等之义, 20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著作理对“公正”作了经典的诠释。他从1923年当律师,到1982年在上诉法院院长(Master oRolls)岗位退休,一共从事法律职业60年。令人感动的是,他在80岁以后通过著书说〔1〕继续思考英国的法律事业,阐发自己对法律职业的追求及感悟。在这些著作中,宁勋爵以他亲身经历的案件的辩护和审判的实践为内容,结合法学理论阐发了他对英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观点和看法。通览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丹宁勋爵是司法公正思想的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几十年的法律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面对时代的挑战,始终以追文明和进步,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在当代世界司法制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司法公正思想值得追思,更值得当下的法律职业者学习和借鉴。一、成长阅历———公正思想的源泉一个人的某种思想的形成通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丹宁勋爵的公正想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所决定的。1899年丹宁出生于维多利时期受人尊敬的富裕之家,他的祖先是丹麦人,而丹麦人与法律有着天然的关联,据考证,“法律”(law)这个词本身就是丹麦语中的一个词。平时,丹麦人喜爱争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进行法律辩论。这种传统对丹宁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自传《家庭故事》里曾写到:“也许这就是我现在在判决之前为什么喜欢听法律辩论,而不愿意将它们都写下来的原因吧。”〔2〕丹宁出生后,父母给他取教名为阿尔弗雷德,也与法律有关系。因为1899年正好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著名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一千年。阿尔弗雷德在位期间非常重视法律,关注法律的良善和公正,当时的百姓都很尊敬他。正好一千年以后,丹宁出生,因此,他的父母取“阿尔弗雷德”为他作教名,希望丹宁长大以后也能像那位国王一样关注法律,富有公正思想。丹宁的父母都是非常正派的人,“父亲善良,有思想,受到大家的热爱。妈妈坚强,做事有决心,从不讲废话。”〔3〕这些品格对幼小的丹宁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父亲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对丹宁的影响更大。丹宁的父亲主要职业是经营绸布店,但是曾被政府应召在巡回法庭当陪审员,几乎每天都去法院。陪审制度是英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原本为法国的制度, 1066年随着诺曼入侵被带入英国,给英国的法律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丹宁的父亲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作认真,为人公正,据说当时的红衣法官约翰·劳伦斯对他印象很好。丹宁也深感受父亲思想熏陶较多,他说:“早在我参加陪审团时,我就知道有关陪审团的一些事情。他是户主,而且完全有资格担任陪审员。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八百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被任命为陪审员的英国人在主持正义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因为当时的陪审员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必须能将自己一般的判断力用在需要作出判断的工作上;必须具有关于世界和人的知识;具有个人从属于社会这种概念,做到公平合理这种愿望是他们行动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愿意努力争取对他们要解决的争端作出公平的决断。〔5〕因此,英国民众将陪审团参与法庭审判作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那么,生活于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当中的丹宁,其思想自然也受到这种公正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年仅10岁的丹宁就萌生了长大当一名公正的使者———律师的念头。“有一次———当时我大概10岁———我抬着头对妈妈说:‘我想,我应该当律师’。”〔6〕尽管当时他还不明白律师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已知道律师与陪审员一样是正直的人,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人。而求学期间是丹宁公正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自上小学起,丹宁就非常喜欢读书,他说,“我读了很多书,而且读得很快。”〔7〕一战爆发后,老师前去打仗,丹宁就自学,他自学了微积分、动力学、统计学等课程,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经典。这些课程及经典对丹宁后来理解社会及法律问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英国文学经典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对丹宁的思想产生了的极大的震撼。据丹宁回忆:“从青年时起我就熟悉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后来一直鞭策着我:骑士的圆桌多么公正/光荣的团体,男人的精英/它是那非凡世界的象征/谣言,我们不讲;诽谤,我们不听/走遍天涯海角,去把人间的邪恶踏平。”〔8〕就这样,丹宁通过自己的勤奋自学于1916年10月考上了牛津大学的马格德林学院,学习数学专业。也就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的同时,丹宁开始大量阅读法律经典,包括拉丁文的《查士丁尼皇帝法典》(Institute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以及《圣经》的经文。他将所读到的著作中有关“公正”的格言都一一摘录背诵下来,这些法律经典对丹宁公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查士丁尼皇帝法典》的开头几句是:“公正是公平待人的永恒目的。”/“法律是关于神和人的学问———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学。”/“法律的格言是:为人正直,勿伤邻居,公平待人。”这几句已经广泛流传了数百年,对丹宁影响深远,他认为这几句表达了所有时代的法律的道德和哲学基础。当时的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每个人都会说: Ius suum cuique(公平待人)。〔9〕可见,《查士丁尼皇帝法典》对人们公正思想的形成影响之深远。而《圣经》上的几句格言:“世人那!神已经指示你们他喜悦的事,那就是要你们行公义,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对求学期间的丹宁影响很大,使他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行公义”。直到80多岁后,丹宁仍清晰地记住《圣经》上的这几句格言。在成长的过程中,丹宁受英国著名法官公正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法律的未来》一书中,丹宁专门提到了一些他所崇拜的法官。英国是一个具有公正传统的国家,而对司法公正思想作出有力阐发的是那些不朽的法官们。例如,亨利·布雷克顿提出了“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的要求,以确保法律公正。弗朗西斯·培根对法官的警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爱德华·科克“作为首席法官,他是聪明的、公正的。”〔10〕特别是科克大法官在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期间,为了司法公正,敢于与国王抗争。在1617年的薪俸代领权案件〔11〕中,国王派人送信给科克,让科克同国王商议之后再审理此案,被科克断然拒绝。科克认为,“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词的。”〔12〕科克的这一行动遭到国王的报复,很快被国王免去了法官职务。但是,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科克永远是公正的化身。丹宁所崇拜的另一名法官兼法学家———曼斯菲尔德,也是因为曼斯菲尔德具有把公平和良心的原则输入到我们法律的固定公式之中的品格,“他使法律摆脱了陈规旧套,细枝末节和一些狭隘的想法。他把广泛的公平与合理的原则带进了法律之中。”〔13〕丹宁盛赞曼斯菲尔代写论文德对司法的态度: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著名法官沃尔西也是丹宁所尊敬的前辈,丹宁曾指出,“《亨利八世》中沃尔西的劝告———‘做人要公正,不要怕’等等符合我的哲学,也是我追求的目标。”〔14〕显见,英国历史上的上述著名法官和法学家关于公正的各种注解,对丹宁司法公正思想的生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总之,丹宁勋爵的司法公正思想是在英国的社会环境、家庭及教育影响之下形成的,对他后来在律师和法官职业生涯中,坚持公正司法、忠于职守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丹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并卓有成效地贯彻司法公正的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丹宁在《家庭故事》一书中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概括为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实现公正”。的确,他为实现司法公正奋斗了一辈子,实在可敬可佩。二、法律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础公正(Justice)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它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洞察出:在所有实现公正的手段中,法律是最有希望的。人们通常将公正视为法律制度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法律只有在公平正义中才凸显其良善性,理想的法律往往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公正是法的首要价值,通常认为,“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作为良法必须内蕴公正的精神,它要反映客观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等,称其为法律公正或者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实为法律公正的现实化。鉴于此,丹宁勋爵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阐述了法律公正问题。丹宁极力主张法律自身的公正性,他认为“法律是涉及公正的,什么是公正”?“我要提出的只是,公正不是你们能看到的什么东西。它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公正是什么呢?法律是在我们日常事务中运用公正———尽管还不是完全正确地运用。”〔15〕他还指出,人民服从法律的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是公正的,“人民尊重那些真正正确和公正的法律规则,并希望他们的邻居也服从它们,当然,他们自己也服从它们;但他们对那些不公正的法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要人们感到对法律有一种义务感,那么法律就必须尽可能地与公正保持一致。”〔16〕也就是说,只有“良法”才能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一脉相承。丹宁所主张的公正法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符合自然公正的原则。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是西方社会的一条最基本的法则,〔17〕也是英国法院采行的一条最基本的宪法原则,在法律上它适合于一切案件的审理。它包括法官在审案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必须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申诉的权利等。在丹宁那里,“无疑,倘若一个裁判未遵守自然公正法或者偏袒,其判决是无效的;而且可以以调卷令撤销,或以宣告无效来达到这种效果。”〔18〕例如在《坎达诉马来亚政府案》中,丹宁指出,防止偏袒的法则和申诉的权利经常被称为自然公正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支撑自然公正的一对柱石。罗马人曾用Nemo judex in causa sua, andAudi alteram par-tem表示“任何审案法官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如今经常用这样两个词表达无偏和公正。丹宁指出,“在每一个案件中,不管你是采用由执政官掌握的罗马衡平法还是采用由大法官掌握的英国衡平法,衡平法都会提出自然公正的原则。衡平法主张这些原则高于当时存在的所有法律,因此,应该求助于这些原则去减轻法律的严厉性,软化法律的僵硬性。”〔19〕在法律思想史上,普通的公平正义观念往往都是和自然法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自然法往往被理解为一个符合正义要求的、完整的和现成的规则制度,而不管它们在一国的实定法中是否得到了正式表达。”〔20〕并且,“自然正义规则是为了确保法律秩序得到公平的和有规则的维持。”〔21〕当然,英国的衡平法(Equity)最能体现公正的精神,它遵循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对普通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进行审理。衡平法与自然公正原则是一致的。其次,在丹宁看来,“公正”是宪法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它首先植根于人生来就有的追求正义的本能,这种本能引导我们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是社会的真正基础。”〔22〕它是由我们长期的经历和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氛围,感觉得到,却看不见;体会得到,却不能学。例如在威廉·卢夫斯大厅曾进行过对培根的公正判决和对萨默斯的公正赦免,在这座大厅,查理曾平静地面对高等法庭,挽回了自己的声誉……它不是他的智力产品,而是他的精神产品。宗教关心的是人的精神,人凭着这种精神就能认识到什么是公正。〔23〕不难判断,丹宁强调“公正”是法律的核心品质,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正如罗尔斯的正义首先适用于制度正义一样,公平正义是制度尤其应该具有的美德。复次,丹宁认为,英国的普通法律应该内蕴公正的精神,体现公正的理念。早年,科克大法官曾说过:“如果国会的法令与正义和公理是相矛盾的,或者是不协调的,或者是不可能执行的,那么普通法就要加以控制并裁决该法令无效。”〔24〕也即是说,如果法律违背了正义和公理的精神就得加以废除。一方面,“英国的普通法被描绘成‘理智的男人’,他关心他人的安全就跟关心自己的安全一样,这种优秀的但也是讨厌的人物像一座丰碑树立在我们的公正的法庭上,他徒劳地要求他的同胞照着他的榜样去规定自己的生活……”〔25〕英国“普通法有很多表明公正和美好感觉的原则,这些原则有利于全世界各民族和各种肤色的人民。”〔26〕诚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莱顿和休·汤姆森所言,在普通法中,“nemo judex in causa sua (nobody can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audi alteram partem(hear the other side)———应当听取另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27〕长期以来,这两者被视为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原则。再次,丹宁所认为的公正法律必须不断更新。丹宁指出:“法律应该得到修正,以保证实现公正,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公正。”〔28〕法律应不断更新才符合公正的精神,以满足公正司法的需求。“那些由19世纪的法官们确立的法律原则———尽管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不适合20世纪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必须记住,无论哪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29〕当然,这一任务多半由法官来完成。丹宁认为,法官在审案和判案的过程中,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创造出与生活的步调相一致的公正判案原则。他常常在上议院发言指出,要实现法律的公正就需要对法律进行创造性的解释。〔30〕社会生活的变迁,法律必须更新,否则难以体现公正。最后,法律条文在适用过程中必须结合公正理念,按照英国历史上的著名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观点:在某些案件中有必要离开法律文字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内容,追求公正本来的意图。也就是说,去减轻和软化法律的残酷性。沃尔西在大法官法院主持了14年,出庭审判总是守规守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成就卓著,他的判决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他的司法工作声誉很高。丹宁认为这些主要归功于沃尔西坚持法律公正的原则,丹宁在自己的司法生涯中也以沃尔西为榜样,坚持法律公正,为实现司法公正不懈努力。在长期的法律工作中,丹宁勋爵亲身见证了英国法律的发展历程, 1984年他在《法律的界碑》一书里提到:“可以说,在我任职的时间内法院已经重新发现了新的衡平法。它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灵活的,但‘不像大法官的脚’,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31〕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中,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中那个扮演着“主持正义角色”的裁判者都有一种最基本的预期,这就是当他借助于公共权力来平衡那些相互冲突的利益时,应当使争议的各方所得到的利益或不利既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多,也不比他们“应得的一份”少,否则就会被认为背离了司法公正的要求。〔32〕有如学者所言,“司法公正是一种法律之内的正义,这意味着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态存在着的正义,同时,也意味着它是具有法律性质的制度伦理意义上的正义。”〔33〕总之,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丹宁勋爵为英国法律的公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司法是一种适用法律的过程,其公正与否,首先取决于所适用之法是否公正。如果法律本身就不具有公正的性质,司法适用法律的方式再准确、再科学、再高明,也只能得出一个不公正的结果。〔34〕因此,作为法律职业只有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职业自身的公正性,无论律师或是法官在追求和实现公正的道路上,应该坚持从法律公正做起。三、律师公正———司法公正的力量在英国,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主体,依靠各自的知识,既各自忠实地履行着法律赋予的不同职责,又共同追求着司法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保证着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秩序,在司法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英国,律师是一个“精英的职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酬待遇,并且在适用法律上处于核心地位。”〔35〕可以说,英国律师是司法公正的追随者。在丹宁的心目中,追求和实现公正是律师的天职。无疑,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由于自小对法律的热爱和向往,〔36〕使丹宁在1920年大学毕业选择职业时,再次将目光转向了法律领域———当一名律师。1921年10月,他再次回到马格德林学院,拿起法律课本,开始学习法律。后来,丹宁又进了林肯律师学院, 1922年10月开始直接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开始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在这里,丹宁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思想也更加成熟。就在林肯律师学院图书馆的中央,有一尊雕像,那是当时最伟大的辩护律师———托马斯·厄斯金。托马斯·厄斯金从事律师工作期间,始终将公正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有一名言:“我将永远不遗余力地维护英格兰律师的尊严、独立和正直,没有这些无私的公正———英格兰法最有价值的部分———就不能存在。”〔37〕托马斯·厄斯金的这一名言,丹宁铭记在心,并常常对他的学生们重复这段名言。可见,托马斯·厄斯金作为一名律师的公正思想对丹宁有很深的触动,丹宁在自己20余年的律师职业〔38〕中,也一直坚持公正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奋斗着。首先,丹宁主张律师自身在思想观念上应追求公正,不懈努力,“正像科学家寻求真理一样,律师应该寻求公正;正像科学家通过很多实例自己得出一般命题一样,律师也应该通过很多判例自己建立一般的原则;正像科学家发现自己的命题不适于所有实例时就修改,或者发现自己的命题是错误的时候就得完全抛弃一样,律师发现自己的原则不适于所有情况时就应该进行修改,或者发现它们会产生不公正的结论的时候就应该抛弃。”〔39〕在丹宁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办法,律师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作出贡献。观念决定行动,一个人只有在思想观念中树立起公平正义的意识,才能在行动中切实表现出来。为此,丹宁还批评了某些律师片面依赖法规忽视公正的思想,指出,对一些律师来说,法规就是一切,正确与否没有关系。他们经常咬文嚼字而忽视法律条文的实质,他们反复推敲文字,然后在使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词义对他们来说是法律上的事而不是平民百姓的事。那些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律师,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使法律的原则和公正保持一致。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将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会名誉扫地,国家的稳定将会因此而动摇。〔40〕他把一些“只关心法律事实上是怎样,而不是它应该怎样”的律师比做“只知砌砖而不对自己所建筑的房子负责的泥瓦匠”。〔41〕这个比喻很恰当地批评那些只知道处理案件本身,而不顾及案件处理公正性的问题,强调律师应该关注所处理案件背后的公正精神。其次,丹宁认为律师应不断学习,只有专业过硬,才能公正执业。律师是依靠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公众的一种自由职业。在普通法系国家,律师与法官一样,在参与司法审判实践时,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解释成文法,寻找与案件最相类似的判例来适用,需要通过自己的知识、诉讼经验以及长期所养成的判断力进行仔细的推敲和认定,才能公正处理案件。丹宁深切地理解这一点,他指出:“毫无疑问,律师的任务———也是法官的任务———(解释成文法)是找出国会的意图(符合公正精神)。当然,在寻找国会的意图时,你必须从成文法所使用的词句开始。”〔42〕对于参与诉讼的律师来说,他必须在诉讼的整体意义上,遵循法官的判例,来把握法律适用的真谛,即通过认真研究法官对判例的适用,努力找出与本案事实、性质最相似的判例,引证对本案最有利的适用,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本案当事人、符合公正精神的判决。所以,“我在学习律师时,我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就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我当上律师以后,我仍在那里花很多时间,查找案例。”〔43〕以致丹宁认为律师是所有专业人员当中最勤勉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具备公正执业的条件。在当律师初期,丹宁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参与编辑《史密斯判例集》,定期去温切斯特和埃克赛特的巡回法庭,听取并决定“与实现公正有关的诉因”。就这样,丹宁在当了15年的新进律师之后不久,由于出色的表现被授予“王室法律顾问”的称号, 1938年4月7日他穿上了丝袍,开始从事王室法律顾问的工作。此时的丹宁工作更加认真,成绩卓著,赢得了赞誉:“有一位律师,是一位杰出的人,审慎、聪明……由于他的学识和名望,他领受过许多酬金和赠予的衣物,再也没有比他还忙碌的人,而近来他越来越忙了。自从威廉一世以来,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记得清楚,每一条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44〕可以说,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精湛为丹宁律师职业地位的提升、名誉的确立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其公正执业、实现司法公正扫清了障碍。复次,丹宁主张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法律公正,不应无原则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在英国的法庭上,律师对于自己所知晓的与其所受理案件相关的判例即使不利于当事人,原则上也应在法庭上陈述。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主要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出庭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外,更重要的还是应该根据公正原则帮助法院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司法公正。〔45〕从这个意义上,不难推断: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律师还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保障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公正。丹宁指出,“我常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46〕律师法律援助在英国早期是出于一种慈善动机,是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属于律师良心和道德上的义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人权观念的传播,法律援助转化为一种国家的政治责任。“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使社会本位思想成为主流,法律援助成为国家保障当事人之间真正平等的义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面实现公正司法的理想和目标。丹宁所提倡的法律援助正好与这种潮流相适应,也是律师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之一。再次,“公正是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正义。”〔47〕在丹宁等法学家的倡导下,英国逐步建立了律师的相关制度,使得律师公正有制度做保障,具体说来,英国律师负有以下义务:其一,维护职业独立性的义务,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并须单独开业;其二,维护职业声誉的义务,不得作广告或招徕业务;其三,忠于委托人不得欺骗委托人;其四,忠于法院,若委托人的具体要求与辩护律师对法院的义务有抵触,“辩护律师必须对此不予理睬,否则将要为此承担责任。”〔48〕这些义务为律师公正执业,实现公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得律师“正如广大公民所了解的律师的命名———正直和高尚的楷模”。〔49〕并且,在英国律师的职业意识中,任何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或因追逐利益被当事人所支配,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或原则,都是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玷污。出庭律师声称他们出庭时不代表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履行独立辩护的“高贵职务”。〔50〕可见,律师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和保障。

⑧ 法律的正当程序的出版前言

原出版者前言
前民事上诉法院院长和担任了38年高等法院法官的丹宁勋爵于1999年3月5日在英国惠特奇逝世，享年100岁。阿尔弗雷德·汤普森(“汤姆”)·丹宁1923年成为律师后很快广泛地开展了业务，并因在商业法领域内的工作赢得了可靠的声誉。1938年，他被授予王室法律顾问的荣誉称号。1943年，他被任命为东北巡回法院的专员。1944年，他成为普利茅斯的司法官，随后很快晋升为高等法院法官。1948年，他被任命为上诉法院法官，1957年进入上议院，就是在这段时间，丹宁勋爵成为一位具有争议的司法能动主义的支持者。
1959年，丹宁在上议院发表的讲话以及一系列讲演中主张，上议院应该在改变法律就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以自己的司法能力担负起改变法律的任务，而不是等待国会的行动。这种哲学使他与上议院比较传统的议员，特别是与明确反对篡夺国会权力的(原大法官)西蒙兹勋爵产生了直接冲突。正是这一冲突最终使丹宁在1962年采取了回到上诉法院这一不寻常的步骤。
1963年，丹宁勋爵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年，他受当时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委派调查普罗富莫事件。他的调查报告很快成了畅销书。在他80岁后，他成功地出版了几本著作：《法律的训诫》(1979年)、《法律的正当程序》(1980年)、《家庭故事》(1981年)和那本引起争议的《法律的未来》(1982年)。1982年，他从高等法院退休。
此次，博慧出版社与法律出版社合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提供丹宁勋爵著作的中文本，对此，博慧出版社感到极为高兴和荣幸。
博慧(亚洲)常务董事
乾栋年
1999年9月1日

⑨ 英美法系中有没有根据先例判决的案例~~~~急

先例判决起源于欧美国家，那么先例判决是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案例比比皆是。

请参考：http://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art&Gid=33557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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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施米托夫的主要经历

施米托夫于1903年3月24日出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著名律师家庭，在柏林最老的文法学校之一——弗里德里希高级文科中学（Friedrichsgymnasium）接受传统教育。1921年通过毕业考试后去柏林大学和布雷斯高（Breisgau）的弗赖堡大学读书，并于1929年通过了德国律师资格考试。当他还在柏林大学学习时，就被沃尔夫（MartinWolf）教授看中。沃尔夫教授是当时最著名的法学教师之一。他收施米托夫攻读博士学位。施米托夫于1927年获得民法和教会法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公司法的问题，即公开招股的有限公司经营中的控股问题。德国的政治形势使施米托夫不能追求他所喜爱的并打算倾注全部身心的学术生涯。1929年他被接纳为柏林上诉法院的辩护律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法院实践中崭露头角。
1933年纳粹掌权后，他离开德国前往英国定居。施米托夫于1933年开始学习英国法，被录取为格雷律师学院和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1936年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和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该大学还在1953年向他授予了法学博士学位。获得律师资格后，他曾作为财政部二级顾问的霍姆斯（ValentineHolmes）的学生参加了英国出庭大律师的培训，后来又成为霍姆斯顾问室的成员至今。1940至1945年间，他在英国军队服役。1944年，他和他的部队在诺曼底登陆，后又被召回伦敦在陆军部任职，持二级准尉的军衔。1948年，施米托夫被聘为伦敦城市学院（即后来的伦敦城市理工学院）的法学讲师，1958年成为高级讲师，1963年晋升为主讲，1971年自城市理工学院退休，1982年该院授予他为名誉教授。在任职期间，施米托夫得到了政府关于在理工学院开设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课程的许可，组织了国际性的法学暑期课程，成立了曼斯菲尔德法学俱乐部，丹宁（Denning）大法官多年来一直任该俱乐部主任。自城市理工学院退休后，施米托夫受聘为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和伦敦城市大学的法学和国际商法访问教授。1976至1986年间，他是格雷汉姆（Gresham）法学教授，并被聘为许多大学的访问教授，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1964至1965年）、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1965，1969，1971，1978年）。他还是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和德国鲁尔波鸿大学的名誉教授，伦敦城市大学国际商法访问教授。
1966年受聘为联合国法律顾问，并以此身份起草了建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于1968年开始工作。施米托夫还是英国法学教师协会、曼斯菲尔德法学俱乐部和出口贸易协会副主席；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商法研究中心的副主席之一；以及伯尔尼大学、马尔堡大学、爱丁堡的哈罗特——瓦特大学、肯特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英格兰和爱尔兰全国学术委员会授予的名誉博士。
1973年，为庆祝施米托夫70寿辰，许多国家的同行们为他出版了题为“法律与国际贸易”纪念文集，由德国鲁尔波鸿大学费伯里休斯（FritZFabricius）教授主编。1983年，他在肯特大学的同事们出版了由亚当斯（JohnAdams）教授主编的“献给施米托夫的文集”，以向他表示祝贺。联邦德国于1974年向他授予了大十字勋章。施米托夫是伦敦出版的《商法杂志》主编，该杂志是他在1957年创办的。他还是《跨国经济法研究》编委会的编委，其他编委还有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霍恩（NorbertHorn）教授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鲍克斯鲍姆（RichardM.Buxbaum）教授。他也是《共同市场法学评论》、美国《海商法和商业杂志》、加拿大《国际商法评论》、《澳大利亚商法评论》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编委会顾问。
1940年，施米托夫与伊尔斯结婚。伊尔斯是一位称职的德国律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业执行律师业务。她与施米托夫都对法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共同欣赏艺术和音乐。她还是一位热心的园丁。丹宁大法官在1973年《商法杂志》第103页“赞颂施米托夫教授”一文中，把她描述为“全力支持施米托夫并始终与他为伴——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一位谦逊而又有魅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