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视角

❶ 谈谈你对国际经济法的认识。（求高人解答，字数在一千字左右，谢谢了）

国际经济法的性质及其发展
——论WTO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及其限度
一、国际经济法理解的分歧

国际经济法是个新兴的法律体系,这个词的首先使用是在二战之后。自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出现以来,对于它的性质及由此而包括的范围充满着分歧。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有法律体系之内的一种新发展,是国际法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的国际法。法律依据其调整的对象可以分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法律;而国内法是一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二战之后,由于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加强合作,从而有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及在此体系之下大批的国际条约。在经济上加强交往,从而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RD(世界银行)和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从而在贸易、货币、发展等领域形成了普遍性的国际法,并有大量的地区性条约和双边国际经济条约,形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国际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的国际法形成一个体系,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和视角来进行观察。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国际经济法不是原有法律体系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法律体系,而形成了一个融合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与私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这种理论在国外有美国杰塞普教授的跨国法理论。这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即私人性。在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交易的绝大部分是在私人间进行,而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从事市场交易的国营企业逐步退出市场,代之的是独立的法人——与国家责任毫不相干的法律意义上的人。由此可见,在国际活动中,交易的主体是法人,是与国家毫无责任联系的独立承担责任的实体。这就形成了国际经济中的跨国性。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也有其合理之处。它指出了国际法在性质和适用范围上的不足,这也正是第一种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分析

以上两种对国际经济法及其性质的认识都有其合理的地方。第一种理论指出了国际社会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组合体。无论是国家的行为,还是私人的行为,所遵循的规则都必须通过国家来赋予其效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是构成当今国际社会法律秩序的基本划分,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法的发展,才出现了国际经济法这一个集合体。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的国际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离开了这个框架,国际经济法便无从存在。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作为其基本的经济制度或是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跨国性的特征就更为明显了,这也正是第二种理论所要说明的。

国际经济的这一特征是国际法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国际法只能通过规范国家的行为或是通过国家的行为或是通过国家来规范私人行为,这种规范由于主权因素的存在,其规范的范围不可能涉及到国际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相当一部分仍是由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中的涉外法来规范。我们不妨以WTO规则为例子作一说明。

WTO规则建立了一整套对各成员国内经济立法的有效约束机制,使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经济市场成为可能。WTO成为国际经济法律中的基本的法律。但即使如此,WTO仍不能完全有效、全面地规范国际经济行为。

第一,它的适用范围仍是有限的。首先是许多经济问题没有纳入到WTO的体系之中,如竞争法、环境问题、区域经济集团、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劳工权利,等等,这在WTO的规则中是作为将来贸易谈判的议题。其次,即使是已经有国际法规则的领域,也仅仅局限于原则性地规定,具体的规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谈判,明显的例子就是投资领域,虽然形成了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但是这十三条的规则限于原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再次,在许多领域,其规定往往是与国内法相联系的,本身并不是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如WTO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建立在国内法的基础上的,是和国际经济的私人性和国际的性质相联系的,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经济法的适用必然与国内法有衔接,否则,难以与国际经济中的私人性和国家主权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相衔接。

第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法有很大的衔接性。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部分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一是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即政府行政权力在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中的透明化和逐步消退;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国立法权的限制,给本国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对一国法律的一个基本限制,而不是通过国际法提供一个具体的权利、义务模式,这是和一般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模式不同的。这也是由国际经济活动的私人性所决定的。

第三,国际法具有指导国内法的作用。如WTO所建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制度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强,国内国际市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断地与各国国内经济立法相融合。如在我国的立法中,与国际接轨在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立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国际经济法在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部分是不全面的,需要有国内立法的补充和完善。

三、国际经济法法律性之欠缺

国际经济法作为规范国际经济的法律,具有其本身的规范特点。对于国际经济法历来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种是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从字义上来理解就是国际的经济法。另一种是有关国际经济的法,国际经济被作为一个单一的词来看待。如果以前者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成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特别的类型,是其一部分;而若是以后者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经济法,则国际经济法是一种由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规范共同构成的混合体。

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否截然相反?其实不然,二者也有共通的地方,即使是按后者广义的理解,国际法部分在整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整个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框架性文件。它是整个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正是由于规范国际经济的国际法的不完整和种种不足,才需要有国内法的补充。

另外,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区分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国际经济交往的私人性1。国际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2对这种关系仅仅用国际法来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国际公法所能调整的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统一的国际市场和尽量地减弱政府对市场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对于私人交易所遵循的规则很难进行全面地规范。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虽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仅仅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显然是不足够、不全面的。

我们从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上,或是说从其形式来看,无论是它的国际法形态,还是诸法合体的形态,在规则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缺乏体系性,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松散的体例。

体系性是成文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成文法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内涵。成文法法典化的趋势就是体系性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成文法的合理性及其生命力之所在。体系性是法律解释正常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在一个体系下,才能克服法律由于语义的有限性、社会关系的变动和语言的相对静止等不足,使法律有其自身的生命力。体系化在民法典、刑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德国民法典中的总则、物法、人法、继承法、婚姻法的五篇制。法律的内在要求是法律本身必须是无内在逻辑冲突的,依据法律,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只有体系化的法律才能合乎这样一个要求。

国际经济法这一性质的缺乏是和其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相关联的。一个法律在其发展和未成熟时,在体系性上总存在着不足。但是随着GATT转换成WTO,这个问题正逐步地得到解决。WTO从货物贸易逐步地向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张,具有经济联合国的作用和功能。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这对于克服国际经济法中的体系性欠缺的弱点具有明显的作用。

2.国际经济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确定性。

首先是在法律形式上,国际经济中的大量文件还只是停留在决议、草案的层次上。如《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宣言》、《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跨国公司的行动守则》、《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这些文件并不是法律文件,而只是政治文件。虽然它在国际法的形成和逐步成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或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一个有效的证据,但是,就单从法律效力上看,它们的法律性是不足的。也就是在这些领域中的国际经济法是有争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这方面也使得国际经济法在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这和国际经济法的第一个特点,即缺乏体系性相一致。

其次是国际经济法中的大量用语是不确定的。如国际经济法中对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认定,对于国有化补偿中的“适当补偿”的规定——它是一种为避免不补偿和全部补偿之争的一种折衷的办法;又如IMF中对成员国提供援助中规定的国内收支的严重失衡中的“严重”;又如外交保护权行使的条件中的本国侨民没有受到合理地保护的认定;如WTO中的对投资的原则性的规定;还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最佳努力条款”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都是不确定的。类似的例子在国际经济法中是很多的。从这些例子都可以明确地看出国际经济法中所存在的这种不确定的特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再次是国际经济法除了有限的国际统一法外,还有大量的规则来源于各国涉外法,而各国的涉外法在大量问题上是互相冲突的。这也使得在法律和法律选择上存在着不确定性。

第四是在国际经济法中,法律解释机关是不确定的。缺乏国际性的解释机构——国际性机构。这是国际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在国际公法中,虽然有国际法院,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有成员国的事先同意。并且管辖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而在国际经济法中,这样一个机构也难以产生。在国际经济法律中,对法律的解释是各国的司法机关,而各国司法机关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上,毫无疑问会偏袒本国的当事人或与本国有密切关系的一方,至少会比较倾向认同他们的利益主张。因此,发生争议的当事方也经常主张由本国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争议。

在国际仲裁中,一些仲裁院由于本身的信用好而受到当事方的认同,但这种靠信用、声誉的制度也是有限的和不全面的。

第五个因素导致国际经济法缺乏确定性、明确性,是由于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在国际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际法中的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问题,或是由法律因素所决定的,而夹杂着政治和国家实力等因素。国际经济争议越是与大国的利益相关,或是触及到大国的利益就越是难以解决。如美国国内曾对WTO有“三击不中而退出”的观点,这在国际法中是个普遍问题。又如美国就以要求联合国改革为条件而拖欠会费,从而使联合国的日常运作产生诸多问题。

3.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及其法律的不一致。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有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强调市场作用的,也有强调政府作用的,不一而同。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强调也不一致。这就使得在国际经济中,构成国际市场的各国市场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许多国际经济条约难以产生,国际经济法缺乏体系性,许多条约的用语弹性很大,不明确,这都可以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中找到原因。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同时,即使是同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情形也是各有差异。社会关系是形成法律规则的基础,一个法律规则即使存在了,也可能会由于有效的社会关系的丧失而不能适用。

四、WTO与国际经济法

WTO是在原先的GATT的基础上,为了克服原先的GATT的不足和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形势产生和形成的。经乌拉圭回合国际贸易谈判,WTO在以下几个方面对GATT有很大的发展。

首先,极大地扩大了适用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等,并且还将纺织产品在适用GATT的例外上重新拉回到GATT的体制之中。乌拉圭回合在完善规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保障条款、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纺织品和服装等问题上缔结了协定。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纺织品和服装占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总值的45%。30多年来,这个领域始终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之外,经过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努力,关贸总协定终于决定分阶段取消这些限制。

其次,确立了WTO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同时,还拥有了争议解决机构,以解释WTO国际文件和解决相关的争议,这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条约的执行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使条约的解释有个中立的解释者和争议的解决有个仲裁者,这有利于条约涵义的明确和执行的有效性。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如果不提及争议解决机制,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议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如果没有一个争议解决的办法,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将因为其规则无法实施而变得毫无价值,WTO的争议解决程序强调法治,并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和可预见。

再次,将GATT的规则普遍地适用于各个国际经济领域,如扩大适用于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使WTO在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具有基本法的作用,这有利于国际经济条约体系的形成。

第四,对于原先没有形成法律规则或者不存在国际法规则的领域,在WTO体系内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尽管有些规则比较原则(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但毕竟是形成了相应的规则,将这一领域纳入到WTO的基本原则之下,这对于国际经济法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整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在贸易的公正性上有所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程度的增加和集体谈判力量的增强,也使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些领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如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成功地阻止了发达国家就缔结投资协定而进行谈判的尝试,发达国家的要求是给予投资者普遍的国民待遇,结果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只重申了货物的国民待遇,有关投资的国民待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中获得了一些差别的待遇。包括:一在市场准入的减让方面可承诺较低水平的义务;二在实施协议方面享有过渡期或减让某些义务;三要享有某些执行程序上的灵活性。此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力给予照顾,提供技术援助,改善市场准入机会。

国际经济法由于本身的性质所限,其法律性与国内法是存在差别的,这是由于一方面国际经济中大量的关系是发生在私人之间,而国际社会又是一个主权社会,私人关系要求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法律规则,而主权社会构成的法律由于是自主者之间的国际法律,所以会有种种的法律性上的不足。但是,这种不足随着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在WTO体系内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虽然它永远也达不到与国内法一样具有完善的法律性,但其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经济法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由于它所规范的大量对象是私人,而通过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法和通过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由于各种因素,在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部分是十分不完整的。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经济法要强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否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靠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根本无法完成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这一任务。这可以说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是个新兴的法律部门,或是由于国际经济法中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但仅仅从法律现象上看,国际法虽然构成国际经济法中主要的内容,但仅仅就这一内容还根本无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调整之下已是不争的现实。

另外,国际经济关系中大量的私人关系,使得国际经济法又不像国际公法那样以规范国家行为为最终目的。它的国际法部分,大量的是通过规范国家行为,而最终规范私人,也就是通过国家的立法承诺,而使私人遵守相应的行为规则。这也使得国际经济法在产生上有许多的困难。因为,私法的传统是很悠久的,要想改变其传统,而形成新的国际统一法,是很困难的。这在西方国家,由于有成文法与普通法的区分而难以形成统一法的例子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在研究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上,要根据它本身的特性来进行研究,而不能用国际法或是国内法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否则将不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五、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经济法

就WTO而言,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权利义务的不平衡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学者们发现,GATT以及现在的WTO从程序结构上有两点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一是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协定被定义为谈判机制,如关税谈判、重新谈判及有关关贸总协定条款实施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都体现了讨价还价权力的大小,这种谈判机制与那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固定的优惠规则和原则有所不同。小国和弱小的国家发现,在第22—23条磋商条款下难以与强大的国家抗衡。从这种意义上讲,谈判中贸易规则的实施条件因国家而异,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2〕。二是语义上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问题上,即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从本质上讲,对发展中国家关税来说,第四部分是关贸总协定传统上背离义务的一种例外,而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被要求优先降低和撤除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目前或潜在的出口利益特别有关的产品的壁垒,包括其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不合理的差别关税和其他限制,但只是要求发达国家的各缔约方除因被迫原因、也可以包括法律的原因不能实施外应尽可能实施。尽可能实施条款就是所谓的“最大努力条款”,一直到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这种模式都没有改变。

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也需要对WTO规则在内的国际经济法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参与对这些规则的形成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在提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同时,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国际法律的发展上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很大程度上看还是一句政治性用语,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有利于国际经济平等和公平的制度还是缺乏的。从这一方面,是落后于政治秩序的发展的。政治秩序从殖民制度转变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秩序,而在经济秩序中,仍是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私法自治规则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规定私法公正性的规则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的地位。平等的秩序不能有效地建立。

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据着全世界人口和土地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的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许多成功发展的例子,如亚洲四小龙、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就是明证。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在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治理上应该是其发展的重点。而在国际经济环境上,争取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也是必要的。

随着各国实行市场经济,各国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也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对认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背景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认识也更清楚了,这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应的权利,避免国家经济主权过度让与是有好处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是我国加人WTO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坚持自己应有的经济主权的表现,中国应继续积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不切实际的发展和开放只会损害本国的经济及其发展。

只有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和自身对权利要求的提出,WTO才会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渐进市场开放模式。发达国家应当切实履行在协议中承诺的义务,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人环境,制定新的贸易规则必须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同时,也应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增强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集体谈判能力。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建立才有公正性可言。

❷ 曲波的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
1.《国际贸易惯例与公共秩序保留》，《国际商务研究》，2003年第5期；
2.《对大陆架划界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
3.《渔民体面劳动问题探析》，《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可持续发展维度的海洋环境管理》，《中国海洋报》2006年12月5日；
5.《论诉前扣船担保方式》，《中国海商法年刊》，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6.《解读国际私法领域中弱者的含义及法律特征》，《长白学刊》，2007年第6期；
7．《国际惯例在我国的适用》，《人民法院报》，2007年2月6日；
8．《论海洋环境保护》，《当代法学》，2008年第2期；
9.《<比利时国际私法典>拓展适用立法原则考察》,《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10.《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我国的适用》，《行政与法》，2009年第1期；
11.《<比利时国际私法典>婚姻家庭领域立法评析及启示》,《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2009》（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有效控制原则在解决岛屿争端中的适用》，《当代法学》，2010年第1期；
13.《科学技术视角下岛屿问题分析》，《科学管理研究》，2010年第3期；
14.《国家主权视角下马六甲海峡海盗的惩治》，《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15.《<比利时国际私法典>例外条款立法评析及其启示》，《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16.《国际法院解决岛屿主权争端适用的法律原则》，《法学杂志》，2011年第2期；
17.《索马里海盗的认定与惩治》，《河北法学》，2011年第5期。
（二）著作、教材
1.《国际公法原理》，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国际私法本体下弱者利益的保护问题》，专著，法律出版社2009；
3.《海洋法》，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新编国际私法通论》，参编，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6；
5.《国际法学》，参编，法律出版社2005；
6.《合同法：案例与材料》，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7.《海事诉讼与仲裁法》，参编，法律出版社2007；
8.《国际私法学》，参编，科学出版社2008；
9.《国际劳工组织的船员立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参编，法律出版社2009。（三）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岛屿争端解决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主持；
2.大连海事大学青年资助项目：国际海洋法在中朝海域划界中的运用，主持；
3.辽宁省社科联项目：国际劳工标准下的海员社会保障法律问题研究，主持；
4.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东南亚海盗区域治理法律问题研究，主持；
5大连市社科院项目：大连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立法问题研究，主持；
6.辽宁省社科基金：我国岛屿权益维护的法律问题研究，主持；
7.大连海事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基金项目：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问题及合作机制研究，主持；
8.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项目：我国海洋权益维护的法律问题研究，主持。
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弱势群体权利的国际私法保护方法研究，第一参加人；
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极权益博弈复杂网络格局演变的能量地形模型仿真研究，第一参加人；
11.辽宁省教育厅项目：21世纪海盗的动态发展及法律对策研究，第一参加人；
12.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的国际私法立法研究，第一参加人。

❸ 现代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贡献

可持续科学发展观

❹ 如何反驳义务优先的问题

一、对一切义务概念的提出

在著名的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和电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中，国际法院第一次正式而明确地提出对一切义务的概念。在该案中，比利时请求法院判决西班牙政府的行为违反国际法，西班牙政府有义务对比利时股东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为了论述自己的主张，比利时提出，西班牙政府有义务对其境内的外资提供保护，违反这一义务将导致国际责任的产生，这种义务从性质上看，是一种对一切义务。对此，国际法院认为，当一国许可外国投资或外国国民进入其领土时，它必须对他们提供法律保护并承担给予他们一定待遇的义务。但这些义务不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尤其应当在一个国家对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义务和那些在外交保护领域里针对另一个国家而产生的义务之间作出一个必要的区分。前者是所有国家关切的事项，这是由他们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就所涉及权利的重要性而言，所有国家都可被认为对保护这些权利享有法律利益;它们是对一切的义务。例如，在当代国际法中，这种义务产生于宣告侵略行为和灭绝种族行为为非法，和有关人的基本权利的原则和规则，包括免受奴役和种族歧视。这些相关的保护权利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其余的则由具有普遍性和准普遍性质的国际文件所赋予。①法院的这一论述得到了所有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的认可，因而被奉为关于对一切义务的经典阐述。

二、对一切义务概念的发展

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之后，国际法院开始在许多案件判决和咨询意见中提及对一切义务的概念。距离巴塞罗那公司案审理完毕后仅仅1年，国际法院就在关于在安理会做出第276号决议情况下南非在纳米比亚继续存在情况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再次提到了对一切义务。法院认为，结束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宣告南非在纳米比亚统治的非法性，这是对所有国家宣示此种情势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具有对一切义务的意义。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统治已经被宣布为非法，联合国非成员国也应该按照决议的内容行事。②

❺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需要尊重国际法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潮流和国内进步，中国人对待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司法机制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在邓小平“我们还要大力研究国际法”的要求鼓舞下，中国的国际法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逐渐转变了对国际司法机制的怀疑和观望态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国际司法过程中。1984年，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倪征奥在第39届联大和安理会上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之后，史久镛教授在199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并在2000年被选为国际法院院长。王铁崖、端木正等多位中国法学家和法官担任了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国人还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等重要国际司法组织中受聘担任法官或法律专家组成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保留，中国近些年来开始尝试适应和学会使用国际司法机制，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各种国际公约时，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一概保留的做法，用更加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对待之。例如，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申诉方或第三方的角色应对和解决涉及WTO的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应制订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建立了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履约工作协调组；全面参与了海牙国际私法公约的制定工作，并于1991年和1997年分别加入《海牙送达公约》和《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
中国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步伐尤其引人注目，表现出成长和自信的新形象：中国最早向其他核大国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并积极谋求达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安排；签署并批准了《拉美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和《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有关议定书，并且支持在东盟、中亚和中东等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努力；加入《南极条约》、《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承担了有关《条约》义务；支持《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是首批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之一，并从1996年7月起停止了核试验；中国支持国际社会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努力，参与有关《条约》或议定书的谈判，履行有关规定；与俄罗斯等国向国际社会倡议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具体建议，主张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加剧；赞同《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的防扩散宗旨，虽然没有加入该准则，但一直与包括准则成员国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支持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多边努力，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有关工作，2002年12月签署《枪支议定书》；加入了修订后的《地雷议定书》，认真履行议定书各项规定。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并签署的这些国际法公约和议定书，就是最好的一种证明。我们应当对尚未参与的国际条约和文本做更加仔细的评估，对外做出更加耐心细致的解释，按照自身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推进与国际法律体系的协调与合作。
我们需要更多运用国际法
对一些敏感而重大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订，在满足基本的保密条件和决策效率的前提下，应当使社会和公众对外交过程有更大的知情权，让国际法学家有更大的话语权。以朝鲜核问题为例：它虽然包含很多复杂的战略机密，同样有可能拿到更大范围加以研讨，让外交和军方之外的学术机构、商务部门、大众传媒以及普通百姓有一定的发言权，尤其让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分析工作者有更多的探讨空间，使决策过程更好代表公众的意愿。中国在朝核和半岛问题上的政策正经历历史性的调整，不仅需要政治和外交高层的坚定意志，更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理解支持，需要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协同。离开中国国际法学界同行的参与和论证，对外政策调整与变革的合法性基础将会薄弱很多，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国际场合也很难进退自如。
对于美国对外政策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抵制，对于这个超级大国行为方式和思想言论多面性的判别，也存在类似的道理。美国自恃实力强大、影响广泛，因而在国际事务上常常做出蛮横无理的举动，到处树敌和经常惹麻烦。很多国家和国际社会一方面对美国非常头痛、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拿它无可奈何。我以为，在同这个特权国家打交道时，单凭意识形态的判断是不够的，意气用事的方式更可能带来相反效果，而国际法的角度及法律学者的思考，能提供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举例来说，当面临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压力、要求对伊朗和朝鲜等国的核计划加以“扑灭”时，我们不妨仔细察看一下有关国际法，对于核武器及核材料的研制、使用、政策宣示、衡量标准、后果影响等做出全面评估衡量，看看美国及西方自身核政策及做法有哪些合法与不合法，看看伊朗朝鲜等国的态度及行为有哪些问题，看看邻国、周边地区及国际社会不同部分的反应存在什么法理异同。
很快就能发现：美国的多重核标准是麻烦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对伊朗等国的压制有某些法律依据，但对以色列的庇护存在难以服人的法律漏洞；美国自身扮演了核扩散的某种“领头羊”角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多份报告里同时含有鼓励和平解决和严厉制裁的成分，它与安理会的多份决议的性质不谋而合。有了此类信息及法理判断，中国外交官在各种国际场合，就能据理力争，提出符合多数当事国乃至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利益的看法，如支持某些阿拉伯国家提出的“中东无核区”倡议，要求国际社会及安理会防止少数国家把基于自身私利提出的标准当作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尺度，拒绝武力方式作为选择等。
再如，当美国一再要求别国参与它牵头的国际反恐斗争，发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胁时，对于超级大国发出的强大裹挟力，比较策略的应对方式同样来自国际法的某些判定，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激怒。查询一下国际法学界的讨论，很快能够见到：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并非只有美国人或西方意义上的界说；国际社会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为具体切入点，展开了大量富有思想性、现实意义和政策效果的探讨。对于“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恐怖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国家恐怖主义”等争议点，并不存在单一的答案；国际恐怖主义定义中的共同法律要件，并不比这方面的严重分歧更多；经验证明，列举“黑名单”、动辄制裁的办法，往往于事无补、经常适得其反。有了这样的知识，我们在外交斗争中就会理直气壮，以有力的证据直击霸权主义的要害，并以合适的主张推动国际社会遏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在国际范围是一种共同的评判标准，它的增强势头是无疑的。从中国自身的实践中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国际范围的规范与相关法律，可以推动国际政治的进步，哪怕是缓慢的、潜移默化式的。当然，规范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坐等和现成的，而是由行动者积极创造的，它需要获得承认、重视与政策跟进。从国际范围观察，存在着使各国更多接受国际规范的压力，而且日益明显；各国同时希望加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话语权和尊严，政府需要通过国际形象的提升使公众有更大的尊严感和向心力。这一切对于当代中国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特别要注意使之应用于中国的视角。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绝非所谓的损害社会、压迫人民的“极权制度”，而是富有成效的、公众拥护的和得到实践证明的。无论奥运会，还是环保、人权、食品安全等方面，中国都必须坚守这种态度，使用这种符合国际法和规范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存在与正义性。
有必要提高遵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水平与能力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察，特别是从中国对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以及重大国际间法律规范的态度着眼，不难发现一根明确的线索，即新中国早期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某种“拒绝”或“观察”；邓小平时代改成“加入”与“适应”，到现在变成“争取更大发言权、承担更多义务”。今天，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公约的数量及程度，不仅达到本国历史上空前的水平，而且在世界大国里居于比较靠前的位置，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体系外的“造反派”到体系内的“参与人”再到体系中的“较强者”，身份的改变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组织、规范和法律大相径庭的态度。如果我们想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对重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认真遵守乃至主动塑造和维护，显而易见是必由之路。

❻ 国际法院判决是否具有法律渊源

国际法渊源的定义

任何法律均有渊源。说到国际法渊源，就不得不提先提起我们对于法律渊源定义的理解。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认为它是“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1]，即历史渊源。《条约法概论》中指出：“条约法的形式渊源是指条约法规则由以产生或出现的一些外部形式。条约法的实质渊源是指在条约法规则产生程序中影响这种规则的内容的一些因素，如法的意识、正义观念、连带关系、国际互赖，社会舆论等等。”[2]而考夫曼在其《法律哲学》中指出：“法源的原本意义仅是决定法律生活事实的规范，而不是（如同法律教科书所说的一般）发现以及理解法源。”[3]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法律渊源主要有：1.实质渊源：法的效力产生的根据，有学者称之为法律根据。2.形式渊源：（1）法的规范的表现形式；（2）产生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普遍适用的规则的法律程序和方法；（3）历史渊源：法的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处所。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认识，都有一点共识：它们都是证明法律规范存在的根据。

同样在国际法领域，渊源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的。在第八版《奥本海国际法》中，奥本海将国际法渊源比作水的渊源；而第九版中，他又将国际法渊源定义为：“行为规则得以产生并且取得效力的法律事实。”[4]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甦生认为它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的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场所”。[5]之后英国的布朗利先生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存在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分：前者是为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后者为规则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旦被证实，就具有一般适用的法律约束力规则的地位。但是这种区分在国际法上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国内法制度中，形式渊源的概念是指法律制定的宪法体制，规则的地位是由宪法制定的。国际法规则的建立不存在这种方式。因此，布朗利先生认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不存在的，国际法上的各种“实质渊源”就是证明国家之间关于某种特定规则或实践存在一致同意的证据。[6]王铁崖先生对此也表示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造法的宪法机构，因此，国际法不可能有所谓的‘形式渊源’”。

❼ 市场担心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外溢，避险情绪进一步宣泄

一、财经新闻精选

国家发改委：“东数西算”工程，助力我国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化

国家发改委官微今天推出“东数西算”工程系列解读之一《“东数西算”工程助力我国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术所长孙凝晖撰文称，“东数西算”工程对我国的长远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技术视角来看，就是助力我国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化。应加强建设“东数西算”工程技术试验，研发面向“东数西算”工程的算力共同体管理、算力测调和撮合交易系统，形成算力基础设施化上的核心技术、基础软件和关键系统，向“东数西算”工程推广。

联合国国际法院就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举行听证会

设在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就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举行听证会。联合国国际法院在一份公告中称，听证会定于当地时间7日上午10时举行，将持续两天。该案相关方代表将以亲自与会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出席听证会。

发改委：加快打造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3月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快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一是加快完善网络型设施。着力实施中西部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和5G融合应用示范工程，弥合数字鸿沟、补齐应用短板。二是统一布局节点型设施。加快打造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稳妥有序推进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建设。三是超前部署前瞻性设施。加快落实项目前期条件，推进“十四五”规划已明确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加快落地、加快实施、加快建设，及时启动一批预研项目，持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上海数据交易所启动元宇宙全球招聘

3月7日至14日，上海数据交易所启动元宇宙全球招聘，同步上线元宇宙招聘大厅，这也是上海数据交易所成立以来的首次招聘。此次招聘发布50个岗位，目标招聘全球150个精英。岗位主要涉及交易组织管理部、市场发展部、数商管理部、战略发展部、风控管理部、产品研发部、人力行政部、财务管理部、研究院九大部门。

国家发改委：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最大的需求潜力所在，对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正在转向全面提升质量的新阶段，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蕴含着巨大内需潜力和强大发展动能。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发改委：中国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实现5.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注重精准有效可持续，在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能够有效避免大家所担心的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在实现今年增长目标的实际工作中，将更加注重重大决策落地见效，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投资顾问：林旭锐，执业证书号S0260615100004）

二、市场热点聚焦

市场点评: 市场担心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外溢，避险情绪进一步宣泄

周一市场震荡走低，全天回调幅度较大，上证综指下跌2.17%，收于3372.86点，深证成指下跌3.43%，收于12573.43点，创业板指数下跌4.30%，收于2630.37点。全天两市成交额10246亿元，较上周五有所放大，板块方面，石油、建筑、文教休闲涨幅居前，化纤、酒店餐饮、酿酒板块跌幅较大。市场全天表现弱势，除了受到上周五外盘以及周边主要市场回调的冲击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较多机构担心俄乌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地外溢蔓延，并冲击欧美主要金融体系，叠加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的不确定性对于能源及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冲击，市场恐慌情绪进一步宣泄，部分风险偏好较低的资金开始套现观望。不过我们应该看清楚，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这个阶段投资者应当理性做好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各种资产配置方案，避免因为短期市场价格变化带来情绪波动而盲目操作导致失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投资顾问 王怀北 注册投资顾问证书编号：S0260615030009）

宏观视点：海关总署公布进出口数据，2022年开局平稳向好

事件：海关总署3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6.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3%，其中，出口3.47万亿元，增长13.6%；进口2.73万亿元，增长12.9%。从主要商品看，机电产品出口2.02万亿元，增长9.9%，占出口总值的58.3%，其中电子元件、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99.1%。进口方面，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进口1.11万亿元、2254.4亿元，增长6.7%、7.7%。

来源：广发 证券研究报告

点评：可以看到，2022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保持平稳增长，管理层也做出积极的表态，随着东欧地缘政治风险逐步扩散，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但得益于稳增长政策措施靠前发力，我们依然实现了外贸数据的平稳开局，随着全球复产复工比例的提升，后续增速可能有一定收敛的概率，但是总体平稳向好是长期趋势。

（投资顾问 王怀北 注册投资顾问证书编号：S0260615030009）

保险行业：保费增速继续扩大，板块估值有望逐步修复

事件：数据显示：国内1月份财产险行业保费增速为10%，其中车险增速为11.7%，较过去3个月增速继续扩大，而人保车险市场份额达到33.3%，同比+0.8pct，环比+0.5pct。展望2022全年，预计车险行业保费有望实现10%的增长，而龙头险企增速预计有望达到12%。寿险方面，政策继续强调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预计后续配套措施将会持续落地。
来源：广发 证券研究报告

点评： 近两年，保险行业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有趋缓的预期，价格战情况缓解，2022年行业和头部优秀公司的成本有望进一步优化，保单量的上升叠加利润率的提高，龙头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同比改善，随着内需消费结构的不断优化，长期看保险行业现阶段估值处在低位区域，值得投资者长期跟踪关注。

（投资顾问 王怀北 注册投资顾问证书编号：S0260615030009）

三、新股申购提示

康冠科技申购代码001308，申购价格48.84元

腾远钴业申购代码301219，申购价格173.98元

莱特光电申购代码787150，申购价格22.05元

理工导航申购代码787282，申购价格65.21元

四、重点个股推荐

参见《早盘视点》完整版（按月定制路径：发现-资讯-付费资讯-早盘视点；单篇定制路径：发现-金牌鉴股-早盘视点）

❽ 国际关系国的主权与人权：对两者关系的多维透视

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关系探讨

对于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关系中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争论，我个人认为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结论，不能简单地说“人权高于主权”或“主权高于人权”。从不同的侧面来看这个问题，会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 历史的视角

从历史上看，这两个概念都是在西方产生的，发展至今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说，主权和人权的概念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在很长的时期内，这两个概念都是平行发展的，历史上的主要思想家都是在论述人权思想的同时也论述主权思想。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有了人权思想和主权思想的萌芽。人权思想和主权思想获得重大发展的时间段基本上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主权思想和人权思想都是在历史上的某几个重要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主权思想被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让·布丹明确提出了主权的概念。人权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初具雏形，特别是在公民权利和财产权方面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启蒙运动”时期人权思想获得了重大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学说，成为现代意义上西方人权学说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思想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并在17世纪的欧洲被付诸了国际实践。人权思想也在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被付诸了国内实践。人权思想和主权思想的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之后主权原则被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内容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充。人权原则在二战后也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人权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原始意义上的人权主要指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二战后不仅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被包含其中，而且像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和环境权等集体权利也被包容了进去。主权思想和人权思想在战后的发展和变化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分不开的。此外。在主权和人权两个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内容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交叉和重合的部分。矛盾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始意义上的人权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二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人权保护对国家主权造成了很大冲击。交叉的部分主要体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人权学说为武器，进行夺取国家主权的斗争。人权与主权的这一结合明显地体现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之中。重合的部分主要指二战后主权与人权的内涵在某些方面基本相同。如民族自决权在某一历史时期是与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重叠的。发展权的概念也与民族自决权和经济主权的内容密不可分。

二、 法理的视角

历史前进的脚步使得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最终都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确认，而国际社会对二者的确认主要表现在基本的国际法文件对二者的规定。规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和其分支国际人权法都对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及其相关内容做出了规定，而且这些规定随着时间的变化也都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但国际法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法中的“权力政治学说”就认为国际政治支配着国际法，而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国际法的效力的根据要在国际政治中去寻找。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国际人权法背后，存在着深刻而又广泛的国际政治的斗争背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了国际舞台上不同政治势力间在人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无论是围绕《世界人权宣言》的不同政治主张，还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起草过程中的漫长进程；无论是东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政治斗争，还是南北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激烈争论，都严重影响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际人权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国际政治斗争影响下形成的妥协的产物。

由于国际法的制定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因而其条文也经常是国际斗争和国家间妥协的结果。这种背景使得国际法的一些规定并不是无懈可击。联合国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不清楚、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规定模糊、对一些文件的法律效力存在争议甚至对国际人权法的主体有不同观点等等因素，又使得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有自己的根据，各有各的道理，而且其中还可以参杂一些主观判断的因素，这些都为后来的纷争留下了隐患。

国际法对人权与主权的规定与联合国人权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再次证明了国际政治对国际法挥之不去的影响力。国际人权法从一开始就难以解脱的两难困境是如何在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家主权及不干涉原则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平衡。 在国际人权法开始逐步形成的时期——即在通过《联合国宪章》的前后，坚持主权观念的观点是占上风的。因此，无论从《联合国宪章》产生的背景，还是其文字规定都表明，在当时大多数国家都从保护主权的角度出发，没有赞同直接承担尊重人权的义务。当时美国代表的解释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实践表明，正是由于国际人权法还存在缺陷，存在分歧，使得有关规定在运用时依赖于执行机构甚至执行人的理解，这成为造成联合国人权实践与国际法法理相矛盾的原因之一。造成联合国人权实践与法理矛盾的第二个原因是联合国的实践直接超越了国际文书的规定。但这在实际上也表明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把“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作为会员国按照《宪章》人权条款所承担的义务。可以认为在当时国际力量对比中持这种观点的力量占了上风。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人权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制订规则和形成机制，而这些由实践形成的规则又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甚至替代了成文国际法的规定，构成了联合国的内部法，对联合国的会员国具有约束力。联合国的实践为处理人权问题制订的新规则包括：联合国会员国负有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义务；联合国可以处理一国的人权问题，不再受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限制，主要的实施机构是安理会和人权委员会；“国际人权宪章”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即使对非条约国也适用；根据情况需要，可以采用双重标准；等等。这其中对人权与主权关系影响最大的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不干涉内政原则）作用的变化。联合国的实践实际上突破了不干涉内政原则对联合国人权活动的限制。它对《宪章》的人权条款有了新的解释，实际上取消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原有的效力。这种法理与实践脱节的现实，是造成现实社会中不同国家在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上存在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法理与实践以及通过实践形成的新规则都可以作为辩护的依据，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其结果是使得国际社会在主权与人权关系上的纷争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

实际上从主权原则形成的时候，它就不是绝对的，因为它至少要受到国际法的制约。而且国内管辖事项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某些内容——如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其国民，在后来随着国际人权法的诞生就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因为国际人权法要求国家在对待其本国国民方面，必须要考虑国际人权法的存在，要遵守在国际人权领域业已形成的国际规范。具体而言，一国在有关人权的问题上行使主权时要受到诸多的限制：

首先，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强制性的国际规则。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各国遵守这类规范并不以参加有关条约为前提条件。例如，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灭绝政策等等，都被认为是侵犯人类基本权利的行为。任何国家对内实施了上述行为，都不得以国家主权为由来逃避其国际法责任。

其次，如果一国加入了某个人权公约或条约，它就承担了相应的国际法义务，并且必须履行这些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必须受到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限制。

再次，在人权领域形成的习惯国际法也具有拘束力。如果在保护人权的某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习惯国际法，且有关国家已经明示或默示承认了这类习惯法，则这种规则也是由拘束力的。

最后，联大的决议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也可以对各国在人权方面的行为发挥作用。特别是当联大通过的决议是澄清人权法方面的习惯规则，阐述和解释现行有效的人权法，或是展望应有的国际人权法时，其法律影响力是确实存在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联大的决议之一受到广泛的尊重，就是一个例子。当联大关于人权的决议以一致赞成或绝大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时，表明会员国已就有关的人权问题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如果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对联大的某项人权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在人权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失去国际信誉。联大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等于说各国可以对其不屑一顾。

因此，国际人权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涉及到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针对国家的对外交往权，而是针对其对内的最高统治权。而且随着国际人权法的日益发展，国际人权保护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对国家主权的限制就愈加广泛。人权不能再简单地归入国家主权的范畴。片面地坚持人权属一国主权管辖范围的观点已经不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实了。

但国家主权在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主权国家是国际人权法的制定者。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所有的国际人权公约都是主权国家通过协议来制定的，最后成文的文书是众多的国家意志妥协的结果。在一些重要的人权文书如《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制定的过程中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现在的国际人权法体系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多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主权国家根据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承担义务的结果。主权国家对国际人权义务的确认和履行过程清楚地反映了国家主权对实施人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人权公约，而且即使参加，也可以提出部分保留，也就是说可以不遵守其中的某些规定。

再者，对人权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国内途径解决的。国际人权保护的措施主要是通过主权国家来执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人权的实施特别是司法保护，主要或基本上依靠国内的机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国国民在自己的某项权利受到侵犯后，即使他的本国在这项权利上承担了条约义务，他也是不能到外国法院寻求救济的，到海牙的国际法院寻求救济也不可能，该法院根本不受理个人的诉讼；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法律途径就是诉诸本国的法院。 虽然国际人权法中也有一些途径使得国家中的个人可以控告自己的国家，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择议定书》的参加国就具有这种途径，但它有效的前提是主权国家必须加入该议定书。而且该议定书也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国际组织、各种人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和督促。国际上还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具有强制管辖权的人权法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区域性的人权法院如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解决违反有关公约规定的途径首先也是国内法院，只有在用尽地方救济后问题才有可能诉诸如上区域性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所做出的判决也都是通过当事国国内机构提供的“公平补偿”来执行的。声明接受美洲人权法院管辖的国家也只有寥寥几个。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在国际法的发展中，条约法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国际实践的影响力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在国际法的渊源中，国际习惯法也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来源。许多国际习惯法就是从国际实践发展而来的。虽然国际习惯法的形成需要一些条件 ，但谁也不能肯定今天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国际实践以后也不会成为国际习惯法。一旦这些国际实践被认定为国际习惯法，它们就具有了国际法的效力，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

战后以来，在人权领域已经有了不少超越国际法成文规定的实践，这些实践从其发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对国家主权原则构成了冲击。而且新的实践还在不断发生，如北约空袭南联盟也被认定为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由于国际社会对这些实践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如果说这些实践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或即将成为国际习惯法不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且还会遭到一些国家的坚决反对。但这些实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习惯法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实践多了，就可能成为规则。难怪在美国会有人提出先用武力实现正义，然后不愁行不成法律。以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涉”为例，“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社会中的频繁使用及其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会从根本上带来国际法上的变化。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 国际政治现实的视角

文中为了从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研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先从宏观的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然后又从微观的国家实践的层次进行分析。

在宏观的国际层次上，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国际社会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观点的严重对立。在冷战时期，这种对立主要发生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冷战后，这种对立主要发生在南北方国家之间，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当然在冷战后也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但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发展中国家，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也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在影响观点形成的因素中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多出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对立双方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一种观点强调主权原则，反对以人权问题来干涉他国内政。持这种观点的是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冷战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事项，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主权为借口来反对国际社会的干涉。持这种观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观点在冷战前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主要是干涉的理由和形式。

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形成观点的对立，原因是复杂的。在文中我列举了影响观点形成的六个方面的主要因素：意识形态分歧、政治需要、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利益的不同、文化差异、国际大环境的变迁。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国家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的分歧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比较突出；在冷战后虽然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与冷战时期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又如，在冷战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利益的考虑和国际大环境变迁的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对主权的冲击）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由于人权问题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因此政治因素无论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都在持续发挥作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作用仍不会减弱。与这些因素相比，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都属于较深层次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也间接地影响国家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和外交政策。

与宏观的国际层次的分析不同，微观的国家层次的分析主要研究的是主权国家对于主权和人权关系问题的国际实践。我选用美国作为案例，是因为美国的实践不仅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比较充分，而且因为美国在实践中所体现的矛盾性正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纷繁复杂。

在文中，我首先分析了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态度。虽然国际法对人权原则和主权原则都有规定，但主权国家承担国际人权义务的实践表明主权原则是被摆在首位的，当主权利益与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发生冲突时，主权国家牺牲的是国际人权义务。文中所列举的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的美国，虽然经常指责别国不履行国际人权义务，侵犯人权，但其自身在承担国际人权义务的问题上却顽固地坚持美国的主权至上，不批准有悖于美国主权利益的国际公约，并以美国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国际人权公约，贬低国际社会共同促进人权的努力。美国曾长期拒绝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理由主要是：如果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有可能损害美国的主权利益，包括损害美国作为主权利益核心的法律制度、造成国家主权让渡、降低美国人权标准和损害美国的政治制度等等。虽然后来美国的政策有所调整，但也是采取种种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同时千方百计地弱化国际人权公约对美国的影响，逃避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因此，美国在面对国际人权义务的时候所做出的选择绝对是美国主权至上。说到底是国家利益在起决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他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强调主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美国可以做的事情，到了其他国家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呢？

美国案例引人思考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政策的矛盾性。当美国的主权面对国际人权义务的时候是美国主权至上；而当别国的主权面对国际人权义务或美国的人权标准时，就变成了人权至上，人权高于主权。这表现在美国长期利用人权问题对外进行干涉。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外干涉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发源于美国文化传统中“美国例外论”所产生的强烈使命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有利用人权问题进行对外干涉的实践。冷战后美国政府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且干涉的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以“人道主义”为由利用联合国对外进行军事干涉。更重要的是，由于借助联合国的名义，美国的干涉行动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美国所拥有的巨大军事实力又是其他国家难以抵挡的。因此，“新干涉主义”对主权原则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内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是美国干涉的主要目标。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面临着自主权原则产生以来的最大威胁。

四、 对国际关系中主权与人权合理关系的探讨

首先，人权和主权的内在关系表明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关于人权的普遍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之中。因此，可以说人权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这就决定了各国实现人权理想的方式、方法和道路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人权理想是共同的，但实现人权的手段和过程是不同的。而这些手段和过程是由每个具体的国家决定的，是主权，是内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的理想是通过主权来实现的，主权是实现人权的保障。

其次，对一个国家来讲，人权与主权是可以彼此兼顾、相互促进的。主权和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都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就说明二者都很重要。因此，主权和人权的合理关系不应该是非此即彼，而应该是可以兼顾、相互促进的。一个国家行使对内的管辖权和统治权就包括保障其国民的基本人权，而人民对人权的充分享有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国家的主权。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有效地行使主权并逐步地完善人权。

第三，在实现人权的过程中，国家主权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是其他任何国际和国内机构所不能替代的。人权的保护责任，主要还是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来承担的。因为不仅人权的内容主要是由国内法来规定，而且人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国内法。国际法上的个人人权只有转化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后才能予以实现。对此，许多西方学者也是持赞同的态度的。如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加拿大人约翰·汉弗莱指出，正是国家及其法律秩序应对保护人权负有主要责任。国家及其法律秩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由于国家及其法律秩序比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更接近公民个人，因而保护人权不仅是国家及其法律秩序的一个目的，而且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有优先权利这一点已得到习惯性国际法规的承认，因为只有在国内或国家一级的补救措施已全部用尽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时，国际机构才对涉及个人的争端享有管辖权。 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也指出：从根本上说，各国的国际人权义务总是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的。国际行为虽然对人权的命运业已产生、而且将会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它的作用仍然是辅助性的。人权的命运——它的实现、剥夺、保护、违反、强制执行、拒绝承认或享受都是一种国家性而非国际性的行为。这意味着普遍人权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也即各国在实施国际准则的方式上所体现的特殊性。真正地保护人权不受侵犯应当建立在国家根本的政治变革之上。国际监督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是促成这种变革的外在因素。

第四，在争论较大的“人权是否内政”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把人权“二分法”来解释。对此，厄马克拉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他指出：“为促进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人权而进行立法，已不再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实施人权的措施则缺乏规范性的规定，这也是明显的。因此，保护人权仍然本质上属于国家的管辖事项，即使国家按照严格程序参加了有关公约。如果把有关公约所确认的促进人权与保护人权两者相混淆，那将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精确的。” 因此，在一般和具体的情况下，保护人权尤其是保障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仍然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而促进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共同理想，显然不属于某个国家的内政范畴。

第五，要尊重客观现实，辨证地看待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主权原则虽然面临诸多挑战，现在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但也要看到主权不再是绝对的了。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家对国际人权义务的承担以及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如果一味地坚持人权纯属国内管辖事务或主权绝对高于人权都是不切实际的。国际人权的发展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削弱主权绝对性的因素，因为随着国家承担国际人权义务和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国家管理国内人权方面的“主权”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但如果说主权原则已经过时，也是过于偏激的。因为毕竟主权国家仍然是现今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体，只要这一点没变，主权原则就不会过时。因此，在主权与人权之间应该找到某种平衡，使二者能够和谐地共存。任何一种片面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第六，应该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主权与人权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发展造就了主权与人权现在的状态和国家之间对这一问题的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观和人权观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和对主权的强调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环境使然。对此发达国家是负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实现的民主与人权，希望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实现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循序渐进地改进自身的状况，西方的外来干涉不仅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可能还会起反作用，因为欲速则不达。发达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多些理解，多些实在的帮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人权状况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到那时其对人权的认识也会有所变化。而国际社会对主权的理解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主权思想的进一步演变而变化。

❾ 王秀梅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

(一)科研项目
（1）主持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8.5万元）；
(2)主持2007年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陕西省地理标志申报使用中的法律问题》（1万元）；
(3)主持2007年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西安市民间组织》（0.5万元）；(4)主持2011年中国法学会项目：《跨界含水层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自选项目）；
（5）主持西北政法大学2007年校级教改项目《教学团队合作机制研究》（1万元）
（6）主持2004年西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体制法律问题研究——兼及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的执行机制》（1万元）；
（7）参与2011年国家发改委专项任务项目《国外应对气候变化法所涉重点问题识别和研究》（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林灿铃教授）（编号：RCIEL-KT0010）（12万美元）。
（二）．科研成果 1）.《国际法学》2008年8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编写第一章（部分）、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五章（11.5万字）；
2）.《国际法》2008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写第八章、第十五章（4.8万字）。 1）.论国际宪政主义与国际法之宪法化2012年5月即出(年会前)《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新入CSSCI）。
2）.侵略罪定义及侵略罪管辖的先决条件问题2012年5月即出《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3）.领土争端中有效控制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2012年6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4）.国际宪政思潮演进及国际法宪法化趋势2011年1月《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CSSCI）
5）.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刍议——以国际组织宪政为视角》2011年3月《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CSSCI拓展版）
6）.试析吉布提诉法国“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2010年12月《中国国际法年刊（2009）
7）.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化之法律救济分析2011年11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8）.领事通知问题论要2009年11月《法科科学》2009年第6期（CSSCI）（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
9).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海外中国公民保护的性质演进及进路选择2010年7月《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CSSCI）
10).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的国际法解读2009年2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
11).《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的解释与适用2009年12月《法学杂志》2009年第12期（CSSCI）
12）.从“共进国际法”看国际法的发展趋势2010年7月《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CSSCI）（注：本文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22期“报刊篇目辑览”栏目收录。
13）.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2010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4期（CSSCI）
14）.跨界含水层法编纂与发展述评2009年10月《资源科学》2009年第10期（CSSCI）（注：本文被《跨界水资源国际法律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该书于2012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5）.国际法院“关于或起诉或引渡的义务问题案”及其意义2009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CSSCI）
16.试析反腐败国际引渡机制2009年11月《理论导刊》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
17.陕西省地理标志战略及其完善探讨2008年1月《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北大核心）
18.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09年6月《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法国出版）2009年第1期
19.Private Rights absorbed in Qusai-public Goods2008年1月China Stdandardization2008年第1期
20.有关武装冲突中的人员失踪问题2010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1.试析联合国理事会与涉朝人权问题2010年8月《政法论丛》2010年第4期
22.传染病国际防控合作机制及其演进2010年3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CISSCI拓展版）
23.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财产没收制度2010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4.从美俄卫星相撞透析空间碎片的国际法规制2009年10月《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9年第5期
25.《蒙特勒文件》对私营军事安保服务公司的规制评析2009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6.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初探2009年9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7.私营军事公司及其国际法规制问题初探2009年7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8．雇佣兵、私营军事公司与非洲2009年8月《理论观察》2009年第4期
29.从《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看空间技术与国际减灾合作2009年6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注：该文被《中国空间法年刊》2008年卷收录）
30.黎巴嫩特别法庭初探2008年11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1.冲突与限制——论普遍管辖与豁免2008年8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2.法学教学团队建设之路径分析2010年6月《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年第6期
33.合作文化视角下的法科教学团队建设2010年2月《法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2卷
34.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2007年11月《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CSSCI）
35.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2007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6.国际技术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法律经济分析2007年6月《管理现代化》2007年第3期（CSSCI）
37.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私法化析论2007年6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
38.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价值多元化2007年4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9.WTO框架下的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问题2007年2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1期
40.准公共产品中纳入私权——论标准中的知识产权问题2006年12月《WTO经济导刊》2006年第12期
41.国际法体系化机制及其进路2007年4月《政法论丛》2007年2期
42.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2006年2月《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3.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之“跨国立法”2006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
44.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2006年8月《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5．论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2006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46.论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合作原则2007年7月《理论导刊》2005年第7期
47.公司社会责任运动与中国劳工权益保护2005年2月《长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8.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影响2004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49．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2002年8月《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50.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2002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1.加入WTO后中国西部地区对外投资研究2001年6月《国际经济合作》2001年第6期（CSSCI）(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1年第10期全文转载。)
52.加强我国汽车工业对外投资的研究1998年8月《汽车研究与开发》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