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协会调研课题

『壹』 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的开展活动

省妇联新的领导班子站在高处、想在远处、干在实处，专心谋事、勇于任事、踏实干事，组织带领全省1600万妇女，参与我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取得积极成果，妇联工作形成了社会化、开放式、务实性、项目型的崭新格局。 一、抓住新农村建设机遇、实施“六个一”工程
围绕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省妇联把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新课题立项研究，启动建设新农村主题宣传活动，制定出台《关于动员组织全省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推出在十一五期间每年培训10万名巾帼科技致富带头人、转移10万名进入非农产业的妇女领路人，评选10万名社会主义新农家女主人和培育100个妇字号龙头企业基地、100个巾帼文明村、100名双培养双带动妇代会主任的“六个一”工程。省妇联与山西移动公司合作，启动万名妇女从业农村网络文化站；与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合作，启动“三晋妇女出太行”劳动力转移合作项目；与省科协合作，启动百万农民电脑科普培训工程。截止目前省妇联已在1.5万个村开办了妇女网络文化站。建立以妇女为主的科技示范基地724个、三八绿色工程基地725个、妇女专业组织2222个。全省有百万以上农村妇女参加各类培训，形成了由20万名女农民技术员、1.3万名女农民企业家、1.1万名女经济人和6800名新型妇女合作组织带头人组成的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村建设生力军。与此同时，全省转移农村妇女劳动力18万，其中就地转移10万，向外输出8万。特别是农村妇女网络文化站，这项造福农村妇女的兴业创举被社会赞誉为意义重大、泽被后世的活动，受到全国妇联领导的高度评价，在全国推广宣传。 紧扣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主题，开展文明和谐家庭创建“五好”活动
立足家庭这一妇联工作的主要阵地、主要载体、主要抓手，省妇联开展了平安家庭标兵户创建活动，以家庭小平安促社会大平安；开展了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以廉政文化建设推进和谐文明建设。在城市，每个街道选树一个示范社区；全省选树一批和谐家庭的典型选树活动。全省共涌现出各类文明和谐家庭360万户，占家庭总户数的48%以上。 着力提高妇女素质，力推妇女教育培训双百万计划
省妇联以提升妇女综合素质、保障妇女平等受教育权益、增强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目标，建立完善以国民教育为主体、以社会教育和妇联教育为依托的“一体两翼”妇女教育培训体系。制定妇女教育培训双百万计划，即到2012年培训一百万（人次）女农民、一百万（人次）女干部、女职工。采取调研全省妇女整体素质现状、当前妇女发展和教育培训现状、不同妇女群体对教育培训需求现状；整合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妇联资源；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协调机制、投入机制；依托山西财大、山西农大、省委党校等高校，新建一批高层次妇女教育培训基地等一系列新举措，开拓了妇女教育培训工作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推动妇女又好又快发展为第一要务，为妇女就业创业出实招求实效
为促进下岗女工再就业，省妇联实施下岗女工再就业工程，发起组织了巾帼春风送岗位行动和玫琳凯创业项目，全省建立培训基地560个，培训下岗失业妇女10余万人，为8万名下岗失业妇女送技术、送岗位,帮助6.8万下岗失业妇女重新就业。为激励广大城镇女职工岗位成才、建功立业，省妇联召开全省巾帼文明岗创建推进会，出台巾帼文明岗创建活动新的管理办法，目前全省已有国家级巾帼文明岗113个、省级巾帼文明岗570个、市级巾帼文明岗2600个。 履行妇联维权职能、关注妇女儿童问题、关注妇女弱势群体
省妇联抓源头维权，参与多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妇联的声音进入主渠道，成为有力量、有结果的声音。抓机制维权，探索建立妇女利益协调机制、妇女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妇女群众矛盾调处机制、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机制四大维权机制，妇联干部特邀陪审员制度、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制度和妇女维权协调组、联席会议制度不断完善，妇女维权帮教基地、维权公益服务热线、巾帼维权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全省设立妇女维权协调机构115个、妇女维权热线188条。抓普法维权，开展了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大学习、大宣传、大调研、大表彰、大维权五大活动，启动“五五”普法，开展了“五五”普法示范村、示范社区、示范县活动。抓综治维权，与省卫生厅联合开展了“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活动，与省公安厅联合开展了“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与省司法厅联合开展了和谐建设维权帮教行活动。抓服务维权，在省好艺中专开办了为贫困县优秀特困生专设的巾帼宏志班；招募爱心妈妈，举行了针对孤残儿童的“恒爱行动”；实施春蕾计划，募集43万善款，为贫困儿童完成学业提供资金保障；关爱女性健康，开展了贫困母亲医疗援助行动，关注留守儿童，开展了送温暖、送爱心活动。 发挥群团“联”字优势，做到组织覆盖、工作覆盖 坚持党建带妇建，全省乡镇妇联、村妇代会组建率分别达到100%和96.8%。建立社区妇联组织1041个，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达到4797个，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者协会及专业市场妇代会等各类妇女组织达到5593个。
加强与女领导干部、女企业家、女检察官、女法官、女律师、女医师等协会、联谊会的沟通与联系，积极筹建山西妇女儿童基金会、山西省妇女研究会、山西省女知识分子联谊会，拓宽了妇女工作的领域和渠道。开通山西妇女网，实现了山西妇女工作信息化建设的美好开端。建立女性人才库，储备各类女性人才达1.5万余人。组织山西十大女杰、十大女性经济人物、十大杰出母亲、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十大杰出女创业带头人系列评选活动，三晋大地巾帼群星璀璨。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数次组团出访欧美等国，与10多个国家建立起了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

『贰』 安乐死是什么意思

可以无感觉的死亡，用在两类上 动物 人 当动物 得病时 可以用安乐死
但是人要用的话 会很麻烦的

『叁』 安乐死的社会争议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悖宪法这种言论，是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的。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对安乐死的论争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消极的安乐死
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积极的安乐死
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瑞士、挪威、波兰、德国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调查民间赞同安乐死比率很高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中，安乐死立法问题再度引起了委员们的普遍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成安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 赞成安乐死符合临终病人利益
赵功名表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点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才逐步向全国推广。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乐死的。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市民的普遍看法，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反对安乐死立法为时过早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吴若彬主任介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因此，他认为，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力认为，脑死亡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层面，这些前题必须搞清楚。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者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助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由于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引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伦理争议。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地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与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2、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奉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因而任由那些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面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3、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4、尊重人权与情境选择之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安乐死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做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
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
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又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地否定其价值。
5、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乐死伦理争议的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一方面向安乐死实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乐死实践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1、生与死的矛盾
安乐死中关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反映出人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直接结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能够将自我与周遭世界区分开，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类的生与死产生分裂，人类也从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来，因此“绝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追寻生命的意义超越死亡，从而解决了必然要面临的生死矛盾问题。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中提供了三种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寻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三种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谓信仰的方式，是指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获得存在的依据，而将自我虔诚地献给神灵，并将此归因为神灵的恩典。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即人类还不能在观念上将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进行考虑，因此神灵处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此时，一方面人们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灵，遵守神灵的旨意，便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心里感到满足、安宁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神灵在能够安慰早期人类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生的许诺，如上帝会将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灵魂带到天堂，灵魂就会不死。在这里，死亡变成了灵魂永生的一道门槛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而死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变成了可接受的和带有某种美的对象，肉体则变成了受冷落的、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它的痛苦与消亡也就显得不那么紧要。很显然，通过信仰而得到神灵的安慰与许诺只是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释放，因为死亡具有不可怀疑的实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则是指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看法从通过信奉神灵获取自身存在依据转变为通过遵循绝对精神或绝对律令而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随着近代社会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进一步深化，理性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使得神灵顺理成章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因此神灵和彼岸世界也就无法再承担安抚人们心灵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妈塌，意味着人们只得在此岸世界寻找生的命运与死的前途，即将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方式直接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的绝对对立，同时取消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主观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不到释放，另一方面将热情地生、恐惧的亡变成了夹带着恐惧的生、不知所谓的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表达绝望等主题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消极的生活态度。所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道德的方式是指通过追求某种道德信条，践行某种道德原则而获取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幻想出来的超越。如中国传统式“舍生取义”，由于死者只能凭着他本人的“义”的信念而“舍生”，而不同的利益归属所要求的“义”是不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舍生”通常都是形势所逼的“自愿”之举，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死亡。通过对以上三种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以意义的追寻否定死亡，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再生，而这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幻象，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
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3、社会公正问题
安乐死中关于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争论反映了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博弃。各个利益相关方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另一个是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显然，一定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那么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所必然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存在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富有的人凭借其财富优势占有占用一多半社会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则由于其财富上的劣势只能占有占用少量社会资源。由于这种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问题的存在，其必然使人产生对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能够享有足量社会资源的担忧，进而认为安乐死可能成为剥夺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享有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偶然性使得人性并不能满足任何理论上所设想的逻辑完满性。但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出于理性的选择和行为才被视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导致了对出于非理性因素的选择和行为的忽视、曲解和否定。在关于安乐死的第四点争论“真实意愿与情境选择之争”里集中表现了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的伦理决策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点。
第一，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安乐死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是因为患有不治之症并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们寻求安乐死的请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们面对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选择。而反对者给出的“活着总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将安乐死的最终结果理解为死亡这一事实。显然，在生与死相对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无法提出无理由地放弃生命的有效根据。因此，放弃生命一定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无奈之举”。
第二，放弃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体到安乐死的支持者那里，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并且这一值得别人同情的原因更进一步肯定了“活”的善与“死”的无奈。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与安乐死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及选择是否可靠的问题。
第三，前边已经确定，在安乐死的支持者看来，选择安乐死一定是出于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说别无选择或这种选择出于某种必然性，最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们的求死选择能够被道德承认。
反对者似乎对此存有疑虑，认为人的选择应该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选择很可能会因为服药与否、疼痛加剧与否、医生的诊断正确与否、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否甚至病人的情绪正常与否等因素而发生改变。很显然，反对者的意见使得支持者最为重要的理由“自愿”变得不那么可靠和真实，但同时反对者的意见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选择不仅仅是理性与必然性的表现，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偶然性与非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人性中潜在地存在着对社会理性规则的破坏性因素，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并不因为同情心与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时刻影响着人类理性的正常运转。
5、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肆』 关怀为建立北京劳动法学会做出贡献吗

做为北京劳动法学会的元老，首任会长，名誉会长的关老对北京劳动法学会做出了接触内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容
2011年3月19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暨2010年年会正在北京京民大厦礼堂举行。
1、会员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刘明辉教授在发言中，对老会长关怀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2、桂生副会长宣读了《关于表彰为学会十年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会员和优秀团体会员的决定》。由北京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周信向关怀教授颁发“杰出贡献奖”。
3、名誉会长关怀教授发表建会感言《走过十年路，迎接新征程》。

『伍』 妇女的含义

通俗地说:那层"包饺子的皮"没了的就叫妇女了

『陆』 支持安乐死

首先，人总是要死的，死的意义有不同。其次，人死的死后大多都是生病死的，那死相，甭提了。然后，由于死的太痛苦，搞得家人泪流满面。而且，安乐死的时候是那么平静，既不会让痛苦，也不会让家人伤心。所以，支持安乐死！

『柒』 操学诚的相关信息

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发展、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参与《共青团十五大报告》、《全联青联九届一次全委会工作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参与和主持《中国青年价值观和中国和平崛起道路》、《新疆西藏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状况》、《青少年网络结社》、《大学生信息来源》、《热点事件的网民浏览、搜索、发帖行为与网民社会观察引导研究》、《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参与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中国青年文化行动、“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青春”主题晚会、“青春中华”中国青年文化周、中国青年服装时尚周、中国青年欢乐节、十八岁成人仪式、“寻找美丽的中华”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大家E起来——青少年网络素养大讲堂”、“为了明天——关爱未成年人黄丝带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项目的策划与实施。
担任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和中宣部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五个一工程”歌曲和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戏曲评委。曾担任中国残奥会、特奥会、聋奥会副主席，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副会长，中国定向运动协会副主席，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提出“社商”的概念，强调社商是社会教育的核心理念，反映一个人社会化的程度，指一个人具有的社会认知能力、社会沟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的综合水平，是体现一个人融入社会状况的客观指标。认为社会教育应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共同构成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整体，社会教育突出对社会文化价值、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强调社会实践和体验，强调青少年的自主参与，强调运用社会资源共同做教育。2007年开始，积极争取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文物局、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文联等十二家部委支持，共同开展了“寻找美丽的中华”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通过美丽的中华风光、美丽的中华文化、美丽的中华人物、美丽的中华精神，广泛挖掘整合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资源，努力构建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大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把中华文化的根深深地植在心中，构筑起强大的精神支柱，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高度重视对网络与青少年关系的研究，强调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网络社会”，当代青少年是“网络的一代”，谁掌握了网络，谁就可能赢得青少年，必须推动青少年与互联网良性互动、共同成长。2010年5月至7月，联合北京团市委、中国青少年报社、中国网络电视台、新浪网共同主办“大家E起来——青少年网络素养大讲堂”，动员文化学者于丹、航天英雄杨利伟、“知心姐姐”卢勤、“法官妈妈”尚秀云、奥运冠军邢慧娜、青年歌手王丽达、央视主持人康辉、王小丫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人物深入广大中学生中间，围绕网络与学习、网络与游戏、网络与交友、网络与社会、网络与文明、网络与成瘾、网络与犯罪、网络与健康、网络与安全等话题，对青少年进行了生动而系统的网络素养教育，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网络素养的关注和探讨，引导青少年正确地使用网络、有效地利用网络，形成正确、理智的社会观察，积极参与网络文明建设，传播正能量，做有主见、有责任感、有素养的新一代网民，“网络素养大讲堂”在网络搜索中出现310000篇，谷歌搜索约77600篇。2009年、2010年分别组织人员深入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等20多个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和女子监狱开展专题调研，组织实施了《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研究》、《热点事件的网民浏览、搜索、发帖行为与网民社会观察引导研究》、《中国青少年网络暴力现象与预防研究》、《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外来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犯罪预防调查研究》等重点课题，加强对网络沉迷青少年等重点青少年群体的调查研究和引导服务工作。在上海、重庆、青岛、德州等地召开“未成年人轻罪犯罪消灭制度” ，“合适未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加强试点，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大力开展“为了明天——关爱未成年人黄丝带行动”，努力构建预防工作载体和慈善平台。
2012年3月，挂职担任中共大同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2012年7月经大同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担任副市长，分管名城复兴工程、招商引资、文化、文物、旅游、民族宗教等工作。强调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机遇，大力推动大同对外开放和转型发展，狠抓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努力把大同打造成京津地区清洁能源供应基地、生态屏障、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休闲度假目的地和产业转移承接地。重视对大同（平城）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动大同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天津、河北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对接，先后在2014年召开的“晋津产业协同发展对接会”和“晋京产业协同发展对接会”上推介大同产业和旅游，参与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晋冀蒙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的规划和实施，参与推动大同至张家口铁路客运专线、保利协鑫多晶硅及光伏产业循环经济项目等的立项和落地工作，带领市招商局、发改委、国资委等赴北京、天津、青岛、苏州、厦门、广州、深圳、惠州等地招商，积极承接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
高度重视对大同文化旅游资源的规划、整合和利用，强调要像挖煤一样把大同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挖掘出来形成产品、项目和事业，推向全国乃至世界。强调要大力挖掘和弘扬“大同”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内涵，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建设，突出民生改善，努力建设美好、幸福、和谐的“大同社会”，实现大同人的“中国梦”。强调要深度挖掘大同作为“中华民族融合之都”、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明会客厅、丝绸之路文化地标”、北岳恒山作为“中华国山”（与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一起）、大同作为“长城之乡”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旅游特色。多次推动召开“大同旅游发展研讨会”，组织编制《大同市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大同市旅游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阐明大同作为“古都、煤都、夏都、佛都、艺都”城市定位和旅游特色，先后在北京、广州、厦门、深圳等地举办大同旅游推介会，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大同的宣传推介力度，培育“中国古都、天下大同”、“清凉大同城、度夏首选地”的旅游品牌。先后策划和组织中国（大同）云冈文化游节、中国（大同）国际汽车文化展、中国（大同）国际雕塑双年展，第七届世界养生大会、古都灯会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不断扩大大同的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具体策划和指导实施2013年9月在阳高县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世界养生大会，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以及美国、荷兰、瑞典、韩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外交使节和企业家参会，共同打造“养生阳高”的品牌，阳高县被授予“国家养生（养老）示范基地”。大力推动大同文化旅游投资集团筹建工作，积极推动大同古城、北岳恒山、火山群、内外长城等景区规划、招商引资和建设，推动出台大同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和力量参与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推进“方特欢乐世界”、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北魏398工业遗址文化创意园等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推动大型音乐舞蹈剧《云冈乐舞》、电视剧《北魏王朝》的创作，努力使大同旅游模式更加丰富多彩。
担任大同“名城复兴工程”领导组组长，经常深入西城墙、四牌楼、魁星楼、纯阳宫广场、鼓楼民居修复工程、代王府、明堂遗址公园、云冈石窟五华洞窟檐保护工程和御东新区“方特欢乐世界”文化科技产业基地、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工程现场办公，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重视基层，关注民生，积极参加“下乡包村增收”、“访民生、知民情、解民事”集中走访等活动，经常深入乡村、社区访贫问苦，将浑源县沙圪坨镇龙洼村作为帮扶联系点，定期深入龙洼村开展帮扶增收工作，联系北京协和、301、北京医院等12名专家多次为村民义诊，积极筹措资金为村民修路和建成了500多亩的“清华林”。牵挂天镇县受灾的过冬无房的村民，争取光华科技基金会捐献价值30万元的棉被和大衣。

『捌』 女法官国际日设立初衷

女法官国际日设立初衷是促进妇女在各国司法机构中的充分和平等参与，支持妇女在从事司法工作中彰显自身价值。

2021年4月28日，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通过决议设立“女法官国际日”，2022年3月10日被定为第一个“女法官国际日”。

决议提出，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各级决策对于实现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平和民主至关重要，要致力于制定并实施适当和有效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以提高妇女在司法系统和机构的领导层、管理层及其他层级的地位。

首个“女法官国际日”

3月10日是首个“女法官国际日”。“女法官国际日”是经第75届联合国大会2021年4月28日通过决议设立。设立的宗旨是促进妇女在各国司法机构中的充分和平等参与，支持妇女在从事司法工作中彰显自身价值。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以“新时代女法官担当作为”为主题的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介绍了我国法院在支持妇女从事司法工作的情况。

贺小荣介绍，中国法院在支持妇女平等从事司法工作方面基础良好、工作扎实。全国12万余名法官中，女法官有4.5万人，35万余名法院干警中，女干警有14万余人，比例达到40%。

广大女法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涌现出黄志丽、周春梅、魏晶晶等一批信念坚定、公正为民、敬业奉献、忠诚廉洁的先进典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女法官国际日

『玖』 佩丽是谁

佩丽是赵佩丽，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女法官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赵佩丽，女，汉族，1981年至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首期法律专业函授大专班学习，曾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1987年任经济审判庭副庭长，1989年任研究室主任，2001年至2007年7月任省高级人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正厅级巡视员，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女法官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

『拾』 长城证券法人代表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6 号华能大厦2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6 号华能大厦25 层

法定代表人：杨光裕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介绍

杨光裕先生，董事长。1957 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江西省审计厅办公室主任，海南汇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会计师，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吴德超先生，董事。1961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海南汇通国投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城证券海口营业部总经理，长城证券业务开发部部门总经理、长兴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长城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兼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张建海先生，董事。1960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山西证券公司副总经理，1995 年起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

吕莉女士，董事。1959 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宁夏证券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崔泽军先生，董事。1964 年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原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现任中原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桂水发先生，董事。1965 年生，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审计师。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部总监，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陶允女士，董事。1975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项目经理、资金管理部副经理，现任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总部总经理。

马原女士，独立董事。1930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主管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工作。现任中国女法官协会会长，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曾主持起草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参加了许多重要法律的立法活动，主编了一批重要法学著作，是我国法律界权威人士。

麦建光先生，独立董事。1961 年生，中国香港人，香港注册会计师，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1985 年加入香港安达信公司，1991 年调入深圳，是安达信深圳和广州分公司的主管合伙人，也是安达信国际组织的合伙人，在企业招股、收购合并及公司融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1 年年底，创建华隽创业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

任俊杰先生，独立董事。1955 年生，大学本科。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处长、深圳金融机构同业协会首任秘书长、赛格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注册）董事总经理、祥安证券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会员）董事、中国投资环境协会副理事长，现任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监管及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丰富工作经验。

王其文先生，独立董事。1944 年生，中共党员，美国马里兰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在运筹学、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用于优化、预测与决策、资源与环境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经验，擅长将管理决策中的数量分析与计算机应用相结合。

李建中先生，监事长。1964年生，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计划部总经理，现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李德良先生，监事。1951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现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傅鹏博先生，监事。1962年生，硕士研究生。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阮争先生，监事。1969年生，大学本科。现任中原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

宴子群先生，监事。1955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任天津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国际金融处副处长、金融外经处处长，美国新津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副总经理。

杨传益女士，监事。1957年生，会计师。现任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财务部经理。

关林戈先生，常务副总经理。1953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办公室主任，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同志秘书，南方证券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代总经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

余骏先生，督察长。1962年生，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科室负责人，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宏观室负责人，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