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对法官说

⑴ 张高平的介绍

张高平，安徽歙县七川村人。2003年以前从事长途货物运输。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⑵ 谁该为巨额的冤假错案赔偿买单

可见在偌大的中国，天理与公道、正义与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只要精神支柱不倒，那些蒙冤的人就有希望重获新生。 在为张高平叔侄俩感到庆幸之余，我对他们提出的国家赔偿有点看法，不吐不快。702万元的赔偿金额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虽然对充盈的国库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但这些钱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纳税人，换句话说每张钞票都沾满了劳动者的血汗。那么，究竟谁该为巨额的国家赔偿买单?毫无疑问，理应是那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然而，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是一片空白，不要说让某些执法者赔偿，就连责任倒查都是一大难题，国家(实则全体纳税人)最终成了冤大头。 我们认为，对蒙冤的人来说，申请国家赔偿理所应当，无可非议，然而，在赔偿标准上也应实事求是、适可而止，切莫将国家赔偿当做唐僧肉、摇钱树而狮子大开口。在赔偿清单里，索赔最高的一项是“张高平为运输个体户，当时每月净收入3万元(有据可查)，要求补偿280万元”，其实这是一种推理性的补偿，是满打满算出来的，试问这样的月收入每月都能达到吗?我看不见得。至于其他的补偿事项未必都是合情合理。 其实，在张高平叔侄心里，与申请赔偿同样重要的恐怕还是追究冤案制造者的责任，是他们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制造了人间悲剧，将这些害群之马拉下马直至绳之以法，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才能有效杜绝类似冤案一再发生。

⑶ 哪个中国作家蹲过监狱，还和柴静是好朋友

这个人是张高平：
张高平，安徽歙县七川村人。2003年以前从事长途货物运输。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⑷ 一部国产电影,讲两个货车司机被错判奸杀罪，有个桥段是法官退休,同事给他唱歌送行

看过浙江叔侄张辉，张高平奸杀冤案的纪录片，为叔侄二人的十年冤案而愤愤不平。我们国家专自诩为属法治治国，可是法官在断案的时候，却重口供（诱供，逼供）而轻证据。被奸杀女子指缝中的DNA明明与叔侄二人不符，女子被奸杀的时间，监控表明正是叔侄二人经过公路收费站期间，如此重要的证据都被法官忽略了，这样的法官退休了是人民的幸运，还为他的退休唱歌送行？

⑸ 如何理解和把握“疑罪从无”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错案防范系列谈”之三
发布：2013-06-28 14:57:41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作者：■ 本社评论员 刘桂明 浏览：0次 【大 中 小】

“疑罪从无”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见仁见智，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
应当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呢？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并追求“疑罪从无”呢？那就让我们先从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案件开始说起吧。
当佘祥林被作为杀妻的犯罪嫌疑人而被侦查之时，当赵作海被作为杀害同村村民的犯罪嫌疑人而被起诉之时，当张高平叔侄被作为杀害搭车的同乡人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审理之时，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问题就是这些案件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疑罪。面对类似的疑罪，我们的司法机关怎么办呢？
对此，大多数机关基本上都是采取“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一般来讲，疑罪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形：案件事实认定上的疑罪、犯罪性质认定上的疑罪、罪数与刑罚适用上的疑罪。对此，如果司法机关均以“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原则处置，自然是最保险乃至最保守的办法。但是，这对被告人来说可能却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办法。事实证明，许多冤假错案都是因为如此而造成的。那么，我们的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呢？
首先，“疑罪从无”原则本来就是一项众所周知的司法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原则，“疑罪从无”原则首先来自于“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曾经是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首先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随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最后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司法制度也开始将其吸收为一项重要司法原则。1996年我国首次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并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疑罪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也就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从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裁决结果。
其次，“疑罪从无”原则应当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轻”或“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从轻处理或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如此修订规定，显然不仅确认“疑罪从无”原则既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根据这些规则规定，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为此，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裁定和处理，从而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不仅如此，还应当使其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正如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所言：我们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我们必须坚持证据的客观性与合法性相统一原则，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的，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特别是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而言，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除了老老实实承担责任，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最后，“疑罪从无”原则能否造就一种崭新的司法环境。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了很多具体的规定，让法律人为之欢欣鼓舞。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实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性条款，从而切实让“疑罪从无”原则完全落到实处。也就是不仅要让司法人员在思想上深入根除“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司法观念，也不仅要让“疑罪从无”原则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更重要的是要让“疑罪从无”原则真正造就一种全社会接受的司法环境。尽管“疑罪从无”原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对刑事司法中的定罪量刑乃至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已经逐渐被人接受。但是，这两个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乃至社会意义的理解上，未必已经达到全心全意的接受。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出现了疑难问题。对于这类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往往比较消极，社会各界往往比较被动。于是，有专家认为，只有在一个事实上犯了罪的人，因为 “疑罪从无”而不是其它法外因素暂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公众、社会舆论、被害人家属在揪心之余还能够理解并接受时，那才是 “疑罪从无”得以大行其道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杜绝像张氏叔侄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案的发生。
由此看来，“疑罪从无”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文化问题。因为所谓“疑罪”，既可能涉及事实认定问题，也可能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法律评价与道德评判。
因为“疑罪从无”司法原则，不仅仅是一种为了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而且还是一种折射我们在关注保护社会之外，能否接受事关每一位公民人权保障尤其是彰显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有利被告”的思想生命力。

⑹ 张高平的事件经过

2003年5月18日，他和侄子像往常一样给卡车装好电缆，准备运往上海。
下午出发前，张辉和未婚妻道别。当时，这个27岁的年轻人还逗对方说自己已经戒烟。结果，未来丈母娘给他递香烟，他又抽起来，未婚妻嗔怪他，小两口一通嬉闹。
深深印刻在张高平脑海里的情景，是妻子为他做了几道好菜。饱餐一顿后，他和侄子爬上了货车。1965年出生的张高平一直想出人头地，16岁就到窑厂干活。2003年，他的货运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拖拉机换成了大卡车。由于一个人跑长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带上了侄子张辉。
这一天，叔侄俩在半路，捎带了一个姑娘，凌晨1点50分，对方下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第二天就被人强奸并杀害，直到3天后他们被挡在了家门外。
2003年5月23日深夜，张高平和张辉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当地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当晚开车载货、受托搭载被害人的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侄叔俩所为，那年张高平38岁，其侄子张辉27岁。
在长达七天七夜的审讯后，叔叔最终交代，用锤子砸死了女孩。但事实上，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后来，他和张辉被关入警方安插了“牢头狱霸”的牢房，不按照他们说的“抄口供”，就要挨打。最终，他们按照“牢头”的意思抄录了口供。
在犯罪时间对不上、地点指不清、连受害人指甲里的DNA都属于第三者的情况下，就凭着这两份口供，叔侄二人被送进监牢。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此后的4年里，张高平和张辉先后被移送新疆两所监狱服刑。
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随后，二人被送往新疆服刑。 在服刑期间，张高平一直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他的申诉书足足可以装满一麻袋。
2011年5月，张高平再次向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申诉，称自己遭“陷害”。
在距离家乡足足有4000公里的地方，性格倔强的张高平通过看电视和杂志，收集冤假错案的报道。他钻研DNA知识和刑法，“申诉材料写了一麻袋”。至于结果，他表示如果失败，就自杀证明清白。
张辉没有叔叔较劲。因为年轻，他被劝说“只有出去了才有机会平反”。两年后，死缓被减刑至无期，又过了两年，无期又减至十九年。
监狱之外，张高发从未停止为弟弟和儿子申诉洗冤的脚步。律师朱明勇记得，2010年11月24日，他第一次见到张高发。瘦小的男人背着一条火腿，从北京辗转到郑州，一路睡天桥，最终找到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朱明勇说。他曾是河南一起灭门案疑犯的辩护人，最终为其洗清罪名。此案涉及一名协助警方逼供、诱供的牢头，名叫袁连芳。
张高平和张辉看到了关于朱明勇的报道，他们发现当初打他们、逼他们抄口供的人，就是“袁连芳”。张辉把那一页杂志撕下来，寄给父亲。
2011年，在朱明勇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一位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法委复查该案，浙江高院立案重审。在复查过程中，遇害女孩指甲中的男性DNA也找到了主人——杭州另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罪犯勾海峰。此人早在2005年就已被执行枪决。 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调查核实有关证据。2012年7月，复查合议庭专程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并于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将张辉、张高平换押回杭州。
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新的证据来自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混合DNA，经过物证鉴定，该混合DNA与张辉、张高平均不符合。
事实上，该案的办案人员曾经通过媒体详细描述了办案过程。张辉、张高平两人在审讯中曾多次翻供，警方不仅没有在受害人身上找到与他们相吻合的物证，而是在死者指甲中发现了与涉案两人无关的第3名男性DNA。浙江高院的再审判决书中认定，因审讯录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证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原一、二审认定的主要证据不可作为定案证据。浙江省高院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专案组在复查中发现，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证，与2005年杀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女生吴晶晶的出租车司机勾海峰相吻合。而勾海峰已经在2005年4月被浙江省高院执行死刑。
2013年3月20日，昨日，浙江高院表示，会依法对张辉、张高平给予国家赔偿。但如今双方还未就具体赔偿数额达成一致。“算下来大概就是六七十万左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华丰说。
宣布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网站和微博向他们公开道歉。但当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张高平时，他用力摆摆手说：“我不知道。”
这个自称看透一切的中年男人，表示不想再娶老婆，他希望先把病治好，再和女儿好好过。张辉则想着赶紧找份工作，对父母尽孝。
在他们回家的第三个晚上，鞭炮声响起来，烟花也一通一通地打上天。叔侄俩抬头看着，脸上映着烟花的红光。
“高兴！”张辉说。他舔舔嘴唇，说起过去跑长途回来，总要到山顶上喝泉水，“甜得不得了”。如今，他想上去吼几嗓子，把这些年的冤屈都喊出来。
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然后他扭头叮嘱侄子：“站直了，别哭！”
法警走过来为张辉解开手铐，他很快把囚服换掉。离开监狱时，他一眼也没有回头看。他说，要彻底忘记那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墙电网，“只想回家”。 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