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胡夏冰

❶ 中国法庭的演变是什么详细一些，谢谢！

中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
【作者】 胡夏冰 陈春梅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历程。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为有效解决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基层社会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六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经验。
从我国人民法庭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历了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创立与挫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
作为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正式确立的。[1]根据该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对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规定。这种关于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样规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均未对其进行修改。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试行办法（草稿）》（简称“办法”）。“办法”从以下方面对人民法庭制度进行了规定：一是明确人民法庭的性质，规定它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二是规定人民法庭设置的基本原则，人民法庭一般要在农村、牧区设置。每一基层人民法院需要设置多少人民法庭，应根据辖区大小、人口多少等情况确定。大体上一个中等县应当不少于两个。在人口特别少的县，可以设不固定的法庭，实行巡回审判。三是规定人民法庭的名称，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称而定，并冠以县名。四是明确人民法庭设置和撤销程序，强调人民法庭的设置和撤销，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报请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并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员，一般配备审判员一人，书记员一人；也可配备两名审判员，院长可指定其中一人担任庭长。六是规定人民法庭的任务：(1)审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2)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如果违背政策、法律、法令的，应当纠正或撤销；(3)进行政策、法律、法令宣传；(4)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5)办理基层人民法院交办的事项。七是规定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应坚持说服教育、调解为主的方针；有的案件，也可以判决或裁定，但必须报基层人民法院核准后宣判。人民法庭无权决定拘留人犯和搜查，无权决定罚款、没收赃款赃物。凡需要采取上述措施的案件，应移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八是规定人民法庭的办案方法，应当从便利群众出发，采取驻庭办案和巡回就地审判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不难看出，“办法”是对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验的总结，它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对人民法庭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标志着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创立起来并向规范向方向迈进。“办法”对人民法庭制度内容的规定，创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激剧变化，人民法院被“砸烂”和破坏。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设被迫处于停滞状态，受到了严重摧残。
二、恢复与重建时期（改革开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改革开放后，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在“文革”中被取缔的人民法庭，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置人民法庭。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一条主线。
当时，人民法庭建设进展迟缓，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当简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条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给法官办案摆个“摊子”而已。虽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设毕竟蹒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间，“不少地方的基层人民法院加强了人民法庭的建设，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便利了群众，提高了办案质量，并使大量民间纠纷及时解决在基层，受到了群众欢迎。”[3]重新设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机构是当时人民法庭制度建设面临的一项繁重任务。当时许多人民法庭没有独立的办公楼，办公条件简陋，办公场所破烂不堪，大多只有一间十几平米的租借房屋，办公、开庭、接访、存放档案都挤在一起，有的法庭连挂国徽的地方都没有。尽管“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加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数量设置和力量配备不适应客观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财政部联合下文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人民法庭没有办公用房，设备十分简陋，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各地财政部门要照顾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实给予支持。据统计，1988年5月全国15000多个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约11000多个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法庭干部“吃饭没有锅，睡觉没有窝，办公没有桌”的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1993年，还有“6800多个人民法庭没有办公用房，亟待解决。”[5]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而且束缚和挫伤了广大审判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加强人民法庭的机构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为积极促进人民法庭制度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召开了1985年的湖南会议、1988年的湖北会议和1991年的山西会议、1992年的贵州会议等全国法院“两庭”建设会议，对人民法庭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经过努力，至1991年底，全国 18000个人民法庭中，已有约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适应需要的工作用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将人民法院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1991年11月）、《关于加强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设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关文件，要求各地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根据国家审判机关的法律地位，有计划地将人民法庭的建设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基本建设计划之中，统一安排，精心组织，并在建设用地、选址、布局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同时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在建设用地、各种税费等方面给于必要的倾斜和照顾。从此，人民法庭在城乡建设规划中确立了它应有的位置，有了统筹安排的依据，从建设计划上得到了保证。
应当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背景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创建人民法庭的热潮，人民法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有的选择适当地点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扩建；有的利用旧房进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在此期间，我国人民法庭数量呈逐年增加的态势。据统计，1987年全国人民法庭的数量已达15000多个；截止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个，配备法庭干部70000余人。至1998年11月，全国共有人民法庭17411个，法庭干警达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础建设问题在此期间得到明显改善。
这一时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明确人民法庭的职能。随着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需要对人民法庭的任务和职能进行规范。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主要从事有关案件审理和简易民间纠纷调处工作，帮助和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工作，以及进行法制宣传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是人民法庭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务。“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承担着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经济纠纷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任务，还要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处理大量民间纠纷。[6]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五年内，全国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审案件10074984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总数的50.27％。其中一审民事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总数的56.97％；经济纠纷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经济纠纷总数的36.36％；刑事自诉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刑事自诉案件总数的33.43％。[7]可见，审判案件、指导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四项工作构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复和重建时期的主要工作职能。
三、发展与转型时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现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设置模式和工作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重新调整和规范人民法庭设置，规范和统一人民法庭建设标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员政治和业务素

❷ 什么是立约定金，什么是违约定金

一、立约定金的性质和作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约定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首先，立约定金是订立主合同的一种担保形式，其作用是保证给付定金一方和接受定金——方，互相遵守签订主合同的约定。其次，立约定金又是违约的责任形式，一般情况下，买受人和出卖人在立约定金交付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正式签订合同，否则就应承受定金条款的罚则，即交付定金一方拒绝签订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立约定金的约定是从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从合同，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在主合同签订前是独立存在的，立约定金一旦交付，买受人和出卖人即受其约束。无法定事由或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不能解除双方签订主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而主合同订立后，立约定金的归宿将服从于主合同。

二、走出立约定金的误区，公平签订主合同。

从立约定金的性质和作用来看，它是约束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并没有给哪一方特殊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商品房出卖人用立约定金设陷阱，迫使买受人吃亏上当之说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商品房买卖双方都走入一个误区，走出这个误区便没有什么陷阱可言。

首先，我们知道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在签订主合同时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出卖人不应因为收受了定金，而自以为有优势，在主合同中提出明显不利于买受人的条款，而强迫买受人接受；而买受人也不应该因为自己已交了定金，怕不接受出卖人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而背上拒绝签词‘主合同之罪名，应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其次，签订主合同时应遵守公平原则，是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双方签订主合同的基本准则。始终坚持明显不公平条款的一方，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不接受另一方比较公平的要求，致使主合同不能签订，无疑违背了公平原则。一旦付之法律，拒不签约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已经非常明确了。

因此，出卖人与买受人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即立约定金交付后买受人和出卖人应公平签订主合同的心理准备，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特定优势可言，更不可以提出明显不公平的条款迫使对方接受，更不能认为不接受不公平的条款就是拒不签约，这样才能从误区中走出。

三、立约定金风险的防范。

做出立约定金约定前，预测给付和收受立约定金后可能产生的风险，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出现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这对于买受人和出卖人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买受人应首先对出卖人的信誉进行了解，信誉不好的免谈。其次，审查出卖人进行销(预)售商品房的手续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再次，如需签订认购书，应在认购书中尽可能明确详细的注明—些主要事项。同时尽可能地详细了解主合同中的主要内容，如有不能接受之处，不要勉强签定认购书，更不可以交付立约定金。最后，在交付立约定金后，应在约定的时间内与出卖人协商签订主合同，并要留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分析和咨询。如发现主合同有与认购书不一致或有对自己明显不利的条款，应及时要求修改。如一旦不能与出卖人达成一致意见，致使主合同不能签订，应及时与出卖人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诉之于法院。

出卖人在与买受人做出立约定金的约定前，应明确自己能对买受人做出哪些较为实际的，能在合同中加以确定的承诺。主合同有不利于买受人的条款怎样能被买受人接受，在合同中怎么约定才能接近于公平，稍有不公平的地方，应在交付立约定金前向买受人讲清楚，树立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的良好形象。由于出卖人从商品房开发的立项、审批到开发建设，从预售、竣工验收到交付给买受人环节多、秩序复杂，说不定受那个方面影响，而使自己逾期交付商品房。出卖人不应通过制定不公平的违约条款，来减小自己逾期交房的风险。不了更刁；应利用立约定金的“小计谋”来“套牢”买受人。 而应将事先可能预见到的风险转嫁到项目开发的多个环节中，并通过合同形式体现出来。

❸ 中国明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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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漏洞

从房产买卖合同入手。
运用：违约后除违约金的约定外，法院可以依据具体损失上下调整违约金，作为损害赔偿。
漏洞：违约金最高额仅仅是合同金额的两倍，违约一方往往在纠纷解决中占优势。

❺ “遗漏诉讼请求”能否作为再审事由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细化和完善民事再审事由。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将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增加为一项新的民事再审事由。
按照通常的理解，该条款规定的基本意旨是，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遗漏了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那么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应当对案件进行再审。生效裁判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况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中通常被称为裁判脱漏或者漏判。
二、民事再审程序的性质与功能
上述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民事再审程序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必要分析。
众所周知，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再审程序的特殊性表现在，它不是一种具有普遍纠错意义的诉讼程序，而是一种非常程序；它不是审理裁决民事争议的一种独立程序，而依赖于其他诉讼程序而存在，没有其他诉讼程序就不可能有再审程序，不能在没有原审程序的情况下提起再审程序。因此，再审程序的审理对象应当是，也只能是，原审程序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民事纠纷。如果民事争议没有经过原审程序的审理和裁决，就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对该民事争议进行裁判。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事再审程序是一种事后的救济程序，这是再审程序的本质属性。民事再审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它通过对民事争议的再次审理，以纠正在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或裁判基础资料有严重缺陷的生效裁判，为当事人提供最后的救济机会。因此，再审程序实质上是对既判案件进行再次审理的诉讼程序。
再审程序的审理对象应当与其性质和功能相适应。如果原审法院没有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决，或者只对案件的一部分进行了审理和裁决，那么，没有经过原审法院审理和裁决的案件或者遗漏的案件部分，就不能进入再审程序进行审理。这是确定民事再审程序审理对象的基本前提。
裁判脱漏表明法院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疏忽，只对当事人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作出裁判，对其他诉讼请求没有进行裁判。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意味着原审法院只审理和裁判了案件的一部分，而没有对案件的其他部分进行审理和裁判，即原审法院没有对其所受理的案件审理完结。如果将遗漏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由再审法院按照再审程序审理当事人在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就相当于再审法院审理了没有经过原审法院审理的案件。这显然不符合再审程序性质和功能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将原裁判遗漏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使其成为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
同时，从诉讼系属的角度来看，将遗漏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也存在欠妥之处。诉讼系属的基本含义是指案件存在于法院的事实状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民事争议（案件）就开始系属于受理法院。只有待争议的民事纠纷由受理法院作出终局裁判后，诉讼系属才能够从受理法院消灭。一项民事争议一旦发生诉讼系属，就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中一个重要法律后果就是管辖恒定，即诉讼系属发生后，不管确定管辖的情况发生什么变化，最初受理案件的法院对该案件始终具有管辖权，直至其对全部案件审理完结并作出终局裁判。如果受理法院遗漏了当事人提出的一项或者数项诉讼请求，那么，没有经过受理法院审理和裁判的诉讼请求，从性质上看，仍然系属于受理法院，处于受理法院的审理过程之中，受理法院应当对其继续进行审理和裁判。因此，按照诉讼系属的要求，如果出现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形，那么，被遗漏的诉讼请求依然应当由原审法院补充审理和裁判，而不能将遗漏的诉讼请求移送给其他法院审理。从这一点来看，遗漏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违反了诉讼系属理论的基本要求。
另外，从当事人程序保障视角来看，将遗漏诉讼请求规定为再审事由也不尽合理。因为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表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此时如果直接由上级法院按照再审程序对被遗漏的诉讼请求进行处理，必然会损害当事人应当享有的审级利益和基本程序保障权。尽管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上级法院（最高法院、高级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也可以交由原审法院再审。此时可以通过原审法院对遗漏的诉讼请求进行补救，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但是，只要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案件可以由上级法院直接再审，就会为损害当事人审级利益打开程序通道。尤其是在民事再审案件以提审为原则，以指令再审为补充，以指定其他法院再审为例外的指导思想下，遗漏诉讼请求的民事再审案件将大量汇集到上级法院审理，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和程序保障权将可能遭受更多损害。因为上级法院按照再审程序审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当事人不可能再有寻求对遗漏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的机会。由此不难看出，将遗漏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也是存在问题的。
三、比较法研究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各国民事诉讼法一般不将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作为再审事由。
各国通常的做法是由原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的法院）进行补充裁判（或者称为追加裁判），对被遗漏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决。当事人如果对补充裁判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63条规定：法院对某一诉讼请求的要点漏于作出审理决定时，可以对其判决加以补充；遗漏诉讼请求的法院在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以后，进行审理并作出补充判决；法官作出补充判决后，应当在原判决的原本或副本上载明；补充判决与原来的判决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补充判决不服，只能通过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的途径解决。法国民事诉讼法强调，当事人不能以裁判遗漏作为唯一理由而将原审法院的判决提交到上诉法院审理，更不得以此为由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德国民事诉讼法对遗漏诉讼请求规定了追加判决的救济程序，该法第321条第一项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依最初提出的或以后更正的事实所主张的主请求或附带请求的全部或一部，或者在裁判时费用的全部或一部，有脱漏时，可依申请作出追加裁判对原判决予以补充。当事人提出书状申请法院追加裁判，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作出追加裁判对原判决予以补充。俄罗斯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补充判决制度，该法第205条规定：作出判决的法院如果对于案件参加人提供了证据或作出陈述的某一要求未曾作出判决，可以根据案件参加人的请求或自己主动提出补充判决；补充判决由法院在审判庭上对该问题进行审理之后作出；当事人对补充判决可以提出上诉和抗诉，同时对法院关于拒绝作出补充判决的裁定可以提出单独上诉或抗诉。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通过追加判决的方式来补救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按照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法院作出裁判遗漏请求的一部分时，对于该请求部分的诉讼，仍系属于该法院。如法院作出裁判遗漏部分诉讼请求的，当事人对于脱漏的部分可以再次向法院起诉；法院对该部分审理后进行宣判。因此，在日本，解决遗漏诉讼请求问题的法院依旧是原来作出裁判的法院，而不是上级法院。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也确立了补充判决制度：诉讼标的之一部或诉讼费用，裁判有脱漏者，法院应依申请以判决补充之当事人就脱漏部分声明不服者，以声请补充判决论。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之所以选择补充判决或者追加判决，而不是上诉或者再审程序作为解决裁判遗漏问题的救济程序，主要是由裁判脱漏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在所有的裁判救济程序中，只有补充判决和追加判决制度充分关照到遗漏诉讼请求救济机制的诉讼法理，充分有效地解决民事纠纷，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所以由原审法院按照原审程序对遗漏诉讼请求进行补救，最符合裁判脱漏内在的特殊要求。
四、结论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当事人依据遗漏诉讼请求提起再审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该规定已经考虑到漏判不同于其他再审事由的特殊性，对于完善裁判脱漏救济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今后的修正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在处理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方面的有益做法，建立补充判决（或者追加判决）制度，由原审法院对被遗漏的诉讼请求进行补救。当事人如对补充判决（或者追加判决）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充分救济。最高人民法院：胡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