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官袍

❶ 为什么香港的法官头上带羊毛

不是羊毛啊，那个是法官专用的假发套。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英国的法院开庭之时法官都戴假发头套，所以香港照搬了英国的这种传统。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❷ 法官的法袍代表了什么(下)

司法现在经常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所以它承担着更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不容易承担。司法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巨大的压力承受在一个常人的肩膀上，人们往往觉得心里不塌实，所以需要把这个常人加以包装，包装得和人不一样。头发一定要怪怪的，衣服要不同，这样无论给衣服之内的人还是衣服之外的人都有强烈的警醒，那就是说我做的工作不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人命关天的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准则的统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认真的做。穿上这套衣服以后，其他的人也会对他有强烈的期望。我想这是把法官营造得非常奇特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军警式的制服所营造的气氛，就比较简单了，那是一种工具化的气氛。穿这身衣服的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服务的角色，他是完整我们另外某种价值的辅助性的角色。中国的法院一直处在权力的边缘，司法机关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是1978年开始学法律的，进学校前还是作为绝密专业招生，一定是苦大仇深出身的人才可以学法律。进去以后就教育我们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一个人磨得锋利，“党指到哪儿就砍到哪儿”“社会主义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角色，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服务者。52年为反右服务，56年为反胡风服务，57年为反右服务，58年为大跃进服务，“三马齐出动，拧成一股绳，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我们现在看当时的报纸很好笑，但都是现实。66年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服务不长时间，法院就被军管了。我还曾接到一个当事人寄来的当时的判决书，判处他反革命罪，这个判决是山东烟台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法委员会作出的。当然文革以后恢复法院，为改革开放服务，后来为商品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现在又为西部大开发服务。法院总是个次要的角色，并不是个神圣化的角色，如此次要的角色当然不需要那样奇特的包装，所以穿了一身军警服。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神圣化的角色还是一个工具化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穿着法袍的人有一种独立感，他是独立的职业，独立的人。司法的角色象征着独立性，法官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为什么司法要独立？其实每一个法官要独立，是因为法官处理案件，行使权力只在法庭之中。在法庭中行使权力的过程需要一种对人的观察。比如在司法过程中，我们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离不开当面锣对面鼓地观察。证人在作证之前要宣誓，宣誓之后法官会向他反复强调，你已经向上帝宣誓了，现在你说的话如果有假的话，你不只是对我撒谎，你是对上帝撒谎。这对人心理上有警醒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是辩证唯物主义，天不怕地不怕，向毛主席宣誓也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伪证特别多。当伪证率很高的时候，说明一个民族道德，伦理层次的下降。
证人在作证时，法官要观察他有没有作伪证，神色怎么样。我们古代有句话“以五声听狱讼”，为什么他脸红，为什么他口吃，为什么发抖？这时法官必须当面观察当面判断，这样的职业需要长期以来在法庭积累的经验。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对法官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法官越老越好，老的才有经验，老了才能对人情世故作出一些判断。我曾经说我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去让我去处理离婚案子，我怎么去处理？我还劝大家，“一日夫妻百日恩”。像我这样一个嘴上无毛，从没结婚的人怎么给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通常不会出现40岁以下的法官，通常从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或者检察官队伍里选任。
一个法官最不好的是容易被迷惑，经常心里拿不准。从前有个法官，听完原告的陈述后对原告说：“你说的对太有道理了。”再听被告说，说完了，对被告说：“你说得对呀，你说得真有道理。”旁边的书记员说：“法官大人，不可能两方面都的对的，因为他们是对立的。”法官说：“哦，搞了半天原来是你说的最对。”法官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法官这个角色不需要搞年轻化。当然年老的需要有一个补偿，这个补偿是法官基本上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不能强制退休。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他一坐在法庭上，白胡子，白头发，黑法袍，真正给人一种司法的威严，这能带来一种重要的效果。有时候司法处理的问题，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是与非，没有什么真理不真理的问题，司法所解决的问题不过是一种平衡术，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人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这样的艺术需要伟大的艺术家来表演。
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妇女有没有权力堕胎的问题，女权主义者们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自由”，老娘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做了你管得着吗？法律，什么法律！都是臭男人们制定出来限制我们女人的，两千来的法律历史都是一部男人欺压女人的历史。那天我给我们00级新生开迎新讲座，我一看不得了，这届女生占百分之六十多了吧，相当可怕。我作为一个男教师深感忧虑。将来恐怕法律要变成女人的声音了，现在法律基本上还是男人主导的声音。女同胞认为不允许堕胎的法律是对她们一种不合理的限制。有道理，这种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另一方面，保守人士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杀人吗？当然是杀人。搞法律的人在那里搞了个虚伪的说法，认为人的生命从出生之时开始，这是虚构的东西。真是这样吗？不，人的生命是从受孕开始，没有上半场哪有下半场，没有十月怀胎，那有一朝分娩。那不是生命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惩罚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不惩罚在医院杀人的人？有区别吗？我看有区别，区别就是在大街上杀人时对方可以反抗，可以正当防卫，而在医院杀人这个小生命从来不跟你交涉，从来不搞正当防卫。选择更残忍的方式杀人者难道不更应该受到惩罚吗？我想问问大家这里面有道理吗？不。其实法官很难判决这样的案件，这是一个所谓的“艰难案件”。但法官又不能不判，这时唯一可以求助的是法官的崇高威望。实际上这样的判决无法获得人民普遍真正的拥护。现在我最不喜欢法院系统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做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现在法院正在开展这样的所谓的“双满意”的活动，还要评“双满意”标兵。怎么可能是双满意，叫人民都满意，最多只有一半的人满意，那就是胜诉的当事人满意，败诉一方的人觉得不满意，有时甚至胜诉的一方也不见得都满意，因为许多人觉得胜得还不够，胜得不过瘾可见司法常常在一条艰难的路途上跋涉，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必须要有崇高和独立的地位。
在我们国家这种独立还不具备。我们讲司法独立，讲法院独立，基本上讲的是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而基本上不讲法院个人的独立。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法官你控制他还这么差，搞司法腐败，什么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我自己正在做个论证，希望人们意识到这种思路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法官素质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大家想想，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下半年的时候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我知道那个高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处级法官处级审判员。当然从外面招进去就是处级，那对最高法院来说也是破例。然后报纸，电视都来宣传，最高法院招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大学从事法律教学的正教授，研究所里从事法律研究的正研究员。一级律师，国家机关从事法律工作正处级以上干部，最后一条是北京户口。上有一篇文章对最后一条做出批评，题目是《北京是谁的首都》。认为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有一种地域歧视。这样的招法官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冷落。到报名那一天，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非常兴奋的摆桌子，摆椅子，新闻媒体的“大炮”都架在门口了，天啊，几天下来就只有几个人报名。（笑声，掌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方国家，被人们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简直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报。我曾经问过我的几个同事为什么不去报，他们说“去哪儿干吗”？真的是这样，我跟同学们讲过，全国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比那些高官们好得多，收入比他们高，而且还自由，到最高院干吗？到最高院我可以发表我的文章吗？不，你发表文章要谨慎，因为人家会以为你代表最高法院，所以最好不要写文章了。到最高法院做个审判员，我能够写体现我的个性的判决书吗？我应点语言的追求，引证一点国外的判决注释里有点外文。不行！能不能要求庭长别审我的判决书了，我的判决书是我的判决书，不是庭长的。不行。现行的官僚体系不允许有这样的个性化的行为存在。那我去干吗？我在这儿挺好的，从来不会发表文章还要院长审查通过。在最高法院那个毫无个性的机器里做一个毫无个性的螺丝钉，我不去！
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得以在社会中展现正义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现行的法官制度是官僚化，等级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法官法》修改过程中，草案中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法衔制度”。当时我问法衔制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因为现在法官外表上看不出来什么级别，体现不出等级，所以要借鉴军队的做法，在外表上加以区别，比如一级大法官，一个大星，二级大法官两个星。我说你们现在服饰够别扭的了，还要搞一个法衔制。军队为什么要搞军衔制，因为军队最重要的是服从，军人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应该服从谁，应该指挥谁，那不需要两个人认识，只要用军衔来区分级别，以便确立军队里的等级，这是军队胜利的前提条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是法官需要这个特色吗？我们现在在实行四等十二级的制度，不断暗示法官级别，暗示高级法官可以支配低级法官，低级法官要服从高级法官。司法的行政化非常严重，最重要的表现是等级化。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我们今天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受了极大的局限，我们设法想象除了官这套评价体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评价体系。比如医院有处级，局级，副部级，和尚杭州灵隐寺的主持是局级和尚，是政协常委。大学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登着“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是副部级大学，我校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我说北大真是降尊纡贵，多么有尊贵的学校，历史比国家历史还长，校长地位绝不比国家元首低，何必搞个副部级来当。哈佛大学校长从不把国家总统放在眼里，他也是个“总统”啊，他的名号和总统的名号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指挥下的“小国家”历史比美国的历史可悠久得多。那才是一个大学的尊严。
法袍的第三个寓意是，在法袍这一古老的服装样式下，法官必须要维护一个职业的完整，维护行业的悠久传统，它提醒着我们这种角色的特色。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里你会发现，不同的行业对社会变革的反映不尽相同，有的行业喜欢变革，喜欢进步。比如年轻人喜欢社会进步，社会变革；文学家很喜欢社会动荡，诗人很少有人写歌舞升平的诗写出千古诗名的，伟大的诗人都是写人类的痛苦，社会的动荡，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当然职业革命家喜欢革命；历史学家喜欢革命，现在社会平和了，我想写当代史的人简直无聊透顶，只能年复一年地写：“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谁看啊！但是法律这个行业偏偏培养一个人保守，稳定，不那么激进，千方百计维护既定价值的习性。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向往，是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受到某种过去的规则的制约。法治有几条黄金定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尽管去做，没有人会惩罚你。“法不溯及既往”从前我们审判林彪，四人帮，觉得那是国家法制民主的里程碑，今天回过头一看，好象还是存在某些问题。因为审判时用的1979年制定的法律，而他们犯那些有罪的事都是文革期间，这就违反了法治的原则，开了一个相当不好的先例。规则一定是提前存在的，行为是后来发生的，这样的法律才可以遵循。法官每遇到一个案件，他不由自主的就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种种，看有没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法律在有些国家能延伸到两百年前，在英国有些法官，现在还在引用14世纪的法律或判例。托克维儿说：“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老，”老的才是好的。《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后来发现砍错了又给安上去，结果安倒了，脸到后面去了。申公豹走路的时候往前走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才往前走。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也有，说未来的时候我们说“今后”，说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从前”我们的文化到底后走还是朝前走搞不清楚。我们的记年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公历永远向前走，我们六十年一甲子，是绕着圈子走。
法律家就是不停的朝后看，总是用过去的规则来限制今天的行为。当政治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法律学家总是拽拽他的衣袖或者给他当头棒喝。这种稳健的保守主义在许多社会里创造了重要的价值。加上法官年龄老的特征就使得法律家保守的特征更显露无遗。另外，又加上法官不受民意制约，更使得法官可以深谋远虑。在每个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三权之中的司法权，老百姓拿它没办法，总统任命法官，全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八百多人全部由总统任命，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而且总统一旦任命，法官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总统没办法控制他，每个法官都保持严格的中立。人民没办法控制他，法官在他的正当行为期间终生任职。我们发现三权分离的制度是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尤其是在司法领域中。总统这边，老百姓不高兴他就当不了，当上了老百姓也不高兴，过四年他就要下来；议会所有成员都是民选产生的，但司法老百姓就无可奈何。而且，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减少法官工资的法令"这是宪法里唯一规定的一个行业工资问题。国会议员是靠不住的，但有一个行业大家都认为是靠得住的那就是法官。为什么法官不是民主产生，不受民意制约，反而是靠得住的？这是我们研究美国民主制度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法官穿的服饰是新派服饰，不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古老的行业，他谈不上提醒法官决策是保持连续性，要注意与传统的契合。
前不久，我在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司法制度的建设有四大矛盾，第一个大矛盾是：这个社会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中央动员型的治理传统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我们喜欢最上面有核心，中间有一把手，都团结在核心周围，服务中心工作。这种情况下，司法的中立，独立，消极性得不到理解。第二个大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院居于权力的真正核心和现在实际上法院等司法机关处于边缘化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要看这一点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占决策的核心位置，这种实际的边缘化造成了法院现在的矛盾，一方面想讨好真正的权力核心，但结果是自己越来越卑下，越来越低贱；一方面为了向社会显示他有力量，在社会中穷兵黩武，搞什么“执行会战”。结果愈发边缘化。第三个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律单极化和实际法律的多极化的矛盾。“依法治国”要求法律规定自成体系。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一套规则，由最高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判机关来加以解释。而在实际上，有法律效应的东西多极化，我们经常看到法外有法，法上有法。比如现在流行的“双规”，党的纪检部门可以让一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涉及到人身权利，这样的权力本来只有司法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才能够行使。法律之外分明有许多规范超越了法律。最后一个矛盾是巨大的改革热情和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热情很大，不断推出改革新举措，个案监督，错案必纠，对外招考法官，电视直播庭审，但这些措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证明了在相关决策者的心目中，什么叫法庭，什么叫法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清楚。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追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过程中，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我相信，司法改革可能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也可能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突破口 。所以我想，在座无论是不是学法律的，都应该背负起一个义务，那就是以各自的方式推进国家的相关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朝向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我总是想，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可以获得金牌的第三名，为什么不能在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上排名世界第三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智慧和能力的。

❸ 为什么香港法官戴白头套

因为香港曾经被英国租借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提起英国的法官或律师，脑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现出那灰白的稍带卷曲的假发。对于英联邦的法制传统之外的人，虽然假发已成为英联邦法律人符号特征，但这样的装扮并不会油然生出庄严肃穆的威风，相反，常常是一种怪怪的感觉，让观者不时的替他们捏着一把汗，担心会不会随着大律师颇有风度的鞠躬而滑脱下来，当庭出个洋相。美国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就曾说，“（英国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窥视的老鼠”。这个仪表还吓得一个出庭作证的孩子大哭不止，导致英国专门审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别法庭完全取消了假发。

假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和古罗马帝国的文献就有相关记载。然而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流行，一般认为是1620年前后，路易十三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而戴假发，引起经常出入宫廷的贵族效仿，随后风靡欧洲，以至于连妇女都戴着各式的假发出席社交场合。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传到英伦三岛。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真实的记录了假发在英国流行的历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国王和公爵都将戴假发的传闻，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将头发剃光，定作了假发。佩皮斯写道：“告别自己头发还是有些许伤感，但一切结束了，我就要戴假发了”。由此可见，假发在英国流行，榜样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样之外，假发的流行还有一个原因。据垄断英联邦假发行业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厂（Ede & Ravenscroft）介绍，由于十七世纪的欧洲缺乏供暖系统，人们不便洗热水澡，为了防止寄生虫的滋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留短发而以长长的假发替代。

早期的假发使用人的头发制作，如债务人用头发抵债、甚至是死人的头发。那时的法庭上，各种假发的气味混合简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们出庭有时不得不自带一束鲜花来稍稍化解一下。这种状况直到1822年汉弗莱?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发明了利用马尾制作假发的工艺才结束。

英联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参加重大典礼活动都佩带假发，完全是当时的流行使然，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数百年过去了，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而且假发不卫生、太热、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说改变也很难。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事务律师获得出庭权以后，就因为没有戴假发的资格而向上议院提出了好几次不成功的陈情，而不少被告人也优先选择可以佩带假发的出庭大律师为他们辩护，据说是否戴假发还直接关系到对陪审团的说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看起来当初的时尚--至少在假发这一点上--仍然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牢牢的束缚着当代的英联邦法律人。澳大利亚在70年代为了顺应家事法庭（Family Court）减少形式，增进和谐的潮流，取消了假发。但到1987年，据说是由于发生了多次针对司法人员的袭击，于是又恢复了假发。笔者以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做法，更多的是传统心理作怪，或者说是传统论者为了保住头上的假发，拿这些袭击说事儿而已，绝对难说是对症下药。因为在英国，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别法庭中司法人员佩戴假发的惯例后，似乎并没有类似澳大利亚的恶果发生。2003年，英国又进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发的调查，发现多数资深法官和事务律师希望取消假发，而下级法官和出庭大律师则坚持传统。更有68%的公众希望法官---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发，说明假发在英国民众代表司法正义的符号作用仍然很强。

争论归争论，假发看来不会很快地在英联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纳德逊勋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话概括了这场争论, “既然假发至少过时一个世纪了，那也不用急着取消。”

正义需要通过仪式体现出来，正是通过这种鲜明而具体的符号意象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假发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希冀。然而，建构现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没有捷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人民自身在缓慢的促进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认可这一历史创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历史法学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现象中少不了历史的积淀。中国律师袍可说是已经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来着律师袍出庭的现象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或许是必然的结果。当初的决定更多的是应景成分，没有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因素。笔者以为，正是使英联邦法律人头顶上的假发挥之不去的那种力量，让中国的律师袍迅速地离去，消失在历史的隧道中．．．

❹ 香港的律师和法官为什么要戴白色假发

沿用英国的制度

不同长袍 代表职级有别

法 官 和 大 律 师 在 法 庭 上 的 服 饰 ， 都 包 括 假 发 、 长 袍 和 领 带 ， 但 是 法 官 的 长 袍 有 不 同 的 颜 色 、 不 同 的 质 料 及 不 同 的 款 式 ， 而 这 些 不 同 的 长 袍 ， 都 代 表 著 法 官 不 同 的 职 级 。

在 普 通 法 的 法 制 之 下 ， 有 很 多 国 家 像 香 港 一 样 ， 都 把 律 师 的 行 业 分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分 支」 ， 一 个 是 律 师 (Solicitors) ， 另 一 个 是 大 律 师 (Barristers) ， 这 分 别 大 多 香 港 人 也 是 认 识 的 。 但 或 许 很 多 人 也 不 知 道 在 法 庭 上 ， 连 律 师 与 大 律 师 的 衣 著 也 有 分 别 的 。

律师毋须在庭上带假发

在 区 域 法 院 (District Court) 上 ， 律 师 是 可 以 在 公 开 庭 上 (Open Court) 代 表 他 的 当 事 人 ， 处 理 民 事 或 刑 事 上 的 案 件 。 他 们 除 了 像 所 有 大 律 师 一 样 ， 要 穿 比 较 深 色 和 稳 重 的 颜 色 的 西 装 或 外 套 之 外 (较 常 见 的 颜 色 是 黑 色 、 深 蓝 色 和 深 灰 色) ， 还 要 穿 上 律 师 的 黑 袍 。

律 师 的 黑 袍 和 大 律 师 的 黑 袍 是 不 一 样 的 ， 最 明 显 的 分 别 是 律 师 的 黑 袍 ， 是 有 两 对 长 长 的 衣 袖 ， 而 大 律 师 的 黑 袍 ， 在 前 面 有 一 条 长 的 带 子 连 著 一 个 在 背 後 的 小 袋 子 ， 而 两 面 的 衣 袖 也 较 短 和 有 摺 缝 和 黑 钮 扣 。

另 一 最 容 易 的 分 辨 ， 是 大 律 师 是 须 在 庭 上 带 用 马 毛 ， 人 手 织 出 来 的 假 发 ， 而 律 师 是 毋 须 带 假 发 ， 但 两 者 都 要 带 上 白 色 有 角 的 衣 领 (Wing Collar) 和 领 带 (Bands) 。

除 了 内 庭 的 申 请 外 ， 所 有 在 高 等 法 院 (High Court) 包 括 原 讼 法 庭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和 上 诉 法 庭 (Court of Appeal) 及 终 审 法 院 (Court of Final Appeal) 上 的 公 开 聆 讯 ， 都 要 由 大 律 师 处 理 。 而 他 们 亦 必 须 要 穿 著 大 律 师 的 「制 服」 ， 包 括 黑 袍 、 假 发 及 衣 领 。

法 官 的 假 发 和 长 袍 也 有 不 同 。 例 如 他 们 在 法 庭 上 所 带 的 假 发 的 两 侧 ， 都 比 大 律 师 的 短 一 点 。 在 区 域 法 院 的 法 官 所 穿 的 袍 是 黑 色 而 有 一 条 红 色 和 紫 色 的 丝 带 ， 由 肩 部 打 横 的 放  。

至 於 在 高 等 法 院 原 讼 法 庭 的 法 官 ， 在 审 理 刑 事 案 件 时 ， 是 会 身 穿 红 袍 、 头 带 法 官 的 短 假 发 ， 而 他 们 在 处 理 民 事 案 件 时 ， 则 会 穿 著 黑 袍 和 带 假 发 ， 上 诉 法 庭 的 法 官 在 庭 上 所 穿 的 都 是 黑 袍 。

法官只在官方仪式穿红袍

一 些 人 误 以 为 法 官 在 庭 上 所 带 的 假 发 ， 是 长 及 肩 膀 。 其 实 高 等 法 院 (包 括 原 讼 法 庭 及 上 诉 法 庭) 的 法 官 和 所 有 资 深 大 律 师 (Senior Counsel) 一 样 ， 只 会 在 官 方 的 仪 式 上 ， 如 每 年 一 月 的 法 律 年 度 开 幕仪 式 (Opening of Legal Year) 上 ， 穿 他 们 的 「红 袍 、 长 及 至 肩 的 假 发 、 丝 袜 及 漆 皮 鞋」 。 平 时 他 们 如 资 深 大 律 师 一 样 ， 都 只 穿 他 们 的 长 袍 和 假 发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回 归 以 後 ， 香 港 的 终 审 法 院 的 五 位 法 官 所 穿 的 ， 已 和 以 往 回 归 前 枢 密 院 (Privy Council) 的 法 官 的 服 饰 ， 完 全 不 同 ， 他 们 的 黑 袍 及 白 色 的 领 带 与 欧 洲 法 庭 (European Court) 相 似 。 而 他 们 也 是 首 批 在 香 港 历 史 上 ， 在 高 级 法 院 中 带 头 放 弃 在 庭 内 及 庭 外 带 假 发 的 法 官 ， 有 趣 的 是 所 有 资 深 大 律 师 或 大 律 师 於 庭 上 在 他 们 面 前 处 理 案 件 时 ， 仍 需 带 著 假 发 !

为保法律尊严 保留传统

统 治 者 一 向 都 很 著 重 保 存 法 律 的 尊 严 ， 而 法 官 及 律 师 在 法 庭 上 的 衣 著 ， 恰 好 是 法 律 的 尊 严 的 象 徵 ， 所 以 很 多 国 家 ， 特 别 是 欧 洲 国 家 (如 法 国 、 西 班 牙 、 德 国 、 英 国 等) ， 都 继 续 保 留 远 古 法 官 及 律 师 的 传 统 衣 著 。

事 实 上 ， 在 法 庭 上 穿 著 传 统 的 长 袍 、 假 发 的 好 处 ， 是 可 以 稍 为 遮 掩 各 律 师 在 年 龄 、 性 别 及 衣 服 上 的 区 别 ， 使 法 官 不 会 因 为 律 师 的 不 同 年 龄 、 性 别 或 社 会 地 位 而 有 所 偏 袒 ， 反 而 能 够 一 视 同 仁 ， 不 偏 不 倚 的 作 出 公 平 、 公 正 的 裁 决 。

此 外 ， 穿 著 传 统 法 庭 服 饰 ， 亦 能 使 所 有 的 法 律 工 作 者 ， 把 专 注 力 集 中 在 每 一 件 诉 讼 上 ， 而 不 是 集 中 於 对 其 他 同 行 的 衣 著 评 头 品 足 ， 他 们 更 不 会 把 时 间 花 在 细 心 打 扮 自 己 ， 而 忽 略 了 自 己 真 正 的 工 作 ， 所 以 穿 著 法 庭 服 饰 ， 亦 可 算 是 为 法 官 及 律 师 带 来 不 少 方 便 ﹔ 在 这 层 面 上 来 看 ， 传 统 法 庭 服 饰 的 功 用 与 学 生 的 校 服 ， 没 有 什 甚 大 分 别 ， 整 个 法 律 界 就 如 一 所 大 学 校 ， 而 法 律 界 人 士 就 是 这 所 学 校 的 学 生 。

规定「庭上衣著」易辨别身份

事 实 上 ， 大 多 数 现 行 普 通 法 的 国 家 中 ， 如 新 西 兰 、 澳 洲 、 马 来 西 亚 等 的 地 方 ， 他 们 的 律 师 仍 在 庭 上 穿 黑 袍 带 假 发 ， 但 亦 有 地 方 如 加 拿 大 、 新 加 坡 等 地 已 放 弃 带 假 发 。

但 重 要 的 是 无 论 在 施 行 普 通 法 或 大 陆 法 的 国 家 ， 他 们 绝 大 多 数 都 有 规 定 法 官 或 律 师 们 的 「庭 上 衣 著」 ， 原 因 也 是 一 样 ， 就 是 对 法 律 的 尊 重 和 庭 上 各 人 身 份 的 辨 别 。

至 於 将 来 香 港 的 大 律 师 应 否 要 继 续 带 假 发 ， 是 要 由 大 律 师 行 内 ， 经 过 详 细 考 虑 、 辩 论 和 商 讨 才 应 作 决 定 ， 但 在 某 程 度 上 ， 今 天 大 律 师 的 衣 著 打 扮 ， 也 反 映 了 我 们 法 制 上 普 通 法 的 特 色 ， 强 调 了 我 们 「一 国 两 制」 中 ， 在 法 律 上 与 内 地 不 同 之 处 。

李 树 旭 大 律 师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执 委
一 九 九 九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❺ 法官的法袍的颜色是分等级穿的吗

依照规定,西方的法官必须穿上黑袍、戴上假发，这其中有点故事。假发时尚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开始，17世纪尤甚，是社会地位的象徵。不少行业也将其作为标志。但法国大 革命和美国革命战争涤荡污泥浊水，革命党移风易俗，一扫各种地位、等级的标志，现在只有英国和少数几个国家的法院系统保持这种习惯。英国的法官以及从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的法官，头上戴著一个披肩假发，律师戴著小假发，法官和律师都穿法袍，通常是黑色的。这种装饰下的开庭，给人一种非常礼仪化的感觉。据说，法官穿上黑袍、戴上假法，就可以掩去其本来面目，去除私心杂念，成为法治的化身，成为真、善、美的化身。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批评假发说，他最痛恨的就是英国式的法官的假发，阴森恐怖的小眼睛从假发后面闪著蓝光的场景，简直受人不了。美国也废除了假 发和法袍，但后来法袍恢复了。假发、法袍这样的服饰营造的气氛是凸显了法官这种角色的极端重要性，这种职位的极端重要性。

❻ 香港各级法官的法袍有什么差别

没有区别,和律师一样,都是身着黑色的袍子.

❼ 香港的法官和裁判官有何不同

裁判官主要是在各裁判法院及审裁处工作.

至於法官则主要在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及区域法院工作 原则上，裁判官与法官不算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要处理的案件不同裁判法院的定之刑罚不会超过两年但区域法院或以上的法院，定之刑期是两年以上，没有上限。其次是裁判官和法官的服饰，也有所不同裁判官只身穿黑色法官袍，没有戴假发而区域法院以上之法官，都会戴上假发，和穿上红色或紫色的法官袍。

❽ 法官袍是谁设计的

法官袍是由国务院进行统一设定的，分夏冬两套，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换样式。样式更换采取法官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袍简称法袍，是人民法院"2000式审判服"中重要制服，它的设计是散袖口式长袍，黑色代表庄重和严肃;红色前襟配有装饰性金黄色领扣，与国旗的配色一致，体现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法官穿法官袍审理案件，象征着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理性判断力，象征着法官恪守始终遵循法律并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承诺。
法官袍与寻常人所穿服装大有差异，它是由国家统一制作、配发给有一定身份、从事特定职业之人。
区别
法官袍与寻常人所穿服装大有差异，它是由国家统一制作、配发给有一定身份、从事特定职业之人。法官袍主要体现的不是国家对法官的福利待遇，而主要是表征法官的职业地位与常人不同。从袍的涵义看，袍就是用衣把人包起来。法官袍就是国家用黑色的袍子把法官包起来。从其实质层面透视是国家希望法官所处的环境相对封闭，不与案件当事人在庭外接触，与其他不应接触的人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可以产生权威，距离也可促进公正。法院有许多的生效判决难以执行，这和法官与一方当事人过于亲密接触，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反感不无关系。国家配置给法官黑袍，希望他能认真执行有关回避的规定，既要远离原告，又要等距离地远离被告。法官虽是世俗之人，当他披上法官袍之后，就应与世俗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国家希冀能用法官袍来束住法官那颗勃勃跳动向往尘世的心.
作用
在黑袍营造的封闭环境里，法官是独立的。他不受外界的侵扰，只有独立的法官，才能实现独立思维，独立裁判，最终实现公正正义。身着黑袍的法官，既独立于行政上的领导又独立于业务上的领导，既独立于上级法院的法官，又独立于同级法院的法官。只有法官独立才能实现公正裁判，如果发生冤假错案，让其承担法律责任才有其理性的基础。黑袍裹住的不仅是法官的肉体，它更重要的是要铸造一颗对虔诚的心。法官是法律之下的法官，除了法律他别无主人。法官之袍能培育法官独立的人格，陶冶其法律理论与法治信仰，最终实现公正裁判。
从心理学理论看，黑色代表凝重、理性、沉郁，它与红色的奔放、热情、冲动相对应，审判更多的依靠理性非依赖于激情，黑袍有助于陶冶法官理性的情怀，培养理性珠心态，法官在裁判时必须时刻警惕激情对理性的冲击，偏见与成见对公平正义的侵蚀，他必须用平常心去酌情酌理，他的思维必须同时符合法律要求与逻辑规范，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法律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他要严密推理，小心求证，正如培根所说：“为法官者应当学问多于机智，尊严多于一般的欢心，谨慎超于自信。”
法官袍是法官的仪表，它不仅反映法官的职业特点，更反应他的兴趣、爱好与文化品位。湘潭大学的胡旭晟博士认为：法官袍与硕士、博士服最为接近，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法官袍意味着文明、和平、冷静，它要求身着法官袍者应具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情操，以及对法治的坚定信仰，同时更要求法官对社会、民众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同时它预示着今后法官职业门槛的不断提高，不是任何人都能身着此袍潇洒走一回的。不信请看当今西文国家法官大多拥有唬人头衔的学历与高深知识。黑袍既代表知识更表征经验，法官审理的对象是人之钱财、人之生死，审理过程是迷津重重，他需析疑解难，审理的结果事关国运民心。法官审判无小事，他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经验和睿智是难以做到公正裁判，这也是法官制服由军警式改为法袍的深层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改革法官来源渠道，推进法官的职业化建设。

❾ 香港的法官为何都要戴假发呢，为何会有这样的规定

香港的法官抄都要戴假发是一种文化袭的因素。因为自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这里的人民，开始接受大量的英国文化。时间长久之后，行为动作便慢慢的会像英国人考起，所以在律师和法官戴假发这一块，也就如同英国人一样，变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甚至到后来还会觉得，如果一个法官不戴假发，那么就不具有威严性。所以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的大法官，那就必须要带上相应的假发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9)香港法官袍扩展阅读

英国人戴假发的原因：

如果有人去过欧洲旅游，会发现很多欧洲人都是光头，或者头发特别少。所以戴假发这件事在英国并不是很奇怪。早在十二世纪时期，欧洲人就开始戴假发了，到了十六世纪假发更是火爆，十七世纪时期达到了鼎盛，上至国王下至百姓无论男女都戴假发。

假发最早从罗马传出，罗马人认为光头是不好的，是上帝对一个人的惩罚，没头发相当于被上帝指责的人，因此假发在欧洲地区传播开以后，更是有装饰的作用。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欧洲人更是离不开假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