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临法官

① 历史上有哪些优秀的法官

梅汝璈、倪征燠、刘墉、海瑞、包拯。

狄仁杰，海瑞

1、梅汝璈

亚轩，南昌，江西律师、法学家，1946年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为日本首批28名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做出了突出贡献

梅汝璈1904年生于朱姑桥南昌，青云谱风景区，1916年至1924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4年，他获得了公费留学美的计划，进入了斯坦福大学。1926年，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并于192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行政院院长助理、部长等职。1946年，他在国际军事法庭担任代表法官，并参加了二战后的审判。日本应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大规模战争和伤害负责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案委员会委员、全国委员，1973年逝世于，享年68岁。

2、倪征燠

中国第一位国际司法学家，中国著名法学家。倪征燠可以说是一个在20世纪跟随中国法律 历史 旅行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一生中从未离开过‘法律’这个词。”

他于1906年出生在黎里镇， 府吴江县， 苏州，中学毕业后决定学习法律并为国家服务。他首先在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学习法律，并于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自1931年以来，他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持志大学教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和法理学课程。他于1987年当选为国际法研究所的副教授，并于2003年去世。

3、刘墉

崇儒，石庵，人，祖籍砀山， 安徽，清代政治家、书法家诸城， 山东。大学生刘统勋长子

乾隆是十六年(1751年)的一名学者。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知府、江宁，知府、体仁阁，大学内阁学士等职。并以遵纪守法和诚实著称。刘墉，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书法老师，被世人称为“厚墨宰相”。

他于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死，享年八十五岁。他被追赠给太保王子，并被追授文清爵位

首推狄仁杰，曾任大理寺丞时，曾一年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无一人申诉

古代最著名的善于断案的法官很多，我选出最著名的十个简单介绍一下！

古代善断案法官1

赵广汉，西汉人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县人！他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权贵，嫉恶如仇，以强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处置豪门权贵，深受百姓爱戴，同时，善于思考，非常讲究策略和方法，他的一些办案和惩恶计策独到而有效，深得百姓赞颂。官员及百姓皆称他“发奸摘伏如神”“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他运用“钩距”法推问破案，寻找线索、灵通信息。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所谓“钩距”就是旁敲侧击，辗转推问，被问的人都稀里糊涂的了，赵广汉却脑子转得飞快，马上就判断出打听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合理准确。运用这种方法，使赵广汉对不轨之人的来历、根基、巢穴都清楚了解，对官吏收取、贪污的不义之财的来历和数量，都细致掌握。别人都想学他这一招，但没有一个人能学得像他那样精通。

古代善断案法官2

黄霸(公元前51年～公元前130年)西汉宣帝时大臣。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活于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因为通晓文法、明察秋毫、为官清廉、文治有方，性情又温良懂得谦让，为政外宽内明，力劝耕桑，推行教化，治为当时第一。少学律令，醉心仕宦，武帝末补侍郎谒者，任河南太守丞。宣帝时，任扬州刺史、颖川太守。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

他为官期间，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受人称颂，并处理了不少疑案。

最著名的智断争儿案

前汉时期，颖川郡有一家富户，兄弟俩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媳妇都怀孕了。兄长的媳妇生了个死胎，但是一直隐瞒着不告诉别人。弟弟的媳妇生了个男孩，兄长媳妇便生了恶念，将孩子强夺过来并声称是自己所生。双方各执一词，一直论争了3年都未能断决。

颖川太守黄霸听闻此事后，派人把孩子抱到法庭中间，命令她们妯娌俩上去争夺，表示谁能把孩子抢过去，便将孩子判给谁。兄长媳妇争夺时用力很猛，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反观弟弟媳妇，既想把孩子争回来，又恐怕会伤着孩子而不敢使劲儿用力，表情极为悲伤。看到这里，黄霸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斥责兄长媳妇说：“你只想得到儿子，怎么会顾虑到用力争夺会使孩子受到伤害呢?孩子是谁所生，这件事已经非常明白了。”随即把孩子归还给了弟弟媳妇，兄长媳妇只得认罪。

古代善断案法官3

狄仁杰，字怀英，号德英，唐代并州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阳曲县)人。为唐朝武周时的著名宰相，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身护法。死后葬于神都---国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中，立有一碑，上书“狄公仁杰之墓”。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内史。

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 历史 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

古代善断案法官4

徐有功，(640—702年)，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 历史 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对他有“虽十岁未见其比”之赞誉。卒年62岁。时人论日：今有功断狱，天下无冤枉人。新旧唐书有传。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

古代善断案法官5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古代善断案法官6

北宋人宋慈(1186-1249年)，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古代法医学家，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在中国元、明、清三朝是刑、法官必读之书，先后被译成法、英、荷等多种文字。

宋慈64岁死于广州经略安抚使的任所，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刘克庄在墓志铭中称他：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今福建省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

古代善断案法官7

况钟(1383-1442年)，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人(今高湖镇)。况钟小时候家庭贫困， 7岁丧母，从小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他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而使其妇孺皆知。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况钟在任苏州知府前，前任知府对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上任后，着手处理这些案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苏州府管辖七个县，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况钟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也是一个佐证。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古代善断案法官8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汉族，广东琼山(今属海口)人。少年从教时被称为海笔架。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一生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著称于世，被后人誉为“海青天”、“南包公”，与宋代包拯齐名。以直廉刚正著称，人称“海青天”。

海瑞是中国 历史 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著名的胡胜荣人命案就是他破的！

古代善断案法官9

袁可立(1562—1633年)，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立朝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著名的涉倭案

明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古代善断案法官10

于成龙(1617-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亲自召见，赐予他白银千两、御马一匹，亲自赋诗一首表彰其廉能，并称赞他为“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精于从细节上发现问题，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秉公处理地方上的疑案、悬案，使许多错案得到平反，于是百姓称呼他为“于青天”。

唐朝武则天时期的狄仁杰就是一位优秀的法官，荷兰伟大的汉学家、外交官、小说家高罗佩甚至为他写了一步伟大的英语文学巨著。《大唐狄公案》。

历史 上的狄仁杰通达权变、谋略过人、断案如神，不仅体恤民间疾苦，而且有匡扶社稷的大智慧。相较于影视作品中的虚构形象，本人境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唯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唯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 历史 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历史 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优秀的断案者。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 676—679 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法官了！

历史 上众所周知的，看到的就是包拯和狄仁杰了。一个是丞相，一个礼部尚书，都是比较大的官，他们共同点就是都擅长断案，是 历史 上出了名的，法官，清官。

包拯

包拯是北宋名臣，今安徽人，一生清廉，不追逐权贵，再有就是英明果断了，断案的，不英明也做不成啊，一脸黑黑的，年仅64岁，就离开了爱他的百姓。

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老百姓被一个无赖告了，还不知道是谁，然后包青天知道他是无辜的，就偷偷答应老农一定会把老赖惩罚了啦，然后包青天让这个百姓按照自己说的做，回家把牛杀了自己吃一点，市场又卖点，然后换了钱自己用。

这个老百姓果然照做，把牛杀了卖，但是在当时杀耕牛是犯法的，于是第二天又人告状，包青天居然让人吧告状的捉了起来哈哈，原来他是想引出，想陷害这个百姓的人，

果然告状的人被捉后，害怕极了，就招供了，自投罗网这招真高，这个老百姓就终于清白了。

狄仁杰

狄仁杰唐朝时期宰相，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他的性格跟包拯差不多，以造福百姓著称，不畏权贵，曾经也受过诬陷被降职。公元700年去世。

在位的时候，比较闻名的案件之一，就是断指案了，那时候在洛阳就任，遇到一只妖猴在玩弄人的手指，然后还在山洞发现了尸体是个男的，就确认这是跟猴子玩的手指有关，然后到了一个药店，掌柜告诉他别动不小心会被切断手指，直觉告诉他，有问题，后来经过调查，真相大白于天下。

贾公的情人要求他砍断手指表达真爱，药店的掌柜儿子也看上了这个情人，遭到调戏，纠缠，贾公就打他一顿，刚好贾公子请掌柜帮他断指的时候，撞见了调戏的这个位掌柜的儿子，于是掌柜儿子把贾公子杀了，掌柜就慌乱中切了4个手指而不是一根，父子合伙抛尸到这个山洞，贾公子所戴的戒指掉到地上，被玩耍的猴子拾到用来玩耍了。

综上所述断案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拯，狄仁杰都是比较出名的有作为的，为百姓谋福利的人物，值得敬佩，所以他的事迹才会一直被流传，被 历史 记载。有利于后人断案。像这样好的官，还有唐代 徐有功，寇准，海瑞等人。

海瑞、包拯

包拯

唐朝的狄仁杰、宋朝的宋慈、包拯

② 唐朝的审判制度是怎么做的

唐朝的审判制度,主要规定于唐律《断狱》篇之中?

司法官在审讯中,首先必须弄清案情,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词?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必须实事求是,既不许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把有罪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

司法官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断罪,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事属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事属过失,以过失出入人罪论?

为了防止司法官专横,滥用“拷讯”,对此规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违法拷讯而致人死者,有关官吏徒两年?对有疮?有病的人犯进行拷讯者,处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应议?请?减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100日再拷,违者分别处杖?徒刑?

唐律还严格规定了上诉复审及死刑复奏程序?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级别在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是否服罪及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违者,司法官笞50?

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决必须奏报皇帝,经皇帝核准后等候执行死刑的犯人称死罪囚?对死罪囚执行死刑,还要3次奏报,得皇帝许可,才可执行?

唐朝监狱的设置和管理,较前都更趋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师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

③ 关于如何加强法院队伍建设的调研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科学定位，也是党的十七大一个重要历史贡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实现与时俱进的根本保证。如何加强法院队伍建设，这是法院所面临的紧迫而严肃的现实课题。在此，自己拟想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谈点对法院队伍建设的肤浅认识，愿与大家学习交流。 一、法院队伍建设的现状 法院队伍建设历来是法院工作的核心内容，我们每年的工作安排，包括所进行的司法改革，都把队伍建设作为其中内容之一，给予了非常的重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确保了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这些年，在法官干警“两个素质”提高方面，我们坚持不懈地抓了思想教育工作，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今年开展进行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等，始终保持了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人民法官的坚定政治立场，广大干警修身奉法、忠于职守、开拓创新的工作热情；坚持不懈地抓了干警的学历教育、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工作，始终保持了工作能力的提高与司法需求的基本适应，确保了审判执行任务的完成；始终保持了司法体制工作机制的探索改革，推行了法警、书记官的单独系列管理和案件流程管理等，使得司法规范化建设有了推进；始终保持了领导干部、模范典型、先进人物的带头示范引导作用，使得人民法院的整体工作有序开展，赢得了普遍的好的社会评价，提升了法院形象。回顾这些，我院队伍建设工作有效推进，成效显著，总体令人高兴、振奋。但是，困难和问题也显然易见。当前，法院工作面临的形势：首先，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思想对司法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构建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世纪前二十年立志实现的奋斗目标。作为法官，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风头浪尖，成为各种利益冲突的终极裁判者，就必须具备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应当说这就是法院、法官、法院队伍的本领。按照这样的要求，审视我们队伍的现状，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具备、不适应的问题。如近年法院系统或多或少存在的服务大局的意识不强、工作态度简单、方法欠妥，尤其象耍特权、抖威风、乱作为造成的当事人缠诉缠访、重信重访、越级上访等，使得法院多了嘈杂，少了严肃，多了付出，少了收获，多了负面的评价，少了正面的赞许。其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对法院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进，司法已实在地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在我院、我们这个特殊的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法院，各类案件受案都在下降或与以往基本持平，但就最高法院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反映的数字来看，各类案件，尤其是民商案件增幅较大，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法官每年承办数百件上千件案件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如何使法官队伍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旺盛的战斗力、高度的责任心，按照最高法院领导讲话所透露的信息，“靠提升工资待遇目前是不可能的，靠职业素养和身份优越感来维系，作用也十分有限，靠强压强管显然也不现实”，“看来还是要靠发自思想深处的原动力支持，靠一种无私奉献精神，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司法的需求”。第三，新的司法改革的举措对法院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近些年，法院改革的摸索探讨从未停歇。二十年前的改革，仅局限在改革意识的树立宣扬和工作方式方法的改进或修正；十年前的改革，尤以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为最，法院改革触及到了司法理念（如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人权保障（如金钱性取保、米兰达规则）、司法公开透明（律师提前介入）、控辩式庭审（当事人举证，法官居中裁判，“一步到庭”）、分权制衡（如“三个分立”问题、案件流程管理问题）等许多重大的司法体制机制性问题。而在队伍管理方面，人员分类管理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书记官单独序列管理；近年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广泛宣传教育，使我们的改革有所回复，并在迂回中亦步亦趋地渐续推进，如调解制度的重申和调解手段的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法官助理试点的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方向进一步明确等。所以，司法改革既使我们面临机遇，又使我们面临挑战，我们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地都要受其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触动、或多或少的愉悦、或多或少的痛痒。而这些都和我们自身的素质素养相联系、和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相因果。第四，反腐倡廉的历史性课题对法院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拒腐防变、司法廉洁是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性课题。近年来，法院系统的反腐斗争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涉及腐败的人和事总体是在减少。但是，腐败问题，尤其是变种的腐败问题潜藏更深、危害更大、人民群众更为痛恨，对党的肌体的毁坏也更剧烈。如变相的索贿受贿、贪占司法资源、利用公务活动获取个人好处、干部提拔使用上的偏听偏信偏喜偏爱和各种形式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还有直接或间接损害法官干警利益的问题等等，这些我们都会从各方面通报披露出的信息中了解到。如中纪委通报的广东、湖南、天津等地法院的一些情况，都令人触目惊心。最高法院纪检部门在分析问题成因时特别指出了四方面：一是思想蜕变、观念扭曲（广东高院的麦崇楷）；二是选拔任用个人独断、把关不严，造成带“病”上岗（天津海事法院的领导）；三是审判管理缺乏规范（鸳鸯判决书）；四是制度管理不落实，内部监督形同虚设。试想，假如上述问题我们都能切实地注意到，并认真地加以防范，或问题有苗头、问题已出现就断然采取措施，有效地给予阻断、处理，那么，法官犯法的尴尬就不会出现，法官给法官（受到审判的法官）开庭下判的悲哀就不会形成。所以，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法院只能通过教育、管理、监督、奖惩的手段来承继，法官也只能通过自身免疫力的提高来担当。第五，新类型案件的不断出现，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加盟律师行业，使得法官的职业压力日益凸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已迅速得到发展。律师职业的高收益、低成本、自由化吸引了大批高素质法律人才出现在这个行业。由于这样一批人的介入，使得诉讼活动更加复杂精细，更加强调程序，更多地爱扣字眼，更多地讲法理而不是讲天理人情。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完成从只重视实体向实体、程序都要重视的转变，必须从粗线条的审判向精细化的审判的转变，必须提高自身的言辞能力来应对思维善变、口若悬河、巧舌如簧、旁征博引的律师（古称“讼爷”，品行不端的称“讼刽”、“掮客”）。同时，如何与律师打交道、处关系也成了法官的一门学问。 综上，既是法院法官队伍建设的现状，又是法官所面对的司法环境，也是今后法院队伍建设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二、法院队伍建设的目标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作为法院队伍建设的最高目标，这是法官职业群体的特殊要求，也是我们所有的教育、管理、监督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这支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奉行“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才能更加注重推动发展、更加注重保障民生、更加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和谐。然而，队伍整体建设的源头还是队伍个体的建设，即人的素质塑造，也就是法官个体的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的世俗的事业，法官就是这种世俗事业的操纵者、掌门人。因此，讨论法官标准或塑造法官个体的目标，就不能脱离社会和人类都不完美而且永远都不可能完美这样的制约因素和客观现实。也就是说法官不可能是完人，也塑造不成十全十美的完人。合格的法官并不是理想化的法官。现实中的法官都是普通人，多了点法律技能的普通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社会形态，总会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和自身条件的制约。他们不仅在智力上和能力上做不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一定会有许多人会有的弱点。他们总会是拖家带口，不可能无比坚强，也不可能洞察一切，更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诱惑。说这些的意思，不是在为法官职业降低标准，为法官可能的违规制造口实，而是力求真实的给法官定位，从而按照科学发展的思想实现法官个体建设的目标。事实上，我以为，好法官的标准是以时空位置为前提的。魏征、狄仁杰在唐代是好法官，包青天、宋慈、寇准在大宋是好法官，而马锡五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好法官。但他们如果都延年到今，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却不那么与时俱进的话，恐怕没人说他们是好法官。即使新近放映的有关宋鱼水《真水无香》电影中的故事和情节，如果用不同时期的司法理念去审视去认识，或许会得出种种的观点来，有的观点还可能大相径庭（如反复不断的近乎于固执的调解，与当事人或可能提起诉讼的准当事人的私密接触等）。所以，好法官的出现和存在是与现时的社会实际相依附的，历来没有，永远不可能有超越时空的法官。判断法官的最终标准必须以是否能够以当时的公正标准来解决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的利益调整和利害冲突问题，从而实现那个社会所要维持的那个秩序。用更加通俗具象的标准来回答，我以为：好法官就是要拥有有知、有为、有廉的基本素质，来公正、高效地处理好案件。所谓有知，就是要有厚实的法学理论知识、实用的法律实践经验、敏锐的司法得失的总结和感悟；所谓有为，就是要主动的工作、积极的作为。能算得上合格法官的，他至少能够履行好职责；算得上优秀法官的，他在履职的基础上，还能想到他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做到他人没有做到或他人已经想到却没能做到的事情。这些好法官并不神秘，与普通法官不同的只是多想了一些，多做了一些，因而也就多得且应当多得了一些。所谓有廉，就是从内心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利是职责使然的、人民赋予的、使用是有时空制限的、失当是要受到监督的、用错了是要受到良心责怪的，也就是常说的“慎权”；有廉还是要不该想到的不想，不能做的不做，不可放任的东西不予放任，也就是常说的“慎欲”；有廉还在于言行如一，不可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对人是一套，对己另一套，也就是常说的“慎言”与“慎独”；第四，有廉更在于始终一以贯之。廉洁是一种修养，是人打小到大，从家庭到群体到社会都要学习示范的一门课程。它还有传承性，正如河南高院法官刘天华所谈到的“法官群体中，甚或一个合议庭成员中，都始终进行着理念、智慧、能力、情感的传递和承继”。这是一个经常的但往往不为人在意的现象和问题。 综上，法院队伍建设的目标重点就是群体建设和个体建设两个方面，有着实实在在的具体要求和具体内容，最象人的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彼此关联，相互依附，都是法院全面建设的重要组成二、法院队伍建设的方法 司法工作是最具规范的工作，实体法、程序法和司法实务知识是其基本的构成。司法活动又是规律性很强的活动。因而，司法队伍建设也是与之相一致、相适应，也极具规律性的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实现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的新发展、新跨越，达到队伍建设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按照队伍建设的规律，找到队伍建设科学有效的方法，持之以恒、毫不松懈地抓好队伍建设各项工作。 在队伍整体建设方面，我们最简约、最有效、最得力的工作方法是： （一）、抓好教育不放松。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障”。而高素质队伍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思想教育工作。如今，思想政治工作有泛化、肤浅化、表象化的倾向，甚至有思想政治工作费时费力无效的悖论。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教育和接受着被教育，都是教育的主体和被教育的主体。只是往往我们不把在社会在单位的教育与在家庭在私领域的教育同等看待。作为法院法官，往往有国家、社会治理中的终极权力，与立法机关只制定不实施、行政机关只管理不终裁、其他机关只监督不干涉不同，我们能用司法权给予人事以生杀予夺、能用司法权调节各种社会关系、能用司法权稳定社会公序良俗。所以，如此重大的权力行使就是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实现统治阶级的主张。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是要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就是要让党的思想党的主张作为执政主体的自觉行动，自然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执政队伍的培训。人民法院就是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法院队伍建设的首位，坚持不懈的抓紧抓好，努力使人民法院工作不偏离正确方向。同时，继续抓好人民法院的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更加重视法官实务能力的培养，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水平。通过坚持不懈的教育活动，实现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与时俱进。 （二）、抓好管理不放松。 法院管理是一个较为复杂较为系统的管理工程，但也是有规可循的管理工程。首先，管理要有规范。规范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规范难以致远。所以，建立一套“管用，实用，好用，常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定，这是法院管理的第一步。其次，管理要有定力。管理的过程要持续，不能时管时不管；管理的力度要匀称，既不能过犹不及，也不能松松垮垮；再次，管理要有公道。法官的使命是公道，法官的天职是公道，法官最敏感的神经也应是公道。法官对接受的管理要知情，知情的管理不仅能够外化于形，而且能够内化于心，内化于心了就能不产生或少产生不知情下的违制违规问题。所以，对作为管理对象的法官平等对待尤为重要。这个道理完全如同生活中父母对孪生兄弟姐妹的衣着吃用力求一致一样。 （三）、抓好监督不放松。 权利需要监督，司法权力的特性决定了司法权力更需要监督，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利极易异化，极易滋生腐败，这已是各方面都有的共识。眼下，法院面对的监督很多，具体的有：人大方面的立法监督，政协机关的视察评议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还有纪检机关的党内监督，外加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说，全社会都在关注司法、评价司法、进而影响着司法。而我们的口号或者期望也是积极争取、虚心接受监督，这对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保持司法清廉都有着积极而正面的意义。但是，这些监督毕竟是间接的、有限的，有时也会是错位的（近年，不当的舆论监督，曾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影响）。事实上，最及时、最到位、最直接、最有效的应是我们内部的监督，包括案件的流程管理、案件审前审中审后的跟进评查、还有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外部的监督，我们只能争取，不能掌控，而内部监督，近在咫尺，完全可以作为。监督工作抓好了，案件处理就不会走样，违法违纪问题就不会出现或少有出现，我们的法官队伍就会永葆政治本色，立于不败之地。 在法官和干警个体素质训养提高方面，我们既要有整体的促进和带动，更要有本身的自觉和坚持。多年来，我们几乎所有的干警都是通过这种促进和自觉，实现了学历提高、知识增长、能力增强、素质提升、形象改变的革命，完成了理念、信仰、意识和节操、情愫、世界观、价值观的或多或少的置换，完成了由律法的门外汉到司法的行家里手的转变。但这种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自身素质的塑造提升是也应当是一个永无止境、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恪守这样的信念，秉持这样的精神，在不断地发展、跨越、提高。 那么，自身素质的训养应从何处着手、哪里使力呢？关于这一点，《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公务员法》等有规定，我们可以依据，上级机关和领导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有涉及（如“六个意识”、“三个一”：一面旗、一片情、一团火），充分说明了法官素质要求的多样性。但不管这么说，法官应具备常人所应有的基本素质，外加作为法律人所应有的基本素质。通过观察和体会新时期人民法官的优秀分子，如宋鱼水、李增亮、胡振华她们的司法足迹，包括我们身边的劳模、先进、立功受奖的许多人物，我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好法官爱民如子、执法如山、清廉如水的思想品质，感受到一个好法官嗜书如蜜、求知若渴、永不停歇的好学精神，感受到一个好法官自知之明、谦谦君子、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更感受到了一个好法官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诚信率先的坦荡胸怀。杨 国 强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第1页共1页

④ “娶洋妇”记

“娶洋妇”记

周松芳

(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2期)

晚近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长期受洋人欺侮，在一些人看来，如果得以娶一洋妇，是否可以“出一口恶气”，可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事实上反而不那么简单。梳理国人娶洋妇的史例，可谓别有意蕴在。

娶洋妇不易

最早立志也得以娶成洋妇的，恐怕是大名鼎鼎的容闳了。1845年他在澳门的玛礼学校肄业时，曾写下一文，题为《意想之纽约》：“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尚有二事：一为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一则愿得美妇以为室，今此二事，亦皆如愿以偿。” 由容闳之志，可见当时想娶个洋妇实在不易。但国人喜欢看结果和表面，似乎留学就可以娶洋妇，所以当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派员留学，三年届满回国，国内就热传这班留学人员，学没好好上，倒是娶了洋妇“以娱情”，此传言还堂而皇之地上了著名的《申报》——当然该报后来又刊发了更正的消息。

容闳（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早期海外华人娶洋妇固然不易，但在英国有所例外。因为中英贸易渊源甚早，由于一口通商的关系，广东人很早就践土英伦。据学者考证，早在1769年8月，广州就有一位陶塑匠搭船去英国，受到热烈欢迎。稍后，又有一位译名“王彤”（Whang Tong)的人曾在1775年到访伦敦，并与英国的文士和科学家会面。再晚一点的1816年，冯亚生、冯亚学两个广东商人因其伯父任广东海关税收官，出于好奇搭船赴英伦，后赴德国登台表演二胡，并协助德国汉学创始人之一威廉·夏特研究汉语。

到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42年割占香港岛后，粤人与英人的往来更为密切了，最主要的当然是受雇于英人商船上的水手与杂役。这些水手与杂役，有一部分滞留于利物浦等港口城市，再内迁至伦敦等地，成为早期英国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除水手外，由于被西洋人以坚船利炮为象征的先进科学技术所震惊，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提出：“出洋一年，胜读西书四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因此求学留洋者也越来越多。在朝廷派遣官费留学生之前，不少广东人因地利之便及认识之先，早就私人留学英国了。

这些早期的广东水手或留学生，留下来总要解决生理乃至家庭问题。他们不可能像美国来自新会、开平、台山等地的金山客(指淘金的人)，即便人不在家乡，父母照样帮其娶妻，让新娘抱个大公鸡拜堂——无论如何，他们是想着要回来的。这些留在英国的广东人，下焉者求诸风月场，上焉者觅一英妇，竟也有得偿所愿者。1868年，曾任光绪皇帝外语老师的张德彝随使欧美，在英国听说有广东人王阿秀在此开张茶铺，盈利丰厚，已纳“番女”为妻，六年内生了两子一女。次年又见到一例：一位英国妇人，年约三十上下，其夫名为田阿喜，隶籍浙江钱塘，以抛刀接刀为戏，在欧洲各国卖艺，两人结婚已有九年，育有子女。

1894年，一位澳洲女子和她的中国丈夫及三个孩子

至于不娶或娶不到洋妇，窥视或者嫖宿之，也是一种选择，虽然等而下之。此种“嗜好”，虽达官贵人亦不能免。1925年初，翁之熹(翁同龢之侄曾孙）随同传奇将军徐树铮出使欧洲，便曾人妓馆观裸舞；“性学博士张竞生则认为巴黎是浪漫之地，有满大街的人可找，下下等人才需要去逛妓院，但他 1928—1933年再度旅居巴黎时，还是亲自去考察了巴黎最著名的妓院“玻璃宫”。

早期移民，用广东话讲“揾食艰难，揾女也艰难”。但随着中国派出30万华工赴欧参加一战，情形则大为改观了。因为这些华工，多有滞留不归者，有娶妻的需求，而战后法国等地，女多男少，加之相处日久，种族隔或歧视会相对减弱，这时娶洋妇的事例，就相对多而且相对真实与美好。

工作中的华工

这些华工不再“揾食艰难”，而是吃得好、穿得好(有制服），形象大为改观。当时的《远东时报》便有报道：“（华工每人)日领一法郎二五，在中国每月领十五元。”工人的住处被划分成数处，每处可容纳千人，工人们生活安适，倒也没有太多的不满意之处。定例每日给米两斤，鱼肉咸菜各四盎司，热水随量。餐后一小时，又给以茶半盎斯。工人们既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又能随时令赴沙地操练，每日起床及睡眠均有规律，“故当出发之前，无不肥满强健”。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当时的法国，华工们则是“吉士怀春，有女诱之”。史学家蒋廷黼就说，1917年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勒克列索劳军(主要是鼓舞后方华工的工作积极性)。一天晚上，他正在俱乐部中工作，一个法国女孩子跑进来，说要与蒋单独谈谈，于是蒋便把她带到办公室。女孩问道，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的工人结婚，蒋廷黼告诉她：“我不认识那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又问她是否考虑过中国的生活习惯与法国多有不同的问题。法国女孩说已考虑过了，并言：“如果我呆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骂我。我认识杨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蒋廷黼回忆录》）有意思的是，在来法国前，蒋廷黼自己也正与一美国女友交往。某天，蒋的女友凯瑟琳和她母亲到餐厅来，蒋本想避而不见，但另一端盘子的学生有意捉弄他，只好被迫硬着头皮去招待这两位女客。凯瑟琳的母亲给了他五元小费，让蒋相当尴尬。

对于华工与法女的结合，如果蒋廷黼还只是持旁观者与中立者的态度，那党国大佬李石曾，可算是起劲的撮合者。1918年底，与李石曾同船赴法留学的著名政治人物李璜(后为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之一）就说，李石曾尤其留心华工与法女所生的私生子。到法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托专人收养中法混血儿。1920年，李石曾觅得专人专款，设立了一托儿所，专收在法华工与法女所生婴儿，其中大半皆为私生子。

在中法混血二代中，最成功、最出名的，恐数谢东发博士了。谢东发的父亲是山东人(原籍江苏)，母亲为法国人，他本人娶的妻子亦为法国人。谢的举止神情一派正宗的“法国范儿”，他精通英文、德文，办有报纸，社交面颇广。1925年，徐树铮出使欧洲时，还专门约见了他，并请他帮忙翻译及演说等事宜。谢东发由此成为代表中国的著名外交官，如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劳局理事会等。谢东发之所以杰出，除了“混血”的优势，当然还在于他的父亲并非普通的水手或者华工，而是大有来头：“西土文学家谢东发博士之尊人谢大铭君原籍江宁，其随曾纪泽远航来法……此盖侨法华人之老前辈。

张竞生（1888年－1970年），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广东饶平人，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是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当然，最能乘其浪漫的，非“性学博士”张竞生莫属。他当时与宋子文等作为中华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也有这个资本。张竞生交往的第一位法国女友，是有爱人的：“一日她向我说有先前的爱人因战伤到南方去医治，她奉母命不得不到他所在的地方去照顾。”旋即在游泳池里又遇到了一位当卫生员的已婚法国女子，还跑到日出岛过了一段时期的同居生活。可惜此女子两三个月后不告而别，令他好几个月魂不附体。1916年，张竞生转往南部的里昂大学后，或许南法人更浪漫，他得到了更多交友的机会。在里昂，他还与一个法女有了私生子，但不久夭折，也就断了他携洋妇归国的可能性。

兼具开放与保守的广东人

经过一战的“洗礼”，欧洲的华人娶起洋妇来，就相对容易些了，尤其是在非主流的小国或英法等国的乡间。在比利时，华人似乎更受洋妇欢迎，著名新闻家邹韬奋1934年访问比利时的见闻，堪称“最佳例证”。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年轻的青田小贩一同住在一个比利时人的家里，恰巧那家房东有三个女儿，年纪也正好与这三位青田小贩相当。这三位青田小贩见房东比较困难，也经常帮点小忙，接济他们的家用。日长月久，来来往往，房东的三个女儿便与青田小贩产生了感情，而且都发生了关系，其中一个女儿年龄还在16岁以下。此事被她们的父亲发觉后，那位父亲怒不可遏，上法院控告了那三个青田小贩。在别人的土地上犯事，小贩们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开庭审判的那天，观审的人很多，中国使馆也派人去旁听。幸好房东太太站在青田小贩一边。她当着众人，面对法官，口若悬河地讲了一篇大道理。她历数丈夫在外面“轧姘头”，平日不但不住在家里，而且置她们母女生活于不顾的种种“罪状”，极力赞扬三个青田小贩如何如何地好。法官问那三个女儿，三个女儿也都说母亲的话不错，并且表示愿意嫁给这三个青田小贩。结果那三个青田小贩祸中得福，喜出望外，各拥着娇妻，“凯旋而归”。（《新生周刊》1934年第1卷第25期）

中国人吃苦耐劳，虽然在国内有大男子主义，但在洋妇面前，不仅不见了踪影，还变成“小男子主义”，甚至“男仆主义”了。有人在经济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苏格兰观察到：中国人想交外国女友，或娶她们为妻，那她们真是感谢上帝，因为嫁了中国人，被带回去总可以有仆人可用，嫁了本国的人，就得像奴隶似的一天操劳到晚。并不是说每家如此，因为苏格兰人家中有佣人的很多，就是因为中国人所讨的外国女人都是下等，有时自己是人家的佣人，嫁了中国人反而有人用。如果是个有钱的华人，那更会有苏格兰洋妇倒追。

这些娶苏格兰女子的华侨或留学生，多半是广东人。成立于1583年的爱丁堡大学，是全球顶尖名校，也是与广东人渊源最深的英国大学。在英的中国留学生，除了伦敦，就以爱丁堡的数量为最了。

1934年，邹韬奋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在利物浦的华人，大多娶了英国女子，在曼彻斯特也有20多个华侨，全部从事洗衣业，也几乎全有了英籍的妻子。当然他们差不多全是“妻管严”，这不单是寄人篱下的原因，还在于冒险到英国谋生的华侨，教育程度原本就低，有许多中西文字都不识，而英国妻子至少受过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辖，“惧内者”居多，因为写信记账以及许多事都要仰仗她们。但卑贱及缺乏文化，并不妨碍他们的小孩出落得聪明、健美。

在首都伦敦，娶洋妇的难度自然更大一些，只有约1/3的广东华侨娶了英妇。这还得益于战争的“恩赐”：华侨有机会和英国女子一起工作，因有接触机会，她们觉得平日听上去可怕的中国人倒也不怎样坏，因感情日洽而嫁给中国人的不少。因此中英混血儿们，在当时的伦敦有两百个上下，不但相貌好(尤其是女子)，而且非常聪明。可这些合法婚生的孩子，也常常遭受歧视。如毕业找工作时，雇主每每以“中英合种”的缘故加以歧视，拒绝录用。不仅孩子，他们的英国母亲也同样遭受歧视，气无可出时，她们便说：“我不做英国人，我既嫁给中国人，便是中国人了！”（《萍踪寄语·英国的华侨》，三联书店1987年版）可见，即使娶了洋妇，也不能“沾妻带夫”。

据时人莫耀的统计，当时中英混血儿在全英国约有两千余，大多艳丽聪颖，“凡英国各区学校学生，成绩最优者必属之”。莫耀担心他们纯粹接受英国教育，数典忘祖，因此便与伦敦的国民党组织商议创立两间学校，加强这些混血儿的中华文化教育，并在回国参加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呼吁高层重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显示了党国精英中，自元老李石曾之后，具有此种情怀者代不乏人。当然，推动之功，粤人与有力焉，因为国民党伦敦支部的700多名党员，90%都是粤籍工人。

当然也有能娶而不娶洋妇者，尤以广东人为典型——广东人真是兼具开放与保守两个极端，于斯可见。有记载称，伦敦唐人街曾有一家药铺，掌柜姓黄，系广东人，12岁就跟他叔叔到了英国。先替人洗衣服，后来做杂货店店员、最后当了药铺东家，曾在伦敦大学法科进修。一战时，他上书美总统威尔逊，力争山东问题，请求主持公道。这位黄先生年满三十却仍未娶妻，终日以不识汉字为耻，早晚读《英华字典》，在汉字旁标注英音。适逢四十岁才出国的贵州黄齐生先生，遂“互换课程”。广东黄生心中郁郁不乐，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贵州黄生劝他娶英国女子，他终以“死了不能归葬祖茔，养子不是完全中国人”来回绝宗兄的提议。贵州黄生是“五四”后出国的，思想新潮，极力解说人种“杂交”的优点，而广东黄生终不为所动。后来广东黄生因必须专心攻学以取得学位，不得不另请一位英国女店员相助。谁知女店员爱上了男东家，男东家也教女店员打字，但到最后他收了铺子，辞了女店员，回国娶妻，供奉双亲。那位女店员临行时对贵州黄生说：“他是一个铁人。”(盛成《欧游杂感之二：烟雾的伦敦》)

⑤ 武则天时代为什么会有不低头的法官

弗朗西斯·福山说，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赖于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历史会很有意思。在福山看来，中国是政治的早熟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完整的官僚任用制度，对广大的疆域以及众多的人口施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因而堪称“国家形成的范本”。

然而良序的另外两个要素：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在中国的历史中一向是稀缺之物。所谓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要对治下的民众担起责任，并把他们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这实在太难为君主了。儒家传统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促使统治者在官僚士大夫的辅佐下，接受经邦纬国的训练，感受自身对民众的责任。但由于这不是正式的制度，也没有程序上的限制，因而将其称为道德负责制仍属勉强——它让中国总是陷入好皇帝与坏皇帝的循环更迭，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宿命。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中惟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而非向下的，下层官吏对上级负责，上级官僚对皇上负责，民众的利益从未真正得到关心。

徐有功画像

为什么在酷吏横行一派肃杀的政治环境中，还有徐有功那样的人？卢建荣对此的解释是本书最有新意的部分。除了武则天的些许容忍，他认为还有几个原因值得重视。比如北齐以降以迄隋唐之际的教育传统，包括官学私学，都把法律知识的传承当作重点，从而培养了大批熟悉成文法典的法学人才，也孕育了具有法条主义性质的新传统。卢建荣将这百年来的历史过程称为扬弃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造律运动”。

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司法文化逐渐成为世俗观念的一部分。冥判信仰的流行，就是明证。徐有功指责来俊臣的时候说：“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赐，亏圣人恩德之道。”这种典型的宗教论说，背后就有冥判信仰的支撑。

所谓冥判，也即阴间审判。这一观念产生于先秦，到了隋唐时代，因佛道昌盛而基本定型。“生前作恶，死后受惩”，是为冥报。推而广之，法官生前断案不公草菅人命，到了阴曹地府更会遭到阎王的严惩，这一信仰对法官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事实上就在徐有功等人秉公执法之时，大谈司法工作伦理的书籍《冥报记》、《冥报拾遗记》和《法苑珠林》广为流行。其中第一本书的作者正是唐太宗时期担任过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首长的法官唐临。

可是为什么有法律知识和冥报信仰的支持，“智勇双全”的法官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法治传统呢？答案很明显，还不是因为“家天下”的原故。皇权越强大，法律越虚弱。卢建荣也承认，再厉害的铁面急先锋，碰见李世民无不败下阵来。北魏掌权的胡灵太后将三名抗争的法官罢免罚薪之后，还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宣示，古代皇家私设刑堂监狱本属应该，而今交给司法机构处理只是为了方便。偏偏尔等拘泥法界的一般做法，乱攀法理，不计利害，这样的作风活该受此处分。（《魏书·刑法志》）

卢建荣践行着叙事史学的传统，观点和视角都有独到之处，可惜文笔欠佳。尤其是书的前三分之一，故事讲得凌乱俗浅，反倒是后面学术一些的部分更好看。他针对余英时多年，写了无数批判文字，不知文笔如何，我很好奇

⑥ 史上最早的司法官是皋陶吗

商朝中央司法审判机关称为司寇（或大司寇）司寇下设“正”、“史”等官，协助审理。商朝畿内司法长官称“士”，畿外司法官吏称“蒙士西周大司寇，为“六卿”之一。大司寇下设小司寇。其下再设专职属吏，如掌囚、掌戮、司刑、司约等。秦朝廷尉为中央司法机关长官，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负责法律监督；郡守为地方行政兼司法长官，县令负责全县审判，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治安与调解。汉朝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廷尉为中央司法长官（审理皇帝交办案件“ 诏狱 ”）。重大案件实行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高级官吏共同审理制度称为 杂治 。汉朝中央负责法律监督的长官，西汉为御史大夫，东汉为御史中丞。地方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同时是司法长官。南北朝南北朝尚书省“三公曹”、“三千石曹”执掌司法。唐朝刑部以尚书和侍郎为正副长官御史台 （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唐中央对重大案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到地方审理称“三司使”。 地方司法机构， 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有纠举权。宋朝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宋太祖建隆年间另设审刑院。宋代从太宗时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元朝元朝中央司法机关混乱，设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地方司法机构分路府州县四级明朝中央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地方司法机关分省、府、县三级。省设按察司，府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知府、县令掌管狱讼事务。还在各县乡设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清朝中央有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清朝地方司法机关分州县、府、省按察司、总督（巡抚）四级。

⑦ 唐朝是否有内史这一官职

唐代三省制的特点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转变。这种变化的动因在于皇权对于相权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

首先、为了控制相权，皇帝逐渐使用一些资历较轻的官员参预朝政，实际行使宰相的权力，但是由于没有宰相崇高的体制，所以便于控制。渐渐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职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而真正的宰相却成为一种临时性质的职务，这符合从汉代开始的相权不断下降的规律。

唐代以三省首长“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唐太宗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于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为宰相。长兴四年为避讳（慕容延钊父名章），曾改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因为尚书仆射是职事官从二品。贞观十七年，萧瑀、李绩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始于此。高宗以后，宰相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师头衔的除外）。

其次，三省合署议事、办公，三省职能逐渐趋向混同合一。

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为了三省之间协调行动，三省首长定期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自武德年间开始，中书、门下集议于政事堂，政事堂设于门下省。（《通典》：“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间，“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印也改为中书门下印，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

中书省在唐代一度改称西台、凤阁、紫微省，旋复旧称。

可见，唐代并没有内史这一官职，是编剧的失误，但是狄仁杰确实任过中书令，上面也叙述过了，虽然官职仅为三品，但是实际行使的宰相权力，很有可能是编剧把内史省和中书省弄混了，中书令是国家机关的策划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等部委机关，是很高层级的权力机关。

⑧ 湖南邮局押钞员闯法院枪杀3法官原因

官司胜诉仍心存不满
经查，朱军与唐新民、黄大霜因房屋买卖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2006年6月2日朱军委托律师欧阳臻向零陵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二被告承担20000元违约金。
2006年7月5日零陵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朱军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唐新民、黄大霜不服，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11月18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2007年1月16日朱军向零陵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18日零陵区人民法院开始执行，2007年5月10日执行了3500元、2007年6月27日执行了7500元、2007年7月31日执行14500元。到2007年7月31日为止，零陵区人民法院分三次已经将标的款20000元全部执行到位，预交的诉讼费5500元也退给了朱军。
根据公安机关前期调查、初步查明，朱军性格暴躁，离异多年，儿子在外当兵，他身患癌症，有轻生的念头；朱军长期心理压抑，认为零陵邮政分局的领导对其不公，与个别领导还发生过直接冲突；2006年在零陵区法院打了官司，尽管朱军在这个案件中胜诉并已经执行完毕，但其仍然不满。

⑨ 不可思议的洞穴读后感

在一次和朋友的谈话中，他跟我说了一本书，就是《洞穴奇案》，用朋友的话说 " 极具神奇色彩，堪称法学独秀之一 " ,最让我有一种去看的冲动的就是，他告诉我 " 你对此案例的所有看法都会在法官的看法当中 " .所以就专门去图书馆找了这本书，读罢此书不由长吁一口气，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书中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法律专业术语，对于我这个法学初生牛犊来讲确实应接不暇。然而，我就是带着一种 " 要产生自己独特的法官之外的见解 " 的非正常思维去读的，一看就不舍得放下：一个虚拟的案例，竟能引发如此多的观点，逻辑般的充满了法律、哲学、正义、人性情感太多的思辨，让我不禁深深陷入其中，领略这法律的无尽魅力和作为法律人的无限风光。

该书主要讨论的案例是由美国20 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发表了一个假象公案：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中，水尽粮绝，而且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持生命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他四人，维特摩尔使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任执意抽签，而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以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本书的前一作者围绕这一案例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也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本书可以说就是十四位法官判决书的集合。

自然我们不是每天都面临着洞穴探险者案那离奇的事情，我们置身其中的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书中所说或者是大异其趣，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从其论述中获得富有现实意义的教义和理性，同时也是对于正义和社会整体道德情感关注和热议，所以我们才会对那些似乎与我们不是有太大关联的李丽云案、许霆案和邓玉娇案的关注。因此我可以说，虽然对于洞穴奇案没有陪审团，没有媒体大众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几个大法官坐而论道，但其中的严禁法律推理，公开理性论辩以及对于公平正义的探求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因每个人的经验、判断各不相同，所以就举两个例子，谈谈几个大法官的主要观点和辩论中的精妙技巧。

首席大法官的主要观点是：法典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必须判处死刑。根据这一条，我们基本是可以断定其是 " 不仅公正明理，而且是法律所允许的唯一方案 " .然而福斯特法官以 " 探究立法精神 " 为题，用了两个新观点巧妙的绕过了首席法官的罪刑法定挂点：实定法是建立在人在社会中可以共存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失去了这一基础，实定法就不再适用，而是用自然法则，因此本案不适用于联邦现行法律；其次法律的规定应该通过它显而易见的目的来规定，因此他认为本案应该判无罪。另一论点就是饥饿是否构成紧急避难的问题，认为饥饿不是杀人理由的唐丁法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被告沃尔金由于盗窃一个面包被指控，被告的抗辩理由是自己当时处于饥饿状态，法庭没有接受他的答辩理由。因此唐丁法官认为 " 如果饥饿不能成为盗窃事物的理由，怎么能成为杀人并以之为食物的正当理由呢？ " 而另一方赞同积极避难的斯普林汉姆法官却认为沃尔金案与本案有很大的差异性：首先，沃尔金可能不是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或者有生命危险，不知其挨饿程度；其次，除了犯罪，沃尔金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找工作甚至乞讨等等，然而本案中的探险者没有这样选择，杀人成为了唯一的途径。这样的精彩辩论怎能不让我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