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困难

『壹』 2013年12月中旬至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
法发〔2014〕21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切实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推动人民法庭工作不断科学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
1.正确认识新形势。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要求，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遇到更多复杂的问题，承担更加艰巨的任务。
2.深刻理解新任务。人民法庭要继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落实便民利民举措，因地制宜做好巡回审判工作，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扩大司法民主相结合，努力搭建阳光司法“窗口”，增进人民司法的社会认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积极稳妥在人民法庭推进司法改革，完善人民法庭的管理和保障机制，加强人民法庭队伍、装备和信息化建设。要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司法能力，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发挥人民法庭的重要作用。
3.准确把握职能定位。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代表国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人民法庭的核心职能。依法支持其他国家机关和群众自治组织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依法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法庭的重要职能。
二、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切实发挥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
4.优化区域布局。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坚持“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以“职能明确、布局合理、审判公正、管理规范、队伍过硬、保障有力”为基本要求，综合案件数量、区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戒除脱离实际贪大求多的错误观念，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和法庭建设、管理、维护困难。
5.规范设置调整。基层人民法院要随着城市规划调整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慎重稳妥提出人民法庭设置调整方案，逐级上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人民群众有需求，诉讼案件数量多，派驻人员有编制，建设用地能落实，建设资金有保障的，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增设人民法庭。增设规模较大、影响范围较广、资金人员需求较多的人民法庭设置调整方案，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经济社会发达、案件较多的地区，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探索专业化审判法庭的设置。
6.完善立案机制。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辖区实际情况，科学构建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加强对人民法庭立案工作的指导和管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的人民法庭，可以通过基层人民法院统一立案的方式，加强案件流程管理。山区、牧区、林区、边远地区等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民法庭，要加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并通过远程立案等技术手段，着力解决当事人立案难问题。人民法庭具体受案范围由所属基层人民法院确定后，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布。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对确实不应受理的，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7.抓好民生审判。按照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总要求，切实依法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依法妥善审理与民生息息相关领域的纠纷，维护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为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8.加强诉讼服务。推进人民法庭窗口建设，努力为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提供集成式、一站式服务。加强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对诉讼能力不高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程序性引导。对当事人举证确实困难或案件审理确实需要的重要证据，应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适时主动调查取证。依法选择并适用更为经济的诉讼程序和程序性措施，切实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推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力度，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及时有效获取法律帮助。
9.做好巡回审判。正确处理坐堂问案和巡回审判之间的关系，认真落实《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合理设置巡回办案点与诉讼服务点，提高巡回审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边远民族地区以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应当确立巡回审判为主的工作机制，继承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推广车载法庭等巡回审判模式，形成以人民法庭为点、车载流动法庭为线、基层人民法院为面，“点线面”相结合、全覆盖的司法服务网络。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应将巡回审判的重点放在对社会和谐稳定影响较大，对提高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有重要作用的案件上。
10.处理好调判关系。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基层民事纠纷中的独特作用，对适宜调解的民事纠纷要依法先行调解。积极总结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在法律规定框架内，恰当借助乡规民约，尊重善良风俗和社情民意，创新调解工作方法，力求从根源上彻底化解矛盾。坚决纠正强迫调解、久调不决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下达强制性调撤指标等违背审判规律的错误做法。大力提高人民法庭裁判文书质量，注重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加强释法说理，发挥司法裁判的道德指引功能，彰显规则、维护秩序、弘扬美德。
11.改进执行工作。对执行工作难度较大、基层人民法院执行不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实现，以及人员装备难以保障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人民法庭审结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对可以当庭执结以及由人民法庭执行更加方便诉讼群众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庭负责执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由所在基层人民法院派驻执行组等方式构建直接执行机制，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诉讼，提高执行效率。
12.完善人民陪审制度。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结合人民法庭工作特点，扩大基层群众入选比例，扩大参审案件范围。规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确定方式和流程，认真落实“随机抽取”原则，改变长期驻庭做法。强化人民陪审员岗前和任职培训，提高履职能力。积极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仅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机制和办法。建立经费保障标准定期调整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人民陪审员的交通、误工等补助费用。
三、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发挥人民法庭桥梁纽带和司法保障作用
13.为其他机构组织化解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四个治理”中的纽带作用和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示范、保障作用，为提高乡镇、县域治理法治化水平作出积极贡献。主动加强与公安、司法、劳动争议仲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其他基层国家机关、群众自治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的沟通与协作，尊重和支持其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做好司法确认等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工作。
14.对各类调解组织给予引导。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依法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以审判职能的有效发挥，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群众自治组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治样本和导向指引。特别注意加强和规范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联系和沟通，共同维护良好的基层社会秩序。
15.立足审判职能参与地方治理。人民法庭要灵活运用公众开放日、观摩庭审、以案释法、判后答疑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要通过及时向地方党委、人大报送涉诉矛盾纠纷专项报告，向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的方式，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不得超越审判职能参与地方行政、经济事务，以及其他与审判职责无关的会议、接访、宣传等事务。
四、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
16.开展改革试点。各级人民法院要把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按照解放思想、积极推进、求真务实、慎重稳妥的原则，推进改革在人民法庭先行先试。辖区内设有人民法庭的中级人民法院，选择3-5个人民法庭，对适宜在人民法庭开展的改革进行试点，鼓励具备条件地区积极扩大试点范围。试点人民法庭应当至少每半年就试点工作情况向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作出汇报，并逐级层报汇总至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17.落实司法责任制。遵循司法规律，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探索建立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明确法官办案权力和责任，逐步实现裁判文书由主审法官签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完善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明确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规范人民法庭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监督管理权限，做到权责统一明晰、监督规范有序。
18.优化人员构成。建立编制增补和动态管理机制，确保已增编制80%用于基层和审判一线，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补充人员。坚持内涵式队伍发展路径，探索根据审判工作量，组建以主审法官为中心的审判团队，配备必要数量的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以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强审判辅助力量，解决一些地方因审判人员不足而出现的“一人庭”“二人庭”问题。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稳定审判队伍，提高审判质效。
19.健全职业保障。推进法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基层法官职级待遇，实现人民法庭法官职务、职级和法官等级上的适当高配，以及工资福利政策向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适度倾斜。人民法庭可以先行试行工资加办案补贴、岗位津贴等薪酬确定方式。加强职业风险保障，完善因公牺牲、意外伤害等抚恤救助制度。上级人民法院在探索和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以及法官延迟退休、返聘等改革时，要注意考虑人民法庭的特点和需求。
20.完善审判管理。剔除不符合审判规律、不利于人民法庭工作开展和容易产生错误导向的管理考核指标。明确简易案件与疑难复杂案件的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探索在小额诉讼和其他适宜的简易案件中，使用表格式、令状式、要素式等简易文书，加快审理进程。探索审判辅助性事务集中专门处理的工作制度，让法官专注于审判。
21.强化司法公开。全面公开法庭人员信息、管理制度、行为规范、诉讼指南，依法及时公开案件信息、司法依据、诉讼流程、裁判结果，满足当事人知情权，杜绝暗箱操作。在推进“三个平台”建设过程中，注重考虑人民法庭工作特点。积极发挥人民法庭根植基层的特殊优势，在保障司法安全前提下，简化旁听手续，满足人民群众旁听需求；开展司法公开主题活动，主动邀请和组织社会各界代表旁听庭审、参观法庭工作；进一步发挥巡回审判在司法公开、法治宣传方面的独特作用，增强社会对法庭工作的认同。
五、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和组织领导，不断提升人民法庭队伍素质和物质装备保障水平
22.加强党建工作。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有3名以上党员的人民法庭应成立党支部，党员不足3名的人民法庭可成立联合党支部。人民法庭党支部的组织关系隶属所在基层人民法院。强化人民法庭党支部的组织功能，严格党内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对干警的教育、管理、监督职能，注重运用信息网络、新媒体开展党建工作。
23.选好法庭庭长。要积极落实人民法庭机构级别和人民法庭庭长职级，优先从具有法庭工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派科级以上法官担任人民法庭庭长，直辖市的人民法庭和案件多、任务重的人民法庭，可选派处级法官担任，根据工作需要人民法庭可设副庭长。要优先从具有人民法庭庭长任职经历的人员中选拔基层人民法院领导。
24.健全定期轮岗和挂职锻炼制度。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人民法庭庭长一般应在任职后三至五年轮岗一次。基层人民法院新招录人员一般应先安排在人民法庭接受锻炼一年以上。基层人民法院选派法官到上级人民法院、发达地区法院学习锻炼，应优先选派人民法庭法官；上级人民法院选调法官，应接收一定比例具有法庭工作经历的法官；上级人民法院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基层，应优先安排到人民法庭挂职锻炼。
25.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基层人民法院党组要将人民法庭党风廉政建设纳入主体责任范围，对人民法庭发生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在对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同时，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有关法院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基层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通过审务督查和专项检查等，及时发现和纠正人民法庭干警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人民法庭庭长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管好带好队伍，确保人民法庭公正廉洁司法。
26.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民法庭干警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进群众感情，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六难三案”问题。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坚决整治人民法庭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依托信息化手段，全面构建符合人民法庭工作特点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切实加强对人民法庭审判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提高司法廉政制度的执行力。要将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融入日常工作，以制度确保改进司法作风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27.改善法庭管理。健全法庭管理规章制度，注重经常性管理，注意以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的方式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注重树立和宣传人民法庭先进典型，及时对人民法庭优秀干警给予表彰奖励。加强文化体育场所建设，落实休假、疗养制度，定期组织体检，加强对干警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实际困难。
28.改进教育培训。定期开展人民法庭庭长轮训，确保人民法庭法官每年接受业务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坚持分级分类培训，充分发挥各级法官培训机构主导作用，积极利用其他培训机构和高等院校培训资源，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向人民法庭延伸倾斜。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紧扣审判实践的培训方向。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和民族地区培训工作的扶持力度，加强双语法官培养。
29.抓好基础设施建设。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人民法院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要求，合理安排年度建设计划，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现有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新建人民法庭应依据《人民法院法庭建设标准》，根据法庭编制人数、年受理案件数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严格审核设计方案，并按照《人民法庭统一标识设置规范》要求，安装统一标识。
30.增强经费保障能力。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人民法庭工作任务和装备配备、信息化建设需要，做好人民法庭预算编制工作，及时拨付资金。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人民法庭经费使用、管理的指导和监督检查。要有计划、分步骤地为人民法庭配备必需的办案办公装备，逐年提高装备配备水平，改善审判工作条件。到2015年，全国人民法庭装备配备均应达到《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指导标准》要求的水平。
31.推动信息化建设。高级人民法院要以“天平工程”建设为抓手，围绕人民法庭管理和便民、利民，合理确定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内容和规模，加大投入和经费保障力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决定》和《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规划》要求，东部地区在2014年底前、中部地区在2015年底前、西部地区在2016年底前，人民法庭接入基层人民法院信息网络系统。要确保人民法院信息系统软件、硬件配置满足人民法庭诉讼服务工作的需要，为人民法庭配备必要的信息化办公、办案设备和软件，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和人性化水平。
32.重视安全管理。要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日常安全保卫工作。要按照“必要、充足、及时”要求，原则上为每个人民法庭配备至少一名司法警察，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若干名安保人员。完善安检、防爆、监控、液体危险品检测等各类安全防范设施和装备配备，优先改善人民法庭安全防危硬件条件，确保人民法庭“人防、物防、技防”落实到位，严密防范各类重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
33.推动理论研究。各级人民法院要立足不同职能定位，为繁荣人民法庭理论研究创造条件，加强与法学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多种形式交流与协作，凝聚多方力量，探索建立人民法庭理论研究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人民法庭理论研究工作。着重研究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人民法庭如何在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中开展好司法为民、便民、利民工作等全局性、前瞻性重大课题。以问题为导向，从人民法庭的司法实践中总结提炼理论研究的素材和课题，形成理论研究成果，切实实现成果转化，指导和推动人民法庭工作科学发展。
34.加强监督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切实对人民法庭工作负起领导责任。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专门的人民法庭指导工作办公室，坚持分类指导原则，增强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将监督指导人民法庭工作，作为各级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完善问题发现、反馈、分析和解决机制，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预警和化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12月4日

『贰』 司法责任制改革“怎么改，如何推”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一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实现司法机关各类人员分类管理,促进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二是健全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建立符合法官、检察官职业特点,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体系,增强法官、检察官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为依法公正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保障。三是完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司法机关办案组织,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突出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同时加强监督制约,努力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四是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省级统一管理的体制。通过对现有法官、检察官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全市法官、检察官“统一提名、分级任免”的管理新格局,打造高素质的司法队伍,有效减少外部干扰,提高司法公信力。五是研究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统一管理的机制。建立全市司法机关经费由市财政统一管理的机制,实现经费管理相对独立,探索适应分类管理需求的经费分配体系,理顺三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收入分配格局。六是积极研究探索人民警察分类管理改革。加快建立健全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和执法勤务机构警员职务序列,探索建立与警察职业化发展相适应的职务晋升制度及配套保障制度,拓展民警职业发展空间,提高人民警察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叁』 为什么主审法官终身负责制还不实行

自2015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后，凡是实行员额回制改革的法答院，就已经开始实行终身负责制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法发〔2015〕13号）第25条规定：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肆』 如何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对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等职责权限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构建职能明确、分工合理、制约有效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切实做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规范司法用权行为，全面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拓展监督渠道，主动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社团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公民个人的监督。

二、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
赋予独任法官裁判权，尊重合议庭评议案件形成的多数意见，切实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审判职能由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行使，如果出现了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既充分考虑当前法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肯定院长、庭长对裁判过程和裁判文书予以把关的积极意义，明确院长、庭长在具体案件裁判中的管理权限，明确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又必须突出法官的裁判主体地位，对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参与行为作出明确的限定，避免把“审核”衍变为“审批”，“要求复议”衍变为“强制性变更”。

三、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针对不问层级司法部门之间的行政化管理倾向，以及一些地方出现的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报告案件处理等现象，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层级的司法部门之间要逐步回归原本意义上的审级关系，解决行政权制约审判权、审判不独立问题。

四、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
积极探索司法公开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司法行为。人民法院实行六项公开，将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向社会公开。推进阳光司法工程，加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建设，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让审判流程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
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接受公众的检阅，倒逼裁判文书做到事实清、依据足、说理透。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务公开，对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查、公开听证、公开答复。
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推出刑事案件立案和破案回告、消防事故责任公开认定、交通事故公开处理等制度。针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审理程序透明度不够高、“重罪多减、轻罪少减”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问题，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使刑罚的执行具有更高公信力。针对一些地方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合而不议”，人民监督员民意代表性不足和检察机关过度主导等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真正使之成为司法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和监督司法活动的重要举措，更好地直接体现司法民主。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伍』 党员干部追责问责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你好，朋友，很高兴为你解答问题！

那就是瞒报的。
互相包庇，或者是有的时候
互相推诿的，
如有不足，可以继续追问，如果满意请采纳，谢谢，

『陆』 主审法官与审判长有什么不同谢谢

对于该问题，可阅读马献钊：《“何谓主审法官”》，网页链接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以来，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围绕主审法官的概念展开了热烈讨论。目前尚没有官方对该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权威解读。笔者从三个层面对主审法官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一、理论上的争辩：职务、角色、权责抑或资格

理论界（包括司法界人士发表的学术观点）重点围绕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或本质展开讨论，大体上形成四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职务，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选拔出来并加以任命的职务，相当于合议庭的负责人。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这一职务可以称为审判长，随着改革后合议庭替代审判庭模式的建立，这一职务也可以称为庭长。第二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角色或者一种分工。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即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合议庭中的审判长，两者只是名称的不同。第三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实质上是一种权责，就是比其他法官承担更多的权力和责任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直接审理案件并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是切实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有的认为主审法官就是享有独立裁判权并对案件质效负总责的法官。第四类观点认为，主审法官是一种资格。

如果对以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进行简单化梳理，大体上可以提取四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1）主审法官就是审判长；（2）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3）主审法官是真正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4）其他理解。笔者以这四种不同的认识作为选择项，对河南省六个中院及基层法院880名法院干警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64份。其中，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审判长的293人，占比33.9%；认为主审法官就是承办法官的447人，占比51.7%；认为主审法官就是真正对案件裁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的117人，占比13.5%；作其他理解的4人，占比0.04%。由此可见，理论上的争议带来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尚无大碍，但若具体到司法改革实践当中，将会给改革带来不利的影响，亟须对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给予相对明晰的界定。

笔者认为，对主审法官概念内涵的界定，一方面要立足于目前绝大多数法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广大法官的实际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据此，主审法官概念的内涵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在既有法官队伍中经过一定的程序选任，在审判团队内起主导作用并承担相应权责的素质、能力较高的资深法官。首先，主审法官是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下对法官资格、权责的一种确认，通俗地讲，主审法官是权责和资格的统一体。其次，主审法官不是一种行政职务，他对团队内其他成员一般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再次，选任主审法官的标准应当是既定的，根据标准，在某一时间段，在一个审判团队内，确定相对固定的主审法官，同时对其工作绩效动态考核，当其不具有既定的资格和能力时，及时作出调整。最后，为了确保主审法官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应当建立比较严格的选拔程序，但是并不需要严格的组织任命程序，以避免其形成固定化、常任化的职务。

同时，为了保障主审法官制度的运行，借鉴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应当建立与“主审法官”相对应的“受命法官”、“陪席法官”概念。受命法官是接受主审法官的指派，代表合议庭完成某一单项审判任务的法官，比如完成部分或全部阅卷、调查取证、庭前会议、庭审准备等各项工作，并对完成的工作结果承担相应责任；陪席法官是从庭审阶段开始参加合议庭的法官。但是，不论受命法官还是陪席法官，在合议过程中与主审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对各自发表的裁判意见承担责任。

从角色论的角度分析，主审法官兼具传统意义上的“审判长”和“承办法官”两者的角色，但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长”相同的是，主审法官负有对案件程序性事项的主导权责。区别在于：主审法官的主导仅限于程序性事项，且对团队内的成员没有行政管理权。与传统意义上的“承办法官”相同的是，主审法官必须亲历审判，和其他法官一样具体参与案件审理，不得采取审批制的方式来管理审判。区别在于：不论是主审法官还是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他们作为合议庭的共同成员，对于实质性的裁判事项，必须坚持集体决策原则。所以，在以主审法官制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氛围下，应当摒弃“承办法官”的概念。

二、制度的实质：对承办法官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的扬弃

从官方文献来看，“主审法官”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纲要第五条规定：“完善合议庭制度，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从党的文件来看，最早出现主审法官概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笔者认为，主审法官概念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合议庭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上世纪末至今，人民法院一直没有停止合议庭制度改革的步伐。改革的主要动因，一是解决承办法官制带来的“形合实独”、“合而不议”、“一个人说了算”等问题，二是解决合议庭内部权责不清、无法追责的问题。为此，从1999年开始，在一系列文件的支撑下，审判长负责制在全国法院普遍开展。相对于过去的承办法官负责制，审判长负责制有其合理的因素和进步的地方，极大地改变了承办法官一人唱“独角戏”的不正常现象，但是这一制度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随着审判长职务的固定化、常任化，合议庭内部产生了新的行政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加剧了地位的不平等，影响了案件的充分讨论和平等决策。

在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吸取既有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建立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构想。与过去的承办法官负责制和审判长负责制相比，这一制度既强调合议庭成员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又适度突出主审法官的核心作用，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的主导权责，主要是：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对于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裁判事项，仍然坚持平等决策、集体负责的原则。为了避免出现新的行政化倾向，主审法官对其他成员不具有行政管理权，主要是通过示范、带头作用，以自己更高的司法能力、更为丰富的审判经验、资历以及适当的组织协调能力，团结、引导团队成员共同完成审判任务。从制度的实质来解释主审法官的概念，其中的“主”应当是“主持”、“主导”，而不是“主要”、“决定性作用”等含义。可以说，这一新的制度是对过去两种制度的合理扬弃。

三、实践中的难点：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需厘清几个关系

从目前各地推行的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实践来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困惑和困难。笔者认为，要顺利推进主审法官责任制，应当厘清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主审法官”与“员额内法官”的关系。随着法官员额制的推行，有人提出，所有进入员额的法官应当自然成为主审法官，届时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主审法官的概念了。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目前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实现“法官”和“主审法官”概念的同一化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入额法官素质的基本均等化；二是法官独立裁判意识、独立担责意识的成熟；三是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完善，简易程序适用成为审判的基本模式。首先，即使在近年内实现了法官员额制，进入员额的法官素质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其次，虽然中央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法院内部也建立了鼓励法官依法独立办案并独立承担责任的机制，但是，要实现制度设计的目的、价值，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法官独立裁判并担责的意识还需要大力培养和塑造。最后，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简易程序在中、高级法院适用的比例还比较低，在基层法院适用的比例也不均衡，大量案件仍然适用普通程序，必须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作用。

第二，主审法官与受命法官、陪席法官的关系。一是调整审判团队的组成结构。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经验，建设专业化的审判团队，专业负责审理某一或某几类领域的案件。团队中的法官数量一般多于3人，其中主审法官是固定的，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时担任审判长，受命法官由审判管理部门在随机分配案件时确定，陪席法官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产生。这种灵活的结构既可以保持审判团队的专业化，又可以避免长期固定化合议庭带来的廉政方面的风险。二是明晰主审法官与受命法官、陪席法官之间的权责。明确主审法官对于程序性事项的主持、主导权责，确保合议流程规范、顺畅、高效进行，避免程序方面出现瑕疵或错误；受命法官根据主审法官的指派完成某一单项任务，需要作出裁决的，受命法官应当与主审法官沟通，由主审法官提请合议庭作出决定；陪席法官虽然一般从庭审阶段开始介入案件审判，但是他对主审法官的指派和受命法官的工作应当十分清楚，必要的时候也要作为受命法官完成相应的庭前工作。三是突出主审法官在审判团队中的核心作用。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改革的现阶段，为了避免集体懈怠现象发生，保证审判团队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可以赋予主审法官对团队其他成员相应的监督权责，主要包括：工作任务的督促指导、工作业绩的评价，以及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辅助人员的调整建议。

第三，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在现有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内设机构设置体制下，院长、庭长作为法院、审判庭的代表人，其职责包含对审判业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党务、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如何理顺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也是合议庭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基本明晰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边界，以及审判监督权行使的方式、程序和责任。

笔者认为，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顺主审法官与院长、庭长的关系：首先，厘清院长、庭长不同管理权的内容和行使方式。院长、庭长的管理权分为审判管理权、行政管理权和党务管理权，其中审判管理权是重点。随着审判管理部门的全面建立，审判管理权责应当总体上由审判管理部门统一行使。随着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相分离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院长、庭长的行政管理权也应当剥离出来，由专职人员来行使，院长只是作为核心决策中的一员参与其中，不具体承担管理权责。党务管理权责依此原理确定。其次，明确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程序和责任。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是主审法官联席会议，院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渠道包括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除此法定渠道，院长、庭长不能对主审法官、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行使监督权。再次，推行院长、庭长担任主审法官制度。院长、庭长绝大多数是审判经验丰富、法律素养较高、审判技能高超的资深法官，由其担任主审法官直接审理案件，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优质审判资源，而且可以实现院长、庭长直接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减少管理的层级和成本，提高管理、监督的效能。最后，改革裁判文书签发制度，代之以文书签署制度。取消院长、庭长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制度，由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裁判文书签署权，也是合议庭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作者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改办副主任）

『柒』 落实司法责任制须健全哪些机制

落实司法责任制须健全哪些机制

2015年10月08日 14:43 来源网络

梁凤云|文（最高法院法官 法学博士）

今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该《意见》。这一《意见》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重大改革举措，也是今后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意见》的规定，本文认为，推动和落实司法责任制，应当建立以下十个方面的机制。

建立司法行政领导法官化的分流机制，做好办理案件的“老本行”。过去一段时间，院庭长事实上成为承办案件法官的行政上级，一定程度上存在“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现象，导致了裁决者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疏离。《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对象一般限定于程序性事项范围之内，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案件“审理者”和“决定者”两相分离的状态。司法亲历性要求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没有经历诉讼过程而签发法律文书，不仅使诉讼程序失去意义，也使得无人对裁判的质量负责。进入员额的院庭长应当组建审判团队直接办理案件，充分发挥其作为资深法官富有审判经验的优势，逐步减少或者剥离司法行政管理工作，逐步减少最终废止案件审批制度，实现“法官上级”和“法官管理者”向“法官”和“裁判者”的转变。

建立内外部过问独立记录的安全机制，架设法官责任的“安全线”。外部干预和内部过问对法官客观判断案件事实、公正适用法律，产生了严重干扰，切断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中央决定对干预过问司法的行为实行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就是要让干预者投鼠忌器、如履薄冰，净化司法外部和内部环境。依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承办法官应当对干预、插手、过问的行为进行独立而全面的记录、留痕。全面记录不仅要作为卷宗的必要内容实行零记录，而且要作为卷宗组成部分永久备查。因内外部干预等而非法官原因直接导致错案的，不得追究法官责任，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办案。

建立法官会议的纠偏参考机制，筑牢办理案件的“防护墙”。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但是，司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迭出纷至。为了防止案件法律适用上的重大偏差和不统一，《意见》规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对法律适用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事实认定问题由法官通过审理活动予以确定，不能提交讨论。基于司法的亲历性要求，法官会议的意见只具有咨询、参考和纠偏意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要求法官和审判团队必须接受该意见。经过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法官独立承担相应责任。

建立法官办案的协同机制，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意见》强化了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质量共同负责的原则。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是司法责任制的核心内容。所有法官都要实质性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一般来说，主审法官对裁判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参审法官对裁判结果承担次要责任。要改变过去那种合议他人承办的案件时盲目跟风、简单附和的现象，倒逼参审法官认真阅卷和参与诉讼活动。

建立法官裁量空间的保障机制，确立办理案件的“边界线”。司法权是判断权，裁量权。法官审理案件，是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裁量和判断。只要存在裁量和判断活动，就必然存在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认定事实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适用法律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属于法定的司法裁量权范畴，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司法权又是法定权、公权力，其授权源自宪法和人民，必须受到司法责任的约束和限制。对于没有司法裁量空间（“裁量缩减为零”）而非法裁量的，应当进行责任追究。

建立内部请示的规范机制，完善法律适用的“度量衡”。过去的内部请示制度，实际上是下级法院要求没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上级法院给予司法判断结果，是“下审上定”“定者不审”和司法行政化的一种表现。规范内部请示，就是要让司法责任回归审理法院。除了法律适用问题外，下级法院不得就个案处理请示上级法院。对于案件确实重大复杂的，依照法律有关管辖的规定，下级法院可以要求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必要时上级法院可以提审。对于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方式予以规范。要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案件请示制度。

建立审判团队司法责任的明晰机制，筑好权力责任的“篱笆墙”。审判团队既是一个整体，同时内部也应当明确分工。《意见》规定，审判团队按照分工不同，履行不同的审判职责，承担不同的审判责任。审判团队的审判职责是一种分工负责的责任，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负有不同的职责，其中法官责任居于核心。相对应的，审判团队的司法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按份责任。“先有篱笆墙，后有好邻居。”司法责任制就是要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根据各自职责，合理确定各自责任。

建立国家责任与司法责任的衔接机制，设立责任追究的“分流阀”。《意见》明确了审判人员的责任，主要是一种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个人过错责任。根据宪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生效裁判违法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因此，国家赔偿责任和司法责任可能存在竞合现象。对于法官履职过程中的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的，也应当由国家先行予以赔偿；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应当向责任者追偿。

建立错案追究的同行评议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履职尽责的“护身符”。《意见》确定了终身追责和司法豁免制度。古法曰，罪当重而端轻，当轻而端重，是谓不直。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是以法律为业的专业人员，既不能故意任性裁判，也不能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出现重大过失而导致错案冤案。由于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专业性，由于“错案”标准的复杂性，对于错案的判断，应当实行同行评议，避免出现外行评议内行现象。条件成熟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全国统一的，由资深、公正的法官组成的法官惩戒委员会。

建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动晋升增资机制，确立法官履职尽责的“定心丸”。司法责任制与司法保障制相辅相成，没有司法保障的司法责任，无法令人信服。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法官维护社会公正的仲裁者地位，由于其司法亲历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各国均给予法官独立而尊崇的社会地位。设立法官固定期限自动晋升机制，实际上割断了法官与上级司法官员之间可能的依附关系，可以避免法官为了晋升而牺牲司法公正，可以避免法官为了级别待遇而逢迎上级，可以避免法官为了五斗米折腰。法官有了职级和工资待遇保障，就会自觉珍惜法官荣誉和自觉维护法官身份，有助于法官排除外部干预、内部过问，有助于法官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有助于法官积极办案、公正办案。

『捌』 如何完善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责任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专题的决定》15日发布，属指出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玖』 如何破解审判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难点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同时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为此,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主审法官、合议庭法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制定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分别以目标原则、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附则等六部分共48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明确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等内容。

在上述政策与制度框架体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第一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6+1”省区市的三级法院作了积极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其显著的成效就是冲击了审判人员固有的集体(法院)承担司法责任的意识,而转化为“谁办案、谁负责”,且“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的新司法责任理念,形成了极具压力的办案质量倒逼机制；同时,也根本改变了长期存在于司法领域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新机制。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更为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点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会影响改革成效的充分体现。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具体来说,司法责任制落实中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实改革措施。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之间,亦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需要与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协同推进,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当前,部分改革举措如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迟缓,部分改革举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顶层设计层面,在地方政法机关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还有部分政法领导干部对司法责任制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况。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度,急需采取有效举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放权或还权于法官、合议庭,实现“让审理者裁判”。但基于目前队伍整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司法面临的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院内部运行秩序尚未理顺等现状,一味强调放权,理想化地主张让法官、合议庭完全自主决定案件,不仅不能解决司法的沉疴宿疾,反而可能导致审判运行秩序的混乱,引发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

不久前,笔者在某试点地区法院调研时了解到,自从院庭长不再审签裁判文书、不再对案件质量把关以来,该地区反映案件审判质量的部分指标,如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瑕疵改发率、民商事案件调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审批制度取消以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有所凸显。可见,在目前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指导帮助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管的关系,将决定司法责任制能否顺利落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设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除“让审理者裁判”外,司法责任制另一核心内涵是“由裁判者负责”。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为此,中央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意见,就错案责任和免责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法检两家司法责任内涵范围不清晰、司法责任追责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责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实效果不尽理想。

四、如何面对内部反追责的压力。

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必须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中有关人员犯下的罪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案心切或客观上判断错误,造成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错误认定；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种情况一般要按照党纪政纪问责,后一种情况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种追责,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所以,在实践中,为了避免有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而掩盖被错判的案件,于是出现“追责与反追责”的纠结。由此可见,不少司法人员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为了掩饰错判、避免追责而拒绝纠正冤假错案,只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最终招致更严厉的责任追究。

司法责任制的难点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整体合力。认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高度关联性,对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序和进程进行科学统筹,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

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在积极开展入额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妥善处理好未入额人员的分流安置政策；职业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有力驱动,要在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保障的主体、方式和力度等进行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业绩考评制度和办法,明确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下司法人员的工作要求,实现评价机制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衔接。

二、有序放权、科学监督,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关键是要明确司法管理和监督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方式。坚持有序放权与监督管理相统一,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

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术,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建立适应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架设案件研习的“度量衡”。在放权的同时,加快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建立和完善类案检索和类案参考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筑牢法律统一适用的“防护墙”。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严格依法、规范程序,设计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追责的依据应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是构建我国司法责任追究机制最基本的形式,没有这一形式,追责机制必将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基础是区分违法办案责任和错案责任。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追责制度,完整的追责机制包括追责的依据、主体、事由、程序、种类及救济等内容；核心是设置明确科学的二元追责标准。追责标准应由当前唯结果论转向“不适当行为”为主、“结果过错”为辅的二元追责机制。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并非决定责任追究的唯一条件,这可以避免追责机制对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坏；关键是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重。在责任认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公开、程序正当原则,适当组织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责任认定,或直接由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有效解决司法责任内部追究的公信力问题,并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诉救济权利和名誉权利；必要是构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建立追责机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职业、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与追责机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鉴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域外国家对司法责任的追究主要体现在法官惩戒制度中。这种制度的重心在于对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规制,以人案分离、程序外制约为特色。我们可以从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对构建我国司法责任制构建的有益借鉴。

法官惩戒制度的核心是职业伦理道德。不同的职业以本行业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则,其职业伦理道德共有意识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照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模式可减轻决策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一个没有共同伦理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凝聚力且缺乏稳定的群体。应当明确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并不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理念,而是对司法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应用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并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准则。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义可以接受和应当禁止的行为,既向法官提供一个如何行为、处理自身事务的服务,又向公众提供一个他们应当知道的对法官行为的期望。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出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机构的专门性。对于司法官的惩戒机构在相关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部门才有权对出现问题的司法官进行调查和实施惩戒,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实施惩戒。比如:美国联邦和州都是由国会或议会负责实施法官弹劾制度；同时由司法机构或主要由司法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实施司法惩戒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有关对司法官追诉的审判,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之权限。在联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职权时违犯本基本法的原则或邦的宪法秩序时,联邦宪法法院经联邦议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裁决将其调职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况下,得为罢免之宣告。

二、审查标准的多元性。普遍设立了多元性的审查标准,意味着法官不仅要对其职务行为负责,更要对其职务外行为承担责任。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对惩戒行为的界定是宽泛的,只要其行为有损法官职业的威信,就有可能成为惩戒的对象。

三、惩戒程序的严格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均规定了保障被惩戒法官的四大原则,即无明文行为标准不受惩戒原则、秘密审理原则、听证原则、法官有上诉权或请求复审权原则。相应的,域外各国对于惩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严格细化的规定。

四、司法责任的独立性。法官的职业伦理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这避免了追究责任可能产生的竞合与混乱,也可以确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独立地作出裁判,并赋予其敢于担当的职业底气

『拾』 如何科学确定主审法官的权力和责任

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规范审判权力运行，是当前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主审法官责任制，可以改变现行的审判权力运行模式，是落实好“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一目标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主审法官责任制对于各个法院来说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其中涉及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讨论、解决。
主审法官的权力和责任
有责必有权，要做到权责统一，首先要向法官放好权。责任和权力是一体的，权力下放，有利于责任的明晰。而放权过程中，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审判权，将案件的审理、决定权力下放给主审法官，有利于增强法官的责任感、事业心，有利于调动法官的办案积极性，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主审法官的审判权，应该包括签发、审核文书，主持庭审，组织合议等权力。主审法官对于自己承办的案件，如果是独任审判的，由独任主审法官直接决定一般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直接签发文书；如果是采取合议庭形式审理的案件，经合议庭合议后，对一般案件，根据合议结果，也可由主审法官直接签发法律文书，而不需要院、庭长、审委会讨论、审批。
主审法官承办的案件，原则上要自行裁判，一般不得提交院、庭长、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法官独立审判，并不是说让“法官独裁”。有一些案件，如果没有有效的复核、把关程序，在处理上就容易出现偏差。需要提交院、庭长、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当符合以下两种情形之一：1.《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负责讨论重大或疑难的案件。因此，在审判委员会组织未进行改革的情况下，重大复杂或疑难、新类型案件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2. 案件经合议庭合议以后，虽然形成了多数意见，但是多数意见却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不统一，即主审法官的意见为少数意见。对于第一种情形，适合独任审判或者合议庭开庭审理的案件，对于第二种情形，适用于合议庭开庭审理的案件。在第二种情形中，因主审法官是经过严格的选任程序而从众多法官中选拔出来的“精英法官”，其业务水平、专业知识以及其他各方面能力必然要优于普通法官以及人民陪审员，所以主审法官的意见应当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能轻易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首先提交院、庭长讨论，由院、庭长对案件给予监督和指导，并且对院、庭长发表的意见要形成书面记录，以防止院、庭长过度干涉案件的处理。如果院、庭长讨论后，院、庭长认为根据案情，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一方面充分尊重了主审法官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好地保障案件质量，并实现了院、庭长对案件的事中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对主审法官的权利进行了制约。在决定案件确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后，主审法官必须事先写好审理报告，并对案件的事实、证据、法条的适用进行分析、说理，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最后再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