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松
A. 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现被双规），主要有哪些法学著作
他在任时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相关著作，基本都经过他吧
B. 最高院公布四起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共4个）
一、沙港公司诉开天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11日，松江法院作出（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275号民事判决，茸城公司应当向沙港公司支付货款以及相应利息损失。275号案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因未查实茸城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终结执行。茸城公司被注销后，沙港公司申请恢复执行，松江法院裁定恢复执行，并追加茸城公司股东开天公司及7名自然人股东为被执行人，并在各自出资不实范围内向沙港公司承担责任，扣划到开天公司和4个自然人股东款项共计696,505.68元（包括开天公司出资不足的45万元）。2012年7月18日，该院分别立案受理由开天公司提起的两个诉讼：（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436号案和（2012）松民三（民）初字第2084号案，开天公司要求茸城公司8个股东在各自出资不实范围内对茸城公司欠付开天公司借款万元以及相应利息、房屋租金以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两案判决生效后均进入执行程序。
2013年2月27日，沙港公司收到松江法院执行局送达的《被执行人茸城公司追加股东执行款分配方案表》。分配方案表将上述三案合并，确定执行款696,505.68元在先行发还三案诉讼费用后，余款再按31.825%同比例分配，今后继续执行到款项再行分配处理。沙港公司后向松江法院提交《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书》，认为开天公司不能就其因出资不到位而被扣划的款项参与分配，且对分配方案未将逾期付款双倍利息纳入执行标的不予认可开天公司对沙港公司上述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按原定方案分配。松江法院将此函告沙港公司，2013年4月27日，松江法院依法受理原告沙港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
另查明，上述三案裁判文书认定了茸城公司股东各自应缴注册资本金数额和实缴数额的情况。
（二）裁判结果
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是一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围绕相关执行分配方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针对开天公司出资不实而被法院扣划的45万元，开天公司能否以对公司也享有债权为由与沙港公司共同分配该部分执行款；二是执行标的是否应包括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公司法律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开天公司因出资不实而被扣划的45万元应首先补足茸城公司责任资产向作为公司外部的债权人原告沙港公司进行清偿。开天公司以其对茸城公司也享有债权要求参与其自身被扣划款项的分配，对公司外部债权人是不公平的，也与公司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则相悖。696,505.68元执行款中的45万元应先由原告受偿，余款再按比例进行分配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相关275号案、1436号案、2084号案民事判决书均判令如债务人未按指定期间履行金钱债务的，须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对原告沙港公司关于执行标的应包括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的主张，予以采纳。原被告双方均对各自主张的迟延履行期间双倍利息明确了计算方式，原告沙港公司对系争执行分配方案所提主张基本成立，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对执行分配方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出资不实股东因向公司外部债权人承担出资不实的股东责任并被扣划款项后，能否以其对于公司的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就上述款项进行分配。对此，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而美国历史上深石案所确立的衡平居次原则对本案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该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若允许出资不实的问题股东就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外部债权人处于同等受偿顺位，既会导致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也与公司法对于出资不实股东课以的法律责任相悖。故本案最终否定了出资不实股东进行同等顺位受偿的主张，社会效果较好，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也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二、张丰春与泰安市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二）裁判结果
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原、被告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应当根据原告的病情使用药物并按照正确的方法、手段为原告提供医疗服务。根据泰安东岳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以及民事判决书，足以认定原告张丰春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所用药物奥扎格雷钠为不合理用药。药物奥扎格雷钠适应症为治疗急性血栓性脑梗死和脑梗死所伴随的运动障碍。原告陈述其并未有急性血栓性脑梗死及相关病史，在被告出具的住院病案中现病史、既往史部分亦未发现原告患有或曾经患有上述病症的记载。因此，被告泰安市中心医院未根据原告的病情为原告提供合理、恰当的医疗服务，原告因被告在治疗过程中不合理用药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告予以赔偿。法院判决泰安市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张丰春经济损失共计7750.40元。被告已按判决履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医疗服务合同是调整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也加重了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在实践中确实存在部分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给患者开出价格较为昂贵或不必要的药物，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本案判令被告泰安市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因不合理用药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本案，提醒医疗机构在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秉承“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宗旨，本着必要、合理的原则，为患者提供恰当的治疗方案，加强与患者及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三、赵春连申请执行张宇昊机动车交通事故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31日21时41分李福胜驾驶三轮车（后乘申请人赵春连）与被执行人张宇昊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事故造成赵春连脑外伤精神分裂，一级伤残，丧失诉讼能力，经交管部门鉴定，张宇昊负事故全部责任。2011年3月，赵春连之夫李福胜代其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宇昊赔付赵春连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等共计129万余元。判决作出后，张宇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定张宇昊分期给付赵春连各项赔偿款共计90万元。张宇昊于调解书作出当日给付赵春连20万元，其后对剩余赔偿款便不再按调解书继续给付。故李福胜代赵春连于2012年7月23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及时发出执行通知并多次传唤被执行人张宇昊，张宇昊拒不露面、隐匿行踪，承办法官多次到被执行人住所地查找张宇昊，亦未发现其下落。张宇昊名下的肇事车辆被依法查封档案，但无法查找到该车，其名下七个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或只有几十元钱，名下也无房产登记信息，案件未能取得实际进展。该案申请执行人赵春连丧失劳动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行为致使申请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为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加大了对被执行人张宇昊财产线索的查找力度，承办法官先后到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查询张宇昊的保险理赔金支取情况和资金往来状况，发现张宇昊在二审调解后申请执行前将保险公司赔付的1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理赔金领取但未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同时，发现其银行账户虽无存款但之前每月有5000余元的流水记录。查明上述情况后，承办法官立即与被执行人张宇昊的父亲取得联系，要求张宇昊尽快履行义务，张宇昊父亲声称张宇昊不在北京且其无能力履行，张宇昊本人则仍旧拒不露面。鉴于张宇昊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上述行为，依据法律有关规定，2014年10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立案侦查。
（二）执行结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执行人张宇昊拒不露面，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将案件证据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张宇昊主动交纳10万元案款，其被刑事拘留后，张宇昊亲属将剩余60万元执行款交到法院，该案得以顺利执结。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张宇昊移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5年2月4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张宇昊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被执行人拒不执行而将其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标的额较大，所以在考虑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调解书确定被告张宇昊分期履行。但被告张宇昊在调解书生效后并没有积极的履行义务，无视法院判决，蔑视司法权威。申请执行人赵春连申请执行后，被执行人张宇昊又故意隐匿行踪，转移财产规避执行，主观恶意明显，并导致申请执行人因事故造成的损害进一步扩大，使其家庭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顿。在法官掌握被告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证据后再次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并告知其如果继续规避执行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被执行人依旧拒不露面，抗拒法院执行，无视司法权威。鉴于被执行人的上述行为，承办法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其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证据和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在刑事处罚的威慑下，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其实际具有履行能力，被执行人张宇昊必将因其损害司法权威，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该案通过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捍卫了法律和司法的尊严，警示和威慑了所有意图拒不履行义务，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
四、潘文才申请执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潘文财依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被执行人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以下简称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给付货款、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共计115万余元。执行法院通过相关查询、现场勘查，发现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全部债务。
（二）执行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查明：被执行人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系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法人，其系被执行人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的开办单位，其所设立的分支机构在不能对外清偿债务时，企业法人应对其设立的分支机构对外承担清偿责任。故依法裁定：追加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随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执行措施，将本案执结。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个人与分公司之间产生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分公司无力还款，总公司承担责任的执行案件。在追加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扶建设公司）为被执行人后，该企业懈怠履行债务，逃避执行，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对中扶建设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执行措施。其中，采用具有执行联动效应的失信被执行人制度，将中扶建设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向全社会公布。同时，对中扶建设公司限制高消费，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法定代表人庄清良限制高消费、罚款，以进行惩戒。中扶建设公司因企业纳入失信名单而不能开展招投标业务，法人代表庄清良个人受到处罚等原因，该公司主动与申请人潘文财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按约履行了相关债务。
在本案执行中，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通过依法追加被执行人，维护了申请人的权益。执行法官在执行中采用多种执行措施，运用相关联动机制，对被执行人及法定代表人进行威慑，促成其积极履行债务。同时，有关企业可以从本案中认识到总公司的法律责任，以及涉及的法律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规范相关企业的行为。
C. 中国最高法院，最高大的法官是谁 落马的有哪些 给资料 谢谢
黄松有，男，1957年12月出生，汉族，广东汕头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法学博士。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在广东省高级法院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经济庭副庭长、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1997年3月起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市政法委副书记。1999年6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庭庭长。2002年12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兼任全国青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
2008年10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D.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 沈德咏，男，1954年2月出生，汉族，江西九江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专
○ 张军，男，1956年10月出生，汉属族，山东博兴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 万鄂湘，男，1956年5月出生，汉族，湖北公安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黄松有，男，1957年12月出生，汉族，广东汕头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江必新，男，汉族，1956年9月生，湖北省枝江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004年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
○ 苏泽林，男，1951年7月出生，汉族，四川资阳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奚晓明，男，1954年6月出生，汉族，江苏常州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
○ 熊选国，男，1964年12月出生，汉族，湖南常德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E.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如何解释
您好，您可以详细描述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封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该条规定的出台对人民法院执行此类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该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查封规定》答记者问中讲到“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广泛使用的极为重要的执行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许多条文涉及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但是，执行工作是一项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司法活动，执行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非常复杂，由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条文较为原则，不够详细、具体，加之对一些问题未作规定，许多情况下无法可依，导致执行实践中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时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和失范，影响了部分案件的执行。为了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维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在广泛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专家学者及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查封规定》。
《查封规定》出台的目的是规范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维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1）、规范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如前所述，法院一般采取上述两种方式，这是认识问题。但有极少数法院因“地方保护主义”或某些法官为了私利而出现“同一法院处理相同案件适用不同措施”的现象。《查封规定》的出台对于规范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起到有法可依的作用。
（2）、维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是《查封规定》出台的根本目的，“规范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是从外部行为对人民法院执行案件进行约束和指引，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是为了维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是为了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查封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内涵
《查封规定》第十七条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该条规定分两个部分，前部分是对有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后部分是对没有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以下分别分析。
1、对有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
前面一部分虽然没有特别指出是对有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但我们从后部分的规定不难看出前部分是对有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该部分的规定是对其类财产交易行为的一般规定，因为
（1）、我国对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所采取的立场并非统一规定，但有关法律、法规实际上采登记要件主义立场。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等等。既然这些法律、法规对相应的财产规定需登记过户，人们就应该遵守这些规定，在交易这类财产时就应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使这类财产的登记名和权利人相同。需登记即需公示的财产就恢复到：“一般情况下足以证明出让人有处分权，所以，按照这种法定公示方式转让的，就要产生公信力，善意受让人出于对公示的信赖，当然应当取得相应的权利。否则，连法定方式都无法保证出让人确有处分权，交换失去了最起码的法律保障，人们便不敢安心地进行交换，社会经济也就无法正常发展。”这种依法办事的状态。
这部分规定也是我国法治的需要，法律既然要求这类财产的转让需登记过户，个人和单位就应该依法登记过户，在商品交易中交易主体都形成这种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我国法治的建设意义都极大。
（2）、这部分规定在客观方面包括了后部分规定的全部情况
这部分包括“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两种情况，而后部分只有在“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这一种情况。
既然是对这类财产交易行为的一般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首选的措施是能采取强制措施，除非该第三人能证明是无过错的第三人的那种情况。
2、对无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
后面一部分是对无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该部分对无过错的第三人规定的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非常苛刻。首先，第三人必须是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前就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其次，第三人必须是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前就已经实际占有该财产；再次，第三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必须没有过错。完全符合这三点，人民法院才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这体现了我国对保护这类第三人利益的“从严”的态度。这部分如此严格的规定，却又规定了，理由是：
（1）、我国是法治国家，交易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如果不依法办事就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应该从严。
（2）、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该规定的存在又有必要性。首先，由于我国目前的登记制度较为混乱和不规范，登记的程序和审查制度也尚待改进，并且，无论现代登记制度多么独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故登记中的错漏在所难免；其次，社会现象非常复杂，有些被执行人有意或利用我国目前的登记制度的缺陷、或有意为无过错第三人登记过户制造障碍，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不登记过户。为了保护无过错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我们应该给这种无过错的第三人一个救济的途径。即虽严但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还应给这种无过错的第三人救济机会。
需说明的是，无过错第三人不等于“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它们的区别有：
首先，“善意取得”的第三人是根据动产和不动产来定义的，而无过错第三人是根据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来定义的；其次，“善意取得”是一种取得财产的制度，而无过错第三人是只在我国人民法院施行的强制措施中才出现的一种处理方法。再次，“善意取得”取得的财产本身是无处分权人的财产，无过错第三人占有的财产是被执行人交易时具有处分权的财产。第四，“善意取得”要求在取得财产时善意，无过错第三人不但在占有时善意无过错，而且在登记过户时要求及时、勤勉、无过错，单有善意不行。
它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如，都是善意的，都因此可能取得财产权利等。
三、实践中适用该条的方法
1、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都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1）、交易价款未全部支付的；
（2）、未占有该财产的：
（3）、非善意占有该财产的：
（4）、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有过错的。
2、举证责任的分配
无过错第三人不但要证明自己交付了全部价款、实际已占有了该财产，而且还需证明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本人无过错。这是对自己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而应付出的代价。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F. 最高院的副院长由谁罢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但副院长，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内经选任后，由院长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权对副院长罢免。
G. 法院判决是否正确
（1）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行政不作为）。
（2）化工厂以无独立诉讼请求第三人身份参加，因为此案对其有切身利益。
（3）我认为法院判罚不准确。此案是涉及行政机关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诉讼。不涉及到民事赔偿。民事赔偿应当另行起诉。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与适用
--------------------------------------------------------------------------------
发表日期：2007年11月7日 出处：中国农经信息网 作者：湖南莽源律师事务所 韩律师 本页面已被访问 608 次
目前，司法实践中因出嫁妇女、户口在农村的退休人员，要求所在地或原户口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征地补偿费的诉讼越来越多，而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对必须涉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无法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审判工作中，因为有法官的不同理解，出现不同适用标准和裁判结果。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司法实践活动中“发现出嫁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正确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各相关部门要求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呼声非常强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碍于司法解释权和立法权限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已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或者相关规定。但人民法院对进入诉讼程序的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不能等到相关立法解释公布后，才对此类案件进行裁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征地补偿费纠纷案件的审判，应当首先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后，此类案件的审判反而因不同理解，出现适用不同标准的裁判，导致司法依据的混乱。作者认为，就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而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就如何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法律法规规定虽不是特别明确具体的，但法律规定的精神是清楚明白的，关键在法官如何认识和把握。作者现就自己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具体认识和作法，提供司法同仁以参考、批评指正。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户口所在地认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出现的新名词。成员资格，从法理学的角度认识，本质为权利，是自然人或法人去行动的资格、占有的资格或享受的资格。“一个人只有被赋予某种资格，具有权利主体的身份，才能够向别人提出作为与不作为的主张，也才有法律能力或权力不受他人干预地从事某种活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P8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是关于中国公民法律资格的规定。中国的历史习惯把户口所在地当成公民资格认定的依据。一般人讲，我是某村人，指的是自己的户口在该村，即便户口不在该村，也是原来户口在该村，现在已从该村走出来。审判实践中，许多法官也以此类推，凡户籍在农村中的人，就是该村村民或居民组居民，理由是，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就是农村村民或居民组居民。这是我国目前法律上确认农村人口的唯一标准。村民比农民的称呼更接近成员资格，村民是户口在该村的居住民；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职业称呼。居民不过是村内集体经济组织中原生产小队改为居民组后的变称。居民一是指户口在该村，或户口虽然不在该村，但现在居住在该村，或原来是该村人，因退休等其他原因又回到该村居住的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法没有明确提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选民资格”认定问题，但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具体选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根据这一授权，各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选民一般在户籍所在的村进行登记。”《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凡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村民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北京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一般在户口所在地的村进行选民登记。现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要求在居住地参加选举的，经居住地所在村的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可以进行选民登记，但不得在户口所在地重复登记。”《河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九条规定：“ 村民选举委员会负责审查选民资格，对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户籍在本村的村民应当在选举日前进行选民登记。”以上规定证明，以户口所在村来认定农村居民成员资格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就涉及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纠纷而言，居民组成员资格认定是前提条件，而户口所在地又是能够说明该居民是应当分得土地补偿费的合法的主体。《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第三十条 “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的规定也是证明。否则，不以户口所在村确认农村居民资格，所有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民会议或居民组会议形式出让被国家征用的土地，并获得土地补偿费和该村（组）居民分配土地补偿费的决定均无法律根据。
二、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参加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户口在农村的居民均有权在所居住的本村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全国各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都规定，选民资格以一般户口所在地进行认定和登记，这是集体经济组织是成员权中最重要的权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 “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目前，我国农村中已经有不少原户籍在本村，但已经在外地落户的从商成功人员，被原籍请回，或从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退休回原籍居住的，被农民认为是“能人”的人，被推选为村长或支部书记，他们正带领着广大农民奔向小康，也有不少参加工作时间长的老工人按照国家政策与子女办理了顶替手续，享受着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待遇，户口落在原籍，继续承包其子女原耕种的土地。他们都全部参加了所在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户口不在所居住的农村，也同样以相关法规规定，在生活居住地以与当地村民一样的身份，参与村事务管理、选举等政治活动的实例。《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结婚后在配偶户籍所在的村居住但户口未迁入，本人要求在居住的村参加选举的，经户籍所在的村出具选民资格证明和未在所在村进行选民登记的证明，并经配偶户籍所在村的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应当予以登记。”可见，以非户口所在村的村民资格领取选民证，参与民主选举，也是符合规定的，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政治权利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实际居住情况而定。《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任何村民不得在2个或2个以上的村重复登记。说明一个人不得同时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选举权或被选举权。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以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与被选举的是普遍现象，以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与选举的是少数并不多见，但法规的规定，至少说明农村居民可以选择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区域。
三、 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是参与土地征用费补偿分配权的唯一标准
以户口所在村或长时间居住在农村的居民，都可以本村村民资格参与所在村的相关村务管理活动，甚至可以当选为所居住村的村干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村民一定享有本村村民享有的一切经济权利，如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权。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对于从事司法审判的法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充分说明居民户口所在村或不在所在村，该居民不一定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权，作者就司法实践的实例进行合法性证明。
案例一：原告张某诉称，本人原在娘家居住。1996年结婚后，于2003年将户口迁入现住村第四居民组。被告第四组近两年部分土地被征用，该组居民全额分得土地补偿款21000元，该组居民会议讨论因原告在本组没有承包地，只决定分给原告一半征地款，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合法权利，请求判令被告如诉。一审认为，原告在其娘家的承包地仍由其耕种。婚后虽将其户口迁入被告处，但其土地不在被告处，该不具有被告处居民组成员资格，居民组已分给原告土地补偿款的一半，现原告以户口在被告处为由，请求分得另一半土地补偿款，理据不足，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张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认为，土地征用补偿款是按照村民户口所在地来确定，还是按照土地使用权所在地来确定，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着“依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公平”的司法原则和裁判适用法律问题的基本要求，应当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认识本案争执焦点：一、村民资格是村民享受和行使政治权利的前提。如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其参与户口所在地选举事项的选民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以村民资格，在被上诉人第四居民组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行使政治权利。这是基于《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产生的法定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可。二、村民依法取得参与所在居民组的政治社会生活权利，是否同时必然取得相应的经济权利，是本案涉及的主要焦点。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作为原住所地的村民，在其娘家分有土地。而且，根据中央“三十年不变”的规定，于出嫁后，仍然保留了对原住地土地的使用、经营和收益权。三、从以上两个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上诉人在原住所地和出嫁后新迁入的户籍地，享有继续经营原住所地土地和参与户口新迁入地政治生活两个合法权利。人民法院对此应当认定，并依法提供司法保障。村民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可分离性，与保障村民特别是出嫁女合法的经济权利，是此类民事纠纷案件的基本特征，也是使裁判公正合法的一项原则。本院同时认为，土地征用款的分配权，是指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法取得的特定权利。上诉人虽经第四居民组讨论决定，分得了部分土地款，是居民组集体对其财产权利的处分，他人无权干涉。上诉人的土地仍然在其原住所地，未被征用，不能在现在的户口所在地取得土地征用款的分配权。如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则使得上诉人在其原住所地和户口迁入地两处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违反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论男女老幼政治经济权利一律平等享有的原则。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卫萍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论理讲法不足，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原告卫某诉称，原告家庭于1994年承包了被告第二居民组的土地8.7亩，原告于2000年出嫁，但承包地未变，也按规定承担农业税费。2004年4月，被告租用了原告家部分土地1.6亩。6月18日，该地随本组其他部分土地被国家征用，每个居民组成员分配土地补偿款6600元，没有给原告分配，请求判如所诉。一审法院认为，土地补偿费是为了弥补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损失，应当属于土地所有人所有。被告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有权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补偿款。原告虽未迁出其在被告居民组的农业户口，但已在2000年出嫁，其上交的各种税费，是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承担的义务，并不能说明其具有被告居民组的成员资格。关于包括出嫁女是否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在目前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作出的分配方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卫某上诉后，二审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是否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权，是本案争执的一个焦点。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司法公正、公平、合理，是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 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诉人的居民组成员资格是其取得征地补偿费的前提条件，对此，《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就是保障结婚妇女原有土地份额不变，在其土地被征用后，取得土地补偿费的法律依据。上诉人未嫁时，就是居民组成员，是家庭承包人之一，经营土地是其重要生活来源。现虽然出嫁外村，但其户口未迁，其原有的居民组成员资格未变，原有的承包土地仍由其耕种，同时，又未在新嫁入地取得承包地，原有承包地仍是其主要生活来源。被上诉人以居民组民主议定程序做出“已出嫁女、已故人员不参加此次分钱”的决定是错误的，剥夺了上诉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出嫁女婚姻关系的建立，并不产生失去居民组成员资格的法律后果，正如涉外婚姻并不产生当事人失去中国公民资格一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条规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被上诉人居民组集体决定分配土地补偿费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与法相悖。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不仅要对居民组“决定”的形式进行程序合法性审查，更要对其“决定”的内容进行实体合法性审查，被上诉人所做的“决定”，是“以多数人通过的合法形式”，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违反了国家法律，是对国家特别保护的妇女的相关权利的侵害，不应当支持，应予撤销。又，本案涉及到的居民组成员资格认定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仅以户口的迁入或迁出认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冲突。居民组成员资格或成员权利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可以分离，分别两地行使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困扰的最佳选择，它符合司法公正、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二审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土地补偿款6600元。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可以在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内分别行使，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困扰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当以其户籍所在地来确认，这样有助于行政管理和相对稳定农村人口，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建设。但法律同时有规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政治权利可以选择其户口所在地行使，也可以有条件地选择由居住时间较长的非户口所在地行使。成员的经济权利，一般意义上讲，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土地的承包权，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保护。这种经济性的权利不是以“人的流动”为前提，恰是以“权利依附于不动产的土地”而有条件的变动。这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存条件的基本保障，尤其对出嫁妇女、入赘男子在新居住地没有取得土地，而原籍原承包土地没有收回时，任何组织都不得以“民主议定程序”来剥夺该居民应当享有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权。在我国现实中，土地是农村居民赖以为生的主要经济来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行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经营方式制度后，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广大农村居民不得不面对失去耕种土地的危险，他们为此而忧心忡忡。征地补偿费的分配直接决定了居民生活质量和今后生存状况，所以，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纠纷也随之不断发生，当事人希望通过司法审判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作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解释部分，至少是叙述不完整，或逻辑不周密，极易产生不同理解，之一：决定分配方案时，当事人的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具备成员资格；之二：决定分配方案时，当事人户口虽不在该村，但已经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活了一定时间，甚至还参与了选举这样的重大政治活动，具备成员资格；之三：决定分配方案时，当事人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还承包了土地，具备成员资格；之四：决定分配方案时，当事人户口未迁入本村，但已经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某个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员，具备成员资格。甚至还有以出嫁女虽不迁出户口，但已经在其夫所在村居住多年，也享受选民权利，所以，失去成员资格的认定，或以此规定不清，不支持出嫁女诉讼请求的判决。对此，如果从整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不难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有关征地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对当事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般应当以其户口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然后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维护妇女土地权利的规定，进行公平、公正、合理处理，不管当事人“流动”到何处，人民法院都要保证其承包土地的“不动产物权”不受到侵害。起诉时主张权利的依据不一定完全是户口登记，更要有土地承包合同来证明其是合法的权利主张人。这也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证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国家实行农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而使得该成员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户口与实际居住地暂时分离。当然，不能以户口作为认定成员资格的唯一标准，使妇女从“流动”中获取“两份”经济权益，这也不是体现对妇女权利的特别保护。
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实现农村社会普遍正义，保护农村成员权益，彰显法律功能。人民法官作为司法活动的直接参与实践者，正确理解立法精神和司法审判目的，对于正确行使审判权，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制定法律，由于缺乏具体的对象，无论如何精细，始终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活动；司法则是一项弥补法律缺陷的综合性艺术。法官是将个别化的生动的案件事实与普遍化的呆板的法律结合，赋予了法律以生命，彰显其人性化活力的艺术家。在此，作者衷心希望广大法官能够尽其所能，适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的司法活动，体现司法为民的崇高目标。
H.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如何解释
关键点在“第三人对此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如果无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不动产的物权是登记制，没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就还是被执行人的财产，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就是第三人的财产，第三人必须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8)最高法院松扩展阅读
一、对无过错的第三人的规定。
1、首先，第三人必须是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前就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
2、其次，第三人必须是在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前就已经实际占有该财产；
3、再次，第三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必须没有过错。完全符合这三点，人民法院才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二、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都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1、交易价款未全部支付的；
2、未占有该财产的：
3、非善意占有该财产的：
4、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有过错的。
三、民事诉讼中冻结期限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四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续封、续冻、续扣的期限可以保持不变。
I. 最高人民法院的历任院长分别是谁
1、沈钧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3、谢觉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杨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江华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江华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郑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郑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郑庭祥，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肖扬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1、肖扬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2、王胜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胜俊，男，汉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周强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14、周强 （2018年3月—今）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