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杀妻案

A. 从“辛普森杀妻案”看美国刑事诉讼原则

被誉为“世纪大审判”的刑事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在耗时四百多天后，以辛普森无罪释放而告终。我们不妨从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中解读一下美国的刑事诉讼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是美国宪法的核心规则之一。这起案件的审判是在公平与正义的合法程序下进行的。首先是法官的选择，结合美国的实际及案件的情况，法官不能带有种族主义偏见，且要具有高标准的法律职业素养与道德。因此最终确认为日裔美籍的伊藤法官。其次是控辩双方的对抗，在诉讼过程中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所有正当权利。控方代表国家指控犯罪嫌疑人，而当事人辛普森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聘请了“梦幻律师团”为自己申辩。再者，在审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都是平等的，都可为本案提供证人证据，对对方提出反对与质疑。

陪审团制度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陪审团的选定慎重复杂，由法官主持随机抽取，对被抽取人员进行调查、访谈、筛选，经控辩双方律师同意，最终确定陪审团名单。在本起案件中，历时九个月的审理期间，陪审团与外界隔离。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被媒体等外界消息与舆论干扰，从而影响判断。他们在审判期间，也不得相互交流，根据自己最直观的判断，作出符合法律规定与伦理道德的裁判。陪审团具有最终裁决权，这是对法官权力的一种约束，避免法官的一人裁决，保证程序公正与公民的自由与民主。当然，陪审团制度也有一定的缺陷，陪审团毕竟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自身的法律知识不够或者受各种因素影响，会导致他们在作出裁决时出现偏颇。但陪审团制度能够限制法官的公权，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裁决权交给公民，也正是维护法律权威，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一大表现。

刑事案件采用的定罪标准是“超越合理怀疑”原则。 控方一定要提出确凿的证据，才能判决对方有罪，坚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只要陪审团对检方提供证据存在合理真实的怀疑，依旧裁决嫌疑人无罪。控方提供的证据，最终都被一一推翻，不管是鞋印、利器、血手套、血液、毛发等物证，还是出租车司机与警官的证词，都疑点重重，最终辛普森被判决无罪。根据美国的法律，更注重公民的权利的保障，对公职人员权力的限制更加严厉，不允许一丝的越权行为。

另外还有“一罪不二判”原则。即公民不会陷入“两次困境”，防止陪审团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执法人员不甘心，重新起诉。这也是对公职权力的一种限制。

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得认为任何人犯罪，而且在诉讼过程中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所有正当权利。“辛普森杀妻案”中遵循法律原则，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正义。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尽管两国的法律条文等不一，但在执法与司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保证其中的过程合法合规，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有很多充分考虑的细节，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与保证人权，在为确认其犯罪的情况下，应该给予他们人权上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吸收借鉴的一个方面。

B. 知情人首度披露杭州杀妻案细节，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知情人首度披露杭州杀妻案细节，哪些信息值得关注？杭州杀妻案也终于有了结果和结局。这件事情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让大家都觉得人神共愤，怒不可言，就连与本案毫不相关的旁观者们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对这位杀人犯的所作所为十分地愤慨。大家也都十分地同情受害人来某某的不幸遭遇。因为他的作案情节和性质也都十分的恶劣，手段也都是十分残忍，让人怒不可言。以下是一些关于这件杀妻案件的具体细节。

细节信息三：法院最洞伍羡后还是判决许国利以死刑。因为他杀人细节和动机主观恶意太强。作案手段也是十分残忍。最后造成的社会影响还是十分恶劣。引起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所以不判他死刑真的是难平众怒。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审时再次确认判决死刑的决定。最后许国利案件最后将会以其被判处死刑而结束。

C. 杭州杀妻案一审宣判，宣判的结果如何

杭州杀妻案曾经是轰动了全国的一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非常的扑朔迷离，所以警方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不过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这个案件的杀人凶手被找到了，而这名凶手恰恰就是被杀死的妻子的丈夫。很多的人看到这个结果都表示非常的震惊，觉得这个丈夫非常丧心病狂，竟然能够将自己的妻子如此残忍地伤害。这个案件在2021年7月份一审结果已经正式宣判了。那么关于杭州杀妻案一审宣判，宣判的结果如何？以前是我的看法：

三、希望大家结婚需谨慎

当这起杀妻案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这名妻子的丈夫残忍的杀害了这名妻子。所以看到丈夫如此的残忍，很多的人都心有余悸。这件事情也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我们在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否则的话，自己可能就会遭受无妄之灾。

关于杭州杀妻案一审宣判，宣判的结果如何？以上是我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欢迎留言交流。

D. 佘祥林杀妻案暴露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哪些问题

佘祥林，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原治安巡逻队员，因涉嫌杀死妻子而被刑事拘留。1994年和1995年两次被宣告“死刑”，后因证据不足，1998年6月15日，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然而2005年3月，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张在玉突然现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佘祥林案件内幕逐渐被揭示，令人震惊之余，也使人警醒。 就佘祥林案中刑事诉讼法适用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1、刑事诉讼法适用机制的缺陷。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过于强调权力之间的“合作”。而对法院独立居中裁判的职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下的二级分权中的独立审判的原则。法院的整体独立固然有利于法院成为一个整体来抵御外部的不当干扰，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司法独立的本质在于法官的个体独立，如果法官缺乏对于案件审理的自主权，那么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直接、言词原则就形同无物；“审案的不判，判案的不审”这样的怪现象仍然会普遍存在；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来自法院内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还会披着合法的外衣。

2、刑事诉讼法适用的证据规范疏漏。完善的证据规则对于引导司法人员调查、收集、审查、判断、认定案件事实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虽然专章规定了证据制度，但是证据规则规定粗疏，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有效地避免司法人员在审判判断证据时的武断与片面。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口供，法官在认定时存在着困难，如对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由谁来承担、非法手段的具体范围等问题法律都未予以明确界定。在此立法背景之下，尤其是近年来在“命案必破”的要求下，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来获得口供不失为一条捷径，尽管也存在着被追究其刑讯逼供行为的风险，但是被告人对于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着举证困难的问题，因此，非法口供往往能被法庭采纳成为定罪的根据。对于法官而言，我国的证据规则并未对法官的事实认定设置一定之规，虽有利于法官自由裁量，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由于法官取舍证据过于自由，导致对部分案件事实的认定极不合理。加之我国判决不必说理，法官的心证无需公开，这样必然导致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的论证过程往往不够严谨。

3、刑事诉讼法适用主体的构成人员素质偏低 。刑事诉讼法的适用主体是保证刑事诉讼法能够准确适用的最关键因素，主要包括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相对于检察官而言，我国法官与警察的职业现状问题突出，更令人忧心。目前，我国的法官在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2004年，全国法院有461人因违法违纪行为被查处，如肖扬所言，我国法官队伍缺乏的是现代精英法官阶层所应有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法官个体司法能力存在的不足，使得案件审理的效率与质量都难以获得充分保障，其抵御外部不当干扰，独立审判案件的能力也会相应受到限制。

4、刑事诉讼法适用理念的误区 。就佘祥林案的成因而言，既可归咎于刑事诉讼制度层面的缺失，然而，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法适用理念上的误区也不容忽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程序虚无主义”与“有罪推定”的思想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

E. 辛普森杀妻案的案件疑点

检方呈庭的重要证据之一是血迹化验和DNA检验结果。刑事专家一致同意，血迹化验和DNA检验的结果不会撒谎，但是，如果血迹受到污染、不当处理、草率采集或有人故意栽赃，那么它的可信度则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这些毛病全都存在。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疑点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凶杀现场两处发现辛普森的血迹；现场提取的毛发与辛普森的头发相同；警方在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发现的血手套是同一副，两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在辛普森住宅门前小道、二楼卧室的袜子和白色野马车中都发现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迹。这样，检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辛普森涉嫌杀人似乎已是无法抵赖的事实。
但是，辩方阵营认为这些“血证”疑点极多，破绽百出。首先，袜子上的血迹非常奇怪。辩方专家指出，这只袜子两边的血迹竟然完全相同。根据常识，假如袜子当时被穿在脚上，那么袜子左边外侧的血迹绝不可能先浸透到左边内侧，然后再穿过脚踝浸透到右边内侧。只有当血迹从袜子左边直接浸透到右边时，两边的血迹才会一模一样。换言之，血迹很有可能是被人涂抹上去的。在庭审时，检方出示了几张发现血袜子的现场照片，可是照片上的时间顺序却自相矛盾。案发之日下午4点13分拍照的现场照片上没有这只血袜子，可是4点35分拍的照片却出现了血袜子。那么，血袜子究竟是原来就在地毯上？还是后来被警方移放到地毯上？对此问题，警方的答复颠三倒四，前后矛盾。另外，辩方专家在检验袜子上的血迹时发现其中含有浓度很高的螯合剂（EDTA），辩方律师提醒陪审团，案发之日，警方在抽取辛普森的血样之后在血样中添加了这种螯合剂。
其次，从现场勘查报告看，身高体壮的戈德曼曾与凶犯展开了一场血战，他的随身物品——一串钥匙、一个信封、一张纸片以及一个呼叫机——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这说明打斗的范围很大，搏斗很激烈。戈德曼的牛仔裤上有血迹向下流的形状，说明他不是在极短时间内死亡，而是在负伤之后仍然挺身而斗，拼死抵抗。他被刺中了30余刀，最后因颈部静脉断裂和胸腹腔大出血致死。据此推断，凶犯浑身上下肯定也沾满了血迹。可是，为什么在白色野马车上只发现了微量血迹？更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凶手下车后，却在围墙前门车道和从前门通往住宅大门的小道上留下了很多明显血迹？还有，假设辛普森穿着血衣血鞋沿前门小道进入住宅大门，又穿着血袜子走上二楼卧室，为什么在门把、灯光开关和整个住宅内的白色地毯上没发现任何血迹？
再次，根据血迹检验报告，在现场两处地方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一处在从被害人尸体通向公寓后院的小道上，警方发现了五滴被告血迹，大小均匀，外形完整。但辩方认为，假设辛普森在搏斗中被刺伤，按常理，应该在起初大量流血，过一会儿血量才会逐渐减少，所以，血滴绝对不可能大小均匀。另外，血滴应是在搏斗或走动中被甩落，以撞击状态落地，因此，血滴的外形不可能完整。另一处，是在公寓后院围墙的门上警方发现了三道血痕。可是，检方专家在检验这些血痕时再次发现了浓度很高的螯合剂（EDTA）。
最后，辩方专家指控，洛杉矶市警署刑事实验室设备简陋，管理混乱，检验人员缺乏训练，没有按照正常程序采集现场血迹。由于证据样本处理不当，所以检验结果令人生疑。比如，按照正常程序，在采集血迹样本进行DNA分析时应当先用棉花沾起血迹样本，待自然风干之后才能放入证据袋中，可是，警方检验人员在血迹尚未风干时就已将样本放入证据袋。据此，辩方律师舍克毫不客气地表示：警署的刑事化验室简直就是个“污染的粪坑”。 检方呈庭的重要证据之二，是福尔曼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后面搜获的黑色血手套。可是,这只血手套同样疑云密布。
首先，根据福尔曼的证词，当他发现血手套时其外表的血迹是湿的。辩方专家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凶案大约发生在1994年6月12日深夜10点半左右，而福尔曼发现手套的时间是1994年6月13日早晨6点10分，时间跨度在7个小时以上。辩方用模拟实验向陪审团演示，在案发之夜那种晴转多云和室外温度为摄氏20度的气象条件下，事隔7小时后手套上沾染的血迹肯定已经干了。那么，福尔曼为何一口咬定是湿的呢？辩方提供的解释是：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福尔曼来到凶杀案现场后，悄悄地把血迹未干的手套放入了随身携带的警用证据保护袋之中，然后，他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入辛普森住宅，趁人不备伪造证据，这样，尽管时间跨度很长，但血迹仍然是湿的。
其次，假设辛普森是杀人凶犯，当他满身血迹、惊惶失措地从杀人现场逃窜回家，把凶器和血衣藏匿得无影无踪之后，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单独溜到客房后面藏匿血手套。另外，辛普森对自己住宅的旁门后院、地形道路了如指掌，按常理，他不太可能撞在空调上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并且在遗失血手套之后不闻不问。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撞在空调上并丢失手套的主儿显然是一个对住宅内地形和道路不太熟悉的人。另外，如果凶犯在黑暗中慌不择路，瞎摸乱撞，丢三落四，为什么在血手套现场没发现其它血迹以及可疑的脚印和痕迹？
再次，虽然在警方在凶案现场和辛普森住宅搜获了一左一右两只手套，并且在手套上发现了两位被害人和辛普森的血迹，但是，这两只手套的外表没有任何破裂或刀痕，在手套里面也没发现辛普森的血迹。这说明，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血手套和凶杀案很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最后，为了证实辛普森是凶手，检方决定让他在陪审团面前试戴那只沾有血迹的手套。在法庭上，辛普森先带上了为预防污损而准备的超薄型橡胶手套，然后试图戴上血手套。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辛普森折腾了很久却很难将手套戴上。辩方立刻指出这只手套太小，根本不可能属于辛普森。检方请出手套专家作证，声称手套沾到血迹后可能会收缩一些。但辩方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经过预缩处理的高级皮手套，沾血后不会收缩。控辩双方各执一辞，争论不休，但是，在一些陪审员眼中这只血手套的确有点儿太小了。 辛普森案审判期间，最令辩方阵营生疑的人物是检方的“明星”证人福尔曼警官。案发之夜这位警官并不当差，既然如此，他为何不辞辛苦深更半夜赶到现场？为何自告奋勇带队前往辛普森住宅？更令人疑惑的是，为何白色野马车上的血迹、客房后的血手套、二楼卧室的血袜子等重要证据凑巧都被他一人单独发现？他究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超级警探，还是一个劣迹累累的警方败类？
在此背景下，福尔曼自然成为辩方律师调查和盘诘的重点对象。为此，辩方特意设立了一个免费举报热线电话，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线索。结果，辩方了解到，这位警官曾有过很多极为恶劣的种族歧视言论。比如，根据一位名叫拜尔（Kathleen Bell）的证人举报，在1985到1986年期间福尔曼曾扬言，如果他在街上发现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同在一车，他就拉响警笛，勒令停车。假如没有勒令停车的理由，他也会凭空捏造。他甚至狂言：希望看到所有“黑鬼”聚成一堆，一把火烧死或用炸弹炸死。还有一位证人举报，福尔曼崇拜希特勒，他收藏了大量的纳粹德国党卫军的军功章。
但是，福尔曼本人坚决否认火烧“黑鬼”的指控。于是，辩方阵营请求伊藤法官下令，要求允许律师盘诘福尔曼，质问他在过去10年中是否使用过“黑鬼”这种侮辱性词汇。辩方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彻底诋毁福尔曼的证人资格。辛普森案后，各界人士口诛笔伐，对辩方这种打“种族牌”的诉讼策略嗤之以鼻、痛加抨击。值得一提的是，在争议性极大的“种族牌”问题上，“看热闹”的外行人士纷纷指责辩方律师，“看门道”的内行专家则怪罪主审法官。
可能有人会纳闷，福尔曼在过去10年之中是否说过“黑鬼”一词与辛普森是否涉嫌杀人究竟有何关系？按常理，即使福尔曼在“黑鬼”一事上撒了弥天大谎，那并不能直接证明他在世纪大案中的证词是瞎编伪造；即使这位警官曾有过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那同样不能证明他故意栽赃和陷害被告。这是一个审判辛普森的世纪大案，为何一不留神变成了审判福尔曼警官的案子？在庭审过程中，伊藤法官为何不顾检方反对，竟然允许辩方采用这种滥打“种族牌”和“扭转斗争大方向”的辩护策略呢？
信不信由你，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尽管争议性极大，但辩方的“种族牌”策略和伊藤法官的裁决完全合乎法律。受英国普通法中“品格证据”传统的影响，美国联邦和加州的证据法和判例都规定，如果出庭证人的品格被证明有缺陷，则证人呈庭的某些证词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审判时，检辩双方律师都会在证人个人品格上大作文章。此外，在法庭宣誓之后，如果一位证人在一部分证词中故意撒谎，那么，陪审团可以将这位证人的其它证词也视为谎言。
法官开绿灯后，辩方律师李·贝利一上来就质问福尔曼：“在过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过‘黑鬼’一词吗？”福尔曼答：“就我所记得，没用过。”为撒谎留下了一点儿回旋余地。但律师岂能轻饶他，立刻抓住答复中的含糊之处追问：“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叫过某人黑鬼，你也早就忘了？”这个反问简直盖了帽儿了！福尔曼只得故作糊涂：“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回答你用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律师步步紧逼：“我换句话说吧，我想让你承认，自1985或1986年以来，或许你曾在某一时刻称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经忘了吧？”福尔曼只好硬着头皮答复：“不，不可能。”律师趁热打铁：“你是否就此宣誓？”警官只好回答：“那正是我的意思。”律师换了个角度追问：“如果任何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说你曾用‘黑鬼’一词形容黑人，这个人就是在撒谎？”福尔曼被迫承认：“没错，他们是在撒谎。”这样，辩方律师以密不透风的逻辑和出色的盘诘技巧把福尔曼警官逼进了无路可退的绝地。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这次盘诘结束后不久，辩方从举报电话中获悉，一位女剧作家为了收集警察破案的生活素材，在案发前近10年期间曾多次采访福尔曼，并录制了14个小时的采访录音。辩方律师审听录音后发现，在录音谈话中，凡是提到黑人的地方，福尔曼警官一律使用了“黑鬼”这一侮辱性用语，共达41次之多。此外，在1994年7月28日的采访中，福尔曼自吹自擂：“我是世纪大案的关键证人，如果我不帮助检方撑住，他们就会输掉这个大案。血手套决定一切，如果没有手套，拜拜别玩了。”他还声称：“你他妈的就是搞不懂，干警察这一行用不着规矩，全是凭感觉。去他妈的规则吧，我们到时候瞎掰就足够了。”在录音谈话中，福尔曼还明目张胆地吹嘘诬陷无辜的经历，他说：“我曾拘留了不属于这一地区的闲杂之人，如果一定要我讲出理由，我就楞说此人有盗窃嫌疑。”“我们警察不是好惹的。我们就是杀了人，也知道该怎么说。”
福尔曼录音磁带的发现堪称世纪大审判的转折点
检方争辩说，谈话录音只是文学创作的素材，难免有自吹和夸大之嫌，根本不能视为合法证据。但伊藤法官仍然裁决陪审团可以审听部分录音。
在法庭盘诘时，辩方律师乌尔曼声色俱厉，重炮猛轰福尔曼：“你在预审时的证词是否完全真实？”“你是否捏造警方的刑事勘查报告？”“你在此案中是否栽赃和伪造证据？”面对这些不容回避的法律问题，福尔曼竟然答复：“我希望维护我的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特权。”换句话说，他凭借最高法院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案中规定的嫌犯沉默权，拒绝答复辩方针对呈庭证据提出的合理质疑。在总结陈词中，辩方律师卡克伦指出，福尔曼是“一个拥护种族灭绝政策的种族主义者、一个作伪证的家伙、美国最令人可怕的恶梦和魔鬼的化身”。
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证据的可信度是打赢官司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警方作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机关，在第一时间掌握的证据最多，所以，美国法律明文规定，警察必须就搜查和检验证据等法律问题出庭作证，这是法庭审判和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警察不同于一般的证人，执法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回答辩方律师质疑的必要性。即使是普通的交通违规罚款案，涉案警察仍然有义务准时出庭，手按圣经宣誓作证。西方司法界有句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因此，福尔曼要求保持沉默、拒绝回答辩方质疑之举绝对是荒唐之至，这实际上相当于不打自招，变相承认涉嫌伪造证据，陷害被告。从法理上说，福尔曼的证词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检方几乎输定了。
辛普森案结束后，洛杉矶市地区检察官毫不留情，正式立案起诉福尔曼警官。结果，他因伪证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狱外监管。这样，有杀人嫌疑的辛普森被无罪开释，执法者福尔曼警官却因为人生污点沦为重罪案犯。
美国法律中有一条著名的证据规则：“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径直倒掉整碗面条。同样，即便洛杉矶警方获取了大量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只要其中有一样（袜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就都不能被法庭采信。于是，尽管控方女检察官克拉克在总结发言中慷慨陈词，打动了大量观众，却并未让陪审团动心。他们在近4个小时的讨论之后，一致作出被告无罪的判决。
谈起辛普森一案，无论黑人白人都承认，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他非进大狱不可。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儿。
可是，如果细琢磨一下，这个理儿好像又有点儿说不通。原因在于，若是论有钱，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比淡出体坛多年的辛普森有钱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强奸遭到起诉后，尽管他同样花费天文价格聘请了一帮名律师出庭辩护，但仍然无法摆脱被定罪的命运，在大狱里结结实实地蹲了好几年。
那么，何以泰森落入正义之网，而辛普森却能逍遥法外呢？有一种解释是，泰森案陪审团以白人为主，而辛普森案陪审团成员多为黑人。黑人特别抱团，自然会偏向黑人球星。
但是，这个说法同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审员中虽然有9名是黑人，但其中却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审团的专家认为，这一构成对辛普森特别不利。根据美国学者对“黑人女性最讨厌啥样儿的黑人男性”这一社会学课题的统计和调查，最让黑人女性来气的黑人爷们儿有两种：一种是出名发财后立马就娶一个白妞儿当老婆的烧包，一种是动不动就对媳妇拳打脚踢的粗汉。而辛普森恰好把这两种坏样儿全占了。 这个世纪大案由美籍日裔法官伊藤（Lance Ito）主持审理——他的父母在二战时曾被关入日裔集中营。这位法官博才多学，一向以精通法律和严谨公正著称。
检辩双方阵营都有黑人律师，日裔法官主持审判，陪审团成员多数是黑人，一旦被告被判有罪，黑人就是想闹事也没啥理由。在九个月的审讯过程中，有沉闷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验证据，也有意想不到的发展。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非常有戏剧性。
忽视现场勘查常识
死者被发现后，西区警察分局局长布歇决定派几位刑警赶赴相距约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无恙的消息，并让辛普森着手把两个受惊的孩子带回家。这时，一位名叫福尔曼的白人刑警自告奋勇要求带队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纠纷中，妮可被辛普森殴打后报警，福尔曼曾上门处理过他们的家庭暴力案件，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确地址。于是，主持调查凶杀案的瓦纳特警长便率领福尔曼等四名警探驱车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长的这一决定铸成了警方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因为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进入过血迹遍地的第一杀人现场勘察，他们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迹。照常理，布歇局长应当派几位压根儿就没进入过第一现场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现场的血迹与后来被警方宣布为第二现场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迹发生交叉沾染，这是刑事案现场勘查的基本常识。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却完全忽视了这种常识。
在采集证据和保护现场方面警方也出现了很多忽视常识的重大失误。案发之后，大批刑警和刑事检验人员迅速来到现场，但法医却姗姗来迟，在案发10小时后才到达现场，错过了准确地鉴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法医在解剖尸体时，不但没对尸体进行X光检查和采集妮克的右手指纹，而且对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医学鉴定，致使破案线索大大减少。为了“保护”现场，警方人员顺手从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几条白被单，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尸体之上。可是，由于辛普森与妮克离婚后仍然藕断丝连，案发数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过夜，并经常来公寓看望孩子，被单上难免会有他的头发或皮屑，结果致使检方呈庭的DNA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据案发现场照片，辩方专家发现妮可尸体裸露的肩膀上有七点血滴，从这些血滴的形状和滴落方向看，它们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据常识推理，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后有人流着血从她尸体旁走过时滴落的，因此，如果这些血滴不是来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凶手滴落的。这样，如果能证明这些血滴属于辛普森，那么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当辩方专家向警方检验人员提出查验这些血滴时他们深感惊讶，因为警方完全忽视了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尸体在解剖前已进行冲洗，这些血滴永远消失了。
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1994年6月13日清晨5点，四位白人刑警来到建有围墙的辛普森住宅。他们在前门按了很久电铃，但一直无人应门。这时，福尔曼独自一人沿围墙搜索了一圈，发现围墙后门的路上停着一辆白色福特野马型越野车。经细心观察后，福尔曼高声叫瓦纳特警长过来察看，说在驾驶员位置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微小血迹。温纳特和另两位警官看到血迹后大惊失色，他们担心住宅内的人有生命危险，便决定进入住宅进行紧急搜查。
在辛普森案中，从当时福尔曼发现血迹和长时间无人应门的情况看，四位警官擅闯民宅之举勉强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 。但是，警官们进入住宅后一旦发现辛普森及其家人没有生命危险就应停止搜查，只有当与法官取得联系申请到搜查许可证后才能对辛普森住宅进行合法搜查。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没有面临迫在眉睫危险和非紧急情况下，福尔曼警官独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内继续搜查，结果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个重大失误。
决定进入住宅后，福尔曼自告奋勇抢先翻越围墙，从里面打开前门，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电铃仍然无人应门，于是他们绕行到住宅后边去三间独立客房敲门。在第一间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来应门，他自称是辛普森的哥们儿，名叫凯林。凯林称，大约在晚上10时45分左右他听到客房背后一声巨响，墙壁上的挂画都被震动得摇晃起来，他当时以为是轻微地震，没放在心上。福尔曼疑心大起，立即单枪匹马到客房后搜查。大约18分钟后，福尔曼高声叫来其他刑警，说在屋后悬挂式空调机下的走道上发现了一只沾有血迹的右手黑色皮手套，这只手套与在凶杀案现场发现的另一只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现场没发现其它血迹以及可疑的脚印和痕迹。福尔曼解释说，估计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之时，凶犯潜逃在屋后，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调上，在惊慌失措中遗落了手套。
发现血手套后，刑警们又找到了更多线索。他们发现，在围墙前门车道以及从前门通往住宅大门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迹。这样，警方认为已有足够理由怀疑辛普森是凶杀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为凶杀案第二犯罪现场，正式向法官申请搜查许可证。在后来的搜查中，福尔曼在二楼卧室的地毯上发现了一双沾有血迹的袜子，它成为指控辛普森涉嫌杀人的重要证据之一。
可是，在没有搜查许可证和非紧急情况下福尔曼独自一人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给警方造成了涉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严重问题。依照美国法律，在某些人命关天的特殊情况下警官可以用电话或其它现代化通讯手段与法官取得联系，法官了解现场情况后可以口头授权警察进行搜查。只有在面临生命危险或罪证可能被销毁的紧急情况下警察才能破门闯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们进入辛普森住宅后的境遇并非如此。
在预审时，辩方指控4位白人警官心怀偏见、先入为主，早在案发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内定为主要嫌犯，然后故意寻找借口闯入民宅非法搜查。这样，假如法官判决警方违宪，则搜获的血迹和血手套都会成为“压下不用的证据”，不能在审判时呈堂。但法官听取了警方的辩解后裁决搜查行为合法。尽管如此，在庭辩期间，面对辩方律师的穷追猛打，福尔曼死活也解释不清，作为一个有多年刑事侦察经验的老手，在非紧急情况下，明知没有搜查许可证，为何仍然独自一人在住宅内搜查？辩方借此怀疑，福尔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闯入搜查，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用栽赃手法嫁祸被告。
警官携带血样返回现场
1994年6月13日中午12点，当辛普森从芝加哥匆忙赶回洛杉矶时，警方已封锁了他的住宅。主持调查的瓦纳特和兰吉警官让他到警署总部来一趟，澄清一些疑点，辛普森便随口答应了。这时，辛普森的私人律师要求随同前往，但辛普森坚持说自己与凶杀案绝对无关，用不着律师。
在盘问开始之前，瓦纳特向辛普森宣读了“米兰达告诫”，提醒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律师在盘问时在场。但辛普森同意放弃沉默权，独自一人与两位刑警谈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给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线索。
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沾有血迹的手套和袜子还遗留在客房后和卧室地毯上，杀人时刺破的手指伤口未愈，就是借他十个胆，恐怕他也不敢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与经验丰富的刑警周旋。在案发当天那种心绪激荡、大受刺激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盘问过程中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谎言连篇、破绽百出，他的口供将成为检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在美国社会中，犯罪嫌犯拥有沉默权的“米兰达告诫”家喻户晓，如果心怀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绝审问，或者至少要求律师在审问时坐镇压惊。但是，辛普森并没这样做。
在审问过程中，瓦纳特告诉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些可疑血迹。辛普森当即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样品，以便澄清真相。于是，警署的护士便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样品。按常规，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螯合剂（EDTA）。这时，瓦纳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绷带扎住，且有肿胀迹象。辛普森解释说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对于弄破的具体时间他解释得含含糊糊、前后矛盾。征得辛普森同意后，瓦纳特指挥摄影师将伤口拍摄下来。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时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虽已颁发搜查许可证，但尚未正式颁发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里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绝与警方合作，拒绝抽取血样和拍摄伤口照片。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样后瓦纳特警长并未将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遥的警署刑事化验室，反而携带血样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说出来可能没人敢信，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瓦纳特那天手持血样在血迹遍地的凶杀现场遛达了三个小时之后，才磨磨蹭蹭地将血样交给正在现场取样勘查的刑事检验员丹尼斯·冯（Dennis Fung）。在庭审时，面对辩方律师的质问，瓦纳特解释说，根据工作条例，所有证据必须先登记编号，然后才能送交刑事化验室存档，而丹尼斯·冯正是负责登记编号的警员，所以他才携带血样回到了犯罪现场。可是辩方死死抓住这个重大疑点大加渲染，辩方律师卡克伦把瓦纳特和福尔曼贬称为一对大骗子，使陪审团对警方涉嫌违法乱纪、栽赃陷害的疑虑大大加深。 瓦纳特身携血样返回第一犯罪现场，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个重大失误。在庭审时，警署护士出庭作证时说，他那天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约7.9至8.1毫升血液样品。可是，辩方专家在警方实验室只发现了6.5毫升的血样。换言之，大约1.4至1.6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样品竟然不翼而飞。辩方借此怀疑，瓦纳特携带血样回到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

F. 辛普森杀妻案，是怎么回事

案发：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洛杉矶西部一豪华住宅区里，一只小狗在不停地狂吠，引起了邻居家的注意。人们在一住宅门前发现两具血淋淋的尸体。女死者后来证实是尼歌`布朗`辛普森，而她身后是餐馆的侍生郎`高曼。两人浑身学痕，而且被利器割断而死。死亡时间是晚上十点多。

案发当晚黄昏，尼哥同孩子到高曼所在的餐馆吃饭。离开后曾打电话说遗留下了一副太阳镜，高曼找到后对同事说下班送还给尼歌。

案发后凌晨，四名警察部侦探来到死者前夫即著名的 黑人足球明星辛普森住所，在门外发现其白色的不朗哥型号汽车染有血迹，车道上也发现血迹。按铃无人回应，侦探爬墙而入，其中一个侦探福尔曼在后园找到一只染有血迹的手套和其它证据。

案件主要证人是当时住在客房的朋友基图，他作供说客房墙外有像地震一样的响声。此外一个被电话预约的接辛普森去机场的司机说：十时左右他到辛普森家按门铃无人回应，接近十一点时，发现一高大黑人（与辛普森相似）匆匆从街外跑回屋，再按门铃后辛普森回应了，出来说他睡着了，然后坐车到机场去芝加哥。

逮捕

案发后凌晨，辛普森在芝加哥酒店接到警方通知前妻死讯，清早赶回加州。回来辛普森在律师极力反对下单独接受了警察一小时的问话。当时警察发现辛普森受伤，他解释说接到前妻死讯过于激动打破镜子而受伤的。警察经过几天调查后，决定将辛普森列为主要疑犯准备逮捕。
六月十七日，辛普森的律师准备陪同辛普森回警察局时，发现本来在楼上休息的辛普森已不知去向。随后全国观众在电视上看见了难忘的镜头：天上直升机队，地上巡逻车对全面出动，几小时终于发现辛普森的白色小车。几十辆警车在洛杉矶公路上展开飞车追逐。最后辛普森被逮捕。

审理

一九九五年一月，辛普森案件由日裔法官依藤主审。在九个月的审讯过程中，有沉闷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验证据，也有意想不到的发展。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非常有戏剧性。

负责办案和入屋搜查证据的主要警察证人是侦探福尔曼，他被辩护律师指控为种族歧视者。他在法庭答问时声称自己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用过黑鬼这个歧视黑人的字眼，但是后来辩护律师出乎意料地找到一盒录象带，证明他在一个短时期内用过数十次黑人的字眼。这严重地摧毁了福尔曼证词的可信性。辩护律师还进一步指控除了他之外，警察局另外有人为了种族偏见，故意栽赃嫁祸辛普森，假造证据。

在审理中主控官突然要求在法庭上戴上手套，结果，辛普森在众目睽睽下竟然无法戴上手套。显然手套太小了。虽然控诉律师找到辛普森穿戴类似同一手套的照片，并且有专家佐证说手套渐染血液后回收缩，但是辩护律师也请专家佐证说不会如此收缩。

最后，控诉律师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有报警记录），加上血迹和染血手套铁证如山，力劝陪审团绝对不要让辛普森逍遥法外。而辩护律师则强力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特别针对被告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据的可信度，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要求陪审团判决无罪。

在所有人的震惊中，由十名黑人、一名白人、一名西班牙人后裔组成的陪审团在讨论不足四小时后裁决辛普森两项杀人罪名均不成立。辛普森最后作为一个自由人被释放。

G. 杭州杀妻案被告人许国利二审维持死刑，他当初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杭州杀妻案被告人许国利故意杀人（上诉）一案二审宣判】#许国利二审作无罪辩护#2022年4月8日，被告人许国利故意杀人（上诉）一案进行了二审宣判。因疫情防控原因，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委托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为宣判并向许国利送达了二审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许国利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二审中，许国利作无罪辩护，其辩护人提出许国利在侦查、起诉和一审阶段的有罪供述内容真实性存疑。对此，法庭在庭前会议中听取了双方意见，庭审中检辩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与辩论。法庭认为，许国利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庭前会议、一审庭审等诉讼环节，面对不同的办案人员，特别是在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明确告知其诉讼权利和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仍自愿做出稳定有罪供述，应予采信。上诉人许国利和辩护人提出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认定有罪标准。对此，法庭认为，许国利关于作案经过的供述均有客观性证据相印证，原判认定许国利有罪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证明过程符合逻辑与经验。许国利归案后多次供认其系预谋杀人，其检举揭发经有关机关核实均不能构成立功，原判量刑符合刑法规定。

改变管辖，将案件报送市级检察机关，由市级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后，将案件起诉至对应的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起诉至中级法院后，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法院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提交辩护意见，并经开庭审理，当庭给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机会，展示所有证据，法官综合控方和辩方的意见，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一起刑事案件必须经过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三个不同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办理，命案需要经过两级检察机关审查。在目前办案终身负责制的背景之下，加之杀人碎尸案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办案机关办理时更是慎之又慎，必然会指派经验丰富，能力强的办案人员依法办理，案件出现纰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案件出现错误改判的几率极小。

我相信，许国利自己内心都不相信能改判。但没办法，这次是生与死的抉择，他必须要垂死挣扎一次，哪怕给自己人生最后再留几个月。 每个人在死亡真正降临前，都会变得不淡定。是的，你看他一审庭审多淡定。但一审法官落槌的那一刻，他必然是慌了。 他可能原先觉得，认罪认罚可以判个死缓，留条命，所以一审认罪了。但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并不如他意，所以既然认罪救不回一条命，不如就称自己无罪。反正都是挣扎。 之前有个百香果女孩案，一审判了死刑，二审广西高院上诉居然改成了死缓。一时惹来巨大争议。终于最高院指定广西高院再审，给了个台阶下，最终还是判了死刑。 百香果女孩案和许国利杀妻碎尸案，残害对象都是妇孺儿童，行为真的算得上人神共愤了。 所以，有了广西高院的试错，许国利这个案子就不会有他期待的奇迹了。

H. 杭州杀妻案被告人许国利二审维持死刑，你对这一结果有何看法

杭州杀妻案许国利二审维持原判，许国利依旧被判死刑！其实，二审维持原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许国利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在事后故作淡定，公然接受采访！社会影响巨大，理应当对其判处死刑！许国利在一审过后上诉，只不过是想延长一段孝兆时间，苟活一段时间而已！

许国利在二审审判当中，当众打断法官宣读案件资料，并表示他认罪，由此可见，许国利一审过后每一天都在煎熬当中度过，他如此残忍的杀妻分尸，不可能对此毫无感受！而今二审已经宣判，许国利依旧是死刑，相信不久之后许国利就会被执行死刑，许国利在执行死刑前应该能够感受到他杀害其妻子，其妻子在生与死之间的绝望！任何人只要触犯了法网，就注定要承担法律代价！许国利残忍杀妻，害了自己的孩子，也让自己的亲人倍受谴责，倍感压力！不知道许国利时至今日是否已经后悔当日所作所为，然而，纵然后悔，也追悔莫及了！

杭州杀妻案被告人许国利二审维持死刑，许国利死有余辜！

I. 1994年这件震惊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最后怎么样了

在世界上有很多未解的悬案，一些作案凶手凭借着高超的作案手法至今逍遥法外。不过 一旦案件告破凶手大都难逃法律的惩罚，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件震惊美国的案件，所有证据都在指向凶手，但是最终他却判无罪。案件中法官也没有的徇私，杀人者到底是谁？

J. 杭州杀妻案二审开庭，庭审过程中透露了哪些新消息

杭州杀妻案二审开庭，庭审中法官听取了被告人以及检察机关关于案件的陈述，被告人以证据不足要求改判无罪，该案件将择期宣判。

在2020年一场奇怪的失踪案件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家住杭州的来女士突然在家中莫名其妙的失踪，警方通过调取大量的监控也没有发现来女士的踪影，随着警方对于案件的侦破，发现来女士的丈夫许国利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来女士跟现在的丈夫都是二婚，不过两人是初恋。在徐国利的个人供述中，因为家庭矛盾对来女士痛下杀手，之后分尸冲入了下水道中。在一审中被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判定许国利死刑，但是许国利并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下面就来说一下在庭审过程中透露了哪些新的信息：

一、被告人认为一审证据不足

在二审中，许国利推翻了自己的有罪供述，认为如果对妻子进行肢解，那么在另外一个房间内熟睡的小女儿必定会听到，但是小女儿没有察觉是不正常的，再就是说将妻子口鼻捂住致死，但是许国利说妻子曾叫过自己的名字，如果捂住口鼻没有办法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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