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处理公与私的关系
『壹』 法院人员关于廉洁主题演讲稿
在为官的路上，只要常有清风相伴，我们的生命之花就会更加灿烂!守住廉洁，让我们的人格闪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了法院人员关于廉洁主题 演讲稿 ，欢迎参考。
法院人员关于廉洁主题演讲稿篇1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么一段话，没错，这就是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
文人墨客总喜欢用莲花隐喻廉明，短短几十个字，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俨然是一位清新淡雅、洁身自好的花之君子。以花喻人，那莲下淤泥恰如凡世间的种种诱惑，池中清涟正是生活中的人情世故。然而，花能如此，人却未必!就是这诱惑，就是这人情，让多少高官重吏纷纷落马，一个个反腐大案浮出水面。
当年威震一方的“广西王”成克杰，从湛江车站的实习生到第九届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人民赋予他的权利却沦落为捞取人民币的工具，他以为步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已是“刑不上大夫”;然而一梦醒来，这个“八桂第一贪，西南第一色”的大贪官终于听到了共和国法制的钟声。
相信大家还对两年前震惊全国法院系统的深圳中院窝案记忆犹新，曾经被评为“人民满意好法官”的原深圳中院副院长裴洪泉，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贪图金钱和美色让他走上了一条沦陷的不归路。执法者知法犯法，可怜!可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走向腐败的深渊呢?有人说，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而我要，说腐败的根源在腐朽的思想里。正如大贪官胡长清《忏悔录》 总结 的腐败产生原因有三点：“一是不学习，二是忘了本，三是贪图享乐”。如果当老师的希望学生多补课，当医生的希望人民多吃药，当官的希望人民多行贿，腐败怎能不盛行?如果每个干部都能学习周恩来廉洁奉公，张思德舍己为人，__不畏权贵，腐败又怎么会有空可钻?
让我们听听法官蒋庆的座右铭吧，“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她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心系群众，法理分明，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践行了一个基层优秀法官的职业道德。短短36个字，写尽了一个优秀女法官的人生风华。
也许我只是一名平凡的公务员，但平凡绝不意味着可以平庸;也许我只是一名无名的党员，但无名绝不意味着可以无为。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法官，除了一手拿着宝剑制裁罪恶，一手握着天平恪守公正之外，一定要怀揣一颗澄明之心、爱民之心、奉献之心，这样才能察秋毫、辨美丑，才能反躬自省、防微杜渐，法律的锐剑才能所向披靡，正义的事业才能一往无前。
同志们，让我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以实际行动捍卫法律的威信和尊严，争当一名清正廉洁的好法官。
法院人员关于廉洁主题演讲稿篇2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值得我们铭记，“除了法律，他们别无所崇;除了良知，他们别无指引;除了正义，他们别无追求!”从铁面无私的包拯，到断案如神的狄仁杰;从明察秋毫的宋慈，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几百年来，他们总被人们津津乐道。历史车辆滚滚向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伴随着这个时代到来的一代法官脱颖而出，他们有不计病痛、默默奉献的金桂兰，有公而忘私、定纷止争的黄学军;有尽职尽责、耐心细致的钟蔚莉，有执法如山、融情似水的李昆仑，一位位优秀的法官，以他们对法治事业执着的追求，以他们良好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当我们被这些优秀法官所深深震撼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个别意志薄弱的法官在欲望中迷失了方向，在公与私、权与利的面前心理失去了平衡，背弃了法官的职业准则，一夜之间从审判席上执行法律的法官沦为了阶下之囚。痛定思痛，反腐倡廉的钟声再一次在我们每个人的耳畔响起。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的训诫，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对公平正义的危害。
心存不廉，就会导致行为不公，而不公的裁判是人民法官的天敌。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的确社会民众违法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个社会还有法律和司法可以弥补这些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但是，如果司法裁判本身腐败，则很容易使人们对司法本身失去信心，长此以往，则没有人再愿意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的权益，而整个司法体系也将失去民心，变得软弱不堪。可见，干警素质的重点是清廉，司法的核心是公正。没有公正，司法就失去了赖以生存之基、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法官通过正确履行职责，来确保司法公正。法官不仅要有较高的 文化 素质、社会经历、专业知识、业务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有一颗追求正义的丹心;有一双洞悉是非曲直、不揉一丝沙粒的慧眼;有超然特立、冷静笃定的性格;有悲天悯人、体恤众生的情怀;有冰清玉洁、慎独自爱的品性;有耐得住寂寞，洗尽铅华的定力。
冰清玉洁、慎独自爱、耐住寂寞、洗尽铅华。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清清白白做人。清白是法官必须坚守的职业和道德底线。清白做人，就是要不为名利所缚，不为私欲所动，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抵得住诱惑，就是要在各种诱惑的考验面前，做到“灯红酒绿不入眼，不义之财不伸手”。请记住，挡不住今天的诱惑，将失去明天的幸福。
守得住清贫，就是要宁可清贫自乐，不可浊富多忧。“天下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这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耐得住寂寞，就是要远离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无数次明智的选择中始终坚守着一份孤独。莫怨清廉淡滋味，应愁贪婪铁窗泪。
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使自己处于最中央，使法律的天平不致发生倾斜;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承担守护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实现刚正不阿，如墨线过木曲也正;清正廉洁，似明矾入水浊亦清。一名清白无暇的法官，“其身正，不令而行”。
朋友们，让我们抵住诱惑、守住清贫、耐住寂寞，用浩然正气，昂扬锐气去荡涤那些乌烟瘴气，做一名无私无畏、一身正气的执法者，做一名清廉似水的“现代包拯”;让我们为正义和道义而战，对法律和人民负责，让天平永不倾斜，让国徽永远闪光!
法院人员关于廉洁主题演讲稿篇3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唱响时代的高歌“拒腐防贪，反腐倡廉”》。
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资金一亿元而被捕;河南巨贪、原交通厅厅长石发亮索贿受贿几百万元，原湖北省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原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程克杰等均被逮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一件件真实的案件触目惊心!一个个贪官的落网发人深省!由国家高官一夜之间而沦为阶下囚，什么原因?是欲壑难填?是贪得无厌?正所谓“鱼为诱饵而吞钩，人为贪婪而落网”!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总有那么一些人经不住各种诱惑，在飞速奔驰的社会主义快车上坐不好，站不稳，被摔了下来。在那些锒铛入狱的高官中，有许多人也曾经是非常优秀的领导者，曾经有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也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办过好事，作过贡献。可为什么一旦他们手上的权力越来越大，身居的位置越来越高。私欲也就会越来越强，胆子也会越来越大，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真是可悲可恨又可叹!
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官作为共和国法律的忠诚卫士，是正义的捍卫者、是法律的守护神。
然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的法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草菅人命;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的法官经不住各种诱惑、不甘清贫，在一步步地迈向深渊……
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在腐蚀的字典里，你找不到刀光剑影，也没有硝烟弥漫。在“关系网”层层密布，“人情大于王法”的环境里，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这种腐蚀，有时看来，是那样地细微，有时看来，是那样地微不足道。一支烟、一杯酒、一番恭维话……。是的，“一”点而已。吃一点、贪一点、沾一点算不了啥!可他都是腐蚀的攻击点，有了一就会有二，于是一而再，再而三，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理智。腐蚀，它没有牙齿，但可以吞噬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脚，但可以引你走向歧途;它没有烟火，但可以熏黑你的灵魂;它没有砒霜，但可以毒害你的情操、意志和人格。
在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今天，作为一名执法人员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挑战，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性，没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没有抵御腐蚀的能力，就难以抵制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亲朋、乃至来自于自身的各种诱惑。腐蚀的浸透越是强大，我们的毅志就越要坚定。拒腐蚀，贵在坚持。一个人要抵住一次诱惑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让我们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职业，正确的行使手中的权力，牢记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在似醒非醒中保持清醒;在似理非理中明辨真理;在似是而非中辨别是非;做到内无妄想，外无妄动。
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官，让我感到鼓舞和欣慰的是，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好法官。有市中院亲民、爱民，心系群众的“百姓院长”胡道才;有沛县法院民二庭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市十佳法官张洪;有沛县法院执行局奔波万里卫民讨薪的“拼命三郎”孙德荣;还有沛县法院刑庭一心扑在青少年 教育 工作上的市人民满意法官章新古……是他们凭着其不谋私利、不徇私情的崇高境界，无私无畏、无欲无求的高尚情怀，以及不偏不倚、不枉不纵的原则立场，展示出了当代人民法官的浩然正气;是他们用无私与奉献，恪守着自己护法的诺言;是他们用良知与忠诚为百姓撑起万里晴天。
同志们，时代呼唤“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人民需要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人民法官。让我们“唱响时代的高歌，拒腐防贪、反腐倡廉。”用忠诚和执着书写自己无怨无悔的青春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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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如何学习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一般是放在大三上半学期开设的，一般放在国际公法(一般在大二下学期开设)之后。这里大家要注意，不要以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仅是简单的公与私的区别，他们不像国内公法（宪政，刑法）与国内私法（民法）的区别。所以大家不要想当然认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有某种联系，严格意义而言，两者完全不搭边。
为了区别二者（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我们可以把国际公法称之为“外交法”，把国际私法称之为“冲突法”（当然这只是为了区别二者的联系，概括并不全面。）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在学习国际私法中应注意的问题，许多同学都会感觉国际私法很空洞，说了等于没说，一堆废话。尤其是冲突法，什么有的时候可以用A方法，有的时候可以用B方法，如果甲国同意，什么什么的，又可以用C方法，反正就是不知所云，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初中起初学古文的意思。大家不要着急，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那么容易让你理解了，那就不叫国际私法了，哈哈！
国际私法主要包括总论，冲突法，涉外民事纠纷，涉外民事诉讼与仲裁四个部分，下面我来谈谈我在学习国际私法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心德与体会。（我的国际私法期末成绩97分，全系第一）
A：总论部分主要讲述国际私法的概念，范围，渊源，这些知识点大家先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听不懂也没关系，因为总论就是属于一开始听不懂，学到后来再翻回去看就懂了的重复性章节，如果你能达到只看第一张总论就能回忆出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框架的话，那么这就证明你学到家了，学到点子上了，讲法学的精髓真正掌握了，呵呵！
B：冲突法部分是整个国际私法中的难点，同时也是重点，这里面包含很多国际私法的术语（专有名词），这个章节就是韩德培教授（大陆国际私法集大成者，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所说的“一机两翼”论中的“一机”，也就是国际私法的核心与主体部分，大家上课的时候要集中一百二十分注意力听老师讲课，有不懂就问，别害羞，冲突法对老师的教学能力的考验性与挑战性极大，据我所知大多数老师在讲这个章节的时候都讲的不怎么到位，当然我们苏大的张利民教授讲的很不错，很有耐心的。
这里面的专有术语有冲突产生的原因（时间，空间等等），冲突规范的结构（范围与系属，连接点，）四大冲突规范的种类与公式，七大系属公式，准据法的选择与确定，冲突规范的适用制度（识别，反致，外国法的查明与解释，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这一章节，我在下篇文章中详细叙述学习方法与技巧。
C:涉外民事纠纷部分，我们有称之为“国际民法”，这个章节与国际经济法有很强的联系，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好，非常重要。这个章节所讲述的内容是韩德培教授所阐述的“一机两翼”论中的“左翼”，主要包括“国际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代理，时效”（民法总论中可以找到原型）“国际物权”（物权法中可以找到蓝本）“国际债权”（债权法中可以找到参考）“国际商事纠纷”（商法中可以找到母版）“国际婚姻家庭与继承”（婚姻家庭与继承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这一章节，我在下下篇文章中详细叙述学习方法与技巧。
D：涉外民事诉讼与仲裁部分，我们又称之为“国际民诉与仲裁法”，这个章节主要讨论民事程序问题，大家可以结合学习国内民诉与仲裁的知识来分析国际民诉与仲裁的问题，这个章节所讲述的内容是韩德培教授所阐述的“一机两翼”论中的“右翼”，主要包括“协商与调解”“国际商事仲裁”“国际民诉”，
这一章节，我在下下下篇文章中详细叙述学习方法与技巧。
先解释一下韩德培教授的“一机两翼”论：
“一机”就是指冲突法，这是国际私法的主体与核心部分，是维系国际私法这座大厦的顶梁柱！英美法系甚至认为国际私法就等于冲突法，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左翼”就是指涉外民事纠纷（国际民法），这是国际私法的“左膀”，是维系国际私法这座大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右翼”就是指涉外民诉与仲裁（国际民诉与仲裁），这是国际私法的“右臂”，是维系国际私法这座大厦的得力助手。
但是从案件处理流程上面来讲的话，他们的顺序就得做一点微调了。顺序是首先“左翼”（发生涉外民事纠纷），其次是“一机”（律师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与方法），最后是“右翼”（诉讼或仲裁应注意的程序事项以及事后处理）。
下面来讲述一下“冲突法”部分的学习方法与技巧：（仅述部分规则性技巧）
1.冲突规范的结构公式
冲突规范=范围+系属（包含“连接点”）
Q:例题：《民法通则》D144：不动产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A:解析方法与步骤：1.方法——首先在脑中迅速反应出冲突规范的结构公式（即冲突规范的三要素--范围，系属，连接点）
然后在分别确定各自相对应的文字部分内容(先确定“范围”与“系属”，然后再在“系属”里面划分出“连接点”)
2.步骤----a.三要素：范围，系属，连接点
b.范围：不动产所有权（即发生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法律问题）
系属：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即发生关于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问题时，应该适用的法律）
c. 连接点：不动产所在地（即适用该法律的标志，纽带，媒介）
范围：~指冲突规范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或者要处理的法律问题（缩句法：范围=法律问题）
系属：~指调整该民事关系或者处理该法律问题应当适用的法律（缩句法：系属=法律）
连接点：~指将特定的民事关系或者法律问题和某国法律连接起来的标志或者纽带（缩句法：连接点=标志，纽带，媒介）
连接点与系属的关系：连接点包含于系属之中
连接点的主要类型与主要内容：动态连接点（连接点会随着法律问题发生时的具体情况发生变化，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籍，住所，居所，动产所在地；
静态连接点（连接点至始至终均不会改变）——婚姻举行地，合同缔结地，侵权行为地，法人登记地，不动产所在地。
系属公式：属人法（属人管辖）——当事人之国籍，住所，居所为连接点，来解决有关人的身份，民事能力，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
物之所在地法（属地管辖)——物体所在地为连接点，来解决相关物权问题
行为地法（属地管辖）——作出具体民事行为时所在地之法律为连接点，来解决合同，侵权，婚姻与继承相关事项
旗国法（属人管辖）——悬挂或喷涂在船舶或者飞行器上的特定旗帜所属国家的法律为连接点，来解决国际海事与国际航空民事纠纷
法院地法（属地管辖，司法主权原则的体现）——法院地法为连接点，来解决相关国际民事法律纠纷事项
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选择性管辖,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发生国际民事法律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就选择适用何种法律达成一致意见，最终适用大家都 同 意的法律，但不得于前面的系属公式相冲突。
最密切联系地法律（此方法为美国法官独创）——与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地区的法律，通常用在“合同”与“侵权”纠纷领域，且沿用十分频繁。
『叁』 “情”与“法”二者之间的关系
法与情虽然有别，但并非完全对立、互不相容。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来具体实施的。
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法的实施更是因人而异而很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
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证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
而真正秉公执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无情无义的冷血者。
『肆』 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
关于情与法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情是情，法是法，二者水火不相容，不可混为一谈。如果带着感情来处理法律问题，就容易感情用事，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法不容情，司法人员应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办事，秉公执法。对于诉讼案件，不管感情上是否接受，最终都要依照法律理性地作出判决。这似乎无可厚非，但作为执法者的人，并非无情之物，我认为，情与法二者之间并非真正格格不入。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来具体实施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法的实施更是因人而异而很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证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而真正秉公执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无情无义的冷血者。古代包公如果没有对下层平民百姓的同情心与正义感，还会有《铡美案》为人们称颂传唱至今吗？
法与情虽然有别，但并非完全对立、互不相容。只有在执法者心存私情时，情才会干扰法律的公正实施。
汉顺帝时，苏章任冀州刺史。他的一个朋友在冀州境内的清河郡任太守，有人举报他贪赃枉法。接到举报后，苏章微服巡行到清河郡，查清了太守贪赃枉法的事情后，设立了行辕。太守前来拜见，苏章置酒摆宴，与他饮酒畅谈，太守满心高兴，得意地说：“人皆有一个天，我独有两个天。”苏章笑着说：“今晚我与故友饮酒，这是私情；明日我作为冀州刺史办案，那是公法，公与私是很难并论的。”一席话说得太守心惊肉跳。第二天，苏章果然秉公办事，召来冀州境内的郡守县令，列举了清河郡太守的条条罪状，后将他罢官论罪。苏章此举，使冀州境内大小官吏皆肃然起敬。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亲亲相隐，官官相护，徇情枉法之事司空见惯。然而，苏章却能正确处理“私情”与“公法”的关系，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实属难能可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广大执法者更是时时都要面临着私与公、情与法的冲突和考验。
大量法律实践证明，面对冲突和考验，只有抛开狭隘的个人之情，执法者才可以更好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惩恶扬善，真正体现法的公正和尊严。就人类赖以延续发展、人性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同情感来说，情与法在其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人的憎恶邪恶、痛恨暴虐、同情无辜、怜恤弱小等感情，不仅与法并不矛盾，而且也是法所着力维护和弘扬的。有了这些美好的情感，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顺乎民意，许多立法上的缺陷以及法律的修改往往就是起因于它的不合情理。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法不容情”。法所不容的只是个人私情，而仁爱之心、怜悯之情以及责任感和正义感是执法者秉公执法所不可缺少的。正如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作为执法者，我们必须摒弃私情，常怀为民之情，执行公正之法，才能在情与法中求得公正，情与法的天平才会永不倾斜。
『伍』 法不容情的例子
关于情与法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情是情，法是法，二者水火不相容，不可混为一谈。如果带着感情来处理法律问题，就容易感情用事，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法不容情，司法人员应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一切按慎衫照法律条文办事，秉公执法。对于诉讼案件，不管感情上是否接受，最终都要依照法律理性地作出判决。这似乎无可厚非，但作为执法者的人，并非无情之物，我认为，情与法二者之间并非真正格格不入。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来具体实施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法的实施更是因人而异而很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证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而真正秉公执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无情无义的冷血者。古代包公如果没有对下层宽团腔平民百姓的同情心与正义感，还会有《铡美案》为人们称颂传唱至今吗？
法与情虽然有别，但并非完全对立、互不相容。只有在执法者心存私情时，情才会干扰法律的公正实施。
汉顺帝时，苏章任冀州刺史。他的一个朋友在冀州境内的清河郡任太守，有人举报他贪赃枉法。接到举报后，苏章微服巡行到清河郡，查清了太守贪赃枉法的事情后，设立了行辕。太守前来拜见，苏章置酒摆宴，与他饮酒畅谈，太守满心高兴，得意地说：“人皆有一个天，我独有两个天。”苏章笑着说：“今晚我与故友饮酒，这是私情；明日我作为冀州刺史办案，那是公法，公与私是很难并论的。”一席话说得太守心惊肉跳。第二天，苏章果然秉公办事，召来冀州境内的郡守县令，列举了清河郡太守的条条罪状，后将他罢官论罪。苏章此举，使冀州境内大小官吏皆肃然起敬。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亲亲相隐，官官相护，徇情枉法之事司空见惯。然而，苏章却能正确处理“私情”与“公法”的关系，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实属难能可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广大执法者更是时时都要面临着私与公、情与法的冲突和考验。
大量法律实践证明，面对冲突和考验，只有抛开狭隘的个人之情，执法者才可以更好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惩恶扬善，真正体现法的公正和尊严。就人类赖以延续或简发展、人性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同情感来说，情与法在其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人的憎恶邪恶、痛恨暴虐、同情无辜、怜恤弱小等感情，不仅与法并不矛盾，而且也是法所着力维护和弘扬的。有了这些美好的情感，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顺乎民意，许多立法上的缺陷以及法律的修改往往就是起因于它的不合情理。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法不容情”。法所不容的只是个人私情，而仁爱之心、怜悯之情以及责任感和正义感是执法者秉公执法所不可缺少的。正如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作为执法者，我们必须摒弃私情，常怀为民之情，执行公正之法，才能在情与法中求得公正，情与法的天平才会永不倾斜。
『陆』 巩义古代有哪些为官的在任时清正廉洁的故事
陈寿：“三不喜”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三国志•魏书》
陈寿，字本仁，原籍江西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因其祖父戌卫辽东，遂入籍宁远。历任户科给事中、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南京刑部尚书等职。
早在他少年时期，有一次拾到金子，但他分文未拿，坐守一个晚上，终于将金子交还给失主。1472年，他考中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从此登上官路，他一生做官四十年，直做到尚书，他都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他有三不喜：一是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二是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谋取好处；三是不喜金钱财物。
他初为官时任给事中，给事中是言官，纠劾百官是其分内的事情，可是陈寿却从不弹劾朝廷官吏，他的这种做法让人感到奇怪，他为此解释说：“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
弘治年间，他到陕西做官，当时的陕西地区经常遭到边地少数民族的骚扰，他到之后，整顿了军务，使地方上安定了下来，有一次，各部族首领率众来战，派出少数骑兵来诱敌，有些明朝将领不知道是计谋，准备出击，陈寿却不准，他独自来到帐外，与数十名骑士坐在凳子上吃东西，敌军见了，怕有埋伏，连忙退却，陈寿乘机下令出击，结果大获全胜。当他向朝廷保捷报时，有人说让他在捷报上写下战士的名字，他说：“吾子弟不事弓马，安得以欺朝廷？”他的公正无私得到了将士们的拥护和爱戴。
陈寿从小便不爱财，至有守夜还金之举，当官后不改初衷，清正廉洁到底，他当了右副都御史那样的大官，因为得罪了专权的太监刘瑾，被命罚米二千三百石，布一千五百匹，陈寿平时清廉不取，除去俸禄外，一无所有，被命罚米布，贫苦不能偿，只好上书自诉，刘瑾也知道他的清贫，只好免去了处罚。
陈寿自己从不爱财，同时他对贪污的官吏也敢于严厉惩办，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在他调任南京兵部侍郎时，在陕西要离开时，整整一天，车轿也没能前进一步，史书上记载说，“军民数千人，拥集抚台，泣留公（指陈寿）。公曰：君命也。出城之日，号呼之声震地。”
陈寿为官四十年，为官清廉，家无余钱，以至于家贫无家可归，只得流离失所，住所不蔽风雨，甚至在死后也无钱下葬。但他“三不喜”却永远的留在了后人的心中。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入京》
于谦，字廷益，明代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著有《于忠肃集》。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任兵部尚书，主持军事，成为“救时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天顺元年（1457年），“守门之变”后被害。
宣德初年，他受命巡抚按江西，他到任后，平反冤狱，打击富豪，为民请命，安抚流离，政绩卓著，很快便得到明宣宗的重视，亲自手书于谦之名授与吏部，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他年仅三十三岁。
正统六年，于谦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
于谦居官三十五年，一直兢兢业业，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深为后人称颂。当时，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尤其是英宗即位后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勾结内外贪官污吏，擅作威福，大臣进京，必须馈送重金厚礼，否则后果难堪。然而于谦一身正气，决不随波逐流。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行装。好心人怕他遭殃，劝说：“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带点土特产品送一送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我带有两袖清风！”于谦身居兵部尚书大任后，“口不言功”，“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常被“错认野人家”。他曾作诗形容他的床“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他遭诬谄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资”。抄家者见正屋紧闭，还上了锁，认为必是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
于谦死后，石享的党羽陈汝言代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贪脏累计巨万，英宗召集大臣去看，变了脸色说：“于谦在景泰受重用，死时没有剩余财产，陈汝言为什么那么多。” 石享低下头不能回答，天顺三年（1459年），石享被关进监狱，第二年死在那里。天顺五年，曹吉祥谋反全族被处死，于谦的冤案才真相大白。
他曾经在16岁那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表明了他一生为官的原则：不与世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理想，清廉刚正，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子：“节用爱人”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始祖，被尊称为“圣人”和“万世师表”。
孔子自幼家境贫寒，3岁丧父，是母亲颜氏将他抚养长大。后做小官，官职最高到主管鲁国的司法，此后便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进行讲学授徒，整理典籍，他的言论被其弟子收集于《论语》中。
孔子的思想精华在于“仁政”和“德治”即“节用爱人”。在《论语•述而》中记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集中体现了其廉政思想。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温、良、恭、俭、让”，把“俭”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之一。“节用”，即不奢侈，是指生活上革奢务俭，经济上节约财政开支，宽厚民力，使民以时，不掠夺农民，奖励生产等。“节用”的经济思想也是治国施政的根本基础，因为为政奢侈，必导致伤财，伤财必害民，故爱民必先节用。节用之后，实施仁政才会有丰厚的经济基础。“节用”是薄敛的前提，孔子反对官府对民众过多的压榨，要求他们“惠民”、“敛以从薄”，这样百姓才能“近者悦，远者来”，国家也才能“足食、足民、民信之”。
孔子认为，“君子不可以小知而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孔子指出，做官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爱人”二字是孔子以德治天下廉政思想的高度浓缩。“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直接把“仁”与“爱”结合，反映了孔子要求执政者从自身做起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不正，孰敢不正”。孔子还具体指出了做官者应当具备的五种美德：一是施民以实惠而自己不贪求；二是使民劳作有度而不生怨言；三是行仁政；四是安泰自若而不傲慢；五是容貌威严但不让人生畏。同时应该摒弃的四种恶政是：“虐、暴、贼、有习（小气）”。
孔子的“节用爱人”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我国历代廉吏无不以此为其廉政的基本出发点，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内涵，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曾激励了许多从政者廉洁自励，拒贿反贪，对后代臣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柒』 行政主体对其内部进行调查、了解不属于行政调查吗属于什么
法律的核心是创造一个独立于任何一个特定社区标准的公众讨论空间。 ―——波斯纳
1999年1月15日晚九时许，台北市警察局警察于重阳桥上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民众李某形迹可疑，拦阻盘查请其出示身份证件受检，李某答以未带证件拒绝出示任何证件，该警察即出手自其衣裤外缘，盘检是否有携带证件或其他物品，李某便出口辱骂执勤警察，警局即以妨害公务罪移送地方检察署起诉，地方法院判决不受理，地方法官认为“当时执行检查的执勤警察，并未执搜索票即对于被告之身体加以搜索，则该搜查行为，应不属于依法执行检查范围，虽然被告辱骂警员，但和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有差别”，此判决引起台湾警界哗然，对警察检查职权行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地方法院判决不仅宣判被告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更指出执勤警员的检查行为，不是依法执行勤务范围，被台湾警界喻为“震撼判决”。后来的二审判决又重新肯定了警察的行政检查职权，是依法执行职务。[2] 两个判决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指出“检查不是搜查”，行政检查不能逾越法定的必要范围，然而这个必要范围又何在呢？
晨报讯华商报消息8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一居民家正播放“黄片”的举报，几名民警前去调查时，不料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手部受伤，当事者也因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那么，警察对夫妻在自己家中观看淫秽录像行为，是否可以仅根据“举报”，而直接要求进入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如何保证追诉犯罪之外，兼顾人民基本权利？
此类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亦是屡见不鲜了，主要仍是检查行为启动程序不明确造成，人民警察未得一定合法形式，径以检查为名义而恣意执行检查，架空“法律保留原则”。因此判定警察未能取得行政检查合法形式，以个人主观判断而进行搜查，系违法检查，所取得之证据是无证明能力的，应适用“证据排除法则”，禁止此类证据援引、适用。引申于本案例，警察入户搜查行为认定违法之后，其后续行为，即将夫妻双方带回派出所后所衍生之供诉笔录的证据，是否能成为事后法院引用作为审判之证据，警察之检查行为究竟是行政行为，抑或辅助司法行为。反推，当警察违法进入住宅搜查，相对人的反抗行为，甚至是案例中的殴打执行人员之行为又如何处理、定性。“剧毒的果树上，是否能够长出善良的果实”，使人生疑。
公安机关，同时具有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双重身份，在讨论行政检查行为的时候，就会出现行为的重叠或者冲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假设警察在路上把某甲拦下来检查他的行车执照是否过期，这本来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检查，但是在看到某甲之后，认为某甲可能是某个犯罪的嫌疑犯，警察是否可以趁着行政检查的同时，“顺便”进行犯罪的侦防？勿用讳言，这样的情况在警方的勤务执行中屡见不鲜，警察活动的开启往往是基于行政法上的企图，但是往往会“过渡”到刑事法上犯罪侦防的目的。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实在无法避免这样的过渡，因为如果完全排除了这样的“过渡”，犯罪侦防的有效性必然会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又完全放任警方的“过渡”行为，则任何遇到警方基于行政目的之检查或盘查的一般人，就要有“我会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准备一旦被合理化时，警察活动似乎又回到了警察国家中风行的盖世太保作风。因此，当我们体认到“过渡”是不得不然的现实情况时，我们能想出的解决方案，自然就是透过立法的机制把此种“过渡”的情况限制在某种合理的范围内，只是这个合理的范围怎么拿捏，事实上是难以具体定义的“两难困境”。立法的解决也就在于如何有效地面对这“两难困境”的纠葛与纷杂。现实突出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之初所忽视的环节。作为典型，将警察公务作为探讨行政检查行为的界限，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举一反三可以类推到其他行政机关，及其相关检查行为。
综上，法律是行政检查行为的依据，没有法律拘束的行政行为就极易成为统治者的暴政，为此很多国家在立法中非常重视行政检查行为的法律规制工作，虽然形式迥异，但追求行政行为之合法、合理性，保障公民权利目的都是一致的。环视我国目前行政检查法律规定，大多散见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相关条文之中，并未成统一之行政检查法，且条文之内容以权力授予、确认为主，辅之以相对人义务科予。然一旦出现权力主体滥权行为，权利义务均衡关系就会容易出现断层。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得到的根据，也只有权力解释、相对人义务内容罢了。相对人如欲主张其权利，只能是望法兴叹而已，根本无法找到切合实际的途径来需求救济。于是，“法律依据薄弱且法律性质定位模糊和程序实践谬误，不仅不能表现出人权守护者的作用，反而成为侵害人民权利的迫害工具”。[3] 显见行政机关之行政检查行为，存在以下诸多问题，函待澄清阐释：
1、 如何界定行政检查意涵与行使的类型？行政检查的理论基础何在？人权保障与行政效率维护如何兼顾？理论学说与实物如何契合？
2、 行政检查行为是否存在辅助司法行为的可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范畴还是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对于不服行政机关之行政检查行为如何提出救济？
3、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何在？职权的发动是依据为宣示性的组织法或明确的作用法？行政检查与行政强制、行政调查等行为的关联性如何，区别又是如何，是否适用必要形式条件及证据排除法则？
4、 行政检查的要件、方式、程序为何？行政检查类型化职权措施如何法制化？其他国家在此又有何先进之处可予借鉴？
5、 行政检查的法律效果如何？现行实定法规定可否行使强制力或是仅是任意性行为？现行诸法中之行政检查条文，对于行政机关行政事务运作有何窒碍难行之处，如何避免行政目的手段的滥用？
二、行政检查基础理论探究
（一） 行政检查基本概念
中国法律制度上出现，有关“检查”之规定始于1959年8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交通部颁布《机动车管理办法》[4] 第36、37条。该法赋予车辆管理机关，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及其维修、保养监督检查权力。此后，为了符合不断高涨的法制化情绪，国家相继出台了很多行政法律规定，其中不乏存在行政检查之内容。然而固定不化的模式却统治着后来的立法内容，从最初的权力说明到如今的相对人服从义务，都没有摆脱对行政权力单方面讨好的阴影。因此，单纯从法条行文出发，那只能给定义嵌入不稳定因素，概念也显得捉襟见肘，无法生动表现设计检查制度的意思所在。于是很多学者就从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的作用内容、行为强制力有无来界定并不明确的行政检查行为概念。虽然各执一词，但综合来看，都充分表现出行政检查的复杂多样特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不同条件都构成了行政检查不同的内容，造成学者对其认识上存在一定偏差。经剖析国内学者现有观点，结合挖掘的法律素材，笔者认为行政检查主要应明确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行政检查主体，勿庸置疑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权力中的一种，当然为行政主体所有，而现要做的就是怎样定位这个行政主体的范围，行政机构在确认这个范围时有何辅助意义。纯粹从条文上来看，行政检查权一般是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规定，行政机关才具有相应的检查职权。撇开行政法律角度来看行政检查，此权力为各类行政机构所当然享有，无论是对机构内部的监督检查职能，还对其所辖事务情形的检查职能。此时我们称其为自然权，随机构成立而形成，随机构消灭而丧失。其中也就包含了本文所探讨的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检查权部分特征，出于探讨意义考虑，在行政检查定位上也就只能限于法律意义上之行政检查作为本文对象了。对象为法律意义上内容，反推主体也就应符合法律规定的资格要件，故行政检查主体为法律上明确授权或明确表示之主体。不能依据行政权的广泛性，将行政检查行为认定为当然权力，径行行使该权力。
其次，行政检查行为并非一般咨询、了解行为，它具有强制效力，对相对人能够产生相应的羁束力。直接依据还是现行法律条文的规定，除了在上文对有些观点提出怀疑时，所列举之强制内容条文外，行政检疫作为行政检查形式之一，在行政法律条例中占有一定重要地位，它是证明行政检查具有强制性的有力证据。《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5] 第10条直接规定，检疫权力主体就被检疫对象之拒绝行为，可径行强制检疫对象接受检疫。检查中发现相对人如果存有相应违法情况，权力主体就有权对相对人进行行政处分或者处罚，情节严重，造成危害后果的，还将追究相对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只讲行政检查行为的弱力方面，忽视其强制力量，是造成行政检查被冷漠，司法实践亦无法担负起救济行为作用的症结所在。视而不见并不表示不存在，只有将其性质正确定位，才是善道。
次之，行政检查对象应该为行政检查法制度所明确规定，不能泛指，必须将一定范围、内容作为“对象”的限定框架，检查权必须在此幅度内行使。不得超出规定擅自决定对象，否则将以越权为名认定其权力行为无效。对象特殊也是区别于其他相关行为的重要标准之一，行政检查对象是对于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相应的人、物、处所等，而其他行为比如行政执法监督，它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内部人员的相应情况，主要表象为内部的层级监督。
另外，行政检查在目的上，已经明显区别于以往传统行政行为类型，走向更人性化的趋势，故我们无法用过去尺度来衡量它的行为含义，而是要以新的视野来评判它。过去行政行为出发点就是单纯以实现行政效率或者行政目标为归宿，然行政检查不仅限于此，还具有更深一层意义，就是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为多数人民谋取共同利益。我国行政法律制度因沿袭大陆法系规制，行政检查兼具行政与辅助刑事司法多重功能。
综上本文认为，行政检查系指，行政主体基于法律授权，为实现公共利益，依法律法规对人、处所或物件所做出的访视查询、查察或检验等行为的总称。它具有特定的执法程序，是典型的外部行政法律行为，[6] 行政检查主体对行为所产生之效果承担责任，相对人有权依据法律请求权利救济。
（二） 行政检查相关法理探讨
根据以上对行政检查特性讨论，引出本节内容，也就是对行政检查性质内涵以及它的外延部分，进行更全面、细致的认证。
1、人权保障与公益实现――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
在各个行政机关维系下的社会安全状态，是一种典型公益物品（public goods），行政检查就是这种物品的实现手段之一。 在对行政检查的分析中，很明显感觉到检查权力以“社会公益和人权保障”为立足点。现实中很多情况下，“社会公益和人权保障”是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体。笔者却将讨论客体的中心置于矛盾体当中，并非哗众取宠，而是为澄清行政行为[7] 中普遍存在、无法回避的事实之用。它不是虚无缥缈，行政实践中随处可见。比如，卫生部门为了控制传染病，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强制检疫，隔离病原体，[8] 目的是防止人民感染疾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这是公益一面，而相对于被检疫个体来讲，他的一些权利被侵犯了，甚至是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9] .于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公民个别权利产生了冲突，权力在矛盾中面临方向抉择。在公与私的结构中，警察权力表现的十分突出，警察职权措施的发动，对人民权利的侵害甚烈，警察职权行使对人权侵害应特别加以重视。在国权完全凌驾民权的时代里，警察任务即治安任务，包括行政上的危害防止及刑事上的犯行追击。而进入法治国时期，纯粹的国家公权、社会安全秩序，显然与国民主权理念相背。因此警察任务中，有学者归纳为“人权保障”、“公益维护”两大部分[10] ，治安任务必须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因为公共秩序维护之公益性理由来正当化警察行使干涉、取缔、查察等职权作用行为，而无视依法行政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概念，是警察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11] 所以说，任何国家都需要警察服务来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人身财产安全，中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中国要持续发展，需要有各方面的努力，在种种努力之中，高质量地提供警察服务，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上面列举的案例中，警察问题突出的反映了社会需要和现实缺陷的相互交融。
进一步讲，社会安全实现通过危害预防和犯罪追击两方面来实现，根据美国学者Hacker针对刑事程序的研究，在法律平等保护与有效率执法的两难对立中，归纳出刑事程序光谱上两种极端的规范模式：其一是“犯罪统制模式”，强调以执法效率为最高指导原则、法律程序运作理念为有罪推定、信任并赋予警察较大职权。另一种则是“公权力规制模式”，着重控制犯罪必须从正当程序来获得、以自由、平等主义为念，限制公权力、主张无罪推定原则。换言之，前者是以公益安全维护为优先考虑，后者系以人权保障为取向。因此，为了均衡这种利益差别[12] ，刑事诉讼法对其法律正义的实现，刻画了清晰的轨迹。例如与行政检查相近的刑事搜查行为[13] ，刑事诉讼法对其作了详尽规定，实施该行为时，必须具备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14] .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搜查条件，旨在保护人民隐私、自由与尊严，不使政府假刑事侦查之名而任意侵犯人民基本权利。但关于行政检查要件及其程序，法律上却很少谈及。于是，行政检查就常成为“犯罪侦查”手段[15] ，失去法律拘束，转变成警察任意行使权力的借口，规避刑事诉讼法的苛刻条件。
实践中，由于警察任务特殊性，其兼具行政及司法角色于一身，造成警察时有为达成办案政绩、提高破案率，基于犯罪追查目的，发动实为行政上预防犯罪的检查措施，即形式上虽然以行政检查名义为执行理由，但实质上却是要达到司法强制处分的搜查目的。混淆了行政检查与搜查的法制属性，甚至因为基于行政便宜及治安政绩的考虑，习惯于以“钓鱼式”犯罪侦查模式，假行政检查之名，行刑事搜查之实，滥用职权，架空刑事诉讼法程序正义机制，戕害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因此在探讨行政检查制度课题之时，不可避免地要澄清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的区别。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最常行使的职权活动，职权发动规范较为宽松，甚至有时没有程序、要件规定在相应的法规中。而搜查则是，基于证据保全及发现事实真相为目的，为发现被告或收集犯罪证据物件，对嫌疑人或第三人身体、物件、处所，施以搜查的强制行为，属于刑事司法强制行为的一种类型，且规定于程序、要件规范严谨的刑事诉讼法中。相比较之下，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明显存在差异，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搜查是刑事诉讼法上的典型强制行为，是警察证据搜取的重要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就搜查相应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在此基础上也颁发了相关解释和实施细则。反观行政检查法制规范则缺乏必要体系和内容，常被警察援引利用于刑事搜查上，扭曲了法制规范的目的[16] .此外，除公安部门拥有之行政检查权外，据《海关法》[17] 明确授权，基于特殊行政目的，即可行使行政检查权，然其出发点是以预防性为主，大都无须必要的特殊形式要件即可径行检查，与犯罪侦查上的司法搜查，有所差异，后者针对行为恶性较为严重的刑事犯，程序要件上有严格的约束。（见图2）为弥补行政检查的任意性，所可能产生的行政权专擅滥用，进而侵犯人民权利自由的弊害，根本解决之道，应是以严格的依法行政法理原则，来规制行政机关的干预性职权措施。
行政检查 刑事搜查
目的 直接达成社会公益[18] 收集犯罪证据，发现人犯，惩治犯罪[19]
对象 非特定人、物 特定人、物
时间 执行行政事务 执行司法公务
作用 发现并排除危害因素 侦缉犯罪
法令 行政法律、法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实施细则
（图2）
2、行政检查之“合理性”原则
承前言，既然出于公益考虑，赋予行政检查主体宽泛的检查权力范围和使用条件，那是否就意味着相对人必须放弃个体权利，而任凭行政机关恣意妄为呢？当然不是这样，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其中就非常清楚的提到了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宪法保护公民住宅、通讯自由不受侵犯。权力机关也不得非法破坏公民之基本权利，即使标榜为了公益需要，也不得随意牺牲私人利益为代价，因此行政检查行为的发动必定要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必须为法律所明确。进而引出下面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行政检查法制的核心原则，发动行政检查的合法基础。
公民住宅之安全与自由受宪法保障，无庸置疑。行政机关对场所进行行政检查之时，应限于已发生危害或依客观、合理判断易生危害之处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为之。其中，处所为私人居住之空间者，并应受住宅相同之保障[20] .以此说法，在行政检查时应区分“住宅”与“非住宅”两种不同场所，前者应受比较高程度的保障。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保护人民之身体、住宅、文件、物品免于不合理检查扣押，而且无相当理由不得为检查行为[21] .引申来看就是说行政权力主体要行使行政检查权力，必须有相当理由，合理怀疑有危害或者可能存在的问题之时方可为之。因此，规制行政检查的这个原则我们称之为“合理性”（Reasonableness）原则。合理性可视为两部分条件：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为发动行政检查必须具备“相当理由”，指政府行为是否合宪，应行为当时的事实或情状来判断，若依当时事实及情状判断[22] ，检查行为有足够理由，即依权衡法制来衡量公益与私益时，系属合乎情理范围。依此标准，行政检查的实质理由，不需要对于特定住宅或者其他对象有个别怀疑，若就该地区整体判断，认为检查是为必要，即具备合理性，例如在建筑物检查中，以建筑物的年龄、上次检查的时间或其他理由判断有检查的必要。提出这个原则，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理由的考虑：1、出于公益目的之行政检查行为，在司法实践传承至今，皆为公众和行政机关所接受；2、基于公众利益要求，行政检查所防范危险，应于危害确实发生前予以发现，以避免或减少危险，除了借助此种行政检查方法外，别无其他方式可达到此特定公众目的；3、行政检查性质上并非针对个人，亦非以发现刑事证据为目的，对人民隐私侵犯应于轻微有限为度。另一部分是形式要件，即要求行政检查必须在法律规定程序下，具备相应手续前提下才能为之。即便行政检查机关已经掌握了足够、合理之相当理由，如果没有按照行政法律规定，办理检查手续，依旧不能发动检查职权，故合理性原则要求形式合理。因为，要求办理必要手续，不会妨碍行政检查目的实现，在多数行政检查行为如消防、卫生、住宅检查等多无急迫性，要求检查机关在检查前取得必要形式要件，始得为之，不会妨碍其行为目的达成。相反如果废除此形式要求，会导致行政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不能提供人民适切的保护。假若允许检查人员得无必要手续进入住宅检查，建筑物占有人无从知悉是否为建筑物有依法检查必要，还是行政人员裁量权的滥用，即使依法有检查之必要，该检查机关是否确实为法律所授权对象，检查人员对建筑物检查的权限范围又是什么，亦不明确清楚，当民众询问检查人员此相关问题，所能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依法检查”此类笼统回应。若受检人对此类回答不满而拒绝接受检查，就可能遭受处罚。结果，类似于住宅之类公民隐私、财产，完全悬于行政检查权力机关之裁量权下。故人民需要受“合理性”原则的保护，严格施行法律规定之检查程序内容。总之，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会因为行政检查的特殊性而退让。合理性原则就是将实现社会公益与保障人权结合的产物，是行政检查行为之当然原则。
谈及此合理性原则时，会涉及到关于行政检查程度问题，是否任何检查行为，都无不例外的要求严格遵守此原则，还是有情况区别对待之。很显然此问题又与行政检查分类相关联。无论何种检查形式，首先明确的是它是获取信息重要手段，这是共通点。就如同Intranet中设定网关的作用。网关将客户机发出的要求进行第一步分析，检查是否为合法指令，然后经过筛选，合法的命令直接传送给服务器，进行最后处理，如果不合法就会直接进行反馈或直接Cancel[23] .不仅增加了网络运行效率，降低网络资源浪费，减轻服务器工作量，更重要的是保证大多数客户端的正常使用。其中判断合法标准来自于网络管理员的设定，获取信息和做出判断由网关自行按照预定程式进行。行政检查就有如此功效，虽然社会运行远比网络数据传送复杂的多，但是其中机理却相去不远。从分类角度看，行政检查原则适用问题，应该模仿网关，对信息的不同性质首先做出判断，然后再来进行后续分类处理行为，以降低成本消耗。
3、行政检查职权法律定位
根据台湾行政法学研究体系来看，行政法研究的一般性架构约分为行政法总论与行政法各论，而总论中则包含组织法与作用法范畴。国家为公法人，必须有其组织，籍以表达其意思，发挥作用，并归属于特定的权利义务范畴。而行使国家行政职权机关的组织，即为行政组织，规范行政组织的法规即为组织法[24] ，而构成行政组织法内容为，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即何种行政权应由何种行政机关行使，该机关组织如何，有何种权限，在国家整个政治体制上所居之地位如何，该机关编制及各单位之主管事项等，如国务院组织法。而行政作用则指行政主体为达成行政目的，基于行政权所为一切行为，行政作用法亦有别于一般的行政法组织、人事、任务规范。行政作用是行政机关本于行政权所为的一切活动概称，是广义的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依法律、法规命令或组织章程设置，应有权处理所主管的业务，唯有争议存在的是，行政机关是否仅依据组织法便可从事各种职权行为，进而，组织法的授权，是否能成为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德国联邦法院对此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应该视其对人民基本权利的情形而定，愈是侵害严重则愈需有法律的授权依据，不得以组织法的职权内容作为正当化的理由。依德国通说，对于重要行政行为事项，立法者必须以足够明确的法律加以规定，组织法仅是属于任务、组织规定，原则上仍难与专业法律中行政行为授权的精密度相比拟，组织法不等于作用法。
我国行政检查实务运作中，行政机关习惯性认为“有组织法规定即有行为权力”[25] ，就特定事务而言，只要组织法有设定任务范围内容，就可以进行检查，以至于将权力授权程序，法律体系分工完全抛弃。其实任务宣示性的管辖权，并未必然具有作用法上的职权，仅是界定行政机关职权范围而已，若要采取某种手段以完成其管辖任务，尚需要获得作用法的进一步明确授权。由于目前各行政部门法律[26] 大多皆出于行政部门之手，故行政部门往往会将本部门之利益与行事职权体现在法律中，而行政机关又借本部门制定之组织法视为行为权力根据，而无视权力授予程序与机构之限制，当然的行使所谓本机关职权范围之内的检查职权。这种情况不仅会造成权力享有的泛滥，而且会架空国家法律权力限制，出于本部门利益考虑的法律不能带来合理的检查行为，进而行政检查权成为无节制之行政权力，泯灭法律作用，损害人民利益。
行政检查行为，具有外部作用效果，存于作用法规制范围之内，不能仅基于内部组织法宣示性规定的检查条例或职责，径自为发动行政检查的依据，因此行政机关职责[27] 与职权[28] 的规范，是有区别必要的。德国警察法制的规范模式，就将警察职责与职权加以区分开来，当警察在组织法设定范围内，行使干预性职权行为时，必须有警察法另有明确的授权规定，才获行使其职权之条件。故行政机关在其检查职责范围内，要对相对人行使干预性检查时，必须要有法定的职权作用法作为依据。
三、行政检查体系建构
（一）行政检查法律规范模式
制度基础是性质定位，然后内容选择，继而确立方法论，将散乱内容归序。最后确立程序、设定法律效果与救济方式，形成特定制度体系。
借鉴先进法治国家经验，行政检查在体系上，被分为任务型、权限型、职权型三类，区别予以规定，前两者仅具有宣示性内容，可作为警察发动非干预权利措施的依据，后者为干预权利行为的行使，必须有特殊职权条款为依据。然而我国行政检查法律规定，从未顾及于此，任务法、组织法、职权法混为“一潭”。眼下普遍认为，法律只要明白赋予检查机关任务、权限，行政机关依法则有执行到底的权力，甚至可以运用强制力来保证行为实现，也就是在这种认识催化下，当前行政机关均以宣示性的行政组织法规范作为行使行政检查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并未对发动行政
『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法官
《礼记·中庸》有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的是为学问之道，依次有五：首要博学，次为审问，三为慎思，四为明辨，后为笃行。人民法官作为理性的思考者与法律维护者，承载着维系公平、匡扶正义之重任，亦应如此：要广泛涉猎，博采众长；要不懂则问，不耻下问；要谨慎行事、勤于思考；要明辨是非，分清黑白；要忠贞不渝、身体力行。
法官要博学。古语有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说学习要广泛涉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亦应有广阔的胸怀，方能成有根之木，有源之水。人民法官在审理案件、分析案情、公正裁决时虽受法律规范之根本制约，但法官在明法析理的推理过程中还会受到譬如宗教信仰、政治偏好、性格特点等各种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只有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知识的精华，博人之长，补己之短，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明法释理，方可减少冤假错案发生。不可否认，当前法院的工作量日益增大，矛盾纠纷也日益纷繁复杂，法官在工作之余，很少有时间与精力去学习，存有学习动力不足的现象。殊不知，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还只停留在以前的学习水平，还只生搬硬套地理解法律，那么就很难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司法能力就很难得以提高。因此，法官唯有不断加强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广泛学习，努力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
法官要审问。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此话告诉我们如学有不明，应将穷究，不耻下问，方能真正理解其实质。法官审判断案，其实质就是把法律知识镶嵌于案件事实当中，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故很难予以把握，特别对于青年法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告诉我们要谦虚学习，虚心向他人尤其年长且有经验的法官请教学习。伟大的霍姆斯大法官也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此话值得我们法官特别是年轻法官的深思。正所谓“问道追其宗，究学穷其源”，对于法官来说更是如此，在工作中要勤于问，善于问，通过虚心向他人请教学习来提高自身的司法智慧与司法能力。
法官要慎思。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诉我们学习的同时要思考所学。人民法官作为法律利益的捍卫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在分析断案的过程中，遇到疑难杂案也是常有的事，这就更加要求法官要谨慎思考，认真分析，研判案件的前因后果，厘清各种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作为人民法官，应不断强化群众意识，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服务”，要对其所学，多加分析,周密思考，端正立场，努力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增强责任意识，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因此，作为一名人民法官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通过慎思来践行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
法官要明辨。古人道：“轻舌摇动是非立断，朱笔一落生死攸关”，讲的就是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这同时也道出了法官明辨是非之重要性。人民法官作为理性的代表者，更是良心的捍卫者，要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应保持清醒头脑，明辨是非，分清黑白，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不为金钱、权力、美女所诱惑，时刻遏制自己的非法之想，牢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端正自身的思想价值观，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在金钱、权力、美女面前不偏不倚，明辨是非，分清黑白，讲公正，讲公平，时刻保持清正廉洁的人民法官形象。
法官要笃行。“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这正是人民法官司法实践之所需。人民法官作为群主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应时刻反省吾身，时刻谨记牢记“我是人民法官，我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宗旨，踏踏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人，践履学有所得，锲而不舍，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有所依、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做一名群众满意优秀法官。
一言以蔽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是为人民法官之所需。
（作者单位：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