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法院

发布时间: 2023-05-20 17:59:41

A. 刑诉问题

以抢劫罪定罪量刑，这属于变更指控罪名定罪的情况，虽有违法理，但在中国不违法，而且有依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另给你一个重庆塌桥案赵秉志对当时法院类似变更指控罪名定性的评论：
其一，法院判决能否改变检控的罪名?在本案追诉中，检察院对重庆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原站长赵祥忠以涉嫌玩忽职守罪提出指控，对本案进行一审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在判决中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赵祥忠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在实体法即刑法的运用上，根据案情的揭示，应当说法院对赵祥忠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处罚更为确切妥当。从程序上看，法院能否在判决中直接改变检察院指控的罪名?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在法理上看，这种做法似大有可议之处。因为如此做法有违控、审双方诉讼职能的划分，对新罪名等于是法院检控和审判了，而且这种庭审后的直接改变检控罪名的做法也使控辩双方无法合法合理地介入诉讼而各尽其责。因此，即使案件确实需要改变检控罪名而保证刑法适用之正确，也需要从程序上弥补，由控方予以变更，而且需要保证辩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于此既可以看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程序问题有意无意的轻视，而程序公正合法应该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与要求；由此还可以觉察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类诉讼实际问题的缺乏规范，从而需要首先予以立法完善。

B. 防卫权、正当性及其限度——对正当防卫问题的研究

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注：我国刑法学界将这类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称作“排除危害性行为”、“排除违法性行为”或者“排除犯罪性行为”。）也是当代各国刑事立法中所确立卖亮核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均对正当防卫的概念、要件、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虽然，1997年新的刑法典在涉及正当防卫的限度等问题上比之原刑法典有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防卫权的范围、正当防卫的要件和防卫限度的把握等，却依然存在着争论。有些争论是直接针对着现行立法的，而更多的则是在司法个案的实际判定中逐步展开的。因此，围绕立法和司法中的主要问题，从学理角度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探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紧迫的。
一、关于防卫权问题-来源及其范围

防卫权是由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步中掘发展而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力。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分散型的个人防卫本能向具有社会整体认同意识的法律权力进行转化的过程，实现了作为一种原始复仇状态的无节制行为朝着合乎人类理性和社会需要的有限制法律行为的转变。由此，防卫行为就不再是不受任何拘束的纯私人行为了，需要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多重制约。刑法在对防卫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确认的同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人们行使防卫权的范围、条件、合理限度等进行规定，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因其权力滥用而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破坏法治的秩序。

在现代国家里，当合法权益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受害者通常需要借助国家的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才得以维护，消弥已经受到的损害。这是一种被称为“公力救济”的强制性手段。禁止公民擅用强力，强制手段由国家行使，这已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要求。然而，“公力救济”并非永远最为有效的，它同样存在着时间上的滞键局后性和结果上的不完整性，为了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达到全面维护合法权益的目标，各国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特殊条件下的“私力救济”行为的合法地位，允许公民在来不及请求司法机关予以保护，而合法权益又面临紧迫侵害时，可以有节制地予以防卫反击，以阻止损害结果的实际发生或者将可能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因此，以“公力救济”为基础，以严格控制下的“私力救济”为补充，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并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化设计，这就是刑法上或者民法上的正当防卫制度。

不过，就刑法角度来看，各国对防卫权范围的规定其实并不一致，刑法学者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至少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在刑法上，是否应当规定公民为了维护公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行使防卫权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维护国家及公共利益的责任本应属于国家特设的公共机构，一般公民没有此项冒险的义务，国家不应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公民防卫权的范围，否则，会有推卸国家公共机构责任之嫌。基于正当防卫系“私力救济”手段的认识，很多国家未在刑法典上对此予以规定，通常只是笼统地允许公民为了维护“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而行使防卫权。我国刑法历来允许甚至在本质上倡导公民为维护公益而对不法侵害行为进行正当防卫，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更将“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权利免受侵害作为公民行使防卫权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为维护国家、社会及他人利益而进行的防卫，是一种典型的“见义勇为”行为，立法将其纳入防卫权，并非要强制公民必须照此行事（因为刑法上的防卫权力从来不是一种法定义务），而是出于扩大公民个人权力在法律上认可范围的需要，它与正当防卫作为一种法律许可并予以保护的“私力”的本质并不矛盾。而在实际生活中，公民也不会因为“见义不为”而遭致诸如法律上“不作为”的责任。笔者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在刑法典上仅仅规定为防卫自己或者他人权利才可行使防卫权的国家，他们在学理及实务中，也存在着将“他人”一语作扩大解释，以适应实际防卫需要的情况（注：譬如，有日本学者认为，所谓“他人”，并不限于自然人，应该认为是包括法人和其他团体在内，所以也允许私人为保护国家法益而进行正当防卫。为保护他人法益而进行正当防卫，叫做紧急救助；为国家而进行的正当防卫，叫做国家紧急救助，也有叫做国家正当防卫的。本文作者认为，“国家紧急救助”或“国家正当防卫”的提法有所不妥，易致人们望文生义、产生异义。参见（日）福田平、大仁合编《日本刑法总则讲义》（中译本）第9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其二，在公务活动领域，是否应当确认公务人员也有职务防卫权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在我国新近的刑法著作中少有论及。不过，发布于1983年《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注：该《规定》于1981年8月10日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个部门联合签署、发布。在当时，这类形式的文件属于司法解释。），则表明了我国在司法实务中予以肯定的立场。故此，一些学者当时称它为“正当防卫的特殊形式”（注：参见陈兴良：《正当防卫论》第1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还有人撰文专门论述了一般正当防卫与这种特殊形式正当防卫的异同之处（注：如刘普生在《司法人员与非司法人员正当防卫之异同》一文中，将它们的异同概括为目的相同而责任不同、意义相同而性质不同、方法相同而手段不同、构成条件相同而对象范围不同、过当条件及刑事责任相同五个方面。载《法制日报》1988年9月18日第3版。）。基于同样的认识，1996年10月10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设立了一个条文，对公安人员、武装警察在执行公务期间行使防卫权的问题作出了明文规定。但次年3月14 日正式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却又删去了这一条文。笔者认为，取消“职务防卫权”的规定，将防卫权仅仅赋予公民个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公安人员、武装警察在执行公务期间遭遇暴力侵袭或为制止针对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而进行的反击（必要时甚至使用警械和枪支），完全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是其职责所在。倘若其反击行为没有依法进行，譬如滥用警械和枪支（诸如违反《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的行为），或者未尽职守，没有履行应尽的反击义务，均将遭致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甚至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所有这些，都与法律赋予公民个人进行“私力救济”的防卫权的本质大相径庭。事实上，履行职务的反击行为具有明显的“公力”性质，其实施过程应当受到格外严格的监控，如果我们在法律上规定了“职务防卫权”，并且将其与“公民防卫权”相提并论，那无异于再度鼓励和促进国家权力的积极行使，导致强者更强，公民合法权利的有效维护将变得愈加艰巨和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限定防卫权的范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切实保障人权的需要。

二、关于防卫要件问题-正当性及其制约

设立科学合理的防卫要件，是防卫行为获得社会认同并取得正当性的前提。正当防卫的要件，建立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的基础之上，它是正当防卫法定概念的展开及其基本界限的实体把握。我国现行刑法典第20条第一、二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据此，笔者认为，目的的正当性、侵害的紧迫性、客体的特定性和力度的有限性，是我国正当防卫的几个基本要件。

（一）防卫目的的正当性

刑法上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出发点，在于强化“私力救济”；及时维护合法权益。与这一立法意图相适应，刑法上要求构成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必须是防卫人具有维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特定目的。如果目的不正当、不合法，只是在行为的形式与外观上符合防卫的要求，同样不能得到刑法上正当防卫的评价。在司法实务中，由于目的不正当而不能成立正当防卫的情形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挑拨防卫，表现为行为人基于加害的意图，故意挑逗、引诱对方实施不法侵害，尔后假借防卫之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挑拨防卫具有正当防卫的假象，因此，证据调查及其判别就成为司法实务中的一个关键。其二，是巧合防卫，即行为人在不明知侵害行为正在发生的情况下，针对侵害人所实施的故意加害行为。例如某甲正在强*某女，乙却并不知情，误为自愿行为。乙出于对甲的素仇，遂棒击其头部，致其停止强*、重伤倒地，乙亦随即逃逸。巧合防卫虽在客观上吻合防卫要件，但因行为人基于不法侵害的意图，故不能以正当防卫论定。其三，是相互打斗，即双方基于互伤对方的目的而进行的相互之间连续不断的殴击及厮打行为。将相互打斗排除在正当防卫之外，是将其行为意图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人为地予以分割）来进行考察的结果。不过，我国刑法学界并不绝对否定以相互打斗为起因的防卫行为存在的可能。一般认为，如果一方确已放弃侵害（诸如求饶、逃离等），而另外一方依然不断加害，致命其合法利益受到严重危害时，放弃侵害的一方仍然存在着防卫反击的权力，对其依法进行的防卫，应当确认并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二）不法侵害的紧迫性

有侵害才有防卫，有不法侵害的紧迫性，才会有防卫反击的必要性。因此，不法侵害，事实上已经成为实施正当防卫的客观前提。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我国立法上却使用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样一个显得有些抽象和原则的用语，从而给司法上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1.不法与紧迫

对侵害行为的不法性质，历来认识不一，存在着“客观不法说”与“主观不法说”之分。客观说主张，不法侵害以客观状态确定，无需考察主观情形，行为人有无罪过，对不法侵害之是否成立不发生实质性影响，而主观说却力主不法侵害认定上的“主客观相统一”立场，认为对于仅有客观危害而缺乏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行为，不得实行正当防卫。笔者认为，客观说的立场较为可取，因为作为正当防卫问题研究中的“不法侵害”，其重心在于解决公民在怎样的状态之下可以行使自卫反击权的问题，其侧重点自应落在某种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足以构成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方面。至于侵害人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包括在怎样的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实施侵害行为的，则是在解决侵害者本人是否需要对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该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的时候才予考察的问题。上述“主观不法说”不仅有背于立法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宗旨，而且也有对防卫人过苛要求之嫌。这是因为，侵害人的主观状态如何、其行为在刑法上是否有责（譬如是否属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是否成立缺乏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及末达责任年龄状态等），不仅在侵害行为发生之时是无法判断的，即便是在事后也常常显现不明。

正当防卫上的“不法侵害”，既包括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也包括治安管理法意义上的一般违法行为。但是，它们同时又必须受到一定的条件制约，即并非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我国刑法典第20条规定的“正在进行”，虽然只是界定了侵害行为发生的时间界限，但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只有对那些正在进行并且已经形成侵害紧迫状态的行为，才有实施防卫反击的必要性。司法实务中，通常不确认对那些虽然正在进行，但尚未达到“紧迫”程度的侵害行为（哪伯是犯罪行为）实施防卫反击的合法性。不含暴力性、破坏性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及渎职犯罪，哪怕其行为“正在进行”，通常仍构不成需要予以“私力救济”的紧迫状态，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司法途径去解决。因此，侵害的现实性、紧迫性，已经成为确定正当防卫必要性与合法性的基本前提。

2.形式与范围

侵害合法权益的行为形式繁多，范围宽泛，对它们能否构成防卫前提中“不法侵害行为”的探讨，关键在于考察其能否形成“紧迫”的侵害状态。对此，刑法学界着重研究过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过失行为能否构成紧迫的侵害，其中包括疏忽大意的侵害行为和过于自信的侵害行为；其二，是不作为行为能否构成紧迫的侵害，其中则包括纯正的不作为侵害行为和不纯正的不作为侵害行为。本文在此不再展开“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的分歧意见及各持的理由（注：详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第517～5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仅就学理角度分析，绝对地排除上述行为构成紧迫侵害的可能性，并进而否定对其实施正当防卫的必要性，是机械的和缺乏实证的。为此，笔者更愿意倾向于“肯定说”的观点。由于司法实务中对过失及不作为行为实施防卫的事例较之于对故意行为的防卫要少得多，实际判案也不多见，所以，笔者认为，我们更应当重视对面临这类行为紧迫侵害时的公民防卫权的确认与维护，不应该人为地去限制行使防卫权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的立法（譬如日本刑法）及刑法学者虽然不主张从不法侵害行为的形式方面去限定公民防卫权的行使，但却认为，公民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防卫。由于对“不得已”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着分歧，人们常常易于将其与紧急避险手段选择上的“不得已”相混淆，这将同样损害到公民防卫权的完整性。我国刑法历来没有将“不得已”列为正当防卫的限制条件，而是主张只要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即使该公民可以通过自身的其他努力（诸如逃离现场、奋力摆脱等）去避免危害的发生，同样允许其以损害不法侵害者利益的方法去进行正当防卫。

（三）防卫客体的特定性

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实施。只能损害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这是防卫客体特定性的一个基点。从正当防卫的性质及其针对的对象出发，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对不法侵害者人身的防卫和对不法侵害者财产的防卫两种情形。任何为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行为而针对第三者利益所进行的“防卫”，都难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对此，我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包括主观认识、客观危害等），分别以故意犯罪、假想防卫（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紧急避险论处。

在对财产利益进行防卫的问题上，刑法理论界曾专题讨论过动物能否成为正当防卫客体的命题，同样出现了“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肯定说”与“否定说”完全对立，“折衷说”则主张区别对待，即视动物侵害是否属于“自然现象”而定，若系自然形成，则无所谓正当防卫可言；若在他人驱使之下形成侵害，则完全可以实施正当防卫（注：两种不同主张，可参见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第119～120页之引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笔者以为，不法侵害行为只能由人的行为构成，动物的身体动作（包括攻击举动）谈不上合法与非法的区分，其本身难以成为刑法评价的对象。只有当它们成为财产利益的组成部分并被实际利用时，才进入到刑法的视野之中。由此，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对反击动物攻击的行为作出评价。其一，反击来自于野生动物的自发攻击而致动物于死伤的，除非该动物系国家法律明文保护时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的性质外，一般不作法律上的定性；其二，反击来自于不法侵害人驱使而致攻击动物于死伤的，如果该动物系不法侵害人所有，应认定为防卫客体，反击行为可以成立正当防卫。但是，如果其驱使的动物系为第三人合法所有时，则反击行为又当以紧急避险论定为宜了。

（四）反击力度的有限性

防卫不法侵害虽然属于正当之举，但它同样应当有所节制，必须把握适度。任何不受制约的反击行为，即使其出发点是正义的，最终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各国刑法在有条件地赋予公民防卫权的同时，又毫不例外地对正当防卫的力度及其造成的损害结果作出了一些限定。反击力度的有限性，既是防卫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也成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然而，我们对于“有限性”问题的探索却可能是“无限”的，因为人们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不法侵害行为的类型、手段及其强度千差万别，加之防卫人遭受侵害时所处的环境及其精神状态、心理感受各不相同，这就使刑法典上的规范性规定及刑法理论上的探讨，更倾向于价值导向的层面。所以，要提出若干条具有司法可操作性的认定防卫限度的具体标准，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撰写本文时，同样未敢有此奢望。

我国1979年刑法典第17条第二款在界定防卫过当的基本概念时规定，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行为。由于对这一规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的批评由来已久，因此，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对此作出了补充与修改。现行刑法典第20条第二款的表述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款与原刑法典相比较有了两点变化：其一，是将“超过必要限度”改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增加了“明显”二字；其二，是将“不应有的危害”直接修改为“重大损害”。很显然，上述补充修改对于增强刑法规范的适用性起到了进一步明确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同样非常有限，因为其关键仍在于必须对“必要限度”和“重大损害”的内涵作出切实的界定，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实际司法的问题，是立法上所无能为力的。笔者认为，“必要限度”和“重大损害”密不可分，不存在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尚未造成重大损害或者完全与之相反的防卫过当情况。必要限度，就是人们反击侵害并且能够达到制止侵害继续进行所必须的强烈程度；重大损害，则是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相比较，悬殊过大、显然不相适应的实际损害结果。刑法典补充“明显”二字的价值在于，我国刑法坚决反对“必要限度”认定中强调侵害行为与防卫行为必须“对等”的观念，如果在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的损害是否属于“重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各方观点颇不一致时，就应当作出“不明显”的认定。因为根据认识论的原理，如果某一事物的边界是清晰的、事物的界限是“明显”的，那么，人们的判断是不可能出现重大分歧而应当是基本趋同的。由此看来，在正当防卫反击力度有限性的实际判定中，人们所具有的一般正义意识、法治意识、人道意识，以及对于反击侵害行为本身的宽容程度等，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这种作用对于防卫行为“正当”与“过当”的最终认定，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三、关于无限防卫问题-立法及其简评

“无限防卫”一语，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指防卫范围之无限，即人们可以对一切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反击；其二，是指防卫强度之无限，即防卫行为可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很显然，我国1979年刑法典对这种无限防卫权是予以否定的。即使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一、二款中有关正当防卫概念及防卫过当的规定，也同样显示了对正当防卫范围及防卫强度的必要限制。然而，如同本文上一节最后部分所描述的那样，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间，立法所设置的界限终究是“模糊”的，难以作为直接、确定的标志去套用（虽然其价值倾向还是清晰的）。于是，面对着来自法学界及实务界希望法律更加明确，以适应“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和人们希望摆脱束缚，以便无后顾之忧地同严重犯罪作斗争，以改善社会治安状况的“双重压力”，立法者开始改变了初衷，最后终于在刑法典20条第三款设立了一个被刑法学界称为“无限防卫”或“无过当防卫”的条款。根据这一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它并不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无限防卫”，其防卫范围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定，只有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确已出现这一点得到确证之后，才能适用。

刑法典明文规定无限防卫权，这在我国当代刑事立法堪称“突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正当防卫立法的传统格局，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刑法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刑法典颁布之后，除了围绕无限防卫条款的用语理解、具体适用等展开应用型研究外，有的学者开始对这一规定的价值得失提出检讨。一些学者指出，无限制的防卫自由不仅会导致血腥报复和暴力杀戮，而且会动摇刑罚适应的根基，导致国家法秩序的松驰和法律的软弱无能（注：参见田宏杰：《防卫权限度的理性思考》，载《法学家》杂志1998年第4期第49页。）。他们认为，无限防卫在刑法中的确立，首先会引起国家责任的不恰当转移，从而导致可能破坏法治的危险；其次，有可能形成新的不法，进一步激发严重的暴力犯罪；再者，是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使刑法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公正的价值轨道；最后，这种规定不仅超越了立法者的能力，也使司法的独立进一步沦为立法者理想化情绪的牺牲品。笔者以为，这些学者的担忧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有些方面甚至值得引起我们的警觉，但如果将它作为对我国现行刑法确立的无限防卫规定的总体评价，那显然又是偏激的和不恰当的。因为正如笔者已作分析的那样，我国刑法中的所谓“无限防卫”，事实上仍然是有限的，它首先必须受到特定的侵害行为性质的限定，即只能针对少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才可实施；其次，这些严重犯罪必须同样表现为侵害行为的“正在进行”，呈现出客观状态上危害的“紧迫性”。可以这么说，面临这么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侵袭，公民奋起进行反击而致犯罪行为人于伤害或者死亡，这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同样是会被认定为正当防卫性质的。所以，现行刑法典的明文规定，可以看作是对司法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是司法实践的立法化确认。笔者认为，只要各级司法机关从立法的本意出发，从严解释和严格把握“无限防卫”的适用前提与范围，一些学者所担忧的无限防卫权被滥用，因而可能出现严重破坏法治的局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国修订后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事实上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判断。

C. 赵秉志的主要学术著作

《犯罪主体论》《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侵犯财产罪》《改革开放中的刑法理论与实务》《刑法研究系列》（五卷本）《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下卷）《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等。
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100余部，论著多次获得国家级、部委级或院校的奖励。还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国家、部委级科研项目及与香港、日本、法国的合作研究项目20多项。刑法新教程（第4版）/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 赵秉志主编
联合国公约在刑事法治领域的贯彻实施/京师国际刑事法文库/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新探/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刑事法时评（第3卷）/赵秉志主编，2009-11-1版
刑法分则要论/法学研究生精品教材/沈立城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刑法新教程（第3版）/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主编，2009-11-1版
刑法总则要论/法学研究生精品教材/赵秉志主编，2010-1-1版
穿越迷雾；死刑问题新观察/京师刑事法学文库/赵秉志等编著，2009-10-1版
量刑情节与量刑方法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彭新林编著，2009-9-1版
新中国执法60周年巡礼（上下卷）/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9年度/赵秉志等主编，2009-8-1版
刑法总论案例分析/（现代刑事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主编，2009-9-1版
刑法评论.2009年.第1卷：总第15卷/赵秉志主编，2009-8-1版
刑法论丛.2009年.第3卷：总第19卷/赵秉志主编，2009-8-1版
死刑立法改革专题研究/促进死刑改革系列十二.京师刑事法文库47/赵秉志夏巴斯主编，2009-7-1版
刑法论丛.2009年第2卷.总第18卷/赵秉志主编，2009-6-1版
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全文献汇编：中英文对照/赵秉志等编，2008-9-1版
死刑个案实证研究/促进死刑改革系列/赵秉志主编，2009-6-1版
当代刑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赵秉志主编，2009-3-1版
刑法修正案最新理解适用/赵秉志主编，2009-4-1版
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总第17卷/赵秉志主编，2009-3-1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赵秉志等主编，2009-3-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4卷/赵秉志，卢建平编，2009-1-1版
刑法论丛（第16卷）/赵秉志主编，2008-12-1版
参阅案例研究.刑事卷.第一辑（参阅案例研究丛书）/赵秉志，叶晓颖主编，2008-11-1版
中国区际刑法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黄晓亮编，2009-1-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7-2008年卷）/赵秉志主编，2009-1-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3卷）/赵秉志，卢建平主，2009-1-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2-1版
改革开放30年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赵秉志主编，2008-10-1版
刑法论丛（第15卷）/赵秉志主编,2008-11-1版
刑法评论（2008年第2卷）（总第14卷）/赵秉志，2008-10-1版
侵犯著作权犯罪研究/赵秉志，2008-8-1版
中韩经济刑法比较研究：“第四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中韩刑法比较研究系列之四）/赵秉志，2008-7-1版
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第五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中韩刑法比较研究系列之五）/赵秉志，2008-7-1版
刑法论丛（第14卷）/赵秉志，2008-6-1版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赵秉志，2008-7-1版
刑法习题集（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配套自测）/赵秉志，2008-3-1版
刑法评论.2008年.第1卷：总第13卷/赵秉志，2008-6-1版
外国最新反恐法选编（外国法典译丛10)/赵秉志等，2008-3-1版
刑法论丛.第13卷/赵秉志，2008-3-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三卷（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二卷（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一卷（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6-2007年卷/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二卷.危害公共安全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一卷.刑法总则(案例评析系列）/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犯罪未遂形态研究.第2版（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赵秉志刑法研究系/赵秉志著，2008-1-16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五卷.贪污贿赂与渎职犯罪（案例评析系）/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案例评析系）/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三卷.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例评析系）/赵秉志主编，2008-1-1版
刑法论丛.第12卷/赵秉志主编，2007-9-1版
财产刑执行的调查与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系列丛书）/赵秉志主编，2007-11-1版
刑法教学案例（高等院校法学案例丛书）/赵秉志主编，2007-10-1版
死刑改革研究报告（促进死刑改革系列）/赵秉志著，2007-10-1版
加拿大反恐法案及国际反恐公约的执行（外国刑事法翻译系列之2)/赵秉志等译，2007-9-1版
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中英文）/高明暄，赵秉志著，2007-6-1版
刑法评论（2007年第1卷）（总第12卷）/赵秉志主编，2007-9-1版
全球化时代的刑法变革-国际社会的经验及其对中的启示/赵秉志主编，2007-9-1版
刑法解释研究/赵秉志主编，2007-8-1版
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新刑法典颁行十周年纪念文集）/赵秉志，2007-9-1版
刑法论丛（第11卷）/赵秉志主编，2007-8-1版
刑法问题对谈录/赵秉志等著,2007-7-1版
刑法习题集（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配套自测）/赵秉志主编，2007-6-1版
刑法哲学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等编著，2007-5-1版
国际刑法总论问题专题整理（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赵秉志等编著，2007-4-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2卷）/赵秉志等主编，2007-1-1版
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及对欧盟经验的借鉴/赵秉志主编，2006-12-1版
死刑改革探索（促进死刑改革系列之一）/赵秉志著，2006-12-1版
中国反恐立法专论（京师刑事法文库11)/赵秉志主编，2007-1-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6年第1-2辑.总第14-15辑）/赵秉志主编，2006-12-1版
中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及相关犯罪研究/赵秉志主编，2006-11-1版
刑法教学参考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核心课教学参考书）/赵秉志，2006-11-1版
刑法评论（2006年第3卷）（总第11卷）/赵秉志，2006-10-1版
刑法评论（2006年第2卷）（总第10卷）/赵秉志，2006-10-1版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上/下）/赵秉志，2006-10-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5-2006年卷）/赵秉志，2006-8-1版
刑法评论（2006年第1卷）（总第6卷）/赵秉志，2006-8-1版
国际刑法评论（第1卷）/赵秉志，2006-5-1版
刑法论丛（第10卷）/高铭暄赵秉志，2006-5-1版
外国刑法各论(大陆法系）（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6-1-1版
中韩刑事制裁的新动向-第2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赵秉志，2005-10-1版
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京师刑法法文库6)/赵秉志，2006-1-1版
刑法评论（第8卷）/赵秉志，2005-12-1版
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京师刑事法学文库1)/赵秉志，2005-9-1版
2006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曾宪义赵秉志，2005-10-1版
2006年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大串讲/曾宪义赵秉志，2005-10-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2-4辑）（总第11-13辑）/赵秉志，2005-9-1版
中日经济犯罪比较研究/高铭暄赵秉志，2005-8-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4年卷）/赵秉志，2005-7-1版
（2005年10月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模拟试题解析/曾宪义赵秉志，2005-6-1版
（2005年10月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大串讲（第3版）/曾宪义赵秉志，2005-6-1版
（2005年10月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同步辅导/曾宪义赵秉志，2005-6-1版
刑法评论（第7卷）/赵秉志，2005-6-1版
刑事政策专题探讨（刑事法律科学文库54)/赵秉志,2005-5-1版
刑事时评（2004年卷）/赵秉志，2005-5-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1辑）（总第10辑）/赵秉志，2005-4-1版
刑法论丛（第9卷）/高铭暄赵秉志，2005-4-1版
中国区际刑法问题专论/赵秉志，2005-3-1版
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赵秉志，2005-3-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1辑）（总第6辑）/赵秉志，2004-4-1版
世纪“9.11”-美国“9.11委员会报告”（精华中译本）/赵秉志，2005-1-1版
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英文/赵秉志，2004-3-1版
被判刑人移管国际暨区域合作（国际刑法研究所文库）/赵秉志，2004-11-1版
死刑正当程序之探讨-死刑的正当程序学术研讨会文集/赵秉志，2004-12-1版
刑法评论（第6卷）/赵秉志，2005-1-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4辑）（总第9辑）/赵秉志，2004-12-1版
刑法论丛（第8卷）/高铭暄赵秉志，2004-12-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3辑）（总第8辑）/赵秉志，2004-10-1版
英美刑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4-11-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6卷.贪污贿赂罪渎职罪）/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5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4卷.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3卷.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2卷.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赵秉志，2004-9-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1卷.刑法总则）/赵秉志，2004-9-1版
香港特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研究/赵秉志黄芳,2004-10-1版
单位犯罪比较研究（当代新型犯罪比较研究.第1卷）/赵秉志，2004-6-1版
刑法时评（首卷.2003年卷）/赵秉志，2004-6-1版
主客观相统一：刑法现代化的坐标（刑事法律科学文库46)/赵秉志，2004-4-1版
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联考应试练习-民法.刑法卷(第2版）/赵秉志，2004-8-1版
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联考应试练习-综合课卷（第2版）/赵秉志，2004-8-1版
渎职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5-1版
贪污贿赂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5-1版
刑法评论（第5卷）/赵秉志，2004-9-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2辑）（总第7辑）/赵秉志，2004-6-1版
（2004.10使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辅导指南/曾宪义赵秉志，2004-6-1版
计算机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36)/赵秉志于志刚,2004-7-1版
金融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34)/赵秉志杨诚,2004-7-1版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35)/赵秉志田宏杰,2004-7-1版
环境犯罪比较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40)/赵秉志等，2004-7-1版
新编国际刑法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4-6-1版
刑法分则问题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II)/赵秉志，2004-5-1版
中国区际刑法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III)/赵秉志，2004-5-1版
比较刑法暨国际刑法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IV)/赵秉志，2004-5-1版
刑法总则问题专论（赵秉志刑法学文集）/赵秉志，2004-5-1版
刑法评论（第4卷）/赵秉志，2004-4-1版
2005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联考复习全书/赵秉志沈立城，2004-4-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3年卷）（上/下）/赵秉志，2003-12-1版
刑法评论（第3卷）/赵秉志，2004-1-1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赵秉志等，2004-1-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3年第4辑）（总第5辑）/赵秉志，2004-1-1版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上/下）（第2卷：刑法实务问题研究）/赵秉志，2003-10-1版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1卷：刑法解释问题研究）/赵秉志，2003-10-1版
2004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辅导指南（第2版）/曾宪义赵秉志，2003-12-1版
刑法学（下册.刑法各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赵秉志，2003-7-1版
刑法学（上册.刑法总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赵秉志，2003-1-1版
刑法论丛（第7卷）/高铭暄赵秉志，2003-9-1版
刑法评论（第2卷）/赵秉志，2003-9-1版
刑法教学案例（高等院校法学案例丛书）/赵秉志，2003-10-1版
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赵秉志，2003-4-1版
国际刑事审判规章汇编/赵秉志王秀梅,2003-4-1版
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专题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文库）/赵秉志陈弘毅,2003-3-1版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探索（刑事法律科学文库15)/赵秉志，2003-3-1版
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定必读法律法规（在职法硕专用）/赵秉志，2002-10-1版
刑事法判解研究（2003年第1辑）（总第2辑）/赵秉志，2003-6-1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犯罪刑法适用-以“非典”事件为中心/赵秉志，2003-6-1版
侵犯财产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3-1版
扰乱公共秩序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2003-3-1版
妨害司法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等，2003-3-1版
毒品犯罪（最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于志刚，2003-1-1版
刑法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法学硕士学位考试教材）/赵秉志，2003-3-1版
刑法学（同等学历人员申请法学硕士学位考试模拟题）/赵秉志，2003-3-1版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卷.首卷）/赵秉志，2002-12-15版
办理房屋租赁案件法律依据（办案依据丛书）/曾宪义、赵秉志，2002-11-1版
刑罚总论问题探索（当代刑法理论探索第3卷）/赵秉志，2003-1-20版
刑法习题集（高等法学专业课程考试同步训练）/赵秉志，2002-7-1版
刑法基础理论探索（当代刑法理论探索）（第1卷）/赵秉志，2003-1-15版
国际区际刑法问题探索（当代刑法理论探索）（第4卷）/赵秉志，2003-1-15版
犯罪总论问题探索（当代刑法理论探索）（第2卷）/赵秉志，2003-1-15版
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实战剖析预测与强化训练/赵秉志，2002-12-1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法规汇编(2002年第9辑）（总第67辑）/曾宪义、赵秉志，2002-11-1版
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高铭暄、赵秉志，2002-10-28版
刑法评论（第1卷）/赵秉志，2002-10-28版
2003年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联考应试练习-民法、刑法卷/赵秉志，2002-8-24版
2003年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联考应试练习-综合课卷/赵秉志，2002-9-24版
2003年法律硕士自测试题题解-专业基础课、综合基础课（附光盘）/曾宪义、赵秉志，2002-11-1版
刑法论丛（第6卷）/高铭暄、赵秉志，2002-10-1版
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配套用书-指定必读法律法规/赵秉志，2002-10-17版
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上/下）/赵秉志，2001-9-1版
刑法论丛（第5卷）/高铭暄赵秉志，2002-1-1版
刑法新教程/赵秉志，2001-2-1版
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上/下）/赵秉志，2001-7-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沈立城、民主权利/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犯财产罪/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下）/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上）/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贪污贿赂罪、渎职罪/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下）/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罪（上）/赵秉志，2001-4-1版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危害国家安全罪等/赵秉志，2001-4-1版
刑罚制度适用中的疑难问题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于志刚，2001-1-1版
刑种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1-1-1版
共同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阴建峰，2001-1-1版
犯罪停止形态适用中的疑难问题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1-1-1版
单位犯罪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田宏杰，2001-1-1版
侵犯人身权权利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赵秉志，2001-1-1版
2001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强化训练与模拟试题/赵秉志王志祥,2001-4-1版
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赵秉志，2000-8-1版
金融诈骗罪新论/赵秉志，2001-2-1版
香港刑法（平）（比较法研究丛书）/赵秉志，1996-1-1版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法（中文版）（平）（比较法研究丛书）/赵秉志，1996-10-1版
刑法相临相近罪名界定与运用（上/下）/赵秉志，2000-10-1版
毒品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0-8-1版
妨害司法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0-8-1版
渎职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0-8-1版
侵犯知识产权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0-8-1版
侵犯财产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0-8-1版
金融犯罪界限认定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文库）/赵秉志，2000-8-1版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刑事法律科学/赵秉志，2000-8-1版
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上卷）/赵秉志，1999-7-1版
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 (下卷）/赵秉志，1999-7-1版
金融诈骗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9-1版
张子强案件及其法律思考/赵秉志，2000-1-1版
澳门商法典-澳门五大法典/赵秉志，1999-11-1版
澳门民法典-澳门五大法典/赵秉志，1999-11-1版
澳门民事诉讼法典-澳门五大法典/赵秉志，1999-11-1版
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澳门五大法典/赵秉志，1999-11-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十集）/赵秉志，1999-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九集）/赵秉志，1999-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八集）/赵秉志，1999-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集）/赵秉志，1999-10-1版
妨害司法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9-1版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赵秉志，1999-8-1版
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赵秉志审定，1996-10-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五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四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三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二集）/赵秉志,1999-6-1版
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一集）/赵秉志，1999-6-1版
扰乱公共秩序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1-1版
侵犯财产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9-1-1版
99律师资格考试专家指南/赵秉志主编，1999-4-1版
贪污贿赂及相关犯罪认定处理/赵秉志，1999-3-1版
中国刑法/赵秉志，1999-3-1版
毒品犯罪（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赵秉志，1998-7-1版
新刑法教程/赵秉志编，2002-5-17版
综合法律知识/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企业管理知识/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民商法与经济法知识/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企业法律顾问实务/赵秉志主编，1998-6-1版
侵犯财产罪研究/赵秉志，1998-4-1版
新刑法典的创制/赵秉志，1997-7-1版赵秉志教授与刑法改革及刑法理论的发展 /赵秉志沈立城
为了共和国刑事法治的完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 /赵秉志沈立城
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 /赵秉志，沈立城等等

D. 交通肇事罪中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是什么

一、绪论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是我国刑法对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全部规定，有不少学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即过失犯罪的结果加重犯。[1]

近年来交通肇事罪已由过去的普通过失犯罪成为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并且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例如，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情况：2001年审理此类案件65件，2003年审理此类案件79件，2004年第一季度审理此类案件28件。交通肇事案件大幅上升，已成为该院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新特点。再以广东东莞地区为例，该地区判决的交通肇事罪，1997年为72件72人，1998年100件100人，2000年为125件125人，2001年为144件144人，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交通肇事犯罪中，又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社会危害性最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争议颇多，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如何认定交通肇事罪，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意义重大。

案例：丁某半夜酒后驾车回家，不慎将路边一骑自行车正常行驶的叶某撞成重伤。丁某撞人后，吓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丁某下车后，见叶某头部出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再看看四周无人，就将车制动的痕迹擦去，开车逃走。叶某由于休克后出血过多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3]

对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定为交通肇事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丁某将骑车人叶某撞成重伤后，就负有将其送医院抢救的义务，而且丁某完全有能力履行这一义务，而他却乘受害人昏迷不醒、夜半无人之机驾车逃走，不履行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带来的应抢救的作为义务，因而造成叶某失血过多而死亡，是不作为犯罪。丁某下车已看到叶某处于危险之中，完全可以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叶某死亡的后果，但却有意放任了这一结果的发生，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由于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因此不应认定交通肇事罪，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结果加重犯，亦称加重结果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态。例如，我国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一般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则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虐待罪的结果加重犯。对结果加重犯可简单图解为：结果加重犯=基本犯罪构成+加重结果。

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结果加重犯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所谓基本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加重结果，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结果的范围。

关于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这是结果加重犯理论争议的核心。结果加重犯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基本犯罪行为和加重的结果均有罪过。其中，对于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我国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有的学者认为，只能出于过失;有的学者认为既可以基于过失，也可以基于故意。有学者将我国刑法中存在的结果加重犯分为三种类型：(1)基本犯为故意，对加重结果也是故意。例如，刑法第263条第5项规定的抢劫行为是出于故意，致人死亡也可以是故意。(2)基本犯是故意，对加重结果则出于过失。例如，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5项规定的强奸行为是出于故意，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则是出于过失。(3)基本犯罪是过失，对加重结果也是过失。例如，刑法第136条规定的危险物品肇事罪，后果严重的基本犯罪是过失，后果特别严重的也是过失。[4]

问题在于，交通肇事罪中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除了过失还包不包括故意这在我国学术界是个争论颇多的问题。笔者将就这一问题加以浅析。

二、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

加重结果的出现，是结果加重犯成立的必要要素，同时要求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对加重结果有罪过。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加重结果的罪过，以致形成结果加重犯的双重罪过，即基本犯罪的罪过和加重结果的罪过。

(一)双重罪过说

双重罪过，又称混合罪过，即实施一个危害行为，造成两个不同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对不同的危害结果持不同的罪过。通说认为结果加重犯的罪过是双重罪过，即基本犯罪行为中的罪过以及与加重结果相伴产生的加重结果的罪过。

对于“双重罪过”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持否定意见。该观点认为，“罪过支配行为，行为表现罪过……不同的罪过支配不同的危害行为，不同的危害行为表现不同的罪过，构成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同的犯罪。故意和过失是两种不同的罪过形式，它们所支配的危害行为是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社会危害性程度也有很大差别。因此，说两种罪过形式同时并存支配一个危害行为，是有悖犯罪构成理论的。此外，双重罪过说也不符合我国刑法的罪数理论。因为在我国区分一罪与数罪只能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凡是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就是一罪……双重罪过，则是说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具有两种罪过形式，成立一个罪名，这显然也是不妥当的。”[5]另外，否定说认为，作为双重罪过例证的故意伤害致死、强奸致死等犯罪，这里的故意与过失并非处于同一层次，实际上并不是双重罪过的犯罪。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强奸致死，都不是独立的罪名，前者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后者是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就成立伤害罪而言，只要对伤害持故意即可。换言之，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要有一个故意的罪过。故意伤害致死，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死亡持过失，是出于将加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需要。致死与对死亡的过失，并不是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只是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该条件是不能纳入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的。因此，提出“结果加重犯是否具有双重罪过，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6]

由此可见，双重罪过否定说的主要观点是：罪过与犯罪行为之间只能是对应的关系，一个罪过支配一个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双重罪过否定说只看到了典型的一罪与数罪，而忽视了犯罪现象的复杂性。如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的连续犯;再如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实施一个基本犯罪行为而产生两个危害结果。此时，行为人对两个危害结果都存在着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同时存在两个罪过，这并不违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反，正是主客观相统一刑法理论的体现，反映在刑事立法上就形成了双重罪过的犯罪。承认双重罪过的犯罪，正是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罪数理论。至于故意伤害致死、强奸致人死亡不是独立的罪名，并不影响其成为双重罪过的犯罪。我们并不是说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是双重罪过的犯罪，而是认为故意伤害致死、强奸致人死亡这类犯罪具有双重罪过的特征，属于双重罪过的犯罪，这并无不妥。如果否认双重罪过理论，就无法解决诸如故意伤害致死、强奸致人死亡这类犯罪的刑事责任。因为行为人之所以对他人死亡负刑事责任，是由于其对该结果存有罪过，而不是出于将加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需要，否认这一点则会导致客观归罪。一、绪论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见，“双重罪过说”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具有理论依据而且不乏立法实例。

(二)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

关于加重结果，其主观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除了过失，是否包括故意

这个问题是结果加重犯理论争议的核心，理论界说法不一。多数学者支持“排除故意说”，即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若对加重结果有故意，由此产生的“加重结果”可以认为是重结果的结果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时行为人可能构成新罪，需要用罪数理论解决。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如在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强奸致人重伤、死亡等以复合行为为特征的基本犯罪中，行为人完全有可能以故意重伤、杀人的手段达到其抢劫、强奸目的。此时，若根据第一种观点就应该以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行为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抢劫或者强奸。重结果的结果犯的观点，并不能完全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对行为人的目的行为也未进行评价，其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若按数罪并罚理论处理，将抢劫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并罚，强奸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并罚，问题依然存在。抢劫罪和强奸罪的犯罪行为属复合行为，包含着暴力、胁迫行为和抢劫、强奸行为，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如果单纯地就暴力、胁迫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也就无法再对抢劫、强奸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或强奸罪。因为，这样必须对暴力、胁迫行为进行两次评价，这有违罪行均衡原则。[7]因此，只有当抢劫或强奸后另有报复或灭口等动机的，方可实行数罪并罚。

笔者认为，“兼含故意说”更为合理。首先，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态。从概念本身而言，并不排除行为人基于故意造成加重结果的情形。其次，客观上存在着对加重结果持故意的情形，如刑法第263条第5项规定的抢劫行为是出于故意，致人死亡也可以是故意。其中，“致人重伤、死亡”在我国刑法中的含义并不统一。在一些条文中，如刑法第234条中的“致人重伤、死亡”不包括故意;而在刑法第115条中“致人死亡、重伤”，行为人主观方面则既包括过失也包括故意。因此，将故意纳入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三、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罪过形式之我见

根据前文所述，结果加重犯理论并不排除行为人主观方面对加重结果的故意形态，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其罪过形式也便有了故意的可能。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在一定情形中，其罪过形式包括故意(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内。

(一)罪过产生环境的区分

结果加重犯的罪过是双重罪过，即基本犯罪行为中的罪过以及与加重结果相伴产生的加重结果的罪过。

对于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产生于基本犯罪之外，行为人的罪过往往产生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或者说在基本犯罪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个罪过。该罪过既可以是原基本犯罪罪过的延续，也可以是一个新的罪过，当然包含直接故意。持“排除故意说”的学者认为，若将直接故意包含在内，可能就会因该直接故意产生一个新的罪名，而非加重结果。这其实是将加重结果与基本犯罪构成孤立开来。整个犯罪活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而是一个连续的、相互联系的过程。并且各环节具备因果关系，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此时，罪过并非单纯的，应考虑犯罪构成的情节，以及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时也导致了刑事责任大小的不同(刑事责任程度)。

至此，笔者将结果加重犯中罪过产生的环境分为第一性环境与第二性环境。第一性环境指基本犯罪过程中罪过产生的环境。第二性环境是指加重结果罪过产生的环境。加重结果的罪过是在第一性环境基础之上或者说是以基本犯罪行为完成这一结果为前提条件而产生另一罪过形式，但也不排除是原罪过形式的继续发展。同时，第二性环境是在整个犯罪过程的情景因素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从环境，将第一性环境称之为主环境。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即产生于第二性环境之中，其罪过形式也是在这一特殊环境中产生的。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是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人的双重罪过也相应产生于第一性环境和第二性环境。其中，第一性环境主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或环境，比如在道路交通方面，机动车辆司机酒后驾驶，超速、超高、超宽、超载行车，或者道路弯曲，路面上有晾晒的农作物，交通环境混乱等;在内河运输方面，如船长擅离职守，疏忽大意错误指挥，舵手错误操作、偏离航线或者遇到险滩、激流等。第二性环境则主要表现为，事故现场的条件和氛围以及机遇因素。如夜深人静，事故现场偏僻无人或者乘车人的鼓动、指使等。

正是交通肇事犯罪的特殊性，要求正确区分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发生的环境，这对交通肇事行为的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大意义。

(二)犯罪人的心理学分析

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其加重结果产生于基本犯罪基础之上，该条件对加重结果的产生密切相关，即心理学上的影响犯罪的主体外因素。

影响犯罪的主体外因素与犯罪心理、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互动作用，该因素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一种诱发作用。这种诱发作用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个体已经具备犯罪心理，在情景的诱发下，产生犯罪动机，例如想要偷东西的人在发现某一家房门未锁时很容易完成偷盗行为;二是个体心理品质虽有一定缺陷，但尚不具备犯罪心理，在情景的强烈刺激下，不良心理品质迅速恶化为犯罪心理，产生突发性犯罪行为;三是个体在在进行犯罪行为中，因为周围情景的影响，或者犯罪心理进一步恶化，例如被害者反抗致使盗窃迅速转化为杀人，或者削弱犯罪动机，例如被害者的呼叫使其逃离现场，或者犯罪人良心发现，主动中止犯罪。[8]主体外因素对交通肇事罪中结果加重犯的诱发作用，即属于上述的第三种情形。

影响犯罪的主体外因素分为：大社会环境因素，人际交往及居住环境、工作场所和职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以及情景因素。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为例，影响加重结果产生的因素中，情景因素便较为明显。“情景因素是指，直接影响犯罪人形成某种犯罪行为动机的客观环境因素，与犯罪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动机的形成和犯罪决意的确立密切相关。”[9]情景因素又包含侵害对象因素，现场其他人因素，现场条件和气氛以及机遇因素。在交通肇事罪中，事故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这种机遇因素，可以诱发行为人的犯罪心理也可以促使主体不良心理恶性发展为犯罪心理。加之现场条件和气氛，如夜深人静、事故现场偏僻无人等;或者侵害对象的诱发，如被害人重伤、昏迷不醒;或者现场其他人的影响，如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的指使。这一系列因素促使主体不良心理恶性发展，以致产生价重结果，如交通肇事后逃逸，甚至加害受害人等。此时，影响主体罪过形式进一步发展的情景因素便是前文所述的第二性环境。一、绪论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笔者认为，一般情况，在这种出乎意料的、强烈的外界环境刺激下，行为人的行动往往受到消极情绪的左右，对行为的目的和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理智上的自我控制。与深思熟虑的犯罪行为相比较，该种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一般不大，几乎没有同样犯罪反复的危险，但也不排除有过犯罪经历的人再次产生犯罪心理的情形。刑罚应当有所区别，如果一律将行为人定罪为直接故意犯罪有刑罚苛刻之嫌。

(三)刑罚价值分析

从刑法价值角度考虑，将故意纳入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之中较符合现代刑法公正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刑法日益趋轻化，更追求实质的公正，也要求刑罚避免均衡性的极端。若不考虑罪过产生的特殊环境或前提条件，合理确定刑责大小及适用的刑罚，将很难达到实质的公正。

近代学派代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倡导目的刑主义，他将犯罪人分为机会犯罪人与惯习犯罪人。对于机会犯罪人，由于其是在外部影响下犯了过错，几乎没有犯罪反复的危险。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的产生是有一定概率的，不可能每个基本犯罪都会产生加重结果。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也是一种机会犯罪人，即没有基本犯罪这一前提条件，行为人就没有可能(机会)实施进一步的行为。因此就应找到一种合理的刑罚来适用，毕竟刑罚的目的主要是惩戒教育个体，而非单纯惩罚。而这点又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李斯特还认为：“凡人跟普通人完全一样，普通人只不过是由于在与外部情况结合时的幸运才没有陷入犯罪而已。”[10]从前文所述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犯罪行为的实施是内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表面判断犯罪行为，还要了解罪犯的心理变化。

笔者认为，在一些情况下，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其罪过形式包括故意(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例如甲交通肇事后驾车逃离现场。甲主观上，可能是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防止付出高额医疗费用，而希望被害人死亡以便没有人可以指证他的肇事行为，或者认为被害人死亡、不死亡都无所谓。此时，行为人“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存在直接故意杀人的故意，按“排除故意说”的观点，则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这种逃逸形式的不作为是否就相当于作为的杀人罪的实行行为，还值得讨论。持“排除故意说”的学者，大多忽略了不作为的逃逸行为和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等价性，从而轻易得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结论。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仅仅逃逸即弃而不管，原则上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很大，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产生并不具有排他的支配性;此外，故意杀人罪是重罪，其成立要求有强度很高的违法行为。而要使不作为的杀人与作为的杀人有同价值性，单纯对被害人放置不管还不够，如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或者将被害人抱上自己车后拒不送到医院，在大街上兜圈导致被害人死在车中。此时，使被害人得到救助已不可能或者显著困难的，才属于对被害人的生命有绝对的支配，不作为杀人与作为杀人才具有等同的价值性。[11]

问题在于，究竟哪些情况下主观上持故意的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哪些情况又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区分标准是什么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单纯的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原则上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即可。但是，肇事者行为若包含着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现实危险时，以故意杀人罪认定更为合理。至此，笔者提出两条区分标准：

(一)时间、地点是否发生变化。如肇事者将被害人转移其它场所或者逃逸后返回二次加害被害人，则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二)是否属于再犯。如果行为人有过同类犯罪经历，再次产生犯意的，其主观方面已不同于一般交通肇事者的犯罪心理，与作为的杀人具有更大的等价性。

(三)是否使被害人得到救助已不可能或者显著困难的。如发现被害人重伤未死而二次碾轧后逃逸，使其得到救助已不可能，或者将被害人抱到自己车上拒不送往医院，使救助显著困难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相反，如果被害人的伤并非致命，事故现场是行人频繁的场所，或者派出所和医院就在附近，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很大的情况下，肇事者逃逸的，以交通肇事罪论处。

三条标准中，以第三条标准为主，或者说，第一、第二为形式标准，第三为实质标准，归根结底即行为人的行为与作为杀人是否具有等同的价值性。

四、正确理解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

根据前文所述，对我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可以这样理解：行为人虽然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但如果其单纯地逃离现场，不予救助的行为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行为并不具有等价性，按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最高法院在2000年11月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认为，“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解释》认为，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得不到救助”，但从实质上看，“得不到救助”也是一个结果，而不是行为。肇事者对这个结果的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解释》未加限定。既然未加限定，那就说明故意、过失都包括在内。[12]而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属于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在犯罪性质上仍然定交通肇事罪。由于结果加重犯加重结果罪过形式产生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从现代刑法公正价值观上考虑，如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

针对交通肇事犯罪不断增加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适当提高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目前我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72条规定，对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宣告缓刑。在司法实践中，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罚大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在保险公司与肇事人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后，大多数犯罪人被宣告缓刑。[13]对交通肇事罪大量适用缓刑，犯罪人受不到应有的剥夺性痛苦，这无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不到足够的威慑作用。这种立法和司法现状不但使刑罚丧失一般预防的价值，还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的发生。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慎用缓刑。

「注释」

[1]楼伯坤。刑法第133条规定与加重理论之冲突[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4，5：36.

[2]高秀东。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1.

[3]欧阳涛，魏克家，刘仁文。易混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50.

[4]赵秉志，吴大华，萧中华。中国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2-63.

[5]刘明祥。评双重罪过说[J].法学评论，1989，5：34-36.

[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5.

[7]陈娟。结果加重犯概念辨析[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6：29.

[8]张明。走向歧途的心灵—犯罪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0.

[9]张明。走向歧途的心灵—犯罪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44.

[10]张小虎。刑法的基本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7.

[11]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72.

[12]侯国云。有关交通肇事罪的几个疑难问题[J].中国法学，2003，1：180-181.

[13] 唐胜。对交通肇事罪刑罚问题的探讨[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7：21.

@2019

E. 谁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具体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成立于2005年8月18日，是专门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的、中国刑事法学领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独立性、实体性、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院的建立，旨在建设全国领先并与国际知名刑事法学机构看齐的新型刑事法学术机构，本着刑事法学一体化的精神，逐步全面发展刑事法的学术领域，培养高级刑事法学专门人才，努力为我国法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新的探索和较大的贡献。

一、研究院建设

研究院成立以来，即在学术队伍、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等各方面努力探索，积极尝试，从而使各项工作日益走上正轨，并呈现出健康、良性发展之态势。

1.学术队伍

研究院由著名中年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担任院长，卢建平教授担任常务副院长，首批专职研究人员10余位，初步构成研究院的学术中坚力量。目前，研究院正在广纳人才，力争在一年左右使专职研究人员达到25人的规模，并在此之后的三年内达到40人左右。

研究院聘请了包括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马克昌教授、储槐植教授等老一辈著名刑法学家、20余位中央与地方政法机关副部长级以上专家型领导以及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等在内的国内外著名的刑事法专家、学者担任特聘顾问教授，并聘请了包括资深刑法学家、著名中青年刑法学者以及中央和地方政法机关厅局级专家型领导等在内的40余位国内知名的刑事法专家学者担任研究院疑难刑事问题研究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还聘请了一批兼职教授（研究员）。

2.机构设置

研究院已设立学术委员会，并将与学校其他法学单位共建校学位委员会法学分会。

研究院以常设机构研究所为基本架构，并辅之以研究交流中心、项目办公室，从而保障和促进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与繁荣、深化。

目前，研究院已设立及拟设立的研究所主要有：

（1）中国刑法研究所；

（2）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

（3）国际刑法研究所；

（4）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研究所；

（5）刑事执行法研究所；

（6）刑事诉讼法研究所。

研究院已设立及拟设立的研究交流中心暨项目办公室主要有：

（1）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

（2）中美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3）中欧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4）中俄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5）中国区际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6）刑事法律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7）促进国际刑事法院项目办公室。

研究院还设立有处理日常事务的办公室。

3.规章制度

研究院正着力进行规章制度建设，包括日常工作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外事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业绩考核制度、科研奖惩制度等。

4.发展规划

研究院正着手研究和制定三年暨六年的发展规划，希望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有关方面的鼎力帮助下，通过发展规划的制定与贯彻落实，逐步将研究院建成名副其实的国家刑事法学研究重镇。

5.人才培养

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是研究院的基本任务。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有关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工作的需要，研究院已正式开展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访问学者的招生与招收工作。

二、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第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和西南政法大学毒品犯罪与治理对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1-22日在中国著名山城重庆市隆重召开。来自中韩两国的专家学者共计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二是有组织犯罪（包含毒品犯罪、偷渡犯罪、黑社会犯罪等）的惩治暨中韩相关刑事司法合作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不仅在开幕式上致词，而且还作了题为“中国刑事法治一年来的新进展”的学术演讲。

2.21世纪第4次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

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所属的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主办、吉林大学法学院承办并得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协办的“21世纪第4次（总计第10次）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8日至30日在长春市吉林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日两国刑事法学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以“危险犯与危险概念”为主题，中日两国刑事法学者提交了10篇相关论文作为研讨的基础。

3.世界法律大会国际刑法专题研讨会

法学界举世瞩目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于2005年9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上海两地隆重举行。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常务副院长卢建平教授、专职研究员黄风教授和王秀梅副教授，研究院特聘顾问教授高铭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昌教授（武汉大学）和储槐植教授（北京大学）等参加了此次盛会。研究院还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协办了“国际刑法专题论坛”。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和美国西兰克斯大学法学院塞缪尔·J·李维教授作为该论坛的主席，共同主持了这一国际热点论坛。

4.研究院主要人员主持、承办“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

2005年8月26-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在京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全体同仁作为论坛的主要负责人和筹备者参与组织、筹办和主持了此次论坛。来自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组织和美国、德国等近十个法治发达国家的著名刑事法学者、专家，以及我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地区的刑法学界同行共计15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该论坛围绕“全球化时代的刑法变革——国际社会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三、相继签订对外学术交流协议

研究院研究人员以往即非常注重对外学术交流，并与欧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诸多学术机构开展了十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在原有对外交流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研究院成立不久即相继与德国、韩国、西班牙等国的学术机构签订了正式学术交流协议。

1.与德国、韩国、澳门有关学术机构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2005年8月27日晚，正值首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在京落下帷幕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与参加论坛的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许乃曼教授、韩国东亚大学法学院院长许一泰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杨诚教授分别代表所在单位签订了双方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与西班牙有关学术机构签订学术交流协议

2005年9月4日晚，值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与西班牙巴斯克犯罪学研究院主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德·拉·奎斯塔教授分别代表两机构签订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相互承诺在人员交流、资料交换和项目研究等方面开展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合作。

四、组团赴加拿大考察访问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加之间的合作领域，应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的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组成以赵秉志教授为团长、卢建平教授为副团长的刑事法学术考察访问团，于2005年9月16-28日对加拿大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等地进行了学术访问。

作为中加双方合作项目之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学术访问旨在通过考察加拿大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立法与实践，为中国刑事司法中贯彻国际标准提供借鉴。在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考察访问团不仅与加拿大皇家骑警高级顾问、加拿大有关刑事法专家以及加拿大外交部所邀请的实务专家分别进行座谈研讨，而且还参观访问了SFU犯罪学研究院、BC省司法学院、多伦多大学法学院以及加拿大国家司法学院等培训与研究机构。此次访问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且还促使中国公安部与加拿大有关各方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可谓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

五、主办“名家讲座”系列

研究院近期邀请了几位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学者作了学术讲座。具体包括：

1.“名家讲座”第1讲——中国与禁止酷刑国际公约

2005年8月26日晚，研究院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首期“名家讲座”。此次讲座的主讲人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两届前任主席、联合国附属研究机构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政策国际中心董事长、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彼得？伯恩斯先生。伯恩斯先生主讲的题目为《中国与禁止酷刑国际公约》。

2.“名家讲座”第2讲——全球化与刑法公正

2005年9月4日晚，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学校主楼314学术报告厅主办“名家讲座”第2讲，主讲人为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西班牙巴斯克犯罪学研究院主任德？拉？奎斯塔教授。德？拉？奎斯塔教授主讲的题目为《全球化与刑法公正》。

3.“名家讲座”第3讲——国际刑事法院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

2005年9月9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京聘请著名国际刑法专家、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庭长刘大群先生为客座教授，并举行名家讲座第3讲。刘大群法官主讲的题目为《国际刑事法院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

此外，“名家讲座”第4讲也将于2005年10月1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演讲者为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资深中国法专家科恩先生。

六、科学研究与成果出版

科学研究应是研究院的重心，也是研究院学术水平与地位的标志。在主要研究人员以往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院把学术研究的组织和开展放在首位，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一）创建“京师刑事法文库”

为保证学术研究的规模、效应和成果积累，研究院成立伊始便建立了系列性著作项目，即“京师刑事法文库”。目前，该文库第一本专著，即赵秉志教授所著《刑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公开出版。而研究院讲师阴建峰博士所著《现代赦免制度论衡》和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袁登明博士所著《行刑社会化研究》亦已被纳入该文库，并将于近期出版。

（二）继续创办学术丛刊

研究院主要成员多年来主编、编辑了多种学术论丛和年刊。为营造前沿性学术阵地，研究院调整了《刑法论丛》、《刑法评论》、《刑事法判解研究》、《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刑法学的新动向》等学术丛刊的主办单位和编辑队伍，并继续向社会公开推出。

目前，由研究院主办的《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2-4辑总第11-13辑已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公开出版。研究院近期面世或即将交稿的学术丛刊主要包括：《刑法论丛》第10卷、《刑法评论》第8卷、《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5年卷）。此外，研究院还创办了我国首份《国际刑法评论》杂志，其首卷也将于2005年底前出版。

（三）出版多种学术著作

除了建立“京师刑事法文库”、创办学术丛刊外，研究院同时也专注于其他有分量、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概而言之，研究院成员近期将出版的学术书籍主要有：《中韩刑事制裁的新动向》（赵秉志教授主编，中韩刑法比较研究系列之二，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合作项目）、《当代刑事法热点问题研究》（赵秉志教授与卢建平教授主持，中英文对照，系列著作之一）、《中美刑法热点问题研究》（，赵秉志教授主编，中英文对照）、《仇视性犯罪》（王秀梅副教授译著）等。研究院还计划陆续组织撰著、编辑和出版其他一系列刑事法著作。

七、网络信息与图书资料建设

网络信息与图书资料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宣传和交流的工具。通过网络信息与图书资料建设，可以加强与各界的交流，有助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刑事法治的宣传和咨询。通过网络信息的反馈，可以调查收集一些基础性研究数据，从而为刑事法治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因此，研究院的信息资料与网络建设应当是基础性学术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北京师范大学网络中心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研究院研究人员已经创建了“京师刑事法治网”。同时，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建设亦已初具规模。当然，研究院将继续积极创造条件，更加努力工作，不断建设和完善“京师刑事法治网”与图书资料室，为全国刑事法学研究、刑事法学信息资料交流、刑事法治建设、刑事法治宣传提供服务与便利。

北京师范大学

F. 请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虚开税款5万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虚开4万，刑事处罚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达到四万元，是需要进行刑事处罚的。

依据的法条是《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第七十七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量刑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虚开的税款数额每增加3000元或实际被骗取的税款数额每增加1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不满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不满5000元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本罪论处，基准刑为拘役刑。

由此可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的数额是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的，所以虚开4万，已经构成刑事处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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