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协会
Ⅰ 最高人民法院的历任院长分别是谁
1、沈钧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3、谢觉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杨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江华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江华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郑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郑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郑庭祥，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肖扬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1、肖扬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2、王胜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胜俊，男，汉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周强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14、周强 （2018年3月—今）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Ⅱ 民事诉讼多个当事人有的愿意调解,有的不愿意调解,怎么办
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须自愿和解，如果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不愿意和解，即调解无效，则法院应当依法根据证据及时作出判决。调解不成，法院会根据证据判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此外，根据近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是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对双方争议的事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
自行和解分为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庭上和解是指在诉讼进行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在场参与下达成的和解。庭外和解是指在法庭以外，在没有审判人员参与下，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九十六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第九十九条，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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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法院调解的原则：
1、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
2、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3、合法原则，包括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两方面。
民事纠纷法院调解的程序：
1、调解的开始、调解的进行、调解的开始是由当事人申请，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提出建议，经当事人同意后开始、调解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2、调解的结束、调解因未达成协议或者双方达成协议而结束、
民事纠纷调解书及调解的效力：
1、调解书：是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以调解协议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文书。
2、调解书的基本内容：调解书应写明诉讼请求、案件事实和调解的结果，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3、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情况：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4、调解的效力：调解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效力。
Ⅲ 关于民事诉讼法调解制度的几个问题急急急
1、调解制度植根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和近现代司法实践之中，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民事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之一。民事调解不仅为争议当事人重新架设起交流的平台，化干戈为玉帛，真正消除矛盾，而且在我国追求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也已经体现出了其应有的价值。
一、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研究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要从古代中国的“调处息讼”开始。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一种主要价值观念是“无讼”，几千年的封建中国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和为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无讼”就一直是统治者们所追求的目标。在“无讼”的理想理念支配下，一方面，地方官员作为裁判官，主要运用道德教化解决法律纠纷，以收到息纷止争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老百姓中，“贱讼”、“厌讼”、“耻讼”的观念也可以说也是根深蒂固，所谓“屈死不告状”正是这种观念的极端体现。对诉讼的厌弃和排斥，使“调处”在古代中国成了非常重要的解决纠纷方式。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我国古代调处大致可分为官府调处与民间调处两种类型，官府调处指州县等地方官主持的调处息讼活动，而民间调处多由乡邻、族长等依宗族组织的力量进行。各种形式的调处尽管有主持人员和效力上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纠纷解决的着眼点并不是确定或维护什么人的权利，而是要辩明善恶，平息纷争，重新恢复理想的和谐：一种按照道德原则组织起来的秩序”。可见，调解在我国历史上不应从新中国的建立开始算起。在我国古代法律传统中，“偏重调解”的观念是源远流长的，这种观念是从对追求一种和谐的自然秩序开始的。调处息讼就在这种观念和制度的双重支撑下持续数千年，直到现在还旺盛不衰。一位美国学者就我国的调解制度深刻指出，“直到进入20世纪之际，司法外的调解仍是占主导地位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儒家哲学的宗旨、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帝国政府机构运转方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对这种解决纠纷方式的特殊偏爱”。建国以后，调解制度继续受到国家的重视。1958年，毛泽东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结合民事审判工作实践，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十二字基本方针”：“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4年，这一方针又近一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 “十二字方针”和“十六字方针”，二者的指导思想都在大力提倡尽可能地以调解方式审结民事案件。在当时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法律控制手段极为薄弱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调解的做法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因此，调解为主的审判方式不仅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际上也被不少人誉为“东方经验”。
二、我国现行民事调解制度的诉讼价值。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影响：
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仍将继续影响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行为选择和制度建构，几千年来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以及人治社会中对法治的漠视，造成了人们“厌讼”的心理，不愿意“对簿公堂”，尤其被诉一方常会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愤怒感，往往是“一代官司几代仇”。调解结案可以减轻诉讼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一方当事人的心理负担，促成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和谐团结，使当事人更容易达到服判息讼的心理平衡，所以在民事案件处理中，人们更愿意接受“双赢”的调解结果，从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效率和公正的价值要求：
1、民事调解的诉讼价值就在于它的非程序化，方式灵活多样，既省时省力，又能高效、简捷、快速实现诉讼之目的，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产生比较高的诉讼效益。
2、民事调解的正义性并不亚于判决，由于调解协议是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在法律程序的保证下，双方互相了解对方优势劣势及对判决结果预测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接近公正判决结果的。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司法资源耗费过大而得来的正义更不能称为真正的正义，因此，在调解中产生的快捷高效的正义是不逊于判决所带来的正义。此外，基层人民法院处在审判工作的第一线，最接近广大人民群众，且调解的多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民事案件，民事调解就成为解决此类案件的最佳选择。因为，简单的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不大，无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来查明事实，评判权利义务关系，分清各自责任，完全可以由当事人自己协商解决。另一方面，基层法院一般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调解经验，能通过认真细致的教育疏导，耐心地做当事人的工作，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增强团结，使法、理、情高度融合，最终达到诉讼的预期目的。
3、民事调解一直深受广大办案法官的喜好。以这种方式审结的案件，无需烦琐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不需要严格的划分权利和责任，也不需要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裁判，而且调解结案的民事调解书不用写裁决理由，生效民事调解书不能上诉，再审的可能性也很小，出现差错案的几率极低，这些都使民事调解对法官来说风险更小。因此，与民事判决相比，民事调解是一种收益更大而风险较小的案件处理方式。
4、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审判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近年来虽然立法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立法滞后的大量矛盾，无法可依或法律界定不明的情况大量出现，因此，当事人通过对自身利益的取舍达成调解意见仍不失为解决纠纷的一条有效途径。因为双方当事人系对自身利益进行权衡下达成调解，而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调解协议就可确认，从而避免了无法引用具体法条的尴尬。而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自身利益及对方行为的评判权衡，又可为今后解决此类问题的立法提供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意见，无疑可以促进法制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需要调解制度，同时也为调解制度地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确认市场主体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而调解能确认并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赋予当事人合意解决其纠纷的权利，正是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市场经济又是效率经济，每个市场主体都要以高效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调解正是以效率作为价值取向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设计。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为现代调解制度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同时调解制度也推动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我国目前民事调解制度的基本程序及内容。
200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对民事调解工作又作出了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于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共计24条，程序及内容涉及调解范围、调解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协议内容、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的确认、调解书和执行等方面。
（一）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民事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程序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诉讼各方进行疏导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是人民法院审结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调解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155条，《民诉意见》第201条的规定，民事调解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若干规定》第2条用列举和概括的方式，规定了除6类案件不适用调解外，其他案件均可以调解。这6类案件是：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调解的规定过于原则，导致人民法院在调解案件范围上过于模糊，使人民法院未能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司法解释对此予以明确，规定哪类案件可以调解，哪类案件不能调解，使民事调解更加具有针对性，既减少了盲目调解，又提高了调解效率，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义。
（二）民事调解程序的启动：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调解应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民事调解包括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和庭后调解。答辩期满前的调解有两种启动方式，一是当事人申请调解的，可以立即进入调解程序；二是由法官主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进行调解。在答辩期满后的程序中，禁止法官依职权开始调解程序。因为调解开始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愿，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开始，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决定。在调解过程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是比较特殊的。法官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调解的主持人，又是案件的裁判者。因为，如果一旦由法官提出调解方案，都会给当事人形成一种必须接受调解，否则就会在判决中吃亏的压力；由于法官操纵着审判大权，有时当事人因害怕得罪法官而难以拒绝法官提出的方案，违心地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因此，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尽量引导当事人自由协商，促使当事人自主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法官应从法律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说明，避免掺有主观的个人感情色彩。调解过程中，法官应自觉摆正自己的位置，克服和避免二种倾向：一是以“压”促调，法官以“调解不成就判，判决结果还不如调”等警告性语言胁迫当事人；二是以“拖”促调，反复调解，对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不达成调解协议决不罢休。上述两种情况都是违反当事人的自愿原则的。
（三）民事调解期限：
及时调解是人民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目标的一项具体要求，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尽快解决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民事诉讼法》对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审限的制约，庭前调解一般不能拖延太久，调解不成就应当立即进入审判程序。如果长时间进行调解，案件就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影响了审判人员的调解积极性。
《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若干规定》从有利于促成当事人调解的前提出发，同时又能保证案件不超过法定期限，规定了两种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一是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当事人在庭外通过协商自行解决纠纷，诉讼进程应由当事人把握，法院不应进行干涉。二是在答辩期满前调解不成，各方当事人同意继续调解的，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若干规定》规定了两种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争议的事项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样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四）主持民事调解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第86条、第87条规定民事调解由审判员主持，《若干规定》对主持调解的主体范围有所扩大，即人民法院邀请的单位或个人除可以协助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外，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他们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由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独任制法庭；一种是合议制法庭。《民事诉讼法》第86条、第87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在适用独任制法庭审判案件的情况下，调解案件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在合议制法庭审判案件的情形下，在调解程序中，审判员只是主持调解人，结果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因此，为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如果因案情需要，也可以由合议庭全体人员主持。
《若干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在调解程序中，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如当事人所在单位有威信、明事理的负责人、同事，村（居）委会成员、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法律服务所所长），专家、学者，亲朋好友等。他们当中有的人与当事人工作、生活、学习在一起，对情况比较熟悉，对纠纷比较了解；有的人在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具有一定的威望。由他们协助人民法院做调解工作，有利于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顺利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这是人民法院调解吸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借助社会力量促成调解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若干规定》还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上述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由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主持对案件进行调解，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须经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包括参与诉讼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二是须经人民法院委托。三是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就应当确认其效力。
（五）和解协议的确认及调解协议的效力：
1、和解协议的确认：
《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行和解是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对双方争议的事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自行和解分为庭上和解和庭外和解。庭上和解是指在诉讼进行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在场参与下达成的和解。庭外和解是指在法庭以外，在没有审判人员参与下，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从而改变了过去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自行和解只能选择撤回起诉的单一模式。《民诉意见》第191条对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和解作了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规定应是指庭上和解，且仅适用于二审程序，对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和解不能适用。
和解协议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有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而通过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或以和解协议制作的调解书，则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调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90条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立法目的是减少诉讼环节，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调解达成协议，可约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而无须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签收调解书后生效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则调解书不发生效力。若对调解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而影响调解书的效力，则会损害其他当事人的权益。所以，《若干规定》规定：“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六）民事调解书的效力：
调解书是指依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由法院所制作的调解文书在法律上的拘束力。民事诉讼法规定，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或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生效的调解书和调解笔录，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效力。
1、确定当事人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
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或调解笔录生效后，表明双方当事人对曾经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取得共识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原先争议的法律关系演变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权利方应依法行使权利，义务方应依法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从此不得对此法律关系再发生争议。这是法院调解书在实体法上的效力。
2、结束诉讼的效力：
当事人的调解协议是自愿达成的，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制作的调解书和调解笔录，则是在法律上对当事人调解协议的确认。因此，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和调解笔录依法生效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在法律上已最终解决，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人民法院再行起诉，这是法院调解在程序法上的效力。调解书和特定的调解笔录依法生效后，其法律效力同法院生效判决书一样，当事人即丧失了上诉权。当事人如对法院的调解书和调解笔录有异议，也不能提起上诉。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达成的，并在调解书送达前和调解笔录依法生效前，还允许双方当事人反悔。所以对生效的调解书和调解笔录，在法律上不存在当事人上诉的问题。
（七）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力：
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认真思考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全面、及时履行中自己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都能自觉履行，但也有少数当事人不守信用，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确定的义务，于是就发生强制执行问题。依照法律规定，若调解书有给付内容的，一方当事人又不履行确定的义务，权利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现将几种提高民事调解书自动履行率的常用方法归纳如下：
1、义务人提供担保法：
义务人提供担保法是指当事人协议时，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约定由承担义务一方提供相应的保证履约的财物或保证人进行担保，在达成协议后，促使当事人对民事调解书自动履行，有效保证享受权利一方的权益的实现。《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第11条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这些规定为民事调解适用担保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方法的优越性在于，在调解书生效后，义务人一般会积极主动地履行义务，否则其提供担保的财产就要被执行或为其提供担保的保证人将要为其承担担保责任；另外，即便义务人不依约履行，也因为有财物或保证人的担保而使权利人的权益在申请强制执行后得以及时高效的实现，也解决了法院执行难的问题。
2、给义务人附条件法：
给义务人附条件法，即在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中约定，如果义务人不按约履行义务，则权利人放弃的权利义务人仍应履行给付义务。这种方法，同样可以促使义务人自动履行义务，因为，义务人会考虑到如不履行，则要多付出一定的款额和费用；即便在义务人不自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此法也可以切实地维护权利人的权益。
3、增加义务人责任法：
增加义务人责任法，即在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中约定，如果义务人不依约履行义务，则要向权利人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额的方法。这里的款额不受义务人实际对权利人所负义务的限制，它可以超过实际给付义务而增加给付，具有违约惩罚的性质。《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该规定也为适用该方法提供了法律依据。适用这种方法，同样会增加义务人履行义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因为，如义务人不履行协议，其就应当考虑到会给自己增加负担；相对于权利人而言，即便义务人不依约履行，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受损。
4、自证履约能力法：
此法是指在协议中义务人保证自已在约定的范围内有履约能力，以便在其不自动履约而被法院强制执行无效时，得以采用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之刑罚罪责追究其责任。因为有了此法，在司法机关对其适用刑罚追究责任之前，除非义务人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客观原因而确实导致履行能力丧失或大大降低外，均可认定其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解决了对义务人是否属有能力而拒不履行取证难的问题。此法还使义务人有面临刑罚处罚的威慑和恐惧感，于是，往往并不需要真的走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步，即可更有效地制约和促使义务人自觉主动地履行义务。
四、结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积极的社会稳定与协调机制，认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民事调解作为我国人民法院长期适用的一项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对于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彻底解决纠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调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调解对于社会矛盾的定纷止争作用，是人民法院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调解事关千家万户，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在调解过程中，要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无论是庭前调解、庭中调解还是庭后调解，都要坚持做到依法调解，以情调解，以理调解，力求实现当事人最大程度的认可和满意，做到案结事了。调解涉及面广，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各级人民法院要不断拓宽调解的途径，加强与案件有关人员及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形成调解合力，相互协作与配合，共同做好调解工作，体现最佳的司法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2〕梁志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美]罗伯特·F·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周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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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研究室：《重构诉讼调解制度的理念、原则与机制》。
〔6〕中国法官协会调研组：《关于基层法院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24日第3版。
〔7〕郑建刚：《法院调解中正义的实现》。
Ⅳ 肖扬是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
是的。
1998年3月，肖扬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肖扬，男，汉族，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文化。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4)中国法官协会扩展阅读：
2019年4月19日4时58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肖扬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为改革开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是政法战线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Ⅳ 原最高院肖扬己死，真的吗
1、是假的，他实际是最后一次直接和死刑复核法官面对面谈话。
2、他说，责任专重于泰山，希望法属官们把“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的精神坚守到底。
3、肖扬十年最高法回顾：收回死刑复核权最重要，让民告官不再告状难，坚持公正司法。
4、在耶鲁大学谈到当前中国司法现状时，他亦直言，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Ⅵ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自杀是真的吗
假的。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奕威，市委副书记、市长麦教猛以及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分段陪同调研。
在惠期间，肖扬先后实地考察了红花湖、廖承志同志生平陈列室、朝京门、东江公园、罗浮山、龙门农民画博物馆、鲁冰花童话园等，认为我市注重历史人文景观挖掘和环保工作，生态环境优、城市品位高，希望我市继续抓好龙门农民画等民间艺术、历史人文的继承和发扬工作，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Ⅶ 法院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
关于法院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范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我们应当如何写报告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法院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院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 篇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法院文化如同无声的细雨，对法院干警的道德修养、职业操守、办案质效和办案能力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如何抓好法院文化建设，**法院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政治业务素质提升，突出文化建设的实用性，使法院干警在思想觉悟、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等方面取得质的突破。近十年来，**法院先后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法院”、“全国法院调研工作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卫生单位”等荣誉称号，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文化建设这一“助推器”。
该院文化建设的具体做法
一是充分发挥精神文化的凝聚功能，努力提升班子队伍的综合素质。着力构建颇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文化、职业道德文化、廉洁勤政文化、团队协作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增加法院干警的精神粮食，该院紧紧围绕“人民法官为人民”、“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主题活动，举办“学习身边典型，弘扬法治精神”的演讲比赛，开展制度干警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从思想上提升干警素质。开展书记员打字速录竞赛、裁判文书评比、庭审观摩、听评庭审等活动。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通过层层签订廉洁责任状、发放廉政卡、观看反腐倡廉录像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加强干警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通过举办文艺晚会、篮球赛、拔河比赛等文娱活动，丰富了干警的文化生活，磨炼了干警的意志，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
二是充分发挥法院行为文化的引导功能，努力提高规范化执法水平。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规范》纳入干警政治业务学习范围，模范遵守司法礼仪，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围绕法院“人民性”不断深化便民诉讼举措，开展假日法庭、山野法庭、巡回办案，为人民群众提供诉讼方便，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缓解畏诉心理，真正做到法官是人民的法官。
三是充分发挥法院制度文化的约束功能，努力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为规范权力运行，该院将诸多管理制度汇编成《法院管理规范汇编》,范文写作涵盖综合管理、审判管理、人事管理、廉政管理等法院管理的方方面面，每一项具体制度都细化到各个重点部位和具体环节，使干警时时可对照，处处有标杆。并且，狠抓制度落实，加强制度执行的“平等化”和“效果化”，所有干警不论职务高低，在制度面前一律平等，政工、纪检部门不定时地对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的贯彻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努力提高制度的刚性力，增强干警的规则意识。
文化建设的瓶颈
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少数干警在思想上对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认为搞文化建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进而简单地认为组织几次书画展、开展几次文娱活动、或者投点资金改善一下硬件设施、悬挂几幅文化匾牌或标语就是“文化建院”了；或者认为搞好这项工作是领导的事、是多数人的事，少一两个无关大局。二是少数干警对推进文件建设态度消极。对开展的各项文化建设活动消极对待，能推就推，能省就省，应付了事，缺乏主观能动性。三是文化活动载体有待进一步丰富。文化建设还停留在学习宣传行政化、会议化和单一化状态，不少庭室局队的宣传学习仍然停留在读读文件、开开例行会议等传统的学习教育方面，很难充分调动广大干警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四是文化建设的行政化现象严重。一些所谓学习教育活动，无视文化建设的规律，盲目下达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指标，随意规定文化建设的期限，结果非但没有促使文化建设得到理性培育，反而使文化建设迷失了方向。
文化建设的对策
加强文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既要防止庸俗化，搞形式主义；又要避免抽象化，避免文化建设与工作实际相脱节。要找准切入点，坚持实用有效的原则，服务于法院工作大局。
一是要立足法院自身，同时大力争取外部支持。首先，法院文化建设应当立足法院自身，做好法院力所能及的事情，完成法院文化建设初期的各项准备，营造法院内部的学习氛围。其次，要积极优化外部环境，进一步争取党委领导和人大支持，使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法院基层建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二是要重视司法礼仪。司法礼仪是法院文化的外化、直观和感觉形象，是法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司法礼仪不仅树立了法官及法院平等、公正的良好形象，同时也捍卫了国家法律的神圣权威和尊严。它不仅作用于法官自身，而且对于社会公众有着无以替代的感知、影响和接纳作用。因此法官要充分认识到司法礼仪的重要性，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要严格依照法院司法礼仪来要求自己。
三是要形式多样、寓教于乐开展文化活动。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使法院文化为广大干警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首先是提炼法院精神，设立集中体现法院精神的院标，以激发群体成员的责任感、尊荣感，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群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其次是打造平台、优化载体，丰富法院文化建设；办好审判理论刊物，打造法院文化名片；办好法官博客论坛，开辟法官理论交流阵地；办好法院互联网站，擦亮传播司法文明窗口。
文化建设结语
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文化建设理应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以群众工作为着力点，以自身管理为结合点，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努力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法院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 篇2
法院文化建设包括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其中法院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法院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农十师两级法院十分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精神文化为主导，以行为文化为要务，以制度文化为重点，以物质文化为载体，努力建设“公正、严谨、拼搏、关怀”的具有法院特色的文化，营造浓厚的法官职业文化氛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人文环境，推动十师两级法院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十师法院文化建设以提高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职业群体的素质为目标。因此，具有鲜明的.审判色彩，其以法官群体和其他工作人员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及与之相关的物质载体，富有全体干警个人色彩的印记，是法与文化的和谐共舞。
一、 十师法院文化建设的内涵
十师法院文化建设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物质文化是法院文化的外观层面，它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基础；行为文化是法院文化中的组织架构层面，发挥着稳定和规范作用，它是法院文化本质外张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评判的重点；而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层面，是法院文化的精髓，蕴含着法官和其他全体干警的职业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它不仅体现着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主导法院现代司法理念的实质与方向，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点。法院文化建设的作用不言而喻：对内，有利于提升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集体凝聚力、促进法院管理；对外，它对于实现社会公正、促进和谐建设、建立公众的法律信仰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物质文化建设，也就是以实物形态显露于外，能被人们直观感受，并能反映审判活动特点的物质实体，包括审判建筑的特征风格、审判法庭的设置装备、工作人员的服饰仪表以及法院内部的办公设备、文体设施等等。近年来，法院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农十师两级法院均建设了综合审判办公楼，并于XX年和XX年分别投入使用，成为农十师和阿勒泰地区具有法制权威的地标性建筑。农十师中级人民法院与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的审判综合大楼，在整体设计上突出建筑功能、风格与法律文化历史、审判人文理念的融合，在细节上通过法院文化长廊、永久法官誓词、办公场所的各类书画牌匾和法官名册等系列设计以及配套设施的完善，为法院形象注入深厚文化底蕴。两级法院还设置了荣誉室，通过开辟专门场所设立荣誉室，以图片、文字、实物陈列等多种形式，集中介绍法院的发展历史、工作成果、先进模范人物等。对外，有效展示法院文化建设成果；对内，有效激发干警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
（二）行为文化建设。法院的行为文化是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基于共同意识，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包括审判行为、思维模式、内部管理行为以及职业行为规范等等。为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农十师法院创建了审判质量管理体系，以高标准管理规范司法行为；为提升法院公信力，制定了以提高案件质量为核心、以提高法官庭审驾驭能力为重点、以提高法官制作裁判文书能力为的突破口的《农十师法院“三项评查”规定》，规范裁判文书，禁止“无理裁判”；制定当事人满意度测评等制度，为公众提供信息平台、互联网邮箱的数字化信访渠道；为进一步便民利民，制定了预约办案、电话立案、远程立案、远程接访、巡回审判、繁简分流等工作举措。抓好节假日值班、指导群众诉讼、假日法庭、农忙晚间法庭等便民、利民措施的落实，一切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工作出发点，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落脚点，真正做到司法为了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通过联席会议、法制讲座、司法建议等形式，及时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情况，分析审判形势，商讨对策措施。积极依靠共建单位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努力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把便民利民的“特色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延伸到群众炕头、延伸到群众的心头。
（三）精神文化建设。法院文化的精神文化建设是法院在审判、管理、教育等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和价值观念，包括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管理理念、群体精神等意识形态，是法院群体的共同认识和追求。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农十师法院系统注重弘扬兵团法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追求公平正义、勤勉敬业、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组织了一系列主题鲜明、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的活动，寓教于审、寓教于趣、寓教于行、寓教于乐的活动。把文化渗透到法院的一切活动中，潜移默化地熏陶法官。
（四）制度文化建设，建立一种长效运行的管理机制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中始终坚持的理念。农十师两级法院首先加大了制度建设的力度，坚持制度创新，践行司法为民，为了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适用于审判工作实际，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制度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编撰了《农十师两级人民法院规章制度汇编》。汇编按照党政事务和队伍建设、审判工作、行政事务收集了三大类60项规章制度，分发给每位干警，做到人手一册。同时成立政务督查小组，负责规章制度的督查落实，定期公布各部门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二、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打造一流审判队伍
王胜俊院长在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的报告中批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培育有先进的法院文化展示平台。
十师两级法院坚持精英带动主流、全员参与、开拓创新的原则。以创办好“法制在线”栏目为依托、以创办好法院局域网站为核心、以创办好法官论坛为重点、以创办好各类文体活动为目标。开展以干警为运作中心的评比表彰、岗位练兵、学术研讨、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娱晚会、体育锻炼等各种活动，主要分为教育型、学习型、竞赛型、表彰型、高雅型等几种最为大家熟悉并广泛运用的法院文化活动方式，有利于活跃干警文化生活，陶冶情操，促使干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多年来，两级法院每年举办以“天平颂”、“和谐之春”等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其中，XX年两级法院干警编排的音诗画情景剧《党旗颂》在师政法系统获得二等奖，较好地展现了两级法院全体干警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精神风貌和法院文化建设成效。两级法院每年组队定期开展训练参加师举办乒乓球赛，增进法院群体成员之间的团队精神，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与理解，从而培养全体干警心系法院的职业感情。
（一）围绕精神文化建设，做强支撑点，实现政治建院法院精神文化是先进法院文化的精髓，是法院群体的灵魂，它支配着法院群体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法院群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两级法院以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为目标，加强教育培训，强化各项措施，全力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围。
1、抓好“维稳”教育活动，引导干警坚定政治立场。通过“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主题教育活动中，不断强化两级法院法官和干警的政治立场，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维稳意识。使两级法院干警进一步树立坚强的政治意识、坚定的守土意识、强烈的责任意识、牢固的大局意识，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2、抓好各类教育活动，引导干警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积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着重强调在执法过程中要坚持“三个至上”，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并通过设立爱岗敬业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题演讲、推选名言警句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三个至上”逐步深入人心，进而有效地指导自身的司法行为。
3、抓好和谐司法理念教育，引导干警创建法院内、外和谐的司法关系。组织干警收看宋鱼水、郑桂兰、陈燕萍的先进事迹，通过学习，倡导在法院内部营造心灵相通、工作相融、人缘相亲、和谐合作、团结向上的工作氛围；在法院外部寻求和构建和谐的诉讼模式，倡导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依法诉讼、诚信诉讼、文明诉讼、积极诉讼、平等诉讼，形成和谐诉讼秩序。
（二）围绕物质文化建设，做优结合点，夯实基础强院物质建设是法院文化的物质载体，夯实法院物质基础，对树立法院权威，维护法律尊严具有重要作用。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大投入，开通了三级法院局域网，安装了法院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了审判、办公的现代化。两级法院始终把提升法院创办专栏和网站质量做为重要抓手，办好两级法院网站，提高品位。我们主要在解决目前法院网站信息更新滞后、缺乏层次性等问题上下功夫，设立网页的信息主管，加强对下级法院相关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与信息交流；通过管理和评比，增强网站的学术性和实用性。通过现代化的资讯手段，传播独特的法院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院、关注法院、聚焦法院。办好《法制在线》专栏。两级法院吸收文字功底较强、具有学术专长的审判业务骨干参与编辑，在版式设计上更加富具有地域和法院文化特色，在栏目设置上加大法律适用研究的力度，在稿件来源上不断扩大撰稿人的队伍，使《法制在线》专栏成为法院干警进行学术交流、审判研讨的阵地，通过刊发优秀的文章关注法律的人性基础、价值构造，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广大干警产生“司法共同体”的归属感。
（三）围绕管理文化建设，做实着力点，完善制度建院软文化建设，硬制度先行。近年来，十师两级法院对人事制度、管理机制、审判方式进行了的改革，建立起用制度规范人，用机制激活人，用责任约束人，用绩效评价人，用奖惩回报人，符合法院职业特点的科学司法管理机制。推行了中层干部竞岗制度、主审法官选任制度等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选拔方式，选任中层干部、主审法官，探索了法官队伍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高素质法官在审判中的核心作用。正确的用人导向，从政治和生活上关心了同志的成长与进步，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营造了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展示才华的宽松环境和广阔舞台，激活了内力，凝聚了人心，增强了战斗力。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修订了关于领导决策、审判流程、质量考评、廉政建设等八大管理规范体系，实现了决策规范化、办案规范化、管理规范化和监督规范化，使两级法院的规范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四）围绕行为文化建设，做牢立足点，树立作风塑院行为文化是法院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对法院群体各类行为的规范要求。
1、倡导文明用语，规范司法文明的细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文明用语和行为规范标准，要求干警工作时间统一规范着装，做到仪表整齐、风纪严整、举止端庄、行为规范。坚持做到 “态度和蔼、办事认真、公正司法、人民满意”十六字方针，真正形成公平、公开、公正、为民的司法作风和勤政、文明、务实、高效的机关作风。
2、开展“三项评查”活动，提高案件质量。我们把开展庭审观摩、裁判文书评查、案卷质量评查活动作为规范庭审行为、规范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案卷装订，提高庭审能力和案件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通过组织两级法院其他干警观摩、评查法律文书和案卷，让审判员在真实案例中掌握质证认证、查明事实、归纳争议焦点、控制庭审秩序等能力，杜绝了“无理裁判”和“无序装订”现象。
（五）围绕审判文化建设，做亮培育点，培养人才兴院
丰富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厚实的文化底蕴是人民法院做好审判工作的基础。我们以培养“复合型人才、精英型法官”为目标，以教育、培训和实践历炼为手段，着力加强法院审判文化建设，花大力气着力培养专业化、复合型的法官队伍。推进学习型法院建设。坚持日常学习制度，采取法官讲课和领导领学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习;克服经费紧张、审判任务重的困难，积极选派业务骨干参加上级人民法院举办的各类培训班，推行“外出培训人员讲课制”，使“一人受培训、全员有提高”。
定期举办法官论坛，提高法官素质。两级法院每年举办一期 “法官论坛”、“法官会议”等活动，旨在增强法官知识、提高法律素养，丰富审判经验，届时邀请政法委及公、检、司有关领导、专家、社会人士参与讨论点评。活动结合审判实践，确定若干司法实践性较强的论坛专题，由法官收集资料，准备讲稿，轮流主持、发言，这种关于法律适用沟通交流的形式为法官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有效激发法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热情，其更深次的意义在于通过共同探讨法律法规适用，交流办案技巧，促使法官们对法律法规条文的理解产生最大限度的趋同，最终形成法官职业共同体，提升论坛的品味和层次。 加大司法宣传力度，提升干警修养。在司法宣传上要严格落实《农十师法院新闻宣传与调研工作暂行办法》，规定每个干警必须完成网络新闻稿件12篇，报刊宣传稿件2篇、调研文章1篇的宣传与调研任务，并将其纳入岗位目标责任制进行考核，每月通报完成情况，形成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格局。对于完成任务多、质量好的给予重奖，对于未完成任务的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干警当年评优评先以及晋升职务职级的资格。领导干部带头撰写宣传与调研文章，发挥资深法官和高学历人员的智力优势与资源优势，以其活跃的法律思维、丰富的审判经验、文明的道德修养影响和感染和带动其他法官，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强能力培训，提高司法技能。建立健全学习培训制度，下大力气抓好审判业务理论学习，形成“以法庭为课堂，以案例为教材”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机制，用身边的人教育培养身边人；强化岗位锻炼，通过开展庭审观摩、以案析理等形式，切实提高法官“四种能力”。举办法院文体活动，提高法院活动品牌。两级法院创新活动方式，定期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活动中借鉴其他行业特点来丰富和发展法院文化，创出具有两级法院的特色和品牌。在教育型文化活动中，两级法院充分运用自治区高级法院出版的《新疆审判》和兵团分院出版的《兵团审判》等刊物，以及《兵团日报》、《新疆法制报》、《北屯报》、《阿勒泰报》；兵团电视台、北屯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将法院文化的要义进行系统地梳理，提炼出具有法院特色的基本精神，既有效解决每年学习教育的主题各不相同难以整合的问题，又能使法院文化不断发展。同时组织广大干警向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台报送案例和通讯，通过生动直观的案例，将法官调解、审判的经验和技巧向广大传民众播给，成为农十师两级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法院内部刊印的《兵团法官》、《兵团法院新闻集》，这些内刊是法院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开拓了法院干警的才气，而且成为所在法院的一张文化“名片”。在学习型文化活动中，每年举办各类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以及经验交流会，让干警们登上讲台为审判工作献计献策，既增强他们演讲与示范的技能，又集合审判一线的智慧，丰富法院文化的内涵。两级法院充分利用办公楼走廊、墙壁、门前平台、黑板报、展板、学习园地等载体，分不同阶段介绍法院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措施，展示法院开展的教育活动成效；既宣传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法院精神文化，也宣传了先进模范人物事迹，图文并茂，每天出现在法院干警周围，反映法院文化不同层次的内容，寓教于潜移默化中，对营造法院文化氛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宣传栏或学习园地中由每个干警亲笔写下自己的警句或座右铭，连同个人工作生活照、获得的最高荣誉一起进行展示，时刻警醒干警公正司法、奋发进取。
在竞赛型文化活动中，开展 “优秀法官”、“调解能手”、“办案能手”“优秀书记员”、“优秀司法警察”、“优秀通讯员”等高定位的审判技能竞赛，探索融岗位练兵和法学研究为一体的文化活动新模式。在表彰型文化活动中，树立真正能代表法院精神的知名法官和其他典型人物，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并通过法官文学的创作形式加以升华，使其他法院干警有学习的具体典范，社会各界对法院精神与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在高雅型文化活动中，定期在业余时间开展活动，培养干警高雅的业余爱好，提升干警的生活品味，使干警的业外行为也成为法院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十师两级法院全体干警还积极参与兵团法院和农十师举办的摄影书画展，有十余幅书画和摄影作品获一、二等奖，并被收录进刊印成的画册、文集，对两级法院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两级法院还在电视台、电台、报社开办《以案说法》和《法制在线》专栏，干警们积极撰写各类文章，成为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一个品牌。两级法院摄制了《活跃在阿勒泰草原上的巡回法庭》、《困境中崛起，艰苦中创优》、《追求》、《天平下的蒲公英》等电视专题片，在十师专题片比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热情讴歌兵团法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法官精神，通过拍摄专题片，提升法院文化的内涵，真实地刻画了十师两级法院法官的内心世界和职业追求。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通过推行以上措施，十师两级法院的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保障了全院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自XX年以来，中院在农十师党风廉政建设综合考核中，连续三年被评为第二名，连续两年被自治区高级法院评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在XX年兵团法院绩效考核中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XX年再上新台阶，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全体干警争先创优，有十余名干警受到自治区高级法院、兵团分院表彰，先后涌现出“自治区十佳女法官”、“自治区办案能手”、“自治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自治区先进政工个人”等先进典型。
;Ⅷ 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伦理的关系
职业伦理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如果能够充分渗透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执业行为中，为其执业行为提供规范化指引，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将有助于协调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者之间的关系，共同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职业伦理建设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应该说，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规范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执业行为起到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但是，就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这些规范又像是散落一地的“珍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一条“项链”，需要明确、统一的制度将之“串联”完善，使之成为一体化的规范。
而要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规范一体化，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需要各自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问题，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才能真正明确对方的诉讼关切和诉讼要求，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指引有着清晰的认识，也才能更加理性地实施自己的执业行为。因此，这就要求建立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身份转换制度，畅通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职业转换渠道，使法律各分层之间的流动顺畅、充分，法官可以从优秀的律师之中选任出来，检察官也可以转为法官。这种职业身份转换制度，可以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行为规范提供重要保障，使得法律职业共同体能够在各自执业行为选择中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给予彼此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关照，从而在共同的诉讼场域内实现平等和理性对话，达到定分止争的诉讼目的。尤其是在刑事诉讼的推进中，这种身份转换制度的实施更能使得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于自己的诉讼行为予以全面、充分和客观的审视，在“和而不同”的环境下，保障程序正义目标的实现。
因此，笔者建议，当前应加强法律共同体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可以考虑由中国法官协会、中国检察官协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共同制定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规范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具体描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行为规范，使得职业伦理明晰化、具体化和程序化，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各分层之间的“共同行为准则”。明确将法律职业共同职业伦理制度规范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及奖惩考核体系相挂钩，如果一旦其出现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就应当受到相应处罚，真正使得职业伦理规范成为规范法律职业共同体具体行为的“硬约束”。
实现职业伦理规范一体化，就需要从整体角度予以推进，要将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身份互换制度落地生根。首先，应明确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的职业身份可以互换，明确职业身份互转的基本条件、法律程序和禁止事项等。其次，尽快落实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确定的法官、检察官职业身份保障和薪酬保障，真正增强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尊荣感，进一步缩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职业待遇“鸿沟”问题，为职业身份转换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保障。第三，加强对律师职业保障的关注，完善律师职业保障制度，为律师执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更好地保障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之间实现平等交流对话的途径。只有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转换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